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腿，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 纪念胡适诞辰128周年

今天是胡适先生诞辰128周年，修订整理一篇旧稿。

一、胡适的二郎腿

下面这张照片流传甚广，拍摄于1958年4月10日。

据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报道，该照片拍摄的背景是：4月10日上午，“中央研究院”为胡适举行院长就职典礼。典礼结束，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式，蒋介石训辞。会后，胡适、李济陪同蒋参观文物展出。参观结束，蒋和与会人员照相留念。

图：“胡适翘着二郎腿与蒋介石相谈甚欢”照

在与蒋介石留影时，胡适翘起了二郎腿。这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有无意之举？细究合影的前后始末，笔者倾向于前者。

据秘书胡颂平的记录，4月9日，也就是翘起二郎腿合影的前一天晚上，李济与胡适谈完话后，“留下一本《胡适与国运》。后来先生看了，付之一笑。”

《胡适与国运》是一本批判胡适的小册子，重点讽刺胡适在文化上崇洋媚外：

“想不到一位不可一世的思想大师，归根到底，想说的不外一句话：‘非外国大学毕业生，不能做中国元首！”

据雷震披露，该书有台湾官方背景，“是经过‘内政部’登记的，背后已印出”，至1958年4月底，已发行数千本，在台北各书摊悄悄贩卖。以此为据，雷震告诫胡适，要他注意台湾当局对待他的手段“今日是两套”，表面上公开礼遇，实则持批判立场。①

次日，胡适在自己的就职典礼上，特意“纠正”了一番蒋介石的训词，即与该书的刺激有关。

图：《胡适与国运》封面

据蒋介石日记，这番“纠正”令蒋感到受了“侮辱”，以至于“终日抑郁”，须借安眠药才能入睡。蒋写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蒋记下了胡适对他的具体“侮辱”：

胡适就职典礼中，余在无意中提起其民国八、九年间，彼所参加领导之新文化运动，特别提及其“打倒孔家店”一点，又将民国卅八、九年以后××清算胡适之相比较，余实有尊重之意，而乃反触其怒，殊为可叹。甚至在典礼中，特提余为错误者二次。②

简单说来，就是蒋在会上讲话，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夸赞胡适（赞扬胡适的德行并号召众人致力于复兴“明礼义、知廉耻”的传统道德），但胡适并不愿领受这种夸赞，他在稍后的讲话中声明“‘总统’夸奖我的说法是错误的”，强调自己被大陆批判，不是因为“个人的所谓道德”，而是“几十年来提倡科学方法”，并强调这些科学方法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在讲话中，胡适还以新任院长的身份委婉表态称，“中央研究院”的核心职责，并非蒋介石所言的“复兴民族文化”，而是“要提倡学术”，“还是该走学术的路”。③

如此当众否定蒋（虽然委婉），自然令蒋深受刺激。蒋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胡适讲这些话，“事后回忆，甚觉奇怪。”

其实也不奇怪。蒋在讲话中强调“中央研究院”的职责是“复兴民族文化”，这很难不让胡适想起前一晚读到的《胡适与国运》——这本书的主旨是骂他在文化上崇洋媚外。有蒋经国批判胡适“崇洋媚外”在先，胡适很难不把蒋介石的训词，解读为一种针对自己以及“中研院”的含蓄敲打——胡适站起来委婉声明蒋“夸奖我的说法是错误的”，强调自己提倡的“科学方法”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央研究院”的职责仍在学术，这些话的针对性，可谓一目了然。

图：1958年4月10日，胡适(右二)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央研究院”

也是在4月9日，即翘起二郎腿与蒋合影的前一天上午，胡适与秘书胡颂平讨论过次日的发言内容。胡颂平建议说一说前院长朱家骅在困难重重的局势下“惨淡经营的成绩”，胡适因之无比惋惜地思念起了已去世的好友傅斯年。

他对胡颂平说道：

“中央研究院”如果没有朱先生，就没有今天的“中央研究院”。你说的很对。这次朱先生的辞职，如果孟真（傅斯年）还在，可能不会发生。去年冬天我给朱先生的信里引了诸葛亮的“法孝直若在”的话，你看见了吗？孟真的死，实在太可惜了！④

朱家骅的辞职，与蒋介石的盛怒有直接关系。

1957年8月4日下午五点多，蒋介石夫妇乘车至南港‘中研院’视察，非柏油路相当颠簸，令蒋颇为不适（蒋曾在4月份条谕‘中研院’修柏油路，院方将条谕交台湾省府，但省府始终没有动工），到中研院时已近下班，见无人办公（当天是周日），门口也无警卫，且有职员打赤膊（天气太热），遂大怒，痛斥中研院腐败，玩忽职守不重视文物安全，勒令朱家骅辞职。⑤

身在美国的胡适，得知朱家骅辞职后，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骝先（朱家骅）辞职，实等于被逼去职。

在私信中，胡适又对朱家骅感慨“法孝直若在”，意指若傅斯年未死，必能阻止盛怒的蒋逼走朱，一如诸葛亮所言的“若法正未死，必能阻止盛怒的刘备起兵伐吴”。

因为在4月9日上午准备讲话内容时，有了这样一番与朱家骅、傅斯年相关的思量，在4月10日的正式讲话中，胡适遂一再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到朱家骅。“法孝直（傅斯年）若在”的那番感慨，则付诸于合影中的二郎腿——傅斯年的二郎腿，在文化界本是极有名的。麦克阿瑟访台，傅斯年应蒋介石要求前往机场迎接，据当时报载，“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傅口叼烟斗，翘起右腿坐在沙发上，泰然自若。⑥另据唐振常回忆，他早年与傅斯年略有交往，印象并不好，及至90年代，有台湾友人来访，唐谈起对傅的坏印象，该友人深深不以为然，对唐说：

在台湾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在蒋介石面前敢于翘着二郎腿大言炎炎。⑦

傅斯年已去世，继之在蒋介石面前翘起二郎腿的知识分子，是胡适。

以上，乃是笔者对胡适之二郎腿，所做的一番“度君子之腹”，胡适本人并未就二郎腿一事留下只言片语。然则，胡适次日对蒋介石讲话的“纠正”，与前一天所见的《胡适与国运》一书有关；胡适在讲话中一再提及朱家骅对“中研院”的功绩，也与前一天的思量有关；说胡适的二郎腿，与他前一天沉痛感慨“法孝直（傅斯年）若在”有关，如此度之，似也不能算是离谱。胡适当众驳蒋训词、当众一再提及朱家骅，均含蓄带有表达“学术独立于权力”的用意；在媒体镜头前翘起二郎腿，大约也是为了传递这样一种讯息：傅斯年虽已去世，但傅斯年著名的二郎腿所代表的学术独立精神，仍然未死，仍存续于“中研院”。

毕竟，胡适在日常生活中虽也常翘二郎腿与友人交谈，但在院长就职典礼这样的场合，有包括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内的诸多媒体在场，若非有特殊的用意要向社会传达，就常理而言，翘二郎腿合影实属不妥。

附带一提，下面这张拍摄于同日的照片中，蒋介石眉峰深锁表情漠然，胡适侧身面向蒋介石亦无笑容。较之那张流传甚广的“胡适翘着二郎腿与蒋介石相谈甚欢”的照片，似乎更契合当日合影的真实氛围。

图：胡适翘着二郎腿与蒋介石合影，二人表情均显凝重

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胡适晚年反复阐述与传播的一种观点。此言至晚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当时，胡适在上海某校演讲，如此说道：

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⑧

这一观点广泛传播开来，则要待到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杂志刊发胡适的文章《容忍与自由》。

胡适在文章中写道：

（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于十七、八年前）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胡适这些话，很明显于现实政治有所指。

文章末尾，胡适又从个人的自我约束层面，谈了一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⑨

同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杂志举办创刊10周年纪念会，胡适到会并发表讲话。讲话中，他对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做了一番解释：

我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提出一点，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这是我写《容忍与自由》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⑩

其实，除了向民间（我们自己）和当局（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喊话，“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之外，胡适还有另一重不便明言的目的，即重申《自由中国》杂志同仁“建设性批评”的温和立场，以换取当局的“容忍”，为杂志争取生存空间。

1959年3月16日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三易标题，将胡适的上述用心显露无遗。

该文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后一番变动较易理解，调整“自由”与“容忍”的先后顺序，显然是为了呼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主题。前一番变动，则可谓意味深长：由《政治家的风度》这个第一版标题，可知胡适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想要劝说“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希望他们懂得“容忍”。他思虑再三，最终放弃这一标题，则显然是不欲恶化《自由中国》与当局的关系。

图：1959年，南港。该年，胡适写成《容忍与自由》，刊出后并作同题演讲

1957~1959年，因批评蒋介石的种种政策，《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的关系已变得相当紧张。1957年，台湾军方曾以“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在军中不点名地掀起一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批判运动。胡适清楚批判运动矛头所指，乃是自己与《自由中国》同仁。在给赵元任的信中，他如此写道：

这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⑪

1958年，因直接批评蒋介石，《自由中国》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3月16日的文章，收尾落在“我们自己”要懂得容忍，而非“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要懂得容忍。这种处理，也是为了显示《自由中国》同仁对当局并无敌意。

在同年11月的公开讲话中，胡适的这种良苦用心表达得更为直接。

胡适3月份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时，殷海光是有所不满的。他认为，“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建议“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去”。⑫在11月的公开讲话中，胡适如此回应殷海光的批评：

殷先生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

这番回应，将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人类的良知）与当局的政治权力相提并论。这种避实就虚，自然并无多少说服力。讲话末尾，胡适以《自由中国》杂志精神领袖的身份，批评了杂志具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震，勉励众人“容忍”、“克己”、“管束自己”⑬……这些话，与“我们自己也要懂得容忍”，其实都是说给当局听的。

上述两文刊发后不久，胡适又私下劝告雷震，希望杂志能够降低批评的调门，维持住这个难得的阵地：

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⑭

但《自由中国》杂志最终没有能够保住；雷震亦于1960年10月被判入狱10年。该年11月18日，自美国返台的胡适，围绕雷震案，与蒋介石就“容忍”一事，有过一番谈话。

据胡适日记，谈话中，“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适则请求蒋拿出雅量来“容忍”雷震等人：

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⑮

这大概是蒋、胡之间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话题，所做的最后一次直接交流。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介石闻讯后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注释

①雷震致胡适(1958年4月26日)，收录于：万丽鹃/编注、潘光哲/校阅，《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P105。

②上文所引蒋介石日记，转引自：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

③蒋的讲话，及胡适的答词，可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P2662~2668。

④同上，P2656~2657。

⑤朱家骅辞职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可参见：陶英惠，《中研院六院长》，文汇出版社，2009，P120~123。

⑥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P240。

⑦唐振常，《关于傅斯年》，原载1996年4月6日《文汇报》。

⑧胡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1948年9月17日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收录于：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

⑨胡适，《容忍与自由》，刊载于《自由中国》1959年3月16日第20卷第6期。

⑩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载于《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1959年12月1日。PS：对胡适感慨“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美国学者究竟是谁，尚待考证——1959年的文章里，胡适说是“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和自己谈话的时间是“十七、八年前”；但布尔去世于1938年，1941-1942年间胡适已无缘与之谈话。1948年的文章里，胡适只笼统说是美国的“一位老师”，谈话时间是“前年”；如此似更无可能是布尔，但“年已八十”“不久他就死了”等信息，却又与布尔相合（享年81岁）。

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P2594。

⑫殷海光，《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收录于：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P145。

⑬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

⑭据胡颂平编著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段话系1960年3月16日雷震来访时，胡适对他所讲。见该书第3217页。

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724-726。胡当时曾对蒋剖白：“‘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了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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