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退休工人，也成了特权阶层

谣言总是不断，网络充满戾气。

上周深圳报道了首例通过直升机运送肺脏完成肺移植手术，院方显然是想作为一个政绩宣传，切合深圳正在推进的低空经济。结果引起巨大质疑，主要质疑点就是怀疑特权阶级动用特权，否则凭什么73岁了还花这么多钱做肺移植，而且还能动用直升机？

然后就是谣言满天飞，有人造谣说这次移植的肺源来自于一名一年前去世的24岁研究生，更甚至还有成组织的诱导舆论，最为恶毒的是集体刷“731”“流浪汉失踪”“大学生失踪”等等评论，还有的把7年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院士被《国际肝脏》撤回论文造谣成刚刚发生的，还说是因为“解释不清论文中563例肝移植器官来源”。

但实际上，《国际肝脏》撤回论文，并不是因为解释不清来源，而是论文中标明了使用了来自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而非完全来自于捐赠者，因此违反了国际器官捐赠道德标准，涉及医学伦理问题所以撤稿。

使用死刑犯器官这件事并不是什么不可说的事情，这是完全公开的事情，官方、学界从来没有避讳过，结果某些人拿来当成什么的黑暗传闻大肆宣扬。

使用死刑犯器官捐献，都是由明文规定的，来自于1984年颁布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即使到2010年后，一年自愿捐赠的不过一百多例，而每年上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超过70%器官仍然来自于死刑犯，但是使用死刑犯器官在我国也一直存在争议，尤其随着法制化推进，在“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指导下，每年实际核准死刑的数量逐年下降。

而之所以自愿捐献的人很少，很大程度也是因为主要使用死囚犯器官，这对于自愿捐献者也是一种侮辱，不利于全社会形成自愿捐献是一种荣耀的氛围。

从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为了确保器官分配公平，还打造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按照预设的分配政策，自动进行器官分配和共享，最大限度排除人为干预，也要求双向匿名。

小镇也早就自愿登记了人体器官移植志愿，这里多说一句，并不是说登记了志愿，就会被强迫捐赠，这仅仅是一个检索信息，系统知道登记者有这个意愿，真正捐献的时候还需要本人或者直系亲属确认，另外也不是自己想捐就捐的，如果器官质量差也不会使用的。

回到动用直升机转运肺脏器官移植这件事，浑水摸鱼制造混乱的一定有，否则正常中国人最多只会质疑是不是存在特权、凭什么动用直升机，绝不可能造谣说“731”“流浪汉/大学生失踪”，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扪心自问，真的会觉得在中国生活就因为某个权贵想要器官，就把人搞没了？

器官移植又不是做菜吃饭，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极高，全中国有能力做肺移植手术的医院总共就几十家，而器官移植需要配型，哪里是上街随便敲晕一个就行的？就算不提配型问题，那权贵也不可能自己动手去绑架吧？总得安排下面的人去做，绑票、逼着医院配合、找到全国数得着的顶尖医生护士团队，这一切搞定还不会有人声张，这要是在美国确实没问题，在中国可能吗？

从基本的成本风险角度，何必这么折腾呢？真要是想这么干，去某些以器官移植闻名的国家做不好吗？

再者，器官移植是一件对受术者风险很大的事情，需要终生服用抗排斥药物。肺移植风险尤其大，一直是最难的器官移植手术，甚至比心脏移植还要难，不像肾移植是异位移植不需要切除原来的肾，肺移植必须把原来的肺切掉，以肺的脆弱和体积，再考虑常年非常剧烈的呼吸运动，想要完成肺的血管、气管吻合难度极大。

但是如果什么事都怪罪到舆论战、水军上，那就太过于幼稚了，事实上把这些明显是有组织的抹黑剔除掉，大多数就是真实的老百姓在质疑，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觉得器官移植费用是天价，动用直升机运输想都不敢想，更难以理解为什么都73岁了还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

对此，当然需要进行科普。

比如介绍广东、深圳是中国低空经济试点最火热的地区，“空中120”在攀枝花这类内陆城市也早已投入使用，急救直升机的费用也远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贵。相比数十万的器官移植费用，使用直升机一趟少则几千多则两三万，但能够极大缩短移植器官冷缺血时间，大幅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减少致残率和死亡率，性价比很高。

也可以科普，肺脏因为离体后最长只能保存8小时，大多数人的肺脏在死亡时功能仍然正常，因此中国可移植心脏和肺脏大量被浪费，肺脏移植第一人的陈静瑜就叹息，相比其他器官移植，中国肺器官浪费极为严重，不缺供给缺受者，中国肺源利用率只有5%，远低于国外20%的可利用标准。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快速运送肺器官，直升机显然大大提高了肺源的利用率。要知道肺移植数量过低也导致医务人员经验不足，很多慢阻肺、肺气肿、肺纤维化等患者直到晚期再进行肺移植，就已经太晚了。

还可以科普，器官转运，在中国乃至全球本就是第一优先。别说用直升机了，就算是坐满人的客机，如果需要也要等着器官送到，就算没位子了也会协调其他乘客下飞机腾位子，整个机场都会为这架担负器官运送的飞机让路，道路城市里，交警也一定会无条件确保优先通过。

可以说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一件运送任务的优先级超过器官运送，国家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国家卫健委2016年发布《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民航局2017年颁布了《人体捐献器官航空运输管理办法》，这都是明文规定，动用直升机恰恰反映了对公民生命的尊重。

最后，还可以科普，需要肺移植的，除了喝百草枯寻死的以外，多数是职业病，尘肺病发生率很高，这怎么可能出现在特权人士身上？就像这次深圳动用直升机救治的，一位是73岁黑龙江某市造纸厂退休工人，他在岗期间当了20多年锅炉电工，工作环境粉尘很大，另一位64岁是辽宁省某市橡胶塑料机械厂的司机，这能是权贵？

甚至了解深圳医疗水平的都知道，深圳医疗根本配不上深圳的地位，可能还不如拔尖的普通地级市，如果真的是权贵，没有理由不去医疗水平远高于深圳的广州，这次进行器官移植供体手术的广州某医院，就是中国排名靠前的大医院。

中国的退休工人都成了权贵，这是在高级黑还是低级红？

但是科普这些，并不能缓解多少质疑。

归根到底，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太大了，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即使是普通人，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太大了。

对于中国很多家庭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的几亿人而言，换器官就算扣除医保报销，也得花几十万，而且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术后能活多久也不清楚，考虑到后续治疗、长期服药、康复费用等等，第一反应怀疑是权贵，这完全可以理解。

想想看，对于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而言，给60多岁、70多岁的花几十万就为了多活几年，这大大超出了认知界限，甚至可以说，能在这上面花几十万的，真的跟连几百块、几千块医疗费都舍不得掏的人一样吗？

比如前面提到造谣说这次肺移植来自于“24岁研究生脑死亡后器官被移植”，这位研究生死因很令人叹息，他的家庭非常困难，父亲在建筑工地摔伤了腿、母亲几年前因肝癌去世，家里三个孩子读书，有不少外债。这位研究生已经打算放弃读博尽快工作，但一次打篮球摔了一跤导致膝盖扭伤，医院建议定制膝关节支架进行治疗，这个支架需要一千多元。

而他心疼一千多元，觉得只要固定住就好了，于是网上买了一百多元的简易支架，试图自己固定，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这点小伤完全能扛过去，结果本来只是很普通的摔伤，几天后出现了小腿肿胀，半个月后因支架固定不正确，导致腿部形成的血栓冲移到肺部，造成栓塞导致呼吸心跳骤停，后来住院一个多月也没能抢救回来，在死亡前，他在妹妹帮助下签署了器官捐赠协议，捐出去了心脏、一肝两肾和眼角膜。

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中国太大了，二线以及部分三线乃至发达的县城，居民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以上，甚至因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国的巨大红利，实际上比发达国家很多普通人生活水平还要高，而二线、一线城市就更不必说了，在这些城市但凡享受时代红利，有一套房，无论多小，需要救命的时候，总能卖出去拿到一两百万。

这次两位接受肺移植的，共同点都是有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子女，虽然只是普通职员，但已经能够支撑数十万的治疗费用。

所以，对于这些城市市民而言，花几十万救老人的命，关键并不是钱，而是考虑治疗的风险，考虑保守治疗还是器官移植哪一个更好，考虑有没有合适的供体。

但是更多人呢？

未来国家改善民生，重点不是改善城市中产，而是要想办法拉高农村居民、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待遇，要让因为舍不得1000元定制支架而英年早逝的悲剧不再发生。

要说特权，确实存在特权，而且是上亿人的特权阶层。

发达地区、发达城市哪怕最普通的市民，他们已经对于几十万、上百万救一条命感觉很平常，甚至对于“家庭月收入4000可全家脱贫”感到极度诧异，觉得自己有房贷车贷还要交个税很不公平。

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而言，这当然是特权，是大大的富人。深圳这件事之所以引爆舆论，跟公信力丧失、舆论战关系并不大，君不见辟谣之后评论仍然难以接受？

关键就在于，人与人的差别正在拉大，这是很危险的，必须抓紧带动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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