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祖华|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及其主要功能

                        许祖华                        

引言

      科学对于鲁迅精神生产活动的影响与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但，索诸中外学术界，却还没有一项研究成果从知识学的角度研究过鲁迅关于科学的信念问题，更没有一项成果对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在鲁迅精神生产活动中的意义进行过系统阐释。而这正是本文要做的研究。

一、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 

      考察鲁迅关于科学的信念，应该说，鲁迅关于科学的信念，不仅是一种模型信念，而且，这种信念在鲁迅的精神生产过程中，还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1908年，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一文中，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

      理解鲁迅这段话所表达的意思及其观念，一般说来，可以有两个基本的思路，一个是哲学本体论的思路，一个则是狭义的哲学认识论，即知识学的思路。如果按照哲学本体论的思路理解鲁迅这段话，应该说，鲁迅这段话所揭示的正是科学的本质与功能（影响），表达的是鲁迅关于科学是什么的观念；而如果从鲁迅对“科学”是什么下判断的句式（判断句）和思路（基于既有“知识”与主体认知关系的思路）来理解，则完全可以说这段话所显示的是鲁迅对科学的一种心理认知状态，表达的是鲁迅关于科学的一种知识学的信念，并且不是原型信念，而是模型信念，因为，鲁迅关于科学的这种信念，符合知识学所认可的模型信念的三个基本特征，即理性特征、逻辑推导特征和以知识为核心的特征。

      理性特征，是模型信念最为显然和基本的特征，因为，模型信念，“它是在主体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对经验观察得到的信息进行选择、理性思考而形成的一种理性信念。”这种具有理性特征的信念，不仅因理性的作用具备了强劲的魅力，而且以自身特有的规范构成了与其它信念，如原型信念等之间的显然区别。如果结合鲁迅关于科学是什么的判断话语，分别从信念形成的基础、信念所包含的内容和形成信念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也许看得更为清楚。

青年鲁迅

      信念，作为认知主体面对对象的认可或者不认可的心理倾向与状况，无论是按照经验主义知识学的观点，还是按照理性主义，甚至先验主义知识学的观点来看，它的形成，都不可避免地要基于一定的事实或现实，无论这些事实或现实是社会提供的，还是由书本等载体提供的，也不管是由事件构成的现实，还是由语言构成的“思想的现实”或者是由认知者悬定的诸如上帝、理念等的所谓现实，但不同类型的信念所基于的事实的特性与类别却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原型信念所基于的事实，往往是“在场”的事实，是个体所经验的个别事实和可以被认识主体所感知的事实，即能够被认知主体耳闻目睹和可以通过认知主体的感官感知的事实，这既是原型信念十分突出的特点，也是原型信念十分宝贵的品格，当然也是原型信念与其它信念区别的特征。而与原型信念相比，模型信念则不仅基于“在场”的事实，更基于“不在场”的事实；不仅基于可以被感知的事实，更基于无法感知的事实（如光速、分子结构等）；不仅基于个体、个别的事实，更基于普遍与整体的事实。从鲁迅关于科学是什么的判断所表达的意思看，鲁迅“相信”科学就是“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的学问，这样的判断及形成的信念，很明显，并不是基于“在场”的哪门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等所提供的事实，也不是基于鲁迅自己曾经习得或者熟悉的哪几门自然科学（这些被鲁迅习得或熟悉的自然科学也是属于“在场”的科学，是存储于鲁迅智慧中的既有知识）所提供的事实，而是基于“所有”的自然科学（这些自然科学，既包括鲁迅曾经习得了的、熟悉的自然科学，也包括鲁迅未能习得，或者知之甚少甚至是完全不知的其它种种不在场的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即，鲁迅并不是仅仅相信个别科学项目，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是探讨自然现象的学问，而是相信“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是探讨自然现象（无论这些自然现象在场还是不在场，能被感知还是无法感知）奥秘的学问（从语法学来说，鲁迅这里使用的“科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集合”词语）。所以，鲁迅关于科学是什么的判断，所表达的并不是他对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如生物科学、化学、物理学等的特征的认知与信念，也不是仅仅只表达了鲁迅对自己曾经习得或者熟悉的哪几门自然科学的特征的认知与信念，而是表达了他对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所有”自然科学的共同特征的认知与具有“模型”规范的信念。

      从信念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原型信念，由于主要是在关注事实“现象”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基于经验形成的信念，因此，原型信念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现象的内容。与之相比，模型信念由于不仅关注“事实”现象本身，更关注现象之中的本质与规律，尤其是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更是如此，进化论的创造者达尔文曾经指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因此，模型信念中所包含的内容，就不仅是关于现象的内容，更是关于现象深处的本质与规律的内容。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要把握对象的本质规律，认知主体不能仅仅依据自我的经验，因为经验只能感知与把握“在场”对象和“在场”对象所呈现的现象特征，而对象的本质规律由于不是以具象的形式存在的——它既不具体存在于某个时间段，更不具有可以被感知的空间形态，自然无法“在场”，因此，认识主体要把握对象的本质规律并使用相应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认知，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有可能实现，而理性的思考，又恰恰是形成模型信念的基本依据，没有理性思考这个依据，认识主体不仅不能将不在场的对象纳入到自己的思考中，而且更不可能把握并剔析在场与不在场对象的本质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主体要形成关于对象本质规律的模型信念，则就如要寻索“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一样的不可能。以此来考察鲁迅关于科学的信念，很显然，这种信念所关注的不仅是科学的“现象性”特征，即科学总关乎“自然现象”（而不是其它现象，如社会现象），更揭示了科学的本质特征，即科学不仅探讨自然现象是什么和是怎样的，更探讨自然现象“深处”的“奥秘”，也就是规律。当然，不可否定，原型信念，包括鲁迅的原型信念也并非只具有描述“现象”的功能，如鲁迅关于中国人的原型信念，在这类信念中，鲁迅也揭示了某些中国人的本质，如大众的“看客”本质等等（上面已经论述了），但很明显，鲁迅对这些中国人本质的揭示是“通过现象”完成的，所形成的关于这些中国人的某种信念，如“看客”信念、无操守信念等，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可知、可感的，当然也是可以验证的现象看本质的结果。与之相比，鲁迅关于科学本质的揭示，却是完全“剔除”了各种丰富而生动的具体“现象”完成的，是通过理性抽象化的结果，这个结果中所包含的内容，虽然也包含了关于对象“现象”特征的内容，但主要成分则是关于对象的本质规律的内容。

在仙台学医的鲁迅（左上）

      从形成信念所采用的方式来看，如果说，原型信念主要采用的是直观感知的方式形成的信念的话，那么，模型信念则主要采用的是逻辑推导的方式所形成的信念。鲁迅这段话所表达的关于科学的信念，很明显，不是依据鲁迅自己的直观“感受”而形成的（如我在前面所论述过的鲁迅关于中国人的原型信念），而是经过鲁迅自己的理性思考，依据逻辑推导的方式条理分明地“概括”出来的“信念”。所谓逻辑推导的方式，迄今为止，人们认可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归纳法，鲁迅当年将其概述为“内籀之术”，一种是演绎法，鲁迅当年将其概述为“外籀之术”，在表达关于科学的信念时，鲁迅主要采用的是“内籀之术”，即归纳法，鲁迅就是运用逻辑推导方式中的这种归纳法，归纳了各种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而概括出了这些自然科学的共同性的特征。这种由“概括”形成的模型信念，虽然不如由“经验”形成的原型信念生动、直观，但却具有由逻辑所规范的严谨与简明，而严谨与简明，正是模型信念的特征。

      模型信念不仅具有理性思考与逻辑推导的特点，它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这种信念以知识为内核”。如果说，原型信念主要是以“事实”为基础和“内核”的话，那么，模型信念则主要以经过了验证的“真”信念——知识为基础和内核并由此而“为理性地整理各种经验知识提供思维的准则，为把经验知识构成理论体系提供一种基本框架，为把由外界输入的信息知识变成科学理论提供变换规则。”在鲁迅关于科学的这段话中，鲁迅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关于科学的这样的信念，即，科学并不是以事实为基础探索自然奥秘的学问，而是以“知识”（无论这种“知识”是来自经验还是理性，也不管这种知识是来自于实践还是书本，更不管这种知识是常识还是人们并不熟悉的原理，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准则来发掘自然奥秘的学问。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指出：“科学永远不会从零开始……今天的科学建立在昨天的科学之上（所以是昨天的探照灯起作用的结果）；而昨天的科学又以前天的科学为基础。”也就是说，鲁迅十分确切地“相信”：科学就是基于既有知识而发现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的学问，而这种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虽然鲁迅没有进一步指出科学探索“自然深妙”的过程是一种什么过程，但从其所指来看，则只能是指“创造新知识的过程”，而创造新知识，正是模型信念最重要的功能。所以说，鲁迅关于科学的信念，是一种模型信念。

      那么，这种模型信念，在鲁迅从事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功能呢？

二、准则功能

      准则功能，是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最直接的功能，其具体所指就是，在鲁迅整理各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尤其是关于自然的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它有效地发挥了基本准则的作用，从而保证了鲁迅对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认知、归纳、整理的规范性与系统性。在这里，我之所以只论述鲁迅“整理”各类关于自然的理论知识与其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因为，鲁迅相关文章中所关涉的各种关于自然的理论知识都不是鲁迅的创造，鲁迅自己也曾在相关文章中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如，在《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就指出，这篇文章是“掇学者所发表关于中国地质之说，著为短篇，报告吾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这篇文章是对既往学者们关于“中国地质之说”知识的整理。

      鲁迅积累的各种关于自然的知识，如果依据属性进行分类，可以分为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两大类。在关于自然的经验性知识中，鲁迅虽然积累了诸如关于各种植物的知识，关于各种昆虫的知识，关于各种动物的知识等（前面已经有所论述），但由于鲁迅并没有留存下整理这些知识的依据，如整理或论述这些知识的著作、论文等，因此，我们无从考察其整理的状况与特点，也当然无从展开评说。与之相比，鲁迅积累的关于自然的理论知识，由于不仅有其求学经历所提供的依据，更有其留存下来的论文做依据，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论述鲁迅整理关于自然的理论知识的规范性与系统性问题，而且也可以透视鲁迅整理关于自然的理论知识与其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关系问题。

      鲁迅关于自然的理论知识，积累得最为系统的应该是四个方面的理论知识，一个是关于医学的理论知识，一个是关于进化论的理论知识，一个是关于地质学的理论知识，一个是关于镭（鲁迅当年使用的概念是一个金字旁一个日字，由于找不到表达这个概念的字，所以用现在通用的镭字）的理论知识。医学知识虽然是鲁迅习得时间最为集中也最为系统的知识，但由于鲁迅并没有留存下整理其医学知识的相关依据，因此，只能存而不论。鲁迅后三个方面的理论知识，由于鲁迅都曾经用论文的形式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为我们研究其整理的状况及与其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因此，也就当然地成为了主要论述的对象。鲁迅对进化论知识的整理状况，主要凝聚于论文《人之历史》之中；对镭的知识整理的状况，则主要集中于论文《说镭》之中；对地质学知识的整理状况，主要体现在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对进化论知识的整理及其与其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关系我后面将专门论述，这里主要论述鲁迅对后两个方面知识的整理的规范性与系统性特征及与其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关系。

《河南》杂志

      一般说来，衡量一种知识（无论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还是关于人文与社会的知识）是否是科学知识的基本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类知识是否拥有自己的核心概念，一个是这类知识是否包含了自己的基本定律或者原理与理论。对于能被称为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的对象而言，这两个标准不可或缺，没有核心概念，某类知识也就失却了自己的标志；没有定律或原理与理论，这类知识只能是经验知识而不是科学知识，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力学，就是在确定了惯性定律和动能守恒定律并产生了相应的概念（在伽利略、笛卡尔、牛顿那里）才形成一门科学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可追溯到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及其他人最早发现了一些经济规律，但是只有马克思才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能够预见社会发展过程的动力及其客观规律的时候，社会学知识才变成科学知识。”而整理各类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的知识，当然也必须依据这两个标准，只有依据这两个标准整理自然科学的知识，才可能是规范的，也才可能形成系统。以此来衡量鲁迅对镭的知识和中国地质知识的整理，应该说，鲁迅不仅是依据这两个标准来整理这两个方面的科学知识的，而且还由此而清晰地凸显了这两个方面知识的各种特征。

      就鲁迅关于镭的知识的整理情况看，镭，本身就是一个概念，是关于一种物质元素的概念，鲁迅不仅陈述了这一概念的来源，而且指出其“符号为Ra”。同时，鲁迅不仅陈述了这种物质元素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辐射性，而且还陈述了这种“放射力，毫不假于外物，而自发于微小之本体中，与太阳无异”的特性以及其射线的速度：“约当光速之半”。这既是对镭这种物质元素特性的陈述，也是对其基本定理，即放射性定理的陈述。

      就鲁迅整理地质学的知识的情况看，也是如此。他不仅运用了一般地质学的基本概念，诸如地层、地壳、地质结构等，也不仅运用了一般地质学的基本定理，如地壳运动原理、地质构造原理等，而且依据中国地质的“发育”史和各国地质工作者对中国地质状况调查的各种“报告”，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地质和矿产的基本状况及其基本特点，特别是中国煤炭分布的具体状况及其特点：分布广——中国所有省份几乎都分布着煤炭这种矿产；品种多——不仅有有烟煤，还有大量优质的无烟煤。

      正因为鲁迅在整理这两类知识的过程中呈现出如此显然的符合科学知识标准的情况，所以说，鲁迅关于这两类知识的整理是规范的，也是系统的。

      那么，为什么说鲁迅对这两个方面知识的整理是以其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为准则的呢？因为，鲁迅对这两个方面知识的整理，完全符合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的规范。或者，换一种我们更习惯和容易接受的说法，鲁迅对这两个方面知识的整理，体现了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的规范。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具体验证：首先，从关涉的对象来看，这两个方面的知识所关涉的对象都是“自然现象”，如鲁迅指出：“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其次，从关涉的内容来看，这两个方面的知识所关涉的都是自然现象的特性与规律，如镭的放射特性及其规律，地球的地质变化特性及其规律等等，这显而易见，毋须赘述。第三，从方法来看，不仅这两个方面知识的形成本身就是以既有知识为基础探索自然奥秘的结果，而且鲁迅也是如此来整理的，如关于镭的知识的整理，鲁迅就明确地指出，镭这种具有放射性特征的物质元素的发现，并非是天马行空的结果，而是在既有知识，即X射线知识的基础上的一种新发现，其基本关系是：“自X线之研究，而得镭线”。鲁迅关于地质学知识的整理，也是如此，如关于地球中心物质的存在状况，鲁迅列举了“内部融体说”、“内部非融体说”和“内外固体中挟融体说”三种，虽然鲁迅没有具体指出这三种学说是基于哪些既有知识提出的，但在事实上，这三种学说的形成，不仅本身就是基于相应的既有知识提出的，而且，这三种学说之间在事实与逻辑上也存在着互为“既有知识”的关系。如从逻辑上看，“融体说”与“非融体说”就可以互为“既有知识”；而这两种学说，也可以与“内外固体中挟融体说”互为“既有知识”。如从事实上看，先出现的学说，往往可以成为后出现的学说的“既有知识”之一。

三、批判功能

      批判功能，是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最具有社会意义与文化建设意义的功能。这一功能，在鲁迅反形形色色“鬼话”的精神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在实践的层面充分地显示了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价值与意义。、

       “鬼话”，是鲁迅对历史中已然存在与现实中或然冒出的各种伪科学与反科学的观念、言论的总称。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批判功能，也主要在鲁迅反伪科学与反诬蔑科学的言论中得以显现。

      有一位我十分敬仰的学者在研究鲁迅与科学的论文中曾经指出，鲁迅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之一就是“宣传科学，揭穿封建迷信；揭露伪科学”，这的确是中肯之论，因为，“宣传科学”与反“伪科学”，的确是鲁迅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的工作，也是鲁迅精神活动中相互联系的两项重要工作，当然也是鲁迅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所作出的两个方面的重要贡献。但，关于鲁迅反伪科学所关涉的两个重要问题在这位学者的论述中却没有涉及，第一个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要反伪科学？第二个问题是，鲁迅何以能理直气壮地反伪科学，而鲁迅反伪科学的贡献又为什么能被人认可？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比较明显，虽然我所敬仰的这位学者没有作答，但学界同仁却有相关的解答，如，有人认为，鲁迅反伪科学是因为鲁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这样的答案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鲁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更何况，鲁迅反伪科学的建设性目的是为新文化的发展扫清障碍。至于鲁迅对科学与伪科学在现实社会中关系的清醒认识，也有鲁迅自己的言论为证，如，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曾经用简洁的话语阐释了科学与“伪科学”或“非科学”在现实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关系，这就是：“科学隐，幻术兴，天学不昌，占星代起”，对于有强烈责任感的鲁迅来说，为了科学的昌盛和科学在中国的健康传播，为了真正科学文化的建设，他坚定地反伪科学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索诸中外学术界，不仅我所敬仰的哪位赞赏鲁迅反伪科学的学者没有给出，其他学者也都似乎没有给出，不仅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至少是没有自觉地涉及这个问题，而这正是我要涉及并试图给出答案的工作。

《坟》书影

      很显然，鲁迅能够有效地完成反伪科学的工作，固然与其强烈的责任心等主体性因素不无关系，但仅有责任心等主体因素却是显然不够的（因为，责任心，即使是再强烈的责任心，最多也只是一种能促使鲁迅投入反伪科学活动的主体因素，而这种主体因素，却无法保证鲁迅反伪科学工作的有效性即正确性或科学性），而是还应该有更为重要和直接的主体因素，这个重要而直接的主体因素，就是鲁迅储备的、正确的科学知识和经受得起检验的关于科学的信念，尤其是模型信念这一鲁迅接受科学知识和整理科学知识的准则。而从事例来看，鲁迅在反伪科学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遵循自己所保有的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展开的，而这种科学的模型信念也就既成为了鲁迅反伪科学的准则，也成为了鲁迅反伪科学有效性的保障。

      科学与伪科学的基本区别是什么？或者更为切实地说，如何区别科学与伪科学？无非两个字：确证。科学，总是能被确证的学说，而伪科学却是不能确证的“鬼话”。那么，如何确证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用事实基于经验与常识来确证，一个是用逻辑从理论上确证。用事实确证的基础是认知主体的原型信念及经验知识，用逻辑确证的基础则是认知主体的模型信念及理论知识。从鲁迅反伪科学的事例来看，他所依据的主要不是事实而是逻辑，使用的主要不是自己关于科学的原型信念与经验知识，而是模型信念及理论知识。我们如果结合鲁迅反伪科学的事例，也许看得更为清楚。

      鲁迅反伪科学的事例很多，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尤其是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反伪科学的典型事例就有：“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事，其实是全国，至少是S城的‘目不识丁’的人们都知道，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 “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等等。

      本来，关于月经精液毛发爪甲等入药的说法，在中国著名的药书《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至于炼丹、看风水等，不仅在中国民间已经流行了上千年，而且也有相应的古代典籍，如《炼丹术》、《风水》等阐述过相应的所谓原理与“道理”（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今天，还有人著书阐释诸如“炼丹”等的所谓特性、原理，有的人甚至这样认为，“炼丹”，是“近代化学的起源”）。如果说，书本提供的“事实”也是事实的话，那么，当年的鲁迅却为什么对这些有“书本”依据的所谓科学依然用讽刺的语调给予了否定呢？很显然，鲁迅之所以否定这些所谓的“科学”，并非仅仅是出于所谓的“责任心”，也不是仅仅出于他自己一生都“恨”中医的情愫或者在理智上“反封建”的思想，更不是出于对事实的不尊重，而是因为，无论从对象还是从内容与方法来看，这些所谓的“科学”及其相应的观念、言论，大都不符合鲁迅所确信的“科学”的规范，特别是如“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等观念，不仅无法被事实验证（因为在事实上风水、门阀与地理学、优胜学是没有关联的），而且由于逻辑混乱，也无法被逻辑验证。尽管在否定这些所谓科学及其观念的过程中，鲁迅并没有将自己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直接“拿来”衡量这些所谓的科学及其观念，但讽刺、否定的内在逻辑理路却是如此的，因为，要否定一种事物或观点，总要基于自己所认可（确信）的某种或某些观念。

《本草纲目》书影

      鲁迅最集中地反“反科学”的事例，则留存于鲁迅1918年撰写的杂文《随感录·三十三》之中。在这篇杂文中，鲁迅历呈了“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的种种反科学的“鬼话”，也当然对这些反科学的“鬼话”逐一给予了讽刺性的否定。

      如果说，“伪科学”还披着“科学”的外衣的话，那么，“反科学”的“鬼话”，则连科学的“外衣”也彻底地丢弃了，赤裸裸地站到了科学的对立面。所以，在否定这些鬼话的时候，鲁迅不仅明确地指出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是这些“鬼话”的“对头”，而且讽刺、批判、否定这些“鬼话”的逻辑理路，更是直接地依据了自己所信奉的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如，在否定“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中“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拳匪了”的“鬼话”时，鲁迅一方面否定了这些“鬼话”构成的混乱逻辑——“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另一方面则指出了这些“鬼话”形成的方式——胡思乱想。如果依据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否定，鲁迅都是依据自己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展开的。鲁迅确信，科学是探究自然现象的学问，要探究自然现象，首先，在逻辑上就不能混乱，逻辑上一旦混乱，就无法进行“探究”，即使进行所谓的“探究”，其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南辕北辙或者经受不起验证；其次，必须依据“既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大千世界”的既有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不是“胡思乱想”。同样的道理，如果要“反”科学，包括反对、否定某种自然科学的学说与理论，如，关于“天文”的学说与理论，也必须依据科学的逻辑与科学的知识。而这位所谓“神童”的鬼话对“大千世界”的所谓“探究”，从其关涉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关于“大千世界”中的自然现象的“探究”（因为，鲁迅专门引用了这位神童关于“天文”观测的“鬼话”），但这位神童在“探究”自然现象的过程中，依据的并不是既有的科学知识，尤其不是既有的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而是生拉硬扯的儒家、道家等的言论，儒家、道家等的言论，即使我们承认它们所形成的判断及命题是“知识”，但也很明显不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而是关于社会（包括社会人）的知识，而依据社会科学知识来“探讨”自然的“天文”现象，这就犹如体育竞赛中依据篮球的规则来判断足球比赛一样，除了形成胡思乱想的“鬼话”之外，自然无法形成经受得起检验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学说与理论。而可笑的是，这位神童“反科学”，认为“万恶都由科学”所依据的恰恰正是自己这种非科学的逻辑和非自然科学的所谓知识。这正是这些“鬼话”反科学的荒谬性之所在，而鲁迅对这些反科学的“鬼话”的讽刺、否定，之所以能顺利展开并纵横捭阖、针针见血，除了别的原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不仅在于鲁迅依据了自己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而且在于鲁迅所秉持的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科学性本质。

      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鲁迅在否定各类伪科学及其反科学言论的过程中，虽然在形式上并没有直接拿出自己所信奉的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作尺度或前提，但其所形成的判断及结论却又能被人，即使是身处21世纪的人们所接受，也是因为我们能从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中找到依据。

四、主体思维的功能

     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主体思维的功能，是这一模型信念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有深层意义的功能，其具体的所指就是，这一模型信念是形成鲁迅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也是我们透视鲁迅科学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依据。前者，关涉的是从认知主体的层面看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功能的问题，后者则关涉从研究的角度看其功能的问题，两个角度虽有区别，但却都能帮助我们有效地透视鲁迅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其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时期，鲁迅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鲁迅虽然没有对自己这里所说的“科学”的所指进行界定，即，没有明确地区分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鲁迅充分地肯定了科学对人的正面功能，尤其是肯定了科学对人求知——明白道理的积极作用，肯定了科学对形成人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思路清楚”的巨大意义。事实上，鲁迅不仅意识到了科学对人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的积极影响，而且他自己也在具体的认知活动中，尤其是在关于自然科学的认知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得益于很多因素的作用，如鲁迅自己曾经强调过的“事实的教训”、读“科学的文艺论”著作等因素，但，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在形成鲁迅科学的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十分显然的，也不仅是其它因素所无法替代的，而且也是鲁迅所保有的其它类型的信念所同样无法替代的。

《青年杂志》

      全面的探讨鲁迅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但由于从思维学的角度讲，所谓科学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关涉众多的内容，即使是学界公认的形象思维方法与逻辑思维方式，由于思维对象的不同和所从事的活动不同，其思维方式所关涉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本处只聚焦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与其关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关系，探讨鲁迅在认知自然科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的特点。当然，有人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即，鲁迅是先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后形成的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还是先有了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而后逐步形成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对于这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我们只要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解说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答案。

      所谓“思维方式”，“是主体反映客体相对稳定的形式，它是某一文化类型的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一个个人的心理的深层结构。”这种“心理的深层结构”，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这就是价值标准、思维视野、观念要素和思维方法，其中思维方法又是核心的内容，但这个核心的内容又不可能靠一己之能构成认知主体的心理结构，并且是深层的心理结构，它必须与其它因素密切联系才能构成认知主体的心理结构，而在这其它因素中，观念因素，又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不仅因为观念作为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过程及其成果进行概括、总结而形成的具有主体倾向性的评价态度或看法”，其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价值标准”与“思维视野”，而且因为，“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观念。思维方式与观念是相适应的。”观念往往是思维方式的基础，两者的基本关系是：有什么样的观念，就往往会使用怎样的思维方式，而一定的思维方式，又往往直接体现一定的观念，如，正是因为具有“万物有灵”的观念，所以才形成了从一个事物的性质推出它事物的性质、从人类的特征推到自然之物特征的“直观类推”的思维方式；正因为具有形而上学的“把一切运动归之为机械运动，把一切现象当作力学现象……把物质世界看成孤立的、静止的”观念，所以才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孤立的、静止的思维方式等等。虽然，思维方式对观念也有重要的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的发生，也是以观念为前提的，即，当一定的思维方式适应了一定的观念，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反之，则思维无法展开，更无法达到目的。而信念，不仅本身就是一种观念，而且还是观念中被认知主体在心理上完全“信任”的观念，因此，一定的信念不仅决定一定的思维方式，而且它还直接通过思维方式体现自己的特点。

      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本身也是多种多样的，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种最常见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认知、判断、评价科学的事实与成果的思维方式，即“发展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从整体的层面来认知、判断、评价科学及其成果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的思维方式，即“整体的思维方式”或者叫“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鲁迅这两种关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仅是鲁迅认知、判断、评价自然科学的事实与成果最常用的思维方式，也不仅是保证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的科学性的主体性因素，而且，这两种最常见的思维方式还都与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有密切的关系，它们既是基于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也往往直接地体现了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的特点。

晚年鲁迅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的形成，本身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如果说，1908年鲁迅《科学史教篇》一文的发表，标志着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已经形成的话，那么，1903年，当鲁迅发表《说镭》（由于找不到鲁迅最初使用的那个字，因此，本处使用通用的镭字，下面的引文也是如此）一文时，鲁迅关于科学的模型信念就已经出现了。在《说镭》一文中鲁迅曾经指出：“自x线之研究，而得镭线；由镭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攸一震动，生大变象。最人涅伏，吐故纳新，败果既落，新葩欲吐”。鲁迅的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依据，一个依据是，这段描绘具体科学成果发展状况，勾画几种物理科学成果之间发展关系的话语，所显示的正是鲁迅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另外一个方面的依据就是，这段话正表明了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早在1903年即已出现。如果说，鲁迅关于具体的科学（主要是物理学）发展的描述，还仅仅主要只是一种对于具体科学的事实呈现的话，那么，鲁迅从具体的科学及其成果出发（主要是物理学的成果）所总结的，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吐故纳新”的规律以及科学的发展对于人“关于物质之观念”的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则没有疑问的是一种显然的、具有理性色彩与逻辑推导特点的模型信念，也就是说，后来鲁迅关于科学是以既有知识“历探”自然现象的学问的模型信念，在这里就已经具备了，至少是已经“萌芽”了。而如果综合这两个方面的依据，我们则又可以说，鲁迅之所以能形成从发展的角度来描述科学发展的事实，形成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看事实的思维方式，则是源于他“确信”科学总是在“吐故纳新”中发展的这样的模型信念。

      至于鲁迅“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及其与他所保有的关于自然科学的原型信念的关系，在上面我所论述的鲁迅原型信念的整体性特征中已经有所涉猎。事实上，鲁迅的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还具有更为宏观的特点，这个宏观性的特点就是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并从两者的关系来思考问题。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这段话，曾被学界同仁多方引用并由此来说明鲁迅对文化偏至的提醒，这是不错的，是持之有据的。不过，这种观点虽然不错，但所剔析的也只是这段话的一个方面的意义，而这段话显然还不止这一个方面的意义，它还具有体现鲁迅“整体性思维方式”的意义，即，体现了鲁迅从自然科学与人文及社会科学关系的层面进行整体性思考问题的意义。而鲁迅这样一种更为宏观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也同样与其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有密切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不像前面我所论述的鲁迅“发展性的思维方式”与其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的关系那么明显。

      如果说，鲁迅发展性的思维方式与其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的关系是一种直线型的关系的话，那么，鲁迅这样一个更为宏观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与其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的关系则是一种“反弹”的关系，其“反弹”性表现在，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基于鲁迅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顺向展开的，而是基于模型信念的“专”性特征而拓展的。也就是说，正因为鲁迅“确信”科学只是“专门”探讨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不是探讨其它现象及其规律，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而人文及其社会现象和规律又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漠视的，所以，他才“确信”：人类及其社会不仅需要自然科学，还需要其它科学，他的这样一种更为宏观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就这样从自己所确信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模型信念“反弹”出来了。这种更为宏观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表明，早在鲁迅从事文化活动之初，他就已经具有了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既是鲁迅早期思维方式的科学性的证据，也是鲁迅后期能够形成成熟的科学思维方式的依据。

本文为许祖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的知识结构及信念的个性特征研究”（批准号：14BZW106）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第26辑

本期编辑：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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