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冠龙｜思想相遇与观点误读—从前期思想的角度看鲁迅如何接受“同路人”概念

彭冠龙

研究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思想的影响，需要突破一个时间界限，目前学界普遍将这一话题归入“鲁迅后期思想研究”范围内，主要考察1925年鲁迅买到《文学与革命》一书之后的思想发展状况，这一划分方式固然有其道理，但同时也造成了局限和断裂，它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后期”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内，就很容易忽视其“前期”思想，从而导致无法在一个连贯的思想发展脉络中考察托洛茨基文论与鲁迅思想的关系。在这一话题的讨论中，有两个基本现象往往被忽视，一是鲁迅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中直接使用托洛茨基文论的译文，而是将之与自己的感悟、观点、意见、经验等等掺在一起，借助托洛茨基文论中相关观点的大致含义阐发自己的思考；二是托洛茨基文论中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同路人”等重要概念的核心观点并没有引起鲁迅的兴趣，可以说，鲁迅在接受托洛茨基文论时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

如果放眼1925年以前的鲁迅思想，就可以发现这两个现象的形成原因，即鲁迅自身本来就已经形成了某些思想的雏形，在托洛茨基文论的影响之下，催生出了具体观点。因此，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思想的影响不是观点的习得、移植和启发，而是思想相遇，它使鲁迅在面对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革命斗争情况及其影响下产生的革命文学思潮这种具体时代语境，开始了独立思考却尚未形成相应有效的话语方式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话语资源，他们两个从未谋面的人所持有的两套独立思想体系中，或许存在着重要的契合点。因此，跳出“鲁迅后期思想”这一范围，将眼光伸向“前期”，寻找两人思想的重要契合点在哪里，就可以重新讨论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思想的影响。

一、鲁迅运用托洛茨基文学观点的两种方式

鲁迅对托洛茨基关于文艺政策、无产阶级文化等方面的观点似乎毫无兴趣，在他的所有文章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这些方面的痕迹，这或许意味着鲁迅对托洛茨基文论观点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他只关心托洛茨基关于“同路人”、“革命人”和文学作品独立审美价值的论述，这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不仅经常出现托洛茨基在这些方面的相关观点，而且经常借用《文学与革命》中的具体例证，然而，这些内容与鲁迅自己的言论完全融合在一起，如果不进行仔细对照和辨别，甚至很难发现它们来自托洛茨基的文论，这种融合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鲁迅化用托洛茨基的观点表达自己想说却不知该如何说的话，这以1926年所作《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最为典型。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在文章末尾高度评价其革命精神时，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本来与文学艺术无关的一篇文章，却以托洛茨基对革命艺术的定义作为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全部评语：“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鲁迅想表达的意思是赞颂“矢志不渝追求革命的领袖”，这可以从托洛茨基的定义中体会出来，但是他在当时尚未有充分的话语准备，还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这可以从语句的略显凌乱现象中得到印证，鲁迅想使用的不是这个定义，而是定义中隐含的意思，另外，这个定义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是无法找到的，托洛茨基没有对它进行准确精炼的概括，而是通过大量举例分析传达出来的，因此，鲁迅是意会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并在词穷之时发现恰好可以将之用做替代。

托洛茨基(1879-1940)

这一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文艺与革命》中，鲁迅提出“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如果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内容对照，可以看到“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这个观点以及行文逻辑与《文学与革命》第六章中的一段内容基本一致，但鲁迅是以“我以为”的角度进行表达的，且论述这个观点时所用的证据是“稻香村”、“陆稿荐”、“皇太后鞋店”、“皇后鞋店”等等鲁迅所熟知的中国事物，并加入了对辛克莱“一切文艺是宣传”观点的讨论，综合这些方面来看，鲁迅对于“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应该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而在形诸文字时，为了进行有效表达，他借用了《文学与革命》中的话语资源，这一借用过程并非原封不动的照搬语句，而是选取了托洛茨基文论观点中与自己思想相一致的方面，予以概括使用。在《文学的阶级性》中，鲁迅对“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表示肯定，这也是以自己的深入独立思考为基础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第二类是鲁迅将自己所久已熟知的事实例证与来自《文学与革命》的“同路人”现象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自从接触到《文学与革命》一书之后，在鲁迅的文章中就开始经常出现勃洛克、叶遂宁、梭波里、毕力涅克等等名字，这些都是托洛茨基所谓的“同路人”，尤其是勃洛克，在他所作《十二个》中译本出版时，鲁迅亲自翻译了《文学与革命》中的相关章节作为序言，并写了后记，另外，鲁迅在《马上日记之二》中谈到勃洛克时，也表达了对托洛茨基观点的认可：“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思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Trotsky）的文艺批评，到还不至于如此森严。”对于这些“同路人”例子，鲁迅在列举的时候都是与中国的南社等等并列。

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首先谈到“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然后联想到“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同样如此，先谈到“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然后又联想到了“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在为《十二个》所写的后记中，鲁迅对托洛茨基关于勃洛克的观点深表认可，并赞许他“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也是以赏析评论中国文学的眼光为基础的：“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这些现象说明鲁迅是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来接受托洛茨基文论的，《文学与革命》中对很多俄国文学现象的分析和判断，恰好与鲁迅对中国某些重要现象的认识相一致。

二、娜拉·吕纬甫·范爱农

从以上表面现象深入下去，“同路人”概念成为需要深入具体探讨的点。托洛茨基首次将“同路人”这一政治领域内的术语应用于文学批评，并在《文学与革命》中以占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进行讨论，其中的重要观点和具体作家作品例证都对鲁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在鲁迅文章中表现得很明显。鲁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托洛茨基的“同路人”概念进行了概括：“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类似这样的认识在鲁迅的很多早期文章中都曾出现过。《摩罗诗力说》中就注意到：“特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战斗，渐进于文明矣，化定俗移，转为新懦，知前征之至险，则爽然思归其雌，而战场在前，复自知不可避，于是运其神思，创为理想之邦，或托之人所莫至之区，或迟之不可计年以后。自柏拉图（Platon）《邦国论》始，西方哲士，作此念者不知几何人。”虽然《摩罗诗力说》中讨论的是人类文明伊始的情况，但是已经出现了类似“并无彻底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这样的思考，说明鲁迅很早就关注到这一类现象了。

在1925年所作《杂忆》中，就具体到革命过程中的这样一批中国青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及其他单篇的汇集，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来。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鲁迅在这里所关注的中国青年，以“叫喊复仇和反抗”、“扑满”、“打清”为“英雄式的名号”，可以说就是“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但这些名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等革命兴起后，他们发现与自己“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相距甚远，且革命后的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于是这批青年就消失了，这与来自《文学与革命》的勃洛克、叶遂宁的经历和遭遇何其相似，根据《鲁迅全集》中关于“南社”的注释可以推测，后来鲁迅经常与俄国“同路人”作家相提并论的“属于‘南社’的人们”大概就在这批青年的行列中。

勃洛克(1880-1921)

鲁迅早期对于这种现象和这一类青年的思考，以娜拉、吕纬甫和范爱农三个形象为典型，与他在1925年后经常提及的四个“同路人”——皮涅克、勃洛克、叶遂宁和梭波里——相对照，会发现他们之间在某些重要方面上高度相似，从这一角度来看，娜拉、吕纬甫和范爱农可以被视为鲁迅早期尚未接触到托洛茨基“同路人”概念时，就已经产生的与之类似的思想雏形。

娜拉是易卜生作品《傀儡家庭》中的文学形象，这部作品译介到中国后，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做了一次演讲，从“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开始，猜测娜拉走后会发生什么事。鲁迅认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在文末还补充了一种假设：“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的结果与文末的假设结合，鲁迅的意思可以完整表述为：娜拉虽然觉醒了，但是她在出走之后很可能没有为争取自身自由而“情愿牺牲”的决心，所以其“觉悟”和“出走”只是一时的，其结果必然会“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易卜生的作品所讨论的是家庭中的妇女解放问题，鲁迅的演讲实际也是借娜拉形象继续谈论这一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一种革命，即妇女社会地位的革命，出走的娜拉便可视为参与了这次革命的典型人物，可见，鲁迅在思考这样一位典型人物的命运时，就已经产生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的担忧。托洛茨基对皮涅克的论述与鲁迅对娜拉的思考非常相似：“皮涅克也是每次在困难中就拿出他底罗曼主义的通行证。这在他必得十分显然地，不是用暧昧双关的名词，显示他接受革命的时候，尤其如此。于是他即刻又倒退几步，并且以一种完全新的风调宣示：请莫忘记，我是一个罗曼主义者。……革命毕竟不是一双破靴加上罗曼主义。”皮涅克是个向往革命的青年，但是在深入革命生活之后，遇到实际困难，并非矢志不移的克服困难，而是“逃出困难的情况”，“倒退几步”，退回到参加革命以前的状态中，再次“拿出他底罗曼主义的通行证”。这样一个觉醒后主动追求革命、遇到实际困难就退回的现实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担忧。

鲁迅通过小说《在酒楼上》塑造了人物形象吕纬甫，这是一个因革命受挫而颓唐消沉、由战斗者变成苟活者的知识分子。吕纬甫年轻时对中国革命充满了期待，但后来逐渐变得浑浑噩噩，他自己说：“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关于吕纬甫“先前”朝气蓬勃、对革命跃跃欲试的精神状态，以及在革命中失意的情况，鲁迅只写了这很少的一部分内容，但是已经基本可以看到，吕纬甫的颓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感到革命的实际过程与曾经设想中的情形存在很大差异，这让他既失望又不知所措，鲁迅以这个典型形象反映一批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不满、迷茫和沮丧，也表达了对他们这一精神转变的思考。

《在酒楼上》范曾绘

关于这一类青年人，在《文学与革命》中有一个具体的“同路人”，即勃洛克，“勃洛克觉得两次革命中的反动，是一种精神底空虚，而于时代底无目的性，他觉得是一种以莓汁替代了血的闹戏场”，“像事实底石雨，大事件底地质学的崩土一般降到诗人身上的革命，驳责或宁说是扫荡了革命前的勃洛克——他在苦闷与豫感中自己消磨着在。用咆哮着的，自胸腔迸出的破坏底音乐，革命压灭了个人主义底温存的，蚊子似的音调”。勃洛克因两次革命中的反动而精神空虚苦闷，即如鲁迅所概括的“他听到黑夜白雪间的风，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徬徨，会议中的讲嫖钱，复讐的歌和枪声……”这些细节内容在塑造吕纬甫时没有出现，然而，“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之问，在文学形象吕纬甫和真实人物勃洛克身上共同存在，因此，鲁迅和托洛茨基发出了一致的慨叹“如托罗兹基所言，因为他‘向着我们这边突进了。突进而受伤了。’”“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

如果说鲁迅1923年对娜拉的思考尚未触及革命，1924年对吕纬甫的塑造也只是初步、简单地露出了与托洛茨基“同路人”概念相一致的思想端倪，那么，1926年的《范爱农》则非常详细的展现了一个“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的知识分子。这篇文章发表于1926年，此时的鲁迅刚刚接触到托洛茨基文论思想，但是所记录的人和事均发生于1912年以前，且根据鲁迅日记中所言“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可知，范爱农的死对鲁迅的触动非常大，以致鲁迅专门为此作诗三首，时隔十几年，又写了一篇文章记述范爱农的情况，可见，范爱农的遭遇给鲁迅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影响。

在革命初起时，范爱农充满了向往，听说了武昌起义和绍兴光复之后，“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很快，他就获得了师范学校校长的任用，“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从细节中可以看到，在这项具体的革命工作中，范爱农是尽职尽责、充满热情的，但是境遇并不顺利，他遭到了多方面的排挤，按照文章《范爱农》中的记录：“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按照鲁迅所作诗《哀范君三章》中“白眼看鸡虫”语，以及鲁迅日记所记录的内容，是受到了中华自由党绍兴分部骨干分子何几仲的排挤。在挫折面前，他给鲁迅信中写道：“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于是，他死了，鲁迅认为他是自杀。

在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也有因在革命过程中遭遇挫折而自杀身亡的“同路人”，即鲁迅经常用来做例证的叶遂宁和梭波里。鲁迅详细描述了叶遂宁从兴奋的走上革命道路到失望、颓废而自杀的过程：“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也描述了梭波里最后绝望的喊叫：“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叶遂宁的经历几乎是范爱农的遭遇的翻版，梭波里说的“活不下去了”也与范爱农信中所言“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一模一样。

三、猛士

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以较大篇幅论述“同路人”，主要是为了说明“假如人不在革命底全部中，即作为革命主力底标的的那种客观的历史的工作中去看革命，那是不能够了解革命，也不能接受或绘画革命的，甚至就连部分地也不能够。假如这个弄错了，那末中枢与革命就都吹了。革命就分裂成枝叶与奇谭，这些既不是英雄的，也不是罪恶的。要是如此，画一点儿怪乖巧的图画还可能，重新创造革命是不可能的，和革命和谐一致自然是不可能的了。”对此，鲁迅深以为然：“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在此基础上，鲁迅表达了与托洛茨基相同的观点：“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这样的革命文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革命人”、“战斗者”，“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是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思想产生的基本影响。

然而，在鲁迅早期的文章中，存在着娜拉、吕纬甫、范爱农等具体的关于“同路人”的早起思想雏形，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革命人”雏形，其原因，或许如鲁迅所言“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言外之意是鲁迅所期望的战士尚未出现，而且远未达到战士养成的时候，因此，只能通过分析娜拉、吕纬甫、范爱农一类的人来思考“革命人”、“战斗者”应具备的特质，虽然如此，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早期思想中在这一方面与托洛茨基文论没有契合点。

在对娜拉、吕纬甫、范爱农一类人的思考的基础上，对“革命人”“战斗者”提出设想和希冀，这一整体逻辑，就与托洛茨基批评“同路人”时的思路基本一致。托洛茨基给“同路人”下的定义中，包含如下几句话：“介于在反覆或沉默中消逝的资产阶级的艺术，与尚未诞生的新艺术之间，创造出了一种过渡的艺术，它多少和革命有机地相连，但同时又不是革命地艺术。……他们没有任何革命的过去，……就全体说，他们的文学的和精神的前线，是被革命，被革命的捉着了他们的那一角所造成，并且他们都接受了革命，各人以他自己的方法。但是在这些个人的接受中，有一种特征把他们从共产主义截然分开，并且时常有使他们与之反对的形势……”这正是要以全书三分之一左右篇幅对这一群体进行批评的前提，革命文学家尚未出现，只能以分析“同路人”为手段，侧面阐述革命文学家应具备的两大基本素质：第一，必须矢志不移的追求革命，不能如“同路人”一般，“意象主义者玛林禾夫去下帽子，恭敬而且讥刺地向陷卖了他的革命说再会。并且尼克金在他底小说《皮拉》中以不如玛林禾夫畏缩，但却同样藐世的内在惑疑的话终结：‘你倦了，我也已经抛弃追逐了。……并且现在追求于我们是枉然的了。……’”，“他们的路，和疏远革命并列。没有什么追求的人，是一个精神的亡命者的候补人”；第二，能够用实际行动深入现实斗争，“沉没在革命中”、“溶解在革命中以领悟革命”，“不仅拿革命当一种元素的力，也当作一种有目的的进程去领悟它”。

在鲁迅早期思想中，有一类他所盼望出现的人完全符合这两大基本素质，这类人即“猛士”。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已经“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并十分推崇这类诗人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

范爱农像

在《野草》中，鲁迅更是以各种艺术手法表达了对“猛士”的崇拜和期盼，他所希望的是“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这类“猛士”将“走进无物之阵”，并“举起了投枪”，其战斗的气势如同秋夜的枣树，“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䀹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又如同“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表达了这类“猛士”誓死战斗的决心，明知前路是坟而毅然前进的“过客”是这类“猛士”的一个缩影。在鲁迅看来，娜拉、吕纬甫、范爱农一类人遇到黑暗后就会颓废、退缩、停止斗争，而“猛士”正相反，“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然而，鲁迅对“猛士”的呼唤与托洛茨基对“革命文学家”的期待是存在区别的。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是明确地面向文学领域发言，而鲁迅心中的“猛士”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推崇的“猛士”都是诗人，在反对“瞒和骗的文艺”时，提出的“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也是针对文学领域而言，但在更多的文章中，则是侧重于社会革命，因此，鲁迅是以社会革命为底色，将文学领域视为其中的一部分，来期待作家的“猛士”特质，其论述过程概略化、语言写意化现象非常明显，而且论证方法以举例描述为主，没有形成具有较强思辨性的语言，这一现象在鲁迅接触到托洛茨基文论后得到明显改变。提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观点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对于革命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具有一定历史高度的系统探讨，其“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的整体结构明显脱胎自《文学与革命》一书，“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等等观点也都脱胎自托洛茨基“要文学的复活，休息是必要的”观点。对于文学家“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的要求，也明显带有托洛茨基“每个大时代必得整个地被接受”的思想。

通过对照可以感受到，鲁迅在接触托洛茨基文论后，不仅将“猛士”具体化为“革命人”，将领域具体到文学方面，而且论述的思辨性和思想高度明显提高，从这一角度来说，托洛茨基文论之于鲁迅的意义，是让他在参与革命文学思潮时找到了符合自己思想的有效的话语表达方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托洛茨基文论的主体内容，与鲁迅已经形成的很多观点和正在思考的很多问题不谋而合，这使鲁迅可以直接借助该理论资源，将自己一直以来关于革命、文学、人等等方面的思想转化成适应具体历史语境的表述；其次，在革命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托洛茨基文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部分，成为鲁迅的理论资源之后，就使他具备了与其他革命文学家同等的话语能力，将自己的思考深度有效表达出来，实现了进行平等对话和思想交锋的可能。

四、误读

从以上对照分析中还应该看到，鲁迅对“同路人”概念的接受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这既表现为他未能完整理解该概念所包含的两个维度，又表现为他忽视了该概念的本质与核心。

在托洛茨基文论体系中，“同路人”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同路人”文学不属于曾经的资产阶级艺术的范畴，它已经开始向“革命”行进了，这批作家接触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并接受了这一革命，甚至已经开始眷恋这一革命，他们将这种感情带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与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文学相区别的根本特征，如果他们“离开革命，他们即刻就要显出自己是被扔弃的革命前的文学派别底二三流的残余者”，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在想着和革命决裂，他们是被革命造成的，想不到他们是在革命之外，并且他们也不能这样想他们自己。但是这一切都不明确，而且甚至暧昧。自然他们不能使自己和革命分离开，只要革命是一件事实，甚至是一种环境。在革命之外，就是要加入亡命者之中。对于这不能有什么讨论。但是除开国外的亡命者，还是国内的亡命者。他们的路，和疏远革命并列。没有什么追求的人，是一个精神的亡命者的候补人。这无可避免的是艺术的死亡，因为愚弄自己没有用处——年岁较轻者底得人爱、新颖和要义，都完全从他们所触到的革命得来”。

其次，“同路人”作家并不属于无产阶级，不能被称为革命文学家。托洛茨基认为，以反映时代变迁为立意的文学创作必须以该时代作为一个“不可见的中枢”，对于革命文学来说，“不可见的中枢应当是革命底自身，绕着它旋转的，应当是全盘不安稳的，混乱的，在重行建造着的生活。但是要想叫读者觉得这中枢，作者自己必得曾经觉得过，同时必得把它思索过。……每个大时代，无论是宗教改革也罢，文艺复兴也罢，革命也罢，必得整个地被接受，不是成段地或分为小部地”，然而“同路人”作家没有“曾经觉得过”这个“中枢”，更没有“把它思索过”，他们只是在感情上向往革命，但没有深入到革命进程中去感受革命以形成理性认识，从而不能把握革命脉搏，无法“站立在十月的视线”之内，因此，他们无法“整个地接受”革命，导致其作品只是反映革命时代的碎片。

可见，托洛茨基对“同路人”的论述是在作家和作品两个维度上展开。在作家这一维度上，托洛茨基指出了“同路人”对待革命的态度是向往、渴望却又不愿意实际参与，因此，他们不是革命者，对于革命的原因、过程、目的、意义等等方面并不了解，不是革命者，也就不是革命文学家了。在作品这一维度上，托洛茨基认为，正因为“同路人”作家对革命根本不了解，所以他们只是从革命时代中寻找琐碎的现象作为创作素材，并不能用自己的作品为革命服务，其作品可以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但是无法为群众指明革命的前进方向，无法展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只能是文学领域内的行为，无法转化成革命行为，不能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托洛茨基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从早期思想来看，无论是对娜拉、吕纬甫、范爱农的思考，还是对猛士的期待，鲁迅始终关注的是“人”，这就导致他与托洛茨基文论相遇后，所看到的也全是关于“人”的论述，他对“同路人”的理解，基本是沿着上述第一个维度展开的。虽然鲁迅译介了很多“同路人”的文学作品，但他在文章中谈到“同路人”的时候，所说的往往是叶遂宁的自杀、勃洛克的“虽然突进，却终于受伤”，“‘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都是“人”在革命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基本不涉及作品分析，基于此展开的对中国革命文坛的批评，也是针对“人”，即“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不满于他们“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在鲁迅眼中，他们是“在革命店里做装点”，是“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

更重要的是，托洛茨基论述“同路人”的两个维度无不显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这一立场被托洛茨基概括为“十月底观点”、“十月的视线”，可以说，这是一个在政治主张影响下通过分析作家阶级归属得出的概念，它首先是一个政治身份，这是“同路人”概念的核心。托洛茨基认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仅推翻了政权，而且推翻了建在财产私有制度上的整个社会组织，这个旧社会组织的崩溃导致了以此为基础的十月前的文学的崩溃，十月革命后，旧文学已经不存在了，十月已经开始在文学中申述自己、指挥文学而且管理文学。“十月已经进入了俄国人民的命运中，有如一种决定的大事，而且给每种东西其自己的意义，与自己的价值。过去的即刻引退了，枯萎而且衰落了，艺术只能从十月底观点中复活。站立在十月的视线之外者，完全而且绝望的归于乌有……”关于“同路人”的论述正是在这一立场下展开的，由于“同路人”作家无法“整个地了解革命”，导致他们与共产党的理想产生了严重隔膜，他们或许只能“从一个农民底错误方面行近革命，并且获得这种半背心者底观点”，也或许只能像皮涅克一样，“简直把革命当作一种元素，并且因为他的性格关系，把革命当作一种冷的元素”，却不能把革命视为“一个观念，一种组织，一种计划，一件工作”，从而无法具备无产阶级的革命观念，他们已经脱离了十月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立场，但尚未获得真正的无产阶级立场，因此不是在“十月底观点”、“十月的视线”中进行文学创作。

由于鲁迅是沿着早期关于“人”的思考赞同托洛茨基“同路人”概念的，是两个独立思想的相遇，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独立性，并非如蒋光慈、胡秋原等等同时期大多数文学家抱着学习的态度翻译、学习托洛茨基文论。鲁迅并没注意“阶级分析”这一核心内容，而是将它理解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里所说的“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是从他们作品中“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里体会出来的，“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是由于革命“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可见，这是基于对诗人创作心态的感受来理解“同路人”概念的，根本没有意识到“阶级”问题，同样是对叶遂宁、勃洛克等等进行介绍和评价，鲁迅与托洛茨基极其相似的语言中实际透露出了理解角度的本质差异。

五、结语

从鲁迅前期思想入手，可以看到他早在《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就已经表现出与托洛茨基的“同路人”概念高度一致的思考，并逐渐演化出娜拉、吕纬甫、范爱农和猛士等具体人物和形象，因此，他对“同路人”概念的接受，与其说是观点的习得，不如说是思想的相遇。正因为鲁迅是沿着他早期关于“人”的思考来赞同托洛茨基关于“同路人”的评论，所以出现了误读，没有全面理解这一概念的两个维度，也没有看到其根本的阶级属性。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本期编辑：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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