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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堑通途|明清时期的港珠澳交通

卢溪 皇史宬 201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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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至今已一周时间。这项从倡议到建成近40年的工程奇迹跨越伶仃洋,总长约55公里,实现了粤港澳三地人民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的梦想。那么在明清时期,粤港澳三地的交通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港珠澳大桥

明清时期,广东省内西江、东江、北江、流溪河等河流构成了沟通全省的内河交通网,而经水陆联运,来自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的人员货物可直抵广州。兼具河港和海港双重作用的广州港成为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

香港在被割让给英国前,一直属于广东新安县。澳门属广东香山县,在明代是南海诸国朝贡贸易船只的临时停泊所,葡萄牙殖民者取得居住权后,以此为据点,建立起联通长崎、果阿、欧洲的贸易网络。

由于珠江三角洲水网密布,当时从广州前往澳门、香港地区主要走海路。从广州前往外地的海路有东、南、西三路。其中东路通往潮汕、福建、上海、天津等地,香港位于此路线上;而南路通往雷州、海南等地,西路通往广西、安南、暹罗等地,澳门位于南路和西路线上。

归纳当时粤港澳三地的交通情况,可以用“慢”“难”“险”三个字形容。

▼ 珠江口地图

 

 慢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从香港到澳门开车仅需45分钟,而从香港或澳门开往广州也只需要3小时。但在明清两朝,交通主要依靠以人力或风力驱动的船只,在三地间往来耗时甚长。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馆藏档案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有英吉利商人在澳门雇船前往磨刀洋,因风色不顺,第二天才抵达大澳(香港大澳岛)。可见,那时由澳门至香港,约需1天时间,如果风向顺利,时间可以更短些。

▼ 两广总督邓廷桢拿获打劫夷船凶盗的奏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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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档案则记录着,监正刘松龄从广州前往澳门,用了3天时间,而从澳门回返广州则花了6天;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粤海关监督盛住由广州前往澳门,路上用了4天;嘉庆十六年(1811年),两广总督松筠由水路赴香山、澳门视察,往返共用了8天。由此可见,当时广州至澳门的单程交通,一般需要花上3-6天的时间。

▼ 粤港澳三地交通时间对比表

 

 难 

明清时期,在粤港澳三地奔波没有快捷舒适的飞机、高铁或轮船可乘坐,长途奔波着实是件苦差。

由于当时的船只普遍吨位较小、人货混装,旅途环境很差。加之船只颠簸,很多不常出海之人会饱受风涛晕船之苦。而老水手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内河遇到河滩淤塞,便要下船拉纤,海中则有变幻不定的狂风激流,一旦遇上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

此外还要应对官吏兵丁的盘剥。当时广东沿江沿海遍设的关口汛口,都是来往船只望而生畏的虎口。关榷胥吏“滥封索诈”“任意勒索”,营汛官兵不仅不保护往来船只,反而以武力为恃、强取豪夺。

而最难的还是来自明清两代政府的压力。明清时期都曾长时间执行禁海政策,这严重影响了沿海地区的交通发展。康熙元年(1662年)广东大规模禁海迁界,香山县和新安县皆在迁界范围内,清军强拆庐舍、烧船封港,“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片板不许下海”,许多村镇被夷为平地,“迁移之民、尽失其业”。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新安县“船只不及先年百之一”。

《大明律》规定禁止建造“二桅以上的大船”“不作大艚”,清初同样禁止私人擅造500石以上的双桅出海大船,禁止在国内打造船只赁与出洋之人。这些举措严重限制了船舶等交通工具的发展。所以,明清两朝,虽然出现过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航海高潮,但大部分船只在种类、性能、技术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渐加大。

▼ 明清时期常见的中式帆船(模型)

 

 险 

那时候的旅途,不仅要面对种种艰难险阻,稍有不慎,甚至有性命之忧。海途中,最怕遇到的就是风暴和海盗。

船只遇到风暴,往往就是船毁人亡的结局,康熙二年(1663年),南海县突遇“暴风疾雨、雷电大作,飘没深井尾海面船只,淹死人民千计。”

而明清两朝,广东内河沿海盗贼猖獗,屡禁不绝。“在水则扮贸易商船,或作差船、引艇,或假巡海桨哨,游移窥伺,借名盘诘,逼近渡船商艘,蜂拥行劫”。一旦遇到盗贼,轻则财货不保,重则人财两空,甚至可能被裹挟为匪。

一史馆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水匪海盗的记载,如活跃在澳门的海盗吴亚四,活跃在新安洋面的黎亚九、郑亚汶、黄保德等。

这些海盗很多是疍户。以捕鱼、运输、编竹等行业为生,世代居住于江河湖海之上,不仅要面对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水文,还要忍受极重的剥削,遭到官府和其他平民的歧视,生活十分艰辛。嘉庆元年(1796年)被两广总督拿获的海盗黎亚九,原本就是新安县普通疍户渔民,被海盗打劫后裹挟入伙。

▼ 海盗黎亚九供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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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的政府和政策的原因。明清两朝的大部分地方官员对于扶持交通运输行业、肃清盗匪之事并不上心。珠江河道容易淤塞,严重影响航运,但地方官员清竣河道积极性并不高。河海之上众多水匪海盗,官府缉拿盗贼也不给力,迫使民众设法自保。这些官员们更热衷的是“吃拿卡要”,乾隆四年(1739年),时人总结海关陋规竟多达九十余条。

正是因为政策的短视、官府的腐败,珠三角地区的航运交通在明清两朝难称便利。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粤港澳三地的交通变得日益密切顺畅。而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开通,更是便民利民、促进融合、沟通人心、增强凝聚力的伟大创举。

参考资料:《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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