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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今日的大学领导该向老校长们学习

高华 法政新观察 2019-11-21

来源:爱思想网


大学“官本位”路线图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凸显了大学体制严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所谓“行政化、官僚化”就是如张鸣所言,指行政权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资源配置,将其触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学、研究、管理等一切领域,一切环节,成为主宰高校发展的惟一的、决定性的力量。

  

中国大学的“官本位”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总体上讲,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文革”前的1960年代,虽然大学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上是老干部在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但那时是“单一计划经济下的政治挂帅模式”,在“大老粗光荣”的大环境下,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被教育的重点对象,就连书记和校长都可能瞬间倒台,大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官本位”的氛围还不算浓厚。各种历史记述都反映,当时的各大学领导,虽然也奉命抓“阶级斗争”,但多数人还是谦谦君子,很少“官气”。

  

1968年后的“工宣队军代表模式”又可称“丘八管秀才模式”,知识分子已被整体视为“臭老九”,军代表、工宣队极左、粗暴有之(他们中间也有不少好人),但因工作调动频繁,人事关系大多都在原单位,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官本位”。

  

1980年代后,改变了从前那种老干部担任大学领导的传统,在大学里提拔了一些专家学者担任领导工作,他们从“臭老九”一个筋斗翻成大学校长,无不心怀感激,奋发工作,一时间大学校园里锐意进取蔚然成风,还出现了像刘道玉、江平、杨叔子那样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以后就是在市场化、科层化的环境下,大学行政权力急速扩张的时期,突然冒出来无数的处、委、办、科,还有公司等等,满眼见到的都是官。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后果,一则造成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外,基本不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二则导致愈演愈烈的“官”“学”两栖现象,吸引一批批大学教师往仕途奔,一些人一旦获官,出为教授,入为官员,最充分地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实利化、金钱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严重扭曲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

  

在教育主管部门“量化”和“项目至上”的指挥棒下,如今的大学校园,权、钱之帜高张,高校生态已结构化或板块化了,整体改变的可能性很小。这种情况下各校命运如何,全看各校的主管领导在处理行政权力和学术关系上的智慧和态度。应该说,国内大学特别是江浙沪穗一带的高校,还是有一些优秀的书记和校长的,就是在院系一级的“头头”中,也有不少人仍在坚守学术理想,不受“官僚化”、“金钱化”的“污染”,在做学问、做事方面都很认真,说来他们还是学者。考之这些学校,在历史上都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虽经岁月流逝,名校的精神传承早已断裂,但还是点点滴滴地体现在一些普通教师和领导的身上,校长和书记虽然也是“官”,但他们身上都保有可贵的“书生本色”。遇到这样一位开明的校长和书记,那是学校和教师、学生之福;但如果不幸碰上一个官迷,也只能自认倒霉。

  

  

请以这些老校长为榜样吧

  

说到这儿,不由想起历史上有过的那些享有崇高声望的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竺可祯、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等就不说了,也不说1950年代作为“民主人士”被安排出任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陈垣等。单说建国后那些老革命家出身的大学校长,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先后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民大学书记的郭影秋;先后担任过吉林大学校长和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等。这些大学校长中,最特别的是郭影秋,他已担任云南省省长(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却因对历史的爱好,主动要求转入大学工作,1957年来到南京大学当校长,这样的事尤如惊鸿一瞥,早成绝响。

  

在那个年代,吴玉章等的空间要比今天的大学校长小得多,掌握的资源更有限,使他们无由充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或许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热爱教育,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有理想,有责任心,更有担当;都在极有限的空间为发展教育尽了最大努力,而不是那种对上唯唯诺诺、对下横眉冷对的官僚。

  

吴玉章老校长曾把被打成右派的女学生收留在大学书刊资料社,使她有一块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地。也是吴老,把被诬为“胡风分子嫌疑”、即将陷入绝境的何干之保护了下来。杭州大学的林淡秋副校长不避嫌疑,多方设法保护被安置在杭州大学的“大右派”陈企霞和陈学昭。郭影秋调入南京大学时正逢“反右”,1957年11月,是中文系三位名教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此时南大的老先生们,都还惊魂未定,“郭影秋支持中文系为三老祝寿,并在自己家中设宴,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郭影秋强调“教学是高校的主线”,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大学的冲击。


1963年匡亚明调入南京大学,在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的声浪下,他鼓励教师要扎实研究学问,学生要好好读书,并安排动员学校的行政后勤部门,全力为教师学生服务。及至“文革”结束,匡亚明再任南大校长,长期住在校园内的普通教工宿舍,为的是多听教职员工的意见。今日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华中工学院,老院长朱九思在“文革”后期,把一些刚从劳改地释放、谁都不敢要的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接纳到华工,奠定了学校以后发展的人材基础。1950年代担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也是一位好人,这位曾留学德国的“老革命”奉命改造北大,还是尽量爱护知识分子,后因反右不力,被指责为“右倾保守”,于1959年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担任书记和校长,仍兢兢业业,直至“文革”之初被迫害身亡。

  

这些话说了似乎是白说,大学的过度行政化似已积重难返,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能否学一点行政化年代那些不官僚化的正面典型呢?


大学的校长和官员们,请不要再嚷嚷学什么哈佛、耶鲁、伯克利、剑桥、牛津了,中美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也不知开了多少次,“新知”掌握也差不多了。现在大楼都已盖了起来,规模和气派和外邦的大学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其他那些“软件”,想必怎么学一时也学不来的。


既然如此,就不必舍近求远,花大把银子去做那些越洋考察的“无用的功课”,不如返躬求己,就从“本土”资源挖掘一些积极因素吴玉章、郭影秋、匡亚明、朱九思等都是“老革命”,政治思想都正确,属于我们优秀的“本土资源”,就请以这些老校长为榜样吧,在你们的职权范围内,对大学的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稍作一些改良或改进,让大学板结状的土壤松一口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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