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登洲：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先驱
★推荐阅读★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刘博文
胡登洲（1522年—1597年），今陕西咸阳人，回族，于明嘉靖元年出生于陕西咸阳渭城一个家境丰裕之家。自幼聪颖过人，灵慧超众，“平生无骄，不二色”，精通汉文、崇延儒学，谙习诗书、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年近五旬时，客居北京，拜一位阿拉伯缠头老学者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征集西方伊斯兰教经书，潜心苦研经史百家。史书记载：“胡登洲好学不厌，昼夜钻研，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安于席者数年。乃深明正心诚意之学，贯通尽性穹理之源，究于理之赅而不偏”，成为“经汉两通”的学者。
胡登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封闭与开放相冲撞的时代。随着欧洲商人而来的一些宗教人士在中国传播宗教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使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放眼看世界。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这一强有力的冲击，也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世界。
1572年，胡登洲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这一步改变了他自己，更影响和改变了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的方向与未来。是年初春，胡登洲远涉万水千山，赴麦加朝觐。归途中，他又游历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国，实际考察了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教育状况。在那个年代，他经历的艰辛不亚于唐僧取经那九九八十一难。通过对伊斯兰国家历史文化的了解，他深深地感慨道：伊斯兰教在中国“经文匮乏，学人寥落”，“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
胡登洲用独特的眼光，开始厘清宗教的本质，这就是“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也就是说，任何外来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只有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才能实现“道本同源”、达到阐扬之有“自”。这个“本”和“自”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没有这个“本”和“自”，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以中华文化为“本”、有“自”的宗教观极具远见卓识，蕴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
胡登洲为后世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相当丰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以儒诠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契合点。
胡登洲开始没有地方，干脆就在自己的家里免费招收门徒。随着学徒增多，就设帐讲学。很快，门生就有百人之多。后来，又转移到附近的清真寺内，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创办中国化的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在内容上秉持“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坚持“爱国爱教，教以国昌”。经堂教育将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相结合，以儒释经，贯通一家，“开百世未明之惑，辩异端是似之非”，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奠定了中国化伊斯兰教育的基础，实现了伊斯兰教从口传到以汉儒释经、传经的蝶变，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学说。
胡登洲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使经堂教育得以稳固并快速发展。“学人寥落”的状况开始扭转，“传译不明”的忧虑得解，“经文匮乏”的困难逐步解决，“阐扬无自”的苦恼有了新解。短短几年，经堂教育就培养了大批“经政兼通，回而兼儒”的宗教人才和学术精英，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作出了贡献。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精神、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伊斯兰教文化，更使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为伊斯兰教的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伊斯兰教无论是在外表形式还是在深层次的教义和道德伦理上，都表现出浓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全国各地不少地方都效法咸阳，在清真寺办学，传授经文教义。陕西一时成为中国穆斯林文化的中心，咸阳也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发祥地。由于胡登洲的历史贡献，有人把经堂教育昌兴称之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胡登洲被尊称为“胡太师巴巴”。一些研究伊斯兰文化的专家说，“研究伊斯兰教文化不能没有中国，不能没有经堂教育，更不能没有胡太师巴巴”。
1597年，76岁的胡登洲走完了他具有传奇的人生历程，葬于咸阳渭城里渭河边。胡登洲“爱国爱教，教以国昌”的清气、正气长存，对伊斯兰教以后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成为伊斯兰教这一外来文化适应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实现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成功实践者和推进者，进而为形成一个血脉相连、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4个多世纪过去了，胡登洲的形象愈发高大，受到回汉各族人民的敬仰。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云南及西安、咸阳等地的汉族和穆斯林群众经常到胡登洲墓地走坟，每年达上万余人次。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以及中亚地区“陕西村”的东干人穆斯林，也曾多次前来悼念。清代陕甘回民起义首领白彦虎之孙白六娃，也特意刻碑赠送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