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市井之中，沈万三有很高的知名度。《金瓶梅》借潘金莲之口，不止一次提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明史》里也有好几处提到沈万三。其中一处是马皇后的传记，里面白纸黑字写道：吴兴富民沈秀，也就是沈万三，帮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南京城，又请求出资犒劳军队。朱元璋勃然大怒：“匹夫犒劳天子军队，乱民该杀！”马皇后一再劝说，才让朱元璋稍稍消了些怒气，将沈万三流放去了云南。正史如此说，自然许多人信。但民众不喜欢正史里这个悲惨的结局，就编造故事说沈万三在云南得道成仙。康熙年间，还有人跑出来吹牛说在云南碰到了已得长生的沈万三。可惜传说当不得真，正史的记载也不一定正确——所谓正史，不过意味着它是官府主持修撰，并不等于它就是真史。《明史》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就形同玩笑：真实的沈万三其实是个元朝人，没做过朱元璋的子民。他不可能帮助朱元璋修城墙，也不会被朱元璋发配至云南。明史学者顾诚先生的名作《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载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对此事已有极为详尽的考据。其中有两个证据相当有力。第一个证据是乾隆年间编纂的《吴江县志》。内中说张士诚据吴之时，沈万三已死。其子沈茂、沈旺曾秘密走海路运输米粮至燕京。县志交待其史料来源是明代人莫旦所著《吴江志》。莫家与沈家是姻亲，莫旦的话可信度很高。按张士诚占领苏州的时间是元至正十六年（1356），十一年之后朱元璋才攻陷苏州，并于次年（1368年）在南京称帝。意即朱元璋做皇帝时，沈万三已经去世十余年了。死人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修城墙，也无法被抄家流放。第二个证据是除了沈茂与沈旺之外，沈万三还有个儿子叫做沈荣，沈荣有个儿子叫做沈森，它们的生卒年是确定的，可用来反推沈万三的年龄。元末明初人王行为沈荣父子撰写有墓志铭，这份墓志铭保存了下来，内中提到沈荣死于明洪武九年（1376）秋八月，享年71岁；沈森也死于同年，享年48岁。据此可知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称帝时，沈荣已经62岁，沈森已经39岁，此时沈万三如果还活着，以二十岁得子保守估算，年龄当在80岁上下。沈万三当然有可能活到80岁，但《明史》里还说朱元璋将他流放去了云南，而云南被明军攻克纳入版图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即便朱元璋是在明军平定云南的同年便将沈万三流放过去，那时的沈万三也已差不多是百岁高龄的老人了。这种可能性无疑极低——没有任何史料提及沈万三高寿至此；在忠孝同构的时代也很少发生流放百岁老人的暴行，即便是朱元璋控制的洪武时代也极为鲜见。简言之，若以沈万三在二十岁左右得子估算，他约生于1286年前后，死于元朝灭亡前夕，享年约六七十岁。他从未做过朱元璋的子民。沈万三与朱元璋没有交集。民间流传沈万三与朱元璋的故事，既因为这故事代表了洪武时代富户们的共同遭遇，也因为富甲一方的沈家确实是因朱元璋的打击而没落。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制造了所谓的“蓝玉谋反案”，噩运随即降临到沈万三的后代头上。蓝玉案的动机，与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的早死有极大关系。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继承人，担心孙子年轻，既无威望又缺经验，不足以压制朝中豪杰。为防范权臣趁势而起，蓝玉案应运而生。朱元璋大开杀戒，将朝野内外有可能妨害朱明王朝存续的潜在势力，通通冠以谋反大罪，实施肉体铲除。沈家很不幸，被人告发与蓝玉有交往，成了“蓝党”，资产被抄没，族人遭到凌迟。其实，即便没有所谓的“蓝玉案”，沈家在洪武时代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洪武十九年，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和沈庄，先后被官府抓捕到至南京，兄弟二人在监狱相见抱头痛哭，沈庄出狱后未及归家便死在了京城。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也倒了大霉，被牵连进胡惟庸案满门抄斩。在朱元璋亲手编写的《大诰三编》里，可以见到陆仲和的名字。朱元璋说：这位富甲吴中的大富翁，原来是个可恶的“胡党”，如今东窗事发身亡家破，全家被我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孙儿。你们其他人要引以为戒。残存的沈家人不敢不引以为戒。洪武二十一年，苏州府奉命举荐了一批人才入京做官，其中有沈家的后代沈玠（沈万四之孙，沈万四乃沈万三之弟）。授官之日，沈玠战战兢兢对朱元璋说：臣玠诚不敢以富饶故妨诸户家，念臣一门自国初到今，屡蒙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庐，已逾素望。又尊官之，荣逮妻子，何敢更受禄哉？沈玠说的是真话，沈家此时之所以仍然残存，一是沈家人尽全力夹起尾巴做人，毫无折扣地响应朱元璋的各种号召，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 ，二是朱元璋满意沈家的驯服，尚未对其下狠手。故此，朝廷叫沈玠出来做官，他不敢推辞，却也不敢领朝廷的俸禄。一同获得任命的其他苏州富户，也战战兢兢辞掉了俸禄，说自己的田地家产“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赐俸，难以消受”，说自己有今天的美好生活靠的全是朱元璋，如今惟有努力给朝廷做奉献来报答，岂敢再领朝廷的俸禄。朱元璋也毫不客气地批复道：要辞，从你！
可惜的是，在洪武时代，消灭富户是朱元璋的既定政策，再怎么夹起尾巴做人也没有用。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便已将拔除包括江南富户在内的民间有力量者作为基本治国策略。洪武三年，朱特意下诏，让户部将“诸郡富民”召集入京训话。训话主旨是要富民知晓自己为何能安享富贵：“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淩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 简言之就是要天下富民知道，没有他朱元璋就没有他们的富足生活，他们必须要有为朱元璋、为洪武政权奉献一切的觉悟。而特意召集天下富民入京训话，又足见朱元璋对富民极不放心。于是，陆家最终被卷入了胡惟庸案，沈家最终被卷入了蓝玉案，俱落了个全家抄斩的结局。当然也有。活跃于明代中期的苏州人吴宽曾感慨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划削殆尽” 。吴宽的祖宅原在苏州城东，那里是富户聚集之地，后因洪武时代持续打击富户而变成了毫无人气的荒凉之地，“邻之死徙者殆尽，荒落不可居”，幸存的吴家也终于不得不搬离。据吴宽说，吴家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全凭祖父的觉悟高：先祖……平生畏法，不入府县门，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故历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独能保全无事。至永乐间无疾而卒，年六十有四。
不编织任何社会关系网，不介入任何社会问题，尽可能龟缩起来。吴宽的祖父努力将自己变成一个朱元璋理想中的原子化的“洪武百姓”。这种努力让他成功保住了性命，成了“邻里殆空”时代的一个异数。嘉定横塘人秦文刚也是这样做的。他本是个读书人，却自号“横塘农”，常年坚持在田间耕作，为的便是保全性命：不业则为游民，而游民不容于三王之世。……吾视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吾以业农独全。
秦文刚说，不务农就是游民，游民不容于上古三王之世。朱元璋在《大诰续编》里也说，“先王之旧章”主张消灭不务农的逸民旷夫，所以上古时代游民很少 。显见秦文刚也很有觉悟，深刻领会到了洪武时代需要怎样的理想民。秦知道做农夫是天底下极累的事情，远不如做商人做田主舒适。但他也知道，洪武时代不待见包括商人与田主在内的富户，所以他宁愿做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当他亲眼看到三吴巨姓一家接着一家毁破殆尽，自是忍不住要庆幸自己“以业农独全”。他放弃财富与社会地位，换回了苟全性命于盛世。多数富户没能苟住。洪武三年，朱元璋询问户部天下富民何处最多。户部回答说“浙西”最多，“以苏州一府计之，民岁输粮一百石已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户，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户，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户，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户。” 意即仅苏州府一地便有田产超过2000亩者552户 。到了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再次下旨让户部从户籍档案中筛选富户。户部回奏说：云南两广四川不取，今稽籍得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田赢七顷者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列其户名以进。
七顷便是七百亩。经过持续二十余年的努力，明帝国（西南地区未统计）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终于仅剩下14341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