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因疫情等因素,本次评选时程有所延迟,但却并不影响这份榜单的权威性和含金量。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因最终入选者一般为十人(目前为止,仅第八届例外,当然,也是纯属意外,个中秘辛就不展开了),故民间又俗称为“十大法学家”评选。
能成为“全国十大”,无疑是中国法律学者的一份巨大的荣誉,但这也同样意味着,参与竞争的难度系数“非常之高”。
本文将为您呈现,大数据视角下,隐藏在第九届“十大法学家”评选结果名单中的“时代密码”。
在本届“十大法学家”获奖者中,王迁、杜焕芳、陈柏峰、胡铭四位学者曾在第八届“十大法学家”评选时入围前三十(未进前十),获得“提名奖”,本届评选终于从提名奖再进一步,进入了最后的十人大名单,可谓多年夙愿,一朝得偿。
律新观察注意到,上届获得“提名奖”后在本届继续获得“提名奖”的,有三名学者,分别是:竺效、周江洪和章志远。连续两届与大奖失之交臂,诚可谓遗憾,但连续获得提名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些法律学者的学术成就在圈内已持续获得认可。
本届“十大法学家”获奖者,全部都是男性。换句话说,十个男人包揽了本届大奖。虽然由各有权推荐单位报上来的推荐人选(前100名候选人)中,女性学者有14位,但最终仅有一位女性学者(宋志红)进入前三十(未进前十)。
由此,第九届“十大法学家”评选结果的“性别失衡”问题以及要不要给予相对弱势的女性法律学者以“性别保障名额”,可能会引起讨论。
事实上,律新观察分析了历届“十大法学家”的获奖者名单。第七届最多,达到了创纪录的三位,王万华、石静霞和刘艳红。由此可知,在“十大法学家”的评选中,评委在投票时并未特别考量性别平衡的因素,因此,女性是否入选、入选多少都是随机的。
但数据同时也揭示,在以男性为主的法律学者圈中,女性学者总体上显得相对弱势一些,无论是获得推荐、提名还是最终入选,其难度系数也相对男性学者更大一些。这一“严峻”现实,与目前法学院女生占多数、公检法女生挑大梁、律师业女生成主力的法律行业生态,是“背道而驰”的。
和往届相似,本届获得“十大法学家”的法律学者,在学者的身份之外,基本都有行政兼职:
王迁,华政教授,同时担任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杜焕芳,人大教授,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李洪雷,社科院研究员,同时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研究室主任
陈柏峰,中南政法教授,同时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人才办主任
梁凤云,最高法院法官,同时担任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上述十位学者中,级别最高的为梁凤云(厅级)和李洪雷(厅级),其余则是处级,最低都是副处级以上——这大约是“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的生动体现。当然,王迁教授是兼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是否属于实职领导,可能还有争议。
事实上,这种状况(参评学者多有行政兼职)在候选人推荐阶段就已经非常突出了。仅仅有教职而没有担任某行政职务的参评学者,有,但属于绝对的少数。因此,“领导率”100%这一事实本身是巧合,也不是巧合,当然也无法就此得出“评委喜好投票给领导”这种明显偏颇的结论。和往届类似,本届“十大法学家”的获奖者,全部来自法学豪门,出身高门大户——“豪门盛产法学家”这一传统,再一次延续。
本届的十位获奖者,有三位来自传统五大政法院校(栗峥、王迁、陈柏峰),五位来自著名法学院(车浩、杜焕芳、胡铭、秦天宝、聂鑫),一位来自社科院(李洪雷),一位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梁凤云)。
事实上,类如法大、华政等传统五院、人大、武大、北大、清华这些法科名校(院),基本每届都会有人入榜。用江湖的术语来说,这是名门大派的“势”之所在;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便是所谓的“机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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