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源于宋代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发展至明代分月讲与日讲。清朝皇帝沿用前代“经筵制度”，设“经筵”与“日讲”，由讲官为国君讲习典学。在“经筵”仪式中，国君围绕经筵讲题抒发感想，涉及治国方针政策的阐发、理学经学的体会等等，讲官恭听“御论”，在仪式后由翰林院将“御论”缮录成册，即《经筵御论》。清初诸帝吸取明代帝王倦怠弃学的教训，对经筵比较重视，经筵制度也得以坚持和发展。如在乾隆七年（1742年），经筵之日遇雨，大臣奏请改期，乾隆帝未允，并讲述了战国时魏文侯冒雨守约的故事，简化礼仪定下规矩，日后遇雨照此办理，足见其重视。乾隆帝在位期间共举行经筵49次，阐发《经筵御论》98篇，汇编为6册，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经筵御论》的内容体现了乾隆帝深厚的儒学功底和独到的儒学见解，如乾隆九年（ 1744年）春季经筵时，乾隆帝就《论语·宪问篇》发表如下见解：“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圣人叹世道之衰微而慨想古之人也。夫学者，何明明德以新民，而止于至善，惟行其心之所安而尽其分之当为耳，岂有人已之分哉……”。清代经筵大典始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一般分春、秋两次举行。春季经筵多设在仲春二月，秋季经筵设在仲秋八月，经筵开讲日期通常在年初确定，以便礼部和翰林院准备。乾隆朝以后基本上每年只在仲春二月举行一次经筵。同治元年（1862年），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经筵暂停，之后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也一直未再举行。据统计，清朝入关后共开经筵184次，其中顺治朝6次、康熙朝60次、雍正朝13次、乾隆朝49次、嘉庆朝23次、道光朝25次、咸丰朝8次。经筵仪式自顺治十四年（1657年）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基本都是在保和殿举行，康熙二十五年文华殿建成，此后历朝经筵都是在文华殿举行。首先是经筵前的告祭。在经筵前一日或当日，要告祭于奉先殿和传心殿。有时是皇帝亲祭，有时是遣官告祭。其次是经筵大典进讲。典礼当日，满汉讲官、侍班满汉大学士等各员皆穿着补服侍立于文华殿丹墀兩旁，鸿胪寺官预设皇帝书案及讲官讲案，翰林院官将御览讲章正本及讲官所用副本预设于案上，四书讲章在左，五经讲章在右。吉时至，礼部奏请皇帝乘舆出宫御文华殿升座，官员们行礼进入殿内，典礼正式开始。开讲时先讲“书”后讲“经”，讲“书”“经”环节，先由满讲官用满语宣讲，后由汉讲官用汉语宣讲，而后由皇帝宣讲御论，群臣跪听，最后百官再行跪叩之礼，礼部奏请经筵礼成。最后是经筵后的赐宴。清初多在协和门赐宴，乾隆四十年（1775年），改在本仁殿。乾隆四十一年文渊阁落成，又在经筵赐宴之前增加了“文渊阁赐茶”。经筵进讲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题目由掌院学士会同值讲官在《四书》《五经》中各选出两条，提前五天奏请钦点。皇上钦点题目后值讲官分头撰写讲章。讲章要各准备正、副两套，用满、汉文分别誊写后进呈御览。清代以前，经筵中时常有皇帝与经筵讲官的问答或议论，但没有帝王专篇御论。清初，经筵中皇帝偶发议论但非常简短。到了乾隆时期，经筵中增加了皇帝发御论的固定环节，“经筵御论”成为经筵的核心环节，留下了皇帝学思不辍的佳话。版权声明：本号文章、档案插图、音视频等版权均归“皇史宬”公众号（ID：mingqingdangan）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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