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不成熟的药方，不可能被接受

在《狭路对峙，美国终于先退一步》，有读者留言询问小镇如何看待黄益平给老百姓直接发钱的观点。

黄益平的观点确实重要，他属于能够影响决策的中央智囊之一，尤其是今年3月，他开始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不要小瞧这个委员身份，目前一共只有14位。包括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局5位一把手，还有对口金融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各1位副职，2位央行副行长等，只有2位没有官员身份，其中之一就是黄益平。

当然黄益平担任这个委员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黄益平最核心的身份是北大国发院院长这个职务，今年1月黄益平接替姚洋担任院长，3月就加入了货币政策委员会。

央行前行长易纲1994年回国时，与林毅夫等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一同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这个中心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在中国智库机构中始终位居前列，对中国金融和货币政策影响很大，历任国发院院长都会进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正因此，上周黄益平在“长安讲坛”的演讲引起普遍关注，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演讲是今年5月进行的，两个多月后突然引起关注，很可能跟美日韩等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征兆有关，于是就关注到黄益平5月谈如何调整宏观政策框架，长安讲坛也在7月30日把演讲内容发了出来。

黄益平90%的篇幅其实讲的是长期政策调整，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力度偏小，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开始缺席宏观经济调控，尤其2023年和2024年中央一再表示支持经济增长，然而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帮着扩张，反而实际在搞紧缩，以至于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力度一直低于市场预期，地方上老是讲过紧日子，让大家根本没法对未来乐观。

因此黄益平建议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也要注意短期的经济刺激，要把对逆周期调节的关注放在跨周期调节的前面，意思是先把当前的经济形势稳住，避免进入“低通胀陷阱”。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黄益平在最后用了不到10%的篇幅提出三个短期政策建议：

一是建议把CPI增长2-3%明确为刚性政策目标，也就是把追求温和通胀跟经济增长放在同样高的地位。

二是加大刺激力度，支持消费，在这一条就提到“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三是发挥主权信用也就是国家信用，中央政府扩大支出。

其实黄益平的这次演讲，没什么新东西，从去年开始不同的人从各个角度反复说，最终的政策建议都是希望国家增大短期刺激，不要老担心重蹈2008年4万亿的覆辙。

比如黄益平就分析认为，就算再加大刺激，也不可能出现2008年的情况了。他分析说2008年的时候，地方政府对于宏观经济刺激非常积极，所以2008年宣布4万亿，实际上中央支出只有1.13万亿，但是最终总规模达到30万亿以上，主要是地方政府放大带来的。

原因跟GDP锦标赛机制以及土地财政有关。但是2008年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房地产泡沫、金融低效、通胀压力大等等，从上到下对4万亿的威力心有余悸，所以一听到过度刺激政策就心存疑虑，这也导致决策层开始更重视跨周期调节，而不是推出4万亿的逆周期调节政策。

小镇对他演讲的理解是，他认为在中央坚持跨周期调节的时候，加上现在对地方债等过去问题进行整顿，就算国家加大政策刺激，地方政府也不会像2008年那样疯狂跟进，而且在房地产下行、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背景下，地方想跟也跟不了，所以不至于发生2008年4万亿暴增到30万亿的情况。

这是黄益平建议增大短期刺激很重要的基础。

但是，黄益平的建议不可能得到接受，他最近发言非常活跃，而且一改过去主要讨论数字金融，更多讨论宏观政策，这应该是在试探性的抛出观点，毕竟刚刚就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需要通过抛出观点，看看各方看法。

而且他发表的观点，也确实符合当前的决策变化。现在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当前经济出现的问题，开始加大刺激，但是远远不到要靠货币政策甚至货币宽松解决问题的地步。而对于物价，央行2023年对物价走势判断失误，去年7月判断CPI年底会回升到1%，然而实际是0.2%。

可见对未来经济走势判断不准，这其实也挺正常的。

所以今年开始，央行对于稳定物价的重视度提高了。比如1月份潘行长说“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之后的一二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也提到促进物价温和回升。

基于这个背景，刚刚就任的黄益平站出来提出把CPI增长2-3%明确为刚性政策目标，也很合理。毕竟他是唯二的非官员委员，而另一位黄海洲也在同期发表了类似观点，黄海洲一贯主张“内债不是债”，他在5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认为增长要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建议中央政府更大胆的加杠杆来保增长。

但是需要注意，这些能够影响决策的大专家当然需要关注，但是不能盲目认为他们就是在提国家政策转向放风，一定要搞清楚这是放风还是表达自己的偏好。

5月份，黄益平建议加大短期刺激，黄海洲建议中央加杠杆，这都是个人观点表达，而且是有意抛出观点试水，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决策层不可能采纳他们的建议，起码现在还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黄益平提出的三个短期建议，没有一个会被采纳。

2008年大刺激带来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可能还需要5-10年，所以决策层对于通胀的恐惧远远大于通缩，而且要注意官方对外表态。去年官方多次肯定了中国物价稳定的成就，注意物价稳定是作为成就进行宣传的，尤其当今全球其他主要国家都在面临严重的通胀，这一对比就更突出了我们的优势。

所以在这种倾向下，怎么可能突然转向搞一个2-3%的刚性通胀目标，万一重蹈2008年覆辙怎么办？黄益平说不会的，就一定不会？万一搞成了滞涨怎么办？

而且，从技术角度，想把物价提上去，手段有的是，甚至可以说轻而易举，只不过决策层考虑到民生，所以迟迟不用而已。价格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线之一，2013年就提出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但是因为担心通胀已经停滞很多年了，现在公共服务价格包括民用电、水、垃圾处理等等价格涨幅非常有限，在人均支出的占比远低于10年前。

尤其是民用电，中国是全世界几乎唯一民用电和工商业用电价格倒挂的国家，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居民用电补贴工商业用电，这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因为工商业用电规模大，因此供电的成本更低，电力公司为了稳住大客户也更愿意提供更优惠的电价，反而是居民用电，建设和维护成本非常高，但偏偏国家要求保障民生，就目前的居民电价，电力公司必亏，所以工商业电价才远比居民用电高，以工商业补贴居民。

所以包括易纲在内，从去年就建议在目前物价比较低的阶段，适当提高夏季峰值电价。还有居民用水、垃圾处理等，也是靠财政补贴维持，就居民交的那点钱，差远了，尤其垃圾处理费，居民交的钱还不到成本的一成。

想要拉高通胀，类似的办法太多太多了，毕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压制物价上涨，保障民生，只需要稍微松一松，CPI上涨2%跟玩一样。

正因此，才不可能像黄益平说的把CPI上涨2-3%明确为刚性政策指标，如果这么干，地方政府一定会普遍提高公共服务价格，垃圾处理费目前很难收，但是水费太容易收了。现在水费价格非常低，中国的水价、污水处理费用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人均支出占比上，都远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而且还可以调整一些调控指标，比如把猪肉调控指标修改，抓住这一轮猪周期，把猪肉价格涨一涨，CPI也能更好看点。

当然，总有人嘲笑，说这种修改调控，人为让CPI更好看就像“掩耳盗铃”。这些人怎么不想想，真要是为了拉高CPI，水电煤气垃圾处理这些公共服务，直接涨价20%就行了，难不成还真因为涨价就不用了，何必这么费劲折腾。

而黄益平和黄海洲等建议共同的本质都是希望提高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在中国，货币政策从来是辅助位，绝不是主力，在宏观调控、稳定经济上，发改、财政才是主力，不是央行。

至于发钱。只能说这是一个最容易获得舆论普遍认同的观点，毕竟天上掉钱谁会反对呢？

但问题是代价呢？

发的少了，全国一人1000块，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如果是钱一定优先减少债务亦或者存起来，就算是改成代金券，之前一些地方也尝试了，效果非常差，而且代金券可不是真的不发钱，还是得政府补贴，而政府的钱都是在来自全民，代价还是所有人承担。

一人1000元，14亿人就是1.4万亿，已经超过2008年4万亿中央承担的支出了，确定真的想再来一次“4万亿”？

发的多了，那就更胡扯了，哪来的这么大财力。国家看起来钱很多，但是开销更多，中央本级支出现在都是靠赤字撑着，2023年中央本级支出3.82万亿，赤字高达4.16万亿，也就是说中央不但把地方上缴的钱全部发下去了，还借钱给地方。

中央就4万亿不到的支出，上哪腾出至少1万亿的额度？注意军费可是中央承担的，2023年中央支出军费1.55万亿，占中央本级支出的40%，债务付息7千亿，光这两项决不能少的占比就高达58%。

剩下的还有几个大头，粮油物资储备1300亿，公共安全2000亿，教育、科研5000亿，外交500亿，砍哪一个？

难不成指望地方政府出钱？就别开玩笑了，现在地方政府需要解决的恰恰就是没钱的问题，还要想办法化解地方债。

而且也别再说中央债务率低了，大家都很清楚，特别国债没有计算进财政赤字，如果加进去的话，财政赤字率早就超过3%了。

对黄益平开的药方就简单分析到这，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药方很不成熟，也不可能被决策层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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