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鲶鱼”不是一起简单的“腐败”案件，背后至少有三重考量

“北极鲶鱼”这件事大家仍然很关注，后台留言有的骂的很凶，说小镇洗白云云，但小镇为啥要洗白呢？上次也说考虑谈谈更深层次的事情，今天就再进一步。

“北极鲶鱼”舆论上认为是一起很简单的腐败案件，鲶鱼本人都已经在网络上喊得这么嚣张了，“家产9位数”“感觉贪了”、还有2003年注册金1200万美元的公司等等，感觉上罪证确凿，直接把鲶鱼本人、她的父母、爷爷抓了，直接盘问到底有没有这么多钱、这些钱哪里来的，不就完事了。

正因为觉得这么简单，所以5个月没有结论，还等来一个“不予公开”的回复，自然群情激愤。

但这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起码有三重考量，或者说顾虑也行。

第一重考量：人治与法治。

疫情时候采取封闭措施，又或者996加班、拖欠薪资等等，老百姓拿出来维护自己权益的一定是法律，质问这么做法律依据是什么、是否合法，这是好事。

这些年国家一直讲依法治国，将法治引入各个领域，开始制定党内法规，比如重新修订并于2016年正式施行的《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的就非常细，还有《党内监督条例》《廉洁自律准则》等等。党内法规对于纪委办案也进行了规范，如果只有线索而找不到突破口，很多案子很难查，毕竟纪检部门只有调查权没有侦查权，所以往往只能通过不断查阅资料、不断问话找到突破口。

跟公安规范办案是一样的，“无罪推定”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程序正义，这不就是法律界一直呼吁的吗？

现在“北极鲶鱼”跳出来，在网络上大放厥词，搞得民怨纷腾，成了公共事件，那么该怎么办？

是为了尽快平息舆论，回应民众呼吁，青天大老爷出手，事急从权，打破程序和法律法规限制，直接动用非法治手段去查，甚至把人抓了，不断施压逼着招了？

还是说就算舆论沸腾，仍然要坚持法治，坚持法律原则、组织纪律和司法程序，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去调查清楚？

这是一个比“北极鲶鱼”个体事件更加关键的抉择，如果说这次因为舆论沸腾，就不管法治原则，动用特殊手段干脆利落的把案子办了，那以后是不是任何人在网络上说些不该说的话，都有可能“因言获罪”？

一旦有了先例，之后会不会跑偏？想想看是现实中掌握更多资源和权力的人更容易受罚，还是普通老百姓更容易吃亏？

从部门和个体角度，纪检工作人员比谁都希望尽快结案，但快就真的好吗？

更何况，真就敢说“北极鲶鱼”一家一定贪污腐败吗？万一查到最后没什么大问题呢？怎么办？这就有了第二个考量。

第二个考量：万一查到最后“北极鲶鱼”一家没有大问题，巨额财富仅仅是时代的“赠予”，怎么办？

一定要明白，古话叫“人走茶凉”，人在位子上和离开位子，待遇立刻不同，不管以前多么位高权重，搭建的关系网如何盘根错节，退了就是退了，新人上来一定要建立一套新的关系，否则还怎么办事？

别说“北极鲶鱼”号称厅级实际只是处级的爷爷，就算更高级别的退了也又如何？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力、香火情，但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但凡有可能尽量不用，而且这种香火情消散得很快，如果没有非职位的其他影响力，比如专业技术能力、良好的声望、退休后的社会职务等等，几年时间最多10年就没了，毕竟三四年就足够换一轮了，两轮过去新一代都不认识了。

一个已经退休十几年的处级，要说还能有什么神通广大的关系网，能够顶着汹涌的舆论硬保，这完全不符合逻辑。

除了第一点要考虑法治还是人治以外，真的需要想想万一没贪，大部分家产真的是合法合规来的，起码没有太大问题，那怎么办？

千万别觉得不可能。

先不说“北极鲶鱼”号称9位数是否属实，就算真的有9位数，也不一定能被证明是腐败得来的。

很多人对腐败认知太简单，觉得腐败就是收受贿赂、贪墨公款，实际上这么干的反而很低级，而在几十年前，法制还不健全，整个社会有大量财富等待分配，加上经济增量巨大，有太多方式获得现在很难想象的财富。

尤其是深圳这类极短时间内快速发展的城市。

而且要注意“北极鲶鱼”的爷爷岗位特殊，虽然级别不高但是掌握的权力很直接，还获得了公派出国的机会，有一定的起步资金加上出国开拓了视野，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很容易判断深圳未来一定会有很大发展，大概的发展方向也很清楚，仅仅多买房、等拆迁就够了。

有人可能会说，虽然那时候房价便宜，但是收入也低，而且银行贷款动辄10%以上，买房一样难。

说得对，但有一些情况可能年龄较小的不知道，其实有些部门公职人员在2010年前后的收入，还不如2000年初，比如工商、比如交管，不多说，就以2010年的社会平均工资，跑到2000年买房，还觉得很难承受吗？

现在机制比较健全了，收支两条线，罚款必须到指定的银行或者专门的窗口缴纳，执法人员不能直接收现金，如果有人敢这么干很容易被曝光、举报，公职身份也没了。但是在20年前，一名货运执法人员，光靠罚过路货车，一个月收入几万都不稀奇，而且根本不会给罚单，就是要现金，也不会入公账全进了自己腰包。

至于银行贷款，就更不用担心了，那时候发展太快了，房子很容易就租出去，完全能够覆盖月供，而且在2008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算在一线城市买房都可以零首付。

至于买房、挪户口、等拆迁，这就更寻常了。不说“北极鱿鱼”长辈多少还是个官，就算普通老百姓靠拆迁暴富的还少吗？

广州猎德村不就是2007年借着珠江新城兴建的东风，短短三年一个很穷的村一跃成为广州第一村，几乎人人是千万富翁；还有深圳的大冲村，2011年整体改造，瞬间产生了10个亿万富翁，400多户家庭资产都过了千万。

就说北京，2016年小镇曾陪朋友看房，到了南四环一个小区，房东是很不起眼，穿着一套棉袄手对插在袖子里，非常不起眼，她问“满意不，不满意的话还可以看看别的，这一单元都是我家的”，整整一单元，20多套房，当时总价值就超过1亿，全是她的。

甚至当年还有个新闻，武汉一名环卫工拆迁分得17套房产，因为选择继续做环卫工，被报道“千万房姐甘做环卫工”，还因工作表现突出获得了武汉市市容环卫先进工作者称号，但因为名气太大，女儿竟然被绑架，索要500万赎金。

时代变化太快了，1990年以后出生的，走上社会已经2010年前后，对于2010年前的时代机遇很不了解，那时候真的是胆子大就能赚到想象不到的钱，甚至躺平都被钱砸在脑袋上，只要躺平的地方对。

现在都想打新、想抢原始股，但是当年股票刚诞生的时候，就连深发展上市时都没人愿意买，所以只能强压任务，要求公职人员以优惠价格购买原始股，后来这些股票最高涨了上千倍。

98年刚刚进行商品房改革时，观念根本转不过来，商品房很难卖，就连北京2008年以前房子也很便宜，这一点小镇记忆太深刻了。2007年夏天，有一次晚上9点多坐公交车经过上地，当时路边特别荒芜，就有一片小区连灯都没几个，当时有同学说就这房子还敢卖几千块，当时小镇回了一句“鬼才买这的房子”。

刚查了下，当年路过的地方，每平米10万以上。

这真的不奇怪，当年北京在校大学生就可以直接买房，还可以享受首付和贷款优惠，小镇老家不过是个小城，新开发的楼盘已经4000多一平了，而现在的“宇宙中心”上地房价当时也不过6000多一平，当年就有不少头脑灵活的在校生买房，大学毕业后光这套房子就赚了几百万，有的甚至倒腾到价值一两千万。

这还是2010年前后，想想看再往前呢？

不同层级的城市房价拉开距离，是最近十多年的事，以前北京北五环的房价跟四五线小城都拉不开距离。

在房地产还没有突飞猛进的年代，很多城市的公务员被要求支持城市开发，必须购买新开发的房产。比如武汉光谷，现在多有名，但2007、2008年那会，房价很便宜就是没人买，最后强制公职人员必须购买，还要求动员亲戚朋友也买，当时真的是怨声载道，才几年呢？

想想看这可是深圳，一名在交通部门担任一定领导职务，能够接触到很多城市规划信息，又因为从军身份认识全国各地很多战友，又出国见了世面，就像现在的中国人一看到现在的越南就像买房一样，房地产开发几乎是必然的趋势。

那么他利用当年的种种优惠，加上积攒的家底，不停地买房，更甚至提前布局等拆迁，十几年下来搞到10多套深圳房子真的很难吗？

这当然不是洗白，到底有没有贪污腐败、违法违规，需要等相关部门调查，在此仅仅讨论一种可能性。

的确，这种利用获知的信息提前买房等拆迁，也有问题，但怎么查？怎么抓？当年干这种事的太常见了，几乎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全民行为。

这就是难点，如果真的是贪污腐败、公权私用、收受贿赂那还好办了，如果一查就是提前预判、大量买房、等着房子升值获得第一桶金，然后不断滚雪球，这怎么处理？

处理还是不处理？

公布还是不公布？

老百姓怎么看？信还是不信？能不能接受？

这还是常规的，注意法治体系是慢慢健全的，当年很多制度都不健全，而且现在违法违规的事情，当年甚至是鼓励的。比如停薪留职、公职人员下海潮，仅1992年就有十几万公务员离开体制下海经商，无数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看看创始人往往都有体制内身份，比如任正非就是先从部队转业、又辞职离开国企，选择创办华为。

又比如34岁就成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的樊建川，嫌当公务员赚得太少，辞职打工后来创办房地产公司，多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却又用赚来的钱去兴建最大的私人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收藏了大量抗战文物。

小镇每次说公职人员辞职，总会有人留言质疑，说公务员工作这么好怎么会辞职呢？这真的是经历的少了，公务员被追捧，也就是土地财政兴起之后这十几年。

这是第二个需要考量的，而由此引出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第三点考量：如何平衡前浪和后浪之间的关系，法律和公平如何抉择？

中国过去40年尤其2010年前，发展太快了，很多人莫名其妙就拥有了想象不到的财富，还有的人与一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失之交臂。

小镇作为85后已经属于过渡期了，想得明白、抓住机会的还能赶上2015年前的尾巴，当时小镇刚回北京，同办公室年长几岁的同事就劝小镇别管啥房子赶紧买一套，但更多的包括司局级、部级们领导总是觉得北京房价太高还要降，看了十几年还是那一套，后来的差别就不多说了，反正提醒小镇的这位从东拼西凑的20万首付款开始，没几年就倒腾到了西城上千万的学区房。

小镇还至少有两次机会，一次在北京上大学、一次再回北京，但都没抓住，错过的财富可能一辈子都很难赚回来，有机会错过了只能怪自己没眼光，但更年轻的一代呢？根本就没有机会，一毕业就面对高昂的房价，让人一点购房的信心都没有，又哪敢轻易结婚养育下一代？

而年纪大一些的，也没做什么就获得了正常情况下一辈子都无法获得的财富，甚至还有福利房、集资房、团购房、房改房等等，房价的暴涨，让年长的前浪成了既得利益者，后浪们却只能望房兴叹又或者压上六个钱包和一生，如何甘心？

其实这件事大家都清楚，只不过已经有些默认了，再加上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分不开，但“北极鲶鱼”把这张大家心知肚明的窗户纸戳破了。

那么，在法律和公平之间，如何抉择？

从法律上讲，老一代赶上时代红利，无论拥有多少套住房、多少财富都是合法的，需要保护。

但从社会公平尤其代际公平上，能够接受吗？这已经不是房地产税就能解决的问题，毕竟获得的成本截然不同，同样收房地产税，前浪和后浪谁更吃亏？

还有很多没谈的，比如科级、处级这个中间层级的特殊性，又比如时代问题时过境迁后又该如何面对，等等。

“北极鲶鱼”真的是一条大鲶鱼，看起来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腐败问题，但牵扯到的极为复杂，对于复杂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把问题讨论清楚，从而成为未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规矩和方向。

从这个角度讲，慢一点、稳一点，或许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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