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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银兴谈新发展阶段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十大改变
2021年4月24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新时代经济管理学科建设论坛”，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作在线报告，现将报告内容整理如下，本报告已经洪银兴教授审改。
新发展阶段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新发展阶段经济学有如下十大转变
一、由小康到现代化发展内容的改变。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全面小康，现在的经济学理论需要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主要有三个理论问题需要更新。1.关于工业化，原来意义的降低农业比重、提高工业比重的工业化任务目前已完成。我国的农业已经降到了7%的水平，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国的工业化就不能进一步提高比重，而要稳定制造业比重，推进制造业基础高级化。2. 关于城镇化，过去农民进城意义的城镇化现在已经完成，城镇化率达到60%，现在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要求城镇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留在农村的农民市民化，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3. 关于消除贫困，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现代化要求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转向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二、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我国改革开始后曾经有三十多年中经济增长常年在10%以上，平均是9.9%；现在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原因在于，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供给到了极限；农业剩余劳动力支持的低成本劳动力明显减少；支持高投资、高储蓄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少；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并存，增长效率不高。速度的下调需要质量的提高来弥补，必须明确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过去讲发展方式转变是谈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现在来看仅仅转向集约型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创新发展方式。过去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较多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问题，现在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新产业革命提出产业基础高级化目标。发展动力转变则是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三、发展战略基点由外需转向内需。
过去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外需成为战略基点，发展战略强调出口导向、引进外资。这对于我们获取全球化红利也起过一些作用。现在战略基点需要转换，其原因：国际市场的状况发生变化，逆全球化态势非常明显；国内市场总体规模进入世界市场的前列，中国市场地位提升。已有的外向型经济拉不动大经济体的发展，斯蒂格利茨谈中国经济时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挑战。所以国内经济要成为增长的发动机。内需引擎的作用显著增长，包括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普遍较快增长、城乡一体化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协调国内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都会产生巨大的内需。当我们转向内需的时候，开放型经济也需要转变，要由原来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转向内需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国内需求及其结构优化为导向对外开放。在低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资拉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以提高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为导向，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相比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更大，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60%，不仅是总量，更重要的是消费需求的结构，对消费的研究尤其要关注消费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发展中高端消费。拉动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培育消费力，创新消费业态以及发展服务业。当然，内需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决不是以消费拉动代替投资拉动。
五、由效率性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面对着在此前的大锅饭平均主义问题，强调效率性增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正面效应明显，既提高了效率也充分调动了发展要素。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过大的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影响效率的提高，其造成的社会矛盾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容性增长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效率和共享包容，二是效率与可持续发展包容。包容意味着不是丢掉效率，也不是单纯追求效率。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就是可持续发展、共同参与发展、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要坚持促进效率提高的理念，如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强调公平就是要克服权利不公平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在存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景下通过乡村振兴促使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体制下解决劳动者的公平性发展。要有一种机制，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中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让我们的劳动者能够获取劳动以外的要素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六、调控经济转向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
经济运行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明确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所谓的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所谓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事关长期发展。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改革：取消指令性计划，转向市场经济。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调节经济着力点转向供给侧，通过解决供给结构性问题，纠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取得了明显效果，现在进一步发展到培育新动能，包括培育新经济、新产能、新动力。当前面对着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战，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我国面临六稳六保任务，要想稳经济就不能仅靠供给侧，需要激发需求侧的活力，需要激发民间投资需求，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结合。这也是在经济运行方面的重大创新。七、由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是物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供给投入不足，要素驱动力明显乏力，另一方面是人民不可能继续长期忍受高积累低消费的状况，投资驱动也就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创新就成为了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驱动力需要一系列的理论创新：首先，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和绿色化，都需要创新驱动。其次，过去我们一直谈的是技术创新，现在需要为科技创新，一字之差反映创新源由企业技术创新转向基础研究带来的原始创新。第三，过去的技术进步偏向跟踪为主，现在转向跟踪、并跑、领跑，要求要突出并跑和领跑。相应的需要由原来的引进战略转向自立自强的科技战略。第四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有效对接，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八、由不平衡战略转向平衡战略。
在低收入阶段由于要素供给严重不足以及激励效率的需要一般选择不平衡发展战略。如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城市、工业优先于农村和农业发展；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等。不平衡战略的正面效应是充分释放了某个方面的发展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平衡战略的负面效应显现：工农业关系上农业滞后，城乡关系上农村发展落后，地区结构上中西部地区相对贫困问题突出，增长和生态关系上生态破坏严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上社会发展滞后。因此需要转向实施平衡战略，转向协调发展，补齐各个短板，包括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贫困地区短板、社会发展短板、生态文明短板。在这里注意并非抑长补短，而是要在厚植优势同时补齐短板。九、由非农带动“三农”转向直面“三农”。
已有的发展是在三农之外带动三农发展：解决农业问题靠“非农”化，解决农民问题靠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村问题靠城市化，效果很明显。负面效应是三农赶不上“非农”的发展，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并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农业成为“四化同步”的短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解决三农问题应该把三农直接作为现代化的对象和重点，包括：农业现代化，农业范式由剩余范式转变为品质和附加值范式；农民现代化，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从根本上改变乡村落后面貌。农业现代化路径也不能靠现有的农业生产要素，需要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包括科技、新型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地制度由两权分离转向三权分置，突出土地经营权流转，农地由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十、由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转到以竞争优势主导全球化。
我们在低收入阶段是以资源禀赋的劳动和土地资源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也曾经获得全球化红利。进入新阶段全球化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已有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已不具有竞争优势，随着劳动和土地价格上涨，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获取的附加值进一步降低。当前某些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政策，新冠病毒肆虐等因素使得全球产业链断裂。这使得依靠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化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