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献 | JPE 空气清洁法的意外效应：换地方，减规模继续排污
图片来源：Huffington Post
本期导读：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介绍四篇与美国空气清洁法案有关的文章。这几篇文章主要探讨了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及其相应的经济成本，尤其是政策制定者意料之外的成本。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资源与环境 | 空气污染与环保政策”专题中的这篇文章。
专题分类：资源与环境 | 空气污染的治理成本
”Effects of Air Quality Regulations on Polluting Industr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2): 379-419.
Randy Becker and Vernon Henderson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台的“空气清洁法案”（Clean Air Act, CAA）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要求与措施来鼓励企业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进而降低空气污染。在1977年的修正案生效后，根据具体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每个郡（county）会被判定为“达标”（attainment）或“未达标”（nonattainment）的郡。未达标郡内的工厂将面临更为严苛的污染防治要求，包括强制安装更先进的空气清洁设施等。此外，同等条件下，规模较大或新建的工厂通常会受到更为严格的检查。
空气清洁法案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十分重要，但此类法案的实施也势必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成本和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法案对不同地区、不同污染主体的“区别对待”会在实质上改变企业间的相对成本优势。当企业面临进入或退出市场的决策时，因政策产生的成本优势变化会影响企业的选择。如果将视角拉升至更大的空间尺度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企业在微观层面的决策将反映为产业布局随时间推移在空间上形成的变化。
Becker和Henderson的这篇文章关注地表臭氧（ground-level ozone）这一污染物，并依此选择了实证分析所针对的行业：工业有机化学品（industrial organic chemicals）、金属容器（metal containers）、塑料制品（plastics）和木制家具（wood furniture）。这四个行业的主要排放物均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与氮氧化物（NOx），二者与臭氧的形成高度相关。
该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美国的制造业普查，实证模型是以郡为单位的面板数据估计。考虑到郡级别新建企业数量的计数（count）特征，主要的实证分析依赖于条件泊松模型（conditional Poisson model）。
文章的主要结果说明，在同等条件下，法案的实施会引导企业向治污成本低的郡“转移”。由于管制更严苛，未达标郡的新建工厂数在法案实施后明显低于达标郡。其二，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小型企业和工厂的发展，因为其受到检查与管制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其三，由于法案在治污要求上对老工厂（grandfathering）具有一定的豁免，法案的实施间接延滞了部分老工厂的重建与翻新。其四，法案实施后，相较于达标郡，对未达标地区郡的新增投资下降，反映了投资者对该地区产业发展前景的担忧。
从企业的角度上讲，空气清洁法案产生的“额外”成本会使其决策偏离其原本的经济最优配置，并在长期中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激励扭曲。相比环保政策造成的直接经济成本，这类“意外后果”相对比较容易被忽略，然而其长期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就该文涉及的具体问题而言，实证结果显示，法案实施后，同类行业在未达标郡新增工厂数量比达标郡低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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