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尴不尬的盟主，进退失据的文豪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无花的蔷薇》）
一
1930 年3 月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盟主鲁迅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向台下的左翼青年们，回顾了彼此间昔日的论战：
“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
约从1927 年始，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3 年之久。成仿吾说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钱杏邨说鲁迅笔下“没有光明，只有‘呐喊’‘彷徨’”，若不“接受批评，幡然悔悟”，则前路“只有死亡”；郭沫若指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攻击规模之大，有郁达夫的打抱不平可证。郁说：
转折发生于1929 年秋。时任组织之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要求太阳社、创造社停止攻击鲁迅——据夏衍讲，“太阳社那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党员，后期创造社的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吴黎平当时在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他回忆说：
高层的过问，使鲁迅与左翼青年们“瞬间”和解，由敌人转为盟友。潘汉年嘲笑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鲁迅反讽潘汉年“年轻貌美、齿白唇红，……是天生的文豪”，这类剧情就此打住。身为“文委”（宣传部直接主管文化工作的组织）书记，潘汉年将新指示迅速贯彻了下去。先是命各支部成员停止攻击鲁迅，转身又去找了未参与论战的地下党人冯雪峰，要他去向鲁迅疏通，请他出来做左联的盟主。左联成立之日，潘又代表组织，在鲁迅之前讲话。潘的演讲富有激情，与会的“一丁”，40 多年后还记得他当时的演讲姿势，“是模仿列宁的，……身子向前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潘说，“红军正在盛大发展，谁说现在不是革命高潮到来了？”这样的调子，稍后李立三还会当面向鲁迅再“传达”一次。
二
1930 年5 月7 日，左翼文学盟主鲁迅由冯雪峰陪同，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由潘汉年陪同，在上海爵禄饭店秘密见面。30 年后，1960 年3 月1日，当许广平造访李立三，询问他当时和鲁迅究竟谈了些什么的时候，李立三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
李立三“不能记忆”鲁迅谈了些什么，其实是因为当时两人“各人谈各人的”，分歧很大。1949 年后，很多人小心翼翼地藏起了自己与鲁迅曾有过的论战和冲突，李立三也不例外。
1967 年6 月，李立三去世。8 月，另一当事人冯雪峰刊文《关于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经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冯说，李约谈鲁迅的目的，是希望后者能“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所谓“立三路线”，简单说来，即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组织应该“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掀起全国革命高潮，争取“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李立三在谈话中提到是自己出面，中止了左翼青年对鲁迅的攻击，进而希望鲁迅能发表一个类似《告知识阶级书》的宣言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但“鲁迅没有同意，……他表示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说在当时那样的时候还应该多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谈话结束后，鲁迅又向冯雪峰解释：答应李立三的要求：
鲁迅生前对许多人提起过这次谈话。听闻者们留下的回忆文字，与冯雪峰的叙述大同小异。比如，胡愈之说：
周建人也说：
三
鲁迅与李立三的这种分歧，其实也是鲁迅与左联内多数左翼文学青年们的分歧。夏衍在晚年坦率承认：“在成立左联的时候，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意见，与鲁迅实行了联合，并以他为左联的领导人，但在思想上显然与鲁迅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一面是鲁迅拒绝了李立三的要求，另一面是左联的行动并不以盟主鲁迅的意见为准。1930 年4 月底，左联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要求所有盟员都要动起来，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劳动节变成一个“血光的五一”“血战的斗争日”。盟主鲁迅就没有被通知参加此次会议。
当然，左翼文学青年也并非全都热衷于“血光的五一”。夏衍在南京路飞行集会上侥幸脱险，碰到李求实，李大发牢骚：“这样就等于把同志们主动地送进巡捕房。”夏衍和孔德沚一起趁夜色去街上刷“武装保卫SL”的标语，孔也有“连自己都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SL”的怨言……至于夏衍自己，“我听了有同感，但是连‘我同意’这句话也不敢说”，因为“每次运动之后，小组长和支部书记都得向上级汇报，哪些人没有参加”，没有参加或者参加了不积极、有怨言者，轻则被批评、公开警告，重则被打成“右倾”逐出组织。周扬也反思说，当时的左联实际上“成了第二党”，“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
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
作为盟主，鲁迅尝试过想要扭转这种“专门谈政治”的风向。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是他新寻到的一种“思想武器”。徐懋庸回忆说：“鲁迅在与我的谈话中，……有一回，谈到李立三同志……要他写一篇反对日本和反对南京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文章时，鲁迅接着就谈及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文章中，鲁迅也特意祭出列宁作为法宝：“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即列宁）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按鲁迅的说法，文化上的革命，比政治上的革命更困难，也更重要，“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意识到这一点的列宁被鲁迅誉为“真实的革命者”。言下之意，左翼文学青年们不事写作，终日刷标语发传单搞集会，正是走上了歧路，犯了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
但鲁迅的批评并不奏效。茅盾回忆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备受尊崇而无人服从的主帅，只好对茅盾不无自嘲地说道：
其实，“我还是写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权。1930 年秋，因为“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盟员蒋光慈愤然退出了组织；同年冬，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也因为强调“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被定性为“反动投机分子”，被开除出了左联。
四
1931 年底，左联的上街之风回落，转而开始批判“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所谓“自由人”，是学者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提出来的。胡认为，知识分子不是阶级和政党的工具，而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若将艺术堕落成政治的留声机，无异于是艺术的叛徒；胡反对“只准某种文学把持文坛”，认为革命文学可以存在，也不妨让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也存在。
“第三种人”则是小说家杜衡的自称。在杜衡看来，除了左联和胡秋原（及其支持者）之外，还有一大群像自己这般被文艺观之争搞得无所适从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因为左联批评家的“凶暴”而搁笔，而左翼作家却又大都“左而不作”。
夏衍回忆：“左联在1931 年11 月决议之后，一开始就把胡秋原定性为敌人，……当时（1932 年春），左联方面不仅冯雪峰、钱杏邨，而且瞿秋白也是站在反‘第三种人’论争的前线的。”鲁迅没有参加对胡秋原的攻击。当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登诗歌《汉奸的供状》，辱骂乃至恐吓胡秋原后（该诗中有“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这样的句子），鲁迅曾出面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试图挽救一下恶劣的影响。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篇文章，是在左联内部多数人不同意向胡秋原道歉的情况下，由冯雪峰出面请鲁迅写的。冯之所以请鲁迅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已得到组织的指示，正积极与胡秋原接触，欲通过胡来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恐吓诗事件发生后，冯不得不向胡秋原一再解释该诗的发表不是组织之意，鲁迅出面写文章批评该诗，即是证明。
批“第三种人”，鲁迅一开始没有直接参加。不过，几乎每篇参与批判的文章，他都在发表之前看过。1932 年10 月，鲁迅刊文《论“第三种人”》，断言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存在超越阶级的“第三种人”，以总结者的姿态，结束了这场有组织的大批判。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安抚了胡秋原，同时也激化了左翼文学青年们对鲁迅的不满。祝秀侠化名“首甲”、钱杏邨化名“方萌”、田汉化名“郭冰若”，在杂志上刊文，批判鲁迅。说他反对辱骂和恐吓，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是在“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主张革命的诗人不怕“见血”，只要骂的对象没错，“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
1933 年10 月，与鲁迅私交甚好的冯雪峰，因身份暴露离开上海，周扬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新元帅。周与鲁迅交往不深，且已有过不愉快——被鲁迅批评的《汉奸的供状》一诗，就是周负责编辑刊发的——鲁迅的左联盟主身份，愈加尴尬。据夏衍回忆，1934 年10 月的一天，周扬来找他，“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如果夏衍的回忆属实，就意味着自周扬接替冯雪峰后，身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竟与左联领导层处于一种“半失联”的状态。
稍后，周扬、阳翰笙、夏衍、田汉去找鲁迅汇报工作，结果引发鲁迅不满，酿成了左翼文学史上著名的“四条汉子”事件，也与这种漫长的“半失联”状态，有极大的关系。
五
周扬、阳翰笙、夏衍、田汉去找鲁迅汇报工作，是在1934 年末。“四条汉子”成为一桩文学史事件，则要延迟至1936 年8 月给徐懋庸的信。在信中，鲁迅如此漫画化地回顾了一年多以前的那场不愉快的会见：
之所以“四条汉子”的典故，较之事件的发生，晚出炉了差不多两年，是因为在工作汇报的现场，胡风被指责为叛徒，虽引起了鲁迅的不满，但程度仍很有限，毕竟当时社会上确有这方面的流言，一般人也很难辨别真假。真正引发鲁迅愤怒的，是此后两年间，左翼青年们对鲁迅的持续攻击，以及周扬与鲁迅关系的持续恶化。
早在1934 年春，左翼青年们的攻击，就已让鲁迅生出了幻灭之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曾感慨：“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同年，他也曾对冯雪峰说过类似的话：“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1935 年春，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又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至于左翼文化界的新元帅周扬，在鲁迅眼里，不过是个拿鞭子抽打自己的“奴隶总管”。1934 年底，鲁迅曾对着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抱怨，对周扬这样人，组织“为什么不清出去！”1935 年秋，在给胡风的信里，鲁迅又如此形容周扬和自己的关系：
意见不同，鲁迅眼里的左翼文学工作，往往也很难入周扬的法眼。1936 年春，在给王冶秋的信中，鲁迅留下了这样的抱怨：
隔阂生疑心，疑心生暗鬼。周扬接掌左翼文化界时，正值上海地下党遭受巨大破坏。为安全计，周深居简出，不再似冯雪峰那般常抛头露面，本是可以理解之事。但在鲁迅看来，这却是对自己盟主身份的极大不尊重：
1936 年春，冯雪峰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自延安重返上海。鲁迅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由此不难想见稍后“四条汉子”典故出炉时鲁迅的心境。然而，冯雪峰虽比周扬更善于承顺鲁迅，却也算不得鲁迅的同道。1936 年夏，鲁迅病重，为打击国内的托洛茨基派，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写了两篇批判文章。鲁迅不反对冯代他执笔，但要求写好后须念给他听，听完后觉得没问题才能发表。故此，冯私下对胡风如此感慨：
（本文原刊于《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