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跃 || 南京北宋长干寺七宝阿育王塔所见五代至宋江南舍利装藏之变
2021年
第02期
吴天跃
男，浙江瑞安人，博士，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佛教物质文化研究、跨文化美术史。
一、南京北宋长干寺七宝阿育王塔的铸造方式与铭文概况
2007年至2010年发掘的南京北宋长干寺真身塔（真宗赐名圣感舍利塔）地宫（大报恩寺遗址）是宋代佛教考古的重要成果，一度受到学界和佛教界的广泛关注。南京市博物馆率先举办了特展“圣塔佛光”，还先后两度编辑了特展资料图册《圣塔佛光》，向公众介绍展陈文物。《文物》2015年第5期刊登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撰写的《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公布了地宫出土的大多数文物，其中就包括七宝阿育王塔。近年来，相比对南京长干寺地宫独特的形制、出土丝织品修复保护和出土文字资料的深度研究，关于七宝阿育王塔和舍利供奉仪轨的研究仍然不足。
2008年8月6日，南京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铁函出土的七宝阿育王塔是目前存世金属造阿育王塔中体形最大、制作工艺最精美复杂的一座。七宝阿育王塔高117厘米，最大边长（塔座底板）45厘米。塔盖顶部中心处立塔刹，刹柱根部套有两个圆环，从下向上设五层相轮，逐层内收，顶部为火焰珠和葫芦形宝瓶。塔身内部以檀香木制作骨架，表面为银皮，通体鎏金，塔体上凿有452个圆孔以镶嵌宝石。经初步鉴定，所镶宝石的种类有水晶、玻璃、玛瑙、青金石等。打造这座宝塔涉及木作、金银作和珠宝加工等多个手工行业，就其金属表面加工而言，需要运用鎏金、捶揲、镂孔、錾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七宝阿育王塔的塔形、塔身和山花蕉叶上的佛教图像与吴越国钱俶所造银塔基本一致，细节表现更为繁缛，此处不再赘述。
图1 南京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出土的七宝阿育王塔,南京市博物馆藏
七宝阿育王塔表面共有铭文20条，共300余字，与《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以下简称《石函记》）可互为补充，真实记录了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长干寺集资打造七宝阿育王塔、祈求积累功德福报的细节。塔盖底部四面分别捶揲“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天下民安”“风调雨顺”四字吉语，表明该塔虽为民间僧众所造，却也具有为当朝皇帝（可能是支持演化大师供养舍利的宋真宗）祈福祝祐的性质。
图2 南京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出土的瘗藏容器与舍利系络图
二、巧借阿育王塔为舍利容器：五代至宋舍利装藏之变
专攻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的冉万里认为五代至宋的塔形舍利容器应当是继承了晚唐时期的做法，而宋代的塔形舍利容器之一即阿育王塔形舍利容器。扬之水则进一步指出：“金银舍利容器中，以塔的制作最见打制、攒造之工……两宋金银舍利塔的制作，很有写实风格，乃至可以视作建造大塔的小样。”两位学者虽然注意到阿育王塔形制作为舍利容器造型在晚唐至宋从萌发到逐渐增多的全新历史现象，但均未对这一时期阿育王塔形金银舍利容器的具体变化、内部构造和背后含义展开详细讨论，一些罕见的舍利容器材料也未被留意。
回溯作为南京七宝阿育王塔原型之一所在的五代吴越国（907—978年），其末代国王钱俶（948—978年间在位）所铸造的乙卯岁（955年）铜阿育王塔和乙丑岁（965年）铁阿育王塔，根据推测并非为贮存真身舍利而造。目前考古发现及传世的50多座官府与民间所造铜、铁塔内无一例发现装藏有真身舍利。仅吴越国王钱俶所造的2座银阿育王塔装藏有真身舍利（肉身舍利），1例是天宫出土的被压扁的纯银阿育王塔中藏有金瓶，内装藏舍利；另1例是地宫出土的银鎏金阿育王塔，瘗藏1座小型金棺，金棺内装藏佛螺髻发舍利。
南京北宋七宝阿育王塔用于装藏舍利的内部构造与五代吴越国时期的阿育王塔相比稍有变化。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七宝阿育王塔内部层层嵌套，塔座内部中空，用以盛放供养品。设有鎏金银椁，内藏金棺，以及漆函、大银函、小银盒和罗囊等，最内一层的水晶瓶和鎏金小银函内装藏有佛顶真骨舍利、感应舍利和诸圣舍利。（图2）塔盖顶部四角设四座山花蕉叶，横剖面为三角形，内部中空，同样放置供养物品。虽是民间僧众集资建造，七宝阿育王塔却延续了唐代以降以“金棺银椁”瘗藏舍利的最高规格，并将吴越国的阿育王塔形制改造为盛放“金棺银椁”的真身舍利塔，甚为隆重庄严。（图3、图4）
图3 南京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的七宝阿育王塔银椁,南京市博物馆藏
图4 南京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的七宝阿育王塔金棺,南京市博物馆藏
笔者对北宋以降的非石造类小型阿育王塔进行了统计，共18座，主要分布在吴越国旧境及周边地区。其中明确为宋代制作且附带铭文的阿育王塔非常有限，仅有6座，没有铭文的阿育王塔只能根据其所在的佛塔地宫、寺志等相关信息，推断大致的相对年代。此6座北宋金属造阿育王塔之中，5座为银塔，本文讨论的南京七宝阿育王塔也是表面银皮，可见银塔的比重之高。银塔的特性在于延展性强，所塑造的形象生动且细节丰富。但是银塔价钱不菲，用银打制阿育王塔，更显示了信众对供奉舍利塔的郑重。
这里仅举3例北宋民间所造的银阿育王塔。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收藏的北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银塔（图5）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雍熙三年银塔（图6）是兄弟塔。从两座银塔的铭文来看，塔的制作时间分别是雍熙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和八月二十四日。这两座塔均是女弟子赵氏打造供养。吉美博物馆收藏的银阿育王塔可能是通过文物商卢芹斋转卖至巴黎的。笔者有幸看到卢芹斋经手的阿育王塔的若干照片，得以观察塔内部构造的细节：在塔身与塔座分离的基座上，暗藏着带云头形壸门的玻璃球形函，该球形函或用于贮存舍利。至于其兄弟塔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银阿育王塔，无法看到内部更多细节，不知是否也暗藏着玻璃球形舍利容器。第3例是四川江油县出土的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铭银阿育王塔（图7），该塔此前不见于相关论著。该银塔民国16年（1927年）从四川龙安府江油县废寺遗迹出土，最终为京都伊藤庄兵卫氏所藏。塔通身为银制，现实物不存，照片收录于《支那工藝圖鑑—金工編解説》。根据图鉴中的记录，该塔全高一尺四寸五分（43.8厘米），除去相轮外高八寸，座下四寸五分许，带有大中祥符元年款铭文。从铭文来看，这是一座舍利塔，由智因大比丘为其父母和一切众生发愿所造。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出土的这座银塔中央的莲座中放置有舍利瓶，虽然出土地是四川，但制作地不详。
图5 北宋雍熙三年铭银阿育王塔内视图，卢芹斋档案照片底片，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图6 北宋雍熙三年铭银阿育王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7 北宋大中详符元年铭银阿育王塔，京都伊藤庄兵卫氏收藏
与两宋时期比照，大多数吴越国阿育王塔并不直接用于供养真身舍利，往往与盛装真身舍利的金瓶、琉璃瓶等容器共同装藏于大型佛塔的地宫、天宫的窖穴内。而明确藏有法舍利《宝箧印经》的只有绍兴出土的乙丑岁（965年）钱俶所造铁阿育王塔，其底板阳铸4行共23字题记“：吴越国王俶」（“」”为换行符号）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吴越国王钱俶在位时期所造铜铁材质的阿育王塔内部构造均十分简单，铜塔内壁铸有突起的铜钩但无封板，而铁塔内壁不铸铁钩但底部设有封板。进入宋代之后，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已发现的宋代民间所造阿育王塔，大多都为贮存真身舍利而造，且常见自名为“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而且，若干银塔和七宝阿育王塔都在其内部构造中特意设计了贮存舍利子的狭小空间。吴越国阿育王塔形制在宋代被借用为舍利容器，可能与从南朝开始、在五代吴越国得以复兴壮大的阿育王塔信仰与形制在宋代被吴越国故地江南一带的民间僧俗普遍接纳有关，乃是对江南佛教圣物崇拜的复古追求。阿育王塔之塔形本身即具有佛教传说的神圣性，阿育王塔与舍利容器的合二为一，正说明五代至宋江南地区阿育王塔等佛塔供养与舍利装藏在信仰观念、形制和仪轨实践上逐渐融为一体。
三、《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所见北宋舍利供奉仪轨
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中曾出土一块长方形石碑，上有题为《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的长篇铭文，由承天院住持圆觉大师撰写。根据《石函记》和其他文献材料，该塔基的建成时间可以确定为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其性质为北宋长干寺真身塔的塔基。
借助该铭文可以还原北宋长干寺修造真身塔的历史场景和供奉舍利的部分仪轨细节。该石碑原为地宫石函的北壁板，长150厘米、宽72厘米、厚12.5厘米，碑铭楷书，16行，满行40字，全碑共621 字。（参见《简报》图一六）录文如下：（“□”为缺一字，“□”内填字为据意可补者）
《石函记》的开头，回溯了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śoka，约公元前273至前236 年在位）造八万四千塔事迹，八万四千塔中流传至“中夏”者有一十九座。关于中国境内流布的阿育王塔之址，自南朝迄唐代的佛教文献有不同提法，笔者已另撰文讨论。而碑文中所说“金陵长干寺塔，即第二所也”，与《法苑珠林》卷三八、《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记相吻合，说明撰写碑文的承天院住持圆觉大师受到了《法苑珠林》《广弘明集》等佛典记述或《梁书》《南史》等史籍的影响。为何长干寺真身塔供奉舍利时选择造吴越国式样的阿育王塔，应与碑文中所述该寺早期历史与阿育王塔传说的密切渊源有关。
圆觉大师将长干寺地宫纳藏舍利之七宝舍利塔称之为“阿育王塔”，乃是现存具体实物中最早出现的“阿育王塔”自名，与该七宝阿育王塔之塔盖底部“天下民安”一面施舍愿文中出现的“阿育王宝塔”一致：“高邮军左厢永宁」坊戴承坦为亡父」延晟生界舍金二」两水银二斤渡阿育」王宝塔，又银五两」半打上下变相记”，表明北宋初年民间僧俗对传说中“阿育王宝塔”的明确认知。可惜《石函记》并未提及为何打造这种形制之塔及其原型为何，且该寺并无阿育王塔流传至北宋的相关记录，当时僧众很可能借鉴了传说中鄮县阿育王塔或时代更接近的吴越国王钱俶所造的阿育王塔形制。
在《石函记》中，圆觉大师颇费笔墨记述了造塔供养的种种佛教仪轨细节：先是进呈感应舍利、佛顶真骨舍利和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槨，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再择良辰吉日，大中祥符四年太岁辛亥六月癸卯朔十八日，为安奉舍利举办“阖郭大斋”，“阖郭”即全城之意，“大斋”可能有全城茹素吃斋供养之意，具体施行何种忏法和戒仪，《石函记》并未交代。组织者、供养者也记录得十分清楚，北宋大中祥符初年，高僧演化大师可政得到宋真宗的支持，与将仕郎、守滑州助教王文共为“导首”，率领信众于金陵圣迹旧址重建长干寺，新建高达二百尺的九级砖塔，并于塔下瘗藏舍利。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高继习通过对长干寺真身塔效仿古制的“竖穴式”地宫和供养物的考察，颇有洞见地指出这可能反映了地宫建设者的舍利崇拜观念中有意回避世俗丧葬的理念，并且可能有意模仿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在长干寺建“竖穴式”土圹地宫的早期做法。 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形制的复古正与阿育王塔形制的仿古，在建造意图上相契合。
这场大中祥符四年在金陵举行的舍利供奉盛典，也让人不禁联想起距此仅22年的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在皇都开封开宝寺安奉舍利塔于天宫之中的仪式盛况，供奉的是吴越籍北宋僧统赞宁奉宋太宗之命从鄮县阿育王寺迎取纳藏在宫禁之中的舍利。
南宋僧人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三载：
刺（敕）供奉官赵镕，往吴越迎明州阿育王佛舍利塔。吴越王俶奉版图归朝。令僧统赞宁奉释迦舍利塔入见于滋福殿。
金陵和开封的案例，都与自唐代以来佛教史籍流传的阿育王塔传说密切相关，同样都将阿育王塔供奉于新建的高层宝塔之中。主持长干寺塔重建的高僧演化大师，经“中贵”曾得到宋真宗的支持，那么其主导的舍利供奉仪轨很可能正是对北宋皇室于端拱二年供奉明州鄮县阿育王舍利仪轨的效仿。
四、作为时代背景的两宋江南舍利信仰
经历唐末五代之乱，北宋初年由于宋太祖、宋太宗对佛教的崇信，佛法中兴，太宗奖励尤甚。“太祖即位数月，即解除显德（960年）毁法之令，佛寺重兴，铜像复出，敕定长春节赐百官宴于相国寺诏普度童行八千人。太宗即位之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十七万人。日本（僧奝）、高丽（使臣）、南海（占城沙门净戒）均以佛法因缘与宋朝交通。至若立寺设斋，礼佛听经，太祖太宗之世，史不绝书。而求法传译及刊印大藏，也颇有建树。”汤用彤先生罗列了两宋之际求法传教事迹表，其中有相当一批中天竺、西天竺僧人和迦湿弥罗人来华，参与译经、敬献梵经和佛舍利等物。而两宋高僧也奉诏西行求取佛舍利和梵经。
两宋时期出现了尤为显著的佛教文化现象，即舍利信仰的高涨和舍利来源的多样化。如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行达禅师应诏赴中印度，由他取回的49粒舍利东归后被安放在浙江松阳延庆寺塔内供养。除经由高僧请回的舍利外，据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的分析，还有可靠程度不一的舍利，经商人之手由丝绸之路源源不绝地流入中国，其中佛牙舍利尤其流行。当传教者、朝圣者和商人的努力无法满足人们对印度舍利的需求之时，中国的信徒就开始在本国寻找舍利。南京长干寺地宫出土的佛顶骨舍利、感应舍利和诸圣舍利便是这股寻找舍利浪潮的明证。七宝阿育王塔塔盖顶面椭圆形开光之中有铭文“演化大师将到大圣七宝念珠并水晴珠宝，并装在塔上，钟旺舍水晴。大中祥符四年四月八日记”，且塔内银椁上枋顶面錾刻铭文“大宋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四月八日，金陵长干寺奉真身舍利大卿施护佛顶骨。首座守正、通悟大师重航、尼宝性、比丘绍赟各奉舍利。赐紫守愿、普定银各五两，王氏银十两”，清楚交代了这些舍利来自当地寺僧尼众ヒ。很多舍利即来自本土，亦是僧俗之间的约定俗成，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与本土化可见一斑。如主导长干寺塔营建的演化大师可政，便曾前往长安求取高僧舍利。《景定建康志》卷四六《祠祀志三·寺院·天禧寺》记道：“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元奘大法师顶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俗呼为白塔，事具《塔记》。”
就江南地域而言，两宋时期的舍利信仰又融合了南朝以降以长干寺阿育王塔、鄮县阿育王塔为核心的阿育王信仰与传说，以及自晚唐以来江南官府、僧众摹造鄮县阿育王塔的悠久地域传统，经由《法苑珠林》《广弘明集》等佛典、口头传说和灵验记、诸种材质阿育王塔实物的广泛传布，在宋代持续发挥影响，深入民心。
丝绸古道之上，梵汉高僧比肩继踵往来东西，佛法传布时有阻滞又迅速恢复兴隆。南京七宝阿育王塔正是宋代炽热舍利信仰的缩影，也生动折射了五代至宋江南舍利装藏方式之变。
（原文刊发于《艺术探索》2021年第2期，此处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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