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骗也是一种罪
今人谈论二战反思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常会不自觉使用“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之类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实质涵义，是对战争责任实施两分，也就是将“大多数普通民众”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以后者为主要批评对象。
其实，日本于1945年战败后成立的东久迩内阁，是拒绝这种“两分法”的。东久迩内阁的主张是实施“一亿总忏悔”，来反思日本的战败责任——注意，是“战败责任”，而非“战争责任”。所谓“一亿总忏悔”，指的是日本的战败责任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包括政府官员，包括军人，也包括普通民众，都有反省的必要。
具体该反省些什么？东久迩在1945年8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段发言，颇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他说：
“我国战败的原因是作战力量的迅速毁坏，……加之,惨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事件以及苏联的参战，也构成了战败的原因。此外，过多的法律规则肆意泛溢，还有许多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统治体制，虽然不能说全部，仅在某些部门实行，就已经彻底捆绑住了国民们的手脚，使得他们无所作为，我觉得这也是战争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并且，我认为是不是政府、官吏以及军人们自己在不知下觉之中，把这次战争引向了失败的方向呢？……进而，我认为，国民道德的低下也是败因之一。也就是说，军人、官吏半公开地、普通民众则是秘密地介入黑市。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当然是由于政府的政策不行。但是，国民道义的荒废也是其原因之一。此时此际，我认为，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仟悔。我相信，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78~79页。）
按东久迩的逻辑，政府官员、军人与普通民众，都是日本这架战争机器上的零件。战争输掉了，所有的零件都有责任。政府的决策需要反省，军人守不住阵地需要反省，百姓们道德低下违背国法参与黑市交易（多是为生计所迫）也需要反省。
在美国的干预下，东久迩内阁只维持了不足两月。新成立的币原内阁于1945年11月做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内称：“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这种说辞，与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一脉相承——《诏书》815个字，未提及“投降”，也未承认“战败”，且将战争（指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间的战争）说成为谋求日本“自存”与东亚“安宁”的不得已之举。谈及被侵略国的抗日行为时，还使用了“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等字眼。
较之东久迩内阁，币原内阁的一大变化是没有再提“一亿总忏悔”的口号。
这也是美国干预的结果。美军进驻日本后，致力于压制那些美化侵略的声音，币原内阁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便被美国认为有“美化圣战”的意味，将改词禁用。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口号，旨在呼唤全体日本国民一起来为“日本战败”忏悔，一起来扪心自问应对“日本战败”负有怎样的责任。这种忏悔，不是在否定侵略战争，而是在反思侵略战争为何会失败。任由这种“一亿总忏悔”发酵下去，必会再度激发出激烈的仇外仇美的情绪，必会对驻日美军构成威胁。
币原内阁不提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并不意味着仇外仇美情绪已不存在。1945 年末，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开始利用NHK广播，连续播放长篇系列报导《真相是这样的》，还通过新闻媒体连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 。目的是向全体日本民众宣传新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以取代日本官方灌输的“大东亚战争史观”。
美国传播的“太平洋战争史观”，核心内容有五：
（1）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始于九一八事变，经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这场侵略战争是连续的。
（2）日本的主要侵略对象是中国。
（3）美国为战胜日本做出了最大贡献。
（4）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宫中派(天皇身边的重臣) 、财界、舆论界等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
（5）日本军国主义者隐瞒事实，欺瞒民众，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今人熟悉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之说，熟悉的“战争责任两分法”，便来自上述太平洋战争史观的第四与第五两条。这样区分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减轻日本普通民众的负罪感，进而减轻在日本实施驻军、推动国家转型的阻力。
因为具备这种实用性，该两分法自出炉后便迅速流行开来。1949年7月，斯大林在涉及对日政策的谈话中也称：“现在美国正在争取日本，……日本人民是好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不应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障碍”，要求相关部门依据这套两分法，去对日本民众实施争取工作。于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遂被塑造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抽象概念，“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欺骗裹挟了广大日本人民”，也成了一种常用话术。
作为战败者，许多日本国民也很乐意接受这套逻辑。NHK下属广播文化研究所于2000年上半年做过一次舆论调查，题为《日本人的战争》。其中一题正是“普通日本国民有没有战争责任”，调查结论是：一半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责任”；只有不到三成的被调查者勉强认为“从结果上看当时的国民与政府、军部合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是加害者，有责任。”
当年的日本政府有没有隐瞒事实？有没有欺瞒民众？有没有向民众灌输错误的信息与理念？当然都是有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侵略战争的具体参加者与支持者的普通国民，就没有了战争责任？日本导演伊丹万作在1946年刊文《战争责任的问题》，公开否定了这种论调。他写道：
“很多人都说自己在战争中受骗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受骗了。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欺骗了别人。很多人似乎认为欺骗者与被欺骗者是可以明确区分的，但那只是一种错觉。比如，民间人士都认为自己被军方和官僚欺骗了，你去军队或者官厅看一下就会知道，他们都指着上面，说自己被上面骗了。再往上面看，他们肯定说自己被更上面的人骗了。于是，最后便只剩下一两个人为这件事买单。可是再怎么说，仅靠一两个人，是不可能欺骗一亿人的。可见，骗人者的数量一定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同时，纯粹的骗人者和纯粹的受骗者也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受他人欺骗成了受骗者，这名受骗者又将谎言传递下去，进而产生新的受骗者，这么一环套一环，才导致全体日本人都在骗与被骗之间晕头转向。”
伊丹万作还说，在战时，报社与广播提供了各种拙劣、荒谬的新闻内容，町会、邻组、警防团与妇人会等基层组织也积极参与骗人工作。这些谎言与欺骗，最后造就了一种恐怖的社会氛围，“不缠绑腿不敢出门”，出门不戴丑陋的战斗帽而戴其他帽子，“周遭之人立即投来如同发现了卖国贼一样充满了憎恨情绪的眼神”。
据此，他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伊丹万作自问自答：这意味着全日本的国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互害社会里。在这个互害社会，国民们不得不选择互相欺骗。官员欺骗百姓，报纸欺骗读者，老师欺骗学生，家长“为了孩子好”也会欺骗孩子，“有人敢断言自己在战时从未对孩子说过谎吗？”
当然没有。据此，伊丹万作拒绝了来自“太平洋战争史观”的美意，拒绝将普通日本民众划入无辜者的范畴。理由是：受骗者虽然是受害者，但“自古以来，从没有哪本书里写过受骗者便是正义者”。那些以受骗者自居然后推卸责任、并将自己自动划入正义方之人，必须认识到一点：
“被骗也是一种罪”这样的说法，在1946年的日本，无疑是非常刺耳的。但刺耳归刺耳，日本在二战中经历过的、无从回避的历史事实正是：骗人者蒙蔽被欺骗者，被欺骗者再反过来影响甚至裹挟骗人者，如此循环往复，最后骗人者与被骗者一起携手走向了最极端的境况。
曾任外务省情报部长的白鸟敏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留下了一段描述此种情状的供词：
日本民众陷入军国主义狂热，醉心于对外扩张，正是日本政府多年洗脑宣传所培育的结果。1931年，当日本政府试图“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并希望媒体给予舆论支持时，现实却是：媒体已倒向了狂热的民众，成了政府推行所谓“务实政策”的严重阻碍。《朝日新闻》的记者森恭三，便亲身体验了这种骗人者反被受骗者裹挟的滋味：
所谓“不知不觉就减弱了”，所谓“报纸已开始对潮流妥协”，指的正是媒体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转而选择去迎合狂热的民众。当时的日本报业已实现市场化，如何争取读者是报纸首要关心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民众的战争狂热空前高涨。在铺天盖地的“惩膺支那”之声中，报业中人纷纷使尽浑身解数，以迎合读者扩大销售量。那些迎合了读者情绪与主张的报纸，销量也确实得到了猛增——从事变爆发到次年2月底，《东京朝日》的发行增加了20万份，《大阪朝日》增加了27万份。
这场“骗人者反遭受骗者裹挟”的剧目，带给日本政府的教训，并非放弃欺骗之术，而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报界的管控。
伊丹万作见识过许多类似的剧目。这也正是他拒绝将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的责任全部推给“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主要原因。他在《战争责任的问题》的末尾说，受骗者只有认真反省并努力让自己不再被骗，才算是进步，“全体日本国民必须深刻理解自己如何被骗、为何被骗”，未来的日本才有希望。
（原稿写于2019年，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