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第二空间”：50-60年代台湾文学与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诞生
王琳
在美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之初，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的生根发芽，那就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与学生。夏济安、孙康宜、李欧梵、刘绍明、叶维廉、王德威、张错等都是从台湾去到美国的研究者，他们中大多数在赴美之前已在台湾完成了本科学业，接受了系统的台湾教育；有的则已是成熟而知名的评论家、学者，对台湾社会与文化相当熟稔，如聂华苓、夏济安；有的则与台湾学界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如夏志清关于张爱玲的研究论文就是在岛内刊物《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美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生，应回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的台湾岛内文化、政治、经济所构建的独特文化场域，因为台湾是美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二空间”，构成了美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忽略的学术背景。在这里，论者将以夏济安、李欧梵为主要对象阐释在美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之初台湾学术群体的学术动向。
一
在台北美国新闻处的安排下，1955年春，夏济安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深造半年，研修了小说创作、近代心理小说等课程。四年后，夏济安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于1959年3月再度赴美。他先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等高校任教，并同时担任了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客座讲员、副语言研究员。这期间，他在左翼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1964年，夏济安在美国亚洲学会季刊上发表了名为《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的论文。第二年，49岁的夏济安突发脑溢血逝世。卒后，集结出版了文学论集《黑暗的闸门——关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之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这本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的著作《黑暗的闸门》自1968年英文版问世以来，这本书在英文世界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著作。
在论著《黑暗的闸门》中，收录了《瞿秋白：一名软心肠共产党主义者的炼成与毁灭》、《蒋光慈现象》、《鲁迅与左联的解散》、《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五烈士之谜》、《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等篇目。夏济安以鲁迅、蒋光慈、瞿秋白、丁玲等左翼作家为研究对象，细致梳理从“左联”成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二十年整个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脉络。《瞿秋白：一名软心肠共产党主义者的炼成与毁灭》、《蒋光慈现象》等论文中他对身处严峻政治纷争之中的瞿秋白、蒋光慈等人报以同情的理解，结合其个人特质尤其是人格中的文人性，从而导致了自身深陷左翼文化政治的两难境地而无所适从，探讨了左翼文化政治对知识分子个体的规训、影响以及制约，延伸出知识分子在特殊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存在方式和如何生存等问题；在《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中，夏济安细致深入地剖析了左联的内在组织结构、运作方式以及权力归属，从一个个的事件案例中呈现左翼团体内部隐秘的权力生态关系，进而揭示左联与个性强烈的鲁迅的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而《五烈士之谜》、《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等论文，则是夏济安直面左倾政治文化生态，从表层事件突入发掘左联的组织内幕和权力真相，达到对左倾文化政治生态的全面审视和深入批判。整部著作既包含了对鲁迅、瞿秋白、蒋光慈等作家人格以及作品的个案分析，还有对左翼阵营内部的政治文化生态，尤其是左翼团体的组织构成、权力运作、活动方式等的关注和研究，敏锐洞悉了左翼文学发生发展的关键，深刻把握了左翼文学与中国文化之关系。凭借此作，夏济安作为美国汉学领域最重要的批评家的地位也最终确立。
后排左为哥哥夏济安，右为弟弟夏志清
论述中，论者呈现了一个由时代语境、党派斗争、文学信仰、传统文化、价值使命等要素共同构建的复杂的关系网络，显示知识分子的个体发声受到了这一复杂的关系网络的种种牵制。尽管该著作是由6篇相互独立的篇目连缀而成，但是由始至终贯穿了同一主题，即文学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及在特殊的文化境况中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命运。论者拭去了环绕左翼文人的革命光环而报以充满同情的批判态度：还原左翼文人的真实生命历程，体察其内心的情感波动，不仅将他们身上的性格缺陷凸显出来，而且深入其灵魂深处，在文学批评的视角下去理解他们灵魂中的幽暗面：从童年经历、留俄经历入手，剖析瞿秋白性格的另一面——敏感、懦弱而有感伤有余，再结合其牺牲前创作的文集《多余的话》，解析了作为杰出政治家瞿秋白内心世界对政治的厌倦和浓郁的个人忧愁，打破了对瞿秋白坚定革命者惯有形象的理解。瞿秋白“二元化的人格”并不适宜政治工作，却因为“历史的误会”被裹挟推上了政治之路，最终因政治争斗而牺牲；蒋光慈是夏济安着力研究的另一左翼文人典型，一个狂热的左倾理想主义作家内心幼稚而迷惘，以大量的文学创作表达对革命工作的忠诚，但革命作家蒋光慈在其所向往的浪漫爱情中迷失了目标，最终在困顿和疾病中结束了一生；还有一些作家随波逐流，在政治框架下写作遵命文学，混淆了宣传与文学，从而丧失了文学家的身份。在夏济安看来，瞿秋白和左联五烈士、鲁迅以及更多的左翼作家们分别代表了这些趋向“有些是真实的消失，那就是丧失性命”，比如瞿秋白和左联五烈士；或“把文艺作为斗争的工具，文艺和文艺家自身消失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文学家在投身政治后，在政治的重压下，文学家们最终都以不同的形式消失了，文学难以战胜政治。
据相关资料显示，1959年3月，夏济安赴美，同年完成了《五烈士之谜》，第二年他又撰写了《鲁迅与左联的解散》，1964年《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发表，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夏济安在赴美后致力于左翼文学研究？通过反观左翼文学研究和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目的何在呢？其对文学与政治复杂关系的思考尤其是对复杂文化境况之下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是否与八年的台湾教学经历和编辑实践有关？
二
返回历史的现场。1950年10月，夏济安辗转到达台湾，继而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书，到1959年3月离开台湾截止，在岛内生活长达八年之久。国民政府战败之后撤退至台湾，为巩固政权, 实行了戒严政策。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文化政策都迅速收紧，尤其是严格的全面控制书籍出版、发行等大众传播方式，以实行全面有效的文化管控。在岛内，大陆的作家作品一律严禁阅读，大陆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文艺作品也均被列为禁书。仅以鲁迅为例，1949年到1986年的30余年间，仅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抄》等学术著作，分别于1969年、1973年由明伦出版社、万年青画廊出版，但也难逃在出版的当年即被查禁的厄运。这30余年间，鲁迅的文学作品则明令不允许公开阅读、出版、流通。对此，聂华苓在回忆到她当年读鲁迅作品的情形时说：“鲁迅的书在台湾买不到，也没人公开看他的书。东海大学图书馆有鲁迅的书，但不借给学生，藏在地下室。我在台湾和东海大学教现代文学和创作，才有资格借到鲁迅的书。家住台北，东海大学在台中，鲁迅的书就是在台中、台北之间奔驰的火车上看的；书面包着‘中央日报’，报上的标语是‘反共必胜，建国必成’；有人走过，我就把书阖上，闭上眼作打瞌睡状；中央日报掩藏下的鲁迅却在‘呐喊’”。 诡异的是，岛内虽然禁止阅读和出版鲁迅作品，但却鼓励将其当作批判、攻击的对象。有关鲁迅的研究一直是台湾当局“匪情研究”的重要内容，《匪情月报》、《匪情研究》等报刊是刊发鲁迅研究的主要阵地。在1950年9月至10月间,《台湾新生报》连续刊出了11篇批评鲁迅的署名文章，“有的要‘解剖鲁迅’，称‘鲁迅不是好人’；有的要证明鲁迅是‘阴谋家’或‘千古罪人’” 。
聂华苓在写作
与此同时，岛内当局积极倡导战斗文艺运动，即透过各种文艺管道和文学活动积极推动战斗精神和反共意识。1952年，官方文艺的政策制定者张道藩在“五四文艺节”当天的《联合副刊》上发表《论当前文艺创作三个问题》，要以武力振奋大众精神，反攻大陆，而振奋大众精神的最佳途径是文学宣传，从而提出了“战斗文艺”的口号。随后，《新生副刊》、《民族副刊》、《中央副刊》等岛内主要媒体围绕“战斗文艺”开设了一系列笔谈、大讨论、座谈会，研讨的结论都指向将台湾的文艺运动以及报纸副刊编辑出版都与反攻大陆的政治方针紧密结合起来。这引发了国民党文艺政策积极地调整急速地“右转”，1955年春，蒋介石正式发出了“战斗文艺”的号角，要求作家、文学家放弃个人单独的行动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文学须肩负战斗的崇高使命，共同声讨共产党。战斗文艺运动横贯了台湾整个五十年代，导致了政治意识形态先行而缺乏生活实感的概念化作品，甚至是口号式情感宣泄充斥了岛内文坛。《文艺创作》、《军中文艺》等浓具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刊物在50年代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战斗文艺运动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推行战斗文艺导致了台湾当代文学的创作凋零。从文艺政策、文艺运动、文艺团体、文学活动、文学奖项乃至于报纸副刊、各种杂志及出版品等各个环节, 岛内建构了一个紧密的国家文艺体制新秩序。
战斗文艺运动还波及到了大学校园。大学里，教师也不能在课堂上讲授大陆1930 年代乃至 1940 年代文艺作品，图书馆禁止借阅，大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课程名存实亡，这使得当时众多坚持文学理想的学院派文人、作家在这种文艺环境里备受压抑和苦闷，通过各种突击积极寻求释放与解脱。鲁迅当年的论敌梁实秋曾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分析道：“近来有许多青年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 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梁实秋的论述表明，一方面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作品的阅读在岛内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另一方面，尽管战斗文艺席卷岛内文坛，但仍有一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其人其文怀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梁实秋
在台湾严酷的文化氛围中，1956年，夏济安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共同创办了《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创刊号《致读者》感言：“我们的希望是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从而发扬光大之。我们虽然身处动乱的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我们所提倡的是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我们不想逃避现实。我们的信念是：一个认真的作家，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人。……我们并非不讲求文字的美丽。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 该刊提倡写实文学，“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学，反对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干扰。鼓励写实文学，翻译介绍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肃清了战斗文学引发之流弊。而《文学杂志》的创办之于夏济安个人与台湾文学、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个体层面来看，通过《文学杂志》的创办与编辑，夏济安走上了文学批评之路。夏济安本身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学家，其译文自然、优美、典雅，备受读者喜爱。编辑《文学杂志》后，夏济安的主要精力用于对来稿的修改和相关的文学批评。对于来稿的创作局限，而夏济安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对来稿进行修改，或改变叙事观点，或重写结局，或改写角色，以期提升来稿质量。在编辑的过程中，夏济安开始了对岛内的文学创作现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主要涉及了两类批评：一是作家作品论。在文坛被战斗文艺笼罩的五六十年代，夏济安所作的作家作品论把文学批评的焦点从关注政治意识型态转移到了文学本体的研究之上。《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一文，指出了《落月》心理技巧的运用、艺术结构的安排上所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同时肯定了彭歌舍大取小，描写一个女伶的生活，虽然忽略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宏大素材，没有反映大时代但同样可以成就杰作。还肯定彭歌所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和心理描写的写法，小说用主观的现实来代替客观的现实是“替今后的中国心理小说开了路” ，认为可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创作技法尤其是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从针对一篇艺术上尚存明显缺陷的作品的细读，夏济安表达对提升台湾作家创作水平的期待。还有对西方作家作品的评论，如《两首坏诗》、《评<艾思本遗稿>》、《论夏德》、《论狄达勒斯》、《维农陀》。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走过的历程，侧重考察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古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深层品质上的联系。如《旧文化与新小说》、《白话文与新诗》、《关于新诗的一点意见》等文。在《旧文化与新小说》，针对其时小说创作中脱离社会人生，把文学创作视为政治宣传的现象进行了探讨和批驳。文章从新儒学家试图建立以孔孟伦理思想为中心的道德秩序与思想体系入手，分析比较了儒家思想与世界三大宗教。他认为，虽然儒教不像宗教能使信徒得到满足，但是中国人受儒家经典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而且儒家经典对人性理解深刻有助于小说家对人、对社会的观察和解读，期望信仰“儒教”小说家的出现：“他将是深深的浸润在儒家文化之中，对于儒家所提出的道德问题深深的想过，曾为这些问题所困恼，也曾尝试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假如把这些问题多多的考虑，我们的想像内容可能更为丰富，我们也可能写出更好的小说。” 在《白话文与新诗》中，夏济安对白话文运用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以诗歌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分析了白话文的长处是“明白如话”，而构成白话文的要素包括了大量的古文藻、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词语、甚至更甚于来自古文或口语的影响。“白话文是古今中外混杂的东西，但是混杂在散文里还不觉其弊；但在诗里面白话的混杂性便增加了诗人的困难。” 因此，新诗的成就之所以有限是与“五四”时代文学理论主张上推崇白话而废弃文言的偏颇主张相关。尽管文章数量不多，但此为夏济安学术研究的先声，从当前的创作现状反思五四新文学的过激之处，强调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对接和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借鉴，初步展现了“夏济安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也就显示出了自身可贵的价值，不是终结而是开启，不是集大成而是拓新途。在一定程度上，夏济安的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生发于传统而又超越了传统的文学新思维范例。” 在人为刻意割裂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夏济安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独立思考更显得更为别具一格和意义非凡。
夏济安
从社会层面来看，其一，《文学杂志》开辟了一个文学批评的自由空间，提供了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文人发表异质、另类文学作品与主张的园地，是夏济安从艺术角度建构台湾当代文学形态的实践。针对战斗文艺政策，胡适、雷震等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堪称岛内自由主义文学的大本营。而《文学杂志》与《自由中国》文艺栏不仅作者群有极高的重叠性，而且有着文学精神的秉承和契合。据聂华苓回忆：“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创办了《文学杂志》，‘春台小集’就由刘守宜‘包’了，每月到他家聚会一次。我们也就成了《文学杂志》的撰稿人。记得彭歌的《落月》是在《自由中国》连载的；夏济安对《落月》的评论是在《文学杂志》发表的。” 作为文学批评的自由空间，《文学杂志》的创办树立了台湾当代文坛自由主义的又一表率；其二，利用自身熟悉西方文艺的长处，为台湾文坛翻译介绍西方最新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台湾文坛输进新的精神食粮。如引入新批评主义，在该刊物上发表多篇关于布鲁克斯等新批评学者观点的论文，将现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相联系，为作家和读者引入新观念、新方法。《文学杂志》对台湾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推波助澜；其三，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众多青年学子。他的许多学生，包括作家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戴天，以及学者李欧梵、刘绍铭，学者兼诗人叶维廉，都从中受益匪浅。《文学杂志》于1960年宣布停刊，同年，《现代文学》创刊。这是由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一群青年学生创办的文学刊物，成为了后来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刊物以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李欧梵为主力，而这群青年学生正是夏济安的学生，受《文学杂志》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王德威曾回忆：“台大外文系最精彩的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白先勇、李欧梵他们在台大的那个时候。从1949年到1959年或1960年，那种‘五四’的学院精神在老一辈文人那里还是存在的。那时候台湾的政治虽仍相对封闭，资源也很少，当时这批学生都还年轻，也就二十一二岁吧，但有这么大的意志、能量、精力去弄自己的大志，以及西方的东西，相互鼓励创作，然后自己联络出版等等，我觉得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代，所以我觉得那个传统是存在的”。
三
岛内低气压的文化氛围使得夏济安对创作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向往追求更显强烈。夏济安身上体现出了浓郁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不能认同文学沦为政治工具，更无法进入“反共文艺”地带，因此，通过《文学杂志》的编辑试图冲破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驶向自己理想的文学的彼岸。
美国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为夏济安的学术研究开启了一扇窗。在50年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基础之上，60年代的论文集《黑暗的闸门》中夏济安对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更深入地思考和把握。当年，左翼文学运动在岛内是禁忌话题，政治相对于文学处于压倒性优势，最终夏济安在异域将这些思考付诸了文字。夏济安《黑暗的闸门》同以往的研究不同，在其研究视野中文学和政治不失对立的存在，他从政治的维度阐发文学，理性地看待文学里的政治因素，文学与政治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始终关注的是，文学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及在特殊的文化境遇里知识分子的命运。
从某种程度上看，夏济安对左翼文学的发掘，实际上传达出了其对当时台湾严酷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满和反拨，这就如同他试图通过《文学杂志》来对抗战斗文艺。尽管论著中某些结论可再商榷，而论著中关注意识形态、传统束缚和政治压力在他们头顶上形成了巨大而“黑暗的闸门”的左翼作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当时在岛内正在遭受政治力量倾轧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反观。
李欧梵认为，“他本来是可以在比较文学领域继续开辟新路的。事实之所以不是这样，部分是因为美国学术界的困难，部分是因为夏先生自己选择了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流亡者。” 可以说，“当我们去思考‘黑暗的闸门’的意象时，不难可以赋予它另一层的含义：政治的重压，可不就是一道更沉重的‘黑暗的闸门’，把文学作家以至研究者重重围困着？夏济安在世的景况当然是太不堪说，台湾几十年的森严文纲，……作家始终受到像鲁迅、瞿秋白以至蒋光慈等人所经历过的束缚和限制”。 意识形态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并不鲜见，作为文学批评者怎么样保持论断与考证的客观性就成为了旅美后的夏济安的思虑之所在了。夏济安秉持着独立的文学理念和文化精神，开启了赴美后的学术研究。除了单篇论文外，在1961至1964年间，夏济安围绕中国大陆人民公社运动还发表了三部相关论著：《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下放运动》、《人民公社制的溃败》，同时成为了美国学界研究大陆文艺及社会制度的专家。种种迹象显示，夏济安秉持着独立的文学理念和文化精神关注着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走向，而这一独立的文学理念和文化精神源自其在台湾高压的社会气氛中传播自由的文化思想、培植文学新人所进行的文化启蒙，在美国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进一步升华。
李欧梵
从50年代开始，美国便持续对台湾进行援助。随着侵朝战争陷入胶着，因台湾在军事布局上的重要地位，美国加大了对台湾的援助。美国的援助不仅包含了军事、经济物资的援助，还有文化上的输入。在两岸阻隔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几乎垄断了海外文化输入台湾的管道，能自由进出台湾的唯有美国文化。在台湾，当时实施美援政策的重要机构——美国新闻处。作为美国驻台湾的宣传、情报机构，美国新闻处发行了文化刊物《大学生活》和《今日世界》。《大学生活》和《今日世界》以精美的印刷和丰富多彩的美国文化风情、廉价的发行价格，在台湾青年中深受喜爱，加之优厚的稿酬吸引了许多民众投稿。在岛内持续的政治高压状态下，《大学生活》和《今日世界》为台湾文艺青年提供了一个放眼世界的文化空间，其中对外国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的介绍，成为戒严时期台湾民众了解西方新思潮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国民党初入台湾，岛内还处于农业社会状态，在经济上十分落后，可谓经济凋敝。“当时的台湾地小人众，那时工商业尚在萌芽期间，学校和研究机构也比今天少的太多，大学毕业后，若没有特殊门道，不一定找得到理想的工作”。 因为同美国的协防关系，岛内鼓励青年学子赴美留学，因此，在台湾完成大学教育的知识份子几乎都将留学视为最高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开始于50年代的留学热，到60年代达到了高峰。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李欧梵、刘绍铭、叶维廉、孙康宜等都先后漂洋过海奔赴美国求学，逐步成长为美国汉学界的新生力量。
1961年，李欧梵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修读“国际关系”，之后再转到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攻读“现代中国文化史”。1963年秋，李欧梵参加了由本雅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主讲的当代中国政治的研讨班。为寻找一个合适的论文选题，李欧梵写信向夏济安求助，询问“延安那场反对萧军的文学运动”是否可作为论文选题。夏济安肯定了李欧梵的想法，同时对研究态度和方法给予了建议。“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学者的研究生，几年中，我一直在自己就读的历史专业和真正感兴趣的文学之间徘徊。夏济安先生是我以前在台湾大学时的老师，教英国文学，一到美国就迫于环境的压力，转而开辟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始自己的研究，他成为我后来学术生涯的心灵相契的指路明灯。” 正是因为曾受到岛内高压文化氛围的抑制，加之夏济安的启发与指导，李欧梵也开始关注左翼文学。李欧梵曾谈到，“我一代人跟大陆的人不太一样，在台湾鲁迅是禁书，越禁我越觉得好奇。当时我也风闻陈映真受鲁迅影响。后来我研究左翼作家，写硕士论文以后，就觉得一定要写鲁迅了，我开始正式研究。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 研究专著《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刊行后，李欧梵自言从夏济安的鲁迅研究中获益良多：“（夏济安）对鲁迅形象作了极为精彩的刻画。这种鲁迅形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整个的鲁迅研究……我怎么才能写得像夏济安先生那么好？怎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刻画鲁迅形象呢？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焦虑，我最终放弃了任何想超过先生的念头，而乖乖地一心一意效法了先生。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对鲁迅散文诗所作的敏锐分析”，“相隔近四十年，我刚刚重读他的《关于左翼文学运动——书的序稿》，再次被深深地感动”。 由此可见，李欧梵与夏济安之间的传承关系可见一斑。李欧梵的鲁迅研究延续了夏济安研究立场，摒弃政治偏见，回归作家本身。这种延续恐怕不单单是《黑暗的闸门》所带来的震撼和启迪，更是李欧梵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切和对台湾政治文化氛围的感同身受。《黑暗的闸门》中夏济安对瞿秋白、蒋光慈、鲁迅、冯雪峰、左联五烈士等作家的深入剖析，给李欧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夏济安秉持的研究立场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再现人类的悲剧。哪怕是共产党员，也应该得到礼遇（更近似于同情），他们作为个人，除了党派观念也还有思想”，李欧梵是认同并推崇的。 因此，在对鲁迅的评述中，李欧梵不仅深入鲁迅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教育以及对社会现实感的认知，还深入其文言写作、学术著作及被忽略的后期杂文，努力还原作为生命个体存在其内在的分裂、悖论。
生于中国，治学海外，而所治之学又恰为“中国学”，这样的文化景观，近年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夏志清、夏济安那一代学者来说，中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在其内心的对撞将导致怎样的裂变？夏济安的文学批评，就是一个极好的解剖案例。一方面，意识形态和空间阻隔，使其对母国文化多有隔膜。另一方面，文化基因和治学之需，又让其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母国文化。较之在美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陆学者群体，台湾学者群体具有起步时间早，语言能力强等等优势，很多台湾背景的研究者本身是英语专业出身，能够迅速地适应美国大学教育，完成学业后留美开始执教生涯，从而也将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星星之火越燃越烈。综上所述，50-60年代台湾文化影响了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生，是美国汉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诞生的“第二空间”。
中秋快乐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3辑
本期编辑：巧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