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本应该是最一般、最普通的。然而，有多少人最常抱怨的是没有正常的生活？放眼望去，到处以扭曲正常为乐，无论体制内外。客观地说，体制内的待遇在很多地方就是比体制外高，比如从法律上，除了行政单位和部分事业单位，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执行“双休”，打开《劳动法》，规定一周正常工作时间是44小时而不是40小时，而且也只要求用人单位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能拿出明文规定的，目前只有行政单位和部分事业单位，按照1995年修订后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享有“周六周日双休”。体制内尤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700多万公务员，确实享受到比大众更多的休息时间，这必须承认。但，万万不要陷入比惨，大家应该共同努力让所有人生活的更好，而不是底层互害，非得把过得好的拉下来一起吃苦，这有什么意义呢？中国普通大众的劳动时间已经非常长了。搞社会研究的应该知道“佩恩世界表”，其中就统计了各国历年平均工作时间，2019年统计显示，中国从业人员年均工作时间为2169小时，仅在柬埔寨、缅甸、孟加拉、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非6国之下，而且一直持上升趋势。但实际上，公务员平均加班时间还要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注意是平均，有的部门、人就闲得很。很多地方一直鼓吹的是所谓的“5+2”“白加黑”“周六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手机7*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更是常态，至于孩子重病不管不顾、长辈去世继续加班、高龄孕妇坚持工作岗位直到流产等等反人性的宣传，更是从未停止。都是人，如果连基本的、正常的生活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工作心态，又怎么做一个理性、乐观、人格健全的正常人？具体的例子不举了，比惨有啥意思？熬夜加班到凌晨三四点，就算天天加班到深夜、周末不休息，更甚至有多少人熬到叫急救车甚至猝死，如果真的确有需要，那也就罢了，但是多少情况是毫无意义的苦熬？是因为某些上级一己之私？别说体制内，体制外公司里这种事少见吗？比如互联网公司总说累，某公司的更是以加班为荣，但扪心自问，真的有必要熬到晚上10点再走吗？人困马乏的能有什么效率和产出，是真的必须得加班才能完成工作，还是说为了晚上10点下班所以必须白天摸鱼偷懒？高科技公司，用的是清醒的脑子，而不是比拼谁的眼睛睁得大、谁更能熬夜。异常的事太多了，以至于都已经觉得正常了。不单单加班熬夜这事。就说孩子，大学以前的教育，有必要卷到身心俱疲的地步吗？但没办法，恨不得刚上幼儿园，就开始忧虑大学毕业后怎么找工作，提前十几年开始筹谋，就怕哪天多睡了半小时，就导致20年后在街头流浪，从小就争分夺秒，根本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这跟几十年前差别太大了。现在的孩子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前调皮捣蛋、不学习还是挺常见的，课间10分钟也得出来好好跑跑跳跳，而现在多数学校，课间10分钟除了上厕所，就是闷在那继续学，人人都很焦虑，又哪有快乐可言。或许正因此，身体越来越差了，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了，经常看到感觉非常小的事，就导致轻生。能怪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差吗？对人世间的留恋，关键要感觉到生活的希望和温暖，现在从小就高压、焦虑，看不到能够喘息的希望，当然更容易选择用轻生逃离“地狱”。别说孩子了，就说成年人。那个班就必须得加？老板安排的无理要求就必须得干？今天有个事处理得不好，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完了？上级PUA的那些玩意，就真的必须听进去？怎么可能啊，人生除死之外无大事。无论看起来多大的事，过几天、几个月、几年再回头去看，哪有这么严重。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古人说的是“降大任”啊，人生不过百年，就不能做一个普通人过正常生活吗？难不成，做一个普通人，过正常生活，都已经成了“天将降大任”了？非得去比着、赛着过不正常的生活，看到别人因为各种原因过正常生活还觉得愤怒，非得把别人也拉到不正常的地步，图啥呢？既然说“50岁以后比的就是健康”，那无论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完全可以提前定位到终点，从一开始就以保持健康作为人生目标，最起码，就算最终真的一事无成，但起码50岁以后，还有健康。希望，所有人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不是公务员待遇太好，而是大众待遇太差，而大众过得差，公务员也别想独善其身。什么时候全社会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不再以扭曲正常为荣？人来到世上，受苦不应该是目的。其他文章推荐■

周六不长篇大论了，试试简单点的风格。上周4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刚好九条，于是就跟2004年、2014年的老“国九”并列，被称为新“国九条”。这个意见还是很重要的，证监会新主席上任后，在两会期间曾经说要推出一些大的政策，也就是这些年常说的“1+N”政策体系，后来出了些零零散散的小政策，上周的大政策也就是“1”终于出了，也就是新“国九条”。这个文件可以理解为未来资本市场改革的总纲，而且相比2019年易主席上任后出的“深改12条”重点改革措施，层级要高得多，到了国务院的级别，所以之前搞不了、搞不动的也可以有所期待，涉及面也绝不仅仅是证监会体系，后面还有更多的文件要出台。毕竟金融的底层逻辑变了。但是不要指望跟2004年、2014年那样，立刻迎来股市的上涨，在小镇看来，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股市也就是保持一定范围内的稳定波动，注意这里的稳定波动主要指的是股指，而非个股。赚钱的就不必炫耀了，大家都赔的时候，最好闷声发大财。赔钱的如果现在下定决心回本就再也不玩了，那最好设个提醒，别到时候又觉得自己是股神。大概谈几点，不展开了。其一、新“国九条”不同于此前两个。之前的两个“国九条”都是强调资本市场的发展，简单地说就是支持资本市场做大，无论是稳定发展还是健康发展，终究是发展，规模得上去，但是这一次重点词是“监管防范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相比做大资本市场，更倾向于严格管理，把历史遗留问题清理下，先稳住再谋取变革、做大。虽然前些日子有很强的舆论认为，股市不行就是因为各种暗箱操作太多，所以只要加强监管、严管重罚，就能让股市变好，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很不现实。一定要明白，没有什么是只有利没有弊的，严格管理、打扫干净，从长期看当然有利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股民们也能更加安心，恶心人的操作会少很多，但是只要是加强管理，就一定会降低灵活度，所以短期内很难说能够提振股市。其二、没有显著增加资本市场资金总量。解释股市涨跌有很多种理论，小镇觉得归根到底是市场里面流动的资金有多少，资金多了自然水涨船高，预期未来钱变多也会带动现在的股市上涨，当然这个说法比较简单粗糙，大概理解就好。那么现在的资本市场也就是A股，市场上的资金多吗？其实已经停止增长好久了，而且近期受产业升级、国家政策引导的影响，有不少资金从二级市场跑去了一级市场，现在一级市场非常火爆，二级市场（股市）里面的钱少了，又怎么可能涨得上去？国家队的弹药也不是无限的，能稳住指数就很不错了。另外，资金也得看性质和结构，现在股市里的钱，玩短线的比例太多，跑来跑去，自然增加了博弈的难度，所以前段时间搞量化的都背锅了，被认为是股市暴跌的黑手。但一个健康的股市，一定得有压舱石，在资金上就是能够长期稳定投资的中长期资金。易主席当初重点就是想引进中长期资金，但是证监会在体制内的能级并不高，而掌握中长期资金的也都有自己的考虑，反而是证监会有求于这些机构。比如说社保基金、养老金、险资等等，哪一个会听证监会的，所以当年想了很多办法想拉这些中长期资金投资股市，但都没成，最后也就搞了一个个人养老金出来，但是体量太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就在新“国九条”发布的时候，证监会也说了，资本市场的中长期资金总量仍然不足，还没有形成“长钱长投”的政策环境，而证监会正在跟有关部门协商等等。也提出了不少措施，比如支持中长期资金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上市公司定增，这几年也有一些实践，比如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就有几例对已上市公司的定增入股。但客观地说，就股市现在的样子，无论是社保还是养老又或者别的，哪里敢往里面冲，要是有啥闪失，这责任通天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就像小镇前几天说的。想要提振股市，先得整顿股市，要整顿股市就得先进行金融体系深度改革，这可不是朝夕能成的事。资本市场自身问题严重，已经成了整个经济的堵塞点，这跟全社会现在厌恶风险有关，但归根到底还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长期不健全有关，这欠账有得补。其三：全球影响，防御姿态。这一块就不展开了，英伟达连续下跌，昨天一天之内暴跌10%，蒸发了2000亿美元，但这不过是刚开始罢了。现在的美国科技股就是泡沫股，是泡沫跟赚不赚钱没关系，毕竟只要泡沫没破，还有人往里面冲，就是能涨，但泡沫是一定会破的，无非击鼓传花。就像小镇之前几篇文章提到的，现在的美国科技股泡沫极为严重，就是一个接一个故事支撑的，但故事终究是故事，强势、海量的美元撑起了繁荣的美股，但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这并不是唱空，美国一向就是周期性清理泡沫，泡沫到极限，那就戳破出清，震荡见底之后，再进入下一个繁荣阶段，美国习惯了周期出现的危机。当然这并不是说美股就不赚钱，实际上未来一段时间美股还是有机会的，不过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小镇这里谈的仅仅是整体趋势而已。在很可能面对美股泡沫破碎，日股在美股之前爆破，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东南亚）的时候，中国股市显然不是加力的时候，反而要进行收缩，提高应对冲击的能力。这可不是小镇拍脑袋瞎说，还是用新“国九条”文件来说话，在这份文件中的第六条有这么一句话“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定机制建设”。啥叫战略？想想之前资本领域有没有用“战略储备”这个词。一般来说战略往往用在军事、国家安全等领域，而且就算在这些领域，战略力量也不是可以轻易动用的，比如核武器，又比如战略储备粮等等。现在资本市场都要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最直接的目的当然是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保持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最直接的就是股指。任何情况有多种，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时，又比如在某些特殊时刻某些资本力量试图搞些什么事的时候。穿上重甲，摆出防御姿态，就不可能快跑高跳了吧？最后，小镇对股市的态度是：如果有一份有发展的工作，作为普通人还是不要炒股为好，炒股需要极大精力和时间投入，需要认真研究，研究过程要交大量的学费，但是如果不去花时间精力学习，那还不如投色子比大小，起码不是大就是小，50%概率，股市可不是仅仅只有两种情况。如果投入的钱并不多，比如只够自己一家一两年的生活开支，那真没必要费这个心思，还不如把生活、工作、身心经营好，也免得因为股市的波动搞得整个人都扭曲了。以上仅仅是小镇的选择，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建议。周末愉快。其他文章推荐■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中国的崛起，代表着一个曾经遭受殖民、战乱、残暴、屈辱、压迫的国家，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彻底的独立自主，从无到有地建设自己，强大到不再惧怕任何国家或力量的压迫。这是西方崛起400年来的第一次，中国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像是一个贫穷山区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而且还是以状元的身份，中国的崛起，绝不会让任何发展中国家变得更糟糕，甚至发达国家的多数不掌握资本的人民，也会因此受益。人类需要的不是只能照亮一小部分的灯塔，而是彻底赶走黑暗的太阳。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不幸，乃至中国国内出现的很多难题，归根到底与不平等、扭曲的国际秩序有关，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欲壑难填，全球才遭遇如此多的苦难，而在资本的压迫下，西方集团内部多数民众也是被剥削的对象。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竟然还有10亿人面临饥饿的威胁，数十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每年数千万人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多少国家连像样的道路、自来水、房子都没有，拥有一盏照亮破烂小屋的电灯，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反观食利阶层，可以拿着宝贵的粮食去制造生物燃料，可以为了私利制造全世界的动荡。最可笑的是，全人类竟然每年GDP增速仅仅只有2%到3%，甚至有些年头连2%都达不到，全世界有多少国家从2011年开始已经陷入经济停滞？这是全人类的耻辱，根源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无能与贪婪。倘若人类能够建立更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新秩序，解放全人类，别说区区2%的增速，5%都勉强，8%才算是一个需要努力争取的目标，以如此速度，用不了10年，全世界根本解决饥饿问题、绝对贫困问题就不是奢望。卢旺达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国家国土不大、资源不多，还在非洲的中间，全世界有多少国家比卢旺达的基础条件差？可卢旺达自2005年之后一直维持8%左右的高速增长，证明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依据自身实际，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就能够发展得很好。当然前提是，不要被美西方集团盯上。巴西、阿根廷、中东都是典型的例子。2016年，总书记在G20峰会演讲时曾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后来又提出“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最顶级、最被全世界期待的方案，绝不仅仅是与中国多一点贸易这么简单，而是更加根本的三大难题：独立自主、工业化、解决贫困。这三点，是西方国家曾经解决了的，甚至开始进入所谓的“后现代化”，但是西方的经验没有太大参考价值。西方能允许独立自主吗？当今全世界多数国家想要实现独立自主，最大的障碍恰恰是西方国家。这也是上世纪毛主席特别受到全世界人民拥戴的关键原因之一，在全球反殖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毛主席是一面旗帜，为全世界提供了怎样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迫的国家，靠自己的力量实现革命胜利，提供了非常系统的方法论。这就是中国为全世界人民提供的“中国方案”。直到今天，反殖民斗争仍然没有胜利，西非刚刚开始驱逐法国殖民者，巴勒斯坦人民仍然被以色列殖民压迫，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仍然在遭受金融殖民。争取彻底的独立自主，显然不能指望西方。巴勒斯坦问题一天不解决，中国支持正义事业的斗争就一刻不停歇实现工业化能指望西方吗？西方的工业化本就建立在对全世界的殖民剥削基础上，这已经不用浪费文字赘述了。但哪怕不去考虑历史，假设西方愿意无条件地支持其他国家工业化，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西方已经逐渐丧失了工业化的基础，这不仅仅是国家政策调整、贸易壁垒、资本投入又或者科技研发能够解决的。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必然是极其强调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的。哪怕西方国家在工业昌盛的时候也必然如此，美国最辉煌的年代，也恰恰是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盛行的年代。工业体系与金融资本是矛盾的。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是将一切用金钱和利润来衡量，在有足够增长空间的时候一切还好，但是到了后期增长空间越来越有限的时候，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反而更加高涨，这时候必然会采取短视、自毁的方式追逐极限利润。比如美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股东至上理论”，认为公司最重要的就是为股东赢得更多利润，老老实实的生产显然远远比不上资本炒作，因此之后美国形成了排斥生产的社会氛围，要求将生产需要但是不符合利润要求的部门裁撤、转移。典型代表是波音和麦道，麦道公司恰恰是因为对资本利润的不底线追求，导致制造的飞机事故频发，最终被波音收购，但结果现在的波音领导层几乎全来自麦道。这种为了讲好资本故事，用财务逻辑无底线的挖潜降本，极大冲击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一切为了股价，导致如波音一个机型能几十年不换，制造出现了诸多底层问题，螺丝都拧不好，事故频发。这背后，也与美国价值观转变有关，美国现在片面强调少数人利益，性别都能搞出近百种，毒品都能合法化，放任自由，这种大环境下，是不可能培养出足够满足工业生产要求的劳动者，所谓的“再工业化”不过是纸上谈兵，除非能够彻底终止这一切，回到曾经那个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老美国，但在美国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不可逆转变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消除贫困呢？西方国家现在确实有相比发展中国家好得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发达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也更高，无论任何人，起码吃饱饭没有问题。但这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占据了远超人口比重的财富基础上，只需要漏一点点给到底层，就足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但奥巴马说了“如果现在有超过10亿的中国人像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一样生活，我们都会经历一段非常悲伤的时光”，这话的意思是人类无法支持10亿中国人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除非把发达国家挤下来。这当然是错的，归根到底是西方的这套剥削体系，上限极为有限，只能支持10亿左右的发达国家，但这绝不是人类的上限。从历史上，西方国家解决贫困人的方式，基本就三个：杀、迁、赏。杀：比如美国把原住民几乎杀绝了，那么以工业时代标准的贫困人口自然大大减少，现在美国印第安人口大概只有几十万人，而最低谷的时候甚至只有区区20万，美国人杀了多少已经难以考证了，但肯定数以千万计。把原住民杀光了，空出来的土地又成了解决白人贫困的宝贵财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等等被殖民的国家。迁：强迫原住民以及本民族贫困人口、儿童向城市以及效率更高的区域迁移，注意这里的迁移极为血腥，典型例子是英国历史上的“羊吃人”，还有美国强制设立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即使在上世纪，西方仍然采取灭绝人性的这种方式，典型的是1910到1970年澳大利亚推行的土著同化政策，强制将近10万土著儿童从家人身边带走，强制集中安置，强制进行白人文化教育。西方崇尚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在人类中实施，而土著、原住民恰恰被视为“动物群体”，这种蔑视人权的残酷做法，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澳大利亚被强制集中“白化”的儿童成了“被偷走的一代”，引起了土著民与澳大利亚白人及政府旷日持久的争端，2008年新上任总理的陆克文代表澳政府连续三次向澳大利亚土著道歉，后续经济赔偿和官司一直打到前几年才基本结束。现在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根本不信任白人，社会被分割为两部分。赏：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流浪汉救济，之前国内有很多人盲目迷信，还得感谢如“金牌讲师”天天播放怎么在美国要饭，展示了美国流浪汉的实际情况。美国流浪汉救济有很多“非人性”的规则设计，甚至给流浪汉发毒品，就是要将流浪汉隔绝在美国社会之外，一日流浪终生无望。至于所谓的食物救济，光吃饱需要的投入很少，假设一个美国流浪汉一天需要吃20美元，1000万流浪汉一年也不过730亿美元，更何况那些临期食品哪里值20美元，而中国脱贫攻坚支出远高于此，以凉山州为例，一个州仅十三五期间财政投入扶贫专项资金就达784亿元。西方在其他国家开展的扶贫，基本也是以类似形式为主，吃完就没了，吃的过程损耗还极大。不把贫困人口杀光，也不强制迁移，而是把贫困人口当人，尊重他们的传统和选择，帮助他们就地脱贫，而且能够自我造血，彻底解决贫困问题。或许在全球一些地方有小规模实践，但以千万为单位的大规模成功实践，只能在中国找到。这要解决大量极其艰难的问题。比如诸多“直过民族”，从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现代社会，有很多底层理念截然不同，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仅仅教吃饭一件事，就花了多少心思，所谓的“蹲地用餐”，并不是蹲着吃饭而已，甚至食物旁边就挨着人畜粪便，网上现在看到的垫着塑料布已经是改善后的。以大凉山的彝族为例，解放时还停留在奴隶社会，上世纪80、90年代黄赌毒泛滥，这里的孩子从小学的就是好勇斗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治安明显好转，新一代人开始普遍接受现代教育。这其中当然有很多人离开大山到了城市，但也有人返回大山帮助脱贫致富，无论去留都是自愿的，而非强迫。中国很大，9899万贫困人口按照现行标准脱贫，背后意味着经受了极为复杂的挑战，可以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面临的任何脱贫问题，我们都曾经面对过，并且找到了解决方案。帮助非洲、阿富汗、南美洲最贫困地区的人脱贫，其难度并不高于大凉山区脱贫；中国能够将内蒙古变成粮仓，那么降雨量高于内蒙古的阿富汗，当然也可以，自然条件更好的非洲又有什么不行的呢？这就像中国基建，能够满足中国如此复杂多样的挑战，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基建都不在话下。以上，中国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等等问题上的实践，才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最期待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能够为全世界提供的最宝贵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崛起、产业的升级，让中国内陆地区的人民，不再必须到沿海城市打工，就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留守儿童”问题，更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城市、乡村脱贫、富裕的问题。扶风发出：致扶风籍在外人士返乡就业的倡议书这样的例子也适用于全球。当打破了美西方塑造的剥削体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起来，各国期待过上更好生活的人，就不必一定移民到其他国家，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就业，全世界的人才也不必被西方国家挖走，而是可以留下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变得更好，人类就会变得更好，发生在中国的奇迹，也将在更大尺度上复现。而这一切，需要一个国家率先打破西方400年的旧秩序，探索出一条适合大多数国家自立自强的新路，并且顶住西方的最后围攻。中国突破之后，其他国家的路就好走了，当80亿人被解放，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问题吗？要相信，正义必胜。我们就代表正义。其他文章推荐■

按惯例，四月底将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并对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工作内容进行调整。这次会议需要特别重视，这与最近的新变化有关，最核心的变化是国内问题（事务）国际化。这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证明，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小镇每次谈国际问题，总有读者留言说不关心国外的事，让小镇多谈谈国内。小镇一律回复“中国发展至今，已经很难区分国内和国际，中国的就是国际的，国际变化也会影响到国内”。将国际和国内切分，相比国际事务更关心国内，不仅普罗大众有这种心态，实际上决策层面也存在这种惯性。以中国目前的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在制定国内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时，早就应该意识到中国内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全世界造成影响，对一些联系紧密的中小国家甚至会像飓风一样。中国吹口气引发的飓风，也会反过来影响中国自身。比如小镇之前从国际角度谈中国的粮食进口，参见《生死存亡面前，哪有什么感情可讲》，谈到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之一，中国的海量进口对国际粮价的影响很大，难免对印尼等粮食进口国产生很大影响。豆制品是印尼极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90%的大豆依赖进口，一年大概进口200多万吨，相当于中国进口量的3%左右，中国大豆进口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就会对印尼大豆进口带来很大冲击。中国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制造国，中国制造产业的变化对于全球制造业、全球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目前各产业相关部门，除了商务部特别重视全球影响，其他部门基本只考虑国内，极少考虑国内政策对全球的影响，这也导致推行的产业政策缺少对全球外部环境变化的提前应对。一件事一旦与其他国家产生关联，处理起来就麻烦很多，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法规制度，对于一件事的理解也不同，沟通交流本就困难，出现矛盾后处理起来也更复杂。更何况，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国际市场，当前产业升级、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提高全民收入等等，很重要的期待就是更加庞大的国际市场。对外工作的重心已经在向支持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倾斜，要尽可能避免导致进一步对抗，尤其是在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的情况下。从国内事务国际化这个角度，有两个事情需要特别关注，分别对应美国和欧洲等受美国影响的其他国家。美国方面耶伦刚刚访华，说了些产能过剩威胁论的话，中国当然不接受。但是一定要看清楚，当前，耶伦已经是美国内部希望加强中美合作的温和派，耶伦这次访华已经采取了尽可能温和的态度，对耶伦代表的温和派要争取而不是打压。注意，小镇说的是从美国的角度，耶伦的温和也是相对于美国内部的强硬派。具体有几个体现：一是反复强调反对脱钩，不希望她的表态被理解成对中国的敌视。表示理解中国对新能源汽车、锂电、光伏等“新三样”的重视。二是表示理解当前问题是长期积累的，并不期望短期能够解决。原话是“中国的过剩产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累积起来的，我们的担忧不会在一周或一个月内得到解决。但我们在此次访问期间宣布的交流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专门的结构安排，让我们能够详细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对中国失衡和产能过剩的担忧”。三是止步于表达提醒、担忧，表明维护美国利益的态度，但并没有说任何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的话。继续分析前，小镇要先叠个甲，省得被扭曲、抨击。对外态度要鲜明，要坚决维护我们的利益，但绝不代表不加区分地把某个国家整体化，而是要分析一国内部不同群体的诉求，尽可能找到可以合作、缓和的点。就像“产能过剩威胁论”，我们当然要坚决驳斥，但并不代表我们不重视“产能过剩”问题，更不代表因为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质疑，我们就彻底否认存在这一问题，不去采取措施。事实上，就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产能过剩”问题，而且从去年开始，相关部门一直在对产能过剩采取措施。正因此，对耶伦也进行了温和回应，这从各方媒体报道可以看出，更多的报道集中在耶伦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等日常方面，尽可能展示友善的一面，弱化耶伦质疑可能带来的对抗情绪。反对“产能过剩威胁论”的基调是统一的，但是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回应的态度有些差异。目前大多数回应持不软不硬的中间立场：承认“产能过剩”的客观事实确实存在，这也不可能否认，因为化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也是我们努力要做的。但是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从发展和长期视角比如2030年全球需求看，目前的产能仍然不足，更反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全球协作。之所以说这是不软不硬，要看对比。软的态度：耶伦刚提出质疑的时候，就主动表示要采取某某措施，减少对外部的影响，这就是软。硬的态度：负责对外贸易的商务部已经展示了，比如王部长表态“欧美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依据”“积极支持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很正常，毕竟如果负责对外贸易的商务部态度都不强硬了，那还怎么讨价还价？要注意官方目前没有更强硬的态度，更不会采取网络上有些人说的升级对等制裁、对出口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要求美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等等。不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开展贸易对所有人都有利，美国搞贸易制裁起码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我们必须更考虑人民生计，稳住欧洲等可以争取的其他市场，在这些国家面临美国要求“二选一”的压力时，我们不宜帮助美国施压。有人会觉得，既然美国施压要求这些国家“二选一”，那中国也强硬，也要求这些国家“二选一”。这种想法很不现实也太儿戏，既然平时一直说美国霸权主义，说美国驻军、舆论、腐蚀等等影响，说很多国家成了美国事实的“傀儡”，怎么这时候却忘了美国这些非市场手段，偏偏要以短击长？我们并不需要根本解决问题，不需要这些国家与美国决裂，我们只需要争取时间，哪怕最终这些国家还是要在美国压力下“二选一”，那么也要尽可能把最终时间延后，越往后我们的力量越强，这就是“时间在我”。就算是这些国家真的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低头，那也要尽可能争取更好的结果，比如荷兰，最理想的当然是争取让荷兰打破美国的封锁禁令，继续向中国供应最先进的光刻机，但最理想的做不到并不代表干脆摆烂，而是要一点点争取：先进的不能卖，那差一点的可不可以继续卖？所有的光刻机都不能卖，那起码把已经卖出去的设备继续维护下去？这就是对美国之外的第二个方面：欧洲等受美国影响的其他国家今年美国大选，特朗普是一个非常擅长破坏旧秩序的人，他的做法非常简单粗暴，很少考虑盟友还是对手的区别，对外最常用的武器就是关税，他的逻辑很简单，不管是谁，只要对美国有顺差，那就是赚美国人的钱，那就不对，就要用关税来调节，而且往往是不加区分的普遍征收。这种方式也体现在特朗普处理与盟友的关系上，会给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带来冲击，尤其是美欧关系，也包括最近几年开始强化的美墨关系，但是美欧关系受影响，不代表欧洲就一定会选择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事实上，欧洲也可能向美国低头，又或者想要转嫁损失，这都会导致欧洲跟随美国对中国提高关税。比如最近中欧贸易博弈的焦点：电动汽车。德国方面目前倾向于同中国加强合作，“以欧洲市场换中国技术”，德国作为中国汽车“欧洲总代理”，获得庞大的欧洲市场收益；而法国方面则支持对中国电动汽车开展反补贴调查。（参见《中德合作，从内部拆解西方》）从德国总理访华开始，中法德三国之间必然会进行更多的高层沟通和博弈，重点是争取法国，改变法国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态度。目前商务部长访欧重点就是法国，上周刚刚在法国巴黎举办了“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有十几家中资企业参会，相信重点一定是欧洲反补贴调查。而与此同时，商务部副部长在德国组织的活动更强调中德合作，比如同样是圆桌会，在德国召开的是“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以及各种专场推介会。在法国召开中国企业座谈会，在德国召开德国企业座谈会，注意这个区别。不仅欧洲，墨西哥、越南也要做工作，要充分考虑特朗普上台后的影响。目前美国国内已经开始重视中国中间品经墨西哥、越南再出口美国，特朗普、美国媒体已经开始造势，要求对越南、墨西哥采取措施。如何规避美国的制裁，也需要同这些国家密切合作。中、美这种级别的国家，国内和国际很难区分，美国的内部问题包括大选，对全世界带来了极大冲击，而中国内部的产业发展，也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影响。像有些人说的，豁出去自损一千，也要向美国输出通胀，加速美国的国内危机等等，这种说法感觉挺带劲，但恰恰中了美国内部强硬派的下怀，也会对我们自己带来巨大损失，这些损失能避免一点是一点。现在很重要的是，要跟全世界各国以及美国内部温和派合作，尽可能争取更多中间派，压制美国内部的强硬派。耶伦发起了对“产能过剩”关注，但也需要思考：这到底是美国温和派的警示，希望中国采取一些措施，帮助压制美国国内的强硬派？还是说这是一次“好话说在前头”的舆论动员，之后就以“产能过剩”为由发起进一步升级的贸易冲突？又或者兼而有之？这很难分得清。面对汹涌的暗流，必须提前做好应对。其他文章推荐■

前言：关于近期鼓吹“毒品合法化”，从民主、票选、历史等角度，谈些看法。小镇对于民选政治的最初了解，是高中时读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这部小说通过杨威利与莱因哈特这两位不同政治体制代表之间的争锋，来讨论民主制和君主制哪一个更好。以现在的眼光回看，日本人对于政治的理解过于粗糙。但是有一句话让小镇一直记到现在，杨威利说“民主选举，是最不坏的选择”，注意也仅仅是“最不坏”。相比严肃的政治学著作，各种小说脑洞大开的想象更加有意思。小镇看过一部网络小说，小说主线是建立一个能够经得起漫长时间考验的政体，还要在采取不同政体的宇宙文明竞争中取胜，并在个体的尊严和文明整体发展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最终选择的是民选政治，但是有一个前提，设置了很高的投票门槛。小说中假想利用先进的技术开发了跟现实世界几乎完全一样的虚拟游戏，要求玩家必须操控模拟的文明，通过一个个关键选择让文明延续更久，还要亲眼看看自以为正确的选择，结果给游戏中模拟的文明带来了何等灾难，进而反思应该如何利用好自己手里的一票。（游戏《冰汽时代》有些类似，在面临文明存亡的时候，是选择不惜一切延续文明，还是有尊严地消亡？这个游戏结束后有一句疑问“为了人民能够活下去，这一切值得吗？”）在这本小说中，所有人必须通过这个游戏的考验，达到一定的分数，亲眼见证足够多的错误选择带来的悲剧，才能够真正成年，获得参与民主投票的资格。（小说《修真四万年》超千万字）注意：获得投票权，不是根据年龄，而是根据是否有足够的认知。这本质是东西方文明中对理想统治者的崇高追求，西方如帕拉图在《理想国》提到的“哲人王”，东方《诗经》中提到的“下武维周，世有哲王”，这都是一个意思：认为只有足够智慧、看透事物本质的哲学家才是最好的统治者，而民选投票制度下，每一个人都是统治者，这对于参与者的素质要求很高。比如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政治路线图，通过有意识地训练，提高全民的政治素养，最终做到“主权在民”。西方也出现了“多数人暴政”与“少数人暴政”之间的纠结，最先提出“多数人暴政”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他认为当过分民主、自由时，多数人的意志会被强加到少数人身上，强行践踏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力。为了纠偏，美国国父华盛顿就发明了选举人团制度，利用少数精英阶层的理性，去防止出现“多数人暴政”。高度精英化也是美国政治的核心逻辑，所以现在有些人觉得美国推崇民主，这是极大的误解，其实美国的底色是自由，而民主恰恰是苏联的特色，来自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不过渐渐这套东西演变成了“少数人暴政”，最典型的事件就是2021年爆发的美国国会山遭暴力冲击事件，这是美国选举制度的天然缺陷，在美国这套制度下，关键少数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政客做决策的时候必然向关键少数人倾斜，越极端的对选举影响越大，最终导致人与人实际不平等。理论上的大概说到这，还是举个例子。最近一个热点是有一名叫“海雯娜”的德国女网红在中文互联网上为德国毒品合法化辩护，以看似理性的分析鼓吹“大麻的危害性不如烟酒”，还说“中西方对成瘾物的认定差异是基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当中国网民反驳她的时候，她还满腹怨气地抱怨被网暴。不过，海雯娜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对于毒品的态度差异确实是因为中西方的差异造成的，有两个因素很关键：一个是历史深度，另一个就是政治体制。先说前者：历史深度中国的历史底蕴远比西方更悠久，直白地说就是各种文明发展的坑，中国早就经历了，还写进了史书里、刻进了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近代苦难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但在鸦片输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对毒品或者说成瘾物的危害已经非常清楚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出现过“毒品合法化”甚至把吸食毒品当作时尚的历史，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比如明代“红丸案”，明光宗皇帝服用大臣进献的红丸后不久就突然暴毙，明光宗的突然暴毙，导致天启皇帝幼年即位，为后来宦官当政和东林党争埋下了隐患，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再往前，还有魏晋南北朝流行五行散，让士大夫们集体上瘾，还影响到了古代日本，当时所谓的魏晋名士风度，说白了就是一群人嗑药后发疯罢了，而这次集体嗑药，带来了长达369年的混乱，很难说跟毒品泛滥没有关系。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应该怎么对待毒品（成瘾物）这道题早就回答过了，现在西方各国的“毒品合法化”不过是我们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经历过的，西方各国刚开始答题而已，自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的答案。一名优等生，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答案跟差生不一样而焦虑，应该坚定地相信自己是对的，其他人都错了，而不是反过来，更不需要跟这帮差生去辩论，他们有开足马力去撞南墙的自由，注意离得远点，别被溅到血就好。而对于国内某些或许想不通、或许习惯了自卑又或者别有用心的，好好想想去年对安检的质疑，再想想刚刚爆发的恐怖袭击，应该怎么做就很清楚了。相信所谓的“大麻危害性不如烟酒”的，大可以去自由尝试，然后接受应有的惩罚就行了，就别费尽心力鼓吹什么“吸毒无罪化”了。需要强调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吸毒当然会被另眼看待，要接受强制戒毒，还要被长期跟踪、被社会歧视，但从法律角度讲，单纯吸食本就不是刑事犯罪，只不过吸毒的为了满足自己越来越大的毒瘾，往往会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倘若觉得离不开毒品，那建议还是尽快移民吧，中国是绝对不可能改变对毒品的态度的，别痴心妄想了。再说后者：政治体制西方近些年的“毒品合法化”，直接原因是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管不了毒品的泛滥，就像法国和美国管不了严重的盗窃，于是只能宣布轻罪无罪化，默许“零元购”，这哪里是什么光彩的事，否则为什么在西方朝气蓬勃的时候，毒品没有如此泛滥？管不了，归根到底是西方的体制问题，是民众素质远达不到要求，民选政治跑偏导致的。民选、投票，对投票人的素质要求极高，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这一票，将影响到整个国家和文明的未来，用足够的理性和认知才能把握好，但事实上，现在的民选政治，越来越娱乐化、幼稚化。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越来越主导了民选的结果。比如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绿营获胜的关键有二：舆论操控带来的信息茧房、迎合年轻人娱乐化需求。年轻人充满改变世界的热情，但远不具备对复杂社会的足够认知，很容易被诱导，为了新鲜感、叛逆而去轻率投出一票，是最容易被引导的。有一个衡量民选民粹化的标志：看投票年龄下限，以及呼吁调低投票年龄的呼声有多大。台湾青少年团体呼吁台当局，应下修投票年龄到18岁（截图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所谓的民意，自然也包括毒品吸食者的民意、毒贩的民意。犯罪行为就被民意、言论自由、思想解放等等包装，渐渐变得合法化，想要抵制这种浪潮，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反毒品体制，超越任期的限制。但是在票选政治下，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超然的禁毒核心，为了赢得选举，必然发展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选票，而毒品一旦沾染想戒难如登天，这就决定了，如果不坚决、全面戒毒，毒品的支持者必然越来越多，一旦突破某个临界点，就会成为“关键少数”，甚至成为社会主流，从而对票选结果拥有关键作用。这时候就算全副武装的军队，也不可能禁毒成功，因为毒在人心里。就如墨西哥，禁毒的最大敌人不是全副武装的毒贩武装集团，再强大的武装集团也打不过军队，但是军队又如何向规模庞大的吸毒者、毒贩支持者开枪？以当前人类的普遍认知程度，但凡是采取普遍民选的国家，最终一定会走上毒品合法化的道路，无非时间早晚、轻重而已。毒品绝非几年的任期能够根治、扭转的，而只要不能在三年、五年又或者八年任期内解决的长期问题，都将成为票选政治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绝症。因为票选制度下，毒贩、毒虫们，也有自己的所谓“民意代表”，更有的是钱，任何敢反对毒品的，都会被刻意针对、打倒、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终结。中国能够成为全世界几乎唯一的净土，能够让绝大多数国人远离毒品的侵蚀，并不是靠武装到牙齿的缉毒力量，关键是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及惨痛教训刺激下形成的全民普遍的禁毒共识。而领导核心、普遍共识，这也是某些力量特别希望瓦解的，鼓吹“毒品合法化”“色情合法化”就成为关键的突破口。我们要做的，就是绝不允许任何试探成功，绝不允许大坝上出现任何蚁穴，踩线就必死。包括某些无底线的“毒虫仿妆”。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必然会遭到种种“专制”“不民主”的指责，不必跟它们浪费唇舌，走我们自己的路，就让它们尽情炫耀腐烂的毒疮、脱落的牙齿、坍塌的五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自由吧，反正行尸走肉们活得都不太长。其他文章推荐■

有个价值亿万的大账号“猫一杯”被关停了，该账号仅在某音上就有超过1800万关注，她的小号仅仅只有几十万人关注，日常报价都高达15万一条，这虽然是因为大号溢出效应提高了小号报价，但可见利益有多大。事件起因是今年2月16日，她编造了一个段子，说在巴黎捡到一个署名“秦朗”的一年级小学生的寒假作业，很快全网传播高达几亿。流量大了自然就有人蹭流量，2月17日就有人以“秦朗舅舅”的名义留言，说外甥是“某某小学一年级8班”的，还说已经给外甥重新买了寒假作业送过去。这个人非常猖狂，在获得流量关注之后立即以“秦朗舅舅”的名义蹭热度、摆拍、开直播，还在直播里明目张胆说“就是蹭流量，随便举报”。所谓的“秦朗舅舅”已经被警方处以行政处罚，既然冒名的“秦朗舅舅”都被处罚了，那么最初编造谣言的“猫一杯”也当然不例外。从法律角度，警方不可能直接要求关停账号，毕竟“猫一杯”并未违反刑法，虽然传播很广，但按照治安处罚条例，警方也只能给“猫一杯”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罚款500元，这或许就是网红“猫一杯”敢于铤而走险制造谣言的原因，毕竟相比利益，处罚力度太轻了，而且一般情况下，对于类似事情一般只要公开道歉，也就算了。事实上“猫一杯”也公开道歉，承认自己为了流量策划了所谓的“拾到小学生秦朗丢失的作业本”的系列视频脚本。警方没有关停账号的权利，但是平台有，这也是自媒体管理对平台的要求。目前网红“猫一杯”的微博账号已经被永久关停，“微博管理员”账号已发出单独公告，某音账号目前也处于封禁状态，是否会解封还不清楚，但大概率悬了。以上是大概经过。这名网红小镇关注挺久了，印象中起码有两年了吧，记得当时她还在国外留学，当时关注她是因为想从各个角度了解下国外的一些情况，虽然自媒体必然有所选择性，但只要关注多了，再结合留言，交叉对照还是能够提供一些有效线索，这也是小镇曾经分享的“抖音调研法”，当然这位网红的段子也颇有趣。记得2月份第一次发出“秦朗”的段子，小镇就知道这肯定是策划的，不过是翻拍“捡到小学生作业送还”的网络段子，升级为在国外捡到罢了，当时小镇就觉得非常不妥，那就是没有对名字打码。一定要切记一件事，在网上公开传播一件事，尤其有一定影响力的大V，在未经当事人许可时，以及一切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凡涉及当事人身份信息、隐私信息的必须打码，网络是一把常人非常难以掌控的利剑，很容易伤人伤己。个人在网络上发朋友圈、短视频、小红书又或者其他一切分享的时候，也一定一定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小镇当时刷到之后也就没放在心上，不过是蹭热度的段子，但没想到后来热度惊人，这说明一定有人投入重金炒作，显然是网红“猫一杯”团队干的。一定要明白，想要成为热点，难度非常大，任何小事成了热点，背后一定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流量。当时评论区也有人说这是炒作、编造，但也有很多人维护“猫一杯”，说一个1800万人关注的大V，不在乎流量，没有必要炒作。觉得大v不在乎流量，这就大错特错了。偶然一个短视频的爆火，这可以是无意识的分享，但是想要持续爆火并且达到上千万人关注的程度，说明一定有一个专业团队，并且很善于抓住流量，这背后代表着巨大的工作量，尤其是短视频要比图文复杂得多，策划案、拍摄、剪辑、文案、投流等等加在一起，这可比上班累多了。越是大V，就越在意流量，走火入魔之后就可能出现这种编造、传谣的事情，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如果在一开始没有澄清是编造，那么就会被巨大的流量裹挟，骑虎难下只能不断地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最终流量彻底冲破掌控。就比如“猫一杯”，这个策划案很成功，收益不菲，之后蹭流量的不断强化，这时候就很难收场了，于是又编造出“联系上秦朗妈妈了”“对方拒接上镜”，还编出来聊天记录等等，试图终止这一切，但为时已晚。汹涌的流量已经对现实世界带来了诸多麻烦，比如上面提到蹭流量的“秦朗舅舅”，留言提到“某某小学”，同名的小学电话都被打爆了。最终玩火自焚，价值亿万的账号毁于一旦，实属自作自受。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毕竟不过是图一乐的编段子，哪至于这么严重，毕竟就在2月大肆传播的时候，都有某些主流媒体转发时说“秦朗是谁并不重要”等等。这就大错特错了。正如办案警方强调的：谣言就是谣言，不能说因为一些谣言，没有造成损害国家利益的严重后果，它就不是谣言，其本质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是程度不一样而已。现实中，确实大量存在各种编造的段子，一句话的段子、一张文字截图、一个大包的聊天记录等等，到处传播，已经影响到一些人的认知，小镇在一些群里，也经常看到这样的转发，小镇有时候忍不住还会下场辩论。因为量实在太大，所以客观上确实管不过来，但是管不过来不代表这是对的，越是管不过来，反而越要抓住典型事件，杀一儆万，让全社会明白这件事不对，并且后果极为严重，以后再造谣的时候，也能多考虑考虑。而就“猫一杯”编造“秦朗丢作业”这件事，直接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影响力巨大。几亿播放量，小半个中国的人都知道了。二是有苦主。也就是如“秦朗舅舅”编造的某某小学，以及与“秦朗”同名的小学生们，比如在处理“猫一杯”的警方通报中，就有一句话“对相关学校造成不良影响，扰乱公共秩序”。三是违背国家政策。既2021年的“双减”政策，早在2021年就明确“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镇之前在谈网红直播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当影响力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一定要加强公共传播和政策学习，不仅要有法律顾问，更要有公共事务顾问，尤其是舆论传播这类敏感领域。这里面雷区很多，如果肆意妄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但其实也不像某些人认为的过于严苛，要求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只要别被利益迷晕了眼，非要故意触犯雷区，顶多也就小惩大诫，远不至于被永久关停这么严重。“猫一杯”恰恰触犯了自媒体第一红线。“自媒体”自然相对于“传统媒体”，各种形式的区别并不重要，最核心的一点是：新闻采编和报道权。去年9月，刚刚发布了自媒体管理的13条要求，之前相关规定也说得很清楚，这是任何自媒体必须严格遵循的绝对禁令：除非是拿到了相应牌照和官方许可的新闻单位，否则没有资格从事新闻相关工作。作为自媒体，可以就已经发布的新闻进行各种角度的评论，怎么评都可以；也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哪怕啥都不会，站着发呆有人爱看也行；又或者分享下自己的生活，谈谈个人的感受等等；再不然，直接聊聊自己刚编的故事也可以，但是需要明确标明是编的。绝对不能进行采访、发布任何新闻，包括变相从事。新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题材，记者也是一个严肃的职业。新闻必须是对已经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报道，至少在我国，不允许将新闻娱乐化，不能以所谓的娱乐为名去扰乱公众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不能模糊了事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更不能把编造的、虚构的“新闻化”“真实化”。从小了说，是要保证基本事实是可靠的，无论网络多么浮躁，总有些底层的东西可以相信，最起码在这上面搞事，能够找到人承担责任。往大了说，这是要阻止颜色革命、认知舆论战，遏制各种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如果事实和虚构混淆了，为了娱乐什么都可以，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就会让舆论变得匪夷所思，长此以往分不清真实与虚假，也让某些阴暗的操作更容易得逞。有人可能觉得这好难，觉得不容易区分，为“猫一杯”之类的人叫屈，且慢急着共情，需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更何况，她本人怎么可能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只不过缺乏敬畏，被流量和利益熏晕了，否则又怎么可能看到流量大了，继续编造新的谎言试图终止舆论。任何人，注意是任何人，尤其是掌握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必须牢牢记住一个红线：如果一件事是虚构的、假的，一定要明确表明这件事是自己编的、不是真实的，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为了一点点虚荣或者流量，刻意诱导他人相信这是事实，流量大了又舍不得戳破谣言。这是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自媒体不能碰新闻，更不能编造新闻。如果实在想玩花样，记住最底线：在醒目位置，清楚标明“纯属虚构”。其他文章推荐■

为防误解，开头先强调下区别。是“帝国”死局，不是“美国”死局。常有人说中国在几十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也因此需要在更短时间内面对更多挑战，但美国又何尝不是在几百年间完成了几千年的文明演变？小镇反对将中国古代历史硬套当代，这容易陷入惯性思维、刻舟求剑。但美国当前确实浓缩了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曾经出现的重大问题：穷兵黩武、血统至上、好大喜功、藩镇割据、货币滥发、党同伐异、特务政治、愚民分化直至毒品泛滥。上面任何一个问题，在中国几千年古代历史中，都曾重创乃至颠覆一个百年以上王朝。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还处于积累阶段，社会生产力提升有限，以上问题更难以靠发展来解决，但客观上磨炼了在有限资源下进行改善的能力。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吸取上个朝代灭亡的核心原因，进行针对性调整，但戏剧性的是，却又生出了这一朝的新恶果。秦吸取周分封的教训，废分封立郡县，却得罪了六国贵族，二世而亡；汉吸取秦孤军奋战的教训，分封宗族藩王拱卫中央，结果“七国之乱”元气大伤；曹魏吸取教训打压宗族，却又养出了世家大族，终被司马家篡夺；晋朝吸取教训重新加强宗室，结果冒出来“八王之乱”。之后唐亡于藩镇割据，宋看到宗室、武将都靠不住，于是选择牢牢掌控军队，打压武将，结果被元所灭。以上仅仅是一个维度，还有财税、土地、民族等等维度。现代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掌握的生产力远高于古人，但知识不等于智慧，全民普遍的强化不代表在最高层次上一定碾压古人。就如哲学，时隔千年，老子、孔子等古人智慧，仍值得后人学习。仅王阳明“知行合一”，能做到的又有几人？虽然可以通过学习他国经验弥补自身不足，但是就像一个人无论听到多少成长的经验教训，也远不如自己去亲身体验，更何况一个国家，有些核心的精神需要漫长的历史和经历内化。美国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但论相对影响力，还比不上曾经巅峰的大英帝国。作为历史更悠久的英国，在面对无可避免的衰退时，处理得更好，与美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和平的交接；反观美国却走上了称霸的道路，但“国霸必衰”，客观世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永恒，有强必有弱，正因此从没有永恒的帝国。但一定要明白，帝国末路，不代表美国衰亡，这是两码事，前者是道路，后者是国家。美国就作为百余年第一大国，拥有足够的底蕴，何况极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科技优势，决定了美国就算衰落，也不过是相对新兴崛起国的衰落，面对其他国家仍然保持足够优势，甚至变得更强。过去20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相对衰落仅仅是相对于中国，但中国已经是仅有的个例。以相对美国的实力为尺度，在政治、军事、科技等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苏联巅峰时期，经济上也已经超越了日本巅峰时期。这也是美国对中国极为警惕的关键原因，中国就像苏联与日本的集合体，而由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中国身上又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非常担心中国会采取美国一样的选择。搞清楚这一点，就能理解美国最近十几年对中国方向的看重和严防死守，甚至为此不断打破美国曾经确立的原则和秩序。过去几十年人类科技突飞猛进，加上重大事件影响，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增量，先是苏联的解体，一下子让美国吃饱了，之后的日本也提供了不小的增量，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全球化，极大提升了人类财富总量。在巨大增量下，一切矛盾都可以被搁置，但矛盾从来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利益切分中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利益集团，当增量减少，这些矛盾集中爆发，更难化解。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南北力量对比。无论美西方的剥削变得多么隐蔽，从直接殖民一国变成经济、金融掠夺，但本质仍然是将发达国家的幸福建立在更多国家的不幸之上，而美西方还要利用自己的强大和舆论给全球洗脑，以此维护美西方的长期统治。但铁的事实是，以人类远超百年前的科技水平，每年全球经济增长竟然仅仅维持区区2%-3%的平均增速，竟然仍然有近10亿饥饿人口、几亿人处于战乱之中，这是全人类的耻辱，更是某小集团剥削掠夺的铁证。人类历史总趋势是提高人类生产力，一切阻碍全人类生产力提升的，无论多么强大，最终都要被打倒。以上是总体的脉络，但大势如此，并不代表坐着等就能天上掉馅饼，就像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普遍道义，也不可能压住霸权的暴力，需要契机。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体系以外的国家，希望在西方统治下继续生存。倘若不推翻旧有的西方秩序，那么奴役、资源掠夺、入侵、腐败买办的傀儡政权、社会动荡、制裁、战乱、饥饿等等一切都只会变本加厉，否则无法支撑欲望越来越大的食利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相信，美国会允许任何一个国家自由发展。意识形态不同的苏联不行，跪下来的日本不行，同文同种的德国不行，就算是被美国一手扶持上台的极端亲美的政权，也终究会被舍弃。现在针对中国，难不成当中国被压制，印度就会被允许崛起？怎么可能呢。20年前，耶伦曾经积极支持中国加入WTO，现在又如何了呢？所以，一旦抓到机会，就会发现全世界突然联动起来，非常有默契，既不让帝国孤注一掷，又不让帝国有片刻喘息，就像熬鹰，又像温水煮青蛙。美国当前最直接的国际和地缘危机，就在于三大战线全面吃紧，每一个都无法下定决心彻底解决，三大战线都在被动失血、走向失败。第一战线：俄乌-欧洲还记得2022年初战事刚爆发时美国的兴奋，然而两年过去了，全世界突然发现，原来整个西方最严厉的制裁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靴子掉下来之后感觉也就这样。现在美国开始吹风，说领土是累赘，劝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但问题是，都已经2024年了，乌东四州已经实质被俄罗斯拿下，又怎么能拿已经失去的作为筹码？现在的俄罗斯要求的反而是2022年之初的要求：去纳粹化、中立化、非军事化。如果想要逼俄罗斯退步，愿意以吞并乌东四州结束战事，那必须在战场上重新恢复均势，甚至要恢复有威胁的进攻态势，让俄罗斯觉得继续战事得不偿失，这非常难。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对俄罗斯而言，考虑战事是否要继续，不仅仅考虑战场上的得失，还要考虑战场以外的得失。就算真的战事不利，但只要能够在乌克兰牵制美国、分化西方、削弱欧盟，进而在中东、非洲等其他地区布局创造有利条件，那这场战争就值得持续下去。这还没计入俄罗斯民族崇尚集权和强权的民族特性，保持战争状态，与整个北约进行实质的对抗而不落下风，这对于俄罗斯推进国内改革、推进远东及北极建设等极为有利，还能够极大压制俄罗斯内部亲西方的势力，打通与东方合作的种种障碍。这么巨大的利益面前，仅“乌克兰放弃（已经失去的）部分领土”怎么可能让俄罗斯满足？但美国又不可能直接下场，北约也不可能直接参战，以西方当前的军事能力，不付出巨大代价也不可能让乌克兰及部分伪装参战的其他力量获得足够的加强，这就决定了俄乌什么时候停战，已经不由美西方决定，而是由俄罗斯决定。第二战线：巴以-中东。核心是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已经无力解决，唯一破局就是想尽办法拉美国下水，于是行事越来越极端，把国际规则和道义踩在脚下，已经打破了人类文明最底限。但美国偏偏不能与以色列割席，于是以色列就成了美国的持续失血点，越来越丧失全球道义的支持。比如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加沙人权问题投票，决议整整8页，行文极其严厉，55次点名以色列，12次谴责以色列，要求问责以色列。这样的决议在半年前甚至三个月前都很难通过，但这次不仅通过了，欧洲也出现了分裂，赞成、弃权、反对都有欧洲国家选择，其中比利时、芬兰、卢森堡投了赞成，反对的只有德国和保加利亚，而就算投反对票的美国，在公开发言中也对以色列的暴行进行了谴责。国际道义不可能让帝国主义伏法，但占据了道义制高点，最起码可以揭破双重标准的面纱，迫使帝国主义者必须付出更大代价，令美国再也不能拿伪善做面具，无法继续动用舆论工具扭曲，这就砍掉了美西方的一大法宝，之后就必须真刀真枪的投入。而以色列的肆意，也给了伊朗机会。现在又有舆论，说伊朗要全面打击以色列，这怎么可能呢？伊朗又不跟以色列接壤，何况伊朗也不想真把美国拖下水，借机加大对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支持，改善伊朗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地缘环境，为伊朗严重过剩的工业寻找足够的市场，这才是正路。第三也是最核心的战线：太平洋西岸-亚太。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的冲突，也不过是菲律宾这样的小打小闹，又或者时不时的窜访、军演对抗等等，但这里才是一切变化的根本，因为牵制了帝国大量机动力量，令美国无法在其他任何方向下定决心投入足够力量。三大战线，帝国又能如何破局？三大战线同时存在肯定不行，美国最宏大的规划也不过是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可见就算美国也不敢妄想同时面对三大挑战。那么美国该选择对哪一个战线妥协呢？对俄罗斯妥协？起码要把整个乌克兰送给俄罗斯，必然导致北约的瓦解，欧盟的离心，这就动摇了整个西方的根基。更何况，真到了这一步，俄罗斯肯止步于乌克兰吗？对伊朗妥协？那起码得满足伊朗的条件，2021年伊朗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就提出了三个条件：解除制裁、不再任性、不再退出。考虑到后来新的变化，美国还需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且要从伊拉克、叙利亚等撤军，实质要求美国放弃以色列，放弃控制中东。美国不可能同意释放伊朗，这可是中东最强的工业国，美国几十年来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制造混乱，客观上也极大加速了这块地区的整合，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提高了组织力。比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等都已经建立了更强力的组织结构，普遍设立了政治局领导体制，拥有健全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纲领。更先进的组织结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精锐作战力量、刻骨铭心的仇恨、充沛的资源、关键的地缘位置，如果再加上伊朗工业体系的加持，这样的中东-阿拉伯世界，绝不是美西方想看到的。最关键的，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伊朗妥协，美国只会失去更多。算来算去，最理性最有意义的妥协，只能发生在第三战线，要求也比较简单：美国停止在台海和南海的干预，将台海、南海正式交还给区域内国家自决。但这也就意味着日韩、东南亚的彻底失去，进而影响到太平洋诸国家的走向。然而最理性、最有效的选择，现在的美国没有任何人能做主，于是任何一个方向的问题都得不到暂时的解决，全世界一起默契的熬鹰，帝国终究走向死局。其他文章推荐■

留在国内，还是出国，又或者移民，这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合法途径，还是非法途径，只要自己承担对应责任，那也是个人的自由，只要别自己选择了，却又要求他人或者社会、国家必须提供帮助就行。但有一点需要特别说一下，不要把在中国感觉习以为常的，当成全球普遍。有外国朋友对小镇说，中国有两点做得特别好，都涉及到未成年人保护。一是孩子像孩子；二是全面禁毒。先说第一点，现在欧美、日韩以及泰国、越南、乌克兰等国家，有一个非常不好得倾向，那就是儿童过早的成年化，一个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女孩，早早的开始展示性诱惑，像一个小大人，这对于一个人的长期成长很不利。而中国的孩子，虽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但总体上仍然保持了孩子样，没有被过早的卷入所谓的性自由。当一个孩子成年，能够独立承担责任，思想成熟，他或者她选择任何生活方式，只要在法律最底线以上，这都可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拥有完全的自由。但孩子不能这样，更不能被社会逼着、诱导。此其一。第二点对应毒品合法化浪潮。因为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或者等等东西，很多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因为国家治理能力越来越差，说白了就是管不了，于是开始推行毒品合法化，为了支持合法化，还搞出来各种论据。比如论证大麻跟尼古丁一样，酒精也有害，等等。的确尼古丁也有成瘾性，但是尼古丁不至于到戒不了的程度，就算长期吸，也不会进阶到需要更强瘾品的程度。但是大麻不一样，对人体的损害先不说，一旦吸食大麻，之后进阶到更高强度瘾品的概率大增。说大麻可能觉得没啥，那么就自动理解成等同于鸦片就行了，都是植物类毒品，也都有致幻性。送孩子出国，大概率是求学，就算以后准备移民，计划入乡随俗，那也没必要一定性解放、毒解放吧？更何况，总得给孩子留条退路，如果在国外吸毒，还怎么回国？一回来就背上吸毒的案底，被强制戒毒？而性解放，又会带来多大的安全隐患？当然，还是那句话：自由选择，承担后果。其他文章推荐■

前言：这一篇比较长，前面60%谈具体法条，属于肯定和辟谣，说明这次司法解释没有很多人担心的那么糟糕；后面40%是从方向和立法原则上进行批判，具体法条没啥大问题，但方向上存在开倒车的问题，并不利于对社会的积极引导，看似维护女性利益，但长期对女性有害，进而损害整个社会。小镇也将根据本篇内容，整理提交司法解释修改建议，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法治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自2020年底通过《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之后，时隔4年，最高法于前日公开向全社会征求对《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意见。这个法，小镇原本不想谈的，现在性别和社会矛盾激化，而婚姻家庭相关法律就是规定人与人的财产关系，而非感情关系，所以很难避免情绪影响，怎么谈都容易挨骂，这在过往历次改法中也有体现。最新的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一放出来，网络上一片骂声，说过于偏向女性，说如果这样立法那以后没人敢结婚了等等。这种说法似曾相识，还记得2011年最高法发布《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其中第十条涉及男女婚前房产切分问题，也引起类似舆论，只不过完全反过来。当时女性极为抗议，主要反对观点认为新的司法解释对女性很不公平，过于保护不动产权登记方的利益，导致持有房产的一方更敢于提离婚，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方婚后对于家庭、子女付出和投入通常比男方多，把女方置于利益受损的弱势方；还有极端的认为这种规定会严重冲击我国婚姻结构，导致离婚率增加、结婚率下降等等。注意，原司法解释并没有针对性别，只是以谁持有不动产权作为区分，而反对者默认一般是男性持有房产。可见，事关婚姻家庭财产切分，怎么改都得挨骂，这就是小镇原本不想谈的原因，毕竟远离是非嘛。不过看到有多位读者留言，还有读者说看到很多扭曲的理解，希望小镇能正正视听，那索性谈一谈，对的肯定，错的批评，毕竟现在还在征求意见中，也便于集中火力推动司法解释修改的更加完善。肯定与辟谣本次司法解释有进步，不再以司法解释越位立法，这是司法解释长期存在的问题，时常出现司法解释超越法律规定的情况，虽然客观上法律有滞后性，现实中已经出现了问题，改法比较慢，但这不是超越法律规定的理由，这是最基本的立法原则，未经人大授权不能突破。这次的司法解释，小镇大概过了一遍，没有突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范围，属于将现实中已经实际判罚的进行总结，从而确保同案同判，这本身值得肯定，也有利于司法审判更加公正。所以，对于司法解释群情激愤大可不必，还有些危言耸听的。比如一些典型扭曲言论：赶英超美论：认为新司法解释第20条“离婚经济帮助的处理”，属于将国外的离婚赡养制度直接引入。从这一点出发有很多极端段子，比如出轨女离婚后也可以继续赖在前夫家，甚至带着奸夫和私生子一起要求前夫扶养，导致前夫怒而杀人。还有质疑“事实婚姻”回流，同居也要分财产等等，由此认定不如摆烂躺平，这样就不会被分财产、不会吃亏等等。有人计划拿这些“想象”的情况，去提修改建议，但这么干一定不会被接受，因为错得离谱，属于完全无效的修改建议。小镇原计划把20条一条一条的介绍一下，不过感觉实在没必要，先解决情绪问题和基本方向，再谈论细节，毕竟这次司法解释，总体上还是可行的，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简单选几条举例子，还有疑惑的留言。第一条：“重婚原则上不适用效力补正”这一条应该是最不好理解的，这一条来自司法实践，以及民商法领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基本原则，所谓“善意第三人”就是不知情人，具体到这里，就是不知道对方重婚的那位，无论丈夫还是妻子。现实中有人感情破裂，未必会办理离婚登记，可能分开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但在法律上仍然是夫妻，这跟过去很多人生活在一起很久都有孩子了，但就是没登记结婚类似。又或者历史遗留问题，过去婚姻情况发生变化，跨地区民政部门信息没有互通，或者早前的婚姻情况没有登记上网，就会出现在没离婚的情况下再次登记结婚，构成重婚。举个例子：比如妻子与丈夫A已经分开十几年了，但就是没办理离婚登记，然后跟外地丈夫B登记结婚了，妻子从来不说以前结过婚，也正常办理了登记，从丈夫B的角度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妻子重婚，那么丈夫B就属于“另一方有理由相信重婚一方的合法婚姻已经解除或者不存在婚姻”。如果有一天，妻子突然去世了，有相应赔偿金，这时候丈夫A知道以后，以妻子重婚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定妻子第二次婚姻无效，把妻子死亡赔偿金给他。在实践中，法院就会驳回丈夫A的要求，承认第二段婚姻有效，保护丈夫B这个“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判定将妻子的死亡补偿金归丈夫B所有。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丈夫B知道妻子是重婚，那么就算被起诉的时候，妻子已经死了，那也是重婚，那么婚姻无效，钱就得给丈夫A。说得有点绕，大家多读读吧。第二条“对当事人主张'假离婚'的处理”这在实践中也很常见，比如有购房限制的城市，通过所谓的“假离婚”把房产转移给另一方，突破购房限制买房之后再复婚；又或者有人为了逃避债务，把所有资产给另一方。但是一定要明白，法律上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假离婚”，离婚就是离了，想恢复婚姻关系只能通过复婚。而人性经不起考验，所以往往出现弄假成真，就有人以“假离婚”为由，要求法院裁定离婚无效。对这种事，法院判决的时候是不支持的，这次也明确写在了司法解释中。但也不是完全不保护，离婚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能够证明离婚协议对于财产分割存在虚假表示，那可以要求法院判决重新分配，所以这一点也在司法解释里明确了。至于故意把所有钱给另一方，然后离婚躲债的，这次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债权人能够证明离婚协议违反民法典538、539条，采取无偿处分权益、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那可以请求法院裁定离婚协议无效。还有第三条，很多人关注的“事实婚姻”回流，也就是“同居析产纠纷的处理”。这一条小镇自己看的时候觉得挺符合时代需求的，还是看到网络上对这一条群情激愤才注意到大家意见很大。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出台，之前办婚礼不登记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当时农民工开始进城，于是就出现了在传统认为“已婚”的又跟其他人登记结婚，就出现了很多矛盾。所以就规定1994年2月1日条例实施前没有登记但是符合结婚实质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之后就不再承认事实婚姻，毕竟总不能把这么多人直接判为重婚罪。当时这么定从法律上看，不利于保护女性权益，不承认事实婚姻了，那么同居就不能分另一方的财产，但当时其实也没啥钱，也就这么定了。至于说“事实婚姻”重新出现那就纯属胡扯了，重婚罪没有改，这次司法解释重点是顺应时代变化，现在人越来越多长期同居就是不领证，时间长了难免出现财产混在一起的情况，可能孩子也有了，就有了财产分割的需求。这时候如果再按照非婚姻情况下，个体财产独立，也就不合适了，但是如果不加区分直接按照夫妻共同财产来切分，那更不合适。同居情况下财产分割问题越来越多，于是这次司法解释也就明确了，做了分割，各自获得收益或继承的财产还是归各自所有，但双方共同出资难以区分的财产就参考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切分。所以这显然谈不上重新承认“事实婚姻”。关于法条再说最后一个。第20条“离婚经济帮助的处理”。有人说这是把国外离婚赡养制度拿过来了，离婚以后只要另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就得一直养到再婚为止，甚至还得养私生子等等，于是就有了很多自己吓自己的段子，也可能是故意制造恐慌的段子。但是一定要明白：中国法律中提到的“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经济困难无房居住”“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等等，标准非常低，远不是很多人想象的没有限制。这就有点类似，官方标准的“中产”定义，很多人认为标准太低了。“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基本对标的是最低生活保障，能活下去的水平；“经济困难”：不是说身体健康就是啥也不干，非得逼对方养着，事实上如果有劳动能力但是不去劳动的，也不会得到保护，以中国目前情况，哪怕身体有残疾，在政府帮助下，想赚不到维持基本生活的钱，也很不容易。“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很多人的理解可能是结婚前一个月给自己花5千，结婚后只能花3千，就觉得生活水平降低了，实际不是的，这里的“显著降低”，还是对照比较低的生活标准来的。就拿这次司法解释第20条来说，如果“一方因经济困难无房居住”，法院可以判定另一方提供以下帮助：“居住权”好理解不多说了，注意“一定期限”并不是说永久，而且这个期限一般都不长，也就是几个月又或者半年，一年就很长了，当然双方协商同意，想多久就多久；如果实在困难，时间再长那就是政府救助的范围了。至于第二点的“房屋租金”，也不是一些人想的，离婚前住另一方的别墅，离婚了就要求另一方给继续租别墅又或者豪宅等等，怎么可能呢？实践中一般是一次性给付，一般也就几千块、几万块，十几万也就到顶了。对于具体法条，就说到这，目前20条，虽然有的也存在不足。比如第7条“父母在子女婚后为其购房出资的认定”，没有说清楚父母给子女的房子，到底属于赠予还是借款，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也是现实中特别容易出现纠纷的点，但是这次司法解释没有说清楚。如果让小镇提修改建议，一定会要求司法解释必须说清楚，比如规定一般视为赠予，然后单列什么情况下属于借款，这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毕竟要说父母借钱给子女买房，这也有些太挑战传统观念了。方向批判接下来，小镇要说最大最核心的问题了，就是题目里强调的：保护女性不能通过法律偏袒，更不能默认男强女弱，这是典型的开倒车。最突出的就是在公告中，第一句话就点名“依法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难道中国的婚姻只有女性没有男性？凭什么认为婚姻中，女性一定是弱势方？这种说法，是否违反了中国男女平等的法治理念？是否否定了“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否损害了男性的合法权益？可以保护女性利益，也应该保护，毕竟现实中，从性别整体角度看，女性整体上弱于男性，但是一定要看到大量存在男性利益受损的情况，作为法律怎么可以明文规定拉偏架？封建思想中一直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守旧思想，一直有人鼓吹“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消费主义也一直试图物化女性，这一点在日韩欧美尤为严重，甚至到了小学生性暗示的程度。这种封建残余思想，看起来是在保护女性，实际上在摧毁女性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让女性重新依附于男性。择偶的时候只考虑有车有房、吃现成的，不愿意同甘共苦一起奋斗，又或者一结婚就放弃自己的事业，丧失独立生存能力，结果婚姻发生突变后，根本没有独立生存能力，于是只能期望更多切割夫妻共同财产来获得保障。这才是社会风气动荡、女性地位不断下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现实裁决中，已经倾向于保护女性，因为作为实际裁决的法官，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自然也清楚现实中女性整体上处于相对劣势，所以在同样的诉求情况下，已经偏向女性了。比如小镇看到2010年北京市西城区离婚财产分割的判决，涉及房产切割的有25起，其中9起原告是男性，16起是女性。最终裁决，男性作为原告的，有5起法院完全支持，4起驳回；女性作为原告的，6起完全支持，4起驳回。但是注意，女性作为原告的还有6起是部分支持，而男性作为原告的没有一起是部分支持。这也跟现实情况有关，毕竟一般这种部分支持的，往往是男方隐瞒财产又或者出轨等，女方不容易举证，于是法院就从保护女性的角度还是支持了部分请求。类似的事情在现实中很多，既然现实中已经偏向女性了，那么法律规定就不应该继续强化，因为法律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引导社会向积极进步的方向发展。在男女婚姻上，当然要引导社会向真正的男女平等、人格独立方向发展，要坚决反对现实中存在的靠婚姻一夜暴富的想法，无论是男还是女。像2020年通过的《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就做得很好，全篇没有出现任何偏向女性的表述，就是讲事实，强调当事人如何如何，是以事实而不是性别进行规定。而这次呢？大开历史倒车。公告开头就说“依法保护妇女”，但是怎么不说“依法保护男性”？难道男性不需要依法保护？具体条款中，在第三条同居中，也出现了“照顾女方原则”的表述。凭什么认为同居一定是男强女弱？凭什么认为同居一定是男性占便宜？凭什么默认同居就是男性某种意义上的“包养”女性？女性难道不是独立的人吗？明明有更好的办法去保护女性，比如对社会现实进行充分调查，掌握现实中女性利益容易被侵犯的地方，然后在司法解释中针对性提出解决方法。小镇举个例子，现实中切分财产的时候，女方更多存在不清楚男方到底有多少财产的情况，因此在财产切分的时候利益容易受损，这是挺常见的，毕竟虽然已经有“全职丈夫”，但毕竟“全职太太”更多见。开历史倒车、制造性别不平等和对立的做法是：规定“照顾女方”原则进行财产切分。小镇的做法是：调整举证责任，原告完全可以提出非常高的要求，由被告（注意不分男女）来负责举证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又或者更进一步，由最高法牵头，推动建立夫妻双方资产互查机制，当然不是想查就查，而是出现离婚财产切分争议的时候，双方对于财产数量达不成一致，那就可以授权法院去查各自名下资产。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开历史倒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不是法律人应该做的。其他文章推荐■

对房地产，总的政策方向是挤出泡沫，在确保不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2024年要让一些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这个大方向不会有任何变化。但这不意味着对房地产就不管了。4月2日，郑州印发《促进房产市场“卖旧换新、以旧换新”工作方案（试行）》，明确2024年该市计划完成二手住房“卖旧换新、以旧换新”1万套。推出这一政策，并不奇怪，这也是大势所趋。小镇之前谈房地产新变化比较多了，有一些文章可供回顾：《“新棚改”来了？谈谈对近期政策的看法》《抓住决策大势，才不会一惊一乍》《恒大清盘，接下来房地产怎么救？》《大变革：2024年的中国战略方向与决策方向》。去年7月，最高层已经定调“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提出要基于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明面意思当然是存量房产供过于求，越来越多的房子卖不出去。但绝不仅仅只是这么简单，至少还有两个含义：一是结构性供需不平衡。注意房子是不动产，好房子永远供不应求，现在房地产供需关系变化引起极大关注，关键是二三线城市供需出现重大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房地产市场。A市房子供不应求，跟B市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不多赘述。二是二手房与新房成交出现历史性变化。2023年中国楼市第一次出现了二手房交易面积超过新房。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根本逻辑的转变，之后购房需求就从首次购房，向改善型购房、卖一买一转变。这种变化，在国家政策层面，意味着过去针对首次购房、购新房的刺激性政策，刺激效果越来越差；对于行业和企业来说，过去为了推动新房销售，搞出来的所谓的“新房保值”“新房比旧房好”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洗脑式营销手段，也落伍了。房地产领域最大的谣言就是“二手房不能买，新房才能投资”。其实道理一直很简单，新房买到手就变成了旧房，如果说二手房不保值，那理性角度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购买新房，但是全行业的海量营销与洗脑，硬生生的把“新房好”的观念给固化了。但一切营销都是成本，开发商大规模售卖新房，可以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甚至可以动用公共资源，还能编出（甚至可能是真的）利好的规划方案，卖房现场就是一个大型的洗脑现场，这种营销费用至少占5%，多的甚至达到10%，这些成本当然由购房者承担，当购房者需要将自己的房子卖出去的时候，显然无法像开发商这样组织如此大规模的营销手段。这一来一回，新房到手就打折，这才是正常的市场逻辑，当然在全民认为房子必涨的时候，10%甚至20%的折损算不得什么，而且群体性的狂热本就是最好的营销手段。但随着二手房成交面积历史性超过新房，这一套几十年的老逻辑必然要被彻底颠覆，而且再也回不去了。这也跟第一点强调的“结构性供需不平衡”有关，能够有持续人口、资金流入的城市，才有足够的买盘，当然属于少数较为发达城市，除了极个别因为政策带来的人为扭曲，而这些城市新房会越来越稀缺、越来越偏，购买二手房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这在一线城市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对政策对象把握非常好的黄奇帆，在去年11月就公开建议，政府可利用房价低迷时期，建造保障房或将卖不掉的商品房购买改为保障房，使今后至少有30%的城市居民可以居住在保障房里，注意30%到40%低收入人群拥有政府保障房，这也是黄奇帆一贯的观点。黄奇帆提出这一建议，根本目的是为了避免房地产出现硬着陆，尽可能将房地产调整变得更加平缓，尤其避免房价暴跌，同时也确实符合房地产基本规律，有利于改善民生。对于公开表态的观点，重点不在于观点本身，这就像T形台展示最新的服装设计理念，模特展示的衣服非常夸张根本不可能日常穿着，就是为了以夸张突出最新的设计理念。更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这么说，以及发现相关的变化，关联在一起找到内在的逻辑。就在黄市长11月演讲前一个月，2023年10月有部分城市开始探索由国企平台收购旧房子，这充分说明，最起码在去年三四季度，各种国家队下场收购存量房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当时提出类似建议的，包括南京、南通、扬州、连云港、宁波、海宁、淄博、济宁、日照、青岛等城市，收购的旧房计划用于保障性住房或人才住房。其他城市虽然没有公开提出，但也在进行探索，相比直接下场购买，更常见的做法是间接下场，比如撮合房企、中介参与卖旧买新，还是以市场化手段为主。急于自救的房企，更加积极。比如2023年8月，济南某楼盘打出广告“以旧换新亮相济南”，购房者可以用济南市现有旧住宅置换该楼盘的新房，由中介评估旧房市场价，双方认可后就可以置换，但需要注意的是对旧房有要求，而且旧房折扣款不能超过新房总房款的60%。这应该是全国范围最早出现的购房“以旧换新”，但本质上仍然是营销手段，之后其他一些城市也有跟进，并且政府介入的也更多了。比如2023年9月，由淄博市房地产开发协会和中介协会联合发起“以旧换新”省心购活动，将“以旧换新”从开发商与购房者的双方关系，升级为开发商、中介和客户的三方关系，盘子也更大了。正是在房企先行探索之后，才有了前面提到的2023年10月部分地方政府正式介入，将稳房地产与保障性住房结合起来，这也更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在2024年3月又出现了升级，宣城、太仓等少数城市的地方国资直接下场，比如宣城市城建集团、国控集团也发布商品房“以旧换新”公告，宣布可以用宣城市主城区规定区域内的二手房，最高88折置换两集团开发的新小区。4月有更多城市跟进，4月2日海安成了江苏第一个落地的城市。这是大概的演变脉络，可以很清晰看出，中国的改革绝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般会以大量试点、探索为基础，逐步演变、推广。郑州突破在于：第一个明确提出国家队收购旧房的计划目标。这是一次质变，过去各地的探索基本是市场、房企为主，就算国资下场也没有明确计划目标，可以说就算公布了以后一套都不置换也可以。以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形式，规定了1万套计划目标，而且方案中还明确2024年将由政府指定的城建集团收购5000套存量房，明确用于补充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这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5000套相当于该市今年1.5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目标的三分之一。那么，有两个问题：钱从哪来？效果如何？钱从哪来？目前该市4月二手房挂牌每平均价11530元，新房10932元，计算方便就统一按1万元计算，收购的旧房应该以这些年主流的70/90平为主，考虑当地房地产市场更倾向于90平，那就按90平。那么5000套，总收购价约为45亿，规模确实不小。目前国家严格限制地方债，金融领域正在进行大改革，未来金融权将更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央地关系将重新调整，很显然这钱不太可能通过过去地方债、金融机构腾挪的方式来操作，而且国资收购必须考虑保值增值问题，要用的钱必须利息足够低、足够长。至于政府直接出资，完全不可能，预算已经定死了，需要通过本级人大才能改，更何况支持房地产本质是为了应对地方财政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正好，2023年1月，央行设立“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总计1000亿，，用于支持8个城市开展购买商品房作为长租房的试点，这8个城市包括重庆、济南、郑州、长春、成都、福州、青岛、天津。而今年1月，央行与金融监管总局又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见》，推出“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支持企业和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批量购买存量闲置房用于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把存量房转为保障房、租赁房长期运营。注意：2023年1月的“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2024年的“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是两个不同的政策，不要混了。这两个政策需要打包在一起看，就算仅考虑去年的贷款支持计划，8个城市平均分每年也有一百多亿，这笔贷款期限最长达20年、年化利率3%左右，已经足以支持1万套的存量房收购计划。所以，不用担心没钱。这个模式未来也将在更多城市展开，将有庞大的政策资金涌入，加速保障性住房、旧房收购、长租房等建设。效果如何？必须定量分析。目前郑州新房库存约27.4万套、二手房库存约12.8万套，总计约40万套，那么已经明确收购计划的5000套，也不过能消化3.9%的二手房存量，考虑“卖一买一”带动消化约1.8%的新房库存。对比下2020年的数据，当时一年二手房成交67635套，仅上半年即使受疫情影响，新房也成交95269套。虽然目前遇冷，但基础量摆在那里，5000套确实有影响，但影响很有限，也只能轻微减缓房价下滑。毕竟根本原因还是供大于需，新房交楼等问题引起恐慌，导致二手房抛盘太重，都导致出现了二手房价格踩踏，而二手房价格稳不住，又反过来影响了新房价格。而从业主心理上，业主是否愿意承受损失，进一步降价售卖，卖出后又购买新房，这也都是问题。而在实操层面，二手房不同于新房，一直是“千房千面”，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价格，所谓的二手房售卖每平方米多少钱，实际根本没有多大意义，本质是根据买卖双方都认可的总价进行折算罢了，同样的房子在不同人心里价格截然不同。这个问题到了国资收购就更麻烦了，一句“估算二手房市场价”说起来轻松，但怎么估？低了，业主能愿意？高了，要不要调查下是否存在利益关系、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不过大势之下，技术问题终究有解。接下来其他7个试点城市必然会效仿，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省会及二线城市跟进。单靠这一个政策，效果有限，但终究要做点什么，更何况，政策本就是组合拳，从来没有一招鲜。其他文章推荐■

就在耶伦访华、南海双方军演的时候，在美国国内有一件美国华裔非常在意的事情发生了，这是一件关系华裔根本利益的“小事”。时隔27年，美国更新了族裔划分标准，将原本的“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分为“亚裔”和“太平洋岛民”，还将“亚裔”进一步细分，将“华裔”单列，同样单列的还有“印度裔”“菲律宾裔”“越南裔”“韩裔”“日裔”。这意味着，至少从2016年开始，华裔一直努力阻止的拆解亚裔的细分法案，在多州“失守”后，再次遭到重大失败。新修订的标准将用于美国联邦、各州、私营机构的相关统计，包括10年一度人口问卷调查、医疗、教育、选区重新划分等等，在接下来的18个月，各机构将根据新的标准制定相应计划并在未来5年内实施。这无疑是给美国华裔的一记重锤。以华裔为主的东北亚裔与犹太裔，被认为是“荣誉白人”，但同样是“荣誉白人”，犹太裔日子过得要好得多，毕竟有宗教、现实利益等各方面的优势，犹太人也非常热衷于美国的政治活动，比如2016年美国大选，犹太人投票率高达80%以上，而亚裔还不到50%，华裔更是才41%。犹太裔还建立了最强大的少数族裔游说团体，比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影响力巨大，以美国国会议员占比来说，犹太裔议员占比常年在6%以上，是犹太裔人口占比的三倍以上。反观华裔，2019年统计总人口已经超过550万人，跟犹太人数量差不多，但是国会议员占比还不到犹太人的十分之一。直到2014年梁彼得案之后，华裔参政议政的热情才明显高了，但仍然低于亚裔平均水平，更低于美国平均水平。这些年经常看到有很多移民美国的华人自我感觉良好，发自内心地觉得美国是文明国度、空气很香甜等等，不得不说历史教育以及政治教育非常必要，太多人不了解历史，也看不清社会真实。从华裔抵达美国开始，就被歧视，甚至华裔还是唯一被美国立法禁止移民的族群，从历史上看，白人至上主义与排华一直紧紧捆绑。先简单回顾下历史。华人主要是19世纪中期加州淘金热时期来到美国西部，美国内战后白人至上主义兴起，并且迅速向西部蔓延，华人聚集的加州等成了被波及的重点，出现了非常多的恶性事件。1868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首次允许华人入籍美国之后，意味着华人也能够获得公民权利，可以参与美国选举，这反而让华人的境遇更加糟糕。当时美国大选争夺的焦点是内华达州和加州，争夺的恰恰是“关键少数”，而当时的这两州，华人数量极多。比如加州，1880年的时候，虽然总人数上华人只相当于白人的一成，但是21岁以上能够参与选举的华人，相当于白人的两成。而受到过去几十年歧视的影响，当时的华人特别团结，形成了以华人六大公司为核心的中华会馆，组织程度极高，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影响关键州竞选，进而影响美国政局。（注：1854年，旧金山的宁阳、合和、冈州、阳和、三邑、人和等六大会馆联合组成“中华公所”，又称华人“六大公司”。1876年肇庆会馆加入之后，易名为“中华会馆”。）所以对华人的抹黑开始全面展开，污蔑华人不认可美国法律、想要把白人赶出去等等言论特别盛行。在这种背景下，1875年《佩吉法案》禁止中国女性入境美国，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全面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禁止所有居住在美国的华人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禁止某一族群移民美国的法律。这个法案直到1943年才废除，注意可不仅仅是公民身份这么简单，在很长一段时间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根本没人管，这是非常惨痛的血泪史。所以老一代华人移民，对祖国的热忱非常高，积极捐款、参战，这跟后来的华人移民非常不一样。上世纪6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兴起，尤其黑人解放运动全面推进，亚裔尤其东北亚裔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被宣传成“模范少数族裔”。但是要注意，风向的转变仅仅是因为美国主流社会也就是白人需要，当时美国白人已经认识到各族群在法律上平等已不可阻挡，而白人对黑人有根深蒂固的歧视，认为黑人是美国社会动乱的根源，所以就把亚裔尤其东北亚裔树为典型，教育黑人们，可以通过勤劳、忍耐、努力获得成功，而不是非要坚决斗争。本质为了分化少数族裔。这时候亚裔仍然很不团结，比如华裔、日裔、韩裔互不认可，至于南亚、东南亚乃至西亚等人群也不认为跟东北亚是一样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直到1982年发生了陈果仁案，当时美国在与日本汽车业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美国底特律等汽车城白人失业，失业的白人对抢走工作的日本人非常痛恨，把叫陈国仁的华裔青年误以为是日本人，于是直接打死了，还被陪审团无罪释放。从这起事件开始，亚裔各族群才开始发现，在美国白人眼中，什么中日韩、东北亚、东南亚的区别都无足轻重，认的就是黄种人，从此之后亚裔开始拧成一根绳，推动美国社会变革。就如开头提到的美国族裔划分标准，30多年又回去了。1980年美国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亚裔就是被细分的，华裔、日裔、韩裔是跟白人、黑人并列，这也是美国一直以来的做法，比如在二战期间日裔被针对的时候，华裔、韩裔上街都会专门带好自己族裔的标记。1990年的时候，在亚裔的共同努力下，才变成了“亚裔和太平洋岛民”，2000年又分成了“亚裔”和“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但在人口普查以外，包括上学名额分配、选区调整等，都是以“亚裔和太平洋岛民”这个统一口径。直到2024年，再次把亚裔拆分。这事跟后来的新移民以及美国社会的变化有关。亚裔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短暂团结在一起，但是毕竟内部差别太大了。就以华裔为例，从来源细分的话可以分为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其他地区华人四部分，这还没算在美国出生的二代甚至三代。同为中国人也并不太团结。比如纽约唐人街过去主要来自粤语区，后来福建人多了以后在唐人街东侧单独集中，后来中国台湾地区过去的多了，又在唐人街之外的法拉盛单独搞了普通话聚集区。不仅中国人，其他国家也类似，比如越南，北越移民和南越移民差别就很大。而且美国社会长期把亚裔等同于东北亚裔，对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群体很轻视，再加上亚裔内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甚至到美国的方式不同，自己内部也形成了鄙视链，于是在短暂团结起来之后，很快就分裂了。分裂也跟东北亚裔人群有关，中日韩移民平均水平已经超过了白人，在人均收入、教育水平上几乎跟犹太裔差不多，而美国社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少数族裔开始通过斗争维护各自权利，美国社会开始拆解。亚裔各族群当然也在争取利益，比如争取更多大学名额等，但这时候出现了问题，东北亚裔太强了，于是整个亚裔族群争取到的待遇，等到亚裔内部分配的时候，被东北亚裔抢走很多，其他族群肯定不乐意，而2001年“911”事件后，阿拉伯裔被美国社会歧视，更加剧了亚裔的拆解。于是中东、西亚地区就从亚裔独立出去，单独被统计为“中东和北非”；越战后大规模移民美国的越南人，也争取到了在亚裔中的单列，类似的还有印度人。特别有意思的是菲律宾，近期菲律宾跳的很高，在美国社会的菲律宾裔也很特殊，菲律宾裔总人数在亚裔中排第三，但是论综合水平跟东北亚裔比很吃亏，所以菲律宾裔一直强调自己不是亚裔，而是在亚洲的拉丁裔，理由是历史上跟拉丁美洲一样都是西班牙殖民地。其实小心思很简单，就是看准了拉丁裔在美国社会越来越强势，但是拉丁裔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偏低，菲律宾裔从偏强的亚裔跳到拉丁裔，自然就有优势了。退而求其次，那就改成“太平洋岛民”。不过从2024年最新调整看，菲律宾裔显然没能成功，仍然留在亚裔。说得有点跑题了，回到题目。美国华裔长期以小圈子特别重，搞经济和教育挺不错，但是对于参政议政积极性很低，这简直就是“砧板上的肥肉”。特别要注意的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再次回潮，与经济、人口、宗教等密切相关。经济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美国全面去工业化，导致美国大量中底层白人利益受损。有一个统计数据，1995年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占总人口的57%，占社会财富的44%，而到2016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下降到42%和22%。人口上：美国社会正在加速向非白人国家转变，预计到2045年美国白人占比将低于50%，还有预计认为2065年亚裔将成为美国第一族群。宗教上：美国的传统宗教信仰也正受到严重冲击，这也导致美国宗教力量开始反弹，而2016年特朗普利用舆论和民粹胜选，也客观上打破了美国社会“政教分离”的原则，虽然法律和明面上，仍然禁止美国各宗教直接参与竞选，但不过绕一绕就行了。就如小镇在《全世界被美国骗了半个多世纪，该醒了》分享的，美国早在一百年前就立法禁止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这条禁令一直没有修改，但美国二战期间就打破了，后来更是发明了“美国财政部特别账户”直接绕开了，不过增加几个操作环节罢了，这才有了这几年美国海量的放水。当一个国家国本动摇，这个国家核心群体面临利益损失，必然会有激烈的反弹。上一次美国白人至上主义严重威胁美国华人社会，当时中国太弱。现在，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导致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行为在对华问题上开始变得更加统一，叠加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华人社会的威胁肉眼可见。从美国族裔登记和大学名额分配就能看出来。2014年针对亚裔的《宪法第五修正案》被亚裔联合阻止，但随即就开始对亚裔进行分化，2016年加州菲律宾裔众议员提出《AB-1726法案》，提出将亚裔进一步细分为21个族群，原本计划2018年生效。这次引起了华裔等东北亚裔激烈反对，最终在特朗普上台后暂时搁浅，但要明白，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反对，本质是因为反对民主党进一步细分少数族裔，核心是为了维护白人至上。虽然2016年提出的亚裔细分法案被大幅删减，并且延迟到2022年实施，但是美国各州仍然在不断推进细分方案，仅到2019年，华盛顿州、明尼苏达州、夏威夷州、罗德岛州、纽约市等已经开始实施，随着拜登政府上台更进一步加速，这才有了最新的族群划分标准的更新。美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忍让只会被一再欺压，历史上已经一再证明，只有证明自己反抗的能力和决心，才能得到相对公正的待遇。背靠更加强大的祖国，美国华裔已经拥有了更强的博弈能力，本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但关键是自身意愿，能不能发自内心地认识到：美国华人社会始终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不要总想着置身事外，甚至某些在美华裔还以抨击祖国为乐，最终吃亏的一定是这些身在美国的华人。其他文章推荐■

前言：主动要求中国商品涨价，说明相比国内通胀，美国面临更大的麻烦。2024年真不愧是回旋镖元年，有太多离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了。耶伦这次访华安排颇为奇怪，开始沟通后不到24小时就公告宣布访华，消息公开后不到24小时耶伦就到了，而且是越过北京去了更远的广州，可见仓促、急迫。会见安排也很特殊，耶伦抵达中国的第二天，就安排与分管经济和金融的副总理在广州会谈，而且是5日、6日多轮会谈，之后6日耶伦将从广州飞往北京，计划于7日、8日继续会晤中方官员。耶伦只是美国财政部部长，按照对等原则安排财政部长会见即可，即使表达友善，那么高半格由副总理级别接待也足够了。副总理级别的会谈前置在广州，那么接下来的两天必然继续升级，这只能说明，耶伦并非仅仅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前来，她要谈的也绝非仅仅是商贸或者金融方面的事情，事关更战略、更复杂的事务，或许涉及正在激化的俄乌、中东问题等，具体如何等几天后的官方通报。耶伦急匆匆访华，公开提的要求竟然是认为中国商品价格太低，要求商品涨价、给中国人涨工资，说这是为了中国好，也是为了全世界好。如果从感性角度，小镇当然支持中国出口商品涨价，现在国内实在太卷了，如果能够让中国劳动者工作更轻松点、收入更高点，那当然是好事。但一定不能犯幼稚病，一定要想想美国真的这么好心吗？中国商品为什么价格压得这么低，为什么价格涨不上去？当然，一定有人会认为美国人就是好，看不得中国人太苦等等，那不妨问问自己：什么时候美国能够放弃针对、遏制中国，解除所谓的三条岛链封锁，勒令菲律宾安分点，放弃旨在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什么时候美国能够彻底放弃对台湾地区当局的支持，真正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支持中国实现统一大业？什么时候美国能够放弃贸易战、科技战，解除种种不合理的制裁，重新回到全球化、互利共赢？如果美国真的是为了中国好，那不妨从上面三点先做起，当这三点做了，目前很多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就更容易解决，这可比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单方面提高商品价格来得有效。千万不要觉得，中国商品价格想涨价就涨价，我们强调要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赚的是辛苦钱，商品的设计、营销、品牌价值占比太低。就像一位读者分享的，他经营一家制造工厂，同样的文件袋日韩产品起步价格就是70-80元，而国产最多卖30-40元，并非产品质量问题，而是全球乃至国内对中国制造的固有印象，导致价格很难提上去。这位读者还说，以目前的出厂商品价格，支撑员工月薪5-6千已经很吃力，如果能够把出厂价格（注意只是出厂价格，并非终端零售价）提高三分之一，立刻就能大幅加薪。但是根本不敢，别说涨价三分之一，就算是涨几分钱，都可能丧失大量订单。提高商品价格，让我们的劳动者能够享受更多的工资收益，这当然是我们非常想做的，但是并不是能够靠行政命令解决的，想想看当年改革开放初期价格双轨制，造成了什么结果呢？更何况，一定要明白，供需决定价格，但价格也影响供需，一定时期内全球消费能力是有限的，除了粮食等生存必需品，其他一切消费品都是可以增减的。中国商品海量出口，跟中国商品价格低廉关系极大，不要觉得涨价以后，仍然能有同样多的订单，这是绝不可能的。耶伦作为美国财政部的执掌者，毕业于布朗大学和耶鲁大学，还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30年前就被克林顿提名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金融和经济工作，这样的人能不懂中国商品价格不是中国想涨就能涨的吗？那为什么她还这么说？再想想看，这几年网上一直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应该提高出口美国的商品价格，豁出去影响中国的出口产业，来拉爆美国的通胀，这种言论其实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原因跟前面的类似，价格同盟从来都不可能维持。但从这种声音能够一直流传，也被很多人认可，可以确定：中国商品涨价，对于美国压制通胀不利。那么耶伦为什么宁愿让美国通胀更高，也要逼中国商品涨价？要特别注意，从今年开始，美联储一再打破预期，去年底普遍预期今年6月前降息，后来卡什卡利说得到9、12月份再降息，再然后4月5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了3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增30.3万，远超一切预期。于是美联储、华尔街等等，都在说今年不再降息了，紧接着有投票权的美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甚至说今年还要加息，目的是继续压制美国的通胀。美国公布的统计数据一定要关注，并非这数据有多准确，实际上美国公布的统计数据，往往在几个月后会进行多轮大幅调整，美联储自己都不认可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但是这类公开释放的数据，恰恰是为了支持美国接下来的决策，这是信号。那么问题又来了，美国现在无风险利率已经高达5.5%，这种高利率根本不可能搞再工业化，而现在美国各部门公布的数据都认为美国通胀压不下来，甚至还要继续加息来压通胀，那为什么还要求中国商品涨价，这不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通胀危机吗？美国人一定不是傻子，这一点毋庸置疑，那美国图什么？这说明：美国有比国内通胀更大的麻烦。这几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核心是美元指数失真，一般情况下，美元涨，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就应该跌，但现在呢？美元、黄金、美股、大宗商品等等都在涨，尤其在美联储宣布延迟降息甚至还可能继续加息的情况下，美元指数应声暴涨，但诡异的是，大宗商品价格竟然没有降，反而跟着上涨。黄金作为避险需求跟着涨可以理解；原油受产油国供应影响，欧佩克空前团结，俄罗斯主动减产规模也超过过往，在全球原油供应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原油价格上涨也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铜、橡胶、糖、可可等等价格也在上涨？于是很多人开始担心是不是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会进一步扩大，但不至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起码中国是安全的，这可以放心。这种美元指数与大宗商品价格脱钩，正是美国麻烦的来源。所谓美元指数，不过是一个经济学指标罢了，通过一定公式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变化率，从而衡量美元的强弱，但要注意，选定的货币仅限6种：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注意欧元占比超过一半，日元、英镑又占了剩下的一半，现在欧洲什么情况不用赘述，在欧洲遭遇危机走弱的时候，自然拉升了美元指数。这个指标在1999年重新调整之后，还是很管用的，毕竟那时候以上7种货币在全球经济占比极高，用这7种货币可以买到任何商品，其他货币很难花出去。但是20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使用人民币、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等等，都可以购买到相应的商品或原材料，尤其人民币应用范围就更广了。这就极大压缩了美元的使用需求，削弱了美元潮汐收割全球的效率。俄罗斯就是典型，只要中国不参与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就有底气与整个北约对抗，本周俄罗斯已经公开表示，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进入到“直接对抗”程度，而普京已经公开表示将首访中国。这就撼动了美元的根基。一切货币必须对应一定的实际价值，货币本身没有价值，这是中学政治课反复强调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全力开动印钞机，关键是有足够的蓄水池承接美元。1971年尼克松撕毁承诺，单方面“双挂钩”责任，不再承担美元自由兑换黄金义务，也不再维持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这就是黄金已经不足以支撑更多数量的美元。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众所周知，美国开始用石油支持美元，也就有了所谓的“石油美元”，中东的战乱就在于此。但1971年初原油价格才2.18美元一桶，而且此前十几年一直维持在2.5到3美元一桶，非常稳定。这么低的价格，就算人类对原油需求不断上升，也很难支撑海量美元，正因此原油价格必须上涨，只有原油价格进一步上涨，世界各国才会需要更多的美元，美元才能流向全世界，而不是淤积在美国。于是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随即原油价格暴涨，同月高达每桶11.65美元。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解释，毕竟人类经济社会运转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很难说得清，但从经济学理论上，逻辑上能够自洽。总之，明白海量货币需要海量蓄水池支撑就可以了。回到耶伦要求中国商品涨价。总有人拿中国M2说事，说人家美国M2才20万亿美元，还说中国M2已经高达40多万亿美元，接近美元、欧元、日元之和，然后以此冷嘲热讽。只能说一知半解最为有害。中国M2规模大概是M1的4.3倍，是否知道美国的M1和M2规模基本一致？以2023年2月为例，美国M2为19万亿美元，但M1高达18万亿美元，可以说美国的M2实际对应的是中国的M1，这跟中美两国金融和资金结构有关。更严重的是，美国M1上涨速度极为惊人，从2020年3月到2023年2月仅仅三年，美国M1同比涨幅高达350%，同期中国M1涨幅为14%、M2涨幅为32%。注意，谈对通胀的影响，M1更加直接，由于美国2023年并没有停止放水，所以现在美元M1已经暴增到20多万亿美元，是疫情前的近5倍。近似的联想下，假如中国人均持有的现金和储蓄，在4年内增加5倍，通胀会到什么程度？美国通胀能基本压制在10%以内，已经证明了美国和美元霸权地位的极大优势，让全世界为美国买单，中国廉价商品也极大缓解了美国通胀压力。但是中国廉价商品缓解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压力，也是全世界的压力。按照过去反复上演的剧本，按理说美国早就应该启动降息完成这一轮美元潮汐，期间会有很多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乃至破产。但是到现在，出现破产危机的国家并不多，去年曾经有的国家爆发危机，但最近也已缓解。中国商品供应、人民币提供第二种选择，等等这一切，大大提高了全球各国应对危机的能力。没有美元，没法从国际市场购买粮食、能源、工业制成品？不要紧，可以用人民币，实在没钱，可以谈产能合作，还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没有美元，没法偿还外债，可能因违约需要贱卖资产？不要紧，可以用特别提款权和人民币结算。被美西方制裁，用不了美元？仍然不要紧，俄罗斯有粮食和油气资源，巴西有铁矿和大豆小麦，剩下的几乎一切人类工业制成品都可以在中国获得，下到服装上到芯片、新能源、汽车乃至盾构机等一切应有尽有。虽然目前远不如用美元那么方便，但是绝非30年前那样没有第二个选择，这是截然不同的，而在国家安全领域，麻烦一点不是什么问题。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元的使用需求持续萎缩，而美元仍然在继续海量发行，否则无法覆盖今年高达1.6万亿的美债利息和4万亿美元的政府赤字，这就动摇了美元体系。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商品涨价会加剧美国国内通胀，但是通胀对美国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大不了继续加息，还可以继续引爆一些国家；相比而言，巩固美元体系更加重要，美元需要更多被使用。人民币替代美元，终究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这个过程起码以10年计，中间还有很多变数，毕竟中国也需要考虑本国货币的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商品能够明显涨价，在短期内能够立刻拉升全球贸易总值，还能够降低中国商品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自然就增大了美元的需求量。更不要说，中国商品涨价，也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发展本土制造业，打造所谓的第二供应链，更甚至，还能够通过削弱中国的出口，加剧中国国内问题，比如失业。时刻提醒自己一个非常朴素的原则：当美国说为你好，一定别有所图。其他文章推荐■

“经中美双方商定”，注意不是中方邀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时隔数月，再次访华。对耶伦访华，小镇其实没什么想谈的，注定不会有什么实质结果，但也确实需要谈，美国马上进入大选季，从时间上看，这次耶伦访华很可能是本届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两国经济高层最后一次面对面会晤，所以，就算都知道谈不妥，但总是要谈谈的，必须保持定期接触。换个角度，也是中国公开对美释放善意的一个平台，当然这要看我们是否觉得有必要。从去年底开始，对美工作方向有所变化，开始从坚决斗争转为更加柔性，将希望寄托在美国人民身上，具体参见《把支持我们的人一个个找出来》。耶伦虽然已经是现在美国政坛少有的“正常人”，但是仍然免不了美国极限施压、虚空造牌的那一套。作为财政部长，谈的却都是与本职无关的事情，出发之前造势要谈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声称要“遏制廉价商品泛滥和倾销过剩产能问题”，这应该是美国商务部应该谈的，当然也可以理解，经贸和财政关系也挺密切，何况去年8月成立的中美商贸工作组，到现在连一次会议都没召开，临时替美国商务部长说说话也说得过去。但是一个财政部长，像去年那样去谈国家安全、管控国家安全的范围，那美国国防部长还谈什么？又谈人权、谈大国关系，那还要美国国务卿做什么？经济、金融、安全、人权、外交都谈了，那还不如让耶伦代理美国总统得了。如此职责不清，绝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表现。现在的美国充满着矛盾，犹犹豫豫、首鼠两端、色厉内荏，总是想着“既要”“又要”“还要”，但却没有兼得的实力。需要维持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秩序，这样才能帮助美国从俄乌、巴以乃至胡赛等问题上脱身，集中力量解决更紧迫的问题，但美国却又公开宣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没有约束性，自己砸自己的饭碗。需要尽可能化解美国债务危机，美国国债的增长速度太慢了，尤其10年以上长期国债很不好卖，过去3个多月才增加了8000亿美元左右，大概到5月才能突破35万亿美元。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速，2024年美国国债预计只能增加3万亿美元，但美国需要偿付的利息就高达1.6万亿美元，又如何应对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这显然需要得到中国等国家的支持，但美国却不断地进行攻击，而美国劳工部等仍然在粉饰太平，说美国经济多么多么好，结果就连美联储都不认可。美国内部也在自己打架，一个组织不可能利益完全一致，但是对外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现在的美国显然已经丧失了目标整合能力，内部矛盾越来越大。自由派与保守派、本土与移民、昂撒与犹太等等，各方利益严重冲突，甚至美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更无法完成内部意见的整合。表现在外的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各说各话，全都要，什么都不想放弃，但是这显然不可能。于是其他国家也很难搞清楚美国到底能放弃什么、想要什么，这种情况下，会谈也仅仅是表达善意罢了，能有什么实际成果呢？对于这次访问，还不如看看耶伦这次来吃啥喝啥玩啥。而且就在耶伦访华前，有一个事件，发出了非常不友好的声音。3月28日，时隔几十年，美国实行新的族裔划分准则，关键调整是将亚裔细分，单列了六类：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韩国、日本，还有其他兜底。注意，中国排在细分分类的第一项。这个政策调整最早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遭到了华裔的激烈反对，因此在特朗普时期全面停滞，但最终经过几年谋划，还是在拜登政府最后一年通过了，从此以后，美国华裔就再也不能说自己是亚裔，很可能将在教育、就业等各方面被区别对待。想想看二战期间的在美日本人，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美华裔如此紧张，这件事还有待继续观察，但对于美国最好别想的太文明。除了因为美国自身想不清，导致根本不可能有实质成果以外，最关键的是，在根本利益上，没有退让的空间。从去年开始，美西方就频频制造舆论，崩溃论和威胁论同步。从2023年4月开始，通缩论、资产负债表衰退论、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产业流失、出口萎缩等等一个接一个，时不时抓住几个个案就煽风点火，最终搞出来所谓的“中国见顶论”。美国人的操作挺有意思的，当然披上了学术的外皮，由两名学者先是在2022年出书，2023年发动媒体渲染，同时美国诸多机构也纷纷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预期。比如高盛，2011年预测中国GDP在2026年超越美国，结果2022年改为了2035年，还有的干脆说中国永远超越不了美国。这可以理解，毕竟美国已经是整个西方最后的荣耀和遮羞布，如果中国GDP超过美国，很多人信念要崩溃的。当然我们也不急于超过美国，也不希望美国缔造的这套秩序崩解得太快，最好慢一点，所以这几年在GDP统计上，中美两国颇为默契。美国想尽办法拉高GDP，而中国则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挤水分。这种声音也传到了最高层，上周总书记讲话强调“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对于这种“崩溃论”变种，听听就得了，如果真的如这些人研究所说，那美西方又何必着急呢，等着崩溃不就行了。相比“见顶论”，另一种舆论攻势更有威胁性，那就是“产能过剩威胁论”。还是得学习下美西方搞舆论的手法。与“见顶论”类似，“产能过剩论”也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中国房地产等产业的萎缩，中国全力支持制造业，尤其是“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这就导致这些产业哪怕不赚钱也能渡过难关。于是海量、廉价的中国商品将像洪流一样对整个西方造成冲击，文章作者将其形容为对西方的“第二次冲击”。相比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带来的“第一次冲击”，这次美西方更加紧张，因为上一次中国出口的商品基本是服装、玩具等低端商品，而这一次却是以汽车、电子产品为代表的先进产业。这种言论本质上是为美西方国家采取非市场化手段围堵中国找一个借口，西方认为中国制造业太强了，而且是超出西方能理解的强，西方又不能承认是自己不行，那就要论证这种强不合常理，所以美西方要发动一切手段来制裁。搞了半天，就形成了这样的奇怪逻辑：虽然贸易战是美西方发动的，但原因是中国制造业不讲道理、不合逻辑地强，美西方发动贸易战仅仅是自卫，认为是中国发动了对美西方的贸易战。反正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像是一个举重运动员天天不训练，成绩一塌糊涂，却责怪其他选手训练过于刻苦，认为这不公平。耶伦这次访华前的公开演讲，也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所以还有啥可谈的呢？美西方这些年已经发现了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根本比不过，所以就希望从制度上进行调整，核心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要建立一套美西方认可的经济规则，认为只有各国内部规则都一样，这才是公平的。美西方认为不同的体制，塑造的竞争力不一样，像中国这种体制，国际竞争力太强了，这对西方不公平。比如凭什么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凭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国有经济、凭什么中国市场竞争迭代升级如此快等等。小镇一开始接触这种西方理论的时候，也是大开眼界，充分理解了不同文化传统下认知差异有多大。不过反过来想，这也相当于美西方承认，起码在国际竞争力上，中国的体制比西方更强，所以才会要求中国戴上镣铐再跟西方竞争。所以，前些年美西方刚提出TPP等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针对中国，想要围堵我们，但后来我们发现，这套新标准对于促进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很有好处，于是转而积极申请加入，2022年主动提出积极加入CPTPP和DEPA，而且还主动对照新规则推进国内改革。到2023年更加积极，4月、7月政治局会议都强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改革开放先行先试”，6月发文支持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12月印发了《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颇有点2001年前后加入WTO的感觉，这反而让美西方更慌了，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只要是中国主动想做的，最终都有利于中国。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就非常强、啥都一帆风顺，那太儿戏了。产能过剩也是头痛了几十年的老问题，2016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之一就是去产能，当时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分配指标，硬压钢铁和煤炭产能。山东等省在那几年进行了比较痛苦的转型，淄博2019年GDP整整少了1400多亿，同比下降28%，这跟GDP统计挤水分有关，但更是因为产能调整。现在钢铁、煤炭等产能仍然居高不下，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很可能更加严重，要解决过剩问题，内循环、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本质是收入问题，很难短期明显提高。因此，更立竿见影的办法是开拓海外。“一带一路”成果显著，但有一个细节，“一带一路”的前身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当时合作用的词正是“过剩产能”，当时各界普遍认为，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可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当然“过剩产能”这有点太直接了，所以后来修改为“优势产能”，再后来也不强调产能合作了，直接升级为更丰富的“一带一路”倡议。这就是中国高层决策的未雨绸缪，很多现在热炒、担忧的问题，实际上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被重视，并且开始行动，但一定要明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不能妄想一夜之间就解决所有问题。也正是在2014年前后，中国外交工作开始转向，从过去保守、低调转变为积极进取，这让西方特别不适应，于是西方媒体就把这种风格转变统称为“战狼外交”，国内有些人也很不适应，觉得让“友邦惊诧”了，冷嘲热讽的，但是正如华春莹公开回应的，“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尊严，为了维护国际的公平与正义，就做‘战狼’又何妨”。最高层对于外交工作越来越肯定，2014年评价是“显著成绩”，2018年是“历史性成就”，去年第四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高度评价为“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这里的历史性变革，核心是一个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就是中国的外交必须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要为中国庞大的产能寻找到更广大的海外市场，要努力让其他国家不抵制中国的商品和投资，让其他国家更乐于、更主动消化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这就是外交领域这几年特别强调的“经济外交”。当然，由于力量是有限的，把力量更多用在开疆拓土上，也客观上对一些领域、人群的投入不足，反映在产业上，目前国家全力投入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国家安全，执着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为全民争取更大生存空间，但短期客观上确实有一部分人有失去感。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负面性，在全力支持制造业崛起的情况下，产能一定会过剩，如果国内改革、海外拓展未达预期，海量产能会压低物价和企业利润，进而可能出现债务危机。但世间安有两全法，最忌摇摆不定，唯有坚定决心碾过去。其他文章推荐■

有句话叫“入关之后，自有大儒辩经”，俗称“入关论”，实际就是成王败寇那一套，只要赢了总能找到足够的理由支持，输了也一定能找到理由论证为什么输。这也是政治学最擅长的，善于解释，但经不起考验，国际关系学更是如此，甚至学国际关系的学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国际关系只解释不预测”，其实哪里不想搞预测了，纯粹是做不到，生怕被打脸。翻翻这类学科的典型人物和理论，全是这样的，所以搞这块研究的最关键的是手速要快，别管什么经不经得起历史考验，更别管以后会不会打脸，谁能最快的搞出来一套看起来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来解释刚刚发生的事情，那就行了，就有了成为大家的基础。本质上讲，这跟自媒体是一样的路数。比如写了《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他就是手速极快的代表，而且嗅觉非常灵敏，总是能够很快发现需要被解释的领域，立刻就能写出来，然后就成了大家。还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马克斯·韦伯，也是善于发现，当时看到了信奉新教的国家行了，信天主教的不行了，就自己研究找到了一个“节俭”的新教文化特点，用这个来解释为什么新教成了，但事实呢？现在反而是传统上信奉新教的地区走歪了，而信奉天主教的异军突起。实际上，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归结到一个普遍存在的“节俭”上，这是毫无意义的，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节俭的美德，怎么就偏偏新教国家崛起了？更多的不一一列举了，全是针对特定时期、特定时间进行解释的风格，所以从来是政治家选择了某种理论，而不是反过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理论的关键，马克思理论重点不在于解释，而是创造，哪怕树立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实在太宏大，相当于建立“人间天堂”，但起码是要去做。理论基础就说到这，接下来谈谈现实问题。这种解释问题的传统，很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觉得过去发生的，以后也一定成立，如果这种想法在国家层面被用来引导决策，那就要出大问题。先说说美国。美国从奥巴马上台之后，开始强调软实力、巧实力，认为不需要通过武力，而是用经济、金融、舆论工具就能够实现胜利。这套理论说白了最初就是为美国遮羞，因为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沉重代价，让整个美国需要尽可能避免再掉进使用武力的大坑里，于是就有学者看到了巨大的潜在需求，搞出来了“软实力”“巧实力”的这套理论。正好乌克兰刚发生了橙色革命，这是一个多好的兵不血刃的案例。这套理论与政治家的选择一拍即合，从此美国就走上了“以软服人”的老路，这背后可能也与军工利益集团有关，毕竟避免了高强度的军事对抗，那么军队建设就可以放松一点，客观上有利于更多挪用资金。这一套在几年后的阿拉伯之春达到巅峰，“颜色革命”闻之色变。再然后，这一套彻底不行了，处处碰壁，开始反噬了。尤其是叙利亚，硬碰硬跟整个北约对抗了12年，2023年重返阿盟，这件事意义极为重大，可以说打破了西方国家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用实践证明了：哪怕一个小国，只要坚持战斗到底，就算是美国及其整个西方压上来，也照样能够捍卫国家的存在。这就让小镇想起来刘慈欣写于1998年、发表于2003年的短篇小说《光荣与梦想》，这篇小说写到一个弱小的国家“西亚共和国”面临美国的全面入侵，最终选择以两个国家单独举行一次奥运会，来代替即将爆发的战争，西亚共和国当然完败，小说最后，一名哑巴姑娘彻底燃烧自己，在跑完马拉松全程之后，累死在终点线上，也没能胜利。但最终西亚共和国全体国民选择不承认比赛的结果，哪怕在军队解散、重武器被收缴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全民抵抗到底，战斗的目的并非取得最终胜利，仅仅是希望像那名跑死在终点的哑巴姑娘一样，跑到头而已。不得不佩服刘慈欣的预见性，这篇小说在2003年发表的时候，不过是篇幼稚的童话故事，但是当叙利亚整整做到了以后，就不再是故事了。从叙利亚开始，美国这套“软实力”“颜色革命”的路子开始了剧烈反噬。特别严重的一点在于，习惯了非军事对抗以后，美国变得软弱、投机了，总是想着通过某些精巧、柔性的方式达到目的，这就导致面对同等级别的强大对手，很被动。比如在对华问题上，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网络舆论非常混乱，舆论认知战的痕迹特别强烈，但是除了有些言论令人恶心以外，真实的作用有多少呢？俄罗斯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本来2014年2月亚努科维奇竟然擅自逃跑俄罗斯，这对俄罗斯的乌克兰布局是毁灭性打击。本来乌克兰方面，也不过是把季莫申科放了出来，要求5月20日提前大选，大选后修改宪法，基本恢复到2004年宪法，极大削弱总统权力而已。说白了亚努科维奇本就不可能再次当选，那么削弱总统权力，这对于在野派是好事啊，就算像季莫申科一样被抓了，对于政客而言，那也没啥大不了的，隐忍几年说不定就翻盘了，没啥大不了了。亚努科维奇已经入狱过两次了，再进监狱也没啥不可接受的，2004年颜色革命被推翻以后，2010年就翻身成了总统，这都是现成的经历。结果亚努科维奇直接丢掉总统位子，逃到俄罗斯，还被抓住了，这种原则性问题面前，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敢再支持亚努科维奇，他的政治生命就彻底死亡了，还连累俄罗斯丧失了乌克兰内部的亲俄力量，直接导致俄罗斯再也不可能通过扶持乌克兰内部亲俄派来掌控乌克兰。这时候历史的偶然性出现了，俄罗斯内部激进力量独走，一举拿下了克里米亚，结果俄罗斯发现，原来所谓的国际秩序不堪一击，而且就算破坏了国际秩序，也没啥事，之后俄罗斯又在叙利亚、非洲等地区，通过军事外交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功实践，又被总结成了所谓的“混合战争”，俄罗斯一下子成了新战争形态的领军国家，从此在军事外交上走得越来越远，最终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上遭到了反噬。于是后来俄罗斯再次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纠正过去军事外交的错误，开始搞收缩。虽然现在说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上要打持久战，但说实在的，俄罗斯到底想要持久战，还是想要所谓的1小时22分钟的胜利？显然是后者，结果证明偏重于巧的“混合战争”也是死路一条，只能回到传统的硬碰硬，俄罗斯目前的情况仅仅证明西方全面制裁威力没有想象的大，俄罗斯境况比预期的也要好，但也仅此而已，非要说俄罗斯继续打下去会越来越好，那也只是舆论战罢了。这种偶然成功，就觉得找到了绝对真理，然后疯狂作死，最终真的把自己玩死，类似的例子太多了，这一套跟民选政治的大漏洞裹挟在一起，也就导致这几年很多国家出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闹剧。小镇个人很期待特朗普再次上台，很重要的原因可以总结为“看热闹的不嫌事大”，用比较正面的形容，就是想加速民选总统制的消亡，赶紧进入下一个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民选总统这套东西，属于信息不够发达的上个时代，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下，已经被玩坏了，早就应该被彻底改革。按照最初的目的，搞普遍民选，想要获胜最重要的是争取更多选民支持，就需要搞出来一套能够得到更多选民认可的综合方案，这样新总统也就能够代表更普遍民众的意愿。但问题是，在网络时代，总统选举变成了流量玩法，重要的不是让更多的人支持，而是想办法让支持自己的人更有粘性、更愿意去投票支持。所以特朗普就选择了语出惊人、走极端路线，牢牢抓住美国右翼力量，抓住这帮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把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单化，什么掌控美国的“深层国家”、全球化是资本集团的阴谋等等，怎么蛊惑人心、利于传播就说什么。最终特朗普在2016年赢了，民主党就是吃了选民投票积极性低的亏。但特朗普也输了，这套玩法最终导致了2020年的国会山事件，民主党也开始重视舆论工具和发动选民积极投票。利用信息差确实能取得巨大优势，但也只能用一次，很期待2024年的美国大选，相信会非常热闹。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全球范围民粹政治的泛滥。尤其去年刚当选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就把特朗普的这一套发挥到极致，言论越炸裂越好，这样才有传播度，不要管反对自己的人怎么想，抓住支持自己的人就行了。哪怕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但只要这些人投票率足够高，也足以胜选。当然，搞这一套的治国能力一般呈反比，但无所谓了，参选最重要的当然是当选。在这样的狂热氛围下，一些国家玩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作死，总统选举成了比谁更极端，更能吸引选民，越来越不考虑以后怎么办，当选的政客一个比一个善于作秀，比如布林肯，关键的外交沟通，竟然还老想着在媒体面前出风头，结果反而成了笑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动不如一静，保持战略定力真不是空话，选择最笨的方式，不去凑什么软实力、混合战争的热闹，让其他国家多去踩踩坑，后面也就更好办了。其他文章推荐■

前言：菲律宾最近闹得挺凶，这是好消息，按照美国一向的风格，证明将发生美国不想看到的新变化，这个变化发生在南海，更事关祖国统一。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由于香港的例子，所以很多人更担心统一后的归心和治理问题。香港1997年回归，中间经历了颇多波折，2014、2019年两次出现暴力冲突，在抓捕乱港暴徒的同时，也对各国间谍网络进行了沉重打击，直到2024年香港在回归祖国近27年后，才终于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补上了维护国家安全最后的制度短板。这很不容易，而且斗争仍在继续。比如香港的金融业从去年就开始斗法，一直有声音质疑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丧失。的确，近些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竞争力明显下降，这与国际大环境和时代变化有关，很长一段时间香港都是西方与中国沟通的桥梁，香港承担了中国企业和资本出海的重要桥头堡的重任，背靠中国庞大市场，自然格外兴盛。但时代变了，香港不再唯一，内地与香港之间在金融方面的关系也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从过去香港金融高高在上，变得更加平等，内地需要向香港继续学习如何搞活金融，但是绝不是任由香港吩咐，而是香港变为执行者，必须融入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相比这个根本的变化，国际环境、中美博弈的影响已经是次要的了。正因此去年首次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给香港规划了四个方向：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亚太地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亚太地区金融科技枢纽等，而今年是内地香港互联互通十周年，也将出台更多支持香港金融发展的政策出台。“一国两制”在香港第一次探索，有太多的挑战和困难，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因此对台海统一之后，如何将台湾岛顺利融入全国大局，存在疑虑和担心很正常，也不难理解有人丧失信心，甚至觉得不如“留岛不留人”。但这种担心大可不必，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决不能刻舟求剑。香港回归后治理遇到挑战，这是客观事实，但也要看到，在香港上完成了“0-1”的经验探索，吸取香港的经验教训，澳门回归后的治理就很顺畅。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力量对比的变化。1997年的中国，与2024年的中国，能一样吗？20多年前的中国，GDP占全球不过2%，而现在占比接近20%；中国制造业相当于整个西方之和还多，代表制造业最高水平的“灯塔工厂”，中国数量相当于第二到第十之和。在国际影响力上，俄乌冲突已经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只要中国不参加的制裁，就等于无效。就算整个西方在美国压力下对俄罗斯实施了空前的严厉制裁，列出的制裁超过1.5万项，破了历史纪录，甚至比伊朗现代史上所受制裁数还多两倍。按理说这样的制裁，俄罗斯的民众生活早就无法正常进行了，但事实证明，俄罗斯在战争爆发两年后，俄罗斯反而“越打越富”，2023年按照评价购买力计算，已经跃居欧洲最大经济体，现在俄罗斯从上到下对于经济越来越自信。制裁之后，俄罗斯民众的生活体验反而有所提升，海量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极大丰富了俄罗斯的商品供给，而中国工业制品物美价廉，反而改善了俄罗斯的消费，花更少的钱享受更好的商品。而对中国而言，一个资源极度丰富的资源国，还是一亿人口以上的发达国家市场，就这么轻易让给了中国，简直天上掉馅饼。至于军事领域，就无需与1996年的陆炮上舰对比了，就算是2011年歼20试飞、2012年辽宁舰下水的时候，如果有人说10年后中国会拥有近10万吨级电磁弹射航母，有多少人敢信呢？强大的国力，必然拥有相匹配的软实力。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充分展现了一个14亿人强大的文化创作能力和感染力，中国的APP已经开始席卷全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Tiktok能够打破西方舆论封锁，也当然能够打破台湾地区制造的信息茧房，让台湾同胞真正看到真实的祖国面貌。所谓的“深绿”，不过是典型的舆论扭曲、信息茧房的受害者，当这些人看到真实的世界，信念会受到巨大冲击，越是“深绿”，越是潜在的统一支持者。还有太多太多变化，正因此，2024年的当下，不宜高估统一后的治理问题。30年前，台湾岛在诸多领域还保持相对优势，有的优势还很大；30年后，还有多少人觉得台湾岛有多么发达吗？说起来，国内还有很多人对于统一不自信，很大程度是因为一些认知极度跟不上时代的人，尤其是某些媚外者，一边疯狂跪美，一边患上了爱国PTSD，动辄担心“友邦惊诧”，如果这些人能够言行一致，真的移民，中国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都能大大加速。可惜，光说不走，实在难办。千万不要小瞧这种心态，媚外跪美的影响非常大，这恰恰是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竞争非常艰难的关键点，仅仅一个美国光环就能平白多增加10%的利润，中国品牌无论怎么迭代精进，总能找到否定的角度，就算产品找不出问题，那就抨击企业文化，反过来对于美国的商品，无论是特斯拉还是苹果，自带十级美颜。但是这些不过是暂时的波折，如果拉长时间尺度，以10年为尺度去观察，可以发现媚外的市场越来越萎缩。尤其95后的新一代，从出生就不认为中国低其他国家一头，同样的，大陆以外的地区、国家新一代民众，从出生开始就坚定认为中国是可以与美国并论的超级大国。跟穷亲戚并账自然觉得吃亏，但是跟富亲戚呢？何况在世界越加动荡的未来，背靠一个强大的国家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既要足够强，还要敌人少。俄罗斯首都刚刚发生恐怖袭击，这几年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不断增加，现在战争、制裁还没有停止，这也是俄罗斯的历史欠账，在多个地区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而美国更不要说了，四处起火，光保住以色列已经非常艰难，自从也门胡塞武装宣称有高超音速导弹之后，美国的航母非常自觉的保持了安全距离，就算胡赛击沉英国货轮、击落美国MQ-9无人机，更对英美船只不间断发动袭击，又能如何？所以说，时代已经变了，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也就让统一以及统一后的融合、治理变得更加简单。统一已经是铁板钉钉，不过是择机而动罢了。在强弱力量对比发生反转的时候，过去遏制中国的棋子，现在反过来极大牵制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宝贵力量。美国在全球多个关键地区束手束脚，甚至不惜放弃经营20多年的阿富汗，就是因为能够动用的力量不足，大量机动力量被牵制在亚太，虽然没有发生实际冲突，但是这些力量必须保持存在，否则一定会进一步动摇地区力量平衡，导致发生连锁反应。这何尝不是拖以待变？我们不需要动，不动本身，已经极大支持了全球格局的改变。天下苦美久矣，恰恰深受美国之害的国家或武装力量，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极强。俄乌冲突戳破了整个北约的画皮，美国以外，西方阵营可战之国没有多少，乌克兰作为前苏联战争堡垒，对于伤亡的承受力远超北约，这已经是整个北约除美国以外最强大的作战力量，曾经被吹嘘的“中东小霸王”，就连哈马斯都难以有效应对。剩下的拥有足够战斗力的，也就是印巴、什叶派之弧、非洲若干个国家以及最善战的东亚，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捉襟见肘。而站在我们的角度，当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南海。南海不仅仅关系到东南亚，关系到中国海上贸易线的安全，其实也关系到日韩乃至其他亚太国家的倾向。虽然常说日韩不过是美国的傀儡，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遵循另一个国家的意志，国家结团终究要靠利益，对日韩而言，站在美国一边，最重要最核心的是美国到底能不能保证日韩继续维持经济繁荣、能否保证自身安全。军事方面的暂且不说，就说经济，日韩本质都是岛国，最关键的就是保证资源进口和产品出口。苏伊士运河、霍尔姆斯海峡、马六甲、南海对中国有多么重要，对日韩的重要性只会更高，毕竟中国还有漫长的陆地边界，极端情况下也能够通过陆地维持与世界的贸易往来。但日韩呢？靠的唯有海洋。现在菲律宾闹得很凶，有人质疑为什么不对菲律宾宣战。对一个这么弱小的国家，何必宣战，大国霸道只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要看到表面闹剧之下的根本变化，整个东南亚各国反而更加亲近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力保南海行为准则的签署。只要完成这一步，就可以说南海已经被中国掌控，当然我们的掌控仅仅是针对域外大国挑事生非、确保地区稳定，各国之间仍然是平等的合作共赢。这就是菲律宾突然在域外大国唆使下闹事的原因，但也不过是螳臂当车。当南海已定，日韩就必须在中美之间重新定位，起码完全可以施压要求日本不再承认所谓的台湾地区护照，日韩动了，也会影响到东南亚以及其他亚太国家。在这样的堂皇大势下，统一不过易如反掌。其他文章推荐■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更庞大的是灰色地带，比如金融，这个人类经济社会运转的核心之一，存在大量的利益之争，更是央地关系调整的核心之一。30年前的分税制改革，就是例证。30年后，又一次大调整开始了，同样涉及央地关系，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这几年房企野蛮生长，暴雷的机构、企业规模惊人。这充分说明：在明面正规的金融市场之外，存在一个庞大的地下金融市场。前几年大力整顿的影子银行仅仅是其中比较大的一类罢了，这个地下世界，充斥着投机与混乱，更不乏骗局，甚至明知自己是韭菜的也想要逆天改命，赌自己不是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在这个世界，P2P、炒币等等也只是过于冒头被率先打击的。这也有必然性，人性逐利、资本更以利为生命，正规金融机构之所以“正规”，就在于必须维持一个有利于社会运转的基本利率，也就意味着能够给以投资者的回报率太低，而且普通投资者体验感并不好，注意这里的普通投资者可不是拿几万块炒股输了都觉得天塌了的人，参考中植，理财起步门槛起码也得300万以上，这也是规模更大的中植处理起来反而舆论声量更小的重要原因。所以，灰色地带之所以出现并且壮大甚至出现某些失控迹象，这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在最初期，尤其是正规金融体系尚不健全，难以满足市场对金融需求的时候，灰色地带是必要的补充。何况，金融是一个迭代速度极快的领域，就意味着现实的发展一定超越现行的法律规定，不触犯底线但又超越现行界限，需要观察利弊，才能确定是清剿还是吸收，这就是灰色地带。这在很多新兴产业的发展上也是类似的，比如微信、支付宝、网约车、共享单车等等，如果一开始就严格执行现行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越界，那社会难免陷入停滞。最严重的就是古代一遇到改革，总有反对者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但是，一定要明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金融权一直属于中央权力，这是从30多年前就非常明确的。以股市为例，现在大家熟知的上交所就是1989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拍板筹建的，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现在当然收归国家管理，但是在上世纪那个初步探索的时代，很多地方都开设了自己的股权交易中心。尤其是1990年到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这段时间，各地看到股票交易市场的红火，纷纷抢着设立，当时全国也出现了极为狂热的炒股热，比现在狂热多了。于是就出现了大乱子，1992年8月10日，上百万人涌到深圳抢认购证，引发非常不好的事情。在这一背景下催生了两件事：一是由央行管理证券改为成立独立的监管机构；二是对地方股权交易中心进行打击，从此形成了国家牌照垄断，地方不得擅自设立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必须经国家层面审批。这一点是中国与美国金融极大不同，从一开始就斩断了地方、民间机构为主的灰色市场转正的可能。但是如此庞大的利益，可没这么容易动，正如前面所说，正规金融市场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这个问题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银行等间接融资对于风控极为严格，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需要的贷款，而且是越是需要贷款救急救命的时候越难，不需要钱的时候反而被追着希望贷款；而直接融资的股市，十多年了还是3000点，刚刚探索几年的注册制，只不过遇到一些困难，就有些想倒退回审核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了灰色地带迅猛发展的需求，而且需要特别注意一件事：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很多人包括专家学者对于规模没有概念，表现在国际对比上，总觉得其他国家能做的，中国也可以做，总是拿一些几十万、几百万人口国家的所谓经验说事，前些年新加坡就总被拿来当参照。但问题是，规模不一样，底层逻辑也不一样。就像一家企业，不过是组织经营赚钱就行了，相比国家简单多了，但是几个人、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公司，就有截然不同的架构，无论技术、管理工具怎么进步，绝不可能用几十人的公司架构管理上万人的大公司。又何况国家呢？或许是因为人出于保护大脑的原因，对于过于复杂的事情，反而会过于简化，国家的复杂度远超任何组织，于是可能管不好几人团队的人，反而通过把国家拟人化来简化思考，把几千万、几亿甚至十亿人组成的庞然大物，抽象化为张三李四的邻里家常。正因为中国如此庞大，所以中国的任何一个省甚至部分地级市，以全人类当前标准，都是一个国家的体量，部分省市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然有必要有一个属于本区域的金融交易市场，而不是一切都要在全国范围交易，这也能够大大提高区域金融和经济的活跃度。这很重要，比如山东省，各方面都很好，最大的短板就是金融，如果山东能够把金融短板拉一拉，不用太发达，都大不一样。比如最近十几年各地纷纷成立的“金交所”“金交中心”。上世纪对地方金融交易进行了打击，明确金融是中央权力，但在客观需要下，仍然保留了地方金融交易的空间，最终的产物就是“金交所”和“金交中心”。所谓“金交所”和“金交中心”，不同于IPO、信贷等传统融资手段，采取以资产交易的方式，资产持有者可以通过出售资产或让渡资产权利获得融资，本质是交易场所，跟菜市场没有区别，而非金融机构，重点是提供交易平台服务，撮合达成金融资产交易。2010年5月，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同月北京金交所成立，2011年初又成立了7家，分别是：安徽、重庆、深圳前海、大连、河北、四川、武汉。2011年开始整顿，不再允许以“金融资产交易所”进行工商注册，改以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等名称，当然实际从事的业务没有太大区别，毕竟本质都是交易撮合平台而非金融机构，因此下文为行文方便，统称为“金交所”。但从成立时间、数量上，能够看出不同地区对于金融的重视程度。以全国70家一类金交所为例，山东第一个金融交易中心在2014年3月12日才成立，2015年青岛第二个，2018年前后山东才大规模跟进，从2017年到2020年新成立了6家一级金交所，使得总数达到8家，但是慢了。有些事，时机很重要。就像明星城市柳州，如果一直坚持实业那没问题，如果早点搞房地产赚快钱也可以，但是偏偏在房地产热潮后半场才入场，那就错过了。金交所跟私募、炒币、P2P等不同，重点是资产交易，前提当然是有资产，而且体量不小。所以客户相对数量有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地方融资平台。要注意，地方政府背靠国家信用，信用度是拉满的，有非常多成熟的融资途径，如果某地融资平台到了需要在金交所发产品融资的地步，就代表当地债务风险已经不低了。另一类就是以房企为代表的企业。监管部门经常说：房地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对金融系统冲击有限。比如上周央行行长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强调“金融机构总体健康，房地产市场波动对金融体系影响有限”。看到网络上有声音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其实这还是没搞清楚基本的定义，在层层监管下，房企早就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融资，已经转到金交所这类灰色地带，而这些地方属于地下金融市场，反复强调的“金融机构”“金融体系”指的当然是传统正规金融体系，传统正规金融机构总体健康，这没有任何问题。一方有大量融资的需求，而社会上也有很多颇有家资的投资者看不上正规金融机构低收益，这些人有钱，但对于金融、风险的认知并不匹配资产规模，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这也是近些年频频暴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小镇也听到了一些，但既然网络上没人公开谈，那显然不适合过于公开，反正跟大多数人没有直接关系，现在清理，反而有利于普罗大众。金融体系根本改革，当然也要包括过去几十年伴随正规金融体系同步发展的地下金融世界。不割腐肉，如何长出新肉？就在上周3月25日，湖南、辽宁、重庆、西安四地监管部门发文，取消所在辖区内金融资产类交易所的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而这仅仅是开始。在此，小镇分享一个可以通过公开途径进行验证的方法，查看对比各地公报内容。第一：湖南、辽宁、重庆、西安这四个分属中部、北部、西南、西北的四个地区在同一天发布公告，甚至发布时间都集中在3月25日下午2点到3点之间，这显然不是偶然。湖南：14:03辽宁：14:54西安：15:00重庆：未标明具体时间。第二：注意开头第一句话解释公告目的，多地内容一致。湖南：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辽宁：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西安：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庆：为落实国家金融监管要求，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显然这是全国范围的统一安排，绝非地方行动。这是必然的，去年机构改革，在金融领域核心就是加强中央监管，强化央地协同。比如要求地方同步设置金融委和金融工委，央地要形成层层对接的体系，还把原属央行的地方人员强化给新成立的金融监管部门，去年下半年金融监管总局局长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到各地沟通确定权责划分。而从去年开始，强化监管已经成为金融整顿的主旋律，金融风暴已经开始席卷，整顿、清剿野蛮生长了14年的金交所、金交中心不过是开始。但也并非一杆子打死，重点是区分、规范，该生的生，该死的死。区域性的股权交易中心，也就是“新四板”，仍然会保留，并且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但发展必须建立在更严格的监管之下，最终还是要走向正规化，成为正规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至于其他的各种花活，什么自融、艺术品产权交易中心等等，骗子实在太多，所谓的资产交易背后，对应的资产极为混乱不堪，甚至还不如虚拟币，本质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骗局，这样的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但大多数金交所注定是要关闭的，这也是房地产等风险处理的一部分，剩下的也会逐渐转正。灰色、地下金融市场的整顿，最需要关注的是过去流入这些市场的庞大资金，接下来会流向何方呢？无论多少，必将有更多资金流向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正规、传统金融市场，这也是不错的消息。烧尽杂草，去伪存真，才能建立新的世界。一切刚刚开始。其他文章推荐■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极化对立和党派冲突越演越烈，今年达到一个顶峰，最受影响的就是大国关系，美俄关系到了现在的程度，除了两国直接打起来，继续恶化的空间很有限了。于是，中美关系成为最被关注的焦点。这也有新的时代背景。2016年特朗普借助网络和民粹上台，从此之后网络被高度关注，特朗普在自媒体炒作方面也越加纯熟，这就导致产生了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把美国打磨了几十年的舆论认知体系进一步强化。从政客鼓动开始，到各方媒体迎合炒作，发动民众跟随，再借助自媒体不断放大舆论声量，卷入更多政客，继续叠加，甚至可以把其他党派也圈进来，再开启下一轮强化。比如特朗普的很多行动，最终都对拜登形成了极大压力，迫使拜登做出回应，无论回应是什么，都会产生更多的话题、更多的舆论撬动点，于是新一轮循环开始，一浪叠一浪，后浪更比前浪高，直到就连发动者本人也被大浪裹挟，不敢停下来。舆论武器一旦发动起来，很难再收回去，这是特朗普放出来的，但特朗普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收回去，这正是特朗普可以打破美国几百年政治惯例，作为一名前任总统，仍然可以保持不亚于现任总统影响力的关键。中美关系也就成了美国政界各方比拼强硬的对象。美国不仅自己干，还逼迫自己的盟友也必须跟随。过去我们的解法是盯住美国，坚决进行回击。这是必要的，因为美国毕竟是当前世界霸主，也习惯了强硬野蛮的作风，总是采取极限施压，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得寸进尺”，如果一开始就对美国妥协，那必然是“以地事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美国不会把这当成友善的诚意，只会觉得肯定还能继续施压、继续获得更大的让步。对于这样的，必须先打疼了，坚决表达态度才行。所以主要有两个做法：一是对于跟随施压的其他国家，坚决进行打击，要避免被拖入群狼战术和代理人对抗，要把冒头的压回去。比如澳大利亚、立陶宛就是典型。二是以强硬对强硬，反对美国期望的边对抗、边合作。美国特别希望的是，在美国希望对抗、遏制的地方就能进行对抗，但是在美国需要合作的地方，能够继续甚至更加深度的合作，不要因为某些领域的对抗而影响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最近两年美国越来越头痛的非法移民遣返合作，又比如去年中布林肯提出的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的五大领域：宏观经济稳定、全球粮食安全、世界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禁毒。布林肯的访问显然是失败的，所以才有了后来耶伦访华的变化。耶伦访华前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经济不是零和博弈，美国有办法同中国竞争合作两不误”。耶伦去年的访华，已经超越了经济合作，最重要的是表示同意更加清晰地界定国家安全的边界，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动不动把国家安全的范围无限扩大。但显然，耶伦力量很微小，无力改变。当然，几年来坚决斗争，也有收获。比如美国军方更加倾向于保持平稳而非对抗，去年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后，恢复了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对话，而经济领域去年三季度成立的三个工作组，经济、金融两个组比较活跃，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一直没有召开会议的商贸工作组，今年2月初也公开表示正在就第一次副部长级会议进行筹备。其他的包括农业合作机制、禁毒工作组、农业联合会会议等中断多年的，也再次重启了。总的来说，以2023年底、2024年初为界，第一轮交手结束，进入下一轮。关心时事的朋友可能会关注到，本周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来访，我们接待的规格非常高，破了常规。这个代表团本身是来参加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往年由常务副总发言，但今年升格了。高层论坛闭幕后几天，总书记亲自接见了参加高层论坛的美国代表，注意也只接见了美国参会代表。当我们已经证明了实力和决心，海盗也会用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之前也有信号释放。2023年11月，旧金山会晤，要特别注意11月15日的欢迎宴会上的演讲。注意标题是“汇聚两国人民力量，推进中美友好事业”，最关键的是“人民”二字，“人民”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一个很特殊的词。在演讲中63次提到“人民”二字。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强调共同打击法西斯的二战历史。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渊源。还强调，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统读全文，小镇想到一个去年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句话在去年6月会见比尔·盖茨时说过，在去年8月给美国史迪威将军外孙复信时说过；而在更多场合也不断强调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比如去年6月致“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期望“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茁壮成长，生生不息”。而在去年11月的公开演讲中，概括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美国的政客们还有一些利益集团，是指望不上了，但美国是一个3亿多人口的大国，有大量与中国关系密切、利益在中国、对中国友善的人群，只不过在美国极化的环境下，不容易发声。但沉默并不代表不存在。因此，下一轮的博弈，斗争策略变了。我们已经证明了实力和决心，我们动用了微不足道的反制手段，仍然有更多可以反制的武器没有动用。比如稀土、原料药、对等制裁、国际事务等等，甚至我们不需要多做什么，只要拒绝合作就能够施加巨大的压力。有能力而不做，而且让对方清楚的明白这一点，再表达善意才能够被感知和接受，而不是被误解。第一轮的强硬、针尖对麦芒之后，第二轮就可以变得温和，仍然要回击，但更加柔化。这也跟改变了争取对象有关，重心从美国政客变为美国人民。接下来我们的做法，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将敌人搞得少少的”，美国内部有大量朋友，还有更多可以争取的中坚力量，就算是不友善的也并非不可以争取。超规格会见美国企业家，也就是这一新策略的体现，毕竟美国商界人士、跨国企业也是美国人民的一部分。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美国已经从“再而衰”正在走向“三而竭”。孙子云：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此势，可用，当用。用一句话结尾：去年谢峰到任后，有美国网友留言说“支持美中关系的人还在，但都躲起来了，担心被骂‘政治不正确’”。他回应说：我们要把支持中美关系的人一个个找出来。其他文章推荐■

前言：美国法律有一条1913年确定的禁令，这条禁令一直没修改，但美国早就通过技术手段绕开了，很多国家或盲目学习美国、对接国际经验，或被美国借助援助进行强行捆绑，普遍设立了这条禁令，很多国家当前遭遇的困难与这条禁令关系很大。该打破了。因为一句话，本周国内外有些沸腾。这句话出自本周正式出版的《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首次公开提到“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购买”，有人解读为这意味着中国版QE（量化宽松政策）的启动，这种理解既偏了十万八千里，也小瞧了重要性。这绝不是中国版QE。因为国债发行规模是全国人大确定的，这句话仅涉及公开市场也就是二级市场买卖，并不涉及调整国债规模，也不是央行直接购买国债，因此跟QE没有半分钱关系。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首席专家等等鼓吹QE，相信以他们的专业能力不至于如此不学无术，那必然是存在立场和利益问题，一定要睁大眼睛不要被裹挟。而且一定要知道当前中国处于资金过剩、资本不足的阶段，3月11日李云泽在两会部长通道接受记者提问时就讲，当前关键是“推动‘资金-资本-资产’三资循环”。中国不缺资金，缺的是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金，也就是能够用于支持企业发展、创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和融资。当前对于风险的厌恶很重，就想着规避风险，银行储蓄越来越高，大量资金闲置，这是特别让国家头疼的事情，这也是前些年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就是希望将社会上的资金变成资本。关于这三点展开论述篇幅很长，今天暂不展开。回到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当前中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还有，使用现行的货币工具完全能够满足市场上对资金的需要，还不到要像美国那样进行量化宽松的必要，未来肯定要推行量化宽松，也就是央行直接购买国债，但绝不是现在。而且要想推行量化宽松，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比如央行与财政部之间关于国债购买的问题，以及人民币发行机制根本变革问题等等。根据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3条第五款规定，央行本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及外汇”，但是实际上一直争议非常大，涉及到央行和财政两大很不对头的核心部门，所以近些年高层会议，总是特别强调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同。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执行几十年了，这一条一直接近闲置，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国债，还有一个非常底层的问题，事关国家主权，那就是人民币发行机制问题。人民币的发行大概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要求要用对应物资作为发行的保障。比如解放初期的“二白一黑”也就是大米、棉花、煤炭，发行人民币以这三大物资作为基础，这一点可以结合解放初的上海金融和物资战。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1992年，以财政赤字作为人民币发行的基础。政府通过大量财政赤字向社会提供人民币，借此推进国家各方面建设。第三阶段是1992年到1994年，南方讲话之后，民间投资热情高涨，于是大量人民币通过商业银行贷款流入市场，而且相当多数流入房地产等领域。第四阶段是1994年至2018年前后，以外汇作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途径。这一阶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通过结售汇制度，央行购买外汇，然后向市场提供人民币。但这种方式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人民币一定程度上成了外国货币的“代金券”，虽然远不像港币那样盯住美元的那么直接，但一国货币的发行，竟然根据外汇多少而定，就导致国内流动的人民币会因为外汇的波动而波动，非常被动。这一阶段还可以细分一下，2005年前实行单一盯住美元发行，央行拿到多少美元就对应发行多少人民币，2005年之后盯住一篮子货币发行，但主要的仍然是美元，到2017年的时候，外汇占款仍然高达央行资产余额的近7成。这是非常不健康的方式，更不符合中国的大国地位。2015年之后，外汇占款在央行资产余额占比持续下降，尤其近几年，从2013年的26.43万亿元下降到2018年底的21.26万亿元，近些年基本维持在20万亿冒头的水平，比如2023年外汇占款余额仍然保持在22万亿。于是进入了第五阶段。第五阶段：2015年至今，尤其2018年后，外汇在人民币发行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外汇占款在央行余额占比持续下降，“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余额持续上升，2023年外汇占款月占比已将降到48.2%，比2014年末下降30个百分点。对应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余额为18.6万亿元，占比达到40%，比2014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这件事非常重要，按理说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总量，尤其人类空前的制造业能力，人民币的币值应该是稳中有升，不可能在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短期大幅波动。但这两年，人民币较美元大幅贬值，而且波动过大，而且跌的很莫名其妙。3月21日美联储公布暂停加息当天，人民币汇率基本没变化，但第二天人民币突然大跌，离岸人民币从7.22以下跌到7.26一度逼近7.27，创了2023年11月以来新低，打破了维持了四个月的7.2的均衡位置。有很多解释，但小镇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人民币发行机制问题，上了美国的大当。按照凯恩斯“一个国家，一个货币”的国际货币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货币理论，货币主权是任何国家最重要的主权之一，任何独立的主权国家都拥有自己的主权货币，并且可以自主决定货币的发行。现代国家的货币是一国政府以自身信用支撑的，货币都是一国中央政府发行的，那么当中央政府需要钱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向任何机构、私人借钱。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货币金融理论一直在灌输，中央政府发行债券是向私人借钱，这是极大的错误，这种思想适合的是资本高于国家的体制，属于近代而不是现代，这种思想实际是西方国际金融财团剥削世界的理论工具。按照现代的货币理论，一国政府发行债券，并不是因为缺钱而向国民借钱，而是为整个金融体系提供一个基准的利率，这个基准利率是一切经济、金融活动的基石。其实美国人就是这么干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财政情况非常不好，当时南方因为大量出口粮食、进口价格更低的欧洲产品，财政状况远好于北方，而打仗打的就是钱。于是英国国际金融集团找上门，说美国北方可以找他们借钱打仗，但钱不是白借的，条件苛刻到即使北方打赢了，美国政府也得破产，从此整个美国就得为国际金融集团打工。大概就像现在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债务是永远还不清的，整个国家还要被辱骂为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以此掩盖了国际金融集团对一国的掠夺。在为难的时候，有议员向林肯建议，干脆直接发动印钞机印纸币，不用管什么黄金储备、准备金，需要多少钱就印多少钱。最终林肯接受了这一建议，1861年北方13州发行了“绿背纸币”，又被称为“大陆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无息的“即期票据”，说的挺绕，本质就是货币，而美元“绿钞”的名头也是从这开始的。美国政府规定，除关税以外，美国政府只接受“绿背纸币”作为纳税凭证，强迫使用。现在常说林肯是因为解放黑奴所以被枪杀的，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不符合逻辑？事实上，林肯之所以被枪杀，就是因为发动印钞机而不是接受国际金融集团的贷款，尤其是南北战争已经结束了，林肯仍然继续坚持发行“绿背纸币”，断了国际金融集团的财路，那当然要杀掉林肯报复。所以后来美国发展出现代货币理论并不为奇。小镇常说一切经济、政治学理论，都不过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就在于此。美国打破了欧洲列强“国家缺钱要向私人借钱”的诱导，但接下来，美国又给全世界挖了个新坑，那就是“央行禁止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来发行货币”。特别注意，我国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就是贯彻这个思想，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就是学国外不学彻底，只看法条不看实际的教条主义。的确，现在美国法律仍然禁止美联储直接认购和包销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这一条最早出现在1913年的《美国联邦储备法》，到现在也没改。但是怎么不想想：为什么要禁止央行直接购买和包销国债？1913年和现在客观条件一样吗？既然美国禁止，为什么美联储能够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这符合常理和逻辑吗？众所周知，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不再按照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比价从美联储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这就意味着，1971年之前，全人类发行货币仍然以贵金属尤其黄金作为基础。1913年的美国仍然实行金本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联储可以直接购买国债，那么美国财政部就可以通过直接出售国债给美联储从而大幅增加赤字，这就威胁了美元黄金本位，导致市场上的流动的美元超过黄金准备金。在金本位的情况下，禁止央行直接从财政认购和包销国债是正确的。但是美国1933年放弃金本位制后，美元已经变成了信用货币，事实上，在二战期间，美联储已经被允许直接购买国债，目的是通过购买国债维持0.375%的基准利率，从而维持整个国家利率的稳定。本来应该修改这条禁令，但是由于应对经济危机和二战的需要，美国早就绕开了这一条禁令，而美国是以无数判例为基础的海洋法系，既然已经绕开了这条禁令，那也没必要修改了。美国是怎么绕开的？在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增加了一个中转账户，允许商业银行开设特殊的“财政部税收和贷款账户”，这个账户的收入由美国财政部持有，银行要购买国债也要通过这个账户，所以一直给这个账户提供信贷支持。当美国财政部需要支出的时候，就从这个账户把钱转移给美联储，而由于美国金融市场高度发达，所以虽然美联储不能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国债，但是通过这个账户，美国财政部总是能以间接的方式从美联储获得融资，最终实际还是美联储购买了绝大多数的国债，只不过从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那绕了一下，绕的账户还是美国财政部掌控的。既然已经绕过了，也就没必要修改法律了，毕竟以美国两党之争的条件下，修改一个几十年的老禁令，还是挺麻烦的。关键是：美国发现，这条禁令特别适合坑人。比如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就被坑惨了。1973年法国通过了“蓬皮杜-罗斯柴尔德法”，这个法立法原则就是与国际接轨，这个国际实际就是美国。这个法有一条规定“禁止国家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国家必须向私人银行进行有息贷款”。想想看前面提到的美国南北战争，美国为什么要直接开动印钞机。在这条法律限制下，法国央行被禁止给法国财政部提供透支支持，也被禁止直接购买国债来发行货币，当法国政府需要钱了，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注意这一点很要命，央行透支或者直接购买国债，理论上可以直接向政府提供无息资金，就像美国北方在南北战争时期发行的所谓“无息即期票据”一样。有了这条禁令后，法国央行就得以1%的利率把钱借给私人银行，私人银行再以4%的利率借钱给法国政府。法国现在债务越来越高，整个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不得不采取延长退休年龄、降低社会保障等等措施，结果导致法国民间抗议不断，根子就在这个法条上，本质上讲就是法国中央政府被剥夺了独立的货币发行权。最严重的是，法国“与国际接轨”，学习美国禁止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的规定，这种思想也延续到了欧元区建立。当欧元出现以后，欧元区所有国家都丧失了货币发行权，各国货币发行权全部上交给欧洲央行。这就意味着，对法国而言，欧元本质上就是外国货币，从此之后如果法国政府需要扩大政府开支，那就只能通过税收或借债，也就埋下了债务违约和国家破产的根源，再也不能像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北方那样，直接开动印钞机。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退出欧元区，重新恢复本国货币，比如英国。二是整个欧洲统一为一个国家。显然法国不想退出欧元区，欧洲又无法合并为一个国家，那么在世界更加动荡的当下，整个欧盟必然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动乱，说一句最终解体，也并非危言耸听。法国是掉进美国深坑的典型，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被美国坑了。一方面世界各国渴望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在信息尚不发达的时候，加上美国强大的舆论误导，根本不知道美国有些法律规定到底怎么来的，又是否还在发挥效率，于是盲目照抄。抄了禁令，却不知道美国早就绕开了禁令。二是美国直接把这些规定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去影响其他国家，还在提供资金、技术等援助时，要求对应国必须执行，禁止央行直接购买国债，就从根子上极大削弱了一国的货币主权。写到这，就能够理解央行购买国债的重要性。当然现在仍然在当前《中国人民银行法》框架下，只是把已经允许的“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进行落实，落实不会太快，有许多需要调整完善的。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允许央行直接购买和包销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就像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一样。人民币发行的锚，不应该是美元等一切外汇，而应立足中国，以中国的债务作为基准，从国债开始，然后是地方债，这才是走出中国独特的道路。非如此，何谈货币主权，没有完整的货币主权，又何谈伟大复兴。其他文章推荐■

标题化用了下胡适的话，他在1919年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文章中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那种主义”。胡适写这篇文章时的背景与对错就不展开了，主要是借用他的这段话。上周总书记到湖南调研，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关于中部崛起，小镇在两年前已经分享过了，先是谈西南为什么要集中力量推出能够参与全国竞争的核心城市，再从东西南北全局角度谈中部崛起，之后在长江经济带、新长江工程等文章中也提到了，所以中部崛起的内容暂时先不分享。因为调研并不仅仅是对调研地区发展做出指导，也是指导全国，尤其要注意在地方调研中释放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信号。这次调研最重大的信号，与去年没开、今年要开的改革会议有关，在公开的报道中提到这一句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特别注意“问题导向”。这与过去的改革思路非常不一样，具体可参见《从关键岗位安排，把握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在改革上大概有两种做法：一是理论、主义先行，通过理论构建一个理想的模型，用这个模型去比对现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需要改革的地方。这在上世纪中国金融体系构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去改革主线“政府与市场关系”“计划与市场关系”等也大致属于这一类。二是有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实用主义。比如“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实用主义的典型，近些年的改革中，强调试点、重视调研，也是希望通过一线的实践，总结解决问题的可行做法，进而推广到全国，正所谓“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比如浙江之所以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浙江共同富裕做得好，尤其农村发展得好。这两种方式不能说哪个一定对、哪个一定错，各有优劣。比如在关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人看来，如果不以市场的基本理念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建立的体制机制或许就会存在种种问题，甚至认为会出现过于计划导致的错判，导致走弯路等等。对这个观点，谈的人很多，也说了几十年了，所以小镇也不准备赘述了。谁都知道有一个成体系的理论为指导，然后根据理论推动改革，会更稳，但问题在于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很难准确预测人类的未来，尤其在大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过去的理论还能有多少能用？比如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到现在整个经济学都拿不出来一个普遍认可的理论进行解释。从小镇个人角度，更偏向于实用主义，当然这与小镇的个人立场有关，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举一个不以问题为导向，结果导致积重难返的案例。正好最近有个很有意思的报道，有一个叫陈旺在美国已经流浪大半年了，对美国极为推崇，去医院问了下自己的牙能不能在这里治，就问了几句话，没有拿药、没有诊治，结果几天后发来一封催款信，要求他支付2327.44美元。这个事特别适合谈谈不以问题为导向，而是主义先行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的医疗应该说是发达国家之耻，美国2022年医疗保健总支出达到4.5万亿美元，人均1.3万美元，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但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发达国家里垫底，比中国还低2岁。有很多人鼓吹美国的福利保障，这其实很荒唐，因为在高收入大国中，美国是全球唯一不向国民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美国的医疗系统也是高度营利化的。有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医疗负担太重，觉得中国的医院见钱眼开、不给钱就不治，说实在的真的是见识太少，看一国医疗是否以营利为目标，要看考核机制。中国的公立医疗机构考核项有很多，绝大多数与赚钱无关。美国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关键就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建立医疗保险体系的时候，因为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而舍弃大多数国家选择的正确道路，最终走上了补丁叠补丁的邪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可以有效提高每一个人的抗风险能力，理论上所有人平时缴纳很少的一笔钱，一旦得了重病就能有钱治疗。但从人性角度，健康的人或者自以为健康的人显然不愿意花钱买保险，只有身体不好的才愿意买，这就让全民普遍的医疗保险很难有商业价值。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国家强制兜底，通过各种形式要求全民尽可能普遍购买医疗保险，这实际上就是另类的税收，其实在很多西方国家，社保、医保就是称为“税”而不是费，既然政府强制推行，那么如果全民交的钱不够，那么政府也有必要兜底。但是这种做法，在冷战时期，太苏联了、太左了，当然不能这么干。要注意美国的时代背景，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各种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反越战、妇女解放、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运动等等不断，而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各大利益集团迅速壮大的时期，比如美国海军造舰也是在这一时期全面商业化，美国海军几乎丧失所有造船厂，只剩下简单的维修能力。能够拯救的最后机会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医改，但因为尼克松的倒台失败了，等到里根等上台，利益集团已经尾大不掉，而美国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打的不可开交。最终美国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拿出来一套很奇葩的折中版本：美国政府给雇主减税，由雇主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但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大量未被雇用者，而这些人才是最需要医疗保险的，比如没有工作的，又比如老人和残疾人，还有大量自由职业者和零工。于是美国开始了漫长的打补丁历程。先是推出针对老人、残疾人、穷人的专属医疗保险，也就是联保医疗保险（Medicare）和州医疗补助（Medicaid）。后者也被称为“白卡”，如果真的没钱也可以不支付医疗费用，但是最好没有遗产、也没有后代，否则等人死了以后，会用遗产偿还，如果自己的遗产不够会要求后代负责偿还，这也是很多人鼓吹的“美国医疗免费”的由来。但是还有一个漏洞：自由职业者以及相对底层的就业者没有被覆盖，于是奥巴马医改就试图把这些人也纳进来，推出了“奥巴马医保”，还强制要求所有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就要交罚款。兜兜转转30年，实际还是回到政府兜底的模式，但这时候已经积重难返。比如对医疗机构而言，如果想被纳入“奥巴马医保”，那就必须降低医疗服务价格，显然高端的医疗机构根本看不上，最终导致能够使用“奥巴马医保”支付医疗费用的医疗机构，医疗水平极差，于是美国人就不想要，觉得宁可交罚款，也比买这种保险强。而为了解决医疗水平差、宁可交罚款也不愿意购买保险的问题，奥巴马医改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解决方案：取消医疗费用的透明化，医疗费用不再明码标价。于是美国人看病，就变成了开盲盒。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禁止与患者谈钱，每位患者看病之后，具体治疗费用多少，由医院和保险公司确定，确定之后会向患者寄送一张账单，患者必须支付。于是就有了某些人口中在美国看病不用交钱，以及跟医生聊几句就要交几千美元，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事情同时存在的诡异现象。凡是不透明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暗箱操作，更何况早就形成了庞大利益集团的美国医疗，就导致美国医疗费用极为随意。医疗机构狮子大开口，跟医保公司讨价还价，同样的医疗服务，价格可能相差十倍甚至更多。当然，这么干确实解决了个人宁可交罚款也不买医保的问题，因为太吓人了，在美国看病，在收到账单前，根本不知道要交多少钱，想想看问能不能在这里看病，都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医疗服务，就要交几千美元，更何况其他的。而且由于美国在奥巴马医改前，采取的是市场化的医保体系，不同保险公司的合同区别很大，有的医院能用有的医院不能用，有的病能用有的病不能用，体系的复杂程度跟美国法律差不多，普通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购买的商业保险能否覆盖。终于，奥巴马医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全民覆盖，但代价是以全民的医疗降级，让原本没有得到医疗保障的几千万人获得了兜底的医疗保障，但同时全民的医疗支出急速提升。2019年，美国由雇主提供的保险，员工单身保费每月平均为599美元（雇员付103美元，其余雇主承担），比2009年增加49%；员工家庭保费每月平均为1715美元（雇员付501美元，其余雇主承担），也比2009年增加54%。疫情期间，美国医疗保险费继续增长，已经吃掉了薪资涨幅。2023年，美国雇主给雇员的每年每人保险支出已经超过9000美元，而且保险也歧视小公司，那种价格便宜、保障又好的医保，只有大公司才能拿到，小公司能够购买的医保费用高、保障还差。正因此，也导致了近些年美国严重的药物滥用和依赖，比如动辄1000粒的止痛片，以及各种致幻剂。美国医保就是强调主义超过解决问题的负面典型，最后积重难返，由于美国的体制问题，医保问题已经无解了，医疗支出越来越高、医疗保障不断下降。相比而言，以“问题为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什么配套什么，以实用主义思维制定改革方案，可能会出现未必能解决问题，提出的改革机制可能出现新的堵点需要理顺等新问题，会出现浪费。但只要继续坚持尊重客观事实，继续坚持解决问题，那出现预料之外的新问题，无非继续想办法解决就行了。当然，这或许跟小镇也是实用主义者有关，更崇尚实践。更何况，坚持市场经济与突出问题导向，从来都不是矛盾的，为什么不想办法打造一个更适合中国的理论体系呢？明明可以兼得，何必非得只选一个。其他文章推荐■

原计划今天聊聊国内的，上周湖南行释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信号，但这几天谈莫斯科，后台被骂的实在受不了，就再多写一篇。这几天一直有读者分享一些文章，说写的特别好，详细论证了是某国干的，认为小镇不应该替这些国家洗白等等。且慢，是不是搞错什么事了？国家复仇，需要证据确凿吗？国与国已经到了战争的地步，还需要法庭裁决吗？什么证据不证据的，只需要有怀疑对象就行了，有什么可掰扯辩论的。现在俄罗斯是受害者，谁敢阻挠，就存在嫌疑，抓了、打了再说；如果觉得冤枉，那就自己负责把真正的凶手抓到。现在俄罗斯只需要对乌克兰发动猛烈的全境轰炸，盯住乌克兰的政要进行定点清除，任何国家和组织，注意是任何，在未经俄罗斯许可的情况下胆敢进入乌克兰，其人身安全不必保证，完全可以说之所以偷偷的会见，就是想遮掩什么。国与国之间，有些事不需要讲所谓的证据链。说得再直接点，够分量的乌克兰方面或者其他目标国家、组织的重量人物，谁被干掉了，谁就可以是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这才是国家复仇的风格，难不成还得耐着性子搞好多年的调查，讲究“不冤枉一个无辜者”？证明恐怖袭击与“我”无关，不是复仇者的责任，而是被怀疑对象的责任。小镇一再强调这起恐怖袭击不可能是任何国家政府所为，就在于国与国之间与一国内部的逻辑截然不同。在一国内部，执行的是统一的规则，当然要讲证据确凿，这涉及一国政治、社会、法治稳定。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尤其是已经在敌对状态下的国家之间，报复从来不针对这个国家的某个部分亦或者个体，报复的对象是整个国家。如果受不了，那么被报复的就必须做出足够的让步，又或者自己想办法把内部亦或者外部的真凶抓出来，而且要让被害者相信。正因为国与国之间根本不需要讲道理，所以自有国家这个组织形态以来，国家之间都在试图建立一个基本的底线，将对抗乃至战争约束在规则框架内，除非某个国家实力强大到可以不顾一切规则，但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除非这个国家已经不需要依赖地球。乌克兰更是不可能在国家层面组织这样的恐怖袭击（注意是国家层面，并不代表乌克兰内部激进组织、激进个体没有做），甚至如果知情也会在第一时间想办法阻止。道理很简单，乌克兰对俄罗斯太了解了，很清楚俄罗斯一贯的做事风格，在当前情况下，只要俄罗斯内部发生类似莫斯科这样的恐怖袭击，俄罗斯一定会对乌克兰下狠手。注意，小镇上面说的都是不可能由国家组织，但并不是说与这些国家内部的组织或个体无关，就像小镇在《防范恐怖袭击的难度，比很多人想象的高得多》这篇文章谈到的，当前恐怖袭击的组织方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再是过去以极端信仰、训练营训练的专业组织形态，而是“外包”化，以金钱通过网络招募潜在的极端分子。而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关，更与美国放纵互联网无序发展有关，导致境外存在大量的所谓“暗网”等法外之地，而最关键的，正如《谁，该为发生在莫斯科的恐怖袭击负责》强调的，小镇相信这件事不是美国政府组织的，但是恐怖主义的泛滥，美国要承担主要责任。小镇在《剿灭这个恶敌，需要五常联手》《为什么俄罗斯被恐怖主义盯上？》详细介绍了当前恐怖主义泛滥地区的新变化，这些地区在上世纪80甚至90年代，仍然是世俗化的、繁荣的，怎么现在变得极端主义泛滥？美国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因为美国将反恐政治化，只打击反美的恐怖组织，对于其他恐怖组织听之任之甚至还进行一定的支持。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美国不断在反恐战争中添加其他目的，尤其是地缘和国家博弈，想要通过制造地区混乱，为美国长期驻军、插手地区国家内政提供借口。本来虽然有地缘压力，但美军的存在多少还是压制了恐怖组织的泛滥，毕竟美军驻扎在那里，是恐怖组织首先袭击的对象，为了自身安全也不能放任。但是美军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丢下了自己制造的烂摊子，放弃了驻军、扶持傀儡政权获得的地缘优势，于是选择或者默许这些地区变得更加混乱，以乱牵制目标国家的力量，从而为美国将力量集中在其他地区创造条件。从我们的视角看，美国的策略可以归结为“东攻西乱”。美军撤离阿富汗客观上降低了西侧的地缘压力，但是美国一方面把西侧的力量向东部集中，从海洋方向寻求新的支点；另一方面则通过放纵甚至扶持恐怖主义泛滥，制造地区动荡，阻挠我们向西拓展的步伐。特别注意阿富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小镇把重点放在说清楚恐怖组织、恐怖袭击的新变化，说清楚恐怖主义的根源，而不是拼凑论据说一切就是美国政府干的，这看起来很爽，但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美国的确坏，但不能把一切坏事都认为是美国干的，这种错误认知关系到至少四个关键问题的解答。第一个问题：人类道路之争如果美国坏到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底线，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站出来揭破美国，难道世界的底色真的是黑暗的，所以邪恶才占尽优势？可如果这样的话，又该如何支持人类大同的新道路，怎么论证人类可以通过自我发展而不是剥削掠夺实现自我的解放？第二个问题：怎么认识美国如果美国如此没有底线、坏到流脓。那么怎么解释美国的强大，怎么解释为什么要争取与美国的合作共赢？第三个问题：如何与霸权作斗争小镇甚至认为，美国坏事做尽，只要是坏事就是美国扶持的，存在舆论战的可能，是在恐吓、瓦解坚决斗争的决心。一定有人会担心，如果美国如此没有底线，那万一把美国惹急了是不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于是决心就被削弱了，力量就不够集中。第四个问题：如何根除恐怖主义如果按照目前有人分析的，认为一切恐怖组织、恐怖主义就是美国或者美国盟友扶持的，是养的狗，那么解决恐怖主义重点在于针对养恶犬的人，而不是针对恶犬。但真的如此吗？想想为什么上世纪世俗、繁荣的地区，现在竟然成了贫穷、战乱、没有希望的极端主义温床。是真的像某些人说的，某某文化就是极端主义的根源吗？小镇绝不认可，这恰恰是西方舆论误导，从人类文明历史看，某某文化在大多数时期，都是文明、先进的代表，反而是欧洲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用一个例子解释小镇这么做：批判土豪劣绅，决不能停留在横了谁一眼、打了谁一顿、养的恶犬咬了谁这么浅显的层面，而是要深入分析其剥削的本质，深入到土豪劣绅是怎么用看似合理合法的方式吞并土地，把辛苦的农民逼到不得不卖儿卖女卖身的地步。如果停留在欺压的表层，最大的希望不过是期待天降青天大老爷，被压迫的农民仍然是分散的，中农、富农不会觉得跟失地的贫农佃户是一体的，甚至佃户也有糊涂的，觉得自己也是“赵家人”。只有深入本质，才能让被压迫的人真正明白，让富农中农贫农乃至中小地主以及其他进步力量深刻认识到，这套剥削体系没有未来，才能建立更有生命力的新体系。回到莫斯科恐怖袭击。国家的复仇不需要论证，不需要证据，只问有没有怀疑对象，只问要不要复仇，只问自己有没有能力复仇。这个道理美国很清楚，也绝不会在这种时刻继续招惹俄罗斯，反而要释放善意。3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了第一份加沙停火协议。原本计划3月23日投票，在莫斯科恐怖袭击发生后推迟了。而在前几天，美国刚刚提出了自己的加沙协议，是一份极度偏向以色列的协议。所谓的“停火”，不过仅仅提及“停火”的必要性，但需要停火这还用说吗？而且美国的这份决议，最初版本强调的是当前情况下以色列不应进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什么叫“当前情况下”？意思是不是情况发生变化以后，以色列就可以继续开火？所以美国的这份决议，遭到了中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的反对，尤其注意阿尔及利亚，代表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意志。3月25日通过的停战决议，内容很简单，核心是要求斋月停火，这份决议是由7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原本应该是10个非常任理事国共同提出，但日本、韩国、厄瓜多尔选择退出。最终美国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其他14国全部赞成。这是自去年10月7日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明确要求停火。以色列很愤怒，已经表示取消了一个代表团对华盛顿的访问。这个代表团原计划赴美讨论对拉法的进攻。这件事充分说明，国际道义还是有用的，美国被世界舆论逼到必须让步，而莫斯科被袭击之后，愤怒的俄罗斯也是迫使美国让步的重要原因。美国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理由是：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证据需要打了之后才能获得。同样的道理，国家的复仇根本不需要辩论，任何目标国家、势力的澄清都毫无意义，认定是你们干的，那就是你们干的，打了以后自然有证据，到那时再慢慢掰扯。接下来，乌克兰将进入真正艰难的时刻，而这并不是以色列想看到的，这就意味着美西方更多力量必然被牵制在东欧，能够支持以色列的力量必然会削弱。但也绝不冤枉。除非某些国家真正痛改前非，团结起来打击一切恐怖组织，真正根除恐怖主义的温床，才能自证清白，但这或许更难。其他文章推荐■

俄罗斯未来反恐形势极为严峻。有读者留言，表示不理解为什么恐怖组织不去袭击美国、以色列，而是袭击俄罗斯。这也是舆论影响的体现，美国20年反恐战争，为了支持反恐行动，利用掌握的全球舆论影响力，强调被害者身份，就导致很多人以为恐怖组织针对的对象是美西方。其实并非如此，而且近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全球恐怖组织集中的地区，主要有三大块。一是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呼罗珊地区（中亚）。基地组织也位于这一区域，但美国发动20年反恐战争，重点打击的就是基地组织这样针对美国的恐怖组织，而这一地区从历史上就跟俄国矛盾很深，上世纪还有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俄罗斯北高加索以南的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山脉周边）。这一地区也是历史上跟俄国矛盾很深的地区，车臣问题也属于这一地区。三是以叙利亚、伊拉克为中心的黎凡特地区（东地中海地区）。这一块本来主要矛头指向美国，但后来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问题，俄军作战方式有些太粗糙，也引起了这一地区的仇视。所以近些年，这三块区域的恐怖组织对俄罗斯的敌意普遍加深，而在俄乌冲突之后，因为战争的影响，导致俄罗斯本土防御削弱。其实这些年恐怖袭击的主要受害国，并不是美西方，只是很多事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比如今天头条文章列举的一些。就拿俄罗斯来说，2016年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当众枪杀。行凶者高呼“不要忘了叙利亚”。显然跟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有关，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三块黎凡特地区。而俄罗斯内部，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一直麻烦很大，前些年打赢车臣战争，车臣恐怖组织被压制，但并不是被彻底铲除，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之所以出现兵源紧张，也跟北高加索地区等牵制力量有关。事实上，恐怖组织并不是单纯反美，千万不要觉得恐怖组织对美袭击，就对恐怖组织有莫名的期待，这是人类的毒瘤。事实上，恐怖组织反对的是一切阻挠他们目标的势力，而且他们理解的目标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比如“伊斯兰国”，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哈里发国家，一切阻止的都是他们要袭击的对象，就算无关的，他们为了刷国际存在感、吸引更多恐怖分子加入，也会发起针对任意目标的恐怖袭击。反恐，绝不能被政治化。其他文章推荐■

小镇写了两篇关于莫斯科恐怖袭击的文章，分别是《谁，该为发生在莫斯科的恐怖袭击负责》《防范恐怖袭击的难度，比很多人想象的高得多》，核心观点有三：不认为这次恐怖袭击是任何国家政府组织的，但恐怖主义与美西方脱不开关系，恐怖袭击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有读者留言质疑：为什么ISIS不袭击美国、以色列或者西方国家，而是袭击没有冲突的俄罗斯，以此质疑ISIS是美国等国家背后支持的。今天这篇文章就从这个质疑谈起，想要剿灭ISIS，需要五常乃至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塔利班等等国家联手，其难度绝不亚于国家战争。首先必须讲一个基本事实，恐怖组织与俄罗斯的仇怨很深，甚至冲突比西方更深，针对西方国家展开袭击的只是恐怖组织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目前全球恐怖组织集中的有三个地区：呼罗珊、高加索、黎凡特，都跟俄罗斯有不小的矛盾。具体可参见今日次条。而美西方近些年大大加强了反恐应对，恐怖组织也想捏软柿子。美国20多年的反恐战争，虽然损耗很大，后期也不断填充反恐以外的其他目的，但确实取得了巨大战果，而且在美国本土也大大加强了本土反恐防御，比如小布什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又比如加强信息监控力度等等，再加上远离恐怖主义发源地的地理优势，所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大幅下降，恐怖组织对美国发起恐怖袭击，难度大增。一定要明白，美国只是坏，但不是菜，已经在美国本土构筑了极为严密的反恐网络，从前端渗透、情报侦查到末端警戒形成了一整套体系，“911”之后，基地组织再没能成功策划针对美国本土的大型恐怖袭击，当然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办不到。于是恐怖组织开始倾向于袭击周边国家。以“伊斯兰国”为例，多年前就频频发动针对欧洲各国的恐怖袭击，严重程度并不在这次莫斯科之下。2015年11月13日，在法国巴黎近郊法兰西体育场附近以及巴黎市发动恐怖袭击，造成130人死亡、350人受伤；2016年7月14日，在法国尼斯再次发动恐怖袭击，造成87死、306伤；同年12月，德国柏林遭到恐怖袭击，造成12人死亡、48人受伤。2017年3月22日，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发生恐怖袭击，造成5人死亡、40多人受伤；仅仅两个月后，英国曼彻斯特一室内体育馆发生爆炸，造成22人死亡、约50人受伤。美国也没能幸免，2017年10月31日，西方万圣节前一天，美国纽约发生独狼式恐怖袭击，造成8人死亡、10余人受伤。以上只是引起全球关注的典型事件，“伊斯兰国”各分支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数量远高于报道，所以联合国安理会才全票通过决议，以最强烈言辞谴责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制造的恐怖袭击，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所以，美国才会牵头建立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参与地“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这其中，“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近些年尤为疯狂，仅2021年就发动约300起恐怖袭击，这个组织英文简拼为“ISIS-K”，正是本次认领莫斯科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就在莫斯科恐怖袭击之前，这个组织还认领了今年1月的伊朗科尔曼市连环爆炸事件，这起事件造成上百人死亡。这个组织2015年1月才正式成立，但从一开始就极其疯狂。其核心成员来自阿富汗塔利班的叛逃者，从成立开始就跟阿富汗塔利班正面冲突，控制部分阿富汗领土，后来还将影响扩大到周边其他国家，频频发动极为恶性的恐怖袭击。2016年7月，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袭击什叶派游行活动，造成80多人死亡；10月，又在喀布尔袭击什叶派圣墓，造成18人死亡；11月，袭击喀布尔什叶派清真寺，30多人死亡。2017年8月，在赫拉特还是针对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0人死亡，同月针对喀布尔什叶派清真寺的袭击又造成至少40人死亡，除这两起大袭击之外，同期的多起小规模袭击总计也造成超过80人以上死亡。袭击什叶派清真寺和宗教游行已经是这个组织的家常便饭，但真正令人震惊的还是对美军的袭击。2021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撤退，其实这次撤退美军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的极大支持，尤其是安全保障，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军密切合作，帮助撤离了上万名外国雇员、翻译甚至美国间谍。各方合作在美军撤退的机场外围布置了重重警戒，但是ISIS-K硬是穿透了由阿富汗塔利班和美军联合组成的防御线，最终到达阿富汗与美军合作人员的聚集地，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造成了上百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军。事实上，美军和美国情报机构坚决反对从阿富汗撤军，美军2021年有一个评估，认为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主要是ISIS-K）将在两年后具备袭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小镇部分认同、部分反对，反对部分是美国可能有意放纵恐怖组织滋生。回到ISIS-K，前面提到这个组织也发动了今年1月3日伊朗的连环爆炸案，几个月过去了，可能印象不是太深刻了，当时美国也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参与，同时表示“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参与其中”，也有很多人怀疑是美国或者以色列说谎。但客观地说，这起恐怖袭击ISIS-K的风格极为明显，ISIS-K一贯针对什叶派，而且特别有意对伊朗代表性人物、节日、活动进行袭击。“伊斯兰国”是逊尼派为主的恐怖组织，长期仇视什叶派，ISIS-K更是极端中的极端。而伊朗一直是打击逊尼派恐怖组织的骨干力量，苏莱曼尼将军生前最出彩的一战，就是在2014年“伊斯兰国”兵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之时，危机中几乎只身前往伊拉克，协调伊拉克各方力量打击“伊斯兰国”，成功遏制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扩张，为最终消灭“伊斯兰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伊斯兰国”被剿灭后，苏莱曼尼才将原本打击“伊斯兰国”的力量进行改造，开始针对美国和以色列。ISIS-K针对伊朗的袭击从未停止，而且一贯疯狂。比如2017年6月7日，多名袭击者持枪闯进伊朗议会大厦射击，同时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陵墓引爆了炸弹，这两起袭击造成十余人死亡。而袭击发生前3天，也就是2017年6月4日，伊朗刚刚在霍梅尼陵墓举行了纪念霍梅尼逝世28周年活动，伊朗现任最高领袖发表讲话。这还不是最疯狂的，2018年9月，甚至袭击了伊朗的阅兵式，当时伊朗正在举行“两伊战争”38周年阅兵式，结果4名恐怖分子身穿军服直接对参阅方阵开枪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这就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被认为比“伊斯兰国”更疯狂、更可怕的恐怖组织。回想美军2021年的报告，刚刚过了两年多，ISIS-K仅在2024年就已经制造了两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其他小规模恐怖袭击不断，不得不说美军的预测还是有水平的，但是关键还是美国的有意放纵。美国20年反恐战争，一直特别有选择性，总是重点打击反美恐怖分子，但是对于不直接反美的恐怖分子往往听之任之，甚至还出现扶持、利用恐怖组织的做法，然而恐怖组织就是恐怖组织，虽然在一定时期，恐怖组织会为了发展壮大有所取舍，但最终一定不会区分对象。更何况以ISIS-K为代表，恐怖袭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也就是美国刚刚开始反恐战争的时候，恐怖组织需要进行系统培训，有一个个营地。但是现在恐怖组织也在改变，传统的培训自杀式袭击者的方式已经转变为利用网络招募人员，用金钱而不是单纯依靠极端信仰。袭击也开始变得漫无目的，这也与新组织形式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更加隐蔽有关，具体参见《防范恐怖袭击的难度，比很多人想象的高得多》。50万卢布定金就可以招募到极端分子发动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就算有人黑了定金不干事，对恐怖组织来说损失也极为有限，完全可以继续招募，袭击的目的也转变为刷国际存在感。又得强调美国，美国制造的烂摊子实在太多了。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过去我们常关注的是美国霸权模式的受挫，证明美军靠武力不可能真正征服一个国家。但是一个很少思考的角度是恐怖组织怎么看。站在恐怖组织的视角，他们认为只要坚持到底不妥协就能够取得“圣战”胜利，美国20年反恐战争虽然打击了恐怖主义，但是由于美国边打边养甚至有意放纵，反而导致极端主义更加顽固。而美国用战争和暴力手段反恐，而不是用发展和希望根除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但事实又证明战争和暴力根本达不成目标，就导致极端分子的野心更加膨胀。不仅仅ISIS-K，全球其他地区的恐怖组织也因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军而受到“鼓舞”。比如叙利亚恐怖组织公开宣称“没有占领可以永远持续”，还有更多地区的恐怖组织活动更加频繁。美国这种善于打烂，对烂摊子束手无策就干脆放手摆烂的老毛病，给全人类制造了太多难题。甚至恐怖组织现在都开始搞短中长期规划了，最典型的还是ISIS-K，分三步：第一步：立足阿富汗；第二步：在中亚和南亚建立新的“伊斯兰国”；第三步：将“伊斯兰国”扩张到其他地区乃至全球。注意ISIS-K的名称“呼罗珊分支”，这里的“呼罗珊”按照“伊斯兰国”的定义，范围正是第二步的中亚和南亚，覆盖范围极为庞大：北至俄罗斯、东至中国、南至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西至伊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ISIS-K当下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断地恐怖袭击刷国际存在感，吸引全世界的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加入。虽然ISIS-K多年来遭受美军、阿富汗政府军、阿富汗塔利班以及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屡遭重创，曾经的控制区也丢了转入地下，但是各方评估规模反而更大了。而且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是，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有大量人员前往中东参与所谓的“圣战”，现在这些人正在回流，不仅是中亚、南亚，也包括欧洲、美国。比如2023年6月，美军一名士兵承认，他试图帮助“伊斯兰国”对“9·11”纪念馆发动恐怖袭击，他至少从2019年开始就一直给“伊斯兰国”传递信息，透露美国卧底特工，帮助“伊斯兰国”训练，甚至企图谋杀其他美国军人。欧洲现在也有成千上万人正在陆续回流。2024年才3个月，已经发生了两起震惊世界级别的恐怖袭击，接下来绝不会停止，各国当前构建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已经难以应对恐怖袭击的新变化，亟需改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需要全世界团结起来，首先必须是五常团结起来，不能再将恐怖袭击政治化。尤其美国，不要真以为能置身事外，美国可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枪支又极其泛滥。就拿俄乌冲突做个不恰当的对比，按照乌克兰官方说法，俄乌冲突两年多，乌克兰军队阵亡不过3.1万，而美国每年枪击死亡就超过3.5万人。不要再嘲笑俄罗斯反恐能力了，面对恐怖袭击的新变化，谁又能比谁强到哪去？美国2022年得州小学枪击案才过去多久？消灭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其他文章推荐■

这篇文章重点是谈恐怖袭击组织方式的变化，袭击者也不再是过去专门培训，变得更加随机，成本更低，更难找到组织者，这就导致防范的难度大大增加。珍惜已经习以为常的安全，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奢侈品。昨天《谁，该为发生在莫斯科的恐怖袭击负责》谈了对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看法，小镇的观点很明确，认为这起恐怖袭击并非任何国家行为，包括网络上被怀疑的美国、乌克兰等国家，但美国理应对恐怖袭击负责，原因是恐怖主义这个魔鬼，是美国放出来的。这个观点引起一些读者的强烈反对，质疑小镇为什么要替美国、乌克兰洗白，还有的怀疑小镇是不是找别人写的等等。还请放心，所有“镇长本人”名下的文章，全是小镇自己写的，也不可能找人代笔，因为代笔真的很贵，类似昨天这样的文章一篇起码1000元，加急就更贵了，实在没必要。莫斯科恐怖袭击目前放出来更多细节，比如竟然是为了100万卢布（实际到手50万卢布）就进行恐怖袭击，一些袭击的现场视频和采访也放出来了。这就让很多人非常难以理解，50万卢布，不过相当于4万元人民币，怎么可能就去搞恐怖袭击还杀了这么多人，而且袭击的恐怖分子看起来很有军事素养，这也是有读者留言质疑小镇的原因之一，认为这起恐怖袭击应该是某国组织的，否则无法解释袭击者的专业性。但是一定要明白，中国的治安环境太安全了，中国人去国外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警惕性太低。在一个极度安全、有奔头的国家，当然很难想象4万元就能买通几个有军事技能的年轻人干如此惊天动地的事，这仅仅是因为掌握军事技能在中国是一件很困难、很没有必要的事，想要获得袭击的武器也极为困难。但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人命如草芥，军事技能是活下去的必备技能。想想看现在的加沙，短短6个月，平民伤亡已超过10万人。哈马斯等武装人员拍摄的作战视频显示，极具作战素养，使用直射火箭弹打坦克几乎不用瞄准，甚至能够直接贴近坦克挂磁性炸弹，至于几名战斗人员极为默契的作战配合就更别说了。再想想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赛武装，对他们来说，军事技能实在太简单了，而且以现代轻武器的操作难度，掌握军事技能的难度并不比开车更难。更不要说从2001年开始就深陷战乱的中东、中亚等地区，在这样的地区，找可以投身国家建设的工程师不容易，找有一定作战技能和经验的战士实在太容易了，对他们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今年3月初，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公开宣布，2023年俄北高加索地区成功挫败了16起恐怖袭击图谋。注意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北高加索”地区，因为南面就是外高加索地区，也就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所在的地区，这些区域青年男子拥有娴熟的射击技巧并不稀奇。而从莫斯科恐怖袭击曝光的部分视频来看，所谓的非常专业，其实不过是基本的走位而已，而且从曝光来看，有人在多名暴徒眼皮底下拖着受伤同伴绕柱躲藏，甚至有持枪暴徒被徒手平民正面冲上去击晕，可见团队配合也很有限。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伤亡，关键是现代热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且被袭击对象缺乏防卫意识和能力，更缺乏警惕性。这也很容易理解，正常情况下，在长期和平的地区，是不可能有应对恐怖袭击的常态准备，否则还去听什么音乐会。就像中国人听到枪声，第一反应是怎么有人放鞭炮，甚至还想着围观一下。再想想看2022年7月被枪杀的安倍晋三，行凶者就很专业吗？还有2011年挪威杀人狂布雷维克，一个人135分钟屠杀77人、伤300多人；又比如印度2008年长达60小时的孟买恐怖袭击，等等类似案例太多了，行凶者真的需要特别专业的培训吗？现代枪械不同于冷兵器，已经将暴力袭击的难度极大降低。说这些绝不是为了某些国家辩解什么。小镇认为这次恐怖袭击不是任何国家政府组织的，但并不是说这起事件与这些国家无关。因为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某部分又或者内部某个组织、某个人擅自干的，注意这里面的区别。一定要注意不同国家的工作风格，之前小镇曾分享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对外少见组合式攻势？》，强调了中美的不同风格，中国讲究的是统一协同，而美国“各个部门在自己的权限内决策动作极为灵活”。注意这句话：（美国）各个部门在自己的权限内决策动作极为灵活。好的一面是反应特别迅速，动作特别迅速、攻势极为密集，但坏的一面是容易失控，这里的失控指的是美国政府无法掌握庞大的二级、三级、四级甚至更低层级以及其他外围组织的行动。美国的运作偏向于项目制，各个层级都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相应的经费、授权，允许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开展一些行动，只要在授权范围内，并不会事事请示，每个团队就像是黑箱，很难搞清楚到底在做什么，更不要提监管。作为一国政府，不可能组织这样的恐怖袭击，因为只要做了一定有痕迹，做得越多痕迹越多，一旦查出来，这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巨大的打击，得不偿失。但是对于无数的项目组就不一样了，存在失控的可能，而且在行动中也很容易出现偏离本来目的的情况，就像是一对一传话，传不了几个人意思就变了。更何况某些曾经合作后来不合作甚至走向对立的，这些组织和个体也掌握了本不应该掌握的专业技能。还有一种可能：某个激进组织又或者个人组织的这次袭击。可能是想要报复俄罗斯，更甚至也存在一种可能，就是为了激怒俄罗斯，逼俄罗斯在乌克兰、中东等地区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从而借俄罗斯的手实现其他目的。当然以上仅仅是猜测，当不得真。只是从技术上，某些激进分子完全可以靠个人力量办到，也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国家级别的培训，甚至都不需要太多的资金。类似莫斯科这样的恐怖袭击，难度要比很多人想象的低得多。简单谈几个点。难点一：袭击者的军事技能培训正如前面所说，现代武器操作太简单了，针对毫无准备的平民，训练难度比学开车还低，而且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军事技能根本不是什么稀罕技能，就算完全没用过枪，在一些战乱、落后地区，训练一两周就足够了。想想看现在的乌克兰新兵，有的没训练就直接上战场，甚至连怎么拿武器都不知道，更多的所谓训练也就是对着靶子开几枪，这还是大国之间的高强度正面战场。难点二：袭击的武器装备严格禁枪的国家并不多，不要拿中国枪支的获取难度去衡量其他国家。难点三：怎么找到袭击者想想看某国是怎么通过网络组织“颜色革命”的，这可是直接写在了“颜革”的训练教材里，小镇昨天在《谁，该为发生在莫斯科的恐怖袭击负责》重点说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一个典型就是“颜革”，教了太多不应该教的东西，比如通过网络工具进行招募、组织、行动，有一些国内禁用的软件，就是现成的工具，非常高效。行凶者根本不知道是谁组织的，从莫斯科恐怖袭击来看，一切行动仅仅只对袭击进行了提前准备，根本没考虑行凶者如何逃离，就是把这些暴徒当成了消耗品。而战乱、贫穷、看不到希望，一直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在这样的地方人命不值钱，军事技能也不稀缺，50万卢布就能够找到很多为了钱不惜一切的亡命之徒。以上几点以及其他没展开说的结合在一起，导致组织恐怖袭击的门槛大大降低，已经根本不需要像几十年前那样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组织进行训练，可以低成本的进行饱和式袭击。注意“饱和式袭击”，关键是低成本、高频率，不在乎消耗。想想看在战场上大量应用的无人机，对传统作战单位已经造成了极大威慑，民用技术已经极大拉平了与军事技术的差距，甚至还有所超出。恐怖袭击也一样，几十年的战乱制造了太多的悲剧，有太多人丧失了希望，而网络成了找到这些人的利器。一个曾经参与过类似行动，掌握相关方法、工具的激进分子，甚至自己就有足够的财力组织类似的恐怖袭击，最大的难题无非是找到有可能愿意拿钱行凶的人。这完全可以通过对某个人的社交平台的言论等确认，接下来无非广撒网而已，问10个、100个、1000个人，终究能找到，接下来就是更多层次的筛选，最终筛出来特别有意愿的，这时候把50万卢布定金给到就行了，就算是对方收到钱耍赖，损失也很小，无非继续寻找就是了。这是恐怖袭击新的变化，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组织者更加隐蔽，失败了也无所谓，但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要想根本解决，从全人类的角度，唯有根本解决战乱、贫穷，给全人类带来希望，不要遗弃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用发展来解决，有了对生活的希望，为了一点点钱就做如此暴行的概率就会小很多。这很远，也很难，首先就需要推翻美西方确立的剥削体系。那么针对具体的国家，唯一可行的就是加强系统防范，不存在重点防御的可能，因为恐怖袭击根本没有所谓的重点目标，从莫斯科这次恐怖袭击看，甚至可以认为时间、地点、对象都是随机的。最重要的就是严格禁止枪支、爆炸物等危险品，降低袭击的烈度，冷兵器应对起来难度要低得多，最起码绝不可能发生一个人持枪能够威胁几百人的情况。而系统防范也是由很多方面组成的，比如加强边境管理，严厉打击黄赌毒、扫黑除恶，加强基层治理等等，也包括在公共场所、公共交通的安检，平时看到的安检设备、安检人员，不过是安检体系的摆在明面的一小部分，但无论再应付的安检，也能释放强烈的“这里有秩序”的威慑，就能够极大降低暴力袭击的可能。最重要的是要有强大的领导核心、坚决贯彻的意志。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重点防范避免恐怖袭击的威胁，只能依靠体系的力量。其他文章推荐■

为避免误读，开头提醒三句话：这起恐怖事件，大概率与美国无直接关系，但恐怖主义泛滥是美国一手放出来的，也没有处理好，对全人类造成了严重威胁，理应对此承担责任。事实一再证明，输出混乱、对抗、暴力，只会让世界变得更糟，无人能独善其身，挑事多了，始作俑者难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只有发展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以下正文：俄罗斯时间3月22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近郊城市一音乐厅发生恐怖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43人死亡，由于恐怖袭击导致音乐厅屋顶坍塌，坍塌时可能有200余人仍然滞留在音乐厅内，因此伤亡人数预计还将继续增加，这是2004年以来俄罗斯发生的最严重恐怖袭击。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正在对恐怖分子留下的线索进行分析，并决心“血债血偿”；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已宣布对此事件负责。而就在袭击发生前的3月7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出警报，预警极端分子计划在未来几天在莫斯科发动恐怖袭击，并且特别点名音乐厅，俄罗斯方面目前也证实收到了美国的3份预警，但是预警没有具体细节。有人怀疑是这起恐怖袭击与美国有关，又或者与乌克兰、以色列有关，理由主要有三：一是“伊斯兰国”是美国一手扶植的恐怖组织，二是警告如此精准，可能存在自导自演的嫌疑，三是有利于牵制俄罗斯。不过这种猜忌只是情绪的发泄，虽然不清楚具体内情，但从已知情况看，小镇认为这起恐怖袭击与美国、乌克兰、以色列等任何国家政府没有关系，就是一起恐怖组织制造的恐怖袭击，但不能排除过去有勾连。普京刚刚高票当选，俄乌冲突极大提升了俄罗斯人的荣誉感和凝聚力，美国今年是大选年，又面临全球多地的冲击，乌克兰、以色列、胡赛这是最直接的军事压力，还有其他经济、外交、政治、科技等压力，美国完全没有必要去招惹俄罗斯，尤其以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这种彻底的反人类罪行。美国跟苏联、俄罗斯打了一个世纪的交道，很清楚俄罗斯的脾气，20多年前，车臣恐怖分子频繁发动对莫斯科等城市的袭击，2002年莫斯科剧院袭击、2004年别斯兰校园袭击，普京公开强调“我们将到处追击恐怖分子，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送他们见上帝”，坚决赢得了车臣战争的胜利。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韧性极强的战斗民族，无论美国、乌克兰、以色列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搞这种恐怖袭击，这跟炸毁北溪又或者克里米亚大桥不是一回事，会站在全人类的对立面。美国人坏事干得太多，难免让人怀疑，但也不至于所有的坏事都与美国有关，尤其在打击“伊斯兰国”上，美国人可谓急先锋。2015年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一致通过第2249号，授权“有能力的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为。而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这一决议前，2014年9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反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名单，包括美、英、法、意、澳、埃及、沙特等54个国家和欧盟、北约、阿盟等地区组织，美国还任命了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专门负责协调多国联盟打击“伊斯兰国”。而且为了打击“伊斯兰国”，美国还与北约盟国土耳其发生了激烈矛盾。因此，从常理上讲，刚刚发生的这起恐怖袭击与美国并没有直接关系，至于提前预警，这很正常。美国确实具备全球最强大的情报能力，但问题是情报搜集能力强，并不代表处理能力强，更不代表情报能够有效支持决策。美国的情报搜集能力远远超过处理和决断能力，这也几乎是大国共同的挑战。这就导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事件发生后，才发现在之前已经收到了相关情报。但问题是就这起事件，收到的情报线索很多，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在真正发生前，很难去证实或证伪，那么就需要情报处理人员进行分析，但再强的情报处理能力也不可能做到100%精准。比如珍珠港事件、911袭击，美国确实提前获得了预警，但问题是类似的预警可能有很多。比如这次恐怖袭击，因为俄乌冲突，俄罗斯将包括应急反恐在内的很多部队调往乌克兰，再加上战争挤占情报资源，俄罗斯应对恐怖袭击的能力大幅下降，“伊斯兰国”早就放话要利用俄乌冲突的机会报复俄罗斯，最近这两年，俄罗斯也多次阻止“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就在今年3月，俄罗斯就多次挫败“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企图。比如3月3日在俄罗斯印古什共和国击毙6名“伊斯兰国”成员；3月7日公开称，阻止了“伊斯兰国”成员对莫斯科一犹太教堂的武装袭击；3月20日有报道称，“伊斯兰国”一个战斗小组的指挥官被拘留，等等。美国方面相关恐怖袭击预警也不是这一次而已，只是这一次最终发生了。站在俄罗斯角度，“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威胁从未停止，美国的预警并没有具体细节，对俄罗斯而言这种预警没有实际价值，总不可能因为一个预警就搞得特别紧张。但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3月7日的预警就被重提，就显得很准确了，这只是先射箭后画靶而已。所以，美国无需对此次恐怖袭击负责，但美国必须道歉，并想办法根本解决。原因很简单，“伊斯兰国”这个魔鬼，是美国放出来的，而美国并没有妥善处置好，毒害全人类，只是道歉实在太轻了。看到这可能有疑问，前面不是说美国是打击“伊斯兰国”的急先锋，怎么这里又说是美国放出来的“伊斯兰国”？简单梳理下过程。战争、混乱、贫穷、看不到希望，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上世纪70、80年代中东各国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社会经济都挺不错，无论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伊朗等等，日子都挺不错，而叙利亚还被誉为“人间天堂”。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发动海湾战争，此后不断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煽风点火，更扶持了很多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在之后发生了异变，结果反过头来针对美国。最典型的就是基地组织，在冷战时期得到了美西方的大量支援，结果最终“911”砸到了美国头上。之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把中东打得稀烂，美国承受不住战争的沉重代价，于是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烂摊子直接撒手不管了。要是真的不管也就罢了，然而美国为了对冲撤军，又在阿拉伯地区搞“颜色革命”，2010年末“阿拉伯之春”爆发，突尼斯、埃及很快发生了政权交替，随后2011年2月扩散到利比亚，虽然利比亚政权没有迅速垮台，但最终演化为长达8个月的第一次利比亚内战，死亡超过2万5千人。紧接着2011年7月扩散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出乎意料地稳住了，于是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爆发了持续至今的内战，最终把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拉克等等国家都卷了进来。叙利亚以及周边旷日持久的战乱，彻底打断了中东、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进程，在没有希望的战乱中，宗教成了很多人最后的寄托，混乱也就成了极端主义的温床。“伊斯兰国”的崛起与美国一连串行动密切相关。“伊斯兰国”前身原本在阿富汗活动，2001年爆发阿富汗战争，在阿富汗生存空间极度萎缩，于是2003年前往伊拉克并加入基地组织，之后一直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名义活动。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美国撤出伊拉克后，“伊斯兰国”迅速壮大，并且开始攻城掠地，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斯兰国”趁机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区，因为与基地组织叙利亚直属分支爆发冲突，被基地组织开除。2013年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胜利阵线”联合，正式成立“ISIS”，从2014年开始与伊拉克政府军交战，迅速占领伊拉克多个区域，并宣布要建立“建立全球性的哈里发国家”，并且开始对美西方国家发动一连串的恐怖袭击，这就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也就有了前面美国牵头组织的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以及2015年的安理会决议。仅2015年至2016年，美军就对“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超过1.2万次空袭。如果美国真的尽心竭力把自己搞砸的烂摊子处理好也就罢了，但是美国对外干涉已经发生了转变，一开始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是直接下场参战，等到2010年末“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美国已经开始转为以代理人为主，美国尽可能避免直接卷入。针对“伊斯兰国”，美国扶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负责地面作战，美国提供武器装备、情报、培训和空中力量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也确实善战，2017年10月完全夺取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在作战中，库尔德人牺牲了近1.1万人，而美军死亡仅个位数，库尔德人的出色表现得到了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美国近年来所有干预行动中最成功的一次，尤其是美国付出的代价并不昂贵。但新问题出现了，当2017年“伊斯兰国”被明面上摧毁，美国就开始抛弃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一方面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不愿意成为美国遏制叙利亚巴沙儿政权、伊朗乃至俄罗斯的棋子，另一方面则与土耳其有关。库尔德人分散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交界地带，这四国中，土耳其尤其排挤境内库尔德人，虽然土耳其人也扶持叙利亚、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打击恐怖组织，但是当恐怖组织遭受重创后，库尔德人想要在边境建立自治，这就引起了土耳其的强烈不满，要求美国在土耳其和库尔德之间二选一。最终美国选择了土耳其，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遭受到土耳其的沉重打击，土耳其从2016年到2019年先后发动“幼发拉底河之盾”“橄榄枝”“和平之泉”等军事入侵行动，造成数十万叙利亚库尔德人流离失所。为了抵抗土耳其的入侵，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巴沙儿政权和解，2017年9月公开表示愿意同巴沙儿政权合作，叙利亚政府也表达了善意，这就更遭到了美国的敌视。最终，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开始寻求俄罗斯的庇护。去年10月，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指挥官西潘·赫莫访问莫斯科，并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而这些动作，更加引起了“伊斯兰国”的强烈不满。不过俄罗斯与“伊斯兰国”的“恩怨”由来已久，2015年10月，一袈俄罗斯飞机从埃及飞往圣彼得堡，结果在埃及西奈沙漠上空坠毁，224人全部遇难，还是“伊斯兰国”声称对此负责。打击恐怖主义，是全人类、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这个底线不能打破。而美国要对恐怖主义泛滥负责，更要向遭受恐怖主义、战乱之苦的国家和人民道歉。也希望美国能早点明白，输出战争、对抗、混乱、破坏，纵然一时得利，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次恐怖袭击最直接的影响，将激怒俄罗斯，接下来不仅乌克兰方向将承受更大压力，美国希望尽快稳定的中东、阿拉伯地区，俄罗斯也将投入更大力量，那么美国还怎么从中东撤出力量，以色列又该怎么办？不过，这就是美国的事了。其他文章推荐■

改革开放以来，军队改革一直是重点。上世纪70年代，中国总兵力超过600万，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尤其官兵比严重失衡，高达1:2.6，本来就不足的军费还要大量用于人员支出，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军队的建设。于是就有了1985年百万大裁军，这也是基于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短期内不会爆发大的战争，当时也下定决心“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之后，裁军持续进行，1997年、2003年两次宣布再裁军70万，2015年再次裁军30万，经过多轮大裁军，全军规模降到200万人，腾挪出了大量军费用于现代化军队建设。除了裁军，另一个主线是保持军队的纯洁性，一支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所以早在1989年就明确将“是否能打得赢、不变质”作为军队建设的核心，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由于当时经济比较困难，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允许军队从事部分商业活动，但很快膨胀，军队经商必然导致军队注意力偏离作战，也会导致腐败问题。于是1998年决定全面禁止军队经商，2005年后强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推行制度化的军队反腐倡廉工作，2006年成立了“全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掀起了持续多年的军队反腐。禁止军队经商，这决定了军队的命运，能够刹住车，斩断军队与商业的关系，对于军队战斗力的影响不言而喻。纵观全球，军队经商才是一般现象，禁止经商才是特殊情况。在很多国家，军队经商管不了、没法管，甚至还有意放纵，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如果本国内部权力结构松散，军队不可能保持纯粹性。看很多国家，经常会发现军队发挥着非常不一样的作用，比如在一些宗教传统很强的国家，军队有世俗化守门人的角色。但更多的国家，根本管不了。比如印度，独立建国走了捷径，导致印度军队管理一直非常松散，经商极为普遍，这也导致印度军队建设总是依靠购买，本国自主军事工业发展滞后，更严重削弱了印度的军队战斗力，再加上印度军队的职位世袭等传统，导致印度裁军根本不可行。而泰国则是因为泰国王室的需要，泰国王室掌握了大量资本力量，但为了进一步确保王室地位，通过宪法确立了王室对军队的领导权，为掌控军队，放纵军队经商。军队通过经商获得额外经费，就打破了政府预算对军队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军事政变达到自身目的，注意泰国军事政变的对象从来不是王室，而是泰国文官政府。军队经商的问题，在俄罗斯、美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真正形成了制度，甚至越演越烈的，越南是典型。正如之前在《十年高层权力巨变，越南终于下定决心》《越南高层持续动荡，未来将走向何方？》分享的，越南历史和地理因素导致越南天然分为南北两部分，内部派系林立、权力分散，越南为了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将各方力量尽可能拉进一个平台的做法，将外部矛盾转变为内部矛盾，这确实提高了政权的稳定性，但是也遗留了大量问题。越南千百年来对北边邻国情感极为复杂，一方面认同中华民族身份，认为越南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之裔”，以越南自古与华夏民族有同样的龙脉为荣，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与北边邻国平起平坐，北边是北朝，越南是南朝。这种复杂的心态，就导致越南古代一直在求和和对抗之间来回交替，而在法国殖民越南之后的百多年，由于清朝的衰败，加上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影响到越南，越南出现了“去中国化”浪潮，将自古崇尚的中国元素认为是落后挨打的原因，典型是以字母取代汉字，越南南部受影响更深。对现在越南影响最深的，还要数二战后。越南成为阵营对抗的焦点，以北纬17度一分为二，南部受到西方思想的严重影响，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差异越来越大，比如土地，1970年前后北越已基本完成土地公有化，而南越一直推行私有化，而且南越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南北越统一后，南越一下子丢失了美国市场，这就导致南越人对于统一非常抗拒，认为是北方毁掉了他们的钱包，当时越南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问题，于是主张通过温和有序的措施，逐步推进南北融合，避免引起南方的反抗。但主政的黎笋非常希望能够抓住阵营对抗的机遇期，迅速在东南亚称霸，于是采取了极为激进的南北融合政策，提出在1976年-1980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加速这一进程，向南方派出了大量北方干部，在具体执行根本不顾当地情况，生搬硬套的执行任务，照搬北方的经济模式，取缔一切资本主义商业，导致南方出现大量无业游民，激起了南方的强烈对抗，严重影响了越南寄予厚望的二五计划。比如粮食生产，1976年南方粮食收购计划完成不到一半，之后每年都在下降，1980年原定收获210万吨粮食从而实现粮食自给，结果就因为南方的抵制，实际产量只有144万吨。粮食都如此，其他方面更别提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越南只能高度依赖国际援助，实际也只能从苏联获得，仅1976年到1980年，越南从苏联获得的粮食就超过450万吨。既然基本的能源和粮食都需要仰仗苏联，那就必须以苏联马首是瞻，在对外关系上放弃独立性，也导致越南的经济非常脆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解决粮食、经济困难，越南开始放开军队经商的限制，又因为对南方急于求成的改造，导致南方出现了极为强烈的对抗，越南又需要依靠军队实现对南方力量的压制。而到了革新开放后，为了解决市场和计划的争论，平衡反对市场化的保守力量，军队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就像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为了确保世俗化需要仰仗军队的力量，革新开放后，越南军队也担负了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角色，以军队与商业的捆绑，支持越南市场化改革持续走下去。综上：越南对北方邻国的复杂感情，西方殖民后对越南文化的侵蚀，南越根深蒂固的亲西方结构，越南内部松散的权力结构再叠加国际大势的变动，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越南军队商业利益体这个奇怪的利益集团。越南军队经商收入甚至远高于军费，比如2022年军费开支大概是60亿美元，而军队经商一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当一支军队不再依赖国家的财政，国家对军队的掌控力可想而知，甚至军队反过来对越南国家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以越南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例，2021年越南十三届18名政治局委员，有两名来自军方，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首次有两名军方代表同时进入政治局，而在中央委员会层面，也从2011年的18人、2016年的20名增加到23名。国会代表中，军队代表也有12人，而同样强势的越南公安系统才只有2人。而由于越南分散的权力结构，越南有很多妥协的规则，在越南中央委员会占12.8%的军方力量，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军事特权、经济实力，增强了越南军队的政治影响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越南军队掌握的经济实力。军队本身就具有很多特权，这本是为了保家卫国的特许，但当把这些特权用在商业上，其他企业又如何竞争？比如利用无需缴纳通行费的优势，越南军队建立诸多运输物流公司；利用对空中资源的掌控，越南空军下场组建民航公司；而越南通信部队，更是利用特权，组建越南军工电信，已经成为越南最大的电信公司，甚至在2020年还成功研发了自己的5G技术，现在还在向东南亚周边国家甚至美洲、非洲扩展业务。根据部分数据显示，2018年底时，越南军工电信海外投资已经超过30亿美元。这样的军事商业体，又如何能够制约？在中国1998年禁止军队经商后，越南2007年也下令全面禁止军队经商，但直接被越南军方无视。紧接着，越南北方派又面临南方派的强势威胁，北方不得不继续依仗有北方背景的军队力量，以压制南方，禁止军队经商自然成了空话。而在这场关系越南未来方向的博弈中，越南军队也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地位自然更加稳固了，越南军队经商基本看不到禁止的可能。不过，对我们而言，邻国的军队热衷经商、疏于战事，这不是什么坏事，或许对邻国自身而言，也不是坏事。其他文章推荐■

去年12月，小镇分享了一篇《十年高层权力巨变，越南终于下定决心》，这一篇阅读近百万，有上万读者因为这一篇关注小镇。今天这一篇将继续结合重大事件，介绍越南特殊权力结构，方便理解越南正面临何等挑战。3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批准武文赏辞职，这在越南是惊天的大事。武文赏在2021年越共十三大正式成为越南政坛第五核心，被认为是下届总书记的热门人选之一，考虑到武文赏1970年生人但政治资历与“四驾马车”中的范明政、王廷惠相仿，可见武文赏在越南地位之高。2023年，在越南原国家主席阮春福辞职后，武文赏接任成为越南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主席，一举成为越南政坛二号人物，也成了“四驾马车”唯一的南方人，而国家主席在越南被称为“备位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极为重要，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点是对军队的领导权。越南军队采取政治和军事双首长制，总书记作为军委书记实际扮演的是政委的角色，越南最高军事主官实际是国家主席，由国家主席兼任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兼军队总司令，越南2013年宪法也明确规定，越南国家主席是人民武装力量统领人。此外，总理对军队也有极大影响力，越南总理本身也是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在越南革新开放后，为了发展经济，不断扩大总理权限，在阮富仲的第一和第二任期，总理的权限达到顶点，越南也出现了关于最高权力的长期争论，核心是到底是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还是总理兼任总书记，2018年陈大光去世后，阮富仲以总书记身份兼任国家主席，终结了这场争论。但能出现这样的争论，可见越南当时行政权力扩张之大、越南权力结构之散，由于越南北中南越三分以及抗法、抗美特殊需要导致权力极为分散，尤其南北权力大致对等，总理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越南诸多权力。大概介绍这些，以便准确理解武文赏辞职这件事的重要性。目前根据越南方面公开信息，明确否认武文赏的辞职是因为“派系斗争”的说法，越通社3月19日报道了阮富仲在越南十四大人事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考虑到3月20日批准武文赏辞职，这应该是提前进行的相关准备。目前越南方面公开信息强调，武文赏是因为“违反了越南共产党党员行为禁令”“未能发挥模范表率作用”而辞职。从目前一些分析看，认为可能与两方面有关：一是生活问题，二是原部下违法犯罪承担领导责任，就在武文赏辞职前几天，广义省原省长因10年前发生的腐败问题被逮捕，当时武文赏正是广义省省委书记，与这名省长搭班子。从2013年开始，阮富仲发起了党内反腐败运动“熔炉”，一直持续至今，命名来自于阮富仲的一句话“熔炉烧旺了，湿柴火扔进去也得燃烧”。武文赏从2016年开始就担任越南中央反腐败反消极指导委员会委员，是阮富仲反腐运动的重要副手，在越南反腐败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也仅在陈国旺之下，可见阮富仲对武文赏的信任。越南的反腐战绩赫赫，但负责反腐的也承受了巨大压力。比如陈国旺，在丁世兄因病离职后，陈国旺就成为了阮富仲力推的接班人，但因为陈国旺大力反腐很不受越南高层欢迎，于是即使阮富仲特别为陈国旺启动了年龄特殊例外程序，但因为没有得到越南中央委员会足够多的支持票，不得不退休。对于武文赏本次辞职，到底什么原因占主导，信息不足，无法也不宜揣测，小镇也仅能借这件事，分享下越南独特的政治生态。正如前面所说，越南政治权力极为分散，在去年12月的《十年高层权力巨变，越南终于下定决心》已经进行了一些介绍，关键是历史原因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上图截自“百度地图”）越南被称为“一个扁担两个筐”，北边是红河平原，南边是湄公河平原，天然会形成两大经济中心。越南北部在公元10世纪前，一直在中国版图内，从中国独立出去之后，越南不断向南扩张在最终于18世纪形成了目前的版图，但由于地理环境因素，1834年不得不将越南分为北、中、南三部分。之后的法国殖民统治，也沿袭了北、中、南分治，正因此，越南抗法运动也分为三部分。以越南共产党组织为例，在1929年前后，越南北、中、南有不同的共产党组织，分别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安南共产党”等等，1930年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组织三党代表开会，最终合并成立了越南共产党，但由于胡志明很少参与越南内部工作，重心一直是共产国际代表，导致越共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从一开始就由多方力量组成。而到了抗法、抗美期间，为了发动南方，建立了高度独立的南方局，由黎笋担任南方局书记，而在南越政权被推翻、美军撤出后，1975年南方局领导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布成立了越南南方共和国作为过渡政权，直到一年后，越南南方共和国与北面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统一，才正式成立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简单梳理历史脉络，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越南政治的底色是南北之争，这是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是越南上千年文明史、上百年抗争史共同决定的。所以，越南也就形成了政治权力极为分散的基本结构。虽然说越南最高权力是“四驾马车”，或者把越南书记处常务书记算上，形成“四驾马车+1”的五核心结构，但要特别注意，再往下的越南政治局、越南中央委员会也具有很大的实际权力。南北对等和权力分散，就形成了越南复杂的权力结构。为方便理解，以越南人事选举为例。首先要注意，2001年越南就撤销了政治局常委，所以就算是“四驾马车”在政治身份上也都是政治局委员，而政治局委员人数一直在变，人数大大增加。第二届是7人，第八届就达到19人，之后短暂下调到15人，到2016年的第十二届又扩大到19人，最新的2021年第十三届降到18人，人多了就更复杂了。还有一个关键点，2014年越南通过了《党内选举规则》，很多是学习我们，但是基于越南权力分散的传统，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与候选人有关。按照这个规则，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候选人必须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推举，不在上级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之列的不能接受他人举荐。但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不在上级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之列的，如果被他人举荐，那么当事人必须提出“请辞”，但不是自己“请辞”就自动退出，而是要经过投票表决，只有超过半数以上代表同意“请辞”才行，如果同意“请辞”的不到半数，那么就进入候选人名单。同样需要投票决定的，还有关于年龄的特殊例外程序，前面提到的陈国旺就是没能得到足够票数，只能退休。但这也导致存在意外冲击。2016年由于年龄，有9名超过65岁的上一届越南政治局委员没进入新一届候选人名单，但阮晋勇仍然得到了几个代表团的提名，于是按规则，阮晋勇“请辞”，并由大会对其“请辞”进行投票，最终有60%的代表同意，于是阮晋勇“请辞”成立。但要注意，同意的仅仅是60%，如果当时同意阮晋勇“请辞”的不到50%，那么阮晋勇就将进入新一届候选人名单，很有可能当选新一届越南政治局委员，就有资格参选越南总书记，以当时的情况，阮晋勇有可能成为越南最高领导人，那么2016年之后的越南可能完全走向另一个方向，起码南方力量将比现在更强，具体可以参见旧文《十年高层权力巨变，越南终于下定决心》。这件事背后，暗藏越南政治的一个核心方法，那就是通过民主实现集中。越南非常深刻的理解“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这个政治核心本质，而又因为越南权力非常分散，所以越南很重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直努力把各方力量都纳入一个平台，这样无论怎么变化，都是可控的内部矛盾。比如对南方局，由黎笋担任最高领导人；又比如这几年越来越活跃的祖国阵线，其实质就是把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革新开放后新出现的社会力量）纳入。于是越南就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大致发展过程，在极为分散的权力结构情况下，基本维持了国家的稳定。但也有负面性，比如在事关国家未来发展道路上，“独走”的情况屡屡发生，导致越南非常被动。再加上法国、美国在越南搞了几十年心理战，本来就思想复杂，但越南对于流亡海外的原南方政权也不进行防范，甚至还采取亲和的态度，就导致越南面临严重的“和平演变”的危险，这个危险在2016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当时越南认为“和平演变”已经严重到事关生死存亡，2021年十三大，更是将敌对势力破坏、党内自我演变视为越南面临的三大危机之二。一定意义上，阮富仲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捏合，实现越南从分散到集中的整合，这事关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尤其是即将到来的2026年。特别突出的是2021年，在过去10年基础上，阮富仲再次打破很多传统。一是“四驾马车”第一次实现了北方的绝对优势。北方派首次掌握了总书记、总理、国会主席三个职务，掌控了党的代表、政府管理、人民民主三大权力，施政稳定性大大提高；南方派掌握的国家主席虽然是武装力量统领人，但在和平时期，权力有限，2023年上任的武文赏还是相对“亲华”而非“亲美”的。二是“四驾马车”打破了原本的任职惯例。比如惯例继任总理的一般是常务副总理或者分管经济的副总理，常务副总理张和平因未能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失去资格，那么顺位应该是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王廷惠或者长期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阮春福，但最终却选择了出身安全系统的范明政。这种非常规的安排，显然有特殊考量。或许与越南将“敌对势力破坏”视为三大危机之首有关，长期从事安全工作并且曾主政一方的范明政，更擅长应对外部势力挑战，也更符合未来接班人的预期。但是还是要强调越南政治的底色是南北、分散。南方派在最高权力上被极大削弱，换来的是次一级优势，尤其是未来优势。在次一级的越南政治局层面，2021年的18人，10人来自北方，8人来自南方，这是越南有史以来南北方人数最接近的一次，对比下2016年的上一届，总共19人，北方占13人、南方才只有6人。再往下的越南中央委员层面，180名中央委员，来自军方的高达23人，而且要特别注意，主要来自作战系统而非政工系统。这又是越南权力分散的一个体现，因为按照阮富仲一直以来重视意识形态的风格，希望政工系统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在越南国防部长的人选上，越南传统上由常务副部长兼总参谋长接任，但是在阮富仲的支持下，2016年出身政工的吴春历担任国防部长。到了2021年，阮富仲原计划把政工干部出任国防部长从有先例变成惯例，再次推举梁强出任国防部长，但这次遭到了越南军方以及其他高层的激烈反对，甚至有越南军方人士公开在全球媒体唱反调，最终也没能变成惯例。更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到2026年的下一届，按照年龄能够留任的，南方占据绝对优势，阮富仲的支持者大多受年龄限制无法继续留任，而从陈国旺的情况来看，就算提出特殊年龄例外程序，也有可能不被通过。就算在力推之下，超龄的范明政、王廷惠得以留任，也无法改变南方派在权力核心的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南目前的重心：确保到2026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既定发展方向的稳定，这对于越南非常重要。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太多了，黎笋时期不多说了，即使在革新开放、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也多次因为越南分散的权力阻碍了越南的重大决策。比如贯通南北的高速铁路项目，又比如中越两国早就达成的越南西原地区铝土矿项目，2008年这个项目正式公布，但遭到了越南内部激烈的反对，最终被越南国会否决。正因此，2021年北方派掌握总书记、总理、国会主席三个职位对于越南发展极为重要。距离2026年只剩下2年了，接下来的2年，关系到越南未来的方向，而越南对东南亚至关重要。再次推荐配套阅读《十年高层权力巨变，越南终于下定决心》。其他文章推荐■

关于美国的AI潮，小镇已经写了几篇了。简单概括下基本观点：第一：承认美国技术创新能力，在“0-1”乃至“1-100”层面，美国仍然拥有优势；第二：由于美国从工程师驱动向金融驱动全面转型，由此带来的工程师队伍、文化、传统等持续衰退，对于美国的复杂系统工程能力的削弱几乎不可逆，因此在“100-10000”的规模化产业化领域，中国要比美国有优势。因此，在AI利用上，中美侧重点不同。美国更倾向于AI本身，重点是通用大模型，用海量的算力走大力出奇迹的道路；而中国倾向于AI赋能其他产业，通过AI的应用能够立竿见影地推动生产力提升，重点放在专用大模型上。不同的路径，与中美不同的国情、优势紧密相关。毕竟要想以开发各领域的专用大模型，必须有足够扎实的实体产业为支撑，这绝不是程序员自己能想出来的。具体参见《下一次工业革命，必将由中国引领》《为什么美国如此拉胯，连胡塞武装都不如？》。所以小镇对于美国的AI潮又或者马斯克的星舰等等，更多报以期待的心态，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突破，因为任何里程碑级别的新技术、新业态，在带来生产力提升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会对当前社会带来同样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从长期来看不算什么，但是在当下必然会带来种种负面性，能有一个国家在前面探路，未尝不是好事。而且，复杂工程能力才是难以跨越的护城河。美国掌握技术优势，但是仅仅是优势，要想将优势变为决定大国博弈的胜势，还是要落脚在实体产业上，必须把技术转为具体的产品，并且实现规模化。就拿马斯克的星舰举例。这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体积最大、推力最强的运载火箭，通过捆绑数十台成熟发动机，大幅压低了成本。但是真正想从航天本身获得超过投入的收益，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几十艘星舰，哪怕仅仅是开发月球，就要以百、千艘计算，全世界最擅长规模化生产的国家是谁呢？马斯克的成功证明了这条路可行，在科技研发中，一条路证明可行就是最宝贵的，剩下的无非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仍然很难，但方向有了。何况中国在航天领域，也同样采取“全都要”的方式，比如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腾云工程”最新进展是，计划采用电磁太空发射的方式，用“宇宙大炮”直接发射空天飞机，如成功实现，成本远低于马斯克的星舰，大概只有传统可回收火箭发射成本的不到2%，效率也更高。相比上述领域，小镇目前更关心的领域是生物技术，或者说生命科学。这个领域与每个人切身相关，也是当前最短的一块。是否还记得“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这句话，这句话被很多人抨击。但实际上是误传，这句话最初是弗里曼·戴森说的，他原话是“生物学是21世纪的科学”，只是后来被误传了，尤其施一公也说“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误解就根深蒂固了。其实原话并没有错，人类目前虽然看起来科技昌明，医学也看似很发达，但实际上人类对人体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极为初级的阶段，甚至远不如对地球了解得多，起码人类目前还完成了5%海洋的探索，对地壳也能钻上几个上万米的深坑。而人类天生就有的肉体，对于人类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所以说“生物学是21世纪的科学”，其实也是希望在21世纪，人类能够在生物学领域有所收获。目前，相比AI争夺的明面化、白热化，一个潜在的竞争焦点是生物技术，某国正在这个领域进行切割和阻挠。比如今年初，有多个生物医药股暴跌，起因就是一份23年12月刚刚提交的法案，《禁止与特定生物技术供应商签订合同的法案》（也被称为“生物安全法案”）。这部法案在今年1月25日在众议院提出，3月6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已通过，这个法案的进度还要慢于针对抖音的剥离法案。从过往类似案例看，从草案到美国内部达成共识最终通过，大概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但由于今年大选，到底如何就不好说了。这个法案核心是要制定一个针对生物技术公司的黑名单，按照目前草案要求在法案通过后120天内完成实体清单的制定，并且将每年审查、更新清单。而最近，英伟达CEO黄仁勋提出了一个观点：人人必须学会计算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生物学才是未来。注意“人类生物学”并非一个严谨的名词，实际指的应该是生命科学或者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有太多共同之处，AI与生物技术的结合，有利于互相启发。关于更加深层次的考量，尤其涉及其他国家，小镇无法提供准确的信息，只能通过一些间接信息进行推测。需要关注的是，2023年12月25日，原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局长毕井泉接受《经济参考报》独家专访，内容是呼吁改革创新药定价机制，从六个方面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创新。虽然毕井泉局长已转任全国政协，食药监管总局也已并入市场监管总局，但要注意毕井泉在医药行业的影响力很大，他在任期间推动的药品监管改革得到了各方高度的肯定。近期，关于创新药发展的一份征求意见稿，也在网上悄然流传，目前已经有多家官媒公开报道，从各方信息交叉对比来看，网传的内容可信度很高，而目前流传的版本，与去年12月25日毕井泉接受采访时表达的观点极为一致。这对于正在遭受美国“生物安全法案”冲击的中国医药行业，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创新药是生物医药技术的核心，是以点带面关键的那个点。前几年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投资一度超过美国，比如2018到2019年度，早期风投和私募投资达到172亿美元，超过美国，但在2020年后，美国迅速增加投资，而中国的投资下降极快，2022至2023年9月甚至降到了45亿美元。这就导致一个问题，生物医药的成果需要时间，这几年创新药成果显著，但这是2018年乃至更早期投入的成果，而之后风险投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导致未来几年创新药成果减少。而之所以出现风险投资下降的情况，很大程度上与预期收益低有关。核心矛盾点是创新药需要高收益支持，但现实要求创新药降价，尤其医保谈判，如果降价幅度达不到医保部门测算的底价，就不能进医保，也就极大影响了创新药的销售。毕井泉的观点核心是推动创新药定价的市场化，要奖励激励创新的机制，创新药到底定什么价格要交给市场来决定，一开始可以是高价，但随着市场的开拓，逐步下调，最终达成共识，而不是监管部门直接定一个低价，这显然会打击创新药研发。这种机制显然不利于创新，只会导致出现大量几乎毫无药效的所谓创新药，比如某些所谓创新药，名头很大，实际有效成分就是少量的西药成分，而这又牵扯巨大的利益。从最近网传的支持创新药发展的实施方案来看，显然抓住了病根，给的药方就是真正的市场化，而不是财政补贴多少，而且新的政策是全链条的，包含创新药的所有环节。由于这份文件尚未公开，仅仅是通过经济参考报、证券时报等官媒有所报道，因此就不针对具体条款展开谈了。只说一个结论：如果保持市场化、激励创新的基本理念不变，那么中国创新药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对于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进步大有好处。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已经有足够深厚的积淀。医疗人员的技术水平并不弱于任何国家，14亿人的医疗数据也足以支持系统性研究，而大工业在医药器械生产方面也具备足够的潜力，只是过去一直缺少一个能够带动冲锋的先锋大将。希望创新药能够早日成为下一个新能源汽车。其他文章推荐■

总是看到有人说中国创新能力不行，但有没有想过，中国的创新能力并不弱，甚至可以说很强。核心矛盾点在于，如何界定创新。一般通常认为从0到1的发明或者发现是创新，比如新研究一种理论、一种新的产品等等，这当然是创新，但是把理论变成实物、把产品规模化，这也是创新，而且难度甚至比发明更高。想想看，为什么中国的最高科学荣誉，分为科学院和工程院？足以说明工程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难度。钱学森有很多杰出贡献，但在今天看来，系统工程论可能是最重要的。常人其实很难理解复杂工程的难度，比如总会瞧不起逆向工程，觉得有实物对照，还拿到图纸，通过逆向工程仿造并不难，这就小瞧了人类尖端工程的复杂度。举个例子，最近俄媒称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测试，并且准备列装。如属实，也门胡塞武装将是继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之后，全球第五个掌握这一杀手锏的国家，美国到现在都不掌握这一尖端技术。美国目前唯一能拿出来的高超音速导弹是AGM-183A导弹，2022年5月首次发射成功，但刚刚成功发射，美军就在2023年3月宣布下马AGM-183A导弹，之后虽然计划还要发射两次，但仅仅是搜集数据。可见，这枚导弹的研发并不理想，勉强算半个掌握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国家。还有一件很夸张的事情，美国国防部近期首次公开承认，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中，美国海军“卡尼”号驱逐舰发射了标准-6导弹，成功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1枚反舰弹道导弹。美国成功拦截并不稀奇，但是竟然使用标准-6，这就很令人震惊了。美国军舰防空导弹，一般使用标准-2，一发大概200万美元，最大速度3倍音速，最大射程160公里左右。之前美国曾经说要研发用于反弹道导弹的标准-3，但是接连遭遇失败，包括日本海军用标准-3进行导弹拦截实验也失败了。于是就有了标准-6，成本至少是标准-2的两倍以上，这已经是美国海军防空的最终手段了，总不能用核武器拦截吧。竟然动用标准-6拦截胡赛发射的导弹，这就像是一个成年人对幼儿园孩子还用出全力。但性价比很低，按照一般的2拦1的标准，美军拦截一枚胡赛的反舰弹道导弹，就需要发射2枚标准-6，拦截一次仅导弹成本就高达近1000万美元，美国军费再高也经不起这种消耗，更何况有钱也未必能充足供应。或许动用标准-6，也是因为标准-2库存不足，不得已为之。目前胡赛用于袭击美国海军的肯定不是高超音速导弹，如果俄媒报导属实，当胡赛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对美军军舰发动攻击，几乎可以肯定美军军舰必被击中，沉没也不稀奇，如果真的发生了，美国怎么办？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来了：为什么被誉为人类科技巅峰的美国，刚刚成功发射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推力的星舰，但连高超音速导弹都搞不出来？千万别说美国不稀罕、不需要，这种只要发射几乎必然撕破美国海军防御网的杀手锏级武器，怎么可能不需要。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做不到，超过5马赫就需要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通过高速把空气压进发动机，而在如此高速的情况下，点燃发动机的难度看成可怕，中国在2018年公开宣布成功实现了在10马赫高速下，成功完成超燃冲压发动机点火。根据空气动力实验与工程应用研究所公开介绍，需要在5毫秒内完成氢燃料与速度高达3千米/秒的空气完全交融，还要在超音速状态下点火并稳定燃烧。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对这项技术的难度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像在高强度龙卷风中，点燃一根火柴，还要保证稳定燃烧。好好体会下有多难。搞不出来并不奇怪，能搞出来反而应该奇怪。高超音速导弹虽然有很多技术难点，比如如何解决黑障通信难题，实现高超音速下的精准打击。但从解决有无问题上，最核心的就是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只要获得超燃冲压发动机，解决高超音速下成功点火问题，剩下的对于具备一定工业实力的国家，并不是多难的事。比如加一个火箭发动机，负责加速到4马赫以上，超燃冲压发动机点火，继续冲到10马赫。所以朝鲜、伊朗、胡塞武装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并不奇怪，只要从某种途径获得最难的超燃冲压发动机，剩下的都是成熟技术。也根本不用担心美国偷学，说得直接点，就算给美国几个样品，还把全套图纸都给了，美国也大概率造不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怎么理解复杂工程的难度呢？工程问题最大的难度是误差，如何控制误差，甚至让误差互相抵消非常考验系统工程师的水平。举个生活中的例子，给轮胎上螺栓，绝不能先拧紧一个再拧其他，必须符合一定的章程，这是因为如果拧紧一个，受力就变了，就很容易出现金属疲劳、撕裂等严重问题。又比如工业中常见的安装轴承，粗糙的车间可能直接用锤子生砸，好点的用火烧，但稍微要求高点的都得用液氮冷却，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令轴的直径缩小几丝的距离，然后刚刚好能装进去。但是工业上的大轴承，可不是玩具，动辄以吨计算，长度有几米、十几米甚至更长，如果平着放，哪怕直径半米的纯金属，也会出现细微的变形，所以必须吊起来装，对于吊装设备和吊装环境的要求就更高了。所以就会看到，全世界港口普遍使用中国的龙门吊。以上不过是复杂体系中某一个细小的环节，如果处理不好，误差已经大的惊人，而一个复杂的工程，环节数量多的惊人，尤其是军工，要求所有的环节必须达到完美，所谓的“万无一失”根本不达标。“万无一失”意味着准确率只有99.99%，如果100个环节都是99.99%的准确率，叠加之后准确率只有99%，1000个环节就变成了90%，10000个就只剩下36%。让如此多的环节，每一个都尽可能接近完美，需要一个极为强大的工业体系，需要庞大又成熟的工程师队伍；而要解决众多环节叠加之后对准确率的影响，就需要系统工程，控制和处理好误差。美国目前已经很难做到了。举个例子：波音飞机。这几年波音飞机屡屡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甚至美军都要退货，很严重的问题是波音飞机里有太多不合格的零件，装配时也总是出现问题。比如最近就被爆，波音多架737飞机出现螺栓松动，波音的“吹哨人”在原本预定作证的当天，“被”开枪自杀了。按照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起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波音连续发生故障，足以说明波音的质量管理体系出现了重大问题。针对波音自身而言，可能问题出在公司理念的转变，在与麦道合并前，波音推崇的是工程师文化，追求质量和卓越。而麦道之所以被波音收购，背景恰恰是上世纪麦道连续出现重大安全事故，麦道这家公司最推崇的是资本逻辑，对工程师文化不屑一顾，认为这只会阻碍赚钱。可悲的是，看似波音收购麦道，但最终麦道的高管掌管了合并后的波音，并按照麦道推崇资本的传统改造了波音，波音现在出现种种严重问题也不奇怪了。波音是美国制造业和工业的一个缩影，自从冷战胜利后，美国全面从工程师驱动转变为金融驱动，一切为资本利益服务。问题积累了几十年，时至今日又怎么可能解决高超音速导弹这么复杂的工程难题？这就导致，美国在在“0-1”的创新研发上，实力仍然雄厚，毕竟美国仍然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精英人才，但是把创新的成果变成实物，进而完成“1-100”“100-10000”的规模化，能力就很薄弱了。理论研究，可以依靠少数人的灵光一现，就算不是天才，只要长期聚焦某个领域，日思夜想之下，也会爆发出灵感，这些灵感大多数走不通，但一旦成功，就实现了理论创新。但是想要把理论变成实物，难度就超过个人的脑力极限了，就进入了系统论的领域，复杂工程也就有了“玄学”的味道。负责推进复杂工程的，不仅要精通自己的领域，还要对相关领域有足够的认知，更要有强大的团队和项目管理能力，能够从系统的角度，去控制和处理误差。这种系统能力，只能来自于实践，而且必然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能像理论问题那样可以调动全人类的力量去探索。比如前面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核心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中国不可能去手把手教美国人怎么解决技术难题；又比如胡麻岭隧道，173米用了六年才打通，胡麻岭隧道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其他隧道的经验很难用上，也不可能拿着胡麻岭的问题去调动全世界的相关技术人员解决，最终还是依靠项目组自己钻研，创造了诸如九宫格分段施工等办法，最终完成了这一壮举。可见，复杂工程的难度有多大。工程短板也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物理学特别突出。理论物理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只能用想象去探索，很难得到充足的实验支撑，最前沿的研究只能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要想获得实验数据，只有大国才能做到，但也要面临极其复杂的工程学难题，也就是这几年常提到的“大科学装置”。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当前世界最大的周长为27公里，而未来计划兴建的周长达100公里，工程难度可想而知。又比如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反射面相当于30个足球场，对光滑度要求极高。这可不是搞设计或者玩游戏，说平就平，平时看起来很平的镜子，真要拿激光去检测，就会发现发射点偏离，说明看似光滑，实际坑坑洼洼，再放大到500米直径，这是什么难度？还有很多例子，复杂工程对创新的要求绝不比发明创造低。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登月总是失败，光有图纸是没用的，关键是无数的制造细节。可能当初某个配件，恰恰需要对应的某位师傅手工打磨，这位师傅的心情好坏都会影响到最终效果，但大量的制造细节，并不会体现在图纸上，后来者拿到图纸想要复刻哪有这么简单？谦虚是好事，但自卑就不对了。其他文章推荐■

一名初中生，被3名同学残忍杀害后惨遭埋尸，目前3名杀害同学的初中生已经被刑拘。这件事再次引起未成年人犯罪应该如何惩处的讨论，如此残忍的3人，如果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而逃脱刑事责任，又如何告慰死者在天之灵？很多人强烈呼吁继续下调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起点年龄，小镇也非常希望这起被全国人民关注的惨案，能够促使刑法进行修改，令犯罪者接受应有的惩罚。但客观地说，难度不小，并不是改改年龄这么简单。先说明，针对这起案件，不必担心这3名凶手摆脱刑事责任。2020年1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了12至14周岁涉罪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明确规定“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是在当前刑法不满14岁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补丁。这个修改在法律界仍然有争议，反对下调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一直很强烈，提高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也是近百年来的大趋势。中国古代传统上就有“恤幼”的思想，对未成年人采取从宽处罚的原则，清朝1911年制定《大清新刑律》确定了以12岁作为刑事责任起点年龄，已满12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减轻处罚。从1911年《大清新刑律》开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一直在升高。1928年的《民国刑法》规定13岁为刑事责任起点年龄，1935年修改后的《民国刑法》再次提高一岁，规定14岁为起点，另外还将《大清新刑律》减轻处罚的年龄范围从12-16岁，扩大到14-18岁。新中国成立后，在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上也多有反复，1950年最初的刑法大纲草案规定是14岁，之后基本在12、13、14岁三种规定上反复摇摆，但总体上倾向于提高起点年龄。1979年的刑法，将起点年龄提高到16岁，另外规定了16岁以下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例外情况（法律上称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但也规定了14岁以下不追究刑事责任。1997年修订刑法，14、16岁这两个线没动，对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进一步明确了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例外情况，明确规定为八类犯罪，既：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从1911年到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可以看到刑事责任年龄整体呈现提高趋势，从12岁向16岁靠拢，正因此2020年的刑法修改对两大重罪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12-14岁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引起法律界强烈反对。反对的核心认为这是“不教而刑”，认为2020年的修改是历史的倒退，注意这个评价不是小镇说的，而是法律界的一个比较普遍的态度。其实但凡有可能，也不会逆百年来不断提高最低刑事年龄的趋势，逆升为降，实在是形势太恶劣了，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次河北3人杀害同学，使用铁锹重伤同学面部，甚至目前有透露，重伤同学被掩埋时可能仍然在世，行凶三人有大量机会可以终止犯罪，但仍然残忍掩埋，性质极其恶劣，在互联网的广泛传播下，引起全民极度关注。但实际上，未成年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甚至死亡的案件屡屡发生。如：2019年辽宁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案”、2021年陕西勉县“13岁少年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等等。再举几个数据：2014年至2018年，我国平均每年发生的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件20余件，故意伤害案件90余件；至于校园霸凌、未报案的案件，数量远多于统计。2022年两会，最高检报告还有学者统计了14至18岁未成年人的犯罪情况，排序前四的是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和强奸，尤其注意排第四的强奸，特别要注意，现实中强奸案大多数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还要注意的是，受害人并非只是女性。还有一个更触目惊心的数据，来自公安部鉴定中心，他们统计了173例12岁以下男童单独被杀案，被害人平均年龄只有5.8岁，触目惊心的是，10%的案件有未成年人参与作案，最小的案犯竟然只有11岁，而熟人作案占比更是高达98%。更多惨烈的数据不多列举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20年的刑法修改，逆转过去百年来升高年龄的趋势，把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有条件下调到12岁，体现了法律应该是经验总结，而不能只是逻辑推理，现实不一定讲逻辑。这也是吸收了英美法系的做法。谈到这需要补充下立法理念。众所周知，人类立法主要分为大陆法系、海洋法系和宗教法，最后的宗教法不多说了，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区别极大。大陆法系更倾向于乐观主义，坚持性善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认为是未成年人的问题，而是认为是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出现了问题，是社会没有尽到责任。基于这个原则，采取大陆法系的国家对未成年人刑事起点年龄设置的比较高，普遍为12或14岁，在必须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时，也倾向于从轻，重点放在教育和引导上，也就是治病救人。这也跟大陆法系采取的建构主义有关，既然是规定明文条款，那就不宜过于严苛。比如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就是规定年满14岁才负刑事责任，原因是认为年满14岁，道德和精神发育已经成熟，足以认识其行为违法，也就是认为理应清楚是非对错。海洋法系或者说英美法系立法原则是性恶论。这跟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有关，所以在未成年人犯罪上更加严苛，比如英国规定的最低年龄是10岁，苏格兰甚至是8岁。而美国更加激进，各州情况不同，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州并没有规定任何最低刑事年龄，从理论上讲，就算1岁的孩子犯罪，也要追究刑事责任，剩下的三分之一虽然规定了最低刑事年龄，但也基本在6-10岁之间。注意区别：大陆法系普遍规定12或14岁以上才追究刑事责任，而英美法系要么不设年龄限制，要么设置在6-10岁。小镇说2020年刑法修改吸收英美法系经验就在于此，在英美法系中有一种特殊的立法模式，叫“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大概意思是，虽然规定了最低刑事年龄，但是当低于这个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时，如果主观恶性程度极高，可以剥夺未成年人身份，将其视为成年人对待。这个规则成立的前提是，有一套独立于成年人的未成年司法体系，未成年人犯罪先经这套体系处理，被剥夺未成年身份后，才移交一般体系。注意，关键是严重犯罪和主观恶性极高，两个条件，这与英美法系是案例法有关，一案一议，之前的案例对于之后案件的宣判有极大影响。河北这起极为恶性的案件引燃了全民怒火，要求进一步下调最低刑事年龄，更甚至干脆取消，还有的要求恢复对未成年人的死刑。在小镇看来，全民的这场怒火太能理解了，这么惨烈的个案，如果还不动容，还是人吗？但问题是，降低、取消、恢复死刑，药不对症。低于14岁的未成年人恶性个案不断发生，社会舆论强烈，恰恰暴露了我国刑事司法体系长期存在的问题，补丁叠补丁，顶层设计不足，缺乏系统性。尤其在未成年人犯罪上，因为未成年人严重犯罪形势严峻，有越来越多的实际案例证明，就算14岁甚至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会实施极为严重的恶性犯罪，而且从其表现来看，根本不符合“性善”的期待。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伊甸湖》就算中国以“性善论”为基调，但是还有荀子的“性恶论”，人性很难说得清，人多了，总有人可能因为先天或后天的问题，就是不能正确识别是非对错，甚至存在反人类倾向，难不成就放过了？正因此，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普遍例外的基础上，2020年搞了例外的例外，把两个严重犯罪追究刑事年龄降低到12岁。但这不治本啊，尤其是不利于让未成年人真正明白刑法的威慑。如果周围有未成年人，可以问问学校里教育未成年人犯罪后，有未成年人说的是犯罪要趁早，最好在14岁之前犯罪，最晚18岁之前抓紧。虽然绝大多数不过是玩笑，真正实践的极少，但是教育成了这种结果，难道不应该反思吗？法律界之所以反对2020年下调最低刑事年龄，并非全是因为迂腐，很大程度是反对这种打补丁、不解决根本问题的做法。小镇也不太赞成2020年的修改，小镇更希望做的，可归纳为三条：一是建立少年司法体系，区别于成年人，注意是建立一整套独立的体系，而不是在成年人司法体系上打一个又一个补丁。有了这个体系就可以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设置专门的制度，比如研判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英美法系“恶意补足年龄”的做法，把那些严重犯罪、不知悔改、主观恶意强烈的少年犯，直接剥夺未成年人身份，移送成年人的一般司法体系追究责任，成年人怎么判，这类少年犯就怎么判。二是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错）分级机制。注意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虽然由于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信息泛滥，很多10岁的未成年人身高都有170以上了，说话也很成熟，但是这并不代表心智真正成年，更像是模仿。最典型的就是幼儿园的小孩子，很难区分幻想和现实，从医学角度看，起码要16岁以后才能基本成熟。在这种情况下，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很容易因为模仿，小恶不断，从不良到严重不良，最后发展到违法犯罪。河北这起惨案，绝不可能突然就发展到重伤杀人的地步，之前至少有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长期霸凌，但现在的学校体系，对于学生最初的不良行为干预极为有限，因为现在恶劣的社会环境，学校和老师不敢多管，深怕说的重了反而遭殃。于是对轻微的不良，比如动手动脚、掀女生裙子、言语压迫等轻轻放过，但未成年犯罪的特点就是：很容易从小错小非升级，而且由于不知轻重和后果，一旦发展到犯罪，就非常严重。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建立体系，让学校、老师没有后顾之忧，对应的就是未成年人犯罪（错）分级干预体系，这一点可以参考欧洲，也可以参考中国几十年前的一些做法。之前国内很多城市，都有一个特殊中学，专门用于接收各学校行为恶劣的不良学生，除了学习，专门强化矫治。前些年停了不少，现在有必要重新恢复。在欧洲，针对校园霸凌，也有类似的制度。如果发现有未成年人实施霸凌，经教育后再犯，就会要求霸凌者转学，注意是要求霸凌者转学，而不是被害人转学；如果霸凌者转学后再犯，那就会安置到特殊学校。这个分级体系很复杂，不多展开。三是建立国家专门的看护机制，重点针对留守儿童。学校也是小社会，在学校里身体好的、学习好的、朋友多的、家里条件好的，一般不会被欺负，其他孩子被欺负的概率要大得多，而最容易被欺负的正是留守儿童。这跟校园霸凌的特点有关，相比硬暴力，最多的还是软暴力，而软暴力隐蔽又普遍，对被害人的精神和心理损伤极为严重，论严重性甚至还要高于硬暴力，女性尤为严重。就像是地铁安检，看起来挺敷衍，但有那么几个人站在那里，哪怕只是应付，也能够发出强烈的“这里有人管”“这里有秩序”的信号，就能能够极大降低违法犯罪发生的可能。建立国家专门的看护机制的意义就在于此，先把架子搭起来，起码有人定期过问，问得多了就能发现，再跟上面的两项结合，完全解决不可能，但大幅改善总没问题吧？上面这些，小镇也想了挺久了，推动变革，需要契机，更需要亿万人共同努力。希望这起惨烈的案件，能够真正帮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体系，要从顶层设计高度重构，否则恶性个案必然一次又一次引爆舆论，心中的怒火又会烧向何方？让恶魔去该去的地方。其他文章推荐■

分享个简评。3月15日，证监会一连发布了6份文件，包括4个意见、两份部门规章（含修改），关注很高，股民们对下周股市颇为期待。发布的文件也确实回应了股民非常关注的老问题：保护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股民）利益。投资与融资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争论的最关键问题。注意新任主席在3月6日两会记者会时的公开表态，他在现场说“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利益是证监会的核心任务，可以说没有之一”，正式发布的报道有所修改，去掉了“可以说没有之一”，还把“核心任务”改成了“中心任务”，不过意思不变。能够正视、尊重投资者，而不是总强调融资，这已经很让股民欣慰了。去年机构改革已经将证监会投资者保护职责转入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如果只从部门职责角度讲，证监会没有必要把保护投资者作为核心任务，之所以公开强调，显然是看到了当前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公平。当前资本市场极度不公平，上市公司等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掌握的优势太大，加上对于非法行为的监管存在诸多漏洞，于是很多企业IPO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这样又怎么可能搞好股市？3月6日新任证监会主席公开亮相，向公众明确表达了态度和决心，现场还表示要出台一揽子政策，重点是严监管和制度建设。仅仅过了一周多时间，6份文件出台，效率很高，如此高的效率也说明新任证监会主席对于这些问题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也下定了决心，也说明他接下来的做法已经得到了更高层的认可。不过，不要高估这几份文件的作用，这几份文件并没有新的信息增量，而且文件层级并不高。部委层面的政策文件，从效力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法律效力的部门规章，一般会配套具体的实施细则；另一类则是指导意见，法律效力很难讲，比部门规章弱得多，顾名思义就是对下属部门的工作进行指导，只不过形式上是普遍公开的。两份部门规章，分别是新发布的《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定》和修订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这两份更侧重于程序性工作。更被关注的4份意见，都属于第二类指导意见，而且除了证监会自身监管的属于正式意见外，其他针对上市准入、上市公司监管、券商基金监管的，甚至还只是（试行），这样的文件，仅仅是再次强调了未来的方向，还没有配套的细则，也就不可能直接用这几个文件去具体监管。后续如果要落实，还需要把这些意见变成部门规章乃至国务院法规，并且配套出台详细的实施细则。总的来说，证监会新发的这几份文件，是以更加正式的方式，把3月6日新任证监会主席公开表达的态度，重新强调了一遍。新主席上任一个多月，能够拿出不同与过往的方向性文件，效率已经非常惊人了，但还是不要太心急。既然是已经公开说过的，而且资本市场的参与方对于新任主席的工作方式也都有预期，资本市场也很清楚未来国家对金融的态度就是加强监管，因此短期内这几份文件不会对股市有多少实际影响，看到文件就有冲动的，建议稳一稳，不要心急。在小镇看来，对于资本市场这个久病领域，想要建立一套长效机制，难度太大，而以资本市场逐利的积极性，再怎么严密的体系也难免有漏洞，可如果没有漏洞，这样的体系就过于僵化，反而不利于资本市场活跃。因此，小镇更期待，先重拳出击，狠狠树立几个典型案例，用个案来教育资本市场的某些心存侥幸的吸血者，让资本市场参与方知道痛了，后面就好管了，这些人会自己划定更高的红线。最高法有一句名言“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资本市场监管也应该重视案例，再多、再好的文件，也不如狠狠杀几个，让欺诈发行和内幕交易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再去讲道理、讲政策，就听得进去了。杀鸡儆猴的道理，仍然适用。其他文章推荐■

今天周六，就不长篇大论了，提个观点，简单论证。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说第一次智能革命，一定爆发在中国，并由中国引领，而非任何国家。美国也不可能，别管现在美国的ai潮多么汹涌、相关市值搞得有多高，这都不是战略性的，难以落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任何科技革命必须以实体产业作为支撑，就算是电影《黑客帝国》这样幻想中的超未来世界，虚拟世界也要建立在客观物质和能源供应基础之上。想想看现在被捧在风尖浪头的OpenAI，GPT的热度已经过去了，被热炒的SORA，国内有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吹捧的过头了，什么“理解了物理规律”云云，好像以后搞科学研究用SORA在虚拟世界就行了。SORA放出来的展示视频猛地一看挺不错，但是如果深挖细节，就会发现通往死路的台阶、诡异漂浮的椅子、怎么吹都没有任何摇晃的烛火、从玻璃杯底下漏出来的水等等非常不符合基本逻辑。其实SORA本质还是GPT，只不过GPT是找语句中的统计规律，而SORA则理解一张张图片中的统计学规律，掌握一张张图片中像素的变化规律。所谓的视频，就是一张张图片，而图片本就是一个又一个单元的排列组合，通过大量训练，找到这些单元之间的排列组合规律，进行相应编码，通过统计经验判断视频画面随时间发展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个简单的道理，长期从事计算机领域的不应该不明白，为什么味着良心和知识瞎吹，大概率是有利可图。当然，AI必须要完成通用大模型，最终极的目标是真正建立虚拟地球，但是这条路太难、太远，相比人类目前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跨越太大，这就像非要求刚进入铁器时代的人类一定要造出火车一样，或许倾尽国力能造出几百米、几公里的铁轨，但在十几副铠甲就可以起家的古代，收益远远无法覆盖投入，这么做的国家很可能被拖死。GPT、SORA都是大量数据和资金砸出来的。比如GPT背后是3万块最先进的GPU芯片支持，SORA的需求更加恐怖，所以奥特曼才会提出7万亿美元的超级计划；而数据也很好理解，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是很快，但是西方毕竟有数百年的积累，能够用于AI学习的有效数据中，中文语料占比还不到2%，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这仍然是美国崇尚的“大力出奇迹”的做法，只要动力足，什么气动设计都不重要，但真的不重要吗？会导致多少资源的浪费？所以，目前更现实、更有实际意义的是专用大模型的研究，智能驾驶就是最典型、最受全民关注的领域，建立在新能源汽车未来每年数十万亿的产值基础上，发展速度将远超过去。中国的重点也是放在专用大模型上面，专用大模型涉及的领域、数量、质量以及产生的实际效益，都稳居世界第一。通用大模型也做，但由于基础数据和投入资源的严重不足，导致即使技术上差距并不大，但呈现效果较GPT和SORA有较大差距。把重点优先放在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专用大模型上，就是要求AI必须能够赋能实体产业，最大限度提高效率和生产力，通过在各个特定领域专用大模型积累的经验和数据，再用于通用大模型的开发。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起码要能够自产性能足够的算力芯片，还要靠中国的规模优势把芯片价格打成白菜价，这才是通用大模型真正突破的基础。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中国在专用大模型领域遥遥领先，绝不是因为中国走错了路，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很难走这条路，而这条路也并不符合美国资本市场讲故事拉高市值的原则。研究特定领域的专用大模型，必须有足够扎实的产业数据作为基础。比如AI风洞模拟实验，这是中国率先推出的，基础是因为中国拥有遥遥领先的全覆盖风洞设备和技术、数据积累，只有掌握足够的基础信息，才能够不断提高AI模拟的精度。又比如灯塔工厂、黑灯车间、智能港口、智慧物流等等，这些也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应用于实际生产的AI对于精度的要求远高于GPT或SORA，后者就算看到不符合客观物理规律的也不过一笑而过，大不了剪切掉不用就是了，别说万无一失了，就算不合理的占比超过一成甚至两成也无所谓，因为当前仍然停留在娱乐层面。但是AI应用于实际生产和科研，精度必须高，任何一次小小的失误，带来的都可能是灾难性的结果。而AI与产业相结合的过程，需要做大量极为枯燥的工作。就拿美国AI潮典型代表的GPT和SORA来说，底层理论还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神经网络理论，简化下就是在输入、规则和输出这三个中，掌握其中两个，就可以推导出第三个。像我们使用的计算器，输入数字和算式的过程就是输入，而计算器内置了人类预设的计算规则，计算器根据预设规则和输入的数字，就输出了计算的结果。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给定输入和输出这两头，让AI通过大量的学习，自己去推导这其中的规则。所以才要强调学习，强调大规模数据的训练。当然GPT对于语言的分析、SORA对于图片和视频演化规则的分析，要比推导计算的规则难度更大，但本质的道理是一样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不被关注的神经网络理论开始，一路发展为深度计算、生成对抗网络，直到今天的AIGC才被公众普遍关注。为什么现在才有了突破式进展？核心还是靠大力出奇迹，靠大数据的涌现能力，一个是算力的提升，另一个是海量可学习数据的积累。前者是算力基础，这一点常玩游戏的应该能理解，电脑配置不达标，大一点的游戏根本无法运行。后者是解决AI学什么，注意AI学习必须基于大量数据，才能从输入和输出中尽可能找到内在规律，这个难度非常大。就拿看照片来说，一只猫无论长成什么样子、什么姿势、什么颜色，哪怕只看到一条腿，人类也都能很轻易认出来这就是猫；但是让AI去认，能识别成什么，真就是玄学，这还仅仅是一只猫。这个问题解决不了，SORA根本没有学习的基础。怎么解决的呢？关键人是有“AI女神”之称的李飞飞，她在十几年前做了一件非常笨功夫的工作，用人力把几百万张图片上所有的元素逐一打标，标注这张图片上各个元素到底是什么，这就是解决“输出”的问题。然后把人工打标后的几百万张图片让AI去学习，AI对照人工标注的“输出”结果，不断猜测为什么看起来根本不一样的东西，竟然都是“猫”，学习的多了，就渐渐在看图识猫上接近了一般人类的水平；再然后才能够学习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确定不同元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在这个基础上，AI输出一张图片，就会把统计上关联性很强的几个元素放在一起，比如输入“过生日”，生成的图片中大概率会出现蛋糕、蜡烛等元素，但是AI并不知道蛋糕和蜡烛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是从大量统计结果得知，有生日就大概率有这两个元素。上面只是简单的原理，实际做起来要复杂麻烦得多。AI能够识别图片，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事，经过大量工作积累终于实现了。这项技术也在中国落地，变成了实际产业。比如进出小区的识别车辆号牌，各种公共场所的步态和人像识别，最近几年的减肥APP，可以拍照识别不同食物，然后自动给出热量、营养元素比例等等，这项技术还扩展到城市治理，比如在（电动）自行车停放上，也可以应用，识别有没有准确停放在停车区，还能够进行分类；又比如对共享单车的管理，有的城市引入了配额和考核制度，用摄像头识别不同品牌车辆数量变化、活跃情况，作为考核的基础。甚至还可以用来识别野猪，而这项技术在民用无人机上的应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现代战争。要想把AI与各个产业相结合，产生可落地的专用大模型，需要大量工程师极为枯燥的工作，需要足够庞大的产业积累、产业数据和产业从业者，这是办公室里的程序员拍碎了脑袋也无法空想出来的。这就像创业，想点子太容易了，点子从来不缺，但是落地是最难的。正所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一个已经为了更轻松、更丰厚利润而去工业化的国家，在专用大模型的打磨上困难重重，或许也只能赌运气，用几万亿、几十万亿美元的海量投入硬砸通用大模型，赌能够砸出来一个真正能够理解物理规律的神。那还不如期待上帝赐福、外星人从天而降，或许更现实点。其他文章推荐■

昨天《想要迈进下一个时代，没有第二个选择》，题目起得太差，阅读非常低。这一篇在小镇计划的文章体系中，还是挺重要的，这篇文章重点谈成熟、规模庞大的新兴产业，对于世界主要国家争夺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智能革命）入场券的重要性，结论是：当前，唯有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够担当推动科技广泛、持续突破的重任。正因此，西方世界尤其美国、欧洲绝不可能放弃新能源汽车，尤其不可能放弃电动汽车，这就决定了，西方终将选择拥抱中国，除非西方有魄力让全人类倒退回工业时代之前。这里面的逻辑，感兴趣的推荐阅读。小镇之所以说西方世界终将选择拥抱中国，这并不是拍脑袋胡说，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联盟，组织度一定不会高，内部的摩擦、利益的纠葛要比单一国家激烈的多，所以秦灭六国而不是六国合纵灭秦。国家之间体现为组织度，国家内部则体现为纪律性，对应在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定位，这是一个度的问题，过于偏向任何一方都不行，需要达成一定的平衡。但，工业生产以及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人类科技进步，组织度、纪律性极为重要。任何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一定是极其讲究纪律性，更侧重集体主义的，起码当这个国家工业鼎盛时一定如此。比如美国，美国工业发展最核心的移民群体恰恰是德裔，目前大概有6千万人，仅次于英裔。虽然不能搞种族歧视，但必须承认不同民族的确有自己的天赋，而美国最辉煌的时代，也恰恰是美国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最盛行的年代。特朗普就出生、成长于那个年代，他以及他代表的群体，也正是希望回到那个年代。但是美国注定回不去了，移民成分越来越复杂，极大稀释了美国工业化的基因，冲淡了美国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而美国对外发动颜色革命、制造认知混乱，颠覆一国历史、混乱国族认同，一定会反噬己身，于是美国也就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曾经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电影，也因为精神内核的异化，影响力大大缩水。正因为美国纪律性、组织度的快速衰退，直接导致美国的生产制造与科研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带，目前仍未看到缩小的迹象，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技术工人，看起来是一样的，实际工作起来，在极为复杂的现代工业中，这一点点内核的区别，就会导致巨大的偏差。波音飞机最近接连发生问题，就是典型代表，而波音不过是一个缩影罢了，早晚有一天，我们甚至可能看到，美国靠自己的工业体系甚至无法维持航母、核潜艇的正常制造、维护。曾经的美国，也强调自由，但是当必要的时候，可以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做必要的牺牲，能够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比如小说《飘》，小说中角色各有不同，有的浪荡、有的温驯，但是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战死沙场却是自己以及家族共同的骄傲。然而现在，成了什么样？再次强调，科技创新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工业生产体系之上，否则一定是无源之水，难以长久。具体参见《想要迈进下一个时代，没有第二个选择》。纵观西方世界，仍然能够保持组织度、纪律性的国家已经不多了。瑞典、挪威、芬兰、荷兰、丹麦等国家保持得还不错，在一些细分领域很有竞争力，但体量太小，人口不过500万、一千多万，必须依赖于一个体系。整整西方，保持足够纪律性且规模较大的，只剩德国。这也是德国能够经历两次重大失败，仍然能够再起的关键原因，民族天赋必须承认。如果暂把战败国、无核等政治负面因素放在一边，德国是确凿无疑的欧洲中心。以欧洲各国最大贸易伙伴为例，欧陆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德国，包括：法国、波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丹麦、奥地利、挪威、瑞典、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基本在德国周围的国家都是，只有在欧陆的边缘例外。比如英伦三岛和爱尔兰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影响力也较大；而在东欧，立陶宛、白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是俄罗斯；欧洲最西边的西班牙、葡萄牙则更靠近法国。其他国家，更像是次级关系，比如克罗地亚、波黑、阿尔巴尼亚最大贸易伙伴是意大利，实际上也通过意大利接入了德国的体系。而德国、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是谁，相信大家猜得出来，当然是中国。虽然美国现在的最大贸易伙伴已经变成了墨西哥，但是如果观察下墨西哥的进口结构，不难发现最终的源头其实并没有多少变化。工业哪里这么容易发展，一个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基因和培养的国家，是不可能支撑更高层次的工业。归根到底，整个欧洲以德国为枢纽，实际接入的还是中国的产业体系。当前的欧洲，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确有一定的分歧。对于南欧、东欧等工业基础薄弱、产业偏低端的国家，它们其实有些纠结，可能更倾向于保持独立，从而扶持本国产业发展，最近几年全球化受阻后，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反而好于西欧和北欧，如意大利、西班牙2023年的就业率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些国家担心，如果融入全球体系，会导致本国利益受损，但内心又很清楚无力阻止，也因为这种无力感，所以在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融入中国体系上，总有一种“不敢信”的感觉，总是在刻意逃避。但是逃得了吗？不过是等待事态不断发展，直到只剩一个选择，不得不信，不得不抱紧早就伸过来的橄榄枝。而在这个过程中，急不得，需要这些国家自己想通。当下最重要、也最有机会的恰恰是德国，而新能源汽车更是关键的一步。基于昨天《想要迈进下一个时代，没有第二个选择》的论述，美国、德国等汽车强国绝不可能放弃新能源汽车，这是通往下一个时代的关键。而全球汽车市场，当前无非分为中国、北美、欧洲、日韩-东南亚四大块。以2024年1月全球671万销量为例。中国销量244万台，占全球38%，已经是全球毫无疑问的最大单一市场，体量等于北美（135万，20%）和欧洲（120万，18%）之和，日韩-东南亚大概与欧洲市场相当，以上四大市场合计约占全球的90%。由于错失新能源汽车，日韩汽车已经注定走向没落，未来只能融入一个汽车体系，再也不可能维持曾经的辉煌，日韩-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也只能融入中国体系。而以美国的霸道，北美市场绝不可能轻易放出来，全球更广大地区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发展，需要汽车售价更大幅度下降，那么当前还有竞争悬念的成熟市场，只剩下欧洲的两成市场。除了中国市场，欧洲的汽车市场是德国的命根子，跟美国合作，德国很难得到公平的待遇，而且内在的矛盾更大，跟中国因为遥远的距离和文化背景差异，反而有了更大合作空间。那就是新型的“市场换技术”，开展中德合资，德国背靠欧洲市场换取中国汽车技术支持，以德国品牌对欧销售，真正融入中国汽车体系。这并不是开脑洞，当前欧洲特别欢迎的电动车，一个是沃尔沃,另一个是Smart，从关键部件上看本质就是吉利，只是车机软件、内饰、悬挂等由欧洲团队负责，欧洲团队对欧洲的消费需求也更了解，更有利于销售。而德国车企也在不断加强与中国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德国以工业立国，绝不甘心丢失国本，时间紧迫，必须有所抉择，又能选谁呢？不说利益，美国最拿得出手的特斯拉，也是建立在中国汽车产业生态之上。以汽车为切入口，带动更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再通过德国这个枢纽，影响到欧陆。这确实是一个极度简化的理想推论，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但理论上有可行性。美国的影响力再大、手再长，欧洲也终究不是美国本土。其他文章推荐■

20年前小镇还在读大学，那时候信息获取难度特别大，当时想如果互联网再发达点，是不是就不这么难了。20年过去了，互联网带动信息空前爆炸，但有效信息获取难度反而大增，有效、真实的答案就像沧海一粟，这如何寻找？所以，如张雪峰这样的考学咨询就特别有价值，他对于各行业的了解也不过皮毛，但经过筛选后，能够把信息质量普遍提高到60分，而不是让人在0-100之间碰运气，这就是稀缺性。再叠加水军、追逐流量的误导，问题就更严重了。比如今天要谈的重点：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谣言、错误认知满天飞的领域。从纠正近期谣言开始，论证今天的观点。最近有一些谣言，说欧洲放弃电动车计划了，取消2035年禁售燃油车计划了，还说欧洲放弃碳中和了，多个国家已经退出哥本哈根协定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也有一些看似的论据，比如德国重启火电等等。现在的造谣成本太低了，一句话、一张截图、一篇文章就可以轻松实现，想要识别难度太大。先做技术性反驳，再从根本的发展角度彻底反驳，进而论证今天的主题。欧洲从未放弃电动汽车计划。注意欧洲2035年禁售燃油车的计划是欧洲议会批准的，要注意欧洲议会可不是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作出的决议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作为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经过几百年的政治磨合，集体作出的法律绝非像美国那样说推翻就推翻。也绝非某些人说的，欧洲可以搞擦边球，搞插混、混动来规避禁售燃油车的禁令，欧洲议会通过的禁售法案，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根据法案规定，到2035年整个欧盟范围内，禁止销售所有使用燃油的轻型汽车，注意是所有使用燃油的。这个禁令非常严格，就连插混PHEV都不行，更别说油混HEV了。至于有国家退出哥本哈根协定，更是无稽之谈。因为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就没有达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结果，更没有签订所谓的“碳中和协议”；2016年的巴黎气候峰会，虽然确实签署了一个关于碳中和的共同承诺，但是这个承诺没有任何限制效力，也没有明确规定任何国家在何时实现碳中和，无非强调了碳中和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而已。这样两个没有任何实际成果、没有任何约束力、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协定，有什么退出的必要吗？难不成就是想被全世界指责不顾人类共同利益？而认为西方给中国挖坑，等中国开始推进碳中和，欧盟就放弃碳中和目标，那更是荒谬至极。欧盟作为整体确定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从未有任何改变，目前也只有丹麦的哥本哈根市自己承诺2025年实现碳中和，一个城市而已，达不成延期也就是了。至于说德国放弃2035年碳中和目标、放弃电动车等等，更是胡扯。德国从来没说2035年实现碳中和，又何谈放弃？而且德国在2021年还宣布将碳中和目标从2050年提前到2045年，注意这是法律明确的，众所周知，德国以法制健全著称，法学教育也是全球顶尖。的确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由于能源和电力短缺，不得不重启火电，2021、2022年的化石燃料发电量不降反增，2022年更是高达50.78%，但是造谣、传谣的从来不说，2023年德国化石燃料发电量已经骤降到38.57%，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首次超过50%，碳排放创70年新低。德国重启火电，在电动汽车推进上不达预期，这是事实，但德国把碳中和目标提前5年，这也是事实。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僵化教条的进行国家治理，当现实有需要，短期内当然要灵活调整。就如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在能耗方面一度卡的很严，出现了“拉闸限电”问题，很快就纠偏了，2021年首次提出煤炭产能储备制度，这两年火电行业发展迅猛。这就像一个人要减肥，当然要控制饮食、加强运动，但是已经生病卧床了，难道还要继续坚持控制饮食、继续运动？当然先养病，等病好了再继续推进，怎么能一根筋不知变通呢？总有人说新能源汽车只有中国在搞，中国上当了，还说中国新能源汽车之所以有人买，是因为倾斜性的财政税收补贴，还说全球其他地区不需要新能源汽车等等。但事实上，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并不是全球最高的，美国、欧洲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程度还要高于中国。挪威2024年2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92.1%。挪威之所以实现如此壮举，就是因为对燃油施加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性措施，虽然是产油国，但油价高达16元一升以上，全国电力更是以水电风电等为主，电价有时候还是负电价。不算挪威这种特例，整个欧洲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大概达到了15%左右，美国也达到了10%左右，在发达国家中，做得最差的就是日本和韩国，目前仅在2%到3%左右，这反而说明了日本、韩国的封闭落后，日韩汽车注定走向消亡。是的，没看错，小镇认为日韩汽车注定走向消亡，当然这个消亡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相对曾经的巅峰而言。就好像三星手机基本退出中国市场，但并不代表销量归零；日韩汽车产业作为其他国家的配套继续存在，在部分领域保持一定优势，但很难作为独立国家品牌继续辉煌。纵观全球，但凡还对未来抱有期望的，没有任何一个有希望的国家敢放弃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汽车，当前西方国家放弃电动车的传言，纯属谣言。小镇想来想去，从自媒体一贯的风格来看，大概率是不断扭曲、剪切、夸大导致的信息失真。举个例子，说欧洲放弃电动车，大概率是这样的演变过程：2024年2月22日，奔驰宣布把电动化目标推迟5年，延迟到2030年，并表示未来十年继续更新内燃机技术。这个新闻是真实的，但是在后续传播中，就把推迟5年到2030年，也就是2030年前不实现全电动化，去掉了“前”，就传成了“奔驰放弃2030年实现全电动计划”，后来的传播中又陆续删去了关键信息，并且偷换了主语。比如去掉了“2030年”，就成了奔驰彻底放弃电动车计划，再把奔驰替换成德国乃至欧盟、西方，就成了整个西方放弃电动车计划。谣言就是这么来的，一个接一个的接力，每一次似乎只是文笔上的微调，但就像口口相传，最多传两三个人，意思就大变。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一定要明白：新能源汽车是当前人类进入下一个时代最关键的钥匙，没有之一。目前有资格站在大门前的国家并不多，除了中国其他基本是传统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等，除非一个国家不想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说第一次智能革命，想要继续停留在旧时代，彻底丧失竞争的资格，就必须在电动汽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任何一个领域的科技进步，尤其是关系到人类全局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必须以足够的产业也就是盈利作为支撑，没有产业，技术再怎么先进，都是无源之水，很快就会干涸。前不久，美国“重返月球”计划接连遭受重大失败，1月登月器自毁，2月登月器一只脚被卡住导致倾斜，最终只能宣告失败。于是美国几十年前到底有没有成功实现载人登月的质疑再次出现，否则如何解释几十年后，连基本的航天器登月都接连失败？但小镇相信，当年的载人登月一定成功了，之所以出现还不如几十年前的情况，除了航天本就是复杂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导致技术无法复刻，美国追逐股东利益、资本利益导致去工业化，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工业能力，波音飞机屡屡出现故障，就是典型。（参见《美国股市不允许美国再工业化》）更重要的是，在当年美苏冷战时期，两国都以国家意志推进航天事业，砸进去的人力、物力、资金数不胜数，在海量的资源倾斜下，几十年前人类的航天技术才有了难以想象的突飞猛进。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人类首次进入太空，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月，1971年人类航天器首次到达火星，每隔几年就会有突破性进展。但是，技术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收益无法覆盖投入，当国家不再需要航天竞赛，航天技术的停滞、实际表现的衰退是必然的。工业革命也是如此，已经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有足够大的产业支撑，能够盈利就可以不断砸钱推进科研，不断迭代，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正循环，这才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源泉，任何国家有形之手，也只能在少数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无法带动人类整体技术的前进。汽车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物，是人类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产业，上百年来，全人类在汽车产业上投入的资金何止百万亿，如此庞大的资金投入，吸引了无数人才、无数劳动者加入，这才有了每年数十万亿的产值。但海量的持续投入，也决定了，当前传统燃油汽车已经极度接近人类科技的巅峰，就算再往传统燃油汽车上砸1万亿、2万亿甚至更多，也不会有明显的提升，人类已经将传统燃油汽车挖掘到头了，这条路已经走到终点。同样的道理，想要真正进入下一个时代，当然需要完成更加宏大的科技和产业革命，而这种革命，需要海量的投入，绝非任何国家能够承担的，必须依赖全人类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靠市场、赚钱才能调动。这就决定了，必须有一个足够庞大、能够赚钱的产业，以这个产业为基础，根据这个产业的需要，去有目的开展科技研发、迭代、升级。全世界已经公认下一个时代是智能时代。美国这一波ai潮，炒作的很凶，但是小镇根本不看好，原因就在于虽然市值很凶，但无论是GPT还是SORA针对的产业，规模太小了，就算渗透率达到100%，全球一年的产值规模也不过万亿元而已，何况渗透率100%根本不可能，因为在内容创作领域，人才是根本。现在GPT、SORA等很红火，是因为巨量资金的投入，OpenAI仅2023年获得的融资已经高达百亿美元，取得的营收相当部分是左手倒右手，但就算把数字游戏算在内，目前取得的营收根本无法支撑自我更新，只要外部一停止输血，立刻就会死亡，这样的产业模式，至少目前不具备支撑智能革命的能力。截止目前，唯一已经成熟、且规模足够大，可以支撑智能革命所需的技术不断迭代的产业，有且只有新能源汽车。这一辆汽车，凝聚了制造、能源、交通、AI等多个关键领域，全都是未来产业革命的重点方向，以此为中心，还能串联更多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还能想到什么比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更完美的产业吗？任何技术，除非是外星人直接恩赐的，只要是需要通过人类自己的手获得的，如果不能落地为一个可以自我更新的产业，那就一定是泡沫，无论多好看也只能是泡沫，靠讲故事割韭菜，能割几年？只要完成了“技术-产业-技术”的良性循环，就获得了大势，大势之下具体的技术问题根本不用多虑。比如无人机应用于战争，在俄乌冲突前还是很难达成共识的，普遍觉得难度太大，需要解决抗干扰、投弹、识别等等问题。然而，现实的大国战场上，民用无人机通过简单改装，都能够实现对传统作战体系的颠覆，一架不过几千、几万元的无人机，就能够对数百万美元的坦克造成致命威胁。甚至，就连也门胡塞武装，都能对美国海军造成有效威胁。这就是典型的只要符合大势，具体的技术细节根本不用多虑的典型案例。这就是为什么，小镇坚定认为：整个西方绝不会放弃新能源汽车，除非西方决定放弃未来，又或者决定在最后的优势期来个鱼死网破，全人类倒退回工业革命之前，但这种极小概率事件根本不值得多想。正因为西方不可能放弃，这也就决定了，不管有多少波折，最终一定会选择拥抱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能够提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完整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当然，别国可以选择闭关锁国，但是闭关锁国必然导致进步速度放缓，此消彼长。更何况，西方并非整体，比如德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对象，奔驰说放弃2030年前全面电动化计划，可没说不搞电动化，更没说不合作搞电动化，以德国品牌为表，建立新型的中德合资，德国以欧洲大市场换技术，未尝不可能。未来的汽车产业，中、欧、美三方已经足够多了。其他文章推荐■

自古以来，只要与土地有关的改革，总是慎之又慎。历史上因土地改革带来巨变，继而引发不可控因素，最终极大冲击乃至颠覆一个朝代的惨痛教训，数不胜数。不仅中国，放眼全球，也是一样的。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土地改革一直非常慎重，尤其涉及农村土地。最近的一次改革是2014年12月深改小组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但试点几年后，也没下文了。再往前，2008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办法”，探索城乡土地指标的流动。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下，重庆探索了“地票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超越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关于城乡行政分立影响土地价格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城乡土地市场的分割状态。而成都则探索了土地流转，2010年成都面向开发商举办了首场拍卖，但仅仅开始不到两周就被叫停，主要原因是被认为涉嫌违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主管部门认为为了盈利的开发商进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领域，容易变味。其他地区也各有探索，比如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的配置股权分红，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等等。但都没有继续扩大。长期以来，农村、土地都是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稳定器，不可轻动，这背后有极为复杂的考量和博弈。那么不涉及农村的土地改革就容易吗？比如跨省的土地指标交易，这样可以解决土地指标的跨省调剂。但这一条也没有放开，直到为了支持“脱贫攻坚”，帮助连片贫困地区筹集扶贫资金，因此特批了“三区三州”（三区：西藏、南疆、四省藏区；三州：甘肃临夏、四川凉山、云南怒江）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可以与东部发达省市交易，同时还制定了交易的省市、价格、数量等。为了防止东部发达省市不缺建设用地指标而不去购买“三区三州”的土地指标，中央还要求适当减少每年下达给东部省市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目前土地指标流动改革，基本就上面两类，但从时而推进、时而暂停来看，能够感觉到很纠结。直到2024年2月19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的意见》。但是这次会议也强调严守“三条控制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这项改革，已经拖延了很久，早在2019年8月举行的中央财经委第八次会议就已经提出了进行此项改革，当时说法是“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讨论的就是区域经济布局，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简单地说，可以将全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优势地区，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为代表，重点是发挥经济和人口承载优势；其他的地区，重点是安全功能，比如粮食、生态等。这次会议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方向问题，那就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到底更侧重哪一方面？从会议的结论看，重点强调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作用。但这并非放弃其他地区，而是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国家城镇化建设中心，也从过去的城市建设为中心，转向农村建设为中心，弥补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在这个思路下也有了后来的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鼓励人口的自然流动，从而形成全国范围的劳动效率均等化。但2019年之后，这项改革实际进展缓慢，最关键的就是土地指标分配，优势地区土地需求得不到满足，优势地区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其他地区获得的土地指标却远远用不完，负债搞没有实际效益的工业园区，反而浪费了有限的资金。在土地指标上，计划式分配与市场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各地各方呼吁了也很久。比如去年8月举行的2023年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年会，演讲的多位嘉宾，时不时就点一下土地指标问题，土地指标不足已经明显压制了优势地区的发展。别说地区诉求，就算是发改委、商务部主导的大项目，也常常面临土地指标的限制，比如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广东的巴斯夫项目，土地指标都是最大卡点之一，最终只能一事一议，通过中央层面的协调，特批解决。这也是大项目特别重视地区能量的原因，否则建设用地指标都搞不到，还搞什么落地。过去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毕竟土地改革事太大了，宁可慢一点。变化出现在最近两年，也是形势逼迫改革。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是2022年提出的“经济大省挑大梁”，这几年也有很多人谈到过，经济发达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实需要经济大省多承担责任，那总得解决一些地方解决不了的重大难题，最关键的就是土地指标，这也是经济大省年年提、天天催的事。再加上，如上面提到的，一些本来就没有发展空间，当地也没有找到差异化发展道路，只是单纯滥用土地指标，大规模借债搞重复建设，红红火火了几年，肥了一些人，但是留下的钢筋水泥变成了无用之物，拆都拆不起，带来了很多隐形债务，这才是地方债风险最高的地方。于是去年发行的万亿特殊再融资债，优先支持了12个高风险地区，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土地指标滥用、借债搞无价值项目的问题。这些地区，在其他资金项目审核时，会更加严格。土地制度作为根本制度，必须要稳，所以全国范围内计划式的土地指标分配不会动，不同地区获批的土地指标也需要更长时间慢慢微调，但也到了打开一扇窗的时候。比如先对与高质量发展有关的项目放开，只要是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方向一致的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就能够得到土地指标的特殊优待。但是绝不包括房地产，虽然像深圳这样的城市，确实生产效率极高，土地资源也很匮乏，长期土地供应太少导致深圳房价居高不下，但是口子是不能开的。不过这项改革并不会快，很可能还是要走走看看，毕竟在通过改革意见时，深改会也强调了“对一些探索性但又十分紧迫的改革举措，要深入研究、稳慎推进”。但终归是一个开始。其他文章推荐■

最近半年，小镇谈产业、数字经济、国际形势多了些，有几个问题经常出现：第一个问题：怎么看美国的这波ai潮；第二个问题：能不能像苏联那样输出某种意识形态。这是小镇高度概括后的，原始提问形式多样，有的更加直接甚至是暴力。解答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一个核心道理就足够了。说这个道理前，先铺垫下。从去年GPT问世之后，小镇就一直坚定的说，美国在GPT也就是内容生成式ai方面确实有优势，但小镇绝不认为这是不可逾越的，更坚决反对所谓的跨越式、碾压、革命等等说法，而是认为这是国情不同导致的发展路径差异，承认不足，也要看到我们的优势。智能革命，确实是颠覆性的，一直有人称其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但是小镇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大低估了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小镇更想称其为“第一次智能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并列。正因为智能革命如此重要，所以对于美国当前在某些方向先行一步，不必慌，工业革命尚且需要几十年的迭代、积累，能够与三次工业革命并称，开拓人类下一个阶段的第一次智能革命，又岂是短时间能有结果的?注意：瓦特改良蒸汽机，不是发明蒸汽机。一定要尽可能准确评估一件事的重要程度、可能的发展周期，对于一个需要几十年甚至百年时间的，一两年内发生的事情要重视但并不值得高估。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与义务教育不求甚解有关，相当多人把工业革命理解成一夜之间的突飞猛进，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积小成多、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也可以回应一些否认我们正处于“智能革命”、认为科技停滞的想法，人寿命不过百年，如此短的寿命，一两年都已经很长了，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在身处当时的人看来，并不会感觉到沧桑剧变。这就是科技革命的“温水煮青蛙”效应，这个形容是小镇自己编的，没有学术论证。只有那些较长时间脱离一个快速变化环境的人，才能够深刻感知到变化如此之大，比如时隔多年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参见《想办法吸引更多外国人来中国》）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本文题目点到的“核心道理”：人、人类世界，终究是物质的。怎么理解？先说美国的这波ai潮，看过小镇过去一年相关文章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小镇对美国ai潮的看法是：承认在一些方面先行一步，但没有代差，甚至根基不稳。根基不稳之一：科技伦理，过于冒进。任何革新性的事物带来巨大正增量前，先爆发的大概率是负面的冲击，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道理。智能革命这种级别的革新，任何有标志性的创新，对于当前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带来极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是过去经验无法推测、把握的，需要承受足够代价之后，才能找到将新工具纳入人类掌控的模式。就好像美国科幻电影，经常出现的“智械危机”，经历之后，人类才能够遏制无序的放纵，将智能纳入一个更加稳定、正远大于负的轨道。正因此，小镇很赞成中国和欧洲对于智能技术倾向保守的基本原则。比如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和利用，中国和欧洲限制都非常大。正因此，小镇之前才明确说，对数据的利用，真正的蓝海是工业互联网，而非消费互联网，因为工业互联网是跟物打交道，物没有隐私权，且去掉了人的个性化，数据更好利用。（参见《谈谈最新的人工智能sora，技术并非最大难点》《用旧思维搞新东西，行不通》《争夺未来时代的入场券》）但美国在个人隐私保护、智能技术开发方面，过于冒进，呈现一种过热、过火甚至是不惜一切、歇斯底里，风险极大。不过好在人类智能技术距离电影中“智械危机”水平差距甚远，目前危害更多存在于社会结构方面，但问题是，美国当前社会结构正处于蜕变关键期，这时候更加脆弱，当然这是美国的事，只需要注意不要被溅一身血就好。根基不稳之二：就是今天要说的物质性。恰好，这几天有些报道，当然也可能是小作文，说美国那边认为“ai的尽头是电力”。（据说是英伟达CEO黄仁勋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AI未来发展与光伏和储能紧密相连，有待查证）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ai并不是存在于完全虚幻的世界，就算是《黑客帝国》，如此先进的智能ai尚且需要解决能量来源问题，何况现在的雏形，雏形也意味着能量利用效率极低。表现在GPT仅处理文字，当前使用量并不高，每天用电量已达50万度，相当于1.7万个美国家庭；而sora计算量更大，处理一个视频，消耗的电力远远高于GPT，这还没算对算力基础的庞大需求。以目前保守的估计，仅到2027年，ai的电力消耗相当于全球的0.5%。这是多高的成本啊，实验室探索可以，但是想规模化、产业化，必须产出大于投入。“ai的尽头是电力”，这个道理应该早就清楚才对，当前ai的算力基础就是GPU，而GPU前几年用来干什么呢？当矿机挖各种虚拟币，这些矿场大量开设在电力溢出的区域，前几年中国刚刚宣布非法，进行了大规模清退。现在不过是从挖虚拟币，改成了生成式而已，确实更有用了，但实际用途非常有限。提醒下：世界是物质的，能源也是物质。所以，对美国的这波ai潮，要关注、要重视、要学习，但不要紧张，更不能恐慌，在这场动辄跨越几十年的开拓中，谁走的更远、更好，尚未可知，但有一个标准，一定是掌握物质更多的胜。说到掌握物质更多的胜，就可以回答开头的第二问：能不能像苏联那样输出某种意识形态。提问：苏联在冷战中失败，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维度有不同结论，之前常说的小镇不多说。但在小镇的观念里，更认为苏联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苏联掌握的物质力量远小于美国，且看不到追赶的可能。1945年的苏联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原本的沙俄在各方面就相对薄弱，再加上自然环境限制，物质基础远弱于美国。整个冷战，美国做的就是把全世界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自己的物质体系，而多数国家也愿意，因为美国毕竟是物质的高地。正因此，冷战只能是对抗，而不是竞争。对抗其实很简单，就比如现在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乃至背后的北约，既然是对抗，考量的维度就要有限得多，最极端的，只要俄罗斯还有足够的核武库，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竞争就不一样了，强度、难度远远大于对抗，既然是竞争总不能动不动拿核武器说话，就得从政治、经济、教育、人口、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展开全面竞争。苏联从始至终，就没有跟美国全面竞争的实力，苏联的体系实际上是半依附于西方的。所以苏联只能选择意识形态的输出、武力的展示，但结果已经证明，意识形态无法超越物质。这是辨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又为什么要输出什么意识形态或者武力呢？不已经被证明是条错误的路了吗？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断攀登生产力的高峰，掌握更多、更优质的物质力量，这才是最难的，也是最终极的护城河。综上，也可用于理解“新质生产力”。其他文章推荐■

今天两会闭幕，各项报告表决通过，接下来小镇会对很感兴趣、也是比较新的点一一展开谈谈，大家有什么希望看小镇谈谈的，欢迎留言。要谈的第一项就是首次出现的“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要特别注意的是，计划从今年开始连续几年发行，几年意味着绝非一两年就结束，什么时候停止也未明确，必然要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决定，只要目的没有达成就会一直持续，而且规模也未必会锁死在一年万亿元。关于超长期特别国债，常见的解读小镇就不说了，重点分析准备投向哪里、大概什么时候发行、通过什么方式发行，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小镇基于公开信息的推测。先简单说下为什么要推出超长期特别国债。最大的原因有二：5%增长压力，战略安全需要。先说第一点，虽然去年5.2%的增长完成了任务，但必须明白这建立在两个基础上：被压抑的消费情绪短期释放，2022年更低的基数。而在2023年已经实现5.2%的增长情况下，2024年5%的增长目标难度并不会比去年低，因为2024年不确定性和风险调整并不少。事实上，小镇之前认为4.75%是一个比较难度适中的目标，当然每年设定GDP目标从来都是0.5%的整数，要么5%，要么4.5%，正因此在形容5%目标时，用的是“奋力一跳”。既然目标已经确定为5%，那就意味着必须加大刺激力度，但是又不能把钱投向房地产这类需要风险出清和转向改革的领域，需要注意的是，就在前几天住建部负责人明确表示，严重资不抵债、失去经营能力的房企，该破产破产、该重组重组，必要的依法查处。总的逻辑可以参考《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以及《大变革：2024年的中国战略与决策方向》等文章。而面对2024年更加不确定性的内外部挑战，也包括自然环境的挑战，在安全领域，仍然需要继续强化。因此，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两大因素汇合，交点之一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这个特别国债将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那么准备投向哪里？国家重大战略有很多，比如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区域战略，再比如海南岛、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还有这次作为重点强调的“科教兴国战略”，这都是国家重大战略。如果一揽子列出这么多，正确但范围太大。毕竟这些战略本身就各有资金支持，中央预算资金本就往国家战略方向倾斜，说实话，这新增的1万亿，对于这些方向而言，确实不少，但真要没有也可以。目前官方表述基本比较笼统，比如发改委主任在记者会上说“初步考虑，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建设”，这个范围就太大了，相信提到的每个领域都会投，但终究有主有次。小镇就直接点，说说自己的推测，仅仅是推测：新增的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应该类似于过去的特别国债，目标相对集中。过往特别国债有4次，三次新发行，一次续发。1998年发行2700亿元用于补充四大商业银行资本金，2007年发行1.5万亿用于外汇投资管理，2017年是2007年当期的6000亿续发，之后就是2020年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注意特别国债目标都非常聚焦。这次虽然看起来范围更大，但一定会有一个主线。小镇认为主线是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也非常契合当前的形势和重点，要注意联系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且“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也是二十大首次提出的，原文是“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可见这件事的重要性。但之后实际上很少提及，从国家具体落地政策和项目来看，也没有成规模的落地，基本还是过去的模式，这只能说明，是在准备、筹划，绝非不做了。这几年在国家项目开展上，有了很多调整，比如去年底的PPP项目改革，从财政部主管改为发改委主管，具体在《未来的重大改革：剑指金融，重塑分配》一文进行了解读。同样在去年12月的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一词被再次提到，注意这是2022年二十大以来，首次由负责宏观的部门正式提出，紧接着就出现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也是新政策出台的一般模式。所以，小镇在《一定要特别关注2024年》一文提到的，2023年仍然是承上启下、适应调整的一年，真正的改革落实要从2024年大规模开展。具体投向安全的哪些领域呢？小镇初步认为有这几个方向：一是大国储备体系。我们常说“备战备荒”，从2020年疫情时暴露了这方面的短板，这几年一直在重点加强。别说石油这种高度依赖进口的，就连中国产量巨大的煤炭，2021年发改委都以“加急”的形式下发《关于做好2021年煤炭储备能力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安排形成1.2亿吨以上的政府可调度煤炭储备能力，还要带动增加商业储备。至于粮食就更别说了，新的千亿斤增产计划已经明确，原有的高标准农田、水利、科研等，也会继续加强。石油、煤炭、粮食，都有特定的增强储备的方案和重点地区，这必然是安全的基础。其次：能源和矿产资源安全。国家极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决策核心原因之一就是想要大幅降低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很多人老说，电动车用的电也是来自于发电，凭什么说比燃油汽车好，但是要注意，发电厂的能源利用效率远高于汽车发动机，更何况中国电力七成来自火电，而在极端情况下，火电发电还能在短期内大幅提升，完全可以保障能源安全，但是燃油汽车怎么办？就算电动车用电全部来自于火电，也可以比传统燃油汽车减少碳排放至少30%以上，这是多么巨大的石油消耗？假如把乘用车全部更换为节能汽车或纯电汽车，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将大幅减少，必要时靠陆路等可靠来源就可以维持。当然，新能源汽车发展并非这次特别国债的重点方向，因为是发展问题不是安全问题。但是相对应的，推动以电力输送网络为支撑的清洁能源体系发展，寻找更多矿藏、增加储备，更重要的是向海外拓展，加强海外资源合作等等，这些都是要大大加强的。第三是国防动员能力。注意这一点没有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而是写在发改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中，关于国防动员方面的内容，就不展开了。大致去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发行？这跟大家也算有关系，因为极大概率是全部市场化发行，这也是近几年一贯做的，从1998年特别国债全部定向发行，到2020年已经实现了全部市场化发行。而且当前M2指标严重失真，恰恰反映有大量资金在空转，当下市场、公众也颇为缺乏稳定安全的投资方向，这是一举多利的好事。有意向的可以关注了，毕竟国债向来抢手。但是具体时间大概率要再过几个月，这跟发债的节奏有关。不管是国债、地方债还是企业债，也要遵循供需原则，短期内发行多了，市场上资金就相对紧缺，就会导致债券的利率上升，只有更高的利率才能顺利完成发行任务，从国家角度，当然希望控制国债利率在在合理范围内。前面已经提到2024年必然要加大政府投入，说白了就是发债，而且是靠前发债。目前已经排在前面的已经有去年底刚刚下达的提前批地方债2.71万亿元，目前还有2万多亿需要在接下来发出去。那么特别国债当然要排在后面。更何况，注意PPP模式转变代表的信号，现在的发债大都是锁定项目的，并不是说直接把钱给了，然后下面自己分配，都是要纳入监管体系的，这也是最近几年完成的改革。既然如此，想要拿到新增万亿特别国债的，就需要带着项目来申报，通过审核竞争了，才能纳入范围，纳入范围以后才能完成最终的报告，经过会议审议之后，正式对外发债。这种申报，当然是以地方政府为单位进行。基本上要到二季度的尾巴了，这样也能够与一季度形成衔接，在上半年把刺激靠前，方便今年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毕竟重点是为了安全，要从速从快。而这一系列的变化，也将影响到更多方面。其他文章推荐■

最近TikTok的事很热闹。目前美众议院下属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0的投票一致通过针对字节跳动旗下TikTok的剥离法案，接下来还有一些流程要走，先后众议院、参议院的审议，两院都批准后才会提交到拜登手里，拜登签署后才算通过。通过后，还要经过165天才会正式生效，换言之就算是最快的情况下起码还有半年时间。这个时间安排，非常有美国味道，对于关键的利益博弈，留足出牌的空间，接下来就看谁能占据上风了。TikTok也干了一件有美国味的事，在自家平台直接向用户弹窗，号召靠TikTok平台娱乐、赚钱的美国1.7亿用户，为了捍卫美国宪法规定的“自由”，直接打电话给美国国会议员，弹窗还贴心设置了一键拨打功能。目前已经有议员办公室表示，议员的电话响个不停。这事儿先不说海外、美国的反应，国内感觉有些人竟然惶恐起来了，觉得本来就是以可能渗透、影响政治为名推动的剥离法案，这时候还不赶紧低头认错，竟然还对用户大范围弹窗，直接硬顶，这种行为不正说明了自己有这能力，反而让美国人坚定通过剥离法案。其他类似的说法还有，总之认为不能掀桌子等等。怎么说呢，平时老有人强调不同，怎么这时候了，反而用中式思维去套美国社会？先说弹窗的做法，这在美国压根不算事，可不是TikTok首创，2017年的亚马逊抗议垄断法案的时候，就直接在首页悬挂标语，同样用美国宪法的名义，号召亚马逊用户集体反对，最终通过的法案，进行了大幅修改，完全在亚马逊接受范围内。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只要知道这非常美国味就可以了，根本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更谈不上跟美国政府撕破脸皮。更何况，就算撕破脸皮又怎样？要知道今年可是美国大选，两党之间本就争得你死我活，这种抗议，针对的从来不是整体，而是整体中某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本就有起码势均力敌的对手。这种以本土思维去揣摩他国的做法，也是某些移民难以真正融入美国的关键原因之一。因为思维方式和社会逻辑差别太大了，一个外来者想要融入美国，就三条路：拥抱新教为代表的传统价值、彻底接受多元化、团结起来坚决捍卫自身利益。这三个都不太容易，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行了，必须在身心思想上都进行调整。比如宗教，这本就有一套复杂的体系；而多元化，典型的如LGBT+，当有一天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并非男性而是某个其他性别，能否坦然面对，开心地说支持你的选择？至于最后的抗争，就是前面提到的问题，总担心直接对抗反而撕破脸。所谓入乡随俗，不同的国家、地区有不同的文化和规则。美国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本质就是有一整套秩序约束的丛林规则，信奉的就是实力，以结果论英雄。正如美国西部牛仔电影，遇事不决那就决斗，谁枪快谁有理，而按照对美国社会的研究，西部开拓恰恰塑造了当代的美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点，那就是在美国，有钱是真的可以在允许范围内为所欲为的，而这个允许范围根据力量的大小，也是可以灵活调整的。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朝令夕改”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美国“朝令夕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而是理所当然，必须要做的。换一届总统，之前的说推翻就推翻，哪怕以一国身份签的字也可以说不认就不认，例子太多，就没必要一一列举了。比如最近拜登的国情咨文，就大肆抨击特朗普废了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搞斗争，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是在哪里搞斗争，这块地方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明明下的是五子棋，连上5个就赢了，非得强迫自己用围棋规则下，没下几手就输了，又能怪谁？至于有些人说，TikTok大不了就关闭美国业务，让美国1.7亿用户试试退出以后的代价，然后就如何如何。有这种想法的接受社会毒打还太少，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谁是一定不可缺少的，一旦让出了自己的生态位，立刻就会被取代，形成新的平衡，而自己也丧失了最强大的反抗能力。学六神用金庸故事举例吧：当一群人围攻谢逊，要求谢逊交出屠龙刀就不杀他，最理智的选择当然是拿起宝刀战斗到底，争取一线生机，刀交出去了，难不成还会被宽待？到时候人家喊一声“先除恶贼，再分刀”，怎么办？如果还不明白，那就用现实的例子：还记得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现场，拿出了普京口中的洗衣粉，说这是伊拉克私自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这里需要强调下，鲍威尔当时拿小瓶白色粉末，仅仅是用来举例，说的是像这么多的炭疽病毒，就可以造成多大的伤害等，只不过后来被以讹传讹了。拉姆斯菲尔德针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有一段非常绕口、非常著名的话，绕口到翻译都听糊涂了，直到看到书面文字才勉强翻译出来，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下“已知的已知（known

周末聊聊身体健康，对于个体而言，就算遇到一时的机遇或者危机，也不过是快几年、晚几年，拉长时间，从整个人生的维度看，决定一个人境遇的只有身体。从很多数据来看，这些年，国人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比如非常综合性的生殖健康，不孕不育率不断提高，男性精子质量更是逐年下滑，女性保胎变得更难，至于其他慢性病的发病率更别提了。前几天去了趟医院，候诊的十几分钟就看到好几个来咨询腰椎颈椎疼痛的，年龄跨度非常大，最小的看起来顶多刚成年。后来咨询了下，原来颈椎和腰椎病发病率极高，比如颈椎病发病率甚至高达13%，注意这里的颈椎病并非感觉疼就算，而是经过医院严格检查之后确定的。要知道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才9.7%。更大的问题在于，人体就是靠骨架结构支撑的，脊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出现问题，必然导致失能、行动不便、劳动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不但患者要承受痛苦，还要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帮助患者，损耗更多的社会资源。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脊柱病，与现代生活工作方式有关。人类这套S形的脊柱，是为了适应直立行走而进化的，十几斤重的脑袋靠S形的弯曲支撑，整个上半身又通过胯部、膝盖等由下肢支撑，这样的结构，根本不是用来长期伏案低头的。现在的生活工作都知道，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极为普遍，这对颈椎、腰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重要的是，颈椎和腰椎绝不仅仅是骨头而已，骨头周围的肌肉也非常关键，这就像吃羊蝎子，如果店家只上羊椎骨，一点肉都没有，能愿意吗？而肌肉就有疲劳。现在可以试试，高举自己的一只手，看看能举多久，5分钟？10分钟？最多10分钟肯定会觉得酸，想要换换手，这就是肌肉疲劳。想想看，十几斤重的脑袋，全靠颈椎撑着，如果不是国旗仪仗队那样标准的坐姿、站姿，脑袋的重量压在错误的姿势上，意味着颈椎每时每刻都承受着几十公斤的重力（比脑袋重量更大），体验下自己举几分钟就酸痛的胳膊，想想看颈椎痛不痛？但是没办法，现代生活的压力，让人渐渐忽略了颈椎、腰椎的感受。想着正在工作、学习，还有好多事要处理，没法专门去调整，又或者玩游戏、刷视频、看小说正开心着，更不舍得离开，这种对精神的极大欢愉，压住了肌肉的求救。就算有人有意识的每隔半小时、一小时起来走走，但放松的也不过是大脑、下半身，颈椎腰椎实际并没有得到休息，仍然处于过度受力状态。本来因为现代生活方式和人体结构的冲突已经很严重了，可偏偏人体骨骼系统是最早衰退的。医学界有个观点：相当多数的病，本质是老了。注意，这个老可不是指年龄，而是指实际的生理状态。一般而言，人体各器官开始衰老的时间如下：脊柱最先衰老，巅峰大概是成年之后一两年，大概20岁左右椎间盘开始老化。椎间盘就像是致密的结缔组织包着一团水，成年之后，水分就开始丢失，椎间盘不再通透，水分的减少导致椎间盘高度下降，两边骨头的距离越来越近，这对于脊柱的损害是最大的，会导致磨损加剧，出现种种不适状态。20岁：皮肤开始退化，失去光泽；30岁：骨骼肌衰老，而骨骼肌的衰老，加剧了人体的衰老；40岁：脏器开始衰老，导致气血不足；50岁：肝脏的代谢能力下降；60岁：大脑开始退化，血管也出现硬化，导致记忆力下降。如果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全身骨骼肌会进一步衰退，导致无力支撑脊柱，特别容易感觉到腰酸背痛。70岁以后，身体全方位退化，身体到处多少会有一些问题，之后活得越久，因为衰老而出现的病变越来越多。但是，这并非注定的，人力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理想情况下，就算60岁了，也能看起来像30、40一样，甚至80岁也照样能享受生活。这就是：长生不可能，但可以不老。长生要靠人类科技的整体进步，靠人先天的一点天赋；而不老，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拿最先老化的脊柱来说，这已经是常人最容易发病的。根据某国内顶级骨科医院的统计，每10万人中，有1047人颈痛、2823人腰痛，这里的痛可不是自己感觉，而是医学病理上的；而据统计，仅我国潜在的颈椎、腰椎患者就高达2亿人，这么高的概率，意味着几乎是每一个人一生中都要面临的。脊柱等骨骼系统，有磨损也会有修复，但问题在于修复的速度远跟不上磨损，而且有些修复可能恰恰是痛苦的来源，比如为了强化支撑而长出来的骨刺。生活、工作的方式无法避开，电子产品也无法摆脱，人只能接受当前骨骼结构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客观矛盾，想办法自我强化。归根到底，还是锻炼，针对性锻炼和放松。但是，这又有一个严重问题：对自己身体状态的把握严重不足。小镇之前分享每周运动，后来不提了，有一个原因是有读者在小镇激励下，突然开始运动，但是对自己身体状态严重缺乏了解，很容易用力过猛，更甚至受一些网络言论的影响，什么疼就说明有效果了、一定要继续坚持等等。这都是错误的。前不久贾玲的电影热映，她一年的成果极为显著，但是绝对不适合普通人效仿。这种级别的减肥健身，一定要有一个极为专业的团队提供支持，根据贾玲本人的身体特点和状态，定制每天的运动、调节营养，这显然不是普通人能享受的。所以，循序渐进、确保安全、长期坚持，才是普通人锻炼的原则。而锻炼更是要明白什么时候可以锻炼，什么时候必须休息。比如当自己感觉到颈椎、腰椎不舒服了，疼了，这时候想起来是不是自己缺乏锻炼，于是网上淘了一堆训练教程，就开始大练特练，这就错得离谱了。当人体有了明显不适症状，任何运动对于治疗症状都几乎没有任何效果，甚至往往会恶化；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休息，休息好了再练。而练习也要搞清楚自己的目的，针对自己的症状对症下药，比如觉得脖子僵硬，那就要增加柔韧；觉得肌肉无力，那就做多抗阻，等等，具体不一一列举。对于大多数人，一个最简单、最适合也是最欠缺的运动就是力量运动，目的就是强化肌肉，是阻止衰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单纯去跑步等有氧运动，而不进行力量运动，反而可能会让人显得更老。还是用脊柱的例子解释下肌肉的重要性。人不是只靠骨头支撑的，肌肉极其重要，而且要注意人体是一个整体，任何一部分的短板都会带来连锁反应。比如现代人脊椎病多发常见原因是久坐，而且是姿势错误的久坐。最好的坐姿，就是幼儿园、小学教的，挺胸抬头收腹，但很难坚持，关键是中国当代人腰腹部核心肌肉群往往很差，力弱导致腰挺不起来，进而含胸驼背，这样的姿势下，脑袋会不由自主地前伸、后仰，于是极大恶化了颈椎和腰椎的状态。肌肉力量不足，也容易导致出现脊柱侧弯。年轻的时候感觉还好，是因为骨骼肌开始衰老是从30岁开始，而且椎间盘和骨骼的状态相对还不错，但是等老了以后，身体状态直线下降。很多老人行走不便、腰酸背痛，原因在于肌肉力量衰退，整个人体的重量通过脊柱压在下半身，人老了骨骼肌萎缩，导致髋关节、膝盖变僵，能够活动调节的空间大大减少，反过来导致脊柱不能维持在合理结构下，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如何破解人体的老化？这倒不难，只是知易行难。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睡眠、充足的营养，让人体修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健身习惯，一定要重视力量训练，其实老年人更需要力量训练，但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基础，一定得注意适度、循序渐进，特别要重视腰腹臀核心肌肉的强化，只要肌肉够强，就算腰椎骨头有些变形，也不要紧。最后，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好心情，天塌了，只要身体没事，就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以现代社会的繁荣，只要身体没事，哪里不能生活。祝大家得享不老人生。推荐配套阅读：《如果想多活几年，强烈建议看看》《修改设定，掌握人生》其他文章推荐■

最近大家感觉新词很多，比如昨天提到“新质战斗力”，有读者希望小镇谈谈。但实际上，这些提法早就有了。比如新质战斗力，看起来是在新质生产力提出之后，也就是2023年9月8日视察78集团军时讲到“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而在前一天的9月7日正式提出新质生产力。但其实不然，新质战斗力提出的时间还要更早，比如2020年7月23日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讲到“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孵化和生成”，2015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刊文提到“新质作战能力”。而现在关注的高质量发展等等词汇，实际都是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了，原文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回答一个疑问：现在提出的种种政策和发生的改变，是突然发生的，还是早已明确。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未来政策走向非常重要。如果是早已明确，那就说明当下的变化实际是一直稳步推进的，只是之前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有意外因素影响，所以延迟到今天，那就意味着不要再妄想回到过去。每个人都有梦想，国家领导人当然也有，而领导人的梦想也就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小镇一直在想用什么来准确表达对领导人梦想的感受，突然想到了当年特别火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有一句经常提及的名言“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恰如其分。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影响极大，绝不只是文化作品而已。不仅是“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主题词，还有很多表述，也明显在回归2017年，比如去年国务院组织第一次专题学习，就提出了“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个词同样出现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综上，现在感觉是刚刚提出、突然强调的新政策、新词汇，其实并不新，而是开始落实2017年就确定的事。至于之后几年为什么提的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调整方向的改革需要很多前置基础；二是2017年之后，意料之外的冲击一个接一个，因此不得不将重心临时调整到危机应对。而现在基础有了，各种冲击就算没结束，起码也适应了，而且正在好转，这就意味着风险和挑战仍然存在，但已经从未知变成已知，就算应对起来再难，也完全可以将这种负面危机纳入统筹。这就像做生意一样，哪怕在一个比较混乱落后的国家做生意，把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部提前算进成本，大不了估算的更严重些，只要账算的过来，照样可以做，典型的比如印度。于是曾经提出了，只是暂停的，就可以继续执行了，实际上方向并没有变化，而且至少从2017年开始，整个决策层就有高度共识，这个共识针对的就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以及怎么做好应对，以此确定了政策决策层共同的决策梦想：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想想看最近几年的新闻，无论是2030年载人登月，还是目标在新中国100周年时，航天器飞到太阳系边缘的深空探测目标；亦或者以近期提出的“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各种产业规划，以及为完成这些宏大目标而做的包括体制、机制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改革。都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梦想是“星辰大海”，那当然必须以制造业为核心，而不是以房地产又或者金融为核心，后者的无序扩张只能把人类锁死在地球上，又何谈星辰大海。站在这样的高度，也就能理解对房地产和金融等领域的态度绝不会动摇，就像2017年时任发改委主任，就解释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他在演讲中将“重大结构性失衡”明确为三方面：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后两个针对的就是可能出现的“脱实向虚”，于是后来就开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有了去年开始大刀阔斧的行动。也解释了为什么二十大报告，提了教育、科技、人才、文化、体育等等强国目标，偏偏没有提金融强国，即使后来开始谈“金融强国”，但也不同于其他强国目标是希望这些领域变强，“金融强国”强调的是金融应该怎么做，才能有利于国家强大，核心就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也就是小镇最近格外关注制造业的原因，站在足够的高度，才能避开种种误导，看到迷雾遮掩下真实的世界。其他文章推荐■

当今世界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美国，世界霸主，军事、外交和金融超级大国；另一个是我们自己，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是的，没有看错。小镇并没有贬低美国的实体经济，注意是“实体经济”。虽然网络上都说美国“脱实向虚”“去工业化”，但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美国实体经济占比甚至比我们还高一点，。美国现在发生的，本质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世界霸主的特殊地位以及3亿人口规模共同要求的结果，所以美国的实体经济高度集中在高价值的生产性服务业，而制造业不断萎缩，仅保留了无法转移出去以及不能转移出去的产业。美国极为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典型代表是以苹果为代表的强大供应链管理，以英伟达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还有以诸多工业设计软件为代表的高价值产业，这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目标，只有这些产业，才能提供海量的高收入岗位。事实上，按照中国的标准，交通运输这类物流产业，也属于服务业，小镇在《这个领域，一系列事关国运的超级工程即将动工》等文章也分析了，中国目前物流成本过高，虽然有中国实体制造业规模庞大、内陆运输成本高等因素，但物流总费用占GDP常年维持在15%左右，这里面有太多可以挖掘的潜力。所以2月23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重点研究了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当天国新办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当天参加了财经委会议的交通运输部长专门谈了对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看法，认为“单一环节成本低、全链条运行成本高”是当前最为突出的矛盾，最大的问题是“物流资源配置效率低、流通循环效率低”。就此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部署，具体内容不赘述了，仍然是集中在交通领域，但事实上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涉及的远超交通领域，需要更高层次的介入。举物流成本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在生产性服务业这个领域，我们还有多少需要做的、能够做的，倘若把这一部分大幅改善，GDP增长每年多2个百分点都不奇怪。承认短板，绝不意味着否定优势。甚至我们存在明显短板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足以说明我们优势之强。那就是制造业。人类历史上，哪怕工业革命爆发之后，从未发生过某一国的制造业规模，超过世界前十从第二到第九总和的情况，注意这不仅仅是用产量作为标准，以增加值计算仍然如此。这已经不能用人口来解释，无论以哪种标准，世界制造业第二到第十的总人口数都超过20亿人，这其中还包括纵横世界两百余年的G7大国。当然，衡量标准是“灵活多变”的，某个技术在中国不掌握的时候，就是“某某明珠”，就是人类未来的方向，总要拿来贬低中国；可当中国突破以后，就成了别人不要故意扔了的大白菜。最典型的就是最近的两个产业，新能源汽车和5G。前者西方各国累计投资至少上千亿美元，一个比一个激烈地制定了淘汰燃油汽车的时间表，当时某些人的讽刺犹在耳旁，结果当中国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西方各国却纷纷宣布暂停淘汰燃油汽车后，一些奇怪的言论出现了，诸如“中国掉进西方陷阱”之类，挺有意思。而一直被攻击的5G，偏偏西方最近又炒起来6G联盟，这个话题已经是2020年的冷饭了，4年了又热了起来。所以，当小镇说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质疑，比如质疑中国的制造业高度依赖出口，认为未来出口下降、脱钩断链会带来极大冲击等等。先说一个基本的事实，在20多年前，中国制造业确实对国外依赖极大，也就是“三来一补”，既“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零部件，依靠中国当时低廉的人力成本完成组装加工之后再出口，现在的越南、墨西哥等干的就是这种。但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中国的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从国外进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反而是国外品牌需要在中国建立全套生产线以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内需越来越旺盛，国内制造商更加关注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体现在这几年国内商品越来越精致、迭代速度越来越快。所谓的“脱钩断链”，不过是舆论攻势罢了，本质是中国产业生态圈的扩大。想要建立一套独立于中国的新全球产业链哪有这么容易，更何况几十年过去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中国一国的制造业就相当于西方之和，建立一套新的生产链，只有掌握全球制造业大头的国家才有资格做。所以哪怕是舆论战，西方做的也无非是自欺欺人，仔细分析下这几年中文网络上被吹捧的几个所谓的能够“替代中国”的国家，搞的全都是容易的。无非还是“三来一补”，而与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些国家根本不具备独立升级的能力，因为没有扎实的能源和工业基础，甚至不具备独立发展火电体系的能力。想想《顺昌逆亡，高歌猛进》分享的产业的三个圈层，目前这些国家搞的都是面上的终端产品。以服装为例，有成衣，但却没有相匹配的纺织工业，更没有支撑现代化纺织工业的装备制造业，而更上游的冶金、元器件等更是不具备。这些被说成是“替代中国”的国家，其产业基础建立在中国的产业链基础上，依靠中国的重工业、能源基础，实质是中国产业生态圈的扩大，是中国标准的出海，站在国家角度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对于国家层面的宏大议题，“身边经济学”“网络经济学”可以参考但并不可取，最简单的道理，发财的少有人张扬，反而是不顺利的更愿意发泄。我们万万不要妄自菲薄，中国能够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跟我们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国民素质密不可分，我们可以用40年完成的，纵观全球所有国家，有哪一个敢说能在同样时间内完成？就算欧美不惜一切、变卖祖宗家产去扶持，也总得几十年时间。几十年时间，冒着世界格局大变的风险，几十万亿美元的砸钱，这是疯子都干不出来的事。正因此，这些所谓的“产业转移”，多多益善。因为工厂、配套都需要海量资源投入，当工厂和配套设施完成，要开工了，对于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只会更大，“卡脖子”可不仅仅是高科技产品，真正“卡脖子”的还是工业生产的本质：规模、成本和稳定供给。没有了中国提供的充足、便宜、稳定的能源电力基础，没有产业所需的原料、零部件，这些工厂又该如何维持生产？在变革的岁月，制造业才是根基。这是多少舆论战的谎言都无法遮掩的。事实上，外国、外资们并不蠢，蠢的反而是国内的某些看不清时代大势的失败主义者。欧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产业资本一直在扩大在华投资，2023年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再创历史新高，而欧美金融资本也非常眼馋，只是在严格的金融监管限制下，不好操作罢了。对大多数人而言，莫要上了这些“妖人”的当，面对不确定性，可以更加保守，但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别看怎么说，而要看怎么做。总有人遇到点不如意就动辄高喊要“润”，总觉得是国家限制自己投奔其他国家。实际上真要想“润”，难度并不高，对于头脑不清醒的，想走就走、好走不送、别再回来。2022年佩洛西“窜台”之后，采取了8项反制措施，第四项就是“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最近美国方面拍了个节目，据美国移民局公开数据，过去一年多拟遣返3万余名中国非法移民，但一概拒绝接收。这一年多有多少热点是围绕非法移民？比如前不久的得州边境移民问题，又比如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出来希望安置在美流浪人员等等。网络里，舆论战从未停止，但这种扭曲、扰乱效果极为有限，因为我们的决策体制，有一道坚韧的“血脑屏障”，舆论越嘈杂，反而会让决策更加坚定。唯一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广大执行层。这些人绝大多数对国家是热爱的，希望国家变得更好，但由于被这些舆论杂音干扰，难免影响到对现状的判断，可能陷入悲观、负面的情绪，也影响到了决策的执行。这就需要通过加强学习来应对，既：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其他文章推荐■

有一句话经常被提起：“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但任何判断都要基于特定的历史阶段，过去成立的现在未必成立。更何况，二战后至今几十年，新成为发达国家的有几个？1964年之后只有一个韩国，还是韩国主动申请，这个“主动”有多少是被迫的？数来数去，全世界富起来的国家还是那些老牌国家，是本来就发达；其他如沙特之类靠卖资源富起来的，可以说是因为跟美国搞好关系，但这些国家的富也是建立在支持美元霸权的基础上，付出了很大代价。除了少数有资源禀赋的国家，还有几个因为跟美国搞好关系发展起来的？当然反例确实有，那些跟美国关系不好，或者美国不想关系好的国家，要么常年陷入战乱，一落千丈，比如伊拉克、叙利亚，又或者不得不维持极高的安全成本，比如俄罗斯。但客观地说，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就是不想跟美国搞好关系，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小镇反正一个都没找到，毕竟美国的实力摆在这里，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被美国长期针对的国家，它们也想和美国搞好关系，为此不断让步，直到让无可让，但也一定会留下周旋的空间。就连俄罗斯，为了融入西方付出了多么惨烈的代价，但是美国就是不允许俄罗斯融入，因为美国需要一个敌人，需要让欧洲保持分裂，所以俄罗斯只能绝了融入的念头，但也仍然避免和美国爆发直接冲突，心照不宣。客观地回顾过去几十年，对于“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句话，要有新的认识：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或者美国允许搞好关系，才能够减少在安全等方面的额外开支，才能够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下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才能把更多资源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于是国家才富起来了。全世界多数国家都可以对美国低头换取发展空间，除非达到一定程度，超过美国可以容忍的限度，换言之，就是能够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就算短期内因为更重要的战略目的宽容一二，但最终一定会进行遏制。原因很简单，正如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反美，是因为美国的实力摆在这里；有的国家，美国也绝不放心，也恰恰是因为实力和底蕴。是哪几个国家，美国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得很清楚，所谓的“决定性十年”。这些年，中国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已经在任何方面成为无可争议的TOP2，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世界第一，“修昔底德陷阱”也一再被提起。就好像，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是中国自己主动规划的，不成为第一就不行。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在任何一份国家层面规划中，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世界第一的规划，中国的目标从来只是针对自己，从不针对任何国家。“老三步走”目标是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新三步走”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谈的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高的目标也只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一直努力让我们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且不同于西方列强，我们走的是一条自力更生、不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从某些西方叙事中，看起来我们充满攻击性，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珍宝岛、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但没有一个是我们主动而为，全是在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候，偏偏有虎狼豺豹当道，我们只能拿起枪赶走虎狼豺豹，但是只要达到最基本的战略目的，无论取得多大的战果，从来不顺势扩张，以战果证明我们争取和平的最大诚意。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当道有猎枪对印作战如此顺利，但说撤就撤了，现在有人论证是因为后勤保障吃力，不得不撤。的确后勤有难度，但是再难能比1950年的朝鲜更难？印度军队再强能有1950年的美军更强？可以回看下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目标、口号，没有一个指向其他国家，只是因为某些国家挡在了中国前进必经道路上，不得不想办法开路，仅此而已。总不能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维护自己本国公民的安全和尊严，都成为罪状吧？驻日韩美军肆意妄为，日韩两国敢怒不敢言，这就对吗？美国非要干涉一国主权，不允许一国维护自身主权，这难道就对吗？但偏偏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纵然有无数的道理，都抵不过强就是“道理”，哪怕这个“道理”是歪理。正如开头讲到的，在当今这个世界，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且美国不介意搞好关系，才能节约不必要的安全开支，安心发展本国经济，虽然要付出更大代价；别说后发国家，就看欧洲，不也把安全开支转移给了美军，冷战结束后就大规模裁撤军队，军费常年维持极低水平，以至于特朗普不干了，要求欧盟分摊美国军费。对于全球多数国家而言，向着美国这个世界最强的霸主低头、跪拜甚至跪舔，才是最理性的选择。美国也不介意这些无法威胁到美国地位的国家低头，这也能节约美国的成本，毕竟美国再强，也不可能真的对抗全世界，先不说能力，付出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甚至如果乱的地方多了，也会动摇美国的霸权。比如这几年，美国越来越压不住了，也门胡塞武装接连袭击美国军舰，美国也无非发射几枚导弹空袭下港口，无论也门胡赛武装发射了多少导弹、无人机，美国对外口径永远是全部击落、无任何损失。但下跪，是小国特权，大国没有资格跪，跪就死路一条。中国的目标一直是好好过日子、过上更好的日子，对外交往，向来是和和气气，最好谁也别占谁便宜，不分国家大小，充分尊重他国利益，对其他国家有利的，只要不损害中国利益，中国都支持，甚至如果某个国家出于无奈，比如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损害中国不触及底线的利益，那多半也能理解。对外合作，也是建立在双方都有意愿的基础上，从来不去强迫谁，如果条件暂时不具备，那就先放放，等条件具备了再推进。面对西方，最大的诉求无非是双方好好做生意，对于一再挑衅中国的小国，也始终保持克制，这样的全球TOP2国家，可以说前所未有。对于美国这个霸权国，实际要求更低，最基本的要求无非是不能损害中国最根本的利益，那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要在底线问题上玩火，再多也无非是要求尽可能公平地做生意。接受霸主有特权，但好歹有个限度，起码尊重下美国没能打赢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事实。这要求高吗？但就算这样，仍然有些人总喜欢指责中国让“友邦惊诧”了，觉得中国太张扬了，跪下去的人眼中，站着才是大逆不道。综上，虽然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成为世界第一，只是想正常的过日子，但偏偏我们只有成为世界第一，才能实现这完全不高的要求。更何况，我们完全有底气，又凭什么不争？每年两会，中国军费都会被某些国家用来制造舆论，今年也不例外，某些媒体报道就充满扭曲，在中国军费同比增长7.2%前面，总要加上“突发”两字，想要渲染什么不言自明。国内民众当然支持军费的合理增长，毕竟钱不用来搞国防，就得用来赔款，这个道理中国人太明白了。更何况，中国军费真的高吗？按照5%的增长目标，预计占2024年GDP的比重只有1.26%。如此低的占比，放在普遍被认为马放南山的欧洲，都排倒数第四，仅高于比利时、奥地利、卢森堡。世界平均水平是2.5%，美国2023年军费占比更是高达3.2%，2024年8860亿美元的预算占全球军费的四成，就连日本2024年军费同比增长都高达16.5%。如果从军事人员人口占比来看，中国每千人只有2.9名军事人员，而美国高达6.3人。甚至这个比重，还大大低估了中国坚持和平的诚意。参考军费支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虽然这种比较并不太科学，军费支出也不仅仅是装备制造，一国军事建设也并非完全依赖本土，比如美国武器制造对中国出口的依赖就不低，但这个占比可以体现一国制造业多大程度用于军事。美国2023年工业增加值为28500亿美元，军费支出8579亿美元，比值为30%；中国2023年工业增加值为39.91万亿元，军费支出1.55万亿元，比值为3.9%。到底哪个国家穷兵黩武一目了然；区区3.9%的比值，也充分证明，中国一旦稍微认真进行军事准备，能够调动的力量有多么巨大。和平时代，制造业效率和规模优势还不好发挥，处于价值链高位的能够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但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同样的炮弹，800元人民币一发的，就是比8000美元一发的更有力。中国军工制造成本更低，这是中国的本事，也是努力换来的，凭什么要自缚手脚，非得按照某些人想的按照购买力平价降低军费支出。中国的存在，不需要偏向任何一方，只需要不按照美国的意志去孤立某个国家，就足以让美国的制裁破产。俄罗斯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俄罗斯，我们不过是保持最基本的正常贸易而已，甚至还主动对某些民用产品进行出口限制，但战争爆发两年，俄罗斯经济却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好的表现。这也说明了，战争与和平逻辑的不同。现在国家已经极为克制了，倘若真的按照民意来，就算军费只到2.5%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制造业也可以轻松供应，只是我们的目的仍然仅仅是过上正常的日子罢了，并非针对任何国家。中国无愧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基石。其他文章推荐■

2024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宏观的比如国际形势，美国、俄罗斯大选影响，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未来演变，以及是否可能爆发第三场冲突等等，这些先放一边。作为中国人，现在又是大会期间，对于政策的关注度相比很高。之前小镇也分享了很多关于未来决策方向转变的文章，核心一条：未来的路，不同于过去几十年，一定要打破自己心中的路径依赖。在很多领域都在发生根本的变革，比如金融领域，这是截至目前，最后几个有待深层次改革的领域；而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户籍制度，这种涉及国家根本的极深层次改革也已经列上日程，参见《一项最好在十年前启动的改革，终于开始了》。对于改革，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在增量大、顺利、向上的时候，进行高难度改革。这样改革阻力相对小，但问题是要逆人性，有些深入到灵魂的改革，在顺利向上的时候，问题容易被遮掩，也不容易获得改革的充分理解和支持。比如股市，如果现在股市是一个大牛市，那么要对金融进行深层改革，破除金融精英论、特殊论，要求金融服务实体，会不会更难？二是危机倒逼、助力改革。大家更支持哪一种呢？2023年有很多变化，但仍然是承上启下、适应调整的一年，真正的改革落实要从2024年开始。比如国企改革，上一个三年改革已经结束了，中间空了一年，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具体负责国企改革的直接负责人去年8月刚上任，了解熟悉这个体系就需要时间。2月27日，国资委召开了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4年第一次专题推进会，这个会看起来层次不太高，但意义重大，意味着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式起步。而未来，国企对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更何况，组织机构改革中央部委层面刚刚结束，地方还在继续中。方方面面加在一起，都决定了，2024年需要更特别关注。其他文章推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未超出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范围，尤其是中央对宏观形势的判断保持不变，2023年工作总结、2024年工作方向等内容基本保持一致。这一点特别重要。小镇在《事关明年经济，今天的两个重磅会议》一文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就提到，现在的决策更加动态，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变。比如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大任务第一项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但是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变化，更侧重长期主线任务，也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后来的“新质生产力”。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天两会正式作报告，2个多月内也发生了一些事，比如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但显然这些事并没有影响中央的总体判断，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仍然会更倾向于中长期的战略。今天的报告，小镇最关注的是“新型城镇化”，报告中还提到“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深化户籍改革”“以人为本”等。任何国家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房地产都是重中之重，现在的美国近两成的经济也是房地产支撑起来的。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又遇到房地产受挫，过去的惯性被打破，都想知道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又该从哪里寻找动力。而小镇之所以关注，也与10年前有关。10年前也就是2012年，当时前总理上任前最看好的就是城镇化，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城镇化和美国高科技是21世纪推动全球经济的两大动力。当时城镇化极其热门，热度还要高于现在的新能源和人工智能，但方向很快就歪了，被房地产商利用，让本来已经通过各种限制政策稳定下来的房价再次暴涨。最大的问题是，当时的城镇化把人当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瞄准了农民转移进城带来的经济增长，很多农民掏空了口袋在城市里买房置业，但问题在于，大量进城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张户籍背后，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方面面的欠账。这是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如欧美等先发国家，是先完成了城乡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之后，人口才大规模进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入城市，中小城市人口进入大城市，障碍要小得多，不需要政府做太多事，人口自由流动即可，最终会促使全国范围内人均劳动生产率基本均等。但后发国家就不行了，先发生人口大规模进城，城市里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在很多国家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这就还是人进城了但享受不到城市的服务。中国介于这两种之间，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但又绝不允许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窟，就必须对人口城镇化进行一定的限制，在农民在城市里没有彻底扎根前，不能急于断了农民的退路，农民的宅基地和土地基本保留，遇到波动还能回家，起码有饭吃、有活干、有房住。所以，10多年前的这波城镇化热潮，也是第一项被纠偏的工作，原本盛传2012年底要召开中央层面的城镇化相关会议，但实际到了2013年底才召开，而且风向也发生了180转变，明确说“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要求各地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拔苗助长。随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定调，这一波城镇化热潮基本冷却，后来虽然也出现了一轮房地产价格暴涨，但城镇化进度相对平缓，基本保持1年1%的增长速度，从2013年的53.73%涨到2020年的63.89%，以及去年的66.16%。但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强调人口城镇化要有历史耐心，避免了短时间内大量人口涌入城镇导致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但由此也出现了种种限制，导致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新的人为歧视。比如各地将户籍与购房挂钩、搞积分制落户等等。又比如一些地方提供的保障性住房，本应该平等分配，尤其应该优先保障低收入人群，结果实际更偏向于有一定学历的人，农民工学历偏低、收入也偏低，结果在福利住房上反而被歧视。还有些地方，搞的户籍改革，说白了就是盯上了农民的土地，一夜之间把农民户口由农改非，土地被拿走，失地的农民却没有得到社保等基本补偿，成了光脚进城，只拿到一个城市户籍。但问题是，光户籍这张纸有什么意义？大家真正在意的是城市户籍背后代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公共服务资源，农民是进城了，生活成本大增，名义上成了市民，但是并没有市民享有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连农村户籍代表的土地和宅基地以及其他福利也没了，被夹在中间。这背后关键原因是“钱谁来出”。从事后复盘，推进农民进城且享有市民同等待遇，最好是在房地产红利期，把各地暴增的土地收入，起码有相当部分补给进城农民。比如视同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而不是基本拿去搞城市基建，又或者搞其他项目，结果土地财政的最大红利，由原本在城市里的市民分享，广大农民获得太少，甚至成了房价暴涨的“接盘侠”。毕竟农民虽然没有获得平等的待遇，但也已经事实上普遍进城，从一个数据就能看出来：根据七普数据，中国城镇常住人口比城镇户籍人口多近3亿人，中国城镇化率统计的是城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2%。意味着三分之一的城市常住人口，从享受的公共服务上讲，属于事实上的“二等市民”。变化出现在2022年，二十代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注意2013年说的是“历史耐心”，2022年改为“加快”，后来“以人为核心”也在2023年1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为“以人为本”。强调“以人为本”，也正是吸取10年前的教训，明确城镇化的本质，不是为了拉动经济，而是服务于人，重点在于把政府对农民尤其农民工的欠账补上，推进公平。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政府报告，会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放在一起，提到“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等，而这也是从2017年开始强调的“城乡融合发展”“县域”概念。针对的就是目前近3亿，以及未来潜在的至少2亿待转出的农业劳动人口，合计至少5亿人。想办法让这些人能够在城市扎根，从事非农产业，足以解决很长一段时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将带来庞大的消费增量。只有当人享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消费的意愿才会更强烈。当前，中国人均GDP基本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居民消费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0%，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17.8%，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只有12.8%，整整5个百分点的差距。关键就是对农民、农民工的欠账。补上欠账，不仅是共同富裕的要求，更大利于经济。但坦率地说，现在推进难度比10年前大得多，房地产红利已经结束了，各地土地收入快速萎缩，而房价已经拉高，农民想要在城市里扎根难度更大。还是老问题：钱从哪里来？过去10年的经验教训表明靠市场和地方很难办，只能靠中央来推动。市场毕竟是逐利的，而地方也很缺乏积极性，原因在于，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当前的财政预算体制并没有与人口的流动相绑定，人口大量流入的地方享受到丰厚的人口红利，而这些人口的养老、医疗、教育等支出，却是由人口流出的地区承担，那么人口流入的地方，当然没有积极性给流入的农民缴纳社保。以前土地收入高的时候尚且不愿意做，何况现在。但要说解决不了，那也不至于，但必须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市和农村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这也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的“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比如农村宅基地的改革，起码在大城市周边县区，可以先做起来。而这种改革，难度可以说数一数二，是过去几十年都没能很好解决的。这类改革显然要在增量中进行，否则很难进行。最简单的道理，让已经在城市里常住的农民孩子，在所在城市享受平等的上学、中考、高考的权利，阻力有多大？可以说每一个城市已落户的市民，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改革的增量在哪里？两会前夕，2月28日，总理会见了美国商会访华团，明确讲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四大动力：先进制造业、新型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绿色低碳转型。这个描述跟年初达沃斯论坛演讲基本一致，显然接下来就会在这四个方面发力。有意思的是，并未提到数字经济，当然可能是作为基础，内化于几个方面。去年，新型城镇化也是被重点关注的，比如“三大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这是城市要做的；而在乡村，大规模的公共服务建设也正在开展，2020年的一号文件重点是要求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总书记明确指出“城乡差距大最直观的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大，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快推动公共服务下乡”。更多的政策、讲话不一一列举了，只说一个数，2019年农业农村部就公开表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需要至少投资7万亿元。城镇化欠账很多，本轮新型城镇化能够补上多少欠账、能够推动多少深层次的改革，尚未可知，但总得想办法闯过去。其他文章推荐■

昨天写《顺昌逆亡，高歌猛进》，从产业和供应链角度谈西方，其实还没下结论，只是进行了些探讨，但从有的留言看就有些难以接受了，觉得小镇这种“无脑”吹嘘，属于误国。中国当然也面临很大挑战和困难，但我们的优势也要看清楚，这样才能抓住真正需要解决的点，自大和自卑都要不得，知己知彼必须是建立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那索性说得再透一点，谈两点。第一：美国政府当前鼓吹的再工业化不可能，除非从底层改变美国资本市场基本逻辑。注意，这里说的“再工业化”，指的是类似于雷蒙多这两天说的美国制造2030，还有其他美国高官等画的大饼。2024年毕竟是大选年，所以无论美国还是俄罗斯以2030年为目标，把目标设定的非常宏大，这都很正常，而且毕竟不像普京已经锁定胜选，美国方面拜登挺危险的，所以饼要画的更大。但问题在于，再工业化，哪怕是高端领域的再工业化，这也是与美国资本市场的基本逻辑不符。1970年代，美国提出了“股东至上理论”，认为公司的作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股东的利润最大化，这一理念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华尔街以及众多美国跨国企业的最高信条，坚固不可动摇，这也是美国股票虽然有周期，但确实更容易赚钱的根本原因。但从一国制造业角度，危害极大。以“股东至上理论”为基础，美国推崇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崇尚轻资产的运营模式，制造业这种投入大、利润薄的恰恰是要被首先甩出去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政治正确。如果一家美国企业，仍然保留类似制造业的部门，会被整个资本市场唾弃，由此诞生了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模式：全球无工厂模式。关于这个模式，小镇专门介绍过，参见《藏在水面以下的真实世界》，以苹果为核心代表，苹果虽然产品是实体的，但苹果公司在美国属于服务业公司，并没有任何制造业部门，而是通过把生产制造逐级外包，由苹果掌控供应链，从而建立了苹果帝国。这种模式当然有非常大的好处，利润极为丰厚，掌握尖端技术，股价也节节攀升，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可不全是好事。类似于昨天《顺昌逆亡，高歌猛进》强调的，当高端创新与制造脱节，必然会逐渐丧失竞争力。更加危险的是：制造现场，恰恰是源头创新的根基。比如现在就出现了，美国最先进的技术研究出来以后，需要在中国才能落地。美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2014年开始陆续建立了20个制造业创新研究院，帮助将实验室技术进行成果转换，从而接近商业化，但区区20个，实在太少了，这条从实验室到产业的桥，流量极为有限。这一点欧洲要做得好很多，欧洲的尖端企业仍然尽可能保留不赚钱的制造业部门。比如瑞典轴承制造商SKF，这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轴承公司，但仍然保留了自己的轴承钢铁厂，瑞典的其他尖端企业也都保留了尽可能全的链条。反观美国，美国最好的轴承制造商铁姆肯，2013年被股东们激烈痛斥，认为保留钢铁生产线拖累了整个公司的股价，强烈要求剥离钢铁制造，股价确实节节攀升，但是铁姆肯的行业竞争力却一直在下滑，现在都快保不住世界前十了。但是资本可不会考虑10年后的事，就连三五年后的事也懒得想，要的就是立刻马上把股价推上去，立刻套现走人。现在美国号称要“再工业化”，还说2030年要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芯片全产业链国家，最先进的只有美国本土能生产，这就实在是开玩笑了。回顾下昨天的《顺昌逆亡，高歌猛进》，一个产业，起码要有三部分：终端产品（前线军团）、零部件企业（后勤保障）、工具设备和材料（本土腹地），美国现在还有多少企业愿意做不赚钱的基础？又有多少终端制造业能够发挥芯片的优势？特斯拉的美国超级工厂怎么样了？美国的电力基础设施短板什么时候补上？为什么咱们国家明确，“不能把传统产业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不仅是出于就业的考量，更因为所谓的低端制造、传统产业，有大量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业的腰部，这些中小企业互相联动，才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这才是创新的源头。典型的如各级专精特新企业，无数的中小企业在一个又一个点上发起攻势。所以，美国要想实现宣称的“再工业化”完全没问题，但前提是必须打破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形成的“股东至上”，要求美国资本市场注重中长期，要求美国的企业重点发展低收益的传统制造业，要求美国的学生们自觉去收入更低的部门，而不是都瞄准金融、高端。这可能吗？第二：脱钩理论上可能，实际可能性为零。可能有人会说，那美国可以本土保留高精尖、高利润的环节，把低利润的生产转给中国以外的国家，从而建立第二条全球产业链，甚至还举例说当年中国如何如何。这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非理性量化思维，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经不起琢磨。谈两点：第一点：低端制造并非僵化不变，实际也在升级迭代。总有人担心低端制造会外流，但要问问自己，自己脑子里所谓的低端制造到底是什么，要具体化、图像化，准确地说出来自己担心的外移到底是什么？或许有人说服装，服装业确实是中国最开始发展起来的出口产业，比如电视剧《繁花》，做的就是服装。但是服装技术也在快速迭代，现在的服装跟一百多年前的是一回事吗？有些人脑子里想的纺织业，是不是还是《繁花》电视剧里的那样子，那种上世纪80、90年代的模样？想想看SHEIN能够一周内完成从设计、制造、销售的全流程，每年数十万上百万的新款设计，国内大量服装主播能够将定制化的门槛压到10件起做，还具备极高的价格优势，这背后全是硬功夫。比如之前小镇分享的，现在的服装制造，已经开始使用原本用在半导体领域的激光剪裁技术，同时剪裁数百件衣服，这种怎么外移？现代制造业绝不仅仅表现为最终的组装厂，背后是一整套工业体系、国家体系，需要零部件、原材料、能源、基础设施的系统支持。中国现在的工业规模，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用了几十年时间才实现的，当初转移，也是具备全球最大最强制造实力的欧美主动转移，现在欧美还有这种能力吗？假设就算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家，比中国人更能干、更勤劳，那想建立一套新的产业链，起码20年、几十万亿美元吧，这还没算基建短板、治理短板以及教育短板等等。谁去建设？美国、欧洲、日本？如果西方国家去建设，光基建成本就得是中国基建的几倍。那算一算，起码20年、上百万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还得帮助解决一个国家的教育、消费能力，如果欧美真的去做了，那可真是全人类的福音。但可能吗？谁都知道，可能未来10-20年全世界格局都要变了，打造一个新的工业体系需要漫长的时间，既然预期未来可能发生巨变，可能得罪下一个全球巨头，那又何必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反而会加速底蕴的蒸发。现在所谓的转移，不如说是中国生态圈的扩大化，其他国家产业，大多建立在中国的零部件、材料、能源基础之上，而这些是一个工业体系最难的部分，中国显然也不愿意主动去送。举个例子：高铁。中国高铁出海难，并不仅仅是因为被针对，关键是高铁就算是单纯运行，都需要一整套体系支撑，最基本的就是相匹配的电力网络。所以印尼的首条高铁，配套过去的还有中国的电力项目、电网项目，也就意味着印尼的电力、电网标准要中国化。中国高铁走到哪，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就已经高度融入中国的生态圈。类似的还有新能源汽车，这些天也挺热闹，总有人觉得外国人不搞的，就说明中国人搞错了。但有没有想过，很可能是外国人搞不了呢？新能源汽车同样以电为核心，中国能够推行很大原因是中国的电价稳定并且价格远低于油价，但是欧美国家不一样，欧美的电力基础设施相比中国，只能说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而且电价完全市场化，价格比油价更高。这才是新能源汽车在欧美国家推动更难的核心原因，当然在欧洲更好一点，目前渗透率也达到了20%以上，但美国就完全不行了，美国想要进入新能源汽车时代，需要补上想一想都要疯的电力基础设施欠账。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引进中国电力基建，由中国帮助欧美重建21世纪标准的电力体系，但问题是欧美能愿意吗？所以，小镇一直在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关键市场，并不在欧美，而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相比欧美，显然更愿意接受中国的全套电力解决方案。简单聊到这，期待大家的讨论。其他文章推荐■

今天周六，晚上9点多才开始，简单聊聊。（写完注：原计划几百字，没想到一口气3千+，果然跑完5公里，最难的一步是出门）前段时间也写了篇类似的，叫《西方正在重蹈苏联覆辙》，讲的是全球经贸体系布局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两大阵营冷战期间，苏联采取计划经济的模式建立了以苏联为中心的跨国经贸组织，计划在最开始的时候非常高效，但是这种体制迭代缓慢，随着现实变化，会越来越低效率。反观西方，建立越来越大的经贸圈，并且采取各国优势互补，此消彼长。现在西方尤其美国，以政府手段，强制打造“小院高墙”，强迫本国及相关国家选择效率更低的供应链，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但这套模式与西方几百年来习惯的自由经济模式格格不入，要比苏联使用计划模式更加不可持续。更有意思的是，西方也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辙。这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诧异，觉得小镇在胡说八道，毕竟这些年来，网络上、各种专家们，往往拿日本对比中国，什么“资产负债表衰退论”、日本产业转移可能在中国再次发生等等，由此引发对印度、越南等替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位置的恐惧。但一个非正常国家、一个只有1亿人口资源匮乏的岛国，可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硬套一个几千年历史、跟所有其他五常正面对抗还赢了的大国，这多少有些糊涂了。还是从产业角度去思考。日本从1989年开始“失落的三十年”，一个非常重大的表现是，从终端产品而言，能够说得出名字的巨头还是30年前的，注意能够拿得出终端产品的，最简单的标准就是这个产品可以独立满足某种消费需求。比如汽车、手机、电脑、电视、冰箱、洗衣机、相机等等，这些都是终端产品，想想看，无论芯片技术水平多高，一个消费者拿到几枚芯片，能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吗？显然不能，所以卖给最终消费者的，一定是完整的产品，一国的工业体系必须通过最终的产品才能推销出去，否则就不完整，就会丧失主动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想想上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有多少终端产品存在“日本信仰”？1989年的全球企业市值前50，日本企业高达32家。如下图所示，去掉金融和公共服务类，就终端产品供应者这一项，就有丰田、日立、松下、东芝、日产、三菱等6家。而今安在哉？到2022年前50名，只剩下一家丰田，排名还在不断下降，2018年还是第35名，2022年就成了36名，接下来几年，丰田排名还将继续下降，掉出前50也不是什么离奇的事。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与终端产品企业的衰退密不可分，更是日本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日本这个国家非常喜欢吃独食，等级观念极重，围绕核心企业建立了逐级下包的供应链体系，这个体系极为稳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中，日本仍然顽固的坚守本土，拒绝全球分工。但日本太小了，区区一亿人，如此僵化、拒绝融入全球的体系，意味着迭代极为迟钝，每个环节、每个部件的迟钝看起来并不明显，但是最终汇集在终端产品上，这种迭代慢带来的竞争力损失肉眼可见。于是就导致以日立、松下等为代表的核心终端产品企业节节败退，表现为被韩国、中国等后发品牌逐渐取代。每一个终端企业背后，都是一整条供应链，是众多的零部件厂商、材料商、技术商等等，终端企业的衰退导致这些原本在二线乃至三线的企业，需要直接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纵然局部可以取得一些胜利，但失败是必然的。举一个方便理解的例子：两国制造业之间的博弈，就好比两国之间的战争。正常的作战，当然是两国正规军组成军阵在战场上搏杀，这些军团就是丰田、日立等终端产品制造商，但战争打的恰恰是后勤，从古至今，进行后勤保障的规模远高于参战军团，这些后勤保障就是零部件供应商。而支持这些后勤保障的，是一国的腹地，是产粮的农民、挖铁矿的工人、治理地方的官员等等，在制造业上，就好比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材料的供应商。前线军团：终端产品供应商；后勤保障：零部件供应商；本土腹地：装备、工具、材料供应商。现在一国最前线的军团节节败退甚至被大部分消灭，只剩下个别优势军团，那么另一国的正规军就可以直接对这个国家的后勤保障进行打击，更甚至进入这个国家的腹地，直接打击农田、矿场，想想看这是何等的毁灭性？制造业的搏杀，当然不像战场那样残酷，有些慢刀子磨人，但道理是相似的。就拿一些耳熟能详的例子谈谈，比如电视机或者显示屏。当年的东芝、松下电视多强，“索尼大法”这个词小镇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支持东芝军团、松下军团所向披靡的是日本极为发达的供应链体系，但是由于日本僵化的内部分工、拒绝全球化分工，导致终端产品迭代太慢、性价比越来越低，最终被国产品牌大量替代。于是就轮到日本的后勤保障，也就是面板制造商直接面对中国显示器军团的正面攻击，当然由于技术优势，比如押注液晶面板的夏普仍然取得了巨大收益，尤其2014年堪称惊艳。但很快，在中国显示器终端品牌的支持下，中国自己的面板企业迅速崛起，比如京东方。无论如何，一国内部的供应链总是更好协商，成本也更低，而本土面板企业的快速迭代，也有力支持了中国显示器品牌的崛起，夏普之后又如何了？中国再次以更快的迭代、更低的成本，没几年就将日本面板企业这个后勤保障打垮了，于是日本本土腹地面临直接攻击，具体是生产液晶面板的上游材料企业，比如“ITO薄膜”，目前日本在这个领域仍然具有一定优势。但是都已经被他国正规军打到本土了，再说自己抵抗力强，有啥意思呢？ITO薄膜再好，也没法单独卖给消费者。中国自己的显示器品牌、自己的面板生产企业，一定更倾向于选用中国自己的上游材料企业，不说国家情怀、也不说贸易战背景下的供应链安全，商业成本逻辑也要求这么做。所以，现在有人还在说，丰田还很厉害啊，仍然是全世界第一车企，东南亚汽车品牌前十还有三个是日本品牌等等，这实在是刻舟求剑的僵化认知，根本没有意识到本质问题。这个本质就是：当一国正规军已经溃败，后勤保障体系和本土腹地，被另一个国家的正规军威胁的时候，到底谁占优势？为什么说西方在重蹈日本覆辙？本质类似。日本之所以出现终端品牌的衰落，以至于全球前50企业只剩下一个独苗，还从1989年第11名跌到2022年的第36名，接下来还要加速衰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供应链太僵化，拒绝拥抱全球化分工，导致本身迭代太慢。更严重的是，这样小的体系，面对更加复杂的人类产业体系，只能支持一个链状的脆弱供应链，表现的特征就是“赌国运”。比如新能源汽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对于未来汽车能够产业化的可能道路已经很清楚了，三个方向：纯电、混动、燃料电池。中国选择是全都要，而日本只在燃料电池方向下的氢能分支押注，的确建立了非常强大的氢能汽车供应链体系，涉及的20多个小类，日本企业都占据了极大优势，成了铁桶阵，这些参与的企业，全是过去跟随丰田的附属企业，可以理解为服务于丰田军团的后勤保障和本土供应。但是除了日本，其他所有国家全部把重点放在了纯电和混动，靠日本自己有可能把氢能推广到全世界吗？显然是做梦。而中国选择全都要，意味着建立了一个网状供应链结构，这与过去传统燃油汽车单链供应链截然不同，而这个网状结构不仅仅是与汽车直接相关的，未来以汽车智能化为载体，还可以纳入更多的其他供应者。这还怎么打？西方各国面临的问题和日本类似，人口、工业规模比日本大的也只有一个美国，但美国3亿多人口，实体制造业规模日益萎缩，虽然高端创新仍然强大，但是创新一旦离开实体制造的土壤，就像大树失去土壤。欧洲看起来大，但是毕竟不是一个整体，现在俄罗斯还被否决了西方身份。中国14亿人支撑的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全球最剧烈的迭代，从具体品牌和个体而言，竞争压力极大，但从整体而言，意味着战斗力的迅速提升，更意味着：任何脱离中国以外的产业、品牌都将日益衰退，虽然这种衰退只是相对中国而言。比如苹果搞所谓的苹果供应链多元化，我们确实有损失，但苹果就没有损失吗？工业不是只有技术就行，核心是产能和价格。苹果最新推出的vision

今天上升下高度，讲讲“道”，所谓的“道”，就是一国一族最底层的遵循，不像金钱、刀剑那样直接有力，但拉长时间，终究由“道”决定一切，是一国一族长存的底蕴。前几天，一位国际主义战士、美国空军现役士官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门口点火献祭，纵然烈火焚身，他仍然靠意志和信仰顽强站立40秒，反复高喊“自由，巴勒斯坦（Free

这一篇，谈的是自1978年之后，又一次根本变革，涉及到国家未来决策和产业扶持方法论。月度付费文章就不设免费预览了，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同样附赠一个赠送名额，文末点击“赠送”转发。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自明。中国经济仍然有极大的潜力，只是要想攻克，难度不小，需要协调的部门、领域也非常多，更需要关键技术的支持，所以过去进展缓慢，交通物流就是其中的关键。上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专门研究了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前面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前天的《不同寻常，必有非常之因》已经谈了。财经委会议研究这一议题，令人振奋。虽然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把降低物流成本上升到全新高度，那么按照惯例，紧接着举行的交通运输部年度工作会议需要进行落实，但在2023年12月20日举行的年会上提的却是常规的“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而不是最新的“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从公文惯例角度，这并不太符合常规。当时小镇猜测，是不是因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难度太大，虽然交通部已经并入了铁路、航空、邮政等各交通分支，成了大交通部，但由于部门沿袭，一部三局之间的融合还是有难度，所以在交通部的2024工作年会上就没有使用中央最新的提法。（关于“一部三局”之间的磨合，参见《机构改革下的“恩怨纠葛”》）降低物流成本这几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从2000年开始算起，当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全国GDP的比重是19.18%，虽然保持下降趋势，但从2000年到2013年整整13年，也只降低了1.91%，而这种降低，更像是由于国家发展带来的整体效率提升。只有2014到2016年这三年，物流费用占比迅速下降，从2013年的17.27%降到2016年的14.82%，这个降幅非常值得期待，但很遗憾，2016年之后物流费用就像卡死了一样，就在14.5%到14.8%之间波动，即使2019年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物流费用占比仍然不为所动，甚至2022年还反弹了。可见难度之大。因为降低物流成本，并不是单单高速收费、油价而已，更大的难题是系统性的。就如小镇在《熬过黎明前的黑暗，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提到的，公路货运占比过高、铁路货运太少、水运运力挖掘不深，各交通运输方式自行其是，产业规划不科学、铁路没有纳入整体规划，导致物流成本奇高。对比下典型国家的物流费用占比，美国是7%，欧盟是6%，这是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考虑到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高，不像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对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量极高，自然提高了物流成本占比。但可以跟东盟比比，东盟也才只有10%的占比，对标东盟，把物流费用占比降低5个百分点，还是有可能的。可不要小看了这5%，这可是一年6万亿元，中国工商业利润在GDP中的占比也不过就10%多一点，这就意味着能够为中国所有的企业创造近半的利润，极大降低全国运行成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城市和小城市的蔬菜，就算去掉大城市补贴、规模采购的因素，大城市菜价一般也要比小城市更低，就是因为现在的蔬菜基本是大规模集中生产，物流在蔬菜价格中的占比很高，而大城市都是区域物流中枢，蔬菜会优先运往大城市，然后再一级级向中小城市运输，这是物流总成本最低的做法。这就类似于快递，明明发货地跟自己家很近，但有时候就看着快递非得跑到更远的大城市，然后再折腾回来，这与物流运输节点有关。怎么办呢？最重要的是提高降低物流的关注层级。从过去这些年看，只靠交通运输部门一家是协调不动的，部里说话，在航空、铁路领域力度都有限，就算公路，大多数也是在地方管理下，海运除了少数几个港口也基本分出去了，也只有内河航运管理还比较完整，交通领域内都如此了，更别说跟其他部门、地方的协调了。想要降低物流成本，必然需要大规模投入、调整诸多利益，总资源是有限的，这显然不是一个部门能够做成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央财经委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小镇会觉得振奋的原因。在这次会议上，交通部也是继发改委之后的第二个汇报单位，只要上了中央财经委会议的议题，就不用再担心政策落地的问题。政策一定有，力度也会更大。怎么做呢？全国范围的产业重新布局，降低无效运输，这一时半会很难见效，何况这里面是几十年的旧账，也只能从现在开始注意未来的合理规划，存量要靠时间来化解。所以这个会持续做，但大概率不会是近几年政策投入的重心。重点还是要放在交通本身，这也是本次会议强调的“调结构、促改革，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具体做法则是“优化运输结构”“优化主干线大通道”“发展物流新模式”以及“物流枢纽”。目前运输、仓储、管理成本占比大概是5:3:1，降低这三块的费用是政策的目的，就不多展开了，重点谈后面的做法。先说“优化运输结构”。中国铁路和水路运输在全年货物运输量占比太低，2022年铁路占比是9.7%，水路是16.9%，对比下美国的铁路运输高达20%以上，如果中国铁路运输量占比能够达到美国，就可以降低1万亿的物流成本。但这个难度很大，别看只是提高10%，要知道现在通过铁路运输的主要是铁矿石、煤炭这类量特别大，需要的地方很集中的。剩下的大多数货物，之所以用公路货运，涉及前面提到的产业园区规划和铁路规划问题，当初就没考虑用铁路进行普通商品的运输，导致只有很少的地区能够实现用铁路一站式运输，多数货物如果用铁路运输，发货和收货都需要用货车，额外增加了两次装卸，人工成本、时间成本可就太大了，而且很容易造成物资的损坏。所以除了大多数还不如干脆用货车一站直达。从国家层面，能够靠国家力量，短期（几年内）快速提高的只有水路，而且潜力要大得多。中国自古重视航运，但是现在短板太大。密西西比河宽度是80到1300米，而长江的宽度要大得多，长江经济带也是中国经济的核心之一，但是长江的运能也就相当于6条铁路而已，而密西西比河相当于12条铁路，运能整整差了一倍。这与地理有关，长江运能被几个瓶颈点卡住了，比如三峡，又比如武汉。所以小镇在《一个事关国运的超级工程即将动工》一文，就根据目前的公开动向，预测重庆、湖北期待多年的“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和“荆汉运河工程”即将动工，完成后，万吨巨轮可以从上海一路直达重庆。不仅仅长江，还有次一级的江河水网也将开始加强，比如汉江水运、湘桂运河、浙赣粤运河等等也非常值得期待，哪怕其中如浙赣粤运河预计运能也不过相当于1-2条铁路，但是联通长江与珠江水系，将珠三角和长三角进一步连接在一起，这已经不亚于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而具体到各省也有自己的规划。比如广西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之一，未来可以直接连通南宁和中越交界的北部湾，以后南宁商品出海，就不用绕经珠三角了，可以直接从北部湾出海，距离越南只有200多公里，将水运距离缩短75%，再加上越南已经全面选择靠拢中国，未来中越铁路将直接联通国内，可以期待“铁-空-海”联运的美好未来。（关于越南，参见《十年高层权力巨变，越南终于下定决心》）这就是南宁被各电商、物流等企业高度关注的原因，而珠三角的商品也可以走广西的通道，只需要在南宁新建一个分拨中心即可。而南宁正是本次会议强调的“物流枢纽”之一，而中部，鄂州也正在兴建亚洲规模最大、中国首个航空货运枢纽；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继续东南、西南之后，东北、西北也将成为陆路国际物流的中枢，中欧铁路潜在运能会得到更大开发，东北面向俄罗斯远东乃至未来的北极航线，都非常值得期待。除了增量，还是要调存量，要用改革调整不利于降低社会物流总成本的堵点。最关键的就是高速公路收费问题，毕竟远期的畅想还需要时间，目前公路货运仍然是大头，不需要太多调整，只要真的做到经营性的高速公路在25-30年收费期之后，停止收费，就足以每年降低1-2万亿物流成本。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卡点，而卡点也是有待挖掘的金矿。举一个例子：电动货车的大规模应用。由于电车与燃油车的动力来源不同，电车更加适合载重运输。比如巨型货车，都是通过燃油发电之后，用电驱动，发电机可以一直保持40%的最高能量利用效率，而传统燃油发动机只有在高速匀速行驶的最佳状态才能达到这个水平，综合起来能量利用效率只有电动车的三成；而对比载人小客车，电动货车力大加速快的特点特别重要，现在燃油货车费用最大的就是提速，所以货车司机很不愿意减速。因此电动货车完全可以走国道，节约下高速费用，而且电能供应更充足，也有利于更低成本改造为冷链物流车，如果再把偷油这种非法产业造成的损失、更低的维护保养成本等考虑在内，优势就更大了。电动货车的物流成本远低于传统燃油货车，大概只有燃油货车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当前推广卡点在于政策、技术和配套设施。电动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智能化，物流运输不仅仅是运输，也是运筹学，把智能系统与物流结合，实现智慧物流，能够大大提高物流的综合效率，如果再畅想下，即使无人驾驶技术成熟，物流运输领域也会更早。再想想目前正在推进的“车路云一体化”。大概的未来方向已经描绘出来了，想要走通难度很大，但无论再难，方向对，总能实现。其他文章推荐■

最近“女企业家讨工程款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批捕”备受关注，后台留言挺多，希望小镇谈谈。小镇虽然不从事工程领域工作，但也曾帮朋友沟通过催讨欠款一类的事，对这里面的一些“常识”有些了解，索性谈谈。但先请大家保持冷静，目前双方都发声了，肯定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且有些关键的东西并不适合公开挑明，就容易陷入一些误解。小镇也不了解具体内情，也没有调查权，只能基于公开信息进行合理推测，注意也仅是推测，最终以官方通报为准。启用“事有反常，必有蹊跷”这个老题目，意味着小镇判断这里面一定存在信息扭曲和舆论引导。比如“女企业家”这个词，为什么不用“企业家”呢？从信息源头看，这并非其他自媒体跟进后演变，而是一开始就打出了“女性”旗号，这是典型的舆论引导的手法。类似的还有“女企业家被欠款2亿，政府欲用1200万了断”，这同样是典型的冲热点的话术。一定要明白，中国很大，热点额度非常有限，一件事莫名其妙被全国关注的可能性存在，但概率很小，可以说全国热点，背后必然有人运作。当然，舆论运作，并不能作为“有罪推定”，只是看到此类操作，需要多点警惕，不要被任何一方的言论先入为主。从目前对阵来看，一方是政府和法院，另一方是“女企业家”和律师、记者。基于目前情况，小镇更相信政府一方，这与造假的成本和必要性有关。虽然这些年总说政府公信力受损，但是要注意双方纠缠的哪怕从这位企业家2020年退出所有在建工程算起，也已经4年了，而这位女企业家所接工程与李在勇任期高度重合，李再勇之后，六盘水市委书记都换了四位了。用常理也能想到，对于一件已经引起全国关注的热点事件，还是“女企业家+催讨政府欠款+寻衅滋事被批捕”这种把关注度拉满的热点事件，又处于全国乃至全球高度关注地方债问题的情况下，哪一位政府领导或者工作人员，会愿意为一名刚刚上了年度反腐大片的前前前前任市委书记留下的烂摊子撒谎？这没道理嘛，毕竟公务员这可是铁饭碗，何必惹这麻烦。而且分享一个工程界周知的“常识”，关于政府欠款问题，这也是很多人非常愤慨的点，觉得欠钱不还还把人抓了，非常不讲理，于是自然引到营商环境等等方面。但实际上，政府对于催讨欠款的人，态度还是很好的。只要双方确认的欠款，政府都认，让政府出文件、签字盖章也没问题，来催讨想见领导也都安排，而且催讨的企业家也不会只找欠款这一级，也会找更上级，上级也会进行催办，那么就需要以正式公文形式进行说明。要知道能干上亿项目的人，关系网绝非普通人可比。就拿这次“女企业家”为例，她也向更高级反映了欠款问题，所以2021年六盘水市水城区减负办就对女企业家名下两家公司的欠款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政府欠款还有一个特点：赚多少不一定，最终一般不会亏本，对于经确认的，政府也是只拖不欠。（注意是一般情况）所以现在的焦点在于：双方宣称的金额不对。水城区最新通报称，涉及的10个项目，经法院判决或审计的项目8个，金额11775.52万元，已支付11538.9万元；未审计项目2个，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资料金额约4557.19万元，已支付3131.7万元。因此，官方通报回应，10个项目合计金额16332.71万元，已支付14670.6万元，支付比例为89.82%。而女企业家一方律师进行了公开回应，称“结算价30668.57万元，已支付工程款12008.21万元，欠付工程款22202.29万元”。双方差额为：工程款总额差14335.8万元，政府已支付款项差2662.39万元。从工程常理上讲，由于要扣5%的质量维修金，等确认工程质量没问题再支付，所以如果按照政府所言已支付89.82%，那么实际拖欠也才6%，这在工程界属于再满意不过的结果，报价的时候早就考虑到了不会完全支付，本来就是有水分的。所以网上了解工程的人就质疑，如果真的是回款了89%，那根本不至于跟政府这么闹，因此质疑政府通报真实性。这里面就有些复杂了，小镇尽量简单点说，先说明，女企业家一方的话就是在欺负大众不了解工程圈的“常识”，利用舆论争取利益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就有些低劣了。前面双方提到的“审计”和“结算款”，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口径。政府类项目或者说所有的工程项目，中标价只是基准，后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完工后施工方会出一个初步的工程款，也就是“工程结算价”，但政府给钱的时候，需要经过“审计”，可以理解为审查施工量到底值多少钱，最终确定的就是“经审计金额”，审计由第三方进行，而且审计的时候一般比较友好，起码可以商量着来，这也是工程界的行规了。而且并不是一定往下砍，比如同样是这位记者自己贴出来的统计，就有两个项目，政府实际支付款超过施工方提供的竣工结算价。所以小镇对于女企业家记者这种公开用“结算价”说事的做法非常反感，这就是典型的利用信息差煽动舆论，做法可以理解，但非常低劣。小镇看了下女企业家记者公开贴出来的项目详细列表。先把政府通报放一边，单看这张记者整理的表，猫腻就很大。注意圈红的两项，分别是“海坪鞭陀小镇项目”和“自行车赛道项目”，这两个根据公开报道，早在2020年1月22日，这位女企业家已经宣布退出野玉海项目建设，当时这两个项目并未完工，而这两个项目却是按照“竣工结算价”确定的，总额为13260万元，政府已支付2929万元，于是这位记者认为这两项合计“欠付工程款”为12882.73万元。另外还有两个差额比较大的，那就是玉舍镇海坪小学和幼儿园项目，结算价分别为3571.27万元、3392.6万元，政府已分别支付1732万元、1265万元，于是记者整理认为这两项政府欠款合计是4938.38万元。以上两项加起来就有17821.11万元。所以说，政府通报与记者公布结算价差额14335.8万元，细细算来，并不奇怪，显然双方对工程款有不同的计算，而女企业家一方理应知道不能按结算价计算欠款，这是搞工程的常识。但是还是那句话，政府通报用的是“法院判决或审计”，无论法院判决还是审计都是有标准流程的，相比一方是律师和记者在网上用“结算价”扭曲舆论，显然前者更可信，原因很简单：政府工作人员没必要为多年以前的事造假，说的话也很容易查证，没必要自找麻烦。而且需要再分享一个政府拨款和工程款支付的“常识”，这里的“常识”指的是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的。以前就不说了，毕竟体系完善需要过程，但这几年财政是不可能拖欠工程款的，这里的工程款指的不是建设单位自己报的“结算价”，而是经过标准程序认定的，比如审计后的、法院判决的。因为现在已经实行了财政一体化，各省财政部门天天盯着拨款，别说不拨付了，就算进度慢了都要进行通报，所以需要支付的工程款，财政绝不会拖在手里。但是前提是有钱，没钱那就是前面说的“只拖不欠”，解决方法无非三种：要么大家一起商量下，打多少折一次性支付；不愿意打折，那就慢慢等政府有钱，肯定都会还上；再不然，企业债权转出去，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欠款，打折率都是比较透明的。而政府工程项目，钱从财政手里出去后，就会到发包单位，而这里无论是行政单位还是事业单位也不会拖欠，也是因为有进度考核，哪怕需要扣一部分也需要走程序，所以钱一定会按程序到总包单位手里。但是到这里就出现问题了。工程都是层层分包的，政府财政和发包单位不会拖着不发钱，总包受资金监管，但是到了下面就脱离监管了，总包与最终施工方之间不知道隔了几层，而施工方也会找包工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分包们经常会说“政府没给钱，所以自己给不出去钱”，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假话，目的不过是为了搪塞，实际不知道钱被挪用到哪填旧账了，当然私下分了也很有可能，于是农民工就成了包工头、分包们施加压力的工具。但好在这些年严格保护农民工利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农民工拿不到钱，这是优先保障的。以上是一般常识，由于不了解这位女企业家的详细情况，小镇也没有记者的调查权，所以只能进行一些推测，仅供参考，具体还是以官方公告为准。推测一：为什么出现已支付款的差额？政府支付出去多少钱，一定是真的，没人敢在这方面公开造假，那么差额的2662.39万元不可能凭空消失，假设这位女企业家以及她找的记者律师没有撒谎，一定有人拿走了，或许就是这条链条上的上游总包或者分包又或者其他利益方。这位女企业家不可能不知情，那或许就是自己没办法讨要，只能去找政府，毕竟政府不会跑、也讲道理。推测二：结算款与政府认定的1亿多元差额。有人说能在地方上连续搞10个项目，总结算价高达3亿多元，这位女企业家也绝不是一般人，因此说不用可怜。这话对也不对。政府工程确实很难搞，拍板权高度集中，所以想拿下这样的项目，关系一定够硬。但也有个特殊情况，某些地区的政府工程、回款情况，业内都很清楚，而这些地区的政府工程，并不难拿，只要愿意垫资就行，又或者拿到一个项目后，没法立刻回款，就会要求施工方再接下新项目，用新项目的首笔款支付差额。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导致垫资规模越来越大。所以现在民营企业对于政府工程非常谨慎，特别关注回款率，除非一些很特殊情况。比如小镇了解的某企业，几年前为了冲击上市，需要把业绩造的好看点，所以明知道某地区项目回款很难，但仍然接了好几个亿的项目，现在当然催讨困难，但这家企业实际也不担心最终回款，无非需要等，又或者通过法院诉讼、舆论施压等等逼迫政府多给一些。而这位女企业家接的项目，时间上与李再勇当地任职高度重合，都是2014年到2017年，当然这或许只是巧合。而之所以一些项目用民企不用实力更雄厚的国企，很重要的原因是国企管理更严格，有明确的保值增值要求，而且也远不如民企“灵活”，这里的“灵活”是贬义词。于是就可以把一些见不得人的包装进工程里，导致工程造价激增，后面的就不用明说了吧？这也是小镇觉得这件事很蹊跷的，一个总人口不过3.5万人的镇，2015年镇中心幼儿园刚刚投入招生，有什么必要在几年后花高达3392万元盖一个新的幼儿园？而一个小学3571万元也有点高得离谱了。小镇查了下这个镇的中心幼儿园，2023年有一个改扩建项目成交公告，中标金额只有358.3万元，投入使用8年后的改扩建，考虑工程造价上涨，相信最开始的建设费用大概也就是几百万的水平。3千多万和300多万，10倍差额，这里多少有些不合常理，而政府已经支付了小学和幼儿园工程款3000万。那么根据常理猜测，注意仅仅是猜测，对真实性并不负责。从政府的角度，已支付89%，以当地极为艰难的财政情况，仍然支付了1.4亿，并且对于剩余欠款也认账，这已经说得过去了。女企业家一方强调结算价，而不是工程界公认的审计价和法院判决，而且闹得这么凶，猜测有难言之隐，因为她已经垫进去起码上亿元，而政府之前支付的款项很可能只有一部分到她手里，也只能利用舆论去施压，迫使政府按照欠款2亿的口径，多给点。更“阴谋论”的推测也有，比如可能是某种试探等等，但是这就太复杂了，现实中太复杂的东西往往靠不住。基于目前的公开信息，也只能进行以上推测。最后谈谈小镇对女企业家以及寻衅滋事批捕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律师懂法、是专业的，怎么可能违反法律。这话就站不住了，怎么换个场合，就说“律师吃了原告吃被告”，到这里律师就成了“圣人”？再者说，公职人员更懂法，但每年被抓被判的少吗？律师知法犯法反而罪加一等，需要从重处罚。现实中，催收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一不小心就会越界，轻则治安处罚、重则刑事。律师由于懂法，所以有些自大，游走于法律边缘踩钢丝，总之原则就是不触碰刑法、不把律师资格搞丢了，除非钱给足。但过于精巧地踩钢丝，就很容易出事。比如官方最新通报，这伙人“安装GPS定位器跟踪他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在公众场合张贴大字报和抛洒传单”，这行为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跟踪他人行踪，非法获取他人及家人家庭和工作地址，将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非法大肆公开传播。这种手法确实是懂法但是玩弄法律的律师能干出来的，因为涉及个人隐私的这种行为，处罚从民事侵权责任、治安处罚、刑事责任不等，律师出于自己的职业自信，就容易踩钢丝，计划控制在治安处罚以内，但是玩火自焚。民事侵权责任，参见《民法典》第990条、1033条；治安处罚，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而根据《刑法》253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明确划定了刑事责任的边界，有几个容易越界的提一下：“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由于不知道这伙人到底获得了多少信息，所以不能确定，但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进行刑拘调查，大概还是可以的。注意律师和记者煽动舆论拿“寻衅滋事”说事，但实际上抓捕的另一个罪名是恰恰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衷心建议，民事纠纷和刑事责任一定要区分好，工程欠款是民事纠纷，不能用涉嫌刑事违法的手段去要债，这也是罗翔说的不能用非法手段维护正当权益。就这起事件。如果是双方对欠款数额有争议，那有审计；如果对审计不认可，可以找法院；如果认为法院判决无法执行，认为存在腐败和懒政，那可以找纪检监察部门追究责任；如果觉得都信不过，那引入舆论监督也可以，但是唯独不应该以涉嫌刑事犯罪的方式去跟踪、侵犯他人信息隐私，更不能为了获得舆论关注，捏造、扭曲、炮制热点。讲道理、走司法程序，确实慢，于是就想用舆论、不法手段施压，但这就走了邪路，而“寻衅滋事”针对的特质之一，就是不走正路。因此合并两个罪名批捕，就目前公开信息而言，并无不妥。最后，小镇也给一个解决方案：既然已经闹大了，那干脆掰扯清楚，也别继续和稀泥了。今年初举行了二十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政府欠款要追究责任，其中涉嫌的腐败问题也要追究责任。而企业家是否涉嫌行贿谋取不当利益，也理应严查。律师、记者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甚至犯罪的，也要好好查证。是黑是白，清清楚楚。无论受贿还是行贿，都是蛀虫，舆论都到这了，干脆搂草打兔子，能回收多少不当利益就多少，这是关系到六盘水300多万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其他文章推荐■

一提到外国人，就容易引起争议。比如经常跟“差别待遇”挂钩，但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只靠14亿人的市场，必须与全球建立更多的联系。错的要改，不足的要完善。从2022年5月开始，国家就高度关注外国人来华问题，当时优先解决的是国际客运航班，便利商务人士，这是经济需要的。从2023年开始，商务方面恢复比较理想，但目前最需要的是扩大到留学、游客、全民，这方面还差的很多。2023年全年查验出入境外国人3547.8万人次，远低于2019年的9767.5万人次。这件事很紧迫。增进人民交流，让世界更好的认识中国，这个就不多说了，就专门说说经济和利益。经济不是只有商务人士贡献的，海量的入境外国人，带来巨额消费，体现在服务出口方面，外国人来华留学、旅游、探亲等等，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小镇之前曾谈进出口问题，商品进出口中国顺差很大，但是这一部分折算为GDP的比率低得多，而留学、旅游这类消费折算为GDP的比率很高，因此别看商品贸易顺差数字上远超服务贸易逆差，但折算为GDP，进出口大概率拖累了GDP增长。解决外国人来华便利，吸引很多外国人来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支付问题。有网友认为中国人出国还得专门做攻略，凭什么外国人就不做攻略。但要面对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去外国用现金也好、刷信用卡也罢，这属于向下兼容，中国人以前也经历过，虽然复杂麻烦，但国外所有人都这样，也就没啥不同，而且旅游毕竟不是生活，麻烦点也能忍。但是外国人到中国，那就难办了。扫码支付确实方便，但外国人短期来华开通并不容易，加上这几年极大加强反电诈，中国人自己去办银行卡等业务都更复杂，更何况外国人。虽然支付宝、微信也在尝试绑定外国信用卡，但是这又涉及到很多避不开的机制问题，比如外国人用的护照五花八门，怎么做实名认证？在技术上，就算能绑定了，但又需要国内手机卡用短信进行验证，可是外国人要办理中国手机卡，又回到了实名问题。这还不提个人隐私授权问题，国内已经非常习惯了，传统更愿意出让更多的个人隐私，整个社会氛围都是如此。但是在一些国家，比如欧洲，对这个问题非常在意。中国习惯的扫码支付，短期来华的外国人很难用上，这不是提前做攻略就能解决的。中国人提前做攻略，大不了提前换一笔外汇、买个钱包就行了，国外无论是实名认证还是中国手机卡，难度可想而知。而国外习惯的信用卡支付，国内一直就没这个基础，而且中国信用卡和外国信用卡的扣费费率也大不一样，国外信用卡的基本是中国信用卡的十倍，这钱谁付？所以去年央行曾经提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思路，但实际推行难度很大，如果要想解决问题，还是只能在制度上开口子，比如能否允许短期来华的外国人，可以采用非实名的方式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中国社会数字技术应用普及度全球绝对领先，涉及衣食住行、旅游导航方方面面，尤其过去三年多，更是大幅度向前推进。这就意味着外国人到中国简直像跨越了一个时代，虽然感觉新奇，但是不方便是真的不方便，而且就算是想要体验，也有重重阻碍。有必要在中国的主场，先探索如何让外国人灵活的体验，这对于以后将中国的标准推向全球也大有帮助。至于外国人在中国习惯了更方便的扫码支付，回国之后反而不适应，那对我们未尝不是好事。其他文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