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跨际观察与史性阐述——域外作家的延安叙述

 王鑫 

      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建构其政治与文化合法性的尝试，最初是以被压抑和被边缘化的状态呈现出来的。以“长征”概念的形成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本土阐释，和借由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为窗口向世界展开的自我诠释，共同构成了延安革命文化得以积淀与传播的源头。本文主要以延安革命文化的域外传播为问题视角，分析社会政治文化与文学文本之间互借、互释、转化的历史演变。其中所涉及的“延安”，不仅是地域与时间范畴的概念，更被扩展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与文化建构的整个区域，以及其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宏观象征。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发造访延安和解放区的域外作家，所创作的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与军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中，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前已初版的中译本多达34部，可见域外作家书写延安的规模与热情。

      战争年代中“战地记者”群体的出现，使基希的报告文学这一别样的文学样式应运而生，其创作理念也传入中国，并发挥了巨大的现实意义。长久以来，美国新闻界也一贯运用报告文学的技巧进行写作，随后出现的“新新闻文体”与“非虚构”写作，其创作原则与特征均缘于报告文学。曾两次获普利策奖的巴巴拉·塔奇曼的质问，迫使我们反思“非虚构”写作在美国的正统性与合法性问题。她说，“为什么‘艺术’这个词总是局限于虚构作家和诗人，而我们其余的只能面目不清地被叫做‘非虚构类’——听起来就像剩下的什么东西”。无疑，“非虚构”写作无论处于何种语境，都隐匿着先天的弊端，仅就其名称而言，便充满了二元对立色彩、他者意味、依附性、回避式等话语倾向。就《红星照耀中国》而言，当时美国出版界已将它归为“远东非小说类作品”，由此，“非虚构”写作似乎更加合于其时其地的历史与文学环境。但是，形式多样的域外延安书写整体，远不止文体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再者，有关域外延安书写与延安革命文化的讨论，超出了美国文学的时空边界，所以，我们应该将域外纪实类书写植入中国本土语境进行分析。由此，本文统一将其界定为中国文学两大文类之一的“纪实文学”。

      延安革命文化的内涵与跨度庞大，在单一学科内部的探索无疑显得捉襟见肘，以文学文化的视野观照延安，不仅指引我们关注延安革命文化中思想意识领域的历史创造，将社会革命文学化。同时，也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域，讨论文学的社会化与政治化内涵，是如何参与延安革命文化的经典化过程。质言之，提出对延安革命文化的思考，不是围绕“文学与政治”的话题进行单向度的“影响研究”，而是绕开这个“高地”，从发生学角度进入历史的枝蔓现场，在文学的社会政治化与社会革命的文学化两者的缠绕中，突破文学史的边界，勾连政治史、思想史的视野，反思本土与域外作家话语参与中国历史生成，并推进延安革命文化的内涵“发现”与“经典化”嬗变的历程，重启延安革命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跨语际实践”的研究思路，洞开了一个进入历史现场的入口，旨在发现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在与延安革命文化的对话中，所生发的历史联系和内在变迁。

一、延安革命文化形成的历史场域  

      斯诺曾坦言，在奔赴边区之前，他便开始在各种报章杂志上收集消息，制作剪报。据埃文斯·卡尔逊回忆，他们在1930年代初期便开始讨论“进入八路军控制区的可能性”，在那时斯诺便对中国共产党有较深的认识。1927年起，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真实消息的域外观察者，如时为共产国际代表的厄尔·白劳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文森特·西恩，而后，史沫特莱、尾崎秀实等人也在域外报纸上发表文章。然而，《红星照耀中国》开篇的连续发问，向我们展示出1937年前边区以外的社会环境对中国共产党与延安的认识。

斯诺

      中国共产党面向域外的宣传工作，从1930年创办“中国工人通讯社”始，取得一定进展。但通讯社一直在上海秘密活动，外文稿件的发布也受限于苏联，所以直到其于1935年结束，也未与域外社会达成公开、广泛的交流。1935-1938年间《救国报》（后改名《救国时报》）也曾由巴黎迂回报道红军与边区的真实消息，但主要在海外华侨间活跃，尚未打开世界的整体视域。1938年1月于广州复刊的《救亡日报》，直至“皖南事变”后终刊于桂林期间，将延安的消息向国际社会传播，但仅限于东南亚地区。

      同时，在斯诺最初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时，也曾遭遇不小的阻力，可见，延安与世界对话的起步阶段，存在着怎样的困境，延安外部的世界话语环境又被怎样的误解与盲视所主导。斯诺最初将他记录的“毛泽东讲话”副本送给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勒·詹森，希望通过他转交华盛顿，但詹森在谈到毛泽东时“口气颇为不敬”。“它是最早的迹象，预示着斯诺这种努力将一再遇到挫折”。所以，在斯诺前来保安之前，中国共产党尚未真正独立地与域外社会展开广泛的传播与对话。

      斯诺从陕北归来不久，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两期刊登41张边区照片，并在多家域外报纸发表系列文章，加之《红星照耀中国》在英美的相继出版，以图文互证、资料详实、社会调研、引语复现等方式，在视觉真实与直观历史等多个层面，共同开启了世界的延安认识，延安革命话语基调的奠定也在中外对话中得以历史化与经典化。以《红星照耀中国》为肇始，域外作家奔赴延安并书写延安的历史实践，成为了延安革命文化被导入外部现实，并参与世界历史生成的契机。

      从域外作家文本与延安革命文化的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和世界政治局势联系紧密，尤其在中美两国关系变幻莫测的1940年代。从《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的初版，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域外记者和军人所书写的延安文本较多出自个人思考，对延安的“发现”或“误判”较少政治利益的考虑。美国正式进入战争后，前来延安及解放区的域外观察者是英国人林迈可和班威廉夫妇，他们的延安认识相对独立、客观。随后于1944年成行的“中外记者团、“迪克西使团”，以及白修德等多位美国观察者，他们的延安记录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将域外延安书写的意识形态化发展到了极端。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域外观察者对解放区农村改革情况极为关注，诸如杰克·贝尔登、韩丁与柯鲁克夫妇，他们的解放区书写可以视作第三个阶段。延安革命文化与域外作家书写关系的建构，诞生于斯诺作品的出版，并在紧随其后的域外作家笔下得以巩固，他们与延安的最初相遇，显示了非功利性、非社会性的个人意识，这与1940年代开始渗透政治意识的域外作家创作倾向存在差异。而第三阶段的域外书写与国际社会的参与程度颇为薄弱，对中外交流的社会影响较小。早期的域外延安书写，一方面在中外沟通中起到奠基与先锋的作用，一方面较大程度还原了他们对延安的直观反映与真情实感，相对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尚未主导作家创作的潜意识。由此，本文主要探讨早期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及其作品参与延安革命文化历史化的程度。

《西行漫记》

      在开始讨论域外延安文本，参与延安革命文化的历史化进程之前，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延安革命何以“文化”化？何为延安的“革命文化”？域外的中国革命研究，从早期的意识形态化，到与本土研究的史学化并轨，“土地革命”一直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与重要场域。斯考切波认为，社会革命“催生出了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和吸引力的模式与理想”。而这种“模式与理想”在马克·赛尔登那里被总结为基于制度与经济研究的“延安道路”。这显示出在延安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思想文化领域所据有的统摄地位，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延安传统，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神圣价值观念方面的遗产，但这两部分很难截然分析”。延安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并将其整合移入本土文化语境，进而实现政治独立、经济自足、社会变革的构想，其中思想意识领域的渗透与改造力量，构成了“延安道路”作为“模式与理想”的“文化革命”层面。这不仅区别于其他的社会革命路径，也冲决了社会革命研究的固有框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展开的变革和适应历程，是延安革命在“文化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最具独异性的历史经验，也说明了中国文化意识形态观念的无远弗届。

      延安的革命文化内涵是在中国传统“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革命青年主体所铸成的“青春文化”，在战时特殊背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与实践中，得以成为适应新中国革命话语的延安创造。“实用理性”的延安化，不是与传统“实用主义”等同的概念，它不仅强调以往社会革命中的殉道意识、道德崇高信仰以及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更为延安精神的“神圣化”色彩寻得了起源。作为思想意识领域的延安革命文化，可以将“实用理性”作为借以平衡“乐感文化”的重要位置来理解。“乐感文化”的延安化，主要是以情感作为本体，凸显中国人以“情”念“人”的巧妙转化，这也是中国“情本体”与“人本”观念之间的共通之处。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淡化了现代民族国家中公民身份层面的内涵，而更多依托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农耕民族的土地情节、中国人民的坚韧意志，以及传统文化血脉的深层肌理。也正是基于对“情理结构”的灵活理解，塑造了中国人民面对外族入侵所显现的顽强意志，以及延续这种韧性的乐观情感。“青春文化”的延安化，是作为革命主体的中国青年，在延安通过文化、技术、思想、政治等多方面的教育所形成的知识化内涵，与积聚的物质性力量，及其生发的象征意味。他们筑成了延安革命文化中与众不同的“青春文化”。延安革命主体的青年，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战斗主体，也是领导主体，由此，“青春文化”不仅是一个物质性的实体，更是一个有关中国革命愿景与生命力的隐喻。

      延安革命的思想意识层面，一贯是早期域外观察者关注的核心。1937年6月多位域外观察者前来延安，其中毕森在其作品中阐述了“延安精神”是如何冲击他们的思想意识的。他认为，前来延安的大部分人，“完全被延安的那些戏剧性场面所吸引，几乎每一天都处于高度兴奋之中”，“对延安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与其说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活动，不如说是延安人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当时和以后所有的外国访问者，都提到过延安的气氛。那种气氛很容易感觉到，却很难用文字来描述”。

二、域外书写中的延安革命文化内涵

      对中国传统“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借鉴与改造成果，是延安革命文化的精神性内核，而边区的青年群体得以积聚成为物质性与象征性的“青春力量”，缘于“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平衡。同时，“青春文化”为前二者注入了新生、进步等内涵，成为了将传统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的关键。三者共同构成了延安革命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在历史中持续延伸、适应时代，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精神”存在。

      延安革命文化的“青春文化”，是以战争中的青年为主体，结合边区大力推行的各方面文化教育，以及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现代化改造，进而凝聚形成的新兴革命力量。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主要描写延安青年的内容就占据整整四节的篇幅，并多次惊异于延安革命力量的青年化。斯诺在保安接触“红小鬼”后，对他们的“个人自尊”、“革命信念”与“勃发生机”感叹不已。同时，令斯诺困惑的是，前线的战火硝烟似乎并未使边区陷入一种暴力叙事的消极境地，恰恰相反，这里洋溢着青春文化的凝聚力与积极性。

      在本土作家笔下，咏唱青年的主题历久弥新，以“五四运动”为肇始，“青年”本身早已成为社会革命力量的表征。在延安本土作家的诗歌中，青年一直是被抒情的对象，诸如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胡乔木的《青年颂》与《青春曲》、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胡代炜的《儿子的歌》、李木庵的《儿女离延北征，诗以壮之》等，不仅反复出现青春化的修辞，更传达出青春气息和延安气氛的相互吸引。同时，孙犁笔下的少男少女在革命叙述之外，以边区农村少年的生命叙述丰富了“青春文化”的阐释空间。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青年的吸引，以及对革命文化的改造与更新意识，使“青春文化”从精神层面逐渐演绎为物质性的革命力量。

延安青年

     延安革命文化的“乐感文化”，是以“乐”为形式，实现“情”所隐含的现实意义。传统的“乐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与生活美学，面对严酷现实所采取的积极态度，是我们得以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方式。然而，在延安革命文化中，传统“乐感文化”中的“器物”层面被压抑，并在对历史与生活的感性认识之中，创造出超物质性的情感追求。书写“烟火”延安，是域外延安文本在战火中形成的别样叙述，其中，《红星照耀中国》多处还原革命者情感向度的生活细节，充分刻画出革命历史生成的偶然性与日常性。譬如，斯诺描写毛泽东如何嗜好辣椒，以及边区军民之间的关爱等。他还注意到，边区剧社的演出，总是在苦涩的现实意义之中，渗入幽默、轻松的“滑稽戏”形式，以乐观的态度笑看苦难。

      边区的“高歌”是一个集体行动，在集体的欢悦气氛中，个人的消极情绪被淹没，人们在共同的行动中互相取暖、认可、鼓励，其中所弥散的感染性力量借由思想意识领域的固化，由集体经验与集体记忆逐渐成为一种主体性的信念感。何其芳曾写道，“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师田手的作品《延安》中大量出现乐感修辞，如唱歌、喜悦、沉醉、欢谈等。同时，“高歌”不局限于边区军民，作家们更将河流风景、鸟雀动物、纺车风箱等对象进行拟人化的书写。由此，“高歌”不但成为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修辞，更延伸为积蓄战斗力量的行动。

      斯诺在文中多次写到边区军民激越的高歌，并且发现了一组“对比”，即红军中的少年“整天在唱”、“无穷无尽”，和吴起镇一位工程师认为他们“唱的太多”、“不是时候”。斯诺向读者展示的对“唱歌”态度抵牾的细节，难道是在暗示集体对个人声音的压抑吗？边区军民对“唱”的不同认识，体现了“活泼”与“严肃”的两种情绪，涉及了独立于集体之外的个人声音。但其中却隐含着二元对立的本质化“陷阱”。应该注意到，对“唱”的不同认识体现在时间与方式的层面，他们的共同诉求都是为了成功实现社会革命。同时，“唱”只是情感的外化形式之一，高昂的战斗决心、坚定的革命意志、乐观的国家愿景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诸如边区的民主会议、文艺晚会、个人演讲等。在这里，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所制定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内涵，便于我们深入理解延安革命“乐感文化”的复杂向度。

      延安革命文化的“实用理性”，是以高度的责任意识为主体的文化内涵，这在域外作家笔下被抽象为精神信仰层面的道德文化元素。在海伦·斯诺的眼中，延安精神中的“社会主义道德”，是与“斯巴达主义”、“清教主义”、“苦行主义”中的某些价值观念存在联系。卡尔逊也曾提到，“在山西我看到八路军和人民实行的学说同基督的教义是那样地相像”。域外延安书写的文化信仰修辞，出自他们固有语境的惯性理解，缘于对伦理道德元素的误判与误认，客观上拉近了域外读者与延安革命之间的心理距离。然而，斯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更为深入。《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他在毛泽东身上看不到任何可被称作“宗教”感的元素。中国传统“情理结构”中的理性层面，在延安革命的汲取、借用与改造之下，突破了伦理道德范畴的局限，将实践理性上升为思想意识领域的辩证理性。

毛泽东在延安

     但是，斯诺在四十年代初初版的作品中，再次将中国共产党与精神信仰联系起来，却表达出与此前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精神信仰两者存在着“合于逻辑”的相似，这基于他们均对各自的理想坚信不疑，但都没有实现。斯诺将这两者的共性安置于乌托邦想象之上，旨在淡化中国社会革命的共产主义色彩，极力将延安革命表述为民主与民族革命。对延安革命性质的重新表述，映现出斯诺文本创作的读者意识，甚至政治无意识，而如此创作心理在《红星照耀中国》写作时期几乎并不存在。1937年7月下旬，就在《红星照耀中国》完成之际，斯诺一直非常焦虑此书“出版的时机”，担心战局的变化会使它“在出版前就已过时”，出版公司会对他的书“失去了兴趣”，同时，在美国出版此书之前，他曾致信代理人，认为“书就是出来了，销路也不会太好”。

     这些细节显示了斯诺作为最初奔赴延安、书写延安的先行者，其时，“亲赴延安”的行动尚为一种冒险的、无预设的，以及自我实现与自我满足的行动。基于这种创作心态的作品，是我们理解域外延安革命文化认知的有效入口。但是，斯诺四十年代的作品开始在塑造延安革命的“民主”与“民族”意识方面作出许多努力。并且，斯诺的这种延安表述再次引领了域外作家的延安革命叙述，域外认知中的“民主延安”改变了此后延安话语在世界中的位置。这种“幻象”的形成，既是斯诺影响着世界的延安叙述转向，也是战争格局与国家利益促成了斯诺的政治无意识在文本中的话语实践。斯诺的创作心理所发生的显著变化，恰好揭示出语言修辞是如何参与历史生成，又是如何被历史中隐匿的巨大力量所主导。

三、延安革命文化的域外认知困境

     《红星照耀中国》的初版，不单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真实的延安叙述，也将延安革命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的心中。毛泽东与斯诺在保安的多次谈话，不仅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对中国革命与战争的前景进行了大胆预料，毛泽东正是通过斯诺之笔向世界传达了公开与正统的延安叙述，并在一定程度上借由语言的力量对中国的革命历史发挥了影响。在斯诺的国内外宣传下，毛泽东的延安叙述逐渐具备了实质性的力量，延安成为了中国与世界青年所憧憬、参与、信服与追随的“圣地”。斯诺在奔赴延安之前有自己的心理预期与个人抱负，但当他真正参与到中国政治舆论与力量角逐之后，他的话语便不再受他的支配。战斗情绪在每一个中国民众心中生根，斯诺的文本经过国际社会的流布，已然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承载了整个中国人民的革命信念。历史不单选择了斯诺，更催生了一大批斯诺的同路人，也创造了抛开他们之后继续巩固与发展的中国革命文化历程，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借用斯诺的媒介力量，得以实现自我历史转折与创造的能力。

      《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以及“皖南事变”后延安及边区环境的再度紧张，激发了域外记者对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兴趣的转变，延安，进而“被一种特殊的氛围笼罩着”，不论对何种政治立场的记者而言，延安之行“都成为最流行的事”，和“宣称自由独立的方法之一”。杰克·贝尔登也在作品中提到这种现象，他在1946年来华后，“本来可以搭乘那时还定期飞往共产党首都的美国联络飞机去延安。但是延安已经有点象是一个旅游中心，在中国的每一个外国记者都争着飞到那里去看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共军总司令朱德一眼”。甚至，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1942-1943年间也任职于美国战时情报局，以学者的身份研究中国问题，却在与美国政治、军事的联系之中发挥现实作用。域外观察者出于政治无意识的渗透、国家利益的考量，甚至对意识形态的服从，进而开始有意重述延安的现象，普遍存在于1940年代的域外延安叙述之中。由此观之，“延安”已经从早期域外作家的笔端脱离，和正在生成的历史与政治话语重新结合，形成“延安革命文化”在域外语境中的变迁与借用镜像。

     对历史景观的还原分析，促使我们思考一个现象，即对斯诺“元现象”——1936年的陕北之行——的意义诠释早已超出了延安的话语背景。延安革命文化自斯诺的域外传播始，就开始获得其自主性，成为了一个开放的言说空间，在政治与历史中被注入了全新的意义。或许毕森道出了某种冰冷的现实，那就是在体验延安、表述延安之中，其实“很少考虑到，我们当时的所见在更远的将来意味着什么”。但通过回味历史，域外作家开始回溯并检视他们与延安革命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现“从在延安的这些美好日子，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努力保持延安精神，并且把它推广到全中国。”

延安的域外人士

      这看似推翻了整个话题的基点，但实际上却恰恰证明了，域外作家最初阐释中国共产党与延安的行动，其背后的无意识层面，正是历史话语生成与积淀的偶然性写照。对延安革命文化的叙述是从中国语境出发，同时也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中实现扩展、延伸与现代性转化。即便域外作家打开了中国共产党进入世界话语的窗口，但它究竟产生了什么实际效应呢？它就一定与中国共产党自主创办的对外刊物相比之下，意义与贡献更为重大吗？如果说斯诺等人的延安书写，仅仅引起了美国“民间”与“私人”的兴趣，影响力微弱，那么“迪克西使团”与延安的公开与官方交流，难道就在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发挥了现实的影响吗？成为了符号的“斯诺”，无疑具有极大的媒介力量，和持续性的话语延伸，但是，媒介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阐释的延伸方向也并非不证自明。所以，本文的目的不是为回答上述问题，而是探索域外延安文本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延安革命文化的历史化与经典化过程。

      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中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修辞方式，即他们总是能够“发现”边区的非“中国人”特性。在斯诺笔下，边区军民不同于“消极”满足、麻木冷漠的“中国人”；海伦·斯诺认为延安军队行动“严密”，和“乱糟糟”的“中国人”不同；在贝特兰眼中，中国共产党人并非“虚伪、信命、徇私”的“中国人”；冈瑟·斯坦因认为，延安军民不是追求“面子”的“中国人”等等。矛盾的中国认知揭示出他们对所谓的“中国人”存在着何种程度上的误解与揣测，也足见因袭的所谓“中国人”本质上指向何方。从他们有关“中国”的知识背景中可以看出，当时域外社会所弥漫的“中国人”的想象定势。

      域外作家以树立“他者”的方式，表述延安、建构延安的无意识叙述或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其本身就隐匿着多重的话语缝隙。他们在书写延安时所热衷的“差异叙述”，不遗余力地将“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人”元素，与域外社会的文化观念相联系，其中涉及民主、宗教、道德、科学等方面。域外延安书写中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差异叙述”思路，即边区政治“从内战时代的共产主义到代让的民主制度”，是一种“进步”；以及边区的民主会议，“没有任何象我们西方旧式的民主政治活动中那种异常矫揉造作、虚伪铺张的特点”。非“中国人”特性，不仅撕裂了中国的整体认知，更将这种特性用作两种语境。其一，它与某些域外文化存在天然的亲近，并在来自域外的自豪感、优越感与使命感中生发出不对等的观照。其二，它可用以检视其时域外环境的现实弊端并进行文化“输液”，是对“他者”的浪漫化想象与根本性疏离。

      同一个中国，在不同时间、不同格局之下的不同国际认知，揭示了认识的主客体之间力量和主导性的复杂角逐。在战争利益、政治野心、福音梦想、“白色神话”，甚至殖民色彩的激化之下，国际社会的延安认知总会陷入二元的极端对立之中，如是“恶魔”还是“战友”、是“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基督教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延安”还是“西方式民主的延安”，这些乌托邦幻想与不证自明的惯性理解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正如费正清所说，“处于日益恶化的局势下去创立美国的新闻工作。它如同用扑克牌搭房子，搭得越高，就越发摇摇欲坠”。由此，域外作家的延安叙述必然会在国际语境中发挥着政治功利性与历史短视性的演绎。

      历史生成中的延安军民乃至全中国人民，是斯诺这场边区观察之旅的观众。而斯诺不仅是延安日常生活的观众，是自己话语效力的观众，更是延安革命及其文化建构历程的观众。斯诺内在于这场文本旅行之中，也被文本抛弃，成为文本意义的他者。所以，文本虽然由斯诺书写，但一方面书写对象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历程与精神文化内涵，一方面文本也在时空变幻中将他抛出。落于中国语境的初期域外延安文本，在与延安革命的具体结合之下，延安革命文化在思想意识领域，成为了一种知识化、物质化与持续化的延安文化创造。

      李杨曾针对研究者对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所作的真假判断，提出“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真正有效的问题意识就不是判断这种历史书写的‘真’与‘假’”，而是将“历史的生产方式”纳入研究的视野。从这个角度上说，对“历史的生产方式”的思考，正是本文考察域外延安文本与延安革命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起点。文本是历史获得其合法性的方式之一，是历史被纪录与流传的中介，也是我们得以进入历史现场的途径。参与历史书写和历史阐述的域外作家，他们延安文本的呈现和演绎，是与延安革命道路达成了内在的互动，也是延安文艺得以与延安革命文化形成深层关联的文学现象。由此，“真正有效的问题意识”，应该是抛弃“政治”、“文学”极端对立的固有观念，充分认识、直面和接受历史演进中二者纠缠互渗的客观现实，并在此基础上突破学科壁垒的局限，进而对延安革命的文学化，与延安文学的革命化之间的交叉关系进行知识性的讨论。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7辑

本期编辑：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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