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的第五个隐性目的“代帝朝觐”
话说我画“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的第五个隐性目的是“代帝朝觐”
阿里雷公
《和平使者——郑和》为什么这幅画的名字叫“和平使者”？因为历史事实就是如此，６００多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五次驻节马六甲，成为中马友好交往史上一段佳话。抚今追昔，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讲信修睦，致力于同马来西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６００多年前，郑和率领强大船队来到马来西亚，带来的只是友谊。马来西亚人民赞赏中国和平发展和睦邻友好方针，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马方期待着同中方发展强有力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彼此发展中受益。
他说，这是许多人都没想到的事，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是由华人，即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带来，并影响当地印度尼西亚人，逐渐接受伊斯兰教。
另据星球网援引（2015年7月31日）印尼共和国报kaskus.co.id报道，前总统哈比比在解释伊斯兰教如何在印尼群岛出现的时候，他介绍到：”是中国的郑和把伊斯兰教传播到印尼的。"中国给予印尼最伟大的礼物就是伊斯兰教。"哈比比在雅加达新市场劳乌斯清真寺发表演讲时说道。他还说："我对北京的领导人说，也对德国的领导人说，伊斯兰教没有靠着侵略战争（比如阿拉伯人扩张）来到印尼，而是和平的到来。"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这样评价郑和的这次壮举，在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从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海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郑和不计前嫌，不驻一兵一卒，乃和平之师。
我最近网购了几本历史上中东穆斯林撰写的中国游记题材的书，一本是阿拉伯人在我国大唐盛世时根据他的见闻写成的游记,一本是伊朗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著述的《中国纪行》——波斯人眼中的大明王朝（2016年版本,此前1986年曾作为学术研究著作在国内第一次出版过），虽然作者的身份没有记录他的出处，各国学者还有这样那样的猜想，包括伊朗当代学者从伊朗的历史和习俗方面推断此书是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生活过的父亲所著述，但书中以身临其境的语言和手法详细描述了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大家一致认同此书重要的历史价值，该书成于1516年用波斯语著成献给当时的土耳其帝国苏莱曼大帝，该书曾以土耳其语译著手抄本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1582年、1760年、1836年、1854年1967年、1969年和1978年在世界各国的重视下，于上述的很多时间段曾多次被手抄或刻板译成德文和英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尤其是19世纪以前是西方羡慕东方的中国而进行研究除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著述之外的一部重要著作。
我国的学者是1985年才有幸研究翻译并第一次出版此书的，书中选录了作者的波斯文手抄稿影印、德国东方学者保尔.卡莱、英国学者李约瑟和中国学者季羡林先生的不同版本的序言。季羡林先生高度评价这本书：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他完全可以同《.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先后辉映，照亮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道路。这部书是写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时间段之后，也是瓦剌部落打败明朝大军并俘虏了英宗的“土木之变”之后。也正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时期。但书中仍可从这位旁观者眼中见证中国的地理、军事、宗教、仓库、皇帝、宫廷、监狱、节日、教坊、妓女、医疗、立法、学校、外国使节和侨民、农业、货币、法律、剧场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了解中国历史上各方面和各界与百姓生活，及其细致和真实的百科全书。季羡林先生还写道：“17、18世纪中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天才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殖民者在一百年前入侵中国时，见到了中国很多落后的东西，这个时候觉得中国人不成了，中国人成了有色人种，成了劣等民族。到今天依然有些西方人另眼看待中国人。”从这个角度讲我为大明朝自豪，更为那个时代出现的世界航海家、我们中国的穆斯林郑和大人骄傲。
书中也引述了邓小平的讲话：“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锁国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了，中国被侵略了——如果说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年闭关自守，把中国搞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由此可以看出郑和七下西洋在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进行, 那时期不惜大量国力支撑事业的规模之巨,历史意义之重大。而今的“一带一路”方略也证明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深远和重大，所以今天回过头来再看我自己所创作的《和平使者——郑和》，也是2004年马来西亚华人友好团体给我的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应该再次感谢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们。
2004年的6月份，马来西亚中央艺术研究院院长郑浩千先生从马来西亚打来电话，他是我当年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由我的老乡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介绍我去见他且认识的。电话里郑浩千先生跟我说，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团体成立了一个“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组委会”要在2004年9月1日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并推荐我，跟我说能不能创作一幅郑和下西洋内容的画，我说可以，他说7月初马来西亚的几位朋友来北京见你，一个星期起个草稿，请他们看后讨论如果可以你就继续画，9月1日你带着画来吉隆坡展览，放下电话我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这样7月上旬他们来到北京住在王府饭店，一行五六个人非常重视这个事，约我带上《和平使者——郑和》的草图过去一同研究定稿，他们看了草稿以后觉得很满意，还特意提醒凡是有中文的题目和文字的地方，一定要有阿拉伯文。可见他们虽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还是特别尊重中国的郑和大人和穆斯林的。就这么样，也没搞什么书面约定，就这么决定画了。
他们走后我就拼了命了，因为画完了以后9月1号要带到吉隆坡去，还要考虑完成作品后给装裱的师傅留有时间，将近一丈二的尺寸，日日夜夜，完了我的头发就哗哗的掉啊!你们看我现在脑袋奔儿秃吧，胡子也白得像棉花，那黑颜色早都跑到画上 33 47852 33 15792 0 0 3731 0 0:00:12 0:00:04 0:00:08 3731去了。这样，我设计整幅画面并在左右各设计出六个光子（小的画面局部），我们搞瓷器叫光子就是别处都是图案，像窗子的那个位置可画山水、花鸟和人物等等。
第一个圆光子……还得说在落款的时候人家提出来了，一定要用阿拉伯语文，有中文还要有阿拉伯文，连查找资料都需要一段时间。我在心里多年前就留意了郑和这位历史人物，这位我们回族人的骄傲。我请海淀清真寺的王吉惠阿訇每一幅画内容都根据我的中文意思翻译了阿拉伯文。
大家都知道，公元1405年郑和在明成祖朱棣皇帝的支持下，率领两万人和两百多条舰船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下西洋的壮举，经历无数艰难险阻至1433年郑和63岁在海上归真（去世），历时27年，扬我中华大明朝的国威于海外，与众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维护海上的航行秩序，保护商贸的航路畅通，为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及贸易通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时空已经转换了600多年，可他那壮举是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的大航海事迹早已载入世界人类历史。马来西亚的华人自那个时代起就一直崇敬郑和，他们说是郑和把伊斯兰教传到了马来西亚，一部分其他信仰的马来人还用修建了郑和庙等形式纪念他。所以，作为中国的穆斯林艺术家，我有责任用绘画的方式描绘歌颂郑和和他下西洋历史的丰功伟绩。
要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创作那么大的画是有难度的，根据通过小草稿的各个局部小画幅的内容，我用各种手段找到尽量和历史相接近的素材，一一把草稿放大完成。
第一个叫《授命于天》，描写郑和从皇宫紫禁城的太和殿接了皇帝的圣旨下来，朝气蓬勃满怀信心的英姿勃发，咱们可以往后翻，有局部。七下西洋我节选了用他正年富力强、年轻的时候，青春英俊那么一个形象来画他。《授命于天》，取了圣旨，拿了皇帝的封官印信，还有尚方宝剑。我画这么多年的中国画，我就感觉我的线条和这种白描淡彩的表现手法，在这里应用得是最成功。最成功的就是这六幅小画，线条的潇洒流畅，人物形象比例协调，灵动自然表情丰富。后边是太和殿，殿下那些武士拿着各式兵器在那给皇帝站岗，再往上还有太监拿着拂尘，虽然很简单，就是线条的，淡彩的，但是比较高雅。线条也证明了我的功力，这是最理想不过的效果了。我这里起这个小题目《受命于天》有双重的意思和意义，第一作为穆斯林，他接受国家的使命就是领受了他信仰的独一无二的真主安拉的使命，即天命。第二，中国习惯，皇帝以天子自称，他经常在百姓和大臣面前以奉天承运的面目出现，郑和接受皇帝授予的使命自然也是“受命于天”。
第二个情节叫《马来结谊》。在马六甲一个近二万七千多人那么庞大的舰队，240多条船要补给，在茫茫的大海上首先要搞一个基地躲避风浪和补给的地方，所以在马来西亚要与那里的住民和平共处，就要结义马来《马来结谊》郑和他们不是去占领的，不是去驻军侵略，不是去殖民的，为什么马来西亚这么多年崇敬他，还给他建庙，在马六甲建郑和博物馆？他是穆斯林但还是给他建了庙，就因为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我设计了在这个热带岛国，从宗主国来了大队人马给他们带来了他们所没见过的中国的物产和中国皇帝的赏赐，能不高兴吗？所以载歌载舞欢迎上国来使。这跳舞的资料来之不易，当时没有电脑，我从附近部队首长朋友那里借来的笔记本电脑才得以顺利使用资料。
两万多人的庞大的船队里边既有多名副使，也带了阿訇，自己最忠诚的随从、搭档，为了方便与各国各界交往，同时也肯定带有和尚或者还有祆教和道教等教徒。到了印度，这幅画叫《印度换礼》，看这样的威仪，多么的威武！轮罗伞盖，伞盖后面的武士、随从跟着，前边自己的和尚跟印度那儿的比丘寒暄交换礼物。怎么更能突出是印度呢？画个漂亮的大象，后边还有菩提树，所以画面上的很多有用的东西都是经过精心的思考挑选设置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胡画胡来胡涂乱抹的，这些虽不是政史也不能胡编乱造，有的研究中国的外国专家看到我赠给北大外国语学院的这两幅画。既看了张骞也看了郑和，尤其是看了郑和大人的船，说：这个是中国的，画的好。有些人画的郑和用的是欧洲的船，那个不对！人家懂行的，先第一眼看你的船。这船画对了，衣服帽子玉佩和身上的图案画对了，心里踏实，这是在歌颂祖先，弘扬我中华自古就主张和奉行和平的大国精神。
《西非传道》再往下，应该说考古的发现说明他也到过非洲，而且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时候好像非洲还有他船队里留下人员的后裔，这幅画叫《西非传道》。传什么道啊？还是宣传中华大国和平的精神，宣传我华夏文明，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给他们带去铁器工具和农具，给他们讲怎么耕做，这是我想象的， 我觉得当时郑和肯定也是这么做了。和平使者嘛要传播先进的东西。后边那个泥吧建造的清真寺（麦斯吉德），这是非洲的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她好像也是世界级文化遗产。
这个《波斯叙旧》，刚才我们看了《张骞出使西域》，那个时候已经沟通了丝绸之路，到了郑和再去的时候可不就是叙旧去了嘛，都是老朋友了嘛。我的一个伊朗朋友说，他记得看资料是最后一次郑和七十多岁的时候再去沙特麦加，实际有些历史研究说他为什么七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他有一部分任务是代替皇帝朝觐。只是因为作为朱元璋和他的很多开国的回族功臣都信仰伊斯兰教，为了朝廷和政权，他们有意或无意隐去了自己的身份。伊朗朋友在谈到我的“郑和下西洋”的绘画作品时,尤其是提到郑和去过沙特时,说郑和这一次是六十多岁时候最后一次他去朝觐，计划去麦加但是在波斯湾那儿遇到了坏天气,风浪特大，结果就在伊朗停留下来，住了一个月左右，等天气好了,他就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了麦加。在回去的路上就因病归真（逝世）了。但是，据回族学者魏德新2005年6月所著《郑和研究论文集》载“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藩国开读赏赐，分艐到古里国时（到此地为宣德七年）内官太监洪保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分带麝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回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鸵鸟等物，并画天堂（麦加圣寺）图真本回京，其默加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归？于朝廷。（明 马欢《瀛涯览胜》<天方国>）。这次郑和派遣七人前往阿拉伯麦加，记载有副使洪保和杨真等七人，正巧默伽国（今麦加）使者欲返回国，正巧他副使七人随麦加的使者去天方国，并随他：到一城，明葛底那（麦地那），其马哈嘛（穆罕默德）圣人陵寝正在城内，至今墓顶豪光侵云而起。（此处讲他们去了麦地那）。此次遣使天方作为通事、作家、翻译马欢在其所著《瀛涯览胜》还记载了当时天方“克尔白”天房的规制和建筑规模：“凯阿白”（克尔白），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门，门之两旁皆用白玉石为主、柱，其柱共有四百六十七个，前九十九个，后一百一个，左边一百三十二个，右边一百三十五个，其堂以五色石叠砌，四方平顶样，内用五条沉香大木为梁，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壁皆是蔷薇露，龙妍？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
当他们到达阿拉伯朝觐同时受到麦加国王的接见，据同往的通事费信《星搓胜览.天方国》记载：其国王深感天朝使至，加额顶天，以方物、狮子、麒麟貢于廷。这说明从遥远的天朝大国派来穆斯林使臣来看望天方国的国王，接受了大明王朝皇帝的赏赐，他很是高兴，回贡了很多当地的特产，之后他又派使者随洪保的船队来中国觐见大明皇帝。如此在这般加强了中国和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默德那和天方国的了解与友谊。
国际上有过多次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研讨会“，也有大量的有关郑和的研究学术论文和成果；尤其是台湾著名学者白先勇先生也有很多学术研究论文，他有很多根据考证后的论文发表，国内也不乏郑和事迹研究的专家和成果。.最后这幅小画是表现郑和去了麦加朝觐。这一幅小画就是《和平使者——郑和》之《朝臣赴命》。
《朝臣赴命》，赴的谁的命啊？皇上的命，国家的使命，安拉的使命。
好，咱们知道郑和是云南人，出身于回族官宦之望族，先祖乃是赫赫有名开疆扩土，治理苍山洱海和开化建设云南，并造福云南人民的元朝初年的封疆大吏、首任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大人。郑和原名马三宝。“明永乐三年（1405年）李志刚氏为郑和父亲作《墓志銘》：公（指郑和父亲）字哈志，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父哈志，母温氏，子男二人，长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郑和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回族巨族家庭里，他的祖父和父亲所以都名哈志，系当和他们去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巡礼这件事有关系——由于祖和父都到过“圣地”，所以郑和在少年时代，就在家里常常听先人们叙述航海故事和异域风光。这样一种少年时代的家庭熏染，对于郑和以后的航海活动起了不小的鼓舞作用。郑和的父亲明洪武十五年（1332年）去世。就在这一年，明朝大将蓝玉、沐英等消灭了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这时年方十二岁的郑和，被阉入宫。先是在燕王朱棣官邸中（唐史专家史苏苑著《中国历史人物简论 伟大的世界航海家——郑和》P4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63出版）”在宫廷内斗和战乱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马三宝，成长为一名忠勇剽悍武艺高强勇士，且在“靖难之役”郑村坝一役中，使朱棣转危为安，成为救驾有功的心腹和忠臣。特赐马和“郑”姓以赏其功，遂呼郑和。
有句俗语说：元代回回遍天下，那么帮蒙元管理国家的西来的穆斯林，帮他们建造了元大都城和故宫、（明故宫是在元的基础上南移而城）天文台、历法、回回医药等等都随穆斯林入土中原，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大量各门类物产运到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随元朝版图的扩张而随海上和陆路丝绸之路传至四方。
史料记载郑和于明朝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此后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直抵非洲东部海岸。正是这种早于哥伦布航行八十七年的壮举，在明朝正史《明史》中只又767字的记载，对于他本人的家世出身仅有如下寥寥数字：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宝太监者也。
明太祖朱元璋在常玉春、胡大海、兰玉等十余回回大将的扶佐下，力压群雄,推翻元朝，1368年建都南京。此后是靖难之变，明成祖朱棣登基迁都北京。北京才有了文革前的四九城，有了故宫紫禁城，有了十三陵，有了天坛、地坛、先农坛，卢沟桥和朝宗桥，……这时候中国的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庙宇最多，还有什么最多呢？清真寺——北京叫礼拜寺。明太祖朱元璋敕建南京皇家净觉寺，那里的确有皇家气派。太祖还给后世留有亲笔御书赞美伊斯兰和穆罕默德圣人的“至圣百字赞”。现在很多清真寺还奉此圣旨悬挂或刻字于醒目之处。明朝过去600多年，还为我们留下了明长城，宣德炉、景泰蓝、成化瓷（包括明清花,在这一时期的瓷器上留下了大量的阿拉伯文和古兰经文，其原因有学者专著我就不在这里细说）等等历史遗存。而郑和七下西洋，即是在明朝江山稳固，国力强盛（成祖朱棣武力收回了公元十世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五代石敬唐”勾结契丹丢掉的幽燕十六州）。的情况下进行的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那么郑和为了什么下西洋呢？学界历来就有几种说法，太祖朱元璋立法封疆（封海封路不通商），成祖大胆破制，出大力造大小船二百四十余条（中国的造船术已经相当进步，唐宣宗时代“847——859年”只有中国的大船能够安全的行驶在风浪险恶的波斯湾中，大食东来的货物，都是装在中国船上到宋代造船术又有进步。据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宋代造船最大者长三十六丈“宋一尺合0,307米”。郑和时代造船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史苏苑著《中国历史人物简论 伟大的世界航海家——郑和》载），派人两万七千多，并携带宝物给养，不为通商为什么？一说为寻找小皇帝朱允炆。还说是从斯里兰卡“迎回”两颗佛舍利，一种说法叫“朝贡贸易”。还有一种回族学者专家的说法是“代替皇帝到麦加朝觐”。我很赞成后一种说法。后一种说法还有北大文学院台湾学者、客座教授白崇禧之后（回族）白先勇先生有大量经史料研究所发表过的文章，证明朱明王朝皇室信奉伊斯兰教，郑和下西洋是代皇家朝觐，如果不是如此，为何自永乐三年，即公元1405年至明正统11年即1433年郑和去世前为止，前后历时27年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不为通商而七下西洋啊？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出使过的城市和国家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勃泥、苏门答刺、 阿鲁、 柯枝、大葛兰、 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 南巫里、 甘巴里、兰山、彭亨、 急兰丹、忽鲁谟斯、 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 祖法儿、 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 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 里境内）， 部分专家、 学者认为还到过澳大利亚，美 洲 和新西 兰，南极洲， 等地。福建 长乐县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当年庞大舰队屡此驻扎于此，伺风下海。这里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竖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癨。1433年（宣德八年 癸丑） 62岁 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 卡利卡特）病逝。七月船队回国， 宣宗赐葬南京 牛首山南麓（衣冠冢）。
我曾见过资料，对郑和下西洋屡次有大批朝臣反对而上奏苦谏，并不乏以命谏死于朝堂之上者。然皇家不为所动，郑和在七下西洋过程中，渐次留下大量的航海、气象、舆图和异域风土的大量珍贵文史资料，自知其身后必为反对者所毁。据传郑和将部分要领刻于碑。结果确是如此，郑和去世之后，郑和下西洋相关资料完全被失踪了。“我们可以看到郑和在南洋人民和华侨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可惜历史上有些人受了时局的局限，看不到这一点，而企图以“弊政”两个字，一笔抹煞了郑和下西洋的深远历史意义。如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皇帝派宦官到兵部查看郑和出使的水程记录，时项忠为兵部尚书，溜达下为兵部郎中，项忠命一都吏翻故牒，不料刘大夏已先；拣到手中藏起来了，都吏怎么也查不出来,项忠又命另一都吏翻查,并说:"署中牍,焉得失?”这时刘大夏才微笑着对项忠说:"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此一时弊政,牍即存,尚亦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中国历史人物简论_伟大的世界航海家_郑和》P45) 这从反面证实了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主因来自皇帝,内中缘由各有其表,但反对乃至仇视此政举者不在少数,好在还有郑和所立碑文在 ,有副使洪宝和杨真的著述在 。
那么为什么朱明王朝的皇帝自己信仰真主安拉，不去公开主张和全民共享呢？他们知己知彼啊！深知这块土地崇奉了两千年儒释道的臣民，如果让他们不吃不喝不玩不乐，不去朝拜习惯了的那些他们自己树立起来的偶像，必定会推翻他们。所以他们奉行了一条实用主义的两条腿走路的方略。即在一般情况下在朝堂和公开的场 所，他们可以信奉释迦摩尼和儒道，在自己私家悄悄的，安静踏实地去信仰真主安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500多年前旁观者的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尔所著《中国纪行》中得到历史见证，从他描写的场景和生动故事中得到验证。
我们先简单说说明朝沿海倭寇海患与郑和下西洋近乎存在的隐性佐证的关系，很多历史事件当朝的正史很少有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的胆略禀实记事，明史之中在记述“抗击倭寇海盗”方面，就未曾据实记载，比如明嘉靖年间，派朱纨领精兵两千，夜袭“倭寇”盘踞的双屿岛，现在披露那里只有极少几个日本人，有三分之一西班牙人，剩下皆为中国人，而且他们不管是否中外人士，多与海外贸易经商有关。而当时双屿已被经营成似后世之香港和当年的上海滩之贸易繁荣之地，这个情形与当地官民或明或暗参与有直接关联。双屿突然在一个雨夜迅速剿灭“倭寇”，所缴获船只皆沉毁阻死双屿岛之咽喉，大捷直奏朝廷之日，也就是闽浙沿海“倭寇”蜂拥燎原而起之时，结果这名剿倭功臣因“点燃倭患”罪自杀。而连绵沿海数十年的倭寇之患烽烟四起，实为封疆封海禁止贸易的“假倭寇”，真边民与朝廷在争取海上贸易之间的猫鼠游戏。自此明朝开始了因海患渐渐衰落的进程,这也旁证了郑和下西洋为“朝贡贸易”之说的证据难以确立。
再者说当时是倭寇屡犯海疆，实则日本国内正处在战国争雄乱世，且他们没有建造大船的实力，还有季风左右。唯有两拨来华朝贡使团也是因为搭载了大明民间的商船，才得以来华登陆，又因两拨日本朝贡者争抢朝贡资格而火拼，惹怒朝廷，迁怒日本于“倭寇”。
在《中国纪行》第二章，中国人的宗教和信仰，阿里·阿克巴尔写到，“中国皇帝认为自己是释迦摩尼的信徒，这是他信仰唯一的真主。他称释迦摩牟尼为先知，称穆罕默德为圣人，即最好的人。”
“他们在皇帝内宫里立有人类首领，至高无尚的主的雕像。雕像上镶有各种宝石——当人们走到像前，这个像就举起双手，好像在祈灵。这是一幅寓言式的像——皇帝在吉日里总要到上述的房子里，叩首朝拜，表示崇敬，并照他自己的习惯在雕像前安排诵经仪式，举行宴会。”这是描写明朝皇帝公开场合的信仰表现，随后，阿里·阿克巴尔在其后的“附章”中写出皇帝每年出宫的情况。其中写到：“在汗八里（作者对北京的称呼，十三世纪意大利的著名基督教旅行者鄂多立克的《东游记》里也称北京为“汗八里”，这显然还在沿用元朝时对北京的称呼）的郊区，中国皇帝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此书译著之父张星火良先生曾在1936年因翻译该书而考察过，书中所述即北京牛街清真寺（现称礼拜寺）]，主要作为自己祈祷之地，（阿里·阿克巴尔有点主观了，礼拜寺一般都是为穆斯林官民大众共同叩拜真主而建，况且牛街礼拜寺始建于辽代圣宗966年，明成化十年（1474年）奉敕赐名“礼拜寺”。）每年对犯人处决斩首前，皇帝都要来到这座清真寺。这里没有什么神像，在朝麦加方向的墙上刻有《古兰经》文和真主的名字，有阿拉伯文和中文解释。”
“在他要去清真寺礼拜时，几天前就先行把斋。还在斋戒期中，他就乘坐轿子前往。几千名士兵在前列，他们全副武装，披甲戴盔，利剑出鞘，置于肩上[成行的大象拉着彩车]。轿车用彩缎装饰，彩轿的左右有上千乐手，奏着美妙而奇特的乐器，皇帝在乐手们的围簇下，让那些经挑选的高贵轿夫抬着前行……在这些侍从中，有两位穆斯林太监骑着高头大马，走在皇座的前面引路，这表示对穆斯林极端的崇敬和尊重。其他显贵和大臣们都是步行的，大约有四千名普通卫兵，身材高大，魁梧非常，他们都身穿铠甲，胸披金衣，头戴镶有宝石的盔帽。他们从头到脚都护以鋼铁，佩戴全副武器走在皇座的前面，严肃而动人。另一千人带着狼牙棒，肩扛鬼头刀，走在皇座的后面。皇座的左右还各有一千人，特别精壮，他们举着彩旗，旗杆顶上有五颜六色的灯笼。中国皇帝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都是为了去清真寺礼拜。他走出轿子，脱下鞋帽，光头赤脚地在清真寺前，向万能的主叩拜……
他从门槛上抬起头来，走进清真寺，在真主的名字下低下头来，用中国话表示问好后，面向着《古兰经》，把右脚放在左脚上（这里原来写的是腿，因为翻译者可能不了解穆斯林礼拜的动作而右腿压着左腿，人是不能动的了），单腿站立，悲痛地哭了起来。
他哭着说：我的主啊！你是万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你使我成为万民之主，你赋予我生杀之权，我竭尽全力，小心谨慎，履行我的职责，我的所作所为，你全知道。
中国皇帝在那清真寺里，一遍遍地重复上面的这些话，显得十分真诚地和苦苦哀求地祈祷，他长时间的哭泣，从清晨到夜幕降临，不时发出阵阵令人心碎的嚎哭声。天黑以后，他更是匍伏在地，嚎哭不止。悲恸之情无以复加，直到黎明。清晨过后，他从寺中走出，身上精疲力尽。精神上的痛苦使王位在他眼里显得十分低下，荣华富贵也显得无关紧要。
当他走出来时，极端虚弱。他开了斋戒，登轿回宫。盛况和来时一样壮丽……”
这一章里，阿里·阿克巴尔还写了一则“‘故事’，大臣们向皇帝禀报，有几千定居的穆斯林混杂在人民的中间，有如麦田里丛生的杂草，无法把他们分清了。不该把他们清出去吗？而且不该给他们经济上的援助。皇帝作了三个回答：一、我们父辈没有管过这些事，我们怎好管呢？二、我们只管他们的外部事务，何以能干涉他们的内心事务？三、如果我们运气好，我们也会成为穆斯林。
从皇帝的某些行动看，他已经转变成信奉伊斯兰了，然而他由于害怕丧失权利，他们不敢对此公开宣布。这是由于他的国家的风俗和法规决定的。
根据中国的法律，如果有一批从外国来的人声称已经得到皇帝的许可，愿意定居下来，就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仅仅巩昌府一地（张星火良先生注：译名“巩昌府”Gunjanfu可能是京兆府，即今西安。）据说当时就有三万定居穆斯林。不论什么人来中国定居，中国人对他们都不收税；相反，朝廷还给他们职务和薪俸。
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即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标帜和政府设立的礼拜处所。”
从阿里·阿克巴尔的叙述我们看到了明代皇帝所言、所行，以及他对待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宽容的态度与胸襟，纵观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穆斯林发展史，自唐朝以来穆斯林从藩客入中原到元朝后形成回回民族，其间发展最顺利和修建清真寺最多，当属大明王朝。虽然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颁部封疆封海，“片板不得出海”。敕令：“回回不得再用胡语，胡名，着胡服，不得与胡族内互通婚，当与汉族等通婚。”一系列排斥分化政策，闭关锁国和限制穆斯林（惧怕帮助他打下天之，这些穆斯林功臣水可载舟，亦可履舟）。但从他内心敬畏与惧怕大能造化主的惩罚，遂御笔亲书“至圣百字赞”和敕建建康（南京）穆斯林礼拜的净觉寺和其他几个地方的的礼拜寺。之后的成祖朱棣开始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的事迹史实，加之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佐证。中国的大明皇室和中国穆斯林与西域就没有割断过历史的渊源，也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没有割断过文明的交往，而且把中国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传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且生根发展至今。同时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宏扬了中华大明王朝的国威与礼仪文明，影响深远，深入人心，至今为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阿拉伯与非洲等国家所记载及怀念。
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和波斯皇帝帖木儿及其他的继承人沙哈鲁与诸位继承人互派使者的正史《明史》和《明实录》生动记载了两国友好历史，自公元1370年始，明朝派往伊朗和西域各国的使团达10次。波斯皇帝帖木儿皇帝的继承人沙哈鲁皇帝及其诸王公，在公元1419年11月也遣使510人的庞大使团到达中国北京，觐见明成祖朱棣。随团使者之副使既是伊朗盖耶苏特丁.那哈昔画师奉皇帝命对出使情况做了详细笔记，并在1475年写成《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书中详细记载了从中亚到北京的两年多的经历，沿途对中国城池，风俗地物，宗教信仰，皇城规模，朝堂气象，使臣待遇，皇帝赐赏和皇帝亲自赐宴招待数次和封赏。书中还记载了经历19年，在1420年底紫禁城新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的建成时，极尽描绘宫殿建筑之宏伟壮美和雕梁画栋等等，并“允许所有人进入新宫，“那座宫殿中有十万人，他们来自契丹、中国、摩秦、喀尔马克、土蕃、柯模里、哈剌和卓、女真和沿海各地。”并在宫中大宴群臣和各国使节。
“1421年2月13日，准备了马匹，使臣们外出。前八天，皇帝离开他的后宫，住在城外的一座绿宫中，这座宫室没有塑像和佛像，皇帝的习惯是，每年的这几天中他不如浑或御嫔妃，也不接见人。他说他礼拜上帝，忙于做祈祷。”这里的绿宫和无偶像，食素和不近女色，尤其是礼拜上帝和祈祷，我们可否从一位波斯使团画师记录的字里行间窥见永乐皇帝在虔诚的信仰什么？
(明武宗回教信仰考*作者简介：纳巨峰，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博士生2013-1-16 10:58:50《世界宗教研究》(京)2012 年 2 期。):北京新近落成开放不久的首都博物馆，以英国大英博物馆馆藏珍品文物展，作为其首个奉献给首都市面民的礼物。其中一件明代的青花瓷有些与众不同。这件青花瓷罐是明代正德年间的器物，品相完好，器型也比较饱满圆润。虽然不是什么明代青花瓷器的代表或稀有品种，但它的表面的阿拉伯文饰却让它大放异彩。
在这件青花瓷罐表面的主要文饰，是缠枝文，而在其开光处，则装饰的是一句阿拉伯文的文字。从这种用阿文作为图案装饰的器物，是典型的明代正德年间器物的特点。比如前不久，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就展示过一件带有阿拉伯文装饰的明正德年间的铜香炉。为什么会在明代正德年间，出现这么多带有阿拉伯文文饰的器物呢？这就不得不谈一下明代的正德皇帝朱厚照。
明武宗朱厚照崇信伊斯兰教，在其在位期间（1506—1521），曾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宗教进行过评述，他认为：“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归真。盖诸教之道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此所以乘万世与天壤久也。”可见其对伊斯兰教的推崇。
他还亲自写了许多赞美伊斯兰教的诗，后来被编辑成了《御制尊真主事诗》。在这里，举其中一首作为例子，诗曰：“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
明武宗朱厚照还有一个阿拉伯文的名字，叫作妙吉敖兰（mejid-Allah），意思为安拉的荣耀。
说完明正德皇帝，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朱厚照为什么会信奉伊斯兰教，是不是有什么缘故，还是他就是明代唯一一个特例呢？
他当然不是明代仅有的穆斯林，说起明朝皇室信奉伊斯兰教，要追溯到其开国皇帝朱元璋。目前学界对此问题还有争议，但其中的一派就认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回回。我在这里列举此派观点的两个主要依据。
一个就是朱元璋对其父母的安葬形式。据《明史》记载：“至正四年（1344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而什么是“克葬”，又如何“克葬”的，《明史》并没有详细记述。
而在海外史学家黎东方博士所著之《细说明朝》中，则说朱元璋是在邻居的帮助下，与其二哥朱兴盛一起将其父母和大哥朱兴隆的遗体，用白布裹起来而下葬的。照此推断，《明史》中所谓“克葬”，即伊斯兰教中规定，穆斯林去世后，必须先穿“克凡”（白布殓衣）然后土葬，故朱家当为回族。
第二个就是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跟随他一起打天下的主要将领都是回族。元末蒙古统治者把大量的回回人、色目人从大都、中都贬到豫南、淮西等地区。朱元璋当时就在这些地区，发展联合了许多色目人、回回人组成起义军。在这些回回人中，涌现出后来的明朝开国功臣名将，著名的有常遇春、胡大海、冯国勇、冯胜、丁德兴、蓝玉、沐英、华云、李文忠等。因此中国民间流传着“十回保一朱”和“十大回回保明朝”的说法。
再有就是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是回民，因为她的后裔尚存。
朱元璋登基后敕建清真寺于南京、西安及滇、闽、粤等地区。南京清真寺赐名“净觉寺”，落成后朱元璋数次临幸，并御制至圣《百字赞》赐清真寺，其文如下：
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
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
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
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
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
从《百字赞》中不难看出，朱元璋高度赞颂了真主和穆圣，褒扬了伊斯兰教。如果他对伊斯兰教没有信仰和深刻认识，是写不出如此赞文的 。
一个小小的青花瓷罐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宗教发展史，是多么的令人不可思议呀。也使一直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的中国皇家正统，除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封建统治者笃信佛教、道教外，还出现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实在让我们不禁感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融合性，在世界上绝对是当之无愧、首屈一指的 。
再有，史料真实记载大明遣使西域经陆路达十次，郑和经海路七下西洋，而波斯使团来华他们也有实录记载。这其中的奥妙历史原因应该归史学家深入研究了。作为一位画家说了这么多已经是越界了吧。哈哈！
现在，我们撇开郑和的宗教信仰、族群符号和高贵身份，撇开朱明王朝各皇帝的宗教信仰和身世之谜，撇开郑和七下西洋之公开明确和隐含的使命（不包括陆路十次外访西域的使团），就其在与世界文明的交往史上的历史贡献，以及他早于西方哥伦布若干年（哥伦布的航海此后本质为西方用坚船利炮开始的野蛮扩张侵略，血腥掠夺和殖民别国，其航海目的实为恶），郑和航海没有在外一次殖民和驻军及掠夺他国，是为广交朋友，扬我中国国威，故而得万方来朝。两相比较其真正意义是和平交往。就连当年发动海湾战争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也曾宣扬：“伊斯兰词面本义是和平，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中国的道家讲天人合一。孔夫子更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郑和是忠实地履行大明王朝皇帝隆恩圣意国策的执行者；是当之无愧的弘扬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和平使者，故我画郑和下西洋，自草图、立意和完成落款为《和平使者——郑和》就在于此。
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我们归纳其目的大体上有四种：
1、政治目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
2、个人的目的美其名曰“迎回”（从斯里兰卡寺庙佛塔里的）佛牙释迦摩尼舍利。
3、军事目的是炫耀大明天朝国威。
4、经济目的是拓展海外贸易即“朝贡贸易”。
而我讲了上面那么多，就是为了加上郑和大人的第5个目的——“代帝朝觐”。代帝朝觐即为“代朝”，就是本人由于身体多病不便、年老体弱、公务繁忙不能亲往，可以让朝过觐的哈吉（haji到麦加朝过觐的穆斯林的称呼）代替出资的穆斯林本人去麦加朝觐。而代朝者不是哈吉，则不能代朝，故而最后郑和所派洪保等七人朝觐并代郑和朝觐，如果此前洪保等没有朝过觐也是没有资格代朝的，只有他们是哈吉了才有此资格。所以不管郑和是否亲自朝觐过还是被洪保和杨真等代朝，东南亚一贯称郑和为“哈吉.穆罕默德.郑和将军”都是可以理解的。（魏德新《郑和研究论文集“二、出使天方的副使洪保和杨真”》）当年我在设计和刻画第六个局部小画《朝臣赴命》，画了七位朝觐的使臣，没有看过今天这麽多有关郑和七下西洋的文章和书籍，当今天重读那段历史，要用文字来解读我的作品时，越来越觉得历史的厚重和丰富，《朝臣赴命》的七个人为什么偏巧是洪宝和杨真副使等七个人？与郑和最后第七次下西洋他的安排那么巧合？这只能留给后人去研究，我今天只画出和提出了我的观点。还有最后一次郑和下西洋是正德皇帝时隔前六次的六七年后，又下决心再下西洋，和明朝皇室一贯的暗自信仰和正德皇帝的大胆信仰有直接关系，前面已经说明。
在当今语境下，为“一带一路”解读郑和下西洋正合此图初衷和深意，笔者此画在十二年前创作，现再次解读亦为古为今，当然也可能凑巧了什么机缘。是为定然Ailhmdulinlah知感。
当我用文字解读了郑和七下西洋的绘画故事时，手机微信接到南京净觉寺安建龙阿訇的文字，他说：色俩目（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雷老师，您画的郑和可有点武力倾向啊！我在前年访问印度尼西亚，那里的土著人说，你们的郑和在历史上就是武力来征服我们国家的，并且还拿出您画的郑和像，他们说郑和腰挎宝剑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安阿訇无法说服和回答他们。我马上回答安阿訇，那腰挎宝剑虎背熊腰的郑和大人正面像，应该描绘的是郑和50岁上下的年龄段，这幅画不是出自我手，那是别人画的！！！
但是，我还要回答安阿訇，同时也要回答中外所有各界朋友，我当年从接到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纪念郑和七下西洋600年的消息和邀请，第一反应就是海外认可郑和是传播友谊的和平使者，为什么郑和大人的祖国没有纪念他（事后的2005年中国大陆才搞了个象征意义的纪念郑和的活动，因为政出多门，没有统一的行动，没有人认识到他的历史高度！记得当时文化部还是交通部？专门开辟了一个网页，我的《和平使者——郑和》刊载其上，当然《北京日报》、《中国民族报》和《中国远洋报》与《中国穆斯林》都在显要位置刊载了我的这幅《和平使者——郑和》）。所以我在构思和构图时，从主画面到六个局部小画面首先强调了和平交往。从大画的主题到六幅小画的情节和各个副题，也都强调了“和平交往”的主题内容再现。郑和腰部只配饰了两块象征和谐与平安的翡翠及美玉，根本就没考虑佩剑。我查看了历年部分表现郑和的绘画作品和雕塑造像，不是手握宝剑，就是手拿圣旨或望远镜。他们都没有从一位率领千军万马代表皇帝出使的大人物的角度去理解郑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在外之至高身份地位和胸怀。从这角度理解了郑和的高点出发，整个大画面没有安排一点点刀枪的痕迹，小画面除了郑和的随从护卫必带的护身短兵器，基本上没有携带武器，由此强调和气的氛围，屏弃不和谐之任何细节。
近日要搬家,在整理图书的时候,一本很薄的小薄本，郑州大学唐史专家史苏苑教授所著《中国历史人物简论》（1963年河南出版社出版）出现在眼前，翻来细看，仅仅75页详细介绍论述了诸葛亮、玄奘、文天祥、郑和、史可法和努尔哈赤。书虽薄但信息量很大很公正的用了大量史料来叙述这些对中华民族做出历史贡献的杰出人物，又因为是在1962年文革前所著书，显得弥足珍贵和丰富客观。史苏苑先生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论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中引述了1961年6月13日《人民日报》登载“中国访问一度尼西亚艺术团”团长萨空了先生的《友谊的花朵永远开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心上盛开》一文，其中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文字，萨空了说：“当我们到三宝垅参观了纪念郑和的三保洞后，我们对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理会的就更深了。----我感到郑和直到现在还活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心间。”
安阿訇的信息也提醒了我，在原来画面的基础上，在郑和大人的身边再增加几只可爱的海鸥和海鸟，以进一步加强人与环境，人和飞鸟和平相处的和谐气氛。让画面更增加些许和平的气息。当我在冥冥之中的准备完备《和平使者——郑和》和这些文字之时，接到北京语言大学罗林先生的电话，让我携“张骞和郑和大人”去北语见CCTV9孟芳编导，随后我便随“‘张骞和郑和大人‘还有我所了解的相关故事及伊朗细密画”进入了CCTV9摄制组的“世纪丝路”系列专题片的镜头。
至此，我要感谢河北大学谢谢！的白贵院长和北大外国语学院的付志明教授给我机会讲述我的绘画和故事！在整理讲座的文字稿时，《和平使者——郑和》的文字解读过程让我有机会读书，才能在此将我的心得和观点奉献给大家，感谢陪同我一起破费精神眼力和听力的朋友们，不妥处还请诸君见谅并给予指教。
2016年3月18日零时27分
3月19日23时25”
3月20日15时12
3月21日4时04
3月31日15时52再定稿“
于京华鹤风堂
2011年在伊朗伊斯法罕
阿里雷公，回族，1954年生于北京。
自幼酷爱绘画，1972年到北京画院学画。1987年成为工笔画大师潘絜兹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对外友协—中国伊朗友好协会理事，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顾问，马来西亚中央艺术研究院顾问，中国吴休艺术教育基金会（筹委会）秘书长、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民进中央十一届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民进书画院副院长，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和齐白石艺术研究会理事。2011年被伊朗中国友好协会授予“杰出穆斯林艺术家”称号。1976年开始步入画坛，参加了北京和全国各种展览和国际的交流展并多次获奖。 1995年在伊朗德黑兰举办个人展览之后，多次在美国、伊朗、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采风、讲学和举办个人画展。在温州、兰州、平凉、泰安、大同和北京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其人物、山水、花鸟画艺术皆精，尤其擅长画龙，被誉为“天下第一龙”。他成功把中国传统工笔画和伊朗细密画的理念和技法融合一体，成为中国伊斯兰细密画派创始人，其作品《铜匠》、《乐园》、《奇迹》、《张骞出使西域》、《和平使者正和》和《阿舒拉之光》等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展并获奖，在伊朗、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深受国内外穆斯林欢迎。
他的在新语境下“同在蓝天下——我的龙和伊斯兰细密画”的经典艺术课题，曾在河北大学、北京民进书画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和青海南关清真大寺做过图文并茂的演讲，受到艺术界和各民族与各界广泛欢迎肯定。
2013年8月受到土耳其（PASIAD, 土耳其太平洋国家社会与经济团结协会）的邀请，作为“百位中国专家和学者访问土耳其计划”中的一位第三次访问土耳其。
2014年秋在北京金尚画廊举办了“经典与传承——阿里雷公雷传翼父子作品展”，反响强烈。
2015年11月23—25日，联络协调并以阿里雷公艺术工作室的名义成功参与协助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与各部门和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成功举办中国伊朗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北京大学‘一带一路’系列活动——中国伊朗艺术家作品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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