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焕星|国民革命视野中的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争

邱焕星

引言

关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争，既往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早期多从大革命(共产革命)的角度，站在鲁迅的立场上痛斥现代评论派的帮闲反动，近些年的研究则喜欢从文化(五四启蒙)的角度，将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争视为不同启蒙话语的冲突。这两种研究虽然看起来思路不同，或从政党立场出发，或从五四立场出发，但都严重脱离了论战发生的真实历史背景，没有在后五四向国民革命转换的时代大潮中，探究双方的矛盾冲突，因而也就难以解释论战引发的两个关键问题:《现代评论》何以会从联合战线上的“兄弟周刊”，在论战后变成了“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鲁迅又何以从一个小说作家，在论战后变成了“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梳理，重置论战发生的背景，重探国民革命之于论战的影响，重新思考后五四时代知识阶级的道路选择，以及国民革命前期的文化政治问题。

一、女师大风潮:

“某藉某系”与“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扶持段祺瑞上台，同时宣布拥护中山主义，国民党于是借助南北合作的有利时机，开始在北方推行国民革命。与之前走上层路线的辛亥革命不同，深受苏俄影响的国民革命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性质，它力求建立一个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因而特别重视“宣传与组织”:一方面“意欲多延北大教授入党，以收荟萃人才之效”，另一方面努力组织民众尤其是发动学生运动。由于冯玉祥“对民众运动采取消极不干涉的状态”，“所以此刻的群众运动和社团活动都得着充分的自由而尽量作去”。

《现代评论》

《现代评论》的创办，正是这种政治变化的产物，早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孙中山就想在北京办一个刊物，“先叫王雪艇(王世杰的别字)他们做起来，我津贴他们些”，而国民党中央委员石瑛“亦主联合北大教授发行一刊物”，不过因为当时还是曹吴直系统治，时机并不成熟，等到北京政变爆发，“汪精卫主张在北方办一个刊物，由段拿出一千元作开办费。这笔款由李石曾先生转到”，最终《现代评论》在1924年12月13日创刊。不过，“《现代评论》的撰稿人的政治色彩是复杂的”，主要成员如王世杰、周鲠生、燕树棠、唐有壬等，虽然都是“同盟会出身的国民党”，但又都是信奉英美自由主义的北大法政学科教授，标举独立精神和研究态度，支持温和渐进的社会改良，因而他们组织观念极为松散，基本都是“挂名党员”，既“反对北洋军阀、反对章士钊”也“反对李石曾”，甚至被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视为“游移派刊物”。

而从文化渊源上看，《现代评论》则属于《新青年》的精神余脉，它实际由太平洋社和创造社合办，由于鲁迅和创造社的郁达夫私交甚好，同时周作人“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所以《现代评论》最初被视为后五四思想革命“联合战线”的成员。1925年3月初，“徐旭生(按:《猛进》主编)给鲁迅的信说，思想革命也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他们试图借助冯玉祥政变后舆论的放开，联合起来发动一场《新青年》式的“思想革命”，改变后五四时代社会的复辟和倒退，因而张凤举曾在《现代评论》上连载过《鲁迅先生》一文，赞扬新出版的《呐喊》，孙伏园则“在《京副》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

此时的北京“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很不清楚”，不但南北政府相安无事，国民革命和思想革命也各自发展，这是一个“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但是随着南北政府因国民会议的分歧在3月份决裂，国共两党开始发动群众来对抗北洋政府，由此推动了学潮的兴起，段祺瑞随即任命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来“整饬学风”，双方的冲突开始集中于女师大风潮。而恰恰就在此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的“闲话”专栏，批评了“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女师大风潮，由此拉开了论战的序幕，自此思想革命开始和国民革命产生了交集。

从“某藉某系”即浙江籍、北大国文系的暗示来看，陈西滢的发难最初是从北大内部的派系冲突着眼的。“《现代评论》创办时，北大校内有两派。一派以国文系教授为主，主要是是些留日学生，再加上几个留法学生。如三沈(兼士、尹默、志远)、二马(裕藻、叙伦)等。他们的后台是李石曾。另一派是以胡适为首的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以胡适为首的这一派办起了《现代评论》”，“当时被国文系那些人反对的，都愿意为《现代评论》写稿”。李石曾既是法日派领袖也是国民党元老，由于胡适等英美派在1919年到1923年间，利用本派王宠惠组阁的机会将学制从日本模式改成美国模式，此举直接导致了五四后学运衰退，教育独立论盛行，为了打击教育界的英美派势力，李石曾采用了各种手段来控制北京的高校，而利用学潮操控女师大进而让易培基出任校长就是举措之一，但是因为杨荫榆背后有英美派和政府支持，双方一度陷入了僵持状态。

虽说陈西滢自称是“旁观的人”，但好友顾颉刚却在日记中指出了真相:“杨是无锡人，与通伯(按:指陈西滢)为亲同乡，通伯遂在《现代评论》上作文为杨鸣冤。”而鲁迅早已听许广平说“《现代评论》执笔的人物，他的背景是英美派，在前几期中也有一篇关于风潮的带色彩的论调，的确我也听见人说某大那一派(按:北大英美派)的人很替她出力”。也正因此，鲁迅看到《闲话》后极为愤怒，在他看来这是“装作局外人的样子，真会玩把戏”，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并非闲话》和《我的“籍”和“系”》，一方面澄清真相，另一方面批评陈西滢装“公允”造“流言”，诱导读者认为他们是臭名昭著的研究系和交通系，在当时整顿学风的背景下，陈提出的“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的建议，“大有挑唆北洋军阀政府来严厉压迫女师大的学生的意思”。

由于《现代评论》此前是以联合战线的成员面目出现，这种友军的暗箭让鲁迅他们在舆论上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因而周作人“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几乎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而鲁迅此前就不太认同徐旭生的“联合战线”构想，认为“大家集合起来”只会是“浩大而灰色的军容”，远不如“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因而创办《莽原》、另启思想革命，将矛头直指英美派这些“‘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认为他们的整理国故导致了后五四社会的复古倒退。如今陈西滢竟然主动挑战，鲁迅于是迅速将火力集中到了《现代评论》，由此导致了思想革命联合战线的公开破裂。

不过，双方此时还仅仅是初步性地试探交火，两派真正的幕后首脑并未现身，鲁迅最初参与学潮是为了支持许广平而非李石曾，并且“某藉某系”主要指三沈二马这些吴兴、宁波人的，“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实际上周氏兄弟起初“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而陈西滢也自认为“我同杨女士非但不是亲戚，简直就完全不认识”，所以双方在正面冲突过一次后，并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交锋。但是到了八月初，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教育总长章士钊提请政府强制停办女师大，“李石曾等见所主持之女师风潮，学生方面已归失败，情急生智，遂急速于十八日召集评议会，宣布北大独立。在李等原意，以为北大发难，其余国立各校，或当惟北大之马首是瞻，亦追随脱离教部”。

但是，胡适、陈西滢等人认为李石曾此举非法，于是17名教授在8月21日联名发表《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反对法日派越权利用学校名义卷入学潮。胡适此举实际是对李石曾及法日派步步紧逼的反击，此前的7月31日，李石曾领导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养心殿时，发现了一批阴谋复辟的文件，其中有胡适和溥仪联系的内容，于是李石曾有意散布这些信息，导致反清大同盟公开呼吁将胡适驱逐出京。对于胡适的反击，李石曾一方也不甘示弱，8月26日他也联合17名教授发表《为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申明评议会的权力，同时向代理校长蒋梦麟施压，最终蒋梦麟在8月31日发布启事支持执行脱离教部案，此事也印证了此前陈西滢的判断，“通伯又谈北大所谓‘法国文化派’结党把持，倾轧梦麟的情形，闻之一叹。梦麟方倚此辈为心腹朋友呢!我虽早窥破此辈的趋势，但我终不料他们会阴险下流到这步田地!此辈者，李石曾、顾孟余、沈尹默一班人也”。

北大脱离教部案，反映了法日派和英美派派系斗争的公开化，失败后的胡适从此不再出席评议会，而法日派动员一部分学生发起“排胡运动”，胡适被迫于9月离开北大，11月提出了辞呈，所以许广平后来总结说:“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的一个学校的事情。因为女师大的国文系，也就是我选课的一系，六位教员都是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且又多是反对胡适的，所以斗争又牵涉到北京大学内部。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走向分化的具体反映。”而从驱杨到反章再到对抗教育部，也不难看出女师大风潮的日渐政治化来。

在看到本派利益和北大大本营被法日派撼动后，作为英美派核心的《现代评论》群体气愤难平，从8月22日出版的第37期开始，他们对法日派展开了激烈地批评，由此拉开了与鲁迅论战的序幕。《现代评论》的核心观点，是反对教育的政治化，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区分“爱国运动”和“学潮”，他们不反对学生参与爱国运动，但反对带来教育秩序混乱的学潮，认为女师大学潮“和抵抗英日的爱国运动的价值与重要，两相衡量，两相比较，孰轻孰重，不言自知”;其次是坚持“政教分离”，反对学生废学救国，“务令爱国运动不妨害求学之目的”，“爱国运动不过是一时的行为，造就学问，毕竟是国家百年之计”，所以“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第三，反对政党和教员利用学生和学潮谋取私利，认为“学风不好，应付责任的是教员，不是学生”，批评“不教书的教员的挑拨”和“不爱教育的教育家的利用”，因而将矛头指向了操纵学生运动的法日派和国民党。

此时的周氏兄弟，因为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深度介入，以及拥有《语丝》《莽原》《京报副刊》等舆论阵地，已从某藉某系的边缘移到了中心，成了法日派的论战先锋。与《现代评论》表面强调政教分离实则着眼政治相类似，周作人和林语堂等《语丝》同人也有意从政治着眼，将现代评论派视为章士钊复古运动的帮凶，认为“此刻中国(至少是北京)的言论界上显然分出两个局面:一是继承《新青年》以来的思想革命的革新运动”，“一是继承《公言报》以来的反动的复古运动”，因此他们提出了“必谈政治”的口号，批评现代评论派的“‘勿谈政治’的高论不是空空一个学理，是与政府的行为态度互相表里”，这种“绅士的人生观”是一种“让我吃主义”，而女师大风潮和五卅运动则是一种“不让你吃主义”。

但是，鲁迅的反击最初并非着眼于政治，而更多着眼于《现代评论》本身的发言动机:首先，鲁迅指出《现代评论》并非如其标榜的那样“公正”，“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其次，鲁迅指出“正人君子”擅用“流言”“暗箭”，而“‘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鲁迅还是延续他重启思想革命时对“特殊智识阶级”批判的思路，侧重批评现代评论派的假公正，并未涉及他们和章士钊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超出派系矛盾的范围，而且方法上以“反讽”为主，给现代评论派起了很多“褒义”的徽号，如正人君子、学者、教授、绅士、公理、正义等等，实际是正义反用，目的是揭露他们正派外表和正义口号背后的真小人、假公正的面目。

不过随着双方冲突的进一步发展，鲁迅也在11月22、23日分别做了《坚壁清野主义》和《寡妇主义》，来与《语丝》同人的“主义”宣传相呼应，但他仍没有将此政治化，还是从反对封建道德的思想革命视野，批判“坚壁清野主义”和“寡妇主义”是禁锢人性的女贞思想，所以“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便无用”，很显然，在鲁迅此时的眼中社会环境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谈政治”自然也就没有思想改造更具根本意义。但是正如周作人发现的，实际上“环境却改变了”，在政治形势激化和言论界分野的情况下，他们“不能悠然地置身事外”，被迫放下了思想革命的工作，“滚入政治漩涡”。

二、1925年“首都革命”:

“章士钊门下走狗”与“骂之为战

北大脱离教育部后，形势并未按照李石曾的预想发展，首先是段祺瑞釜底抽薪，停发了北大经费，其次“北大宣布独立后，各校寂然无应者”，“李石曾等之原来计画，至是归于失败”，而“李石曾等所主持之女师大，马(二十一)开学，到学生七十余，女大收学生共三百余，内旧女师大生百余”，形势显然对宗帽胡同临时开课的女师大不利。这个僵局持续了两个多月，最终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得到了解决，由于浙奉战争中奉军的郭松龄11月23日在滦州倒戈，北京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章士钊等政府阁员纷纷逃往天津，国民党左派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发动了一场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试图建立以徐谦为主席的国民革命政权。此举虽然失败，但首都革命形成的反政府风潮，却给解决女师大问题提供了契机。

鲁迅

11月30日下午，鲁迅和许寿裳等人一起护送女师大学生复校，学生随即发表《复校宣言》，第二天举行各界联合会，会上提出“章士钊为卖国奸贼，现彼既倒，凡被彼辞散之学校，应立即恢复，建立之学校，应一律解散”，但是女子大学方面强调“国立女子大学，以其为国立之学校，而非章士钊之私有品也”，“女师大占据我校，不过少数人报复之私见，并未有正式政府之委命，其行为绝对非法”。由于教育总长逃逸，导致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而女师大学生先是占据校舍，后是断绝女大学生伙食，通过恐吓手段将其驱逐，在这种情况下，女大校长胡敦复邀请教育界的英美派人士，成立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后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试图利用英美派的势力对抗法日派，他们发表了《致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宣称女师大复校“其事不惟大违法律，抑且秩出政治常规”，“否则群乘政变，自由仇复，弱肉强食，相率而为败法乱纪，北京学校，将从此多事”。

看到此信的鲁迅，随即写了《“公理”的把戏》，矛头直指参加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现代评论派，批评这些“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以歌颂功德”。这是鲁迅第一次将现代评论派和章士钊联系在一起批评，反映了他对知识分子和政治权力关系认识的深化，开始从批判知识阶级自身转向批判知识阶级的权力依附性。

现代评论派参加“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既有派系斗争原因，也由于“《现代评论》社内有几个人，因为本身是家长的缘故，加入了女大维持会”，他们在第54期刊发了多篇文章批评女师大“非法”复校，尤其是批评阴谋家“以办教育为名，而实际上只以学校为个人或政党的武器”，他们缺乏“诚实;组织力;与基本的政治知识”，只是“蓄意利用民众”“逢迎民众”。而陈西滢更是在《闲话》中，批评女师大“叫警卫司令部派兵到女大去打土匪，再用暴力去占据”的行为，他质问说:“如果章士钊的罪状在摧残几十个女学生的学业，那么援助女师大者那能反过身来摧残三百几十个女学生的学业?”

但在鲁迅看来，陈西滢的说法不过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颊——说得俗一点:自己打嘴巴”，他讽刺说:“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显然，这是一种“在章士钊门下暗做走狗”的“势利”“骑墙”行为。然而，此时周作人却提出了“不打落水狗”，认为“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分。所谓革命政府不知还有几天的运命，但我总已不得不宣告自十二月一日起我这账簿上《赋得章士钊及其他》的题目也当一笔勾销了事”，林语堂也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倒，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而不打落水狗“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针对《语丝》同人的这些看法，鲁迅在12月29日专门撰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费厄泼赖”是一种错误的知识分子精神，“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不打死老虎”的前提，是“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但“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尤其是《现代评论》这种“叭儿狗”，“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而女师大复校之争正是现代评论派嗅到了“‘费厄’气味之故”，“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所以“‘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

鲁迅的这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首都革命”后左派全面占优势的形势下，开始得到了充分地发挥。此时的北京政府和教育界，已经为冯玉祥系和国民党人全面控制，易培基出任了教育总长兼女师大校长，鲁迅不但复职，还被聘为女师大国文系教授、教职员会代表和评议会委员，并且出任了国民党北方机关报《国民新报》副刊的乙刊编辑。面对着这种不利形势，1926年1月2日陈西滢发表“新年的决心”，表示“以后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实际是承认失败宣布退出，但在鲁迅看来，所谓的“不管闲事”不过是“故意装痴作傻”，“骗骗极端老实人”，他们并不想放弃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而是步步紧逼。

先是周作人暗示陈西滢“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接着是鲁迅、刘半农、川岛、林语堂，以“下流”的语言讽刺陈西滢和他的女友凌叔华，再之后则是川岛重提凌叔华剽窃瑟亚词侣的画。“忍不住的爆发了”的陈西滢说:“他们兄弟二位既然那样的咄咄逼人，我现在偶然不客气一次”，必须要“揭穿一两个‘假面具’”。于是陈西滢在给徐志摩的信中，也重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岩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这些信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后，随即让周氏兄弟陷入了极其被动的状态。“叫局”事件由于见证人自陈“误传”，周作人只好在《语丝》《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声明“叫局”事件和陈西滢无关，他直到晚年还对此耿耿于怀。但是鲁迅却不愿像周作人这样认输，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当即撰写《不是信》，逐条反驳陈西滢的讽刺，坚决否认“抄袭”问题，并且还写了大量的文章，来揭露“正人君子”的“臭架子”“鸟公理”。而为了反击现代评论派，川岛随即爆出《现代评论》接受政府津贴的丑闻，由于“《现代评论》收受章士钊一千元的消息乃是从《现代评论》社出来的”，此事让他们一时极为狼狈。

从“叫局”到“抄袭”再到“津贴”事件，双方各自给对手制造着“流言”，试图抹黑丑化对方。此时远因近因、私仇公愤相互掺杂，是非已经很难分清，“双方的怨毒愈结愈深，结果彼此都拿出本性里的骂街婆甚至野兽一类东西来对付，倒叫旁边看热闹人中间冷心肠的耻笑，热心肠的打寒噤”，然而也正是在这场“对骂的笔战”中，双方理念上的差异充分展现了出来。作为坚持理性不尚攻讦的英美派，陈西滢反对“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检讨骂战导致“暴戾之气占据我的心”，“我已经踏了两脚泥”，徐志摩复信指出“意气是病象的分数多，健康的分数少”、“怨毒是可怕的”。而在丁西林看来，“骂绅士的臭架子，在中国实在是思想的因袭，不是思想革命”，周氏兄弟“所骂的人，都是‘民众’所要骂的人”，这其实是“维持了他们的思想领袖的地位和威信”。

但是从重倡思想革命开始，鲁迅就一直强调“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对于恶势力“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而英美派的可骂之道，正在于他们用麒麟皮包着马脚，学者、君子、自由、理性等等，不过是杀人不见血的“好名声”“好花样”，“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所以，鲁迅后来在谈到这一时期的骂文时说:“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而相对于鲁迅对“骂之为战”的重视，《语丝》同人则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周作人自五四以来一直在提倡“文艺上的宽容”，但随着女师大风潮的介入，他认识到“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哉”，逐渐转向了浙东师爷的“喜骂人的脾气”。而林语堂极为赞成周作人的“骂人”转向，“渐渐越发相信吴稚晖的野蛮文学论”和“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意识到“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

但是，鲁迅的“打落水狗”和“骂之为战”，虽然是一种彻底的战斗精神，但他在将《现代评论》抽象化、类型化的同时，也抹杀了对手的复杂性，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党同伐异”倾向。实际上，《现代评论》总体政治倾向是亲国民党的，其上登有大量批评北洋政府和章士钊的文字，以致发行到第15期即被京师警察厅尽数搜去，不过他们反对左派的暴力革命，“相信用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国事，至少总比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国事妥当些”，“明知‘与虎谋皮’的不易，并始终怀疑段氏的决心和能力，但在全国生灵重遭涂炭之后，何忍就说一个‘不’字，所以主张给段氏政策一个试验的机会，希望外靠舆论的督责，内恃会中开明分子的努力，为暗淡的时局，开一条光明的途径”。但当段、章日趋反动之后，现代评论派也多次批评“政府既不可靠，军阀又不足恃”，强调“惨剧直接负责任的完全是政府当局”。具体到陈西滢而言，他在《甲寅》重刊后一直在捍卫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多次在《闲话》中讽刺章士钊，认为“白话文重自我的表现，文言文却重模仿”;对于群众运动，陈西滢曾批评政府“取好于洋人”，认为“巡警禁止民众示威运动尤其是可怪”;对于军阀政客，陈西滢也曾批评“民众受了军阀们的残杀，宰割”，将矛头公开指向了“吴佩孚，吴景濂，高恩洪，猪子议员”。

所以正如鲁迅和李石曾派系不能一视同仁一样，《现代评论》也不能简单说成是段、章的走狗，但在愈演愈烈的斗争形势下，他们都被对方做了简单化处理。《现代评论》曾经标举“独立”精神、“研究”态度和“不尚攻讦”，《莽原》和《语丝》也都强调“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双方不但文化同源而且人际交熟，如今在政局变动和政党势力的推动下，各执一词互相攻讦，一方指责对方非法和利用学生，另一方则指责对手捧章和假装公正，都欲陷论敌于极为反动之地。在“滚入政治漩涡”之后，双方是愈陷愈深，逐渐走向最后的决裂。

三、“三一八”惨案:

“民众领袖的责任”与“段祺瑞的帮闲”

正当《现代评论》为“津贴”一事而头疼之时，“三一八”惨案爆发了，但是惨案非但没有转移公众的视线，反倒因为《现代评论》的一些逆时之论，更使他们处于舆论的当口，受到了鲁迅等人的猛烈抨击。

惨案发生以后，不但自己的学生横遭杀戮，而且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宣布“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鲁迅得知后极其愤怒，撰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方面痛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另一方面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但是，由于天安门大会本是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来维护苏俄和国共的利益，所以“北京知识阶级所谓大学教授如马君武、燕树棠、查良钊”，开始在《顺天时报》《晨报》等刊物上，批评“爱国运动为受人利用”，矛头直指运动的领导者:3月20日《晨报》方面批评“徐谦、顾兆熊、李煜瀛、易培基”，“以救国为手段，以猎官为目的，以青年为壑”;3月21日政府方面认为“徐谦等阴谋破坏，非伊朝夕，与真正请愿学生，显有区别，藉端生事，酿成巨变”;3月25日国家主义派发表宣言，批评“民众运动之主持者”“虽非有意置民众于死地，但见事不明，以人命为儿戏，实罪无可逭”。

段祺瑞

在鲁迅看来，这些言论是“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政府杀人的罗网之所以能够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譬如“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从而为异己者“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而它的起源就是“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显然，鲁迅有意将现代评论派和段祺瑞政府、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放在了一起，批评的重心开始从当局的凶残转向了流言家的下劣，将现代评论派归入了段祺瑞的“帮闲”这些“反动派”之列。鲁迅的这种勾连，还因为此前《京报》登出政府通缉鲁迅等人的消息而被强化，他发现被通缉的人员，多是之前女师大风潮中反对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某藉某系”成员。而《京报》也认为“章马深恶教育界之迭次反对，早有大兴党狱之意，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只是内阁成员“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才没有正式发布。

但是《现代评论》的立场，并非如鲁迅所说的那么简单，他们在3月27日的第68期上，发表了《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我们伤痛;我们在这里，谨对于死者伤者，以及死者伤者之父母，夫妇，儿女，献我们无限的哀思。我们愤慨;但是我们相信，杀人者终有伏法之一日;我们恐惧;但是我们相信，凡从事民众运动的人，将因君等之牺牲，得着些铭心刻骨的教训。”从这段话不难看出，《现代评论》的批判分别指向了死者、杀人者、领导者三个方面:首先是哀悼牺牲者，但又指出这些学生的胡闹和行为越轨，许仕廉认为“一般青年，虽崇拜自由平等革命的学，然未深加研究。少青意气极重，故环境所激，当有少数人越出常轨以外行为”;其次是谴责政府元首犯罪以及通缉令非法，主编王世杰明确指出“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而通缉令是“侵犯司法独立与人权”的;三是批评群众领袖及父兄师长的不负责任，陈西滢认为徐谦等人“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而“这次死伤者之中，妇女小孩占了一部分”，譬如“杨女士(按:杨德群)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结果导致了她的最后牺牲。

《现代评论》第68期发表之后，他们批判政府的一面未受多少关注，但对群众运动的批评却引起多方的不满，共产党将其划入“军阀、政客、官僚、‘学者’、国家主义派的领袖和国民党右派的分子”之列，而被批评的“父兄师长”们也极为愤怒，尤其是陈西滢关于杨德群被迫参加运动的言论成为了舆论的中心。此前因“叫局”事件被陈搞得很狼狈的周作人率先发难，一方面强调杨德群“究心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烈士，另一方面痛斥陈西滢“捏造事实，传布流言”，“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鲁迅随后跟进批评:4月1日作《记念刘和珍君》，强调学生请愿是“欣然前往”、杨德群是“沉勇而有爱”，并批评“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4月2日作《空谈》，讽刺陈西滢“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不仅如此，杨德群的亲戚任培道和同学李慧、雷瑜等人，先后发表声明强调杨是坚持“中山革命精神”的烈士，并致信陈西滢指责他“颠倒事实，一似欲为卖国贼减轻罪恶者”，要求他“履行更正之责，速为披露，以明真相”。陈西滢被迫公开答复，他一方面强调自己是从“杨女士的亲戚”和“与女师大有关的人”那里听来的，另一方面委屈地表示“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在其他人都说杨德群被迫参加的情况下，唯独自己成为被围攻的对象，陈西滢认为根源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按:指周氏兄弟)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看到此文后，周作人先后写了《论并非文人相轻》《论并非睚眦之仇》等文章，自言“我与陈源一点都没有什么仇”，“我轻陈源，与他之是否文人毫不相关，我只轻他是章士钊的党徒，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对于自己坚决不放过《现代评论》的原因，周作人指出:

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其实这种情形当然不是此刻才有的，去年大半年来早已如此，反反章士钊事件可以算是这个无耻运动的最高潮，而这回的残杀也就是其结果。政府以前还怕舆论制裁，不敢任意胡为，……有了一部分‘知识阶级’做段章的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了，——现在还不开枪等候何时!

周作人强调与陈西滢没有私仇的说法，自然不可尽信，但他从知识阶级反抗政府的角度，点中了《现代评论》的自由主义理念在革命年代的保守性一面。《现代评论》一直追求“公理”，宣扬“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在提倡民权的声浪中，有人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在以好恶为是非的潮流中，有人本科学的精神，以事实为根据的讨论是非”，但在国民革命和军阀横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公理”追求极易变成对革命暴力的批判和对反革命暴力的辩护，从五卅惨案开始“共产党便疑心我们是国家主义者，有意和他们为难，便恨了《现代评论》”，而“三一八”惨案后的逆势之论，更是让《现代评论》从一个“有时赞成，有时反对”的“游移派”刊物，变成了一份与《晨报》《顺天时报》性质相同的反动刊物，以致于唐有壬抱怨说:

甚么反革命派呀，反动派呀，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呀，文妖呀，奴才呀，畜生之畜生呀，都是我们的绰号。这一年来的《语丝》，《猛进》，《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都充满了这种口吻，甚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竟将《现代评论》社的人都列入应打应烧的名单里面。

周作人和唐有壬的话，向我们呈现了不同的历史认识，其中周作人对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分化的认识是很敏锐的，但他将原因归罪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堕落却是表象之论，而真正的原因从唐有壬的话中不难看出，这其实是1920年代政治形势的变化导致的思想界的分化，尤其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改组后，知识分子因对新式政党和新式革命的不同态度而日渐分化。其实左翼知识分子并非完全不知革命政党存在的问题，但政治正义和“党同伐异”的需要让他们出现了选择性的盲视，这尤其表现在鲁迅那里。

作为国民革命的支持者和《国民新报》乙刊的编辑，鲁迅此一时期的文章只批判政府和帮闲，却不批评群众领袖和国民军。实际上，惨案前鲁迅就听许广平讲述于右任煽动她们当女烈士的事，并知晓国民党早有安排的信息，所以当天他阻止了许广平去集会请愿。惨案后，辛岛骁曾回忆鲁迅私下对“部分领导者的利己行为感到憎恶”，质问他们“从旁边发出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这样就能救中国吗?”。荆有麟也曾回忆鲁迅在惨案后与李石曾、马叙伦等人在中央公园集会，商讨怎样应付和反对敌人的暴行。从这些情况来看，鲁迅选择维护群众领袖，实际既有个人取向也有政治的考量。

当时的舆论除了批评群众领袖外，对国民军的批评也很多，学生总会公开指责“事变发生在国民军驻扎之地，而且事前曾得警察厅许可，所以这次惨案国民军应负相当的责任”，甚至有人认为“杀学生之罪不在段张而在国民军”。但是鲁迅对国民军也未加批评，而学生总会的批评就发表在《国民新报》上，更关键的是，鲁迅的亲朋如周作人发表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张凤举发表了《檄告国民军》，怒批其为“民众之敌”，这些文章自然是鲁迅能看到的，但他同样选择了沉默。其实国共两党私下里对国民军也极为不满，但是为了“继续作抓住国民军，建立反直奉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他们都没有公开指责。

不过，鲁迅在《“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章中，也含蓄地传达了他对革命党人战法的看法，“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鲁迅这种对“革命流血”的理性接受和感性排斥，其实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鼓吹过英国式的“无血革命”，然而正如陈独秀发现的，“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所以他率先转向了苏俄式革命，然而这种革命的逻辑，却是“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

结语:新知识阶级分裂

作为与双方都相交的朋友，胡适曾专门致信周氏兄弟和陈西滢进行调停，他强调大家是“自家人”，“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他这样分析双方的矛盾根源:“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应当说，胡适对双方源出一家的认识很准确，但他将矛盾根源归之为“不容忍”的知识分子理性问题，毫无疑问是皮相之论，他没有注意到五四之后国民革命的兴起对新知识阶级道路选择的重大影响，因而这种私下调停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胡适

真正具有历史感的认识，是由瞿秋白作出的:“‘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对于这种分裂的原因，时任北大教授的李璜认为“是根于对当时国内政治见解的有异与留学国度所受学术熏陶有所歧见之故”。实际情况确如这二人所言，在五四时斗倒了旧知识阶级之后，新知识阶级却在后五四时代爆发了问题与主义、整理国故等论争，逐渐分化成法日派和英美派两大派系，双方的文化理念分歧日益为派系冲突所强化。不过这些分化最初主要是基于文化分歧，双方并无公开的分裂冲突，无论在这些群体内部还是在旁观者眼中，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属于同一“联合战线”。但是，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动和苏俄式政党、群众运动的兴起，新知识阶级的关注对象逐渐从文化转向了政治，而政治势力的介入进一步将他们的派系冲突转变成了政见之争。具体来说，女师大风潮就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各方的介入形成了“莽原，语丝，猛进对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的“界限”，最终随着“首都革命”和“三一八”惨案的爆发，法日派与英美派激化为“革命/反革命”的对立，联合战线就此彻底破裂。

新知识阶级分裂的根源，其实和他们对五四自由主义的坚守程度有关，英美派在五四时代转为国民革命时代之时，观念还停留在五四时期，不愿文化和政治结合，更不愿从根本上放弃现有政治体系，因而拒斥国民革命和群众运动。但鲁迅这种“革命的知识阶层，终于发现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逐渐接受了20世纪的激进革命观念，所以这场知识阶级论战，实际是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改良和革命两种社会变革理念的碰撞。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中，鲁迅的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获得了交集，他一方面用“化为泼皮，相骂相打”的战术，实践了思想革命批判“特殊智识阶级”的目的，另一方面他批判了知识分子“公理”追求背后的反动性，自觉选择了反抗政府的亲革命立场，逐渐成为了“绅士阶级的贰臣”和“革命家的诤友”。

这场论战不仅仅是改变了鲁迅的思想观念，而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鲁迅和陈西滢之间的笔战，牵涉的竟往往是私事。但它们在当时青年中所引起的关心却不下于军国大事。其影响也决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辩论所发生者为小。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然，国民革命时代关于“思想”的界定变了，由此文化领导权就从英美派手中转移了，正是因此，鲁迅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在思想界几乎做了一时的盟主。韦素园在一个新开广告上把他称作思想界的权威者，在当时进步的青年界抱反感的人是很少的”。不仅如此，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对青年学生的支持和“三一八”惨案中对段祺瑞政府的批判，“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他的影响因此跨出了思想文艺界，开始被称作“青年叛徒的领袖”和“时代的战士”，从一个“作家”变成了革命时代的“首要政治家”。在这个知识阶级/青年学生/革命政党的国民革命三角联盟中，鲁迅式的知识阶级左派拥有革命联盟的文化领导权，成功实现了权威和权力的分离，与政府的现实政治控制和革命党的政治领导权三足鼎立，进而创造了“文化政治”(文化革命)的知识阶级参与方式。

但是激变的政治形势，一方面强化了鲁迅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简单化、粗暴化和反思的弱化。事实上鲁迅遭遇国民革命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以放弃思想革命的目标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为代价的，他逐渐表现出激烈的“党同伐异”的倾向，在批判政府的暴力压迫和帮闲知识分子的妥协性时，回避了革命自身的暴力专制以及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问题。在这方面，需要意识到现代评论派和鲁迅实际是互为镜鉴的，各有其洞见与盲视，虽然中国现代史最终选择了激进革命一路，但作为知道历史结果的后来人，我们在认同历史选择的同时，也必须要看到这种选择的局限性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其他声音。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2期

本期编辑：长弓

往期推荐

欢迎关注

西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