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一位“编外”御医
中国历代王朝均设有专门为皇帝、妃嫔等皇室成员诊治疾病、调理身体的机构——太医院，太医院内集中了众多医术高超的御医。御医在为病人诊治的过程中，建有详细的病历，即所谓“医案”（又称脉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保存约有三万余件清代皇宫医案，其中尤以光绪帝的医案为多。清宫医案处方大多出自太医院御医之手，但也有不少来自地方名医的“非官方”处方。
比如光绪朝，就有陈秉钧、曹元恒、施焕、吕用宾等宫外名医，由地方官员奉旨保举进京入宫为光绪帝看病，于是他们所开具的诊病处方便留存于宫中。其中，陈秉钧更是数次奉旨进京为光绪帝诊脉开方。
三次入京
陈秉钧（1840～1914），字莲舫，号庸叟，又号乐余老人，上海市青浦县人。陈秉钧出生于中医世家，其祖上名医辈出，作为第十九代传人，其自称“十九世医陈”。陈秉钧自幼学习儒业，同时随祖父习医。他进学至廪生，补生员，后纳赀为官，入京任刑部主事，因仕途坎坷，遂归故里，潜心医学，成为一代名医。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日被慈禧囚禁于瀛台，此后便终日忧愁，茶饭不进，日渐消瘦，导致疾病缠身。
虽经御医轮番诊治、进呈处方却都未见疗效。因此，清廷不断向直隶、两江、湖广、山东、河南、山西等督抚发出电旨，希望各处迅速精选名医，来京恭候传诊。不久，盛宣怀奏保江苏在籍郎中陈秉钧精通医理，随即江苏巡抚德寿奉旨，委员并派轮船前往青浦原籍寻访陈秉钧，派署苏州府知府彦秀员伴送陈秉钧赴京。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陈秉钧为光绪帝按脉诊治，这是他第一次奉旨进京。
陈秉钧到北京2个月后，因每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日子，越发思念远在上海、需人照料的老母亲，于是借托母亲年迈，病中需人照顾，呈请告假回籍。他的请求获得了朝廷的准许，同时还得到了袍褂料子和一百两银的赏赐。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光绪帝病情加重，清廷又向各地征召名医与名贵药材，两江总督端方再次保举陈秉钧进京入宫诊视。陈秉钧本欲以年老有病、难以远行为由，向端方请辞入京请脉一事。然而在端方、瑞澂等大员接连劝说下，陈秉钧终于应允奉旨进京。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九日，陈秉钧由道员孙廷林陪同，从上海启程至汉口，又乘火车北上，第二次入京为光绪帝诊治。
陈秉钧接连数日尽心为光绪帝诊脉开方，此时光绪帝病势已然沉重，治疗甚为棘手，然而光绪帝本人求愈心切，又自觉颇知医理，因此对陈的医治经常申斥有加，光绪帝曾谕示陈秉钧：“所用之药，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匆匆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仍当尽心设法。”光绪帝的斥责严词，致使陈秉钧诚惶诚恐，每日战战兢兢。到京不足3个月，陈秉钧就托病告假返回到了上海。
时至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光绪帝的病势愈发严重，宫中御医均已无良方可施，清廷又急忙征召名医陈秉钧、曹元恒来京入宫诊视。此时的陈秉钧正在上海家中养病，奈何端方多次发电敦促其奉旨进京，只得提出晚些再进京。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陈秉钧由上海启程，第三次奉旨进京。
沉疴难治
陈秉钧与曹元恒轮流值班为光绪帝诊脉开方。五月初十日，陈秉钧为光绪帝诊脉后在医案中写道：“请得皇上脉右寸濡细属肺气之虚。左寸细小属心阴之弱。左关属肝，右属脾胃，见为细弦，系木邪侮中。两尺属肾，一主火、一主水。按之无力，当是水火两亏之象。三焦俱及，诸体欠舒，所以腰胯痛胀。大便溏稀，上起舌泡，下发遗泄，无非阳不潜藏，生风郁热。现在耳窍蒙堵，鸣声更甚。以各部脉情参观，似有可据。惟调理多时，全无寸效。必由处方用药未能切当，不胜惶悚之至。再谨拟和阳清阴之法，伏乞圣裁。”
此时，陈秉钧深知光绪帝病入膏肓，难以医治，唯恐朝廷问罪于己，于九月初二日为光绪诊过脉后，只开出了一副平安药，即“苏梗七分，川贝一钱五分、去心，归身一钱五分、土炒，潞党参一钱，橘络七分，白芍一钱五分，引用红枣两枚，生谷芽三钱。”之后便再次托病请假返回上海。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此时距陈秉钧返回上海尚不到1个月，宫中传出光绪帝沉疴又起的讯息。十月初八日，内务府紧急致电端方，著他催促陈秉钧即日北上。端方收到内务府的电报后立即令陈秉钧应召赴京。陈秉钧深知光绪帝的病情已是回天乏术，便告称自己因舟车劳顿、兼感风寒导致咳喘加剧，“喘急气逆，夜不成寐，偶一举步则头眩心悸，需人扶持”，以此为由请求端方代其延长假期。
端方虽替其向内务府说明了情况，然而因光绪帝病势沉重，迫于朝廷压力的端方又数次催促陈秉钧奉旨进京。而陈秉钧自知无力回天，便坚称重病在身无法进京。当地官员为验真伪，派人日夜监视陈秉钧的举动，发现他时常乘坐马车出入宅邸访亲会友，就在地方官府要捉拿陈秉钧并对其治以抗旨不遵之罪时，宫中传来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的消息。由此，陈秉钧违旨之罪也就不再被追究，只是被罚以降二级留任。
成就斐然
陈秉钧作为晚清著名的医学大家，在上海行医时名噪一时，救治过无数危重患者，除兼任光绪帝的“编外”御医之外，当时的大吏巨商有“小恙辄远道延效，以其号称御医，得一诊以为光宠”，可见其当时名望。
陈秉钧不仅医术高明，其对中医的教育事业也有很大的贡献。他联合同仁俞伯陶、李平书、黄春圃等，在光绪二十八年创办了我国中医界最早的学术团体——上海医会，并提出编写中医教材，开办中医学校，筹办医院等。晚年的陈秉钧还曾担任过上海广仁堂医务总裁等职。他长期专心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为中医教育的开拓和中医学术的保存及发展不遗余力，成为后世中医教育的典范。
陈秉钧一生著作颇丰，现存有《陈莲舫先生医案秘钞》《御医请脉详志》《莲舫秘旨》《女科秘诀大全》等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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