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易经》，指的是包括了经与传的《周易》。
先说结论：在我看来，《易经》是一部基于对天文和气象观察而总结出来的、用以指导劳作、生活与管理的著作（至少相当体量的内容集中在这方面）。这些知识在今天看来，已经没什么深奥之处了。甚至可以说，一个认真读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当代人，其知识体量已超越了《易经》。
然而，在当代的国学市场上，却有很多人在贩卖“解读《易经》”。在他们的笔下或口中，《易经》包容万象、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小可以启悟人生真谛，大可以解开宇宙密码。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易经》产生于商周时代。那时，中国的理性文明还处在发端期。所以当代国学界也常将《易经》赞誉为“华夏文明智慧的源头”。这种赞誉倒也不算过分，但同时也要意识到：“源头”处的理性文明，必然是简单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杂入了许多错误的逻辑。所以赞誉《易经》是“华夏文明智慧的源头”，便意味着不应吹嘘《易经》无所不包高深至极。否则便有矛盾，便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常识。
遗憾的是，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吹嘘很常见，且不止于针对《易经》。比如，两千年多前，《墨经》里记载有个人发现光“煦若射”，然后在两千多后，便有人既赞誉此人是“世界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光沿着直线传播”，又歌颂他“启发了量子通信”。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刚刚触及光学常识皮毛的人，“启发”不了当代最前沿的科学成就。一本记载着刚刚发端的理性文明的著作，也不可能高深莫测蕴含无穷智慧。
那么，回归常识，《易经》到底在说什么？
古人其实有过精到的总结。比如《太史公自序》里说：
意思是说：《易经》这本书，谈论的是天文地理、昼夜阴阳、四季时节、万物生用（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构成万物）的变化。比如《观》卦里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测日月星辰，并此制定岁时历法，用于观象授时，就可以做到按季节合理耕种、合理采伐、合理劳休，不会误了事情。司马迁之前，研究《易经》最权威的人是孔子，他专门写了《系辞传》上下两篇，来解释《易经》究竟在说什么。《系辞传》开篇，孔子就把问题说明白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意思是说：天象的变化为“尊”，地上的四季昼夜变化为“卑”（天尊地卑），后者由前者决定，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了（卑高以陈），就可以在事物与现象中定出“乾坤”、分出“贵贱”（乾坤定矣、贵贱位矣）。然后，在日常的劳作和生活中，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动”该“刚”，什么时候该“静”该“柔”（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也可以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划为同类，哪些物种属于同群，进而辨别出它们的吉凶。翻译最末一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之前，要先解释一下——汉语里“象”、“形”经常连用，但二者的古义有区别。“象”通常指的是一种比“形”更高层级的存在（参考“大象无形”一词）。孔子的意思是：天上日月星辰雷电，是一种高层级的“象”，地上四季昼夜变化，是一种低层级的“形”，高层级“象”的运转，会引发低层级“形”的变化。这些内容，远没有超出九年义务教育的范畴——初中地理课告诉我们，地球的自转与公转，造就了人世间的日夜变化和四季更替。前者是“象”，后者便是“形”。需要注意的是：《易经》时代之人，只是模糊地发现了天上的“象”与人间的“形”之间存在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他们尚无力论述明白。他们依靠日常经验想当然得出来的许多结论（比如政治领域的天人感应），在今天看来其实都是错的。再以《易经》第一卦“乾卦”为例略作解读，也可以看到，孔子的理解是准确的。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这里的“龙”，指的是“东宫苍龙”。中国古代天文学把周天星座划分为四个天区，分别是“东宫苍龙”、“北宫玄武”、“西宫白虎”、“南宫朱鸟”，每个天区由七个星座组成，合称二十八宿。“东宫苍龙”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个星座组成（见《史记.天官书》）。初九：潜龙，勿用——“初九”这一天，“东宫苍龙”还在地平线以下，是一条看不到的“潜龙”，在这一天，要用“勿”把民众集合起来，举行一场占卜活动——《说文解字》里说，“勿，州里所建旗，……所以促民”，是官府立起来的一杆旗子，作用是招呼民众；“用，可施行也，从卜”，“用”字的古意，与占卜有关。（注：《易经》的数字系统与今天不同，这个“初九”不同于今天标记月份日期的“初九”，有学者认为，这个“初九”指的是冬至日）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这一天的黄昏，“东宫苍龙”已经浮出了地平线，“在田”。民众是时候着手准备耕种了。“利见大人”，学术界的解释很多，有人认为“大人”是指导、监督民众劳作的官员，似有一定道理。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三”这一天，耕作者（君子，甲骨文中的“君”字，是一个向土穴中播种之人的形象；也有意见认为君子指的乃是东宫苍龙，终日乾乾的意思，是指东宫苍龙每天都很努力在朝着天空——也就是“乾”——上升）需要整天在田地里干活，即便到了傍晚也要继续努力，如此才能“无咎”，才不会违背天时，才算得上没有过错。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这时候的“东宫苍龙”，已不是“见”（部分出现在地平线附近）了，而是整个“跃”了出来，龙身全部离开了地平线。民众要好好劳作，才算不违背天时，才算没有过错（甲骨文的“渊”字，是一种外为范围、内有流水的形态，指的可能是塘坝一类的人工水利设施）。“渊”字的不同形态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东宫苍龙”终于飞升到了最高处，运行到了天穹的正中央。这时节是农作物能否丰收的关键期，负责指导、监督民众劳作的官员（大人）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上九：亢龙有悔——这里说的是“东宫苍龙”运行到中天后，开始往回下落。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里说的是“东宫苍龙”的“龙首”隐没在了西方的地平线下面，但构成“东宫苍龙”的其他星座都还可以见到。“吉”，农作物到了收获的季节，当然是“吉”。这些内容中的许多概念，比如“东宫苍龙”之类，今天的九年义务教育当然是不会再学，也不必再学。毕竟，教科书中的二十四节气之类，是比上述卦辞更简洁、更准确、更容易理解、更便于实操的知识。当然，以上解读未必全然准确。某些字词（比如“大人”）如何理解，学术界是存在意见分歧的。惟《易经》乾卦六龙，是一种按照“东宫苍龙”出现的方位来确定季节、指导劳作的知识模块，这一点当无疑问。后续“坤卦”里的“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等爻辞，明显也是在指导相关人员按照节气（冰霜）来给民众布置劳役（王事）。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其走向理性，均是从观察天文与气象发端。这与原始农业社会的存续高度受制于气候变化，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易经》所显示的，便是商周时期的中国人，想要依赖其长期观察天文与气象所得的经验，来构筑一种“世界运作逻辑”的努力。故此，《易经》最基本的八个卦象，对应的正是自然界的八样事物——乾为天，离为日，坤为地，坎为月，震为雷，艮为山，巽为风，兑为泽。以震卦为例，其卦辞是：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虩虩，是恐惧的意思；哑哑，是笑声；匕鬯，是食具和酒。大意是：雷声让人惊恐，但其实没事，过后人们都会开心地笑起来，它的声音虽然震动百里，但人们的食具和酒都还稳稳拿在手中。所以打雷这个事，“亨”，是好事，不必害怕。这段卦辞，显示古人对雷电这种自然现象，开始突破本能的生物性恐惧，有了更为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在今天看来非常浅显，但在当时，却被郑重其事地写在震卦的卦辞里。这说明当时之人对于自然现象的理性认知还非常有限。在理性的萌芽阶段，这种程度的事实性认知仍然极为重要。而且，虽然认知有限，但人类一旦开启了理性思维的大门，就必然会生出为世间万事万物寻求一种“共通的解释逻辑”的冲动。《易经》也不例外。当它通过对天文、气象、地理的观察，将“天地日月风雷山泽”八样事物确定为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八个卦象之后，就开始尝试着要用这八个卦象来解释世上的万事万物了。比如，噬嗑卦的卦辞是“亨，利用狱”，是在讲刑狱问题。它的卦画是什么呢？是“离上震下”，离卦代表的是“日”（按荀爽的解释，日对应君王），震卦代表的是雷。君王对治下臣民施以震雷之威，就是刑狱。这种不成其为逻辑的逻辑关系的构建，正是《易经》卜卦工作的重要理论前提。今人用以解释世间万物的工具，早已进步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易经》时代那种以简单的“象征性对应”来构筑世界观的方式，早已被淘汰——不过，这并不是说《易经》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于文明史上的地位，而非对今天的现实世界有什么神秘的指导能力。以上谈的是“《易经》是什么”。下面再简单说一下《易经》在当代为什么会被吹成上天入地无所不包的大智慧。作为产生于甲骨文和《诗经》之间的一种历史文献，《易经》的用词与先秦孔孟时代的文言完全不同，相当于一种“文言文中的文言文”。要理解它的真实含义，有很大困难。这种语义模糊、名气甚大的著作，恰是做国学生意者喜欢的东西——如鲁迅所言，只要有人提出异议“说不好”，就会被指责“因为你不懂”。此外，《易经》内容驳杂，也很合做国学生意者的心意，可以借之谈天时、谈季节、谈耕作，也谈武力、谈刑狱、谈贫穷、谈管理……其实，“一勺烩”式的内容驳杂，是理性萌芽阶段著作的常见特点，中外皆然。这也恰恰给了那些做国学生意者东拉西扯、自由发挥的大余地，亦即比较好吹。其次，国学商业圈对《易经》的热衷，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历史成因。国力虚弱时期，一些近代文化人物曾大力吹嘘过《易经》。如胡兰成曾扬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必须感谢中国的《易经》：“日本的明治天皇合于乾卦之九五，飞龙在天，当时的维新诸功臣多是以圣贤之学为根本，多样地多角度地理解道德，凭着纵横的才智转国运之大难为大庆，此诚得力于《易经》之教。”
当然了，此类言论属于少数。顾颉刚、闻一多、李镜池等人对《易经》做了严谨的历史考订之后，学术界早已不再将之视为上天入地无所不包的奇书。《易经》重新变成“了不得的奇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展开过一场关于《易经》的大型学术讨论。讨论最集中的时间段，是1960年12月~1961年6月，主要讨论阵地是《哲学研究》《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参与者“多为教授学者，全面涉及了周易有关问题，分歧相当广泛”，期间有一种倾向，将《易经》“说成是几乎达到了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再然后，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文知识界开始传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受了中国《易经》八卦图的启发”、“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与《易经》八卦暗合”等似是而非的信息——其实，莱布尼茨通过传教士白晋看到八卦图时，已是发明二进制后许多年；说“二进制与《易经》八卦暗合”的，也是传教士白晋而非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看不懂八卦为何物，他只是接受了白晋提供给他的解释。根据二人间的通信，白晋如此解读八卦图的用意，是想透过制造东西方学术的这种“暗合”，寻到一条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方便路径，也就是助力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显然，这并不是一种学术意见。同期，东方宗教爱好者、美国学者弗里乔夫·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1975）一书中，将现代量子场理论与《易经》对比，认为《易经》与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动力学模型相一致，八卦图与强子的八重态相对应。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同样让国人兴奋不已。至此，“《易经》热”遂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门智慧无穷包打天下的近神之学，在国学市场上长盛不衰。而在真正读了《易经》的杨振宁看来，《易经》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它与二进制、量子物理这些现代科学也没什么关系。总而言之，如何将《易经》的每一句卦辞和爻辞精确地读明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需要很深的学术功力，也就是要有强大的考据训诂的功夫。但要明了《易经》的大致主旨为何则不难，只需对相关严肃研究稍作涉猎，再加上一条“能够尊重常识”就够了。常识就是：处于萌芽阶段的理性文明，必然是简单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杂入了许多错误逻辑。《易经》的深奥，在于它的文字很难被当代人读懂，而不是它所记载的内容如何高深莫测、如何厉害到当代人必须顶礼膜拜。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