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监管能力不足，而不是市场化过度

有句话叫“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这12个字确实很形象，但本质是治理能力不足，小镇今年初在《公务员素质越高，城市发展越好》这篇文章就谈过，很多地方在放和管之间走极端，搞一刀切，根本原因是当地治理能力不足，做不到复杂的治理。

人类社会极为复杂，不可能像游戏一样预设好，制度不可能把所有情况都规定清楚，正因此在实际执行中，需要具体的执行人员把握总体原则去灵活执行，但这个灵活，特别需要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这才是经济发达地区跟相对落后地区的关键差距。

三中会议以来对服务消费的关注度明显提升，这也回应了一直以来呼吁刺激消费的呼声。8月初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到了11个具体的促进消费的领域，分为了三类：基础型消费、改善型消费、新型消费，还提出要增强服务消费动能，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加强政策保障。

这个《意见》小镇本来不准备谈的，因为没有看到期待的亮点。但小镇老婆发来一篇文章，文章中提了这个文件对于某些产业的积极影响，问小镇的看法，那索性谈谈。

小镇今年1月也分享过，认为中国接下来要以三大领域作为政策重点：科技创新，服务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参见《今年经济工作，首次聚焦这个方向》）

科技创新方面谈了很多，从上到下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达到新高度，就在上周又有一个新变化，那就是由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的通知》，在这份通知中特别强调政府担保支持科技创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农业也不必赘述，三农也是小镇分享的重点之一，不仅涉及到国家安全，更涉及到共同富裕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间这个服务业发展，就有些纠结了。2012年中国首次跟世界银行合作研究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战略，就提出以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

但小镇之前也分析过，当时对于服务业的理解过于狭隘，集中于我们现在称之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领域，对于跟一二产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关注严重不足，并没有说清楚欧美国家以服务业为主，指的是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国际海运为代表的运输业，芯片设计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等，而不仅仅是生活服务。

发展服务业关键还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是第一个视角。

而发展服务业，还有另一个视角，就是服务消费。

第二个视角小镇之前谈的少，之后加强一下，这个领域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就业。

比如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到2022年4月以后服务业投资比重已经超过房地产投资，投资“三架马车”已经发生变化，制造业、基建、服务业投资是“新三大投资”。换言之，服务业是有可能替代房地产衰退的，原因是服务消费是一种更高形态的消费，是解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能去奢求的。

刘世锦在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就将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服务消费就被归入发展性消费，他还认为随着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阶段，扩大消费要把重心放在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性消费。

最近国家政策，也体现了发展服务业的两个新视角，对2012年的世界银行的建议进行了纠偏和完善。

一方面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想办法缩小乃至逆转服务贸易逆差。这方面小镇之前聊的比较多，从去年8月的《何必撞了南墙再回头，老路不通得开新路》开始，写了小10篇，最新的是上个月的《未来5年，决定胜败》。

另一方面就是要促进服务消费。体现在三中决定以及8月初的这份《意见》。

但是注意，服务消费绝不仅仅是街头巷尾的餐饮、理发，这些服务当然很重要，但这类消费显然不可能进行国际竞争，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效率提升有极限，需求也有极限。最典型的就是理发，一个理发师无论怎么提高效率一天能修剪的脑袋也是有限的，一个人无论怎么折腾自家脑袋，一年理发的次数也是有限的，其实没多少潜力可挖，理发的支出提高，更多是水涨船高。餐饮也是类似的情况，以中国人好吃的习惯，还能怎么挖潜？

《意见》将这类消费归类为“基础型消费”，提出要挖掘潜力，《意见》还提到了家政服务和养老托育，这似乎看起来挺有潜力的，但小镇对于效果并不乐观。

比如家政，搞好家政服务在中国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等级观念。不要小瞧这一点，能够搞好家政服务的，必须有极强的等级意识，提供和接受家政服务的都习以为常才行。比如典型的菲佣，价格其实非常便宜，住家菲佣在香港一个月也不过5千人民币左右，香港的房子比内地一线城市小得多，但是菲佣只需要很小的空间就可以，而且菲佣有一大特点“存在感极低”，这非常重要。

下图是香港典型的菲佣居住环境，其实就是洗衣房，上面加个板子，勉强能睡觉，菲佣不太像人，更像是一个人形工具。在内地可能吗？

雇佣菲佣的根本不用去把菲佣当成家人或者朋友，更不需要逢年过年还要想着要不要包红包、送礼物等等，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靠谱的、有边界感、用心负责的家政服务者太少了，人人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家政服务者不会真觉得自己低人一头，雇佣家政服务的也很难平常心的接受服务，就导致很拧巴，在这种心态下，指望家政服务升级难度很大。

这才是家政服务搞不起来的关键原因，但显然不能为了搞家政就放弃人人平等的立国之本，也不可能因此就向海外开放家政市场，终究要以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就业作为第一优先。

养老托育也是一样的，虽然小镇之前提议对于0-3岁需要加强社会化服务供给，但也很难普遍化。而未来几十年养老的原则早就确定了，那就是以居家为主，社区服务为辅，少数才是送到专业的养老机构。

因此，真正想要促进消费，还是要着眼于基本服务消费以外，这次《意见》归类为改善型、新型的部分，也就是文化娱乐、旅游、体育、教育和培训、居住服务等4个改善型消费以及数字、绿色、健康等3个新型消费。

但这两个也很难发挥多大效果。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落地措施，二是没有找准问题。

缺乏落地措施好理解，消费服务也是一个个产业，想要支持产业发展就需要真金白银，要么是政府财政提供，要么是引进民营资本，而目前国内消费服务缺乏整体设计，大量职权分散在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能力、财力差异极大，在很多地方，想要推动服务消费发展，就必须有中央财政划拨资金支持，但中央拿得出这么多钱吗？又或者服务消费发展的优先级能超过科技创新和农业吗？

显然，服务消费的排序还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份政策更偏向于倡导而不是要求，那么地方政府有多大动力去落地呢？落地规模能有多大呢？

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也就是：

服务消费发展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近些年，在服务消费上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前些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还有近期油罐车混装食用油，至于某些地方旅游业乱象就更别说了，几十年了也没见根本清除。

于是社会上开始将问题归结为市场化，认为是资本逐利不顾社会价值，开始倾向于重新回到政府提供服务，比如体现在幼儿园开始私转公。

小镇自己也提议政府把更多公共服务收回，由国家提供，但是小镇说的是基本公共服务而不是所有的服务消费，而且小镇之所以这么提，也是基于无奈的现实条件：市场化当然是方向，但是现在不具备市场化的关键条件。

这个关键条件，就是监管能力，也就是开头提到的治理能力不足。

就拿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油罐车混装食用油、旅游业乱象这几个典型问题来说，看起来是资本胡作非为，但是资本就是逐利的，市场化就是要利用资本的逐利去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本逐利出现乱象当然不值得奇怪。

关键是监管能力不足，是执法不严、不到位，是有些制度体系乃至法律需要完善。就拿红黄蓝来说，如果能够建立一套严密的监管体系，对于虐童的幼儿园严厉追究涉事企业的责任，让资本方重视自身管理，给幼儿园幼师足够的待遇，而不是把利润全部吞掉，出现的问题肯定会大大减少。

出事的红黄蓝幼儿园在管庄，小镇一位同事的孩子当时就在那里就读，事后他表示也不可能转园，那儿的幼儿园太稀缺了，红黄蓝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他说当时想要入学，需要提前一年上坑班，学费大概是6万，正式入学后一个月基本费用6千起，还不算其他费用，然而这家幼儿园幼师的工资才三四千块，这么低的工资怎么可能找到经过系统培训的专业幼师，海量的利润去哪了？

这当然是市场化、资本逐利带来的问题，不能要求资本不去逐利，关键是监管。

其他的消费也是类似的。

中国目前服务业，不是市场化过头，事实上，是竞争不充分、是市场化不足，只是监管的短板更大，导致很不充分的市场化已经超出了监管的能力，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因此，在小镇看来，如果想要从根本上刺激服务消费，最关键的是做两件事：

第一、 强化监管。需要打破公务员总编制人数的自我约束，大力加强市场监管部门的力量，吸引更多年轻力量进入市场监管系统，无论怎么创新监管模式，人永远是根本，再好的系统，也比不上监管人员每周去一趟，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监管人员就得常上门。

第二、 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加速。

总之，监管能力就是水桶，桶有多大，消费服务的市场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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