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宇红|夷齐之死与王国维自沉 ——鲁迅《采薇》“今典”猜想

                                    祝宇红

引言

鲁迅小说《采薇》描写夷齐故事时，大量使用了围绕王国维自沉的系列“今典”。伯夷叔齐、华山大王小穷奇、首阳村第一高人小丙君等，分别对应着王国维、张作霖、梁启超等人。小说中的养老堂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子，“恭行天罚”则指向直接导致王国维自沉的北伐之时代背景。鲁迅将“今事”与“古事”交织的写法，并不仅仅是“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是试图揭示两者之间内在的关系，尤其透过梁启超褒贬王国维这一“今典”，呈现出儒家个人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困境。

“这须是熟精今典的人们才知道……”

        ——鲁迅《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一、王国维自沉：夷齐之死的“今典”？

1.“今典”：一种阅读思路

追究小说人物的原型本事，特别是好奇“重写型”小说中人物的影射讽谕对象，这些似乎都不为鲁迅所取。他讽刺了那些对号入座自认为《阿Q正传》在嘲弄自己的读者，也明确说《出关》不是自况，指出读小说不能认作非斥人则自况，不过，鲁迅这些对于阅读小说的建议毋宁说是为了避免“把小说封闭”起来的阅读方式。那么，如果不是将小说“封闭起来”，反而是能够打开小说“阅读空间”的“今典”之探究，是否一定为鲁迅所拒绝呢？

茅盾曾评价鲁迅《故事新编》“非但‘没有把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 。鲁迅在《〈出关〉的“关”》中也承认自己创作中“取人为模特”的方式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而且《故事新编》的序言中他曾强调“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  。鲁迅的杂文写作中往往兼用历史典故和来自现实的“今典”，揭示“现在”与“历史”的关联性、延续性，那么，作为小说的《故事新编》是否也兼用“古典”与“今典”？《故事新编》的序言曾提到，正是报纸上“含泪的批评家”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使他在《补天》中创造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另外，《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显然也指向现实，《出关》中孔胜老败的情节设计和鲁迅所处的现实语境也有极密切的对应关系 ，《故事新编》中“今典”的运用确实并非孤例。

《采薇》是一篇有不少晦涩之处的小说，比如开头对于“养老堂”的描写，比如伯夷叔齐对于周武王“归马于华山之阳”和华山大王小穷奇的惧怕，比如夷齐死后关于“立碑”的纷争议论，比如小丙君对于夷齐“通体都是矛盾”的批评。这些不见于历史上关于夷齐事迹的各种记载，但是又不能说和夷齐故事毫不相关，它们为何出现在小说中，又是什么触发了鲁迅的创作构思？按照《补天》塑造“古衣冠的小丈夫”的前例，可以理解这些小说内容应该和写作当时的现实语境有关。那么，可能激发鲁迅构思“养老堂”“立碑”种种细节的现实事件会是怎样的？循着这个思路，《采薇》中奉行“坚守主义”的伯夷叔齐形象背后渐渐浮现出另外一个现代人物的面貌——王国维。

   王国维

2. 王国维的夷齐情结与王国维评价中的夷齐定位

将王国维与《采薇》中的伯夷叔齐联系起来，不仅因为他们都有“不食周粟”的“坚守主义”，更因为王国维有着浓重的夷齐情结，而王国维自沉后时人也多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夷齐视之。

王国维长于诗词，个人情志的抒发往往见诸笔端，间或透露出执着的夷齐情结。一位“爱画兼爱竹”的某君请为其竹刻小像题诗，王国维就以“江南有君子，人在夷惠间”（《题某君竹刻小像》，1918年）之句题赠 。同年在《百字令·戊午题孙隘庵南窗寄傲图》中，王国维再次历数屈原、陶潜、伯夷叔齐和废帝山阳公刘协这些“寂寥千载”的“伤心人物”：“楚灵均后，数柴桑、第一伤心人物。招屈亭前千古水，流向浔阳百折。夷叔西陵，山阳下国，此恨那堪说。寂寥千载，有人同此伊郁。”

阅览当年写给王国维的挽联，除了遗老群体往往比之以自投汨罗江的屈灵均外，也有不少人以“不降不辱”的夷齐相类。比如，“报国忠贞伴一死，顽廉立懦圣之清” ，王季烈以孟子褒扬夷齐的顽廉立懦来赞颂王国维之“忠贞”；“茫茫东海无鲔，采采西山有蕨薇。……辱身降志吾何敢，青史他年论是非” ，钟广生则从孔子肯定夷齐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角度比拟王国维。如果说这两人都属于清遗民群体，如此立论顺理成章，那么与民国学人多有往还的旧书商陈济川、日本学人小川琢治、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各人立场见解各异，却也齐齐以夷齐比王国维：

独往独来不降不辱，至情至性可泣可歌。（陈济川）

齐邑犹存王蠋节，首阳长见伯夷仁。 （小川琢治）

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

此外，对王国维推崇备至的陈寅恪，在挽词中也有“生逢尧舜成何世，去做夷齐各自天”的句子。

自然，王国维有夷齐情结、时人以夷齐相比，这些并不能说明鲁迅《采薇》中的夷齐一定跟王国维相关，然而，当引入王国维自沉的民国史背景，小说《采薇》中诸如“养老堂”“华山大王小穷奇”“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放马于华山之阳”“立碑纠纷”“谣言毁谤”等，这些与历史上伯夷故事有所疏离、显得晦涩难懂的名目与情节，转而变得容易理解，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了。

鲁迅创作《采薇》的时候想到了王国维吗？是王国维的自沉刺激了鲁迅构思夷齐形象，还是鲁迅构思夷齐形象的时候联想到了王国维？二者的关系是以夷齐之死与王国维自沉古喻今还是以今释古？要解决这些疑问，就必须细读小说、考究历史了。

二 、《采薇》中的民国史

1.养老堂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采薇》开头写住在养老堂的伯夷叔齐听说战事将近。“养老堂”从何而来？《史记·伯夷列传》有“西伯善养老”的说法，但“养老堂”这一现代感十足的名词只是鲁迅的戏谑吗？即使有戏谑的成分，鲁迅的那些“油滑”之处（诸如《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不正是要针对现实而“忍不住”形诸笔墨的吗？而且，那些“油滑”笔墨（比如《理水》中古文字学家鸟头先生否认大禹是一个人）不也正是在针对严肃的历史话题吗？如果夷齐本来就有王国维的影子，那么“养老堂”是不是有些像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将清华国学研究院比作养老堂的人，恰恰就是同为研究院导师、最为推崇王国维的陈寅恪，据说他当时曾撰联自嘲“训蒙不足，养老有余”。在创作《采薇》之前的1934年，鲁迅写杂文谈及清华研究院，也有“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之说。“养老堂”者，并非向壁虚构，而是确有所指？

2. “恭行天罚”的伐纣与“吊民伐罪”的北伐

《采薇》写伯夷叔齐震惊于周武王伐纣的告示，告示中出现了“共行天罚”的字样。接着，当他们见到一位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王爷时，第一意识就是这乃“恭行天罚的周王发”。为何“恭行天罚”如此触目惊心？当伯夷叔齐决定离开养老堂，路遇废兵，听到后者说起的正是“我们大王已经‘恭行天罚’”，并且“归马于华山之阳”，这于伯夷叔齐而言，则是“兜头一桶冷水”，“打了寒噤”，“这‘归马于华山之阳’，竟踏坏了他们的梦境”。为何小说屡次三番强调“恭行天罚”？为何尤其突出“归马于华山之阳”之于夷齐的打击？

若说夷齐身上有王国维的影子，那么不难叫人联想起震惊王国维、让他有了死志的事件，正是打着“吊民伐罪”旗号的北伐。蒋介石出师北伐的宣言，直言“吊民伐罪”的宗旨：

本军既任国民革命之先锋，中正复荷本党与政府之重托，完现大元帅讨贼除恶之遗志，尽革命军人救国救民之天职，为民请命，责无旁贷，为国杀贼，义无反顾；……惟愿邦人君子，鉴其吊民伐罪之忱，协力救国，一致奋起……

不仅如此，这份《蒋总司令出师北伐宣言》前面洋洋洒洒罗列各路北洋军阀之恶徳，历数袁世凯“以奸诈手段，妄窃大位”，“勾结帝国主义，以遂其僭号自娱之偏图”；吴佩孚则“杀国人以启其端”，竟至“吾国革命运动史上所视为奇耻大辱悬而不决之大屠杀案”起于五卅，“不仅为新时代之蟊贼，抑亦为旧社会之罪人”，“恬不知耻”，“造乱祸国，戕贼同胞”，“直一叛国罪犯已耳”……

对比一下小说《采薇》中几乎完全转录自《史记》的周武王《泰誓》：

照得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示。

这里，鲁迅只在开头结尾加了“照得”“此示”四个字，余者全部照抄《史记》。在通篇不无戏谑、不乏俗白俚语的《采薇》中，鲁迅本可以另换一种读起来更为清通顺畅甚至更为幽默讽刺的表述，为何要插入这段不为不拗口的文言呢？而且还抄录得一丝不苟、一字不差？显然，这段引文是有意为之。一经对比，不难看出，《蒋总司令出师北伐宣言》的思路与口吻，与这《泰誓》何其相像？都是先从道德上摧毁对手，接着申明自己占据了“吊民伐罪”的“天理”与“王道”。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采薇》中写伯夷叔齐看告示之前先看到“木主”了——在周王发的队列之先，是八十一人抬着的大轿，供着写有“大周文王之灵位”的木主。《蒋总司令出师北伐宣言》可不是先要将“完现大元帅讨贼除恶之遗志”放在纸上！

          刊载《蒋总司令出师北伐宣言》的《军事政治月刊》第六期封面印着孙中山像

《采薇》中伯夷叔齐听到废兵转述“我们大王已经‘恭行天罚’”，接着就要“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可不正是宣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已经在昭示“王道”的权力范围无远弗届，夷齐听了怎能不心惊？在某种程度上，北伐的宣言和气势不也带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革命公理和革命气概？在时局动荡之际，王国维听说南军北上种种过激行为，联想到冯玉祥部曾经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的旧事，能不忧心恐惧？

3. 华山大王小穷奇与“东北虎”张作霖

除了“归马于华山之阳”令人恐惧，华山大王小穷奇也令伯夷叔齐害怕。所谓“穷奇”，《山海经·海内北经》有记载，是一种外貌像老虎的异兽。而“东北虎”正是奉军张作霖的绰号，他还在沈阳大帅府的会客厅中放了两只老虎标本，所以会客厅又被称为“老虎厅”。张作霖喜爱老虎标本，还曾经专门合影留念。

小穷奇是北方土匪，自称是“文明人”，不会像海派一样“剥猪猡”。他还宣称“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但是如果伯夷叔齐两位“天下之大老”不肯留下纪念品，他就要“恭行天搜”。而张作霖有“遗老情结”，曾公开支持溥仪。1925年，溥仪被赶出故宫、迁居天津之后，张作霖先送了十万元，又提出面见溥仪。就是在这次会见时，张作霖出乎意料地见面就磕头，令溥仪喜出望外。溥仪《我的前半生》记载：“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张作霖向我磕过头……其中给过我梦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此外，张作霖对于清朝遗老、袁世凯称帝时所谓的“嵩山四友”之一赵尔巽的尊敬，也是非常有名的事。

    张作霖与老虎标本的合影

张作霖虽然“非常敬老”，不过他更是一个政治投机者。1927年他在北京僭称大元帅之后，6月25日就下了一道“息争令”，并且发出通电：“本大元帅与中山为多年好友。……邦家多难，中山赍志以终，一切建设大端，皆属后死之责。……凡属中山同志，一律友视。其有甘心赤化者，本大元帅为老友争荣誉，为国民争人格，为世界争和平，仍当贯彻初旨，问罪兴讨。” 在此之前，张作霖下令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避难在大使馆中的李大钊等人，并且对后者处以绞刑。一面大肆搜捕、大开杀戒，一面又俨然与中山为友、遵奉三民主义，这种嘴脸可不正是一边打劫一边自称“恭行天搜”的强盗？奉系军阀搜查苏联大使馆、杀害李大钊等人之后，北大教授纷纷离京避难，清华国学院的陈寅恪、吴宓也为李大钊遇害而感慨议论“中国人之残酷” 。与陈寅恪过从甚密的王国维，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内心不免受到冲击。这位占据北京的既号称“非常敬老”又不吝惜“恭行天搜”的“大王”，也不免使得本就为时局忧心忡忡的王国维更加不安了。

4. 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与写错“丙”字的梁启超

《采薇》中，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但这里却并非深山老林，消息也不闭塞，还不乏人流穿梭。于是，山下的首阳村村民很快就得知了伯夷叔齐的身份，引来了不少上山看热闹的人，甚至引来“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小丙君做过纣王的祭酒，又识得“天命有归”，带着行李奴婢投明主，虽然因为“兵马事忙”不好安置，小丙君还是得到了首阳山下的肥田，奉命在村里研究“八卦学”。小丙君生计无忧，还是一位诗人，爱好谈论文学理论，专门来找伯夷叔齐谈文学，谁知却志不同道不合，以致大发议论，对夷齐的品格多有批评，说他们“通体都是矛盾”。

小丙君跟小穷奇一样，是跟历史上伯夷叔齐相关传说记载毫不搭界的一个人物，说明这个形象可能与现实中的某人某事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小丙君和他家的奴婢阿金姐直接导致了伯夷叔齐的饿死，那么，如果有一个现实中的人物作为小说人物原型的话，他是否直接与王国维自沉相关？循着这个思路，清华研究院的另一位导师梁启超的形象就慢慢浮现出来。  

王国维自沉之后，关于他的死因有多种传言，梁启超嫉妒排挤说就是传言夷齐之死与王国维自沉之一种。这种说法多出自日本人。川田瑞穗《悼王忠悫公》写道：“公之自杀原因，有种种之谣言，已入吾人之耳。……或谓清华教授梁启超氏嫉公名望，阴加排斥，于公自杀前数日，特告公以冯玉祥将到京，梁氏本人亦将于即夕赴津避难，以恐之，公大为所动。”另外，桥川时雄也提及时人王国维之死与梁启超有关的说法：“另一个关于他的死的说法，是强调由于他和梁启超学问的差别，对王先生而言清华大学不是好呆的地方。许多人作吊王先生的诗，其中有骂梁启超的。”

梁启超以“善变”著称，他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鲁迅曾经在杂文中讽刺那些“适者生存”“欣然活着”的“导师”，“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 如果说这“善变”一点和小丙君的望风转舵不无关系，那么“祭酒”、作诗、爱谈文学理论确乎也都能和梁启超搭上干系。晚清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倡导“新民说”，鼓吹“政治小说”，以功利目标劝文学。而王国维的文学观恰恰与梁启超相对，他受康德“审美无利害”的影响，提倡“纯文学”，反对“哺啜的文学”，认为文学不可以功利劝。 梁王二人都写诗，诗歌的路数自然是完全不同的。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还被视作清华国学院的“祭酒”。

如果小丙君真的和梁启超有关，那么“丙”字从何而来？是否与梁启超其人其事有关？这样追问的话，可以发现“丙”字竟然真的是个“今典”。原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清华学生韦杰三遇难，清华大学学生会出了一本《韦杰三纪念集》，梁启超曾经在纪念集上题诗：“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一位署名“季廉”的作者拿到纪念集一看，梁氏的题诗旁边还有“甲寅暮春梁启超”六个字。实际上，1926年是丙寅而非甲寅。于是，“季廉”写了一篇题为《丙和甲》的小杂文寄给《语丝》杂志，文中讽刺道，“大人先生，学者博士呵，天干地支是国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闹笑话，不如不保存吧”。鲁迅还专门为此文写了“按语”，继续讽刺说，“据愚见，学者是不会错的……但确否亦不得而知，一切仍当于‘甲寅暮春’，伫聆研究院教授之明教也。中华民国十六年即丁卯暮冬，中拉附识”。鲁迅一向喜欢给人取绰号，如“鸟头先生”“红鼻子”之类，这些不无谑而近虐色彩的绰号，代表的正是鲁迅对其人之不以为然。而鲁迅确乎对梁启超颇有微辞，如此来说，由梁启超而生成“小丙君”，也并非不可想象的。循此线索考究小说《采薇》中关于小丙君的诸多细节，的确与梁启超渊源匪浅，下文将尽量追踪蹑迹，分析这一猜想的可能性。

三、 为何是梁启超？

鲁迅自述构思“足成八则”《故事新编》的时间是1926年秋天，但写完《奔月》和《铸剑》就搁起来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直到1935年年末才终于完成后面几篇的写作。这就是说，鲁迅在1926年就预备写夷齐故事，那么1927年的王国维自沉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成为小说的“一点题材”，而围绕王国维自沉的相关人与事也会同样成为“一点题材”。渐渐地，现实中围绕王国维自沉呈现出的某些世态人情，甚至盖过了史书上过于简略的夷齐之死的记载，让鲁迅更加萦绕于心，有了形诸笔墨的艺术冲动。有意思的是，在关注、反思这些“题材”尤其是王国维死后的社会舆论时，事关梁启超在此事中扮演角色的种种议论与传言，可能比王国维自沉本身更多地引起了鲁迅的好奇。于是，这些“题材”在鲁迅头脑中转换变形，逐渐形成“养老堂”“小丙君”“立碑纠纷”“谣言中伤”等形象与情节。那么，为什么小丙君会和梁启超有关？

1.自杀的直接诱因

《采薇》中，夷齐的死直接起因是无法面对小丙君和阿金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质问，远因则要追溯到小说开头他们听说战事将起时，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开始感到不能“为养老而养老”，以致最终决定要“不食周粟”，离开养老堂。

前文讲过，王国维自沉之后，当时曾有将死因指向梁启超的说法，即梁启超有意向王国维渲染北伐的暴力、表明自己即刻离京避难的打算，“以恐之”。不过，当时明确提及王国维之死与梁启超有关之传言的，除了桥川时雄、川田瑞穗这些日本人，国人论及王国维自沉的文章很少有这样明确点出梁启超之名的。不过多年之后，当时经历此事的清华研究院学生再次回忆往事，则纷纷又提到了王国维自沉与此前梁启超在清华园高调宣布即将离京避难之间夷齐之死与王国维自沉的密切关系。

写于1982年的《回忆王观堂先生的自沉》一文中，作者张旭光（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指出“梁任公先生将东渡避难的传说”是王国维选择自杀的一个“重要诱因”，他回忆，“一九二七年春夏间，清华园中盛传梁先生将东渡避难”。除了同学间的盛传，张旭光还回忆起1927年5月间梁启超的一次宴请。当时，梁氏正式发出请帖，邀请研究院、大学部和留美预备部所有选修他的课程的同学，到北海松坡图书馆茶会，当时到会的有百人。会上，梁启超“正式宣布，时局这样动荡，下学期不可能继续讲学，将东渡日本，重过留洋生活”。不仅如此，他还“鼓励同学们可以从事政治活动”。更加重要的是，“梁先生这次讲话中，并没有显然攻击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也没有攻击国民党”。“梁先生的演说内容，自然经同学很快传给王先生。” 因此，“梁先生东渡的传说”就不仅仅是“传说”了，这一说法的直接散布者就是梁启超，而这被认为是促成王国维自沉的诱因。

多年后的回忆文章是否准确？这还需要和事发当时的文章来参照对读。姚名达《哀余断忆》写于1927年，文章记录了王国维自沉之前在清华的诸多生活细节，此文是涉及王国维死因这一主题写得最早最详尽的篇章之一，尽管作者当时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表达哀思而非探究死因。姚名达1925年入清华研究院，他曾多次向王国维请益，王国维几次以“寻源工夫”来手把手教他《史记》研究之法，都没有得到姚名达的认真对待，或许因为其治学兴趣和方法更接近梁启超，而且彼时姚正致力于编撰《章实斋遗著》并获得了导师梁启超的大力肯定。《哀余断忆》中，姚名达记录了王国维自沉前有两次与清华师生的相聚，尤其能够透露出当时王国维的某种心境。1927年5月12日，清华大学史学会召开成立会议，史学会是姚名达倡议建立的，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等人都参加了此会。会上众人各持己见，似乎彼此颇有争议，王国维主张“多开读书会”，“微嫌薄之”，显然是不赞成史学会这种组织形式的。散会之后，王国维与陈寅恪同行，“颇用怀疑，以为斯会别有用意”。那么，王国维怀疑的是什么呢？也许几天之后的师生叙别会能够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

姚文记录，当时同学会职员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学年将满，“咸知同居之不可久也”，所以他联络众人在6月1日召开师生叙别会。不过，这里姚名达说得比较模糊，对于他们这一级而言并未到毕业离校的时候，他是次年毕业的。但是姚名达也没有说是送别其他毕业同学，因此这个会就颇有渲染动荡不安时局、众人即将云散的意味。在会上，梁启超慷慨陈词，而王国维则“点头不语”。当晚，姚名达又和两位同学夜访王国维。翌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姚名达述及6月1日叙别会，表达出极为内疚悔恨之情：“吾今当叙吾院师生与先生诀别之师生叙别会！吾叙至此，吾怀欲裂，吾笔欲坠，吾不知若何可赎罪于万一也！”或谓，从姚名达对叙别会的记述看，并不能说明他如此痛苦的原因，看起来王国维的死和叙别会只是时间上的接续，并没有因果上的关系。但是，当事人的心理感受是更为微妙更为真实的，而且还有一些未曾明言的细节留在了已经说出来的事实背后。

鉴于梁启超作为清华教授、导师的声望、地位，以及彼此间的师生同事关系，或许当时清华师生不便于王国维自沉一事过多论及梁启超，时隔多年之后，他们反而少了一些顾忌，更能畅所欲言。卫聚贤在1984年写给王国维之子王东明的公开信《王（国维）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中写道：“我们毕业，由‘工字厅’宴会我们同学时，梁任公先生发表了几句短片演说，他说，党军已到郑州，我现在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讲了！王先生此时和我坐在一张桌子上，他问我，山西怎样？我说，山西很好。当天晚上《世界晚报》刊出《戏拟党军到北京后被捕的人物》，其中有王先生的名字在内，不知谁将这报送王先生看过了！” 这应该就是姚名达所说的6月1日师生叙别会，可见除了梁启超在自己召开的同学宴请会上宣布要去避难、清华将无法继续开课，在这次王国维参加的师生叙别会上，梁氏又发表了类似的避难演讲。不仅如此，综合张旭光的文章，梁氏似乎透露出政治立场再次转变的苗头——他并没有抨击他一向反对的国民党，反而泛泛地鼓励同学参加政治活动。而王国维呢，听到梁启超要离京避难，他的第一反应也是避走他乡，所以问卫聚贤“山西怎样” 。当然，接下来更令人惊惧的则是王国维被列入所谓《戏拟党军到北京后被捕的人物》，不管此事是否确凿，这一传言也足够给王国维不安的心理带来更多震惊。

关于此事，时居清华的梁漱溟晚年也有文章论及。写于1985年的《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实情》一文中，梁漱溟回忆：“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静庵先生四位先生为导师，而我适亦借居清华园内……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讲学则在北京，故尔，每每往来京津两地。某日从天津回学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分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庵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义无）再辱’的遗笔，直奔颐和园，在鱼藻轩前投水自沉。”

就梁启超而言，他也认为王国维之死与其听闻北伐战事直接相关，他写给子女的信中谈起王国维事，语气颇为沉痛惋惜：“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暝不复视。此公……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听说叶、王两人被北伐军枪毙是王国维投水的直接诱因。而这些消息是由什么人散布传播的，对梁启超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他没有特别点出传播途径，只是表达了个人的惋惜之情，没有流露出可以理解为虑及王国维自沉一事上自己言行或有不妥之处、或有不良后果而产生的任何情感波动。当然，梁王二人立场不同、性格迥异，即使梁启超的言行某种程度上成为王国维之死的诱因，梁氏并无主观目的，确实也不负有责任。

2. “通体都是矛盾”与陈寅恪诗骂梁启超

那么，当时梁启超为何被传言卷裹？为何川田瑞穗谈及当下流言四布，首当其冲的一个传言就是梁启超的嫉妒排挤造成王国维之死？从川田瑞穗的悼文题目《悼王忠悫公》就可以见出他与清遗民群体立场一致，而且该文收入罗振玉编的《王忠悫公哀挽录》，那么他不认同梁启超的立场就可以理解了。如前所述，或许因为梁启超的声望与地位，当时国人写文章往往回避了实际上口传颇盛的有关梁启超的传言。不过，前文提到，曾经和王国维颇有往还的桥川时雄也提到过这一传言，他和川田瑞穗的信息来源似乎并不一致。桥川时雄是在1951年日本大阪举行王国维先生追忆会时提及这一传言的，而且指出当时吊王国维的诗中就有骂梁启超的。桥川时雄没有指明谁在骂梁启超，不过，陈寅恪当年所做《王观堂先生挽词》应该算是吊诗中最有名的一首了，而这首诗对梁启超就颇有讽意。

在挽词中，陈寅恪先把辛亥革命时东渡日本的王国维比做夷齐，“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接着讲到溥仪被逐出宫时王国维就有自沉的打算，而胡适等学者珍惜推重王国维，于是把他荐到清华研究院，“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然后写到梁启超，“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挽词中关于梁启超的四句有些突兀，与前后文的关系似乎也不够清楚。高阳认为这四句是全诗“最大的疑窦”：“陈寅恪此诗，最大的疑窦，即留在写梁启超的这四句诗中。……亦不知其对梁启超是捧是骂？此一绝大的矛盾，除了故留破绽，以供后人深思以外，无可解释。”

蒋天枢在1954年间曾经就此诗中的掌故询问乃师，陈寅恪遂解释如下：

梁先生通电中比张勋为朱温，间亦诋康。费仲深树蔚（1883—1935）诗云：“首事固难同翟义，元凶何至比朱温。”梁先生当张勋复辟时避居天津租界，与段祺瑞乘骡车至马厂段部将李长泰营中，遂举兵。所发通电中并诋及南海，实可不必，余心不谓然，故此诗及之。“龙髯六品”“马厂元勋”两句属对，略符赵瓯北论吴梅村诗之旨。

学者刘季伦认为，陈寅恪所谓“略符赵瓯北论吴梅村诗之旨”，指的是赵翼所说：“……梅村身阅兴亡，时事多所忌讳，其作诗命题，不敢显言，但撮数字为题，使阅者自得之。”他断定陈寅恪也是“多所忌讳”，“两句属对”只是讽刺梁启超的善变，并无另外的深意。的确，从晚清“龙髯六品臣”跃身民国“马厂元勋列”，这个评价倒近乎鲁迅所谓“第一等高人”了，不可谓不讽刺。不过，陈寅恪自述挽词这几句“略符赵瓯北论吴梅村诗之旨”，接着又说“此诗成后即呈梁先生，梁亦不以为忤也”，可见陈寅恪自己也认为挽词有梁氏“可以为忤”之处。既然骂了梁，又特意拿给梁看，陈寅恪为什么这样做？再看他向蒋天枢解释“今典”，还提到梁启超当年做“马厂元勋”时曾经“通电诋及南海”，而他对此很不以为然。康有为和梁启超曾有师生之谊，陈寅恪认为梁当年“诋及”康有为的举动，“实可不必”。而今王国维与梁启超同为清华研究院的教授，是否此时梁氏又发表了在陈寅恪看来是“实可不必”的类似言论？

的确，高阳岂不知“龙髯六品”“马厂元勋”之间呈现的讽刺并没有多么难以索解，但是在王国维挽词中忽然讽刺梁启超，而前后文间又显得孤立、突兀，显然不仅仅是讽刺一下梁之“善变”那么简单，因此只能是“故留破绽”。这个“破绽”，就有可能和梁启超在王国维死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有关。这样，也许可以理解陈寅恪挽词中接着上述四句诗而来的“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这其中或许隐去了梁启超对王国维的评价（类似“通电中诋及南海”的行为），而陈寅恪并不认同，只是颇有意气地表示自己这“鲰生瓠落”的小人物和“时贤”不同调、另有看法。

那么，梁启超说了什么？如前所述，梁启超《王国维先生墓前悼辞》一开头就以孔子对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评价来赞颂王国维，这也一向被认为是梁氏尊重、推崇王国维的标志。不过，接下来梁启超却大谈王国维性格的三种矛盾，颇有“盖棺定论”的意味：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平和，情感很深厚，……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看得很清楚；有平和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在一位备受尊敬的同事的葬礼上，大谈其性格的矛盾，这于梁启超而言或者自有其理路。比如这可以让人联想起，他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就曾对新人有一番批评。细究梁氏这番“矛盾说”，措辞也有可商榷之处。“有平和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是否可以理解为性格之懦弱？“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既然“悲愤”是“莫名”的、没有道理的，是否可以理解为不能理智、顽固易怒？这确乎不是什么赞美之辞。而在遗老和持遗老立场者看来，这简直就是厚诬了。如果梁启超和王国维素昧平生，那么他自有臧否人物的言论自由，但是梁启超作为王国维的同事在墓前致辞，上述口吻显然与人情有所不合。正如同梁氏在徐志摩婚礼上批评后者，这样的言论行诸身份地位名望高于自己的人，或有孑然矫俗之意，但是在葬礼和婚礼这样隆重严肃的场合，施之于不能开口申辩的同事或学生，求全责备的话，或不免有“欺之以方”之嫌。

小说《采薇》中，小丙君兴冲冲去见夷齐谈文学，回家后就批评夷齐的诗歌和文学观，更加指出“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通体都是矛盾”，是否与梁氏强调王国维性格上的三种矛盾相类？既然是去跟老头子“谈谈文学”，怎么却指摘起人家的品格来了？夷齐死后，首阳村民来找小丙君为夷齐题碑，小丙君断然拒绝，发表了一通对夷齐的言行、诗歌再及品格的彻底否定的论调：行为上，夷齐跑到养老堂来，可又不肯超然；诗歌方面，夷齐做诗倒也罢了，但还要发感慨，不但“怨”，简直“骂”；回到行止、品格上，夷齐已抛下祖业，做不成孝子了，到了这里又讥讪朝政，也不是良民。所谓“不但‘怨’，简直‘骂’”，和“莫名的悲愤”岂不是形成有趣的互训？在清华师生回忆中，梁启超对北洋政府和北伐军的政治立场都不做置评，反而泛泛鼓励同学参加政治活动，岂不是理路颇似小丙君既骂夷齐“让王”是不孝，又骂夷齐“扣马而谏”不是良民？质而言之，“抛下祖业”“讥讪朝政”的抨击仿佛也可以移来指责王国维：如果不追随旧主溥仪而去，就是不忠不孝；在清华研究院领薪水，还要批评、反对管辖研究院的北洋政府，这就不是良民。这种指责，显然是非常没有道理、非常恶劣的，是“无特操”者对“特立独行”之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罪名罗织。

话说回来，梁启超是否像小丙君这样蓄意污蔑有所坚守、有所不为之士？当然不是。王国维死后，梁启超积极参与向北洋政府交涉，为王国维的家属争取抚恤金。而且，他虽然对王的处世言行不尽认同，还是肯定王国维践行了自己遵奉的儒家道德：“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只是这个评价说来并不算高罢了。

3. 立碑纠纷、死后毁谤与诗经“温柔敦厚”说

小说《采薇》中，小丙君拒绝写碑文之后，为夷齐立碑的事就不了了之了。而王国维去世后，清华方面由梁启超出面向北洋政府请求褒扬王国维，但据说因为“多数阁员根本不识‘王国维’其人名姓”，未被通过。当年王国维墓前没有立碑，后来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是在梁启超去世之后的1929年6月2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为纪念王国维去世二周年而集资建立的。此碑由梁思成设计，上面刻有陈寅恪撰写的著名碑文。

《采薇》以一个毁谤夷齐的谣言作为小说的结尾。因为人们议论中仿佛觉得夷齐之死与阿金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质问有关，于是阿金姐编出一套老天爷派母鹿给夷齐喂奶，夷齐却恩将仇报要杀鹿的谣言，听故事的人们呢，“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仿佛看见夷齐“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这个情节是有出典的，出自汉代刘向《列士传》 。不过，将夷齐传说系列中非常罕见的这一恶意中伤作为《采薇》的收梢，不免令人想起王国维自沉后关于他的死因的种种传言。除了梁氏嫉妒说，流传更为广泛的则是因债务纠纷被罗振玉逼死说。后一说法晚近被证明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时影响非常大。流布这一传言最广的《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作者“史达”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学生徐中舒（1925年与姚名达同年考入清华研究院）。遗民群体和持同情遗民立场的人都把王国维视为忠贞不二的贤良楷模，自然对于这种源自清华学生之口的“因债而死”论调非常反感，对于梁启超不能高度评价王国维也不满意。这种态度和情绪，可能就体现在他们的挽诗挽词中。

当然，鲁迅不会引遗老为同调，他对王国维的评价“老实到像火腿一般”也为人熟知，这和遗民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面对“无特操”而又“肆毁”他人这种行为，鲁迅和遗民的反对立场却也有不谋而合之处。比如，陈寅恪曾批评梁启超对陶渊明的评价。梁启超写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陈寅恪指出，“斯则任公先生取自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 。在对陶渊明的评价上，鲁迅的思路也和陈寅恪有相通之处，他批评那些认为陶渊明“整天整夜的飘飘然”的人，指出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梁启超论陶渊明的文章题目是《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形成有趣对照的是，《采薇》中小丙君去访夷齐、谈文学理论，回来就批评夷齐的诗和他们的品格。而梁启超论陶渊明的文艺，似乎非常关注陶的“穷”，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实在穷得可怜”，等等。鲁迅对此是不能同意的，他在《隐士》一文曾指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鲁迅又说，“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近人”中，也许包括梁启超？

鲁迅恐怕更不认可梁启超的诗论。梁启超谈《诗经》时，大力反对《毛诗序》的“美刺”说。他提倡“感情说”，他认为，如果按照“美刺”说，“则三百篇之作者乃举入一黄蜂，终日以螫人为事！自身复有性情否也？三百篇尽成‘爰书’，所谓温柔敦厚者何在耶？” 对照《采薇》中小丙君第一次对夷齐诗歌的批评：一是穷，做不出好诗；二是“有所为”，失了诗的“敦厚”；三是有议论，失了诗的“温柔”。再对照小丙君在夷齐死后对“采薇歌”的批评：“你瞧，这是什么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以“温柔敦厚”否定“刺”，这分明就是戏拟梁启超的诗论。

小 结

表面看来，遗老、遗民问题在鲁迅的视野中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他直接论及的文字也比较少，不过，王国维自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显示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困境，而知识分子问题一向是鲁迅关注、反思的对象，作为现代中国文化重要事件的王国维自沉，自然激发了鲁迅详加考究、向文化深处追索的动机。

如前所述，鲁迅早在1926年即有以八篇“故事新编”检讨中国文化的构思，那么在思考联系着儒家文化基本问题的夷齐故事时，鲁迅将王国维自沉的事件纳入视野，这符合他一贯的思路，于是，北伐、张作霖、清华园、梁启超等也就改头换面进入了小说《采薇》之中。鲁迅不知不觉又将梁启超对王国维的态度放在考量的重点，显示出对夷齐以及王国维的“坚守主义”的理解上与梁启超的不同，这就涉及一个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评价儒家个人主义。实际上，《采薇》中夷齐抱定的“坚守主义”，也就是孔子所谓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就是一种可称之为“儒家个人主义”的立场。而鲁迅对这种儒家个人主义的评价，则是既有肯定又有批判，显示出非常复杂的心态。可以说，梁启超作为一位现代学者的立场，构成了鲁迅思考此问题时必然触及的一个向度。而这一“儒家个人主义”问题关涉很多，鲁迅究竟如何看待，就需要另文讨论了。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年第11期

本期编辑：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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