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武军 | 国家与革命：中间党派的文学观照

张武军

引言

1995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之魂”的樊骏，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论文《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樊骏认为我们学科“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在于我们摆脱了长久以来的政治干扰，“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方面、范围、领域，都有了大的扩展”。的确，新时期以来，学界有“为文艺正名”的大讨论，有“回到文学本身”口号的提出，有纯文学话语形态和批评体系的建构，等等。这的确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动力。当然，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谱系背后，同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素。而樊骏注意到这一点的同时，更敏锐地察觉出“纯文学”理念如何内化成研究者主观认识的一部分，“以上所说的扩大研究领域与纠正简单地为政治服务两个变化，前些年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不过，过去主要从拨乱反正出发，着重指出所以酿造失误的客观的政治原因，这里则从学科本身的成长发展出发，从我们自己的主观认识寻找原因。两者都起过作用，而后者较为隐蔽，至今未为人们所普遍意识。”这种更为隐蔽的、内化为研究者主体意识的“文学性”评判，才是现代文学学科真正走向独立、走向成熟的标志。自此，大家对文学的内外之别越来越自觉，政治性等因素作为文学之外的内容，受到排斥。而过去那些被称之为“主流”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等，因为曾经和政治的密切关系，逐渐被冷落。自觉的“文学性”追求和“现代性”言说，让那些没有“党派意识”，没有“明确”政治姿态的作家，成为大红大紫、炙手可热的焦点。

诚然，祛政治化并逐渐破除了过去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思维，让我们的学科走向独立，自觉的“文学性”和“现代性”追求让我们的学科走向成熟。但与此同时，把文学和政治割裂开来，不也是新的二元对立思维么？这不正是“走向成熟”的学科同时所隐含的危机么？

一、重构文学研究的政治维度

颇有意味的是，恰如当年摆脱极左政治的束缚“为文学正名”那样，现代文学界摆脱愈发“成熟”的思维定势，寻求新的突破点之一就是“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重新正名”。这就得从世纪之交的右翼文学研究热和左翼文学研究的重新升温说起。

首先，随着研究队伍的增多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过去鲜有人问津且被贬为“逆流”的国民党一派文学，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新时期以来我们学科最后被突破的领域。

起初有学者倡议关注“右翼文学”，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衬托左翼文学、革命文学，正所谓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因此，右翼文学开始是作为“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中提出的一项新的反题”，这就是1986年《南京师大学报》刊登的4篇有关国民党右翼文学的论文。然而，除了当时一些零星的声援文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右翼文学的研究又很少被提及。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作为“相反相成”另一面的左翼文学，在“文学性”、“审美性”的论说中，已被边缘化，和政治关系密切的右翼文学，同样在文学性的谱系中不受待见。

樊骏先生

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尤其后来不少硕博士“选题”越来越艰难，之前少有人涉及的“右翼文学”，自然成为硕博士生们开荒拓土的领地。例如倪伟博士论文《1928-1937年国民党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1998年），以及他进一步拓展的博士后出站成果《“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一九二八至一九四八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钱振纲论文《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周云鹏论文《“民族主义文学”论》（复旦大学2005年），毕艳论文《三十年代右翼文艺期刊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赵丽华论文《<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北京大学2008年），牟泽雄论文《（1927-1937）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等等。这里仅是一些代表性的博士论文。中国知网上，以国民党和右翼为主题词的硕博士文学类论文，不下百篇。

大量硕博士把右翼文学视为独立研究的对象，不再像80年代那样，只是简单把其视为左翼文学的“反题”和衬托。虽然不少研究者极力淡化政治性因素的介入，要么把右翼文学作为具有“史料意识”的学术问题来处理，要么从民族国家现代性的高度来对其展开论说，但是，右翼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不关涉政治。不论是右翼文学期刊、社团、人员等基础史料的整理，还是基于“民族想象”或“国家统制”的国民党文艺政策分析，都离不开对其背后政治因素的体察。就像有博士论文在选题缘起中所说，“本论文选取国民党南京政府前十年的文艺统制作为研究对象，就是试图将以‘民族主义文艺’为中心的右翼文学纳入到一个宏观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视角来认识，纳入到国民党的整个政策和统制体系中加以观照”。不止如此，当研究者从右翼文学切入，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甚至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都有了新的改观。例如，朱晓进在早期从事右翼文学的基础上，很自然地提出了20世纪是 “非文学的世纪”，既然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都不是独善其身，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

其次，右翼文学成为新的学术热点的同时，左翼文学又重新被视为“一个学术的生长点”：“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对左翼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左翼文学的论著的增多（其中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研究左翼文学的博士论文较以往大为增加），显示出对左翼文学的研究已经重新回归学术视野……”。除去硕博士选题冷热交替的缘由，左翼文学重新被大家正视，还主要基于“社会正义”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运作”，这都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人们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唤，很自然地让研究者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那里找到共鸣。文学的政治关怀、现实介入以及社会正义的诉求，不仅成就了左翼文学研究的重新升温，也促使左翼文学研究者和文艺理论界重新反思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大家开始检讨曾经基于祛政治化的“为文学正名”，进而提出重建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文艺研究》于 1999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就是这一症侯的体现，在会议议题之一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陆贵山、陶东风、王杰、郑恩波、柏柳发表了各自观点，尽管存在理解上的差异，但也出现了共同点，使得‘重提’文学与政治关系成为关键问题。”此后不少学者积极跟进并持续关注，明确提出重建政治批评的理论命题，以凸显文学书写和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参与。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在关注左翼文学的基础上，和文艺理论界相配合，重新审视“为文学正名”之于现代文学研究，如黄健的《反思“为文艺正名”》、旷新年的《文学的重新定义》等文章，都传达出重建现代文学研究的政治维度之意。

总体来说，随着右翼文学和左翼文学相继成为学术热点，不论是基于对右翼文学研究的不断开拓，还是缘于左翼文学研究的重新升温，大家都导向共同的命题，那就是：重新思考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重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政治维度。

重构文学研究的政治维度，这就意味着不是回到50年代至“文革”期间文学和政治的那种关系。就左翼一方来说，是恢复其在1949年之前争取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抗争姿态，而并非是后来获得政治权力支撑的“主流”文学；就右翼一方来说，是在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其文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的逻辑脉络，而并非是后来被政治权力贬斥为“逆流”的文学。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华民国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形态下，来重新思考左翼文学、右翼文学，来探究它们和政治的复杂关系。这也正是近些年来民国文学相关概念的意义之所在。民国文学相关研究，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照亮了右翼文学，而是让左翼文学重现了光辉，而一些学者把民国文学和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以及延安文学对立起来，并以此来反对民国文学，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尽管民国文学仍然受到诸多质疑和误解，但不可否认，民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畴，从中华民国这一具体的“国家历史形态”出发，对诸如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法律形态、宗教形态、教育形态等和文学关系，重新展开研讨，这既是民国文学的议题，也是大文学的议题，即有别于过去“纯文学”。可以说，随着民国文学相关概念讨论的不断深入，也随着大文学构想的提出，重构民国时期文学和政治的复杂关系，不仅可行，而且大有必要。

二、民国视野下的中间党派与文学

在复杂而又多元的民国政治文化形态下，重新检视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带给我们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诸多新的理解。然而，仅从热起来的左右翼文学研究出发，提出重构文学研究的政治维度，这样的依据是否充分？毕竟，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都和国共这两大政治集团相关，因而这样的推导似乎有种瓜得瓜之嫌。同时，国共两党文艺思想看似相互对立，但其实正如有学者所说，“国共两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本是同一棵树上的两个果子，其内容上的相同相异，及其渊源和影响，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话题”，因此从看似对立的左右翼文学出发，对文学和政治关系进行多元分析，实际不过是一而二，二而一，仍然不过是过去二元对立思维的体现。过去政治和文学上的左中右之划分，毕竟两头小中间大，文学上更是如此。因此，只有在那些和国共两党都保持距离的作家那里，才是能否重构文学研究政治维度的重要依据。

其实，不少提出重构文学研究政治维度的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朱晓进引用阿尔蒙德的“亚政治文化”（政治次文化）来论述第三种人、自由知识分子，并提出“‘远离政治’：一种针对‘政治’的姿态”。另外，也有人援引当年革命文学、文学阶级性论争时的思路，处在“国、共两党所操持的政治文学的理论范式‘政治-文学’的同一化挤压前提下”，想“表现出对政治文学的疏离”，但却不得不面对“无地自由”的“尴尬命运”。应该说，不论是对自由主义者“远离政治”的政治性论述，还是对他们无地自由的尴尬性描述，都有合理之处且不难找到论据来支撑。但是，这样的表述无疑把自由主义作家、中间派作家，置于在国共两大政治集团所主导的政治理念关照下，似乎是远离国共两党政治理念的作家，要么是消极逃避政治的政治观，要么是无处逃避被迫参与的政治观，其实这仍然是国共二元对立（主导）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国共两党之外，中间派知识分子和作家有没有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管道和方式？有没有自己积极主动参与的政党或政治团体？有没有属于自己所宣扬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如果有，这和他们的创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依然得回到民国历史文化形态中去，回到复杂而又多元的民国政党政治文化中去。

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团体和力量，通常都属于民主党派史的研究范畴。不可否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中间政治势力，我们大陆学界是从中共革命史和统一战线史的视角来展开，从是否是同盟军的标准来考察和评判，同盟军者视为“民主党派”，反之则视为退步的附逆的政治团体，把其放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方来批判。台湾学界的评价除了进步落后刚好对调外，其思维模式如出一辙。不过，历史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仅仅从中国统战史的视角，从中国革命同盟军的角度解释中间党派的作用是不完全的”。不少人认为民主党派这一称谓本身就是统战史视角下的概念，从早先有学者倡导回到历史现场，扩大民主党派的范围，即承认“我国革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十八个民主党派”，到最近有学者提议，应当使用更符合历史实际的“第三势力”或“中间党派”。这些概念命名转变的背后，无疑折射出学界对中间党派的研究，越来越贴近民国历史实际，越来越深入。18个党派中既包括很有影响的中国民权同盟和救国会，也包括被排斥在八大民主党派之外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而第三势力或中间党派范围就更加宽广，例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撰的“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其中1928年之前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就收录了34个党派资料，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则收录了除八大民主党派及青年党、民社党之外的36个党派资料，很显然，这仅仅只是收录了民国时期众多政党的一部分而已。

虽然延续至今的八大民主党派中，曾有不少知名作家的身影，尤其是民盟、民进和九三学社，像高一涵、张澜、胡愈之、楚图南、闻一多、陈白尘等是民盟成员，叶圣陶，顾颉刚，张定璜，郑振铎，冰心，傅雷等是民进成员，黎锦熙，杨振声，俞平伯，冯沅君，李长之等是九三学社成员。但很显然，八大民主党派主要是活跃抗战时期和战后，无法充分反应中间党派和现代文学整体发展变迁的相互关系。同时，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在民国历史文化视野下来关照中间党派，认可包括青年党、中国民权同盟、救国会等在内的18个党派，认可超过18个大党派之外众多政治党派，就是为了能破除政治活动中的非国即共二元对立思维，能破除政治和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改变对一些作家的错误印象。因为他们参与政党政治活动的空间实在太宽广了，而他们也确实积极投入和参与了。例如，在国共两党之外被我们视为经典自由主义作家的沈从文、梁实秋、胡适、林语堂等人，都曾积极投入到政党政治活动中去。沈从文曾因“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一关系而主编了《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和胡也频、丁玲一道宣传和推介革命文学，虽然沈从文后来一直淡化甚至回避此事；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人曾是国家主义政治团体大江会的创始人，后来大江会积极加入中国青年党组织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梁实秋也是中国青年党机关刊物《新路》杂志文艺类的唯一撰稿人；胡适、林语堂曾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聚在这一政党组织的中还有和他们一度分道扬镳的鲁迅。除了鲁迅、胡适和中国民权同盟有人涉及外，其他人的政党活动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无人关注。就连鲁迅、胡适和中国民权同盟的关系，大家也更多是把“民权”作为一项理念来分析，而少有人把中国民权同盟视为政党政治活动，并以此来分析这一政治团体和鲁迅、胡适、林语堂思想及创作的相互作用。而18个政党团体之一救国会和文艺界关系更加密切，救国会主导下由茅盾等人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救国会和后来的两个口号之争，救国会和鲁迅丧葬，救国会和救亡文学的出现，和抗战文学局面的形成，等等诸多议题，都非常重要。固然，中国民权同盟和救国会后来演化分散在八大民主党派中，但这不正说明民主党派发展演变有其自身的逻辑，而我们就更应该从中间党派的发展变迁来考察这些中间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也许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间作家和知识分子复杂而又独特的心路历程。例如1920年代叶圣陶和顾颉刚等加入革命的“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30年代中期参加救国会，抗战时期和“民进”一直关系密切，到60年代正式加入“民进”并逐步成为民进的主要负责人。如此丰富的政治活动以至于不少辞典介绍叶圣陶时都要加上“政治活动家”。中间党派的政治活动家和叶圣陶作为文学家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细致探究么？我们如果摆脱“叶圣陶不断追求进步”的统战式视角，而从他自身参与中间党派政治活动的逻辑出发，或许将对叶圣陶其人其作有全新的理解。还有像陈启修，他曾因第一位翻译《资本论》而著称，大革命期间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编，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1928年之后和邓演达积极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农工党前身），抗战时期和不少民主党派交往过密，到1949年之后最终加入民革并成为民革常委。陈启修如此丰富的革命经历，和他革命文学时期对红黑之外“酱色的心”自觉体认，也让我们对革命文学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知；他一生如此丰富的政党活动经历，也让我们对中间党派知识分子复杂心态也多了一份体认。

陈启修

总之，在民国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形态下重新考察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不仅仅只是观照和国共两党相关的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我们还应该把诸多中间党派，纳入到我们的考察范围。而当我们超越单纯的统战式思维，摆脱与国共共进退或只能在国共间做选择的二元对立逻辑，回到民国具体的历史文化形态，回到无比丰富复杂的民国政治文化形态，我们就不难发现，过去所说的一些和“政治”疏离的中间派作家，自由主义作家，同样是有十分丰富的政党政治活动经历。那么，对他们的创作，我们又怎能简单拘泥于“文本”的审美分析呢？为何不超越狭小的个人审美趣味，“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思想的丰富场景中”来观照他们呢？

三、青年党视野关照下的现代文学

国共之外的中间党派中，中国青年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政党，它不仅有中华民国“第三大党”之称，而且其发展变迁贯穿了民国历史的各个时段，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演进密切相关。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青年党一直被大陆研究界所忽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香港和台湾等海外一些地区的带动下，大陆学界也逐渐开始重视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也开始受到关注，“在对待青年党的定性问题上，一改原来‘向右看齐’的偏见，努力还其以‘中间派’的原貌，客观叙述青年党的文章和书籍相继增多”。但相较于“八大民主党派”，中国青年党受重视的程度还远远不够。正如有青年博士生在其论文选题缘由中所说：“在接触青年党之后，笔者就发现，青年党的已有研究与其历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青年党有很大的研究空白和创新空间”。可以说，每一个深入接触青年党史料的研究者，都会有同样的感叹和想法。而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更是有很大的研究空白和创新空间。

1948年，青年党人柳浪在概述他们这一党在文艺上的贡献时，曾列举了不少党员作家。“中国青年党之前期文艺作家，有胡云翼、刘大杰、田汉、唐槐秋、左干臣、袁道丰、何忠愚、宋树人、李辉群、庐隐、徐懋庸、方敬、何其芳、姜华、魏思愆、候曜、春晖……等人。后期文艺作家有张葆恩、左华宇、拾名、陈秋萍、辛郭、徐沁君、许杰、周蜀云、田景风、王秋逸、王维明、王慧章等人。”从柳浪所列举的这份名单来看，有不少人是颇有影响的知名作家，也有一些是被忽视被冷落但其实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作家。然而，直至今日，除了一些研究青年党的史学论著稍带提及外，被柳浪点名的中国青年党身份的作家，很少有人从他们的中间党派身份出发，论述他们的政党政治活动和文学理念、文学创作的关系。

中国青年党机关刊物《醒狮周报》

1924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

素有“书生政党”之称的中国青年党，虽然也曾涉及过革命和抗战的军事活动，但其主要贡献在于创办了众多报刊，根据台湾学者陈正茂的梳理，青年党先后创办了《先声》《醒狮》《中华教育界》《新路》《民声》《国论》月刊、《国论》周刊、《国光》《新中国日报》《民宪》《青年生活》《青年中国》《中华时报》《中国评论》《风云》等刊物。这些刊物中有的设有专门的文艺副刊或特刊，如《醒狮》开设有《文艺特刊》（先后由黄仲苏、胡云翼、刘大杰主编），《南国特刊》（田汉主编）等副刊，有的虽未以专门文艺副刊命名，但大都设有固定的文艺版块，常刊登一些小说、诗词，其中不乏一些名家之作。这些刊物在当时颇有影响，尤其为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群体中，非常受欢迎。据统计，《醒狮》创办之初就发售超过两千，发行一年达一万销量，甚至达到两万，要知道影响巨大《新青年》杂志，发行最初几年不过一千的销量，后来最受欢迎时也就一万五六。可以说，《醒狮》的销量和民国期间鼎鼎大名的一些刊物如《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相比，丝毫不逊色且有超过之势。青年党人的其他杂志，也都颇受欢迎，不少刊物曾屡受查禁，又不断更名出版。然而，这些当初曾经非常畅销的刊物，到现在研究界几乎无人提及。对于常以学会以书生政党自居中国青年党人来说，他们刊物的文化学术性、文艺性，比一般的综合性刊物还要更鲜明。可是，直到今天，有关中国青年党的相关刊物研究，尤其是和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几乎是空白。

中国青年党之于现代文学的贡献，不仅仅是贡献了不少党员作家，创办了不少刊物。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贯穿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政党，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和认知现代文学的一个新视角。

首先，从青年党及其前身“少年中国学会”的视角出发，我们对五四文学会有新的理解。

中国青年党1923年建党，直到1929年才正式公布党名，学界也普遍认可青年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脱胎于少年中国学会这一纯粹的学会社团。对于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如何因为主义之争，如何因为要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之争，如何逐渐分裂重组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学界已经论述颇多，几乎成为常识。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查阅比较少年中国学会和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和发展轨迹，就不难发现，从少年中国学会到中国青年党，有内在的一脉相承关系。很显然，少年中国学会得名源自“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少年土耳其党”，王光祈发表的《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中一再提及，其中还谈到学会筹备“首由北京会员王光祈君提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一册，书中历叙同人今后进行，宜为一种有系统的有秩序的，并草拟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由此其实不难看出，少年中国学会虽对外宣传学会，其实原本是自觉的政党组织。曾琦及其他人的论述中也能找到“吾党”之类的依据，例如曾琦在《少年中国》发表的《彻底主义与妥协主义》一文中提到，“吾少年中国学会今虽未抄袭何种主义，然社会活动者，吾党之宗旨也” 。无独有偶，中国青年党正式建党后秘而不宣很多年，对外同样宣称学会社团，如先声社或醒狮社，党内彼此之间互成 “同学”，党部称之为“学校”。可以说，少年中国学会和中国青年党，对内外常常都是“学会”和“吾党”并存，“同人”“同学”“同志”之说混用，因此，少年中国学会的政党属性基本可以确定，可以说是中国青年党的前身，抗战到战后民主党派活跃时期，有关中国党派介绍时，时人大都把少年中国学会和中国青年党看成有承续关系政党来论述，有人明确提到假如王光祈不死，青年党党魁非他莫属。从少年中国学会和中国青年党名称和翻译来看，两者几乎相同，中国青年党人曾解释说：“中国青年党并不是中国之青年党或中国青年之党，其正确的理解应该是‘the Young China Party’，即青年中国党，或少年中国党，其名由‘少年中国学会’而来。”其实，《中国青年党发起宣言》和少年中国学会《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也有太多相同表述和承续之处，如对建党缘起的描述，“昔意大利之再造邦家，实成于少年意大利党之手，近土耳其之恢复故土，亦由与青年土耳其（党）之努力”。少年中国学会和中国青年党很长时期不愿意以公开政党自居，而用学会之名义，不以政治活动为标举，而以学术或社会活动为旨趣，其实更多是表达新政党、新政治之意，这从少中的《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和青年党的《中国青年党公开党名宣言——代国共两党而起之新革命党》《中国青年党发起宣言》中，很容易看出。对学术、教育、出版、宣传等事务的重视，与其说少中和青年党前期是学会，毋宁说他们是书生政党组织，也说明他们对于文化、文学理念的发展变迁，有着比其他政党更为重要的影响。

曾琦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论述少年中国学会的政党属性，以及它和中国青年党的承续关系，而不像是后来很多人的追忆回叙中的单纯“学会”，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对很多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新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对五四时期文学的新的理解，要知道“少中”毕竟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少中”和“中国青年党”的政党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承续关系，关涉到我们对五四文学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认知，“少中”国家主义的理念自然启发我们对五四文学启蒙与救亡的全新理解。例如，有关少年中国学会之于新诗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的意义，学界论述颇丰，但同时我们得看到强烈的“非诗”化政治性因素的介入，以及国家主义和《少年中国》上诗学建构的关系，像田汉对于惠特曼“美国主义”的推崇和介绍，希冀中国国家主义的诗学建构。总之，考察作为中国青年党前身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政治活动和文学，会带给我们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新理解，引发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思考。

其次，从中国青年党及其外围联盟组织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对革命文学有新的认知，尤其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我们会有全新的叙述。

中国青年党自建党开始，就积极投入中国的革命宣传，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革命活动被我们所忽视，所遗忘。正如王奇生考察1920年代革命时所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考察1920年的中国革命，目光仅投向国共两党，而轻忽和漠视中国青年党及其国家主义思潮的存在和影响。这种长期习焉不察的轻忽和漠视，其实仍是当年国共两党‘革命’意识形态之余绪，亦将青年党定性为‘反革命’党派。历史研究者有意或无意间将目光投向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和比较‘进步’的一方，潜意识层面实际仍未脱‘优胜劣败’和‘成王败寇’观念的束缚。事实上，历史进程全貌的‘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当时参与历史的各方，无论其胜败，亦不论其‘进步’与‘反动’，均应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现代文学史上有关革命文学的研究更是如此，只是关注胜利和“进步”的一方。例如，有关革命文学的谱系和脉络，过去常常仅从共产党人一方展开论述，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如李怡、程凯、张武军、李跃力等对国民党人和革命文学的关系，对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国民大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地探究和论述，丰富了我们对革命文学复杂性的认知。然而，这样的推进仍然不够，毕竟这仍不过是国共两党框架下的革命观和革命文学观。要知道， “19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 既然，1920年代各个政党“竞相争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革命文学的探究推进到更多政党的革命倡导和革命实践中去呢？漏掉了三党竞革之一的中国青年党的革命话语，我们革命文学谱系显然有太多遗漏亟需补充，毕竟以知识分子和文化文学界人士为主体的青年党及其外围组织，他们的革命理念、革命活动与革命文学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

1925年五卅惨案后，青年党及其他国家主义团体都非常活跃，《醒狮》社和《孤军》杂志社等就五卅事件发表联合宣言，倡导基于国家主义的反帝的“全民革命”、“民族革命”。在“全民革命”的指引下，中国青年党一些理论家如胡云翼、刘大杰，开始构建国家主义革命文学，他们对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潮，对中国传统的文艺观，都给予了整体性的否定和批判，并在他们主编的副刊《文艺特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革命文学”作品。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讨论过青年党人的国家主义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关系。

不仅青年党人积极介入了革命文学理论倡导和实践，青年党人的外围联盟组织也同样为革命文学贡献良多。五卅之后，由青年党主导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相继成立，前者是中国青年党公布党名之前的对外公开称谓，后者是中国青年党的外围联盟组织，恰如共产党和“左联”。参与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众多成员当中，特别需要提及孤军社和大江会，它们和中国青年党的关系尤为密切，它们也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孤军社的关键人物何公敢、萨孟武是青年党机关刊物《醒狮周报》捐助人之一，也是“醒狮周报社”第一次社员大会的代表，要知道中国青年党正式公布党名之前，一直以“醒狮派”为外界所熟知。而孤军社中就有著名作家郭沫若，郭沫若之前就一直想加入少年中国会而被拒，他与“少中”骨干宗白华、田汉保持书信往来和密切联系，成就了彼此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创作，后来最终加入国家主义的孤军社，也算弥补了之前未能加入“少中”的遗憾。大江会由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创立，加入大江会的还有在国剧倡导方面颇有贡献的顾一樵。根据闻一多的年谱和相关记载，闻一多代表大江会主动要求加入青年党组织的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成为青年党组织诸多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最积极的成员之一，梁实秋是青年党后来重要刊物《新路》的文艺类唯一撰稿人。颇有意味的是，孤军社、大江会、醒狮社的分别是留日、留美、留欧的国家主义社团代表，可以说海外留学生群体成为国家主义政党的核心力量。很显然，由这三方组成的国家主义政治团体对现代文学有着重要的贡献。

除了青年党成员胡云翼、刘大杰的革命文学理论建构和实践，当我们从更广阔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视角来检视革命文学（一如众多研究者从“左联”的视角来审视革命文学），我们自然会对革命文学有诸多新的理解。例如，前文提到的国家主义团体兴盛及五卅作为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捩点意义，始终没有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再例如著名的“郭沫若转向”和“田汉转向”的“国家主义革命”因素，值得我们仔细考察；还有对于梁实秋和左翼的革命文学论争，我们过去常常把其视为自由主义文人的代表，可是考察国家主义政治团体大江会核心成员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诗人与爱国主义》《文学里的爱国精神》，这场论争中的国家主义的革命论和马列主义的阶级革命论之争也被我们忽略掉了。

此外，从青年党及其相关中间党派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对抗战文学有新的认知。过去一说到抗战，我们几乎都强调国共两党合作，然而包括中国青年党在内的中间党派的作用和意义，却被有意无意淡化了。然而中国各个政党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以及抗战文学的产生，中国青年党及其他中间党派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年党曾在九一八后积极组织义勇军进行抗日，后来又积极号召政党休战组建国防政府，这和抗战局面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关联，也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国防文学口号的产生，就与此相关。然而过去学界只是把国防文学视为左翼阵营内部的一个口号，也更多是在后来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被提及。而有关这一口号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和青年党及其他中间党派的关系，学界几乎没有人涉及。很显然，全面抗战之前的国防文学，还有上文提到的中间党派救国会和救亡文学，这都关乎着中国抗战文学的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实在值得我们好好挖掘，但是学界几乎不把抗战文学如何发生视为一个命题，而只是简单地理解为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自然产生。

总之，少年中国学会（中国青年党前身）——孤军社、大江会、醒狮社为核心国家主义青年团和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青年党的对外公开称谓和外围联盟组织)——中国青年党——抗战后期及其战后的中间党派联盟，当我们梳理出这样一条有关青年党形成、发展、变迁的脉络时，并由此来观照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我们肯定会有不少新的见解。当然，中国青年党的视野观照并不能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所有问题，但很显然，这是真正超越了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新的阐述体系。

 四.结语

国家与革命是中国青年党人的关键语词，也是其他中间党派的核心话题。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基本上都把国家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正如王富仁所说，“在中国,‘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个词几乎只在20年代行时过一阵儿,当时也有人用它们标榜自己,但后来就被所有的中国人抛弃了,变成了两个贬义词。名声不好,故尔也少有人提起它们,更没有人将这两顶破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思想界是如此,我们文学研究界就更是如此。我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是写过一些为我们所爱读的文学作品的,谁也不愿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同这两种思想联系在一起。”其实，近些年来，无政府主义已经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受到重视和推崇。而国家主义的名声到现在一直很糟，仅有的一些辩护也仅仅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但在不少人看来，“国家至上”毕竟意味着对个性自由的压制，和现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中个性与自由之倡导，背道而驰。

但是，当我们不带偏见地审视中国青年党及其他国家主义政治团体的政治活动，查阅他们创办或出版的相关报刊和书籍，我们就不难发现，启蒙同样是他们坚守的价值立场（这从青年党的最早两份刊物名称《先声》、《醒狮》就可看出），民主、宪政、个性、自由更是他们秉承的一贯理念。“国家实为个人之幸福而存在，自身并非一个目的。不过要达到发展和保护个人幸福的目的，却不可不以国家全体为前提罢了”，陈逸凡这段有关国家主义实质的论说为曾琦大加赞赏，特加注编者按“觉其言淋漓痛快，所见与吾人完全相同”，全文刊登在《醒狮》上。当我们翻阅青年党人的《醒狮》、《新路》这些杂志，随处可见“国家主义”的倡导，又满刊都是对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批判，对民主自由的捍卫。抗战期间，青年党和其他中间党派的确倡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可同时却又是民主宪政运动最积极的推动者，和共产党人一道共同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大江会的闻一多等都是大家公认的民主斗士；梁实秋一面在倡导“文学里的爱国主义”，一面质疑反驳国民党谋求思想统一的文艺政策。由此可见，中国青年党及其他国家主义政治团体既是中华民国的国家主义者，又是民国里的积极批判者。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是他们的两大法宝，就像鸟的双翼，相辅相成，就像车的双轮，并行不悖，且缺一不可，而他们的成败得失皆源于此。

当然，青年党人的国家主义和革命理念，更多体现在舆论动员和宣传言说领域，而正是这种国共之外的舆论和言说体系，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中国青年党人一样，几乎每一个中间党派或政治团体都有自己数量不小的舆论阵地和“机关刊物”，这些刊物基本都围绕着国家和革命，宪政与自由，这从不少中间党派的刊名和发刊词就很容易看出。“在大革命失败后陆续成立的各民主党派中，除九三学社外，均以创办报刊作为宣示政见、影响舆论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各民主党派前赴后继的报刊活动,构筑起既有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党报系统的舆论空间,在宣传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自由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民主党派报刊史研究却始终是处子之地，乏人问津。” 民主党派刊物的构筑是不同于国共两党党报系统的舆论空间，也是带有各自不同政党政治理念的文学空间。当然，这不是纯文学的空间，但这正好提示我们要摆脱过去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之思维。学者凌孟华考察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国讯》后，惊奇的发现这一典型的“非文学”期刊，竟然也刊登了不少文学作品，“值得注意的作者至少包括茅盾、郭沫若、冰心、老舍、臧克家、胡适、叶圣陶、徐中玉、白薇、徐迟、陈企霞、何其芳等人”，其中不少名家之作是未收入全集的佚作如茅盾的《十月狂想曲》、郭沫若的《写作经验谈》、冰心的《写作漫谈》等。很显然，一份属于民主党派的政论性机关刊物，在过去的文学研究视野中无法被纳入，因此凌孟华较为委婉地使用了“非文学”的概念。其实，我们与其用“非文学”的界定，不如破除“纯文学”的迷思，摆脱文学和政治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重回大文学本身，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惊喜和发现，因为像《国讯》之类的中间党派刊物实在是太多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民国这一具体的国家历史文化形态中，破除革命与反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对立下的二元思维，正视中间党派的革命观与国家观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重现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第26辑

本期编辑：trev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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