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昊 |《狂飙》与陈铨“民族文学”实践论

陈铨

引言

《狂飙》是陈铨抗战时期重要的长篇小说，作为顾一樵主编的“建国文艺丛书”第一集，它是“最能体现作者整个创作思想的作品”，尤其能体现陈铨民族文学观，是陈铨“民族文学”实践的代表作。学界对《狂飙》已有不少研究，也取得不小成果，但大多观点仅停留于“《狂飙》是陈铨民族主义文学观的实践”这样的结论上，《狂飙》是如何实践民族文学观的，这样的实践是否成功，如不成功其内在矛盾是什么，反映了现代文学什么样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又与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构成了怎样的内在对话与互动。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本文试对《狂飙》作细致的文本分析，进而希望能对以上问题有或多或少的探寻与解答。

一 

《狂飙》出版不久，就有批评者幸郭撰文评价这本小说， 指出这本小说的诸多不足。陈铨在反驳文章中说道：“这一部长篇小说（笔者按：《狂飙》），是在昆明一口气写成的。怎样从个人的‘狂飙’达到民族的‘狂飙’，这正是全书的结构，也就是怎么样从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转变到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关键。” 这既是对幸郭揣测《狂飙》是旧作上续新篇所作出的回应，同时也点明了《狂飙》的创作目的，书写“从个人的‘狂飙’达到民族的‘狂飙’”，“从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转变到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成了小说所要书写的重点。

 小说是通过一系列文学布局与架构来说实现作者所说的这种书写目的。首先是小说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的设置。小说讲述薛立群、王慧英、李国刚、黄翠心四位主人公，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人生经历与命运走向。在辛亥革命时期，薛立群与王慧英是要好的儿童玩伴。到五四运动时期，薛立群与王慧英进入青年，纷纷走向学校，各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产生了爱情。同时与薛、王二人同龄的李国刚、黄翠心加入二人圈子，形成两个三角恋，王慧英—薛立群—黄翠心，薛立群—王慧英—李国刚。此阶段，这群青年人较多倾向于崇尚自由与个性，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小说对这段时期写得最为详细也最为精彩。抗战到来，四人卷入战争之中，因各自经历与遭遇不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走向民族主义。从人物命运及结局上来看，王慧英、李国刚与黄翠心都为民族国家献出了生命，而受到战争洗礼的薛立群最终去参加了游击队，决定为民族国家贡献自己。

《狂飙》

小说要实现其民族主义创作目的，除了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的整体设置之外，还需要一些辅助性的人物加以渲染。《狂飙》中最能体现且吻合其创作主题的是李铁崖这一象征性人物形象。可以说小说的“民族文学”观念与话语就是通过李铁崖这个人物实现的，李铁崖就是小说民族主义的符号象征。而李铁崖这一象征人物，作者又是通过两个层次来塑造完成的。

其一，李铁崖的直接言说，显示其民族主义观念。小说中有多处这样的言说，如小说开始时薛立群的父亲向李铁崖询问中国局势，李铁崖就有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薛父问李铁崖“中国会不会亡”，李铁崖自信地说“中国一定不亡，只要国民心理上有一个大转变”，即“要有民族意识”，并具体阐释“民族意识”的所指，“处在现阶段的国际局面，一个民族要求生存，最要紧的条件就是要牺牲个人，保卫团体。人人都把个人的利益看得轻，团体利益看得重，整个民族才能有团结、有组织。”且回答为什么个人要牺牲个体保全民族与国家，“因为个人是暂时的，民族是永久的，个人是小我，民族是大我，牺牲暂时来为永久，牺牲小我来为大我，从人类历史眼光看来，是合理的，自然的。” 

又如小说结尾时李铁崖临死之际对薛立群的谆谆告诫，大讲特讲“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这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非战主义、国际和平的思想，又要抬头，但是战争是人类不可免的，中华民族必须要时时刻刻准备战争，不要再上别人的当，提倡战争的民族，别人不敢欺负，也许倒可以免战，信仰和平的民族，旁的国家，一定要乘机而来，战争反而不可避免。”“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成为战士。只有一群战士组织的国家，才是独立自由的国家。”“为着战争，全国一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都要军事化。” 这些都是李铁崖对民族国家的直接言说。

也有李铁崖的间接言说，如第十六章，作者借李国刚之口讲李铁崖的“民族主义教育”，“现在的时候，是一个战国的时代，民族主义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民族主义教育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注重团体，牺牲个人，一切的自由主义、放任主义、国际思想、阶级斗争、功利主义，都不能同时并重。民族主义第二原则，就是要把全国人民，都养成战士。”“民族主要教育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让中华民国每一个人民，都感觉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有一种伟大的使命。” 李铁崖诸如此类说教式的言说还很多。

实际上李铁崖这些略显枯燥的说教就是作者陈铨的“民族文学”观的体现，只是这样大段大段的直白说教，难以让读者接受。有批评者就批评陈铨的这种做法，“民族国家话语都通过李铁崖而传达出来，以至于他完全只是作家政治哲学的传声筒。他自己缺少性格变化和发展，这使得民族国家话语成为空洞的说教，仅仅只是将政治话语置于文学的架构中而已。” 说李铁崖是作者民族国家话语及政治哲学的传声筒，基本上符合文本呈现的事实，但说李铁崖“缺少性格变化与发展，这使民族国家话语成为空洞的说教”就无法让人接受，因为李铁崖这一人物并不仅仅有上述所列的直白说教，而且有一系列的人生经历与社会活动，相对于这些说教，李铁崖的社会活动就要丰富得多。李铁崖早年是革命党，“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了革命党”，“三次进监狱两次越狱”； 辛亥革命后出任秘书长，任职不到两个月辞职到西湖当和尚；和尚当了不久也觉得没意思，回到乡下生活，他认为“中华民族将来的希望，他认为最可靠的就是乡下的农人”，因此他在乡下办“民族主义教育”，改造与建设乡村；抗战时期在农村组建“农人自保组织”，抗击日本侵略兵，组织民众援救前线下来的伤兵；国军战略性地撤退后，李铁崖又组织游击队，亲自带队抗击日本兵，直到最后病死。李铁崖的这些社会活动构成作者塑造李铁崖这一民族主义象征人物的第二个层面。通过这两个层面的书写，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一人物所象征的寓意，就是民族主义的代表。

陈铨

对《狂飙》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设置和李铁崖这一象征人物的梳理与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小说所呈现的客观效果，就是一部书写民族主义主题的小说，与陈铨自己所说的创作目的基本相符，同诸多评论家的判断也无甚偏差。我们可以坐实“《狂飙》是陈铨民族主义文学代表作”的判断，即论证《狂飙》这部小说的民族主义主题。论证与坐实《狂飙》的民族主义文学性质之后，我们需要追问《狂飙》民族主义的文学实践取得了怎样的文学效果，陈铨的民族主义文学实践是否成功。

很显然，综观小说，我们会发现效果并不理想。  小说一出版就有幸郭的批评文章，指出《狂飙》的几大问题，结构的不合理，前后比例失衡；小说艺术性一般；“陈教授的故事叙述方法是‘做’的，而不是‘创作’，很有些文字在全书中无存在价值，‘自我性’的文体，会使得读者们有种不好的观感，觉得一切对话、文字都是陈教授的，而不是属于书中的人物的。”

与幸郭批评一样，未生也觉得《狂飙》结构极有问题，“他叙述他们怎样从个人主义中蜕变出来的过程，虽然费了很多的篇幅，却想很多嘴的老太婆讲述着一个毫不动听的故事一样。作者对处理一堆庞大的材料，没有加以精密的抉择和扬弃。使我们觉得他们怎样从时代的狂飙里自觉过来的概念，非常模糊。” 

小说写四位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即“个人的狂飙”，就占了三十一章，而写四位主人公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即“民族的狂飙”，只有了六章，结构上严重失衡。最为主要的是四位主人公从“个人的狂飙”到“民族的狂飙”转变的太过突然，战争这种偶然性的因素反而成了四人内在转变的决定因素，无法让人信服。而且，如果个人主义者要转变成民族主义者，需要通过战争这种极端化过程的洗炼才能实现的话，其代价未免太过巨大。实际上，小说有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与裂痕，小说要解决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希望从个人主义过渡到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在小说中的表现就四人的恋爱问题，民族主义在小说中的表现就是对国家的毫无保留的奉献与牺牲。但问题是恋爱是个人个人自然属性的必然选择，具有普遍性，而国家与民族并不是具有天然的必然性，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民族国家遭遇到外敌入侵的战争，假如这一偶然性的外在因素不存在的话，其必然性又该如何论证与叙述，作者是否还会坚持其民族主义文学观。这都是问题。因此需要我们看陈铨到底有怎样的“民族文学”观，并结合其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来分析陈铨民族主义文学观存在的根本问题。

二

陈铨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的文学家，被司马长风列为“现代长篇小说七大家之一”，不但创作大量的话剧、小说，而且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写有不少的文艺批评文章。尤其是抗战时参加“战国策”之后，陈铨的文艺批评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即被我们称为“民族文学观”。陈铨后期的文学创作，包括话剧与小说，都与他该时期的文学观相关，甚至有研究者认为“陈铨的作品往往是为自己的理论张本，可以说是他的理论的形象阐释，甚至直接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来宣传自己的理论。”“陈铨的‘民族文学观’是一个理论建构与文本创作相呼应的体系。”可见陈铨文学观与其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

“民族文学”作为陈铨的体系性文学主张，其标志是陈铨在1943年7月7日《民族文学》创刊号上所发表的两篇理论文章《民族文学运动》和《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实际上早在1941年陈铨就开始了民族主义文学观的构建，发表在《军事与政治》第2卷第2期上的《文学运动与民族文学》就是陈铨关于“民族文学”的第一篇文章。其后在重庆《大公报》副刊《战国》第24、25期上连续发表《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以及1942年9月23日陈铨在重庆文化会堂作《民族文学运动试论》的演讲。以上这些文章及演讲，共同构成了陈铨“民族文学观”的文献材料，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解读，我们或能了解与把握陈铨“民族主义文学观”的基本内涵。

通观陈铨的这些理论文章，不难发现陈铨对文学有独特认识与理解。在《民族文学运动》这篇文章中，陈铨完整阐释其文学主张，这篇文章是陈铨“民族主义文学观”的典范代表。该文由四个部分组成：“文学的性质”、“民族与文学的关系”、“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三个阶段”和“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

文学的性质，陈铨认为“文学是文化形态的一部分。”而文化形态又受时间空间的支配，既然文化形态受时间空间的支配，相应的作为文化形态一部分的文学也受时间空间的支配。“时间就是时代精神，空间就是民族性格，抛弃了这两个条件来谈文学，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文学。” 时间空间在变化，文化形态也要变化，文学同样要变化，而文学的使命就是表现这些变化，即陈铨所说的“特殊的事物”。在论证文学的这种特殊性时，陈铨把文学与科学进行对比论证，以说明“文学的使命是要表现特殊的事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文学与科学性质两样。科学求同，文学求异。科学寻求超时空的基本原理，文学表现当时此地特殊的情状。原理是抽象的，情状是具体的，假如一种科学只限于一时一地的个别事物，那么科学的价值就不高。一种文学只能描绘抽象的规律，文学的价值也就有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民族的文学而没有民族的科学，有时代的文学而没有时代的科学，就算有，也是过去的陈迹，后人已经取而代之。在科学方面，往往是后来居上；在文学方面，近代的文学却不一定比古代高明。”那么陈铨所说的“文学的特殊性”究竟指的什么呢，按照陈铨的说法“文学的特殊性”就是“民族意识”，“一个民族能够认识自己，创造特殊有价值的文学，大多数的国民必须先要有民族意识。他们自己首先要感觉，自己和旁人不同，而且这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可以自己骄傲的地方。”“没有民族文学，根本就没有世界文学；没有民族意识，也根本没有民族文学。”

陈铨

为什么陈铨会认为“民族意识”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所在，这与陈铨对五四以来中的思想界和文学状况的判断和认识有关，陈铨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界经过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个人主义，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第三个阶段是民族主义。中国的新文学也随着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色彩。

”而前两个阶段的思想与文学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个阶段的文学“大部分都摹仿西洋，诗歌学美国的自由诗，戏剧推崇易卜生的问题戏剧，一部分浪漫主义中间包含的感伤主义，弥漫于各种文体之间。”“五四时代的文学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因为它没有得着一个巩固不摇的基础。”第二阶段的文学，“仍然是摹仿外国，俄国的作家成了最时髦的作家，描写的对象，说来说去，永远立不了阶级斗争。”“它的价值也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肤浅的，不是真实的，是部分的，不是全体的。”只有第三阶段的文学才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因此陈铨要发起民族文学运动，他为了论证发起民族文学运动的合理性，非常自信地把政治与文学绑在了一起，“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文学运动，往往和伟大的民族运动同时发生，携手前进。特别在近代社会里里，文学和政治常常是分不开的，因为政治的力量支配一切，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文学家是集团中的一份子，他的思想生活，同集团息息相关，离开政治等于离开他自己大部分的思想生活，他创造的文学，还有多少意义呢？所以民族意识的提倡，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问题。”因此陈铨所发起的民族文学运动就具有了合法性。

最后，陈铨罗列了发起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口号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战斗的精神，道德的精神。）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培养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两者互相为用，缺一不可。）民族文学运动应当有特殊的贡献。（用中国的题材，用中国的语言，给中国人看，这三个原则，是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规律准绳，中国作家不容忽视。）”

以上就是陈铨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论述，整体上来看，陈铨民族主义文学观的构建有其发生背景，包括战争环境、学术空间、人文环境，也有其构建构建思路。 但是陈铨的这一套论述中存在诸多论证的漏洞，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关于民族国家与文学关系的论述尤值得商榷，是不是“没有民族意识，根本就没有民族文学”，文学是不是非得必须书写“民族意识”。这些都是陈铨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无法说服人的地方。

抛开以上这些问题不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陈铨所说的“民族意识”指的什么。在论证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部分，陈铨列有一条“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培养民族意识”，在上下文中，并未明确指出什么是民族意识。但是在陈铨的作品中，如在戏剧《野玫瑰》、《无情女》，小说《狂飙》中，我们还是能大致归纳出其“民族意识”之所指，即夏艳华、樊秀云、李铁崖身上所体现的为了民族国家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套用《无情女》广告词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牺牲儿女私情，尽忠国家民族。”

这无疑窄化了“民族意识”的内涵，更为主要的陈铨如此无条件主张个人为民族国家牺牲，无形中造成“与各种专制的权威主义或反西方的保守主义相联系，成为其政治合法性的借口。”这也是左翼文坛批评陈铨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有研究者指出“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提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出自国民党当局的授意，他是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活跃在文坛的。”“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御用文人’的倾向和用心。”“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活动，一直谨守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但客观效果却暗合甚至助长了权威政府对个人权利的践踏与损害，纯粹且真诚的陈铨自己在另一个政权之下遭受了国家权力对个人的碾压，其所给理由就是他所主张“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权益”。

作为一种文学主张与理论，除了论证其合法性之外，更主要的是要落实到创作实践之中，小说《狂飙》就是代表，但是这部小说充满诸多矛盾与裂痕。这既与陈铨自身理论与创作的脱节有关，同时与该问题（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的复杂性有关，甚至后者才是陈铨以《狂飙》为代表的民族文学创作问题丛生的关键，是陈铨民族主义文学观内在矛盾的根本问题，也是在本文引言中所说的“更大的问题”。

《野玫瑰》

三

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始终是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乃至延续至今的一个根本性主题。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确实有着共生共荣的天然关系，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建构是现代中国一个主要的现代性事件，而中国现代文学是这一现代性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和建构中发生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就是社会变革的思想前卫，就是中国现代性不断伸延的精神资源。”中国现代文学因此具有了民族国家的属性，是一种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入世文学，“‘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作为现代文学中重要的文体，小说更是成为国族寓言的表征，“（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几乎是强制性地与国家—民族的历史性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是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民族国家自然成为现代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在如何书写民族国家的具体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清晰的路径，一条是直接以民族国家为书写主题，即称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书写传统，自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少年中国》的文学创作、闻一多“大江会”时期的诗歌、顾毓琇的国剧创作，到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文学创作；另一条是以故乡、家族为主题的书写传统。如果前一种属于政治书写的话，后一种就属于审美/历史书写。但是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共同参与与想象，两者都对“新中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努力。因此在整个现代文学中，会经常看到对“国家”的不同想象，梁启超是一种想象，闻一多是另一种想象，远在内陆的刘觉奴 对国家的想象又与梁、闻不同。

在如何实现各自所想象的不同“国家”时，陈铨提出他的“民族主义”文学观并加以具体实践，陈铨强调的是在战争环境下，个人对民族国家的无原则奉献，同时主张“超人/英雄”的历史作用及对于大众的引导。“英雄是群众意志的代表，也是唤醒群众意志的先知，群众要没有英雄，就像一群绵羊，没有牧人，他们虽然有生存的意志，然而不一定能够得着最适当生存的机会；他们到的地方，不一定有良好的青草，他们的四周，说不定还有凶恶的虎狼，要侵害他们。”陈铨笔下的人物也多这样的“超人/英雄”，如《彷徨中的冷静》中的刘华廷、《黄鹤楼》中的刘玉彪与王焕然、《蓝蝴蝶》（五幕剧）中的钱孟群、《野玫瑰》（四幕剧）中的夏艳华、《狂飙》中的李铁崖等等，这些人具有超常的能力，能够力挽狂澜，为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这种过分强调“超人/英雄”的观念，甚至遭到同为“战国策派”成员沈从文的不满，沈虽也主张“重铸民族精神”，但他完全不赞同陈铨的“超人/英雄”观，沈认为普通人的坚韧是值得肯定，这样的普通人同样是一种英雄。沈从文甚至在给他人的信中急于撇清与陈铨、“战国策派”的关系。“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铨先生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我只记得陈先生写了篇《论英雄崇拜》，我写了篇文章驳他，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时的技巧，与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你如有机会翻《战国策》也就会明白，不至于同意杂家胡扯了。”

沈从文

除了过分强调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夸大“超人/英雄”的重要作用外，陈铨的“民族文学”实践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历史现实的观念化与想象性书写。

《狂飙》中的后六章关于抗战的书写，尽管也描写一些抗战的场景，但这些场景基本上是作为人物背景来设置的，人物与战争这一最为真切的现实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人物依然顺着情节的设计而进行的，而不是具体现实环境的推动，比如说黄翠心与薛立群的转变，就显得突然，战争对人物的冲击于其内心的变化没有展现出来。同样的情况也在《野玫瑰》中出现，王立民是具有超人能力的汉奸，但是夏艳华潜伏在王家，王却一点也没发现，而且王一与夏过招就显得弱得不能再弱，显然太过夸张与离奇，阳翰笙批评说“《野玫瑰》内容空虚，没有真实的生活，没有深刻的人物性格，特别是大汉奸一角，在思想上颇有问题，确只是传奇式的旧手法所造成的一只抗战空壳子。” 阳的这一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野玫瑰》存在的问题。

抗战是一个特殊时期，中华民族大多数国民都在为抗战服务与奉献，文艺工作者更是奔赴在前列，如何参与与反映抗战往往决定了其作品的高度。同样经历了抗战的青年作家路翎，他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在表现战争及战争下的人的感受和精神困境方面，相对于《狂飙》，就要成功得多。无论是对战争状况的书写，还是对战争境况下个人遭遇及心理的书写，路翎都展现出超出同时代作家的能力与高度。更为难得的是，路翎创造出一种被称为“体验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这一道路在蒋纯祖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蒋纯祖历经战争的淬炼，在旷野中重新建立起自我的主体，不依傍任何的力量，而从自我重新开掘出拯救自我与民族国家的力量。

《狂飙》中的薛立群虽然最后去参加了李铁崖的游击队并自己领导游击队继续抗战，对他之前的人生轨迹是一个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没有反应在薛的内心世界中，没有“主观的战斗”。也就是说像薛立群这样的人物，他们仅仅是陈铨观念表达的人物符号，这些人物本身没有他们自己的灵魂与声音，这也是批评者所批评说的陈铨笔下人物的“面谱化与传声筒” 问题。

  既然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文学书写的自然对象，那么如何写成了极为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更需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陈铨提出的“民族文学”理论是一种向度，反映了他对文学及其与民族国家包括战争环境的理解与认识。陈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系列作品是他“民族文学观”的具体实践。但是以《狂飙》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虽然践行了其“民族文学观”，但是在整个文学史序列中并未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一方面与陈铨“民族文学观”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之间复杂关系有关，这种复杂关系影响着整个现代以来的中国万千民众，尤其是那些激烈前驱的知识分子。这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的命题,陈铨需要面对此问题，每一位现代文学作家皆需面对此问题，如何开拓一条可行的路径，仍是尚须解决的难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3辑

本期编辑：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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