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蜀汉政权“国不置史”的问题。此说见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末尾的评语。陈寿说，诸葛亮治蜀有方，但也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刘备章武三年去世，刘禅即位，当年就改元建兴，这不符合“逾年改元”的礼数。另一个例子就是：“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这句话的后半段容易理解，意思是蜀汉政权历史人物的许多行为事迹都遗失了，与蜀汉政权有关的许多灾异天象也没有记录下来。需要揣摩的是前半句“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八个字，究竟是在说蜀汉政权没有设置史官？还是在说蜀汉政权没有修史、没有留下档案材料？答案恐怕是后者。《后主传》的正文里，陈寿便写有一句“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可见蜀汉政权是设有史官的。此外，《晋书》中说，陈寿做过蜀汉政权的“观阁令史”，《华阳国志》也说，陈寿做过蜀汉政权的“东观秘书郎”，这两个官职都可以视为史官（东汉曾将典籍档案汇聚于东观，选派学者著成史书《东观汉记》）。既然陈寿明确提到了蜀汉有史官，他自己也做过史官，“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八字，便只能解释为“蜀汉政权没有修史”，而非蜀汉政权无史官。同时代的魏国，曹丕曾命卫觊、缪袭等撰修史书，历时多年后在王沈等人手上编成《魏书》四十四卷。同时代的吴国，孙权也曾命丁孚、项峻等撰修史书，历时多年后在韦昭等人手上编成《吴书》五十五卷。这两部官修史书，皆是陈寿撰写《三国志·魏书》与《三国志·吴书》的核心材料。陈寿遗憾蜀汉政权“国不置史”，导致他在编写《三国志·蜀书》时，面临严重的资料匮乏问题；导致蜀汉政权的开国文武功臣事迹简略，《三国志·蜀书》的文字体量也远小于《三国志·魏书》与《三国志·吴书》。如此种种，皆是以魏、吴两国有官方组织的修史活动为对比。“注记无官”也有所指。注记又名著记。《汉书·艺文志》里提到，西汉共有“著记百九十卷”。东汉明帝时，曾命马严、班固、杜抚、贾逵等人修撰《建武注记》，建武是光武帝的年号，可知这部注记所载乃是光武帝刘秀时代的历史。东汉安帝时，刘毅又上奏说，汉代的制度是“世有注记”，每一代皇帝都有自己的注记。需要注意的是，汉代还有一种史料叫做起居注，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相当于一种档案。“注记”与之不同，它是一种经过史官整理的材料，一般认为它是“编年纪事而且详于灾异”。两汉政治重视天人感应，常将灾异与施政联系在一起。其中又以东汉尤为盛行，因光武帝本人便是以谶纬起家。所以，当时的“注记”除了记载史实，也承担起了将这种联系记录下来的职责。如此，我们再去看“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句话，便能发现陈寿的话说得很严谨，对应也很工整。简言之就是：因为“国不置史”，所以“行事多遗”。因为“注记无官”，所以“灾异靡书”。附带一提：有学者将“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八字理解成“蜀汉政权没有设置史官”，然后依据《后主传》里明明出现了“史官”字样等材料，来责备陈寿，说他是在污蔑诸葛亮。这类看法应是对陈寿原意的误读。与陈寿同时代的魏晋名流如夏侯湛、张华等皆对陈寿的史品赞誉有加。给《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南朝宋人）虽经常不同意陈寿的意见，也未曾对“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句话提出异议。我想，当是因为他们了解魏、吴两国的“置史”情况，也了解“注记”是一种怎样常规而重要的史料。他们知道蜀汉政权确实没有这些东西。正如民国史家缪越所言：“蜀汉有没有官修史书，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时许多人都是知道的，陈寿不至于为此事说假话以‘厚污诸葛’。”
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既“不置史”，也不组织史官编写“注记”？陈寿在《三国志》里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答案当然也见仁见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比如，修史往往与不同政治派别在现实中的政治地位紧密相关。魏国启动修史是在曹丕时代，孙吴启动修史是在孙权晚年，集团内部派别的位置皆已大体固定——即便如此，两国后续的政治变动仍然影响到了修史工作。反观蜀汉政权，在刘备去世时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荆州空降势力、益州本土势力和由三辅流亡者组成的东州势力之间，仍矛盾重重。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冲突，便是这类矛盾的一次大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启动修史，无异于主动激化矛盾。此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执掌国政，也是修史的一重障碍。曹魏启动修《魏书》，是曹丕想要贯彻意志，孙吴启动修《吴书》，是孙权想要贯彻意志。蜀汉启动修史，究竟该贯彻诸葛亮的意志，还是贯彻刘禅的意志，会成为一个问题。《出师表》里，北伐前的诸葛亮谆谆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要刘禅重用自己列名的官员，遇到政务要与他们商量，乃至直接交给他们去做，实有防范皇宫（刘禅）与丞相府（诸葛亮）之间发生权力斗争的用意。启动修史，难免也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在蜀汉不组织史官编写“注记”的诸多原因中，笔者以为最紧要者，是诸葛亮本人的施政实在谈不上宽仁。陈寿所编《诸葛亮集》中，载有刘备临终前给后主刘禅的遗诏。除了要刘禅多读《商君书》外，遗诏还提到：“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可知刘备与诸葛亮皆是法家信徒。诸葛亮作为帝师，试图传授给刘禅的治国之术，乃是先秦法家申不害、韩非子一脉的“刑名法术”之学，具体而言就是轻仁政重权术、轻道义重管控的那一套（今人只要略读《韩非子》，便不难感受到这一点）。以申韩之术传授刘禅的诸葛亮，自己治理蜀汉时使用的自然也是申韩之术。《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也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如裴注引王隐《蜀记》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刑法峻急与刻剥百姓，正是申韩之术的典型特征——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总结过申韩之术的特征，他说：“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末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由严刑峻法构成的法律体系“蜀科”，也是申韩之术的产物。参与制定“蜀科”的法正，曾建议诸葛亮对蜀地百姓“缓刑弛禁”，理由是刘备集团刚刚反客为主，以武力占据此地，应对本土百姓施以恩惠，来获得他们的支持。诸葛亮的回复却是：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多年，长期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没有搞过严刑峻法，对益州人来说相当于有着“累世之恩”。所谓“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有刘璋父子的宽仁在前，再拿官职、爵位与财富来赏赐益州人，显不出什么区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
拿严刑峻法来威吓他们，他们被严刑峻法修理过之后，才会知道什么是“恩典”；严格限制爵位的赏赐，他们费尽力气获得爵位之后，才会明白什么是“荣耀”。这样搞下来，蜀汉政权才能做到人人听话，秩序井然。显而易见，这正是一种典型的申韩之术。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华阳国志》，内中说，“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有人当面批评诸葛亮严刑峻法搞得太狠，极少赦免百姓。诸葛亮的回复是：先帝在世时就反对赦免百姓，自己也一样，“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像刘表、刘璋这样的人，年年发布命令赦免百姓，其实是坏榜样。此外，陈寿在《诸葛亮传》中，也记载了诸葛亮刑峻惜赦这个事实。这些申韩之术会造成两项结果。一项是蜀汉政权可以得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去参与战争。二是蜀汉民众的生存状况会急速恶化。《三国志·蜀书·吕乂传》中，便有这方面的记载。内中称，诸葛亮连年出兵，“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地方郡县的兵役劳役征发速度，赶不上前线人力的消耗速度，补救不过来。时任巴西太守的吕乂有一项特别突出的政绩，就是征发了五千名男丁送给前线的诸葛亮，居然没人逃跑，“慰喻检制，无逃窜者”——慰喻是安抚劝慰的意思，检制是约束控制的意思。可惜，史料没记载吕乂到底是怎么控制这些男丁不跑的。因为有这种控制百姓的本事，吕乂得到了诸葛亮的重用，改任“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成了极受倚重的后勤官。《吕乂传》还记载，“亮卒之后，士伍亡命”，诸葛亮死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风潮。于是，吕乂在蜀郡太守任上，再次发挥自己控制百姓的本事，“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短短数年间，便挖出上万逃亡人口——考虑到蜀汉灭亡时在籍口数只有90余万，一郡之地挖出万余逃亡人口，已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数字，说明当时的蜀汉百姓有很强烈的逃离编户齐民的欲望。后主刘禅景耀年间，吴国使者薛珝来到成都求马。回国后，吴国皇帝孙休问薛珝蜀汉情况如何。薛的回答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数年后蜀国灭亡，曹魏派来的巴郡太守王濬发现，蜀吴交界处的巴郡，已只剩下区区数千户百姓，这些百姓“生男多不养”，已苦到不愿养育亲生之子的地步。既然“注记”是一种编年体史料，灾异又是其中的重点记载内容，而记载灾异的目的乃是以天人感应之说来监督施政，信奉申韩之术而“刻剥百姓”、追求蜀汉政权上下内外“俱为一体”的诸葛亮，自是不能容忍异议与监督的存在。于是乎，蜀汉政权就成了一个“不置史”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