【文苑】一把汤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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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汤瓶壶
作者： 宁波孙玉安 稿源： 穆斯林通讯
作者简介
孙玉安，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宁波作家协会会员、宁波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润心般的信仰传播收获，胜过任何著名导师的照本宣科。
在我书房博古架上，摆放着一把古香古色、包装浑厚的黄铜汤瓶壶。这是穆斯林家庭必备、礼拜前做小净用的器物。同时，在过去清真饭店的招牌上，往往以汤瓶壶的图案，显现出特有的洁净、真诚之含义。
这把壶，虽然制作于清末民初的年代，却比我收藏的汉代古玉珍贵、比唐朝陶俑更有意义。时不时，我会慎重地捧起抚摸，还用洁净的毛巾，轻轻擦拭上面并不多的尘星，每一次触及，都会联想其原主人的轶事，不禁构念出一段难忘的回忆。
1979年的初春，我还在河南军区服兵役。爱子心切的父母，一直在为我的婚姻大事伤愁。那时候，出生在农村的我，从没有奢望过自由恋爱，只能遵循着定然的安排。
本家爷爷孙文喜，常到郑州大女儿家小住。在郑州解放路小楼清真寺礼拜时，结识了同龄多斯迪，住在西郊国棉四厂的李忠明。
改革开放后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思想解放的号角，让郑州穆斯林如同获得了第二次翻身，解放路小楼清真寺成了郑州，乃至河南的一面旗帜，回民到清真寺礼主麻，已经成为了穆斯林自觉的必修课。
当时的我，身穿军装，每次神采奕奕地走进清真寺礼主麻时，被大家那赞美眼神围观着的感觉，使我自豪不已。就是在礼拜后的短暂时刻，在几百人熙攘挤拥的人群间，孙文喜爷爷叫住了我，寒暄后便是开门见山、关切地询问我，他急于要知道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老人笑了。
“印沙安拉！看定然吧！”临别时，老师只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不久后的主麻天，他陪着同样留着胡子的一位老人约见我，依然是赞扬、勉励。随后，向我介绍“这是你的李爷爷，也是个阿訇”。
当安拉的定然来到之时，一切的不可能，似乎变得是那么的容易。
几天后，父母专程从乡下来到军营，让我相亲。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我有点不知所措。父命难违，只好请假外出。来到了国棉四厂家属院，三楼客厅两把椅子上坐的，竟然是见过面、笑嘻嘻的两位爷爷。
感谢安拉！就这样，两位老人家作为媒人，与李爷爷的外甥女相识，定然的安排，让我们走到了一起，直到今天。从那一天起，把李爷爷改称为姥爷(河南地区称外祖父为姥爷)。
随着相敬到亲戚的升级，直到后来结婚留住在郑州，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抽空去看望尊敬的姥爷。我敬重他晚年的教门操守严谨，还有他讲述的丰富而坎坷的经历，这些活生生的教门与生活的经历一直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李忠明1905年出生在河南周口河西。父亲是个传统的小生意人，祖祖辈辈的家庭教门传承的熏陶，让省吃俭用的父亲，下决心供养李忠明到清真寺一边念经、一边学文化。
11岁时父亲的突然去世，让他失去了依靠，生活逼迫他快速长大。生活的现实逼迫，寡母只能带着孤儿，投奔到上海二姐夫处。
当时，二姐夫李项臣在沪西清真寺附近设摊卖烧饼，李忠明只好寄人篱下，做了打饼的童工小学徒。
李忠明老人不止一次地回忆他做学徒的艰辛。天不亮就要提前起床生火、备料。晚上繁星满天才能够收拾炉灶回家休息。动作慢了要遭骂，收错钱一定会挨打。好在是亲戚，否则，连这样的机会都排不上，当年的艰辛可想而知。
那时候，有句俗语：三年免费学徒期满后，还要再做三年廉价的伙计。总算熬过去了最困难的时刻，自己终于在药水弄开了一家饼店，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老人讲起最得意的事时，高兴地满面春风。他说:那时候，常常到红石坊清真寺与平易近人的张永泉阿訇聊天、交谈，有时会到药水弄向刘志三阿訇问“侯昆”(教律)、主麻日，专程去外国寺，听达浦生阿訇讲“卧尔兹”(演讲)。斋月是收获期，他会不思劳苦地瞪着黄鱼车，给各个清真寺送炝饼、聆听各种丰富多彩的讲座、参加聚会，他还是各种活动的年轻骨干。那段时间留给他的，是收获最多、最开心的记忆。
“那时候上海的伊斯兰文化最活跃、最有生机。是全中国的一面旗帜”。老人一边手翘大拇指，一边哈哈大笑。那种自豪，足以能够体现出他回味无穷的真实感受。
1942年，母亲看着成家立业的儿子已经步入殷实，欣喜之余，增添了顾虑和担忧，思乡的念头愈加强烈。她看不惯大上海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她担心独子被现代的时髦改变掉意念、丢失了根基；更害怕被埋葬在不属于家的漂泊之地。为此，坚持返回故乡，而且无容置疑地果断。
百善孝为先。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作为穆斯林孝道的分量被提升到了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
尽管李忠明已经在大上海逐渐站稳了脚步，尽管他已经融入了清真寺这个大家庭里，尽管他踌躇满志地计划着事业的进一步开拓，然而，母亲的固执打乱了他所有看似详细的规划。他没有选择，只好变卖家产，告别亲友，雇了一辆马车，带领妻子儿女，陪伴着母亲返回故乡。
母亲安然归真后，他于1948年又辗转到武汉，计划着二次创业，在汉口大智门重新开设清真小吃店。独到精细的面点手艺，为武汉回民小吃增加了一个品牌。他的炝饼，包子是每天回汉民众排队争购的一大亮点。
真主的恩典，不仅让他摆脱了初来乍到经济上的困境，他深厚的教门功底，加上热心慈善事业、常常帮助穷人、孤儿，也得到汉口穆斯林的赞赏。不久，就被三码头清真寺(今天的民权路清真寺)推选为学董。
这个清真寺原名广益桥清真寺，位于汉口民权路。据宣统元年(1905)所立清真寺碑刻载：该寺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置产建造”。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系古典宫殿式木质结构，斗拱飞檐、雕梁画栋、蔚为壮观。辛亥年(1911)遭大火焚毁后，又在原地复建如初。1930年拓展汉口马路时，被拆后，仿照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格局进行重建。建筑面积缩小至750平方米，改为砖木结构的3层楼房建筑。
该寺有过辉煌的历史，先后曾培养出一批知名阿訇，兴办过回民新型学校。
抗日战争初期是回民抗日救亡活动的非常时期，汉口市回民战地服务团所在地(后改名为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也在该寺成立。直到解放后，武汉市回民联合会、武汉市回民文化协进会、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均先后设于该寺。
李忠明老人回忆；当时的杨寿廷阿訇非常能干，在回族中威望极高。他们配合得非常密切，经常组织各种传播伊斯兰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得到清真寺乡老们的认可，也得到各级政府的满意和放心。
李忠明是解放后首届武汉市政府的回族人民代表、禁烟禁毒联络员。
遗憾的是，1956年，无意中与当时民政局一位回族干部谈话时，对方问他“民族重于宗教还是宗教重于民族？”
“当然宗教重于民族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当时平凡的言语，的确没什么异常，更没有任何顾忌。可是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时，这句话变成了罪证。老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成为被监督、改造的对象。
1958年，因孩子们也遭牵连，他们夫妇被迫又一次搬家、迁徙到了郑州。
我与李忠明老人接触的初期，75岁高龄的他，每天早上做过晨礼后，还是雷打不动地在国棉四厂家属院扫地，只为挣到每个月的30元钱。因为他没有退休工资，不愿意给儿女们增加负担。他认为，自食其力地活着，会更有意义。
我每次去看望他，大多时间都看到他在学习《古兰经》、重温伊斯兰教知识。
年近古稀的他，时不时地开些玩笑。每次都会让我将吊在他屋顶上的竹篮取下，把平时儿女们买来的点心，让我品尝。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他钟爱我的原因。很久之后才体味到，他始终怀揣着希望，期盼他的晚辈中多几个坚守走伊斯兰道路的人。
也就是在他那里，我第一次系统地研读了《回教真相》、《礼拜必读》等当时少见的教门基本信仰小册子，多次静听他对造物主的敬畏感受。
润心般的信仰传播收获，胜过任何著名导师的照本宣科。
几年后才了解到，他从改革开放初期，就与好朋友许占奎老人一起，坚持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风雨无阻准时步行到郑州劳动文化宫操场，向十几个回民男女退休工人一边教授舞剑健身、一边讲述伊斯兰信仰基本、礼拜知识。后来听说，这个小团队逐渐发展到四、五十个人，一直坚持到他重病卧床不起。
老人只是个极普通的穆斯林，就连郑州，很少有人会想起、提及他的名字。但是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尽力在做着。他没有高谈阔论、没有装腔作势。他平静似水、他清淡若兰。他不需要别人知道他做过什么贡献，更没有奢望得到后人的褒奖。他一生追寻的———只想获得真主的喜悦。
伟大，往往来源于平凡。
直到今天，每当想起他们那一代阿訇、乡老们的行为举止，顿时感悟到，我们当代人真该惭愧地无地自容。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么宽松的自由时代里，却过于追逐着物质生活的享受，时时刻刻被资本和浮躁绑架着。我们不愿意认清自己的本质，削弱并丢失着宝贵、高尚的尊严。我们这个时代，缺欠的是精神的坚韧、倔强的毅力。留给我们的反思太多太多！
1992年，在国外出差时，得知外祖父李忠明阿訇归真了。回到郑州，我专程去墓地，为外祖父做了虔敬的“都阿宜”，祈祷安拉提高他在天园中的品级。
岳母从内屋取出这把汤瓶壶，郑重其事地转交给我。没有说教的话语、没有动感的遗言。此时无声胜有声。唯有我自己，能够感受到壶的份量、壶的内涵，理解外祖父的重托和期盼。
老人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每次目光落在铜壶之上，都能够引起一串敬慕的回忆、一次无声的激励。
我突然想起了鲁米的诗，我想对我的读者及晚辈诵读一遍：“静静细嚼／真主那甜如甘蔗的爱吧／并让自己长保赤子之心／如此／你的脸庞／将绽放出嫣红之光／像那盛开的紫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