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问：王利明教授，何以至此？

著名民法学家王利明教授近日“因年龄原因”，卸下了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常务副校长职务；与此同时，他的大弟子、同样身为著名民法学者的王轶教授在身兼人大法学院院长的同时，成功晋升人民大学的副校长。

前两天，我们就此写了一篇短文（王利明退居二线，弟子王轶“全面接班”），并在文末发出了一句“灵魂之问”：

一生淡泊名利的佟老若泉下有知，看到徒子徒孙在人大的校园内“飞黄腾达”如此，不知会作何感想？

有读者在文章下方留言，认为最后的这句大哉问酸度爆表，更暴露了文章作者的阴暗（或酸葡萄）心理。其实，阴暗并不存在，酸葡萄更无从谈起，但给大家造成了这样的观感，我们也感觉很不好意思。

所以这里我们还是要坦荡地声明一点：我们对王利明教授或者他的弟子门人并无任何的个人成见，作为法学江湖的看客，下笔虽有所顾忌，但终究难以周全，如果一些表达仍然“冒犯”了当事人，亦纯属无心之过。

事实上，王利明教授及其团队及门人弟子，这些年来对促进中国民法学的繁荣、对于促成中国民法典的出台所作出的努力贡献，法学界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努力和贡献，不容抹杀，也值得点赞和铭记。

只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誉满天下，往往谤亦随之。

过去这些年，随着王氏一门在民法江湖的大红大紫，一些争议乃至非议始终魅影不散。

赞之者谓王教授笔耕不辍、著作能等好几身，批评者却认为王教授出这么多本书，一个人无论如何勤奋也无法独力写出这许多的著作，甚至怀疑其很多著作”，是“学术工业化生产”在法学界的优秀代表。

赞之者谓王教授学术水平高深，是当今中国民法界最顶尖的学者，批评者则认为王梁他们这一代人，早年的成果基本是舶来品，或自欧陆，或自日本，当然，传袭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的更多一些，毕竟同文同种。

这些争议和非议，在法学江湖而言，原本再稀松平常不过。

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免不了纷争和龃龉。即便王教授真的“襟怀坦荡”，也难免有心人私心揣度，暗箭相向。

持平而论，王教授和他的团队这许多年来是做了不少事的，他们立在“民法学大市场”的潮头，书出得多，文章发的多，奖项拿得多，版税进项也多。除了这些，该占的位子早已拿下（从学校的行政职务到全国性的学会职务等等），资源和资源分配权在手，权势无两，一时称尊，用“名利双收，功成名就”来形容，似乎也恰如其分。

30年前，佟柔先生在临终之际，曾经对得意弟子王利明千叮咛万嘱咐：要坚定在民法学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不要去当官，坚持走学术这条路。

30年后，已经功成名就的王利明教授，“因年龄原因”从学校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王利明教授对于恩师的教诲是基本遵循了的，他真的并没有到社会上去做官或者经商，而是守着人大民法学科这一亩三分地过了一生；至于当院领导和校领导，那不过是顺手为之，他从来也没有忘记更不曾荒废他的主业（学术），他的社会声望也主要是来自于他的学术成就——他首先是一位民法学家，其次的其次的其次才是人民大学的一位老领导。

现在，王利明教授终于把“校官”这顶帽子还回去了，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安安坐于书房，全身心地投入于他的民法学事业中去了。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的民法江湖，有一轮夕阳必然分外地红。

最后，再回到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那个大哉问。

我想佟柔教授若泉下有知，对于这名得意弟子的学术成就应会颔首，对于他在民法江湖所立起巨大的山门（人大民法学），也应会感慨万端吧！毕竟，山门的另一个说法，是山头，是门户之见和江湖纷争。

佟先生想来也会理解，时代已经变了。他的弟子既然一路从民法江湖的弄潮儿到领军者，个中的辛苦与挣扎，并不会少。

毕竟，被时代所裹挟的不自由身，有些事是顺势而为，有些事则是不得不为。

毕竟，佟先生生前那个淳朴的法学江湖早已消失不见。

现今的法学江湖，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是到处充斥着批评者口中的“学妖”与“四姨太”。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一路从学术新贵修炼到学术权贵，成为一代“学阀”（也有学者称之为学界“新父”），最终成为太学封神榜上熠熠发光的星辰和传奇。

所谓世易时移，所谓与时俱进，是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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