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继平 | 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文坛人性格杂议

引言

    近年来书越读越杂。原打算今冬集中读一些创造社的原创作品，可最近没想到被书架上的那本《周作人鲍耀明通信集》吸引住了，书读完，便有了下面的杂感。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无论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先驱还是新文学实践的主将，都属于领军人物。尤其是上世纪前20年，于文坛德高望重。论名声甚至鲁迅也有所不及。

 周作人（左）、鲁迅（右）

      中国有句俗话，叫“树大招风”。好像特别适合用在文人身上。名气越大，来自文坛内外的各种纠缠及文笔官司也就越多。周氏兄弟二人性格本来差异悬殊。于此，长兄鲁迅乃斗士，一贯遵循的原则是有来必往，以牙还牙且绝不姑息。周作人则性格温和儒雅，与文人墨客的交往素来走低调路线。一是文笔应酬惜字如金，二是能饶人处且饶人，故因其“雅量”而倍受人景仰。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界发生过的一次次论争论战，不难发现2、30年代有一群青年自初涉文坛时就显得相当浮躁。这种浮躁首先体现为高唱天才论，目中无人且一味好大喜新，三日变换一个主义，自然难免因浅尝辄止而流于肤浅。

      不过，这群人也是绝顶的聪明。文坛新来乍到，猴急成名，竟不惜设局跟文坛舵主死磕，对方一旦据理反击，倒给了挑战者借以成名的机会。想当年文坛主将鲁迅因为性急而应战文坛“突起”那支“异军”，不但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且事实上最终也促成了“异军”的成功立足和左转后的迅速壮大。而这一切，可以说尽在“异军”的算计之中。

      跟鲁迅相比，周作人的做派要显得“沉稳老道”得多。故意找茬儿的一律无视，甚至连个白眼儿都不肯打赏。讨论问题求大同存小异，陈述己见点到为止。不卑不亢，不会脸红脖子粗，更不会出口伤人。原则不外乎两条。一是避免任何文笔官司，二是议论时寡言或不语。两条铁则尽管给人以冷漠之感，但同时也构筑起一面无形的南墙，让那些恨不得跟大人物死磕到底并借以成名的无名之辈撞得如意算盘珠落一地。

     提起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文笔论战，最激烈而且影响深远的恐怕非鲁迅跟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的那场“激战”莫属。1928年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2-1）上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为题，针对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进行抨击，一出手就给鲁迅戴上三顶大帽子。

      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二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三是“二重的反革命”。

     骂詈之恶毒，谓之现代文坛前所未有也不为过。然而，鲁迅反唇相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称对手们是“才子＋流氓”以示回敬。言下之意无非是“流氓毕竟是流氓，哪怕智商再高”，语气中侧漏出一种明显的鄙视，让挑战者们越咀嚼越不是滋味儿。鲁郭二人既无直接书信往来亦从未晤面。直至鲁迅病逝，二人的关系在文坛人眼里一直是“宿敌”。

 鲁迅（左）、郭沫若（右）

     接下来看看周作人与郭沫若的交往。根据笔者手头所掌握的《周作人日记》、《浪花十日》以及《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等史料记载，郭沫若与周作人总共见过三次面，而且都是在郭亡命日本时期的1934年。

      第一次郭周会见时间是7月30日。郭沫若携女儿淑禹登门拜访了正在东京访问的北大教授周作人，当时也在场的还有跟创造社素有交往的北大教授徐祖正。当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共谈良久而去”六字，可查证。据此，想必会见时气氛轻松愉快。8月6日，郭沫若携家眷外游，在住宿地接徐祖正急函，称“岂明先生欲一见”，问郭何日归家。郭即复5字：“十日前后归”，却并未直接表明同意见面与否，让人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淡。

      第二次郭周会见时间是8月14日。周作人在徐祖正陪同下专程自东京下榻地前往千叶县市川郭宅拜访。

      第三次郭周会见地点是东京文求堂书店。郭向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介绍了二两位北大教授，随后带领二人一同游览了日本文豪森鸥外旧居“观潮楼”。

      提及郭周之间的个人隔阂，一般指后文中将要提到的两次不愉快的事件。说起来，两次都是以周作人完全无视郭的挖苦讥讽而得以大事化小乃至小事化无。

      郭周最初的隔阂起因于作品发表时的排位。事情发生在1933年9月，也就是郭沫若自传《离沪之前》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之前。该期刊物目录清样寄到郭沫若手中，当他看到自己的文章排在周作人的作品《苦茶随笔》之后时，顿时怒火难遏，当即致函杂志编辑部倾泄不满，要求杂志立即撤下自己的文章并终止连载。编辑部劈头盖脸挨了郭沫若一顿猛剋搞得狼狈不堪。为了息事宁人，急忙不迭解释是排目录时阴差阳错出的问题，本文的排序并非如此云云，直至保证杂志正式出版时一定将郭文排在周文之前，郭才总算平熄了怒火。

      其实，当时《现代》编辑部的几位编辑夹在郭周之间也很难做人，首先编辑们心里有数，周在文坛的地位与声望远大于郭。目录清样能寄到亡命日本的郭手中，国内的周作人就不可能看不到。事前二人并不知道各自的文章将要在同一期《现代》上刊出。郭看到周发文章名字排在自己前面而大发雷霆，既可以解释为一种对权威偶像的反抗，也可以视为一种长期压抑造成的自卑性心理扭曲。相比之下，周作人在刊物发行后自然也应该看到了作品刊载顺序与目录清样不符，换言之即自己的《苦茶随笔》被挪到了郭沫若的《离沪之前》之后，但我们并未看到他第一时间作出任何反应，事后也没见他问责编辑部。前前后后表现出来的宽容让几位编辑感佩不已。此事虽小，郭的“斤斤计较”跟周的“宽宏大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此事的来龙去脉，在时任《现代》编辑的施蛰存题为《郭沫若的“争座位帖”》的撰文中已有详述，故不再赘述。

      说到周郭二人的感情纠葛，过去似乎很少有人将1934年8月5日发生的那次郭的情感失控跟他与周作人的前后三次会见联系起来思考。前文已经提到，郭周第一次会见是1934年7月30日，第二次会见是8月14日，之间时隔两周。也就是说，前后两次“愉快的会见”之间夹着一次郭沫若的“不愉快”的事件，而且“不愉快”是指名道姓冲着周作人发的。过去之所以我们觉得郭沫若8月6日回复周作人约见邀请时态度冷漠得莫名其妙，是因为没有把握这几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

      那次“不愉快事件”发生在8月5日的早晨。当天的报纸上的一则消息让郭沫若心神不定，如坐针毡。原来，这是一则周作人携家眷访日的跟踪报道，披露中国大文人周作人在东京逗留期间怎样频频受到日本文学界“高规格接待”。郭沫若因此而心态失衡。一气之下，铺纸捉笔，在业已完稿的《浪花十日》里加上了一段令人瞠目的文字。然后也不多想，当日便寄给了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月刊。

      郭沫若在文中这样写道：“岂明先生的生活觉得很可羡慕。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郊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

      郭文中的“骚人墨客”究竟有何所指？过去不仅无人提及，似乎也没人在意过。笔者出于好奇，经细查日本该报刊方知，当时“周作人欢迎会”举办方是并非日本文学会，而是“中国文学研究会”，准确日期是1934年8月4日，地点是东京日比谷的一家名叫“山水楼”的中国菜馆。其实，“山水楼”也不是什么高级菜馆。看了报道郭沫若之所以觉得扎心，是因为当时给周作人面子出席招待宴会的那一串日本文学“大家”如雷贯耳的名字。

1934年8月4日东京日比谷“山水楼”

      首先是唯美派文学大家佐藤春夫、浪漫派元老级人物与谢野铁干、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兼大诗人岛崎藤村、著名诗人堀口大学、新感觉派著名批评家新居格、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有岛生马以及日本顶级汉学大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盐谷温博士。欢迎宴会由新居格主持，岛崎藤村作为日方文化人代表致了辞。主办该会的竹内好等几位年轻的汉学家反而显得非常拘谨。在郭沫若看来，在日本有这样一批文坛重镇和学界泰斗站台，想必周作人可谓风光至极……。郭沫若反观自己亡命之身，空有一腔鸿鹄之志。焦虑加上万般无奈，实在无法保持内心的镇静。回想自己当年作为天才诗人驰骋诗坛，后来投笔从戎紧随北伐革命军总司令宏图大展，一路走过来也算是混得风生水起，所到之处都能感觉到人们艳羡的目光，可眼下却不得不处在异国刑警和宪兵的监视下苟且偷生。他甚至开始抱怨起来命运之神对自己不公平……

1941年东京星冈茶寮“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间

      几天前的他跟周作人见面时还相处得那么气氛融融，我们甚至不难想象二人初次晤面时知堂绷直了身子不苟言笑而鼎堂摇晃着身体笑声朗朗的鲜活模样。人生如梦，命运多舛。看到人生事业如日中天的周作人在日“受江户文士之礼遇”而反观自己的落魄样，他又怎能保持内心的平衡？或许，这无意之间显露的一面才是郭真实的内心世界呢。

      《浪花十日》寄给《文学》月刊以后，待到1935年的7月才刊出,故周作人即便读到，也应该是在那以后。面对这种指名道姓的攻击，周作人依然如故，保持不搭理不接招的姿态，一任郭尽情发泄。整个文坛的知情者和读者都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自有道德是非评判。

       记得日本古代文学经典《平家物语》里有一传世金句，译过来大概是“世事本无常。娑罗双树枝，花有暗淡时，胜者必衰矣”的意思。《平家物语》据考写于13世纪初，而20世纪上半叶知堂和鼎堂的命运何尝不又是如此呢？

亡命时期的郭沫若一家

      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直接导致了郭周二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大逆转。郭沫若之前因与蒋介石反目而被迫流亡妻国长达10年，一家7口一直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1937年7月底，在民国政府的周密安排下，郭沫若“弃妇抛雏”只身秘密逃离日本回祖国主持全国上下的文化抗战，肩起一国文化领袖之重任；而“七七事变”后一意孤行留在北平并出任伪职的大文人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后却以汉奸卖国罪被民国政府判处14年有期徒刑沦为阶下囚。当年不听鼎堂等人好言奉劝，后半生竟毁于一念之差。新中国成立后虽被免除牢狱之苦，但作为新中国的文学家已被彻底边缘化。

日本侵华期间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及日本夫人

      最后说一件小事，兴许或多或少能让我们窥见周作人晚年的内心世界。

      周作人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跟一位家居香港的姓鲍名耀明的翻译家神交。值得庆幸的是往来的书信都被妥善地保存了下来。据周鲍二氏后人的整理得知，截止1966年鲍氏去世，鲍写给周的私信有399封，周写给鲍的有402封。笔者近日偶然在阅读《周作人鲍耀明通信集》时几度震惊，甚至怀疑那些信出自好事之徒的伪造。笔者感到震惊，是因为读到周作人晚年在信中几度发泄对郭沫若的不满，毕竟这些言行太不符合周作人的性格和做人的一贯原则。虽说是私信，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文人书信有朝一日极有可能公开出版。

      转念想到2005年发生的一桩出版官司，笔者随即否定了对信件真伪的怀疑。在那场诉讼案里，河南大学出版社因为出版了《周作人鲍耀明通信集》，被周作人的后人多名联名告上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指控是严重侵害了作者的知识产权。法院的最终判决只有三条，一是终止该书的出售，二是出版社必须公开登报致歉，三是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原告并未指控该批书信伪造，意味着该书内容跟原告手中掌握的书信原件没有出入。这一事实至少验证了该书中周作人写的那部分书信属实。

      既然信是真的，看来必须得换个角度来思考了。周作人与鲍耀明二人乃素昧平生，交友始于晚年，论情谊止于信涵。据常理判断，相互间并不存在绝对信赖的基础。可痛骂了郭沫若毕竟是不争的事实。看来，对文坛后辈郭先生的不满积郁在胸为时已久，要不然怎么会把话说得那么狠？过去我们一直将周作人待人接物的雅量理解为一种大度和包容，而恪守这个原则则是其性格使然。看来还不能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1965年周作人

      周郭二文士之间的直接交往只发生过两次。除了1934年周对郭的挖苦揶揄视而不见那一次，另一次就是“七七事变”后郭在同年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公开发表致周的公开信《致苦雨斋》（发表时改题为《国难声中怀知堂国》），奉劝周迅速离开北平南下加入文化抗战。文中那句“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不知撼动了多少国人的心。说句题外话，1962年2月25日梁实秋在家中突然接到胡适溘然长逝的噩耗，对着新闻社打来的采访电话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吐出的那句话，也正是这铿锵有力的八个字。

      根据周作人1937年9月26日致陶亢德的信件得知，周当时接到了郭沫若托陶寄给他的那封手书《致苦雨斋》，还在回信中特地解释了自己“未能去北平”的理由是“系累甚重”，但在数日后致陶的另一封信中又说“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彷佛找到了留在北平的正当理由。可见周作人直至最后都未能认同郭沫若等进步文人将去留北平视为一种民族气节的立场。尽管后来在写给陶的明信片（1937.10.25）中提到《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已经寄到，“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事实上已经作出了留在北平不参加抗战的重大人生抉择。尽管当时周在信上写道请南下的同僚们“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1937.9.26致陶亢德信），而实际上周作人在半年后的1938年5月，就开始出席日方主持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設座談会”并作发言了。

      1934年那次，郭沫若因心态失衡而导致行为失度于文坛得了差评。1937年这次，他从过去的个人恩怨切换到民族立场，故而赢得了国人的赞誉。相比之下，周作人却只是一味地保持缄默。第一次以“大度”赢得了好名声，第二次却在大是大非上摔了大跟头，为千万国人不齿。

 60年代初郭沫若

      周作人跟郭沫若同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文人，但20世纪上半叶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境遇是那么的不同。当年郭沫若性格奔放，敢爱敢恨。留学加亡命在日20年，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精神上比较放松，有时候可以说相当任性。相比之下，周作人却活得比较压抑。文坛大家的地位，北大教授的地位，都不允许他有半点儿任性。尤其是文坛人多嘴杂，受气憋屈的事情之自然难免，而他只能往心里压，往肚子里咽。要不然，对郭沫若的那口气，也不会一憋就是30年！

      周作人晚年性格上的巨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社会地位尽失。既然如此，自然也就无所顾及了，一吐心中不快也自在情理之中。无论是讥讽60年代地位显赫的“郭老”“其实八股功夫顶好”，还是巧借“一般舆论”“对郭公表示不敬”，直接开骂郭“北京四大不要脸，其余有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一类恶毒的语言，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温文尔雅的文学大家周作人之口。

作者单位：日本公立福冈女子大学

本期编辑：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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