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炳月|论鲁迅的“南京记忆” ——以其“自我”的形成与表现为中心

董炳月

1898年5月至1902年2月，鲁迅在南京求学近四年。1922年他在《呐喊·自序》中第一次正面写及南京求学生活，做了选择性、重构性的叙述。决定这种叙述方式的，是其作为“作家”的自我呈现与“弃医从文”的逻辑。1926年在散文《琐记》中再次讲述南京生活，则强调《天演论》的阅读体验，进一步突显了自己的“前行者”“寻路人”形象。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之所以对医学感兴趣，不仅与其父亲的病有关，而且与其祖父的《恒训》有关。鲁迅的“立人”思想、进化论观念、对西医的认同等等，均可在其南京求学生活中找到原点。

鲁迅作为出生在绍兴的破落户子弟，少年时代饱尝了生活的艰辛。祖父犯案入狱，父亲病故，家境败落，备受歧视，艰难的生活在他少年时代的心灵上留下了多重创伤。这样一位破落户子弟，后来能够成长为世界级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他离开了绍兴，生活、成长在南京、东京、仙台、北京、上海等城市之中。如果没有这些城市，或者说如果鲁迅没有走进这些城市，那么，他大概只能在绍兴庸庸碌碌、无声无息地度过一生。比较而言，在鲁迅生活过的多座城市中，南京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戊戌年（1898）三月至壬寅年（1902）一月，鲁迅在南京求学近四年。南京是他离开绍兴之后生活的第一座城市，他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开始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阅读了《天演论》，抄录了祖父的《恒训》，思想与人生观初步形成。他从这里东渡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又是在这里进入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并从这里北上，前往其人生大舞台北京。对于鲁迅来说，南京是“青春第一站”，也是“出仕第一站”。2016年有一本鲁迅研究论文集出版——《从南京走向世界：“鲁迅与20世纪中国”青年学术论坛》，“从南京走向世界”——这个概括是写实性的也是象征性的，概括的不仅是鲁迅的生活形态，而且是其生命本质。这里的“世界”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知识、思想、精神意义上的。因此，与这个“世界”相对的“南京”，也超越空间性、获得了多重涵义。质言之，绍兴出身的破落户子弟周樟寿是“从南京走向‘鲁迅’”。

南京是鲁迅的深刻记忆。成名之后的鲁迅多次写及南京与自己的南京求学生活，但是，相关表述作为一种回忆具有选择性和重构性，因而成为一种“话语”。某些未被表述的史实作为被压抑的记忆，同样深刻地影响着鲁迅。记忆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处理记忆是一种处理历史与现实之关系的方式，一种认识自我、塑造自我的方式。因此，不仅南京是认识鲁迅成长史的坐标，鲁迅的南京记忆本身也是认识鲁迅思想与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料。本文以三个文本为中心探讨相关问题，这三个文本是：《呐喊·自序》（1922年），散文《琐记》（1926年），家训《恒训》（1899年）。

一 《呐喊·自序》中的“异地”

鲁迅第一篇写及南京求学生活的文章是《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12月3日，距其1902年从南京赴日留学整整二十年，距其1912年随民国政府教育部离开南京前往北京整整十年。《呐喊·自序》第三节写南京求学生活，曰：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药方，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这段话鲁迅研究者们耳熟能详，经常引用。但是，结合鲁迅南京求学生活的实际情形来看，其中存在着若干问题。其一，鲁迅用英文字母（N与K）代指南京与其就读的学校，没有写出真实的地名与校名。在这里，南京是作为“N”和“异地”存在的。这是一种回避。其二，所谓“K学堂”，从K的发音与下文所列课程来看，是矿路学堂。就是说，鲁迅写自己学历的时候回避了初到南京时考入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第二重回避，否定性的回避。其三，鲁迅将“到N进K学堂”置于“困顿”“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脉络之中来叙述，与事实有出入。十八岁的周樟寿去南京求学，主要原因是“困顿”。1925年5月，即写《呐喊·自序》两年半之后，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晚年（1934年）所作《自传》中有同样的表述，所谓“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鲁迅自述的“困顿”之外，还有周作人的解说，曰：

鲁迅心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结果自然只好进公费的水陆师学堂，又考虑路程的远近，结果决定了往南京去。其实这里还有别一个，而且可以算是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在南京的水师学堂里有一个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换句话说便是“轮机科舍监”。鲁迅到了南京，便去投奔他，暂住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很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太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是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

总体看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于自己南京求学生活的叙述是选择性、重构性的。他对城市、学校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对去南京求学原因的讲述则有“传说化”倾向。“困顿”、不满于“世人的真面目”、“走异路，逃异地”都是事实，但这些事实导致的是否是“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种思想性、探索性的行为，是个疑问。对于十八岁的贫困青年周樟寿来说，重要的是江南水师学堂不收学费并且发生活费，他到南京投奔（“寻求”）的本家叔祖周椒生和绍兴的保守分子一样保守，并非“别样的人们”。实际上，1922年鲁迅写《呐喊·自序》的时候，对于二十四年前自己是否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并不敢确定。他用“仿佛是想”一语将自己的叙述相对化了。既然是“仿佛”，即并非确凿的事实，是否“想”过，是当时所“想”还是后来所“想”，也是未知数。

江南水师学堂的桅杆

那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为何要对自己的南京求学生活做掩饰性、选择性、重构性的叙述？——这是《呐喊·自序》的写作目的决定的。《呐喊·自序》是作家鲁迅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写的序，他要在这里塑造自己的作家形象，自然会把个人历史“传说化”。于是就有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种文学性的自我描述。在其“作家传说”中，“弃医从文”是关键，而不学医则无以“弃医”，学医又要有学医的缘由，所以，《呐喊·自序》对于“《呐喊》的来由”的讲述是从其父亲的病开始的，写及南京求学生活的时候，在学校的正式课程之外，突出了课余对生理学著作《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的阅读。

《呐喊·自序》的逻辑决定着鲁迅对“南京记忆”的选择与重构。这种重构是在去南京求学24年之后进行的，因此融入了鲁迅后来的生活体验。“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种有志青年的求索意愿，对于身在绍兴的贫困青年周樟寿来说尚属“仿佛是想”，但对于到达南京之后的周树人来说确实存在，并且成为“实践”。这“实践”之中有1898年10月的转考矿路学堂——他在这里知道了赫胥黎、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噶等“别样的人们”，有1902年的东渡日本，还有1911年的第二次离开绍兴。其中，第二次离开绍兴的体验尤其值得注意。1909年8月，鲁迅结束留日生活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但不到一年即辞职回到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对于1898年离开绍兴的鲁迅来说，十多年后的返乡是个“失败”。鲁迅小说《在酒楼上》（1924）中，吕纬甫与“我”有这样的对话——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我”回答说：“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这个“我”应当理解为离乡十多年之后回到绍兴的鲁迅。

《朝花夕拾》中的《范爱农》一篇，写到绍兴的“革命”——“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鲁迅、范爱农等人因批评新政府，甚至受到新都督王金发的手枪威胁。恰在此时许寿裳邀鲁迅去南京，范爱农凄凉地对鲁迅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鲁迅在《范爱农》中写道：“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鲁迅的这次离绍赴宁，与1898年那一次相比，是自觉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就与故乡绍兴的关系而言，此时思想、事业方面的挫折与少年时代的屈辱感叠加，激化了鲁迅与故乡的矛盾。所以，所谓“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与其说是1898年18岁的周樟寿离开绍兴时的意愿，不如说是1922年42岁的“鲁迅”对于自己半生道路的表述——文学性的表述。

鲁迅1922年底写《呐喊·自序》的时候，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1918）、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展示了鲜明的反传统姿态——即反叛性的“异”的姿态，因此，当他把南京作为“异地”来叙述的时候，实质上是在确认南京在自己思想史上的位置。“异”即“现代”。作为“异地”的现代的南京，即与作为“旧地”的S城绍兴相对立。对于来自绍兴的周樟寿来说，在清末开始现代化的南京就是这样成为“异地”的。无论是对于来自绍兴的18岁贫困青年周樟寿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来说，洋务运动重镇南京都是“异地”。

二 《琐记》中前行者的心迹

写《呐喊·自序》将近四年之后，1926年10月，鲁迅在散文《琐记》中再一次讲述自己的南京求学生活。《琐记》是系列文章“旧事重提”中的一篇，有回忆录性质，对于南京求学生活的回忆更细致。

在《琐记》中，鲁迅依然以“叛乡者”的形象出现，将赴宁求学作为对抗故乡的行为来叙述。这种对抗甚至体现在文章结构上。《琐记》首先叙述邻居衍太太的故事，用了四页多的篇幅（在《朝花夕拾》初版本中《琐记》共占16页）。鲁迅叙述了衍太太的“流言”给自己带来的屈辱感之后，笔锋一转，写道：

好。那么，走罢！

但是，那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这段话是从衍太太引出来的，但表达的是对“S城人”的不满。这“S城人”显然不仅是指衍太太。一个迷信、虚伪、热情、善良、制造流言的乡镇老太太，不具备足以使青年鲁迅离开绍兴的力量。结合《琐记》的上下文来看，“S城人”包括（甚至主要是指）那些笑骂中西学堂的人，结合“旧事重提”系列文章来看，则包括《父亲的病》中贪婪的庸医，结合《呐喊·自序》来看，则包括那些“侮蔑”者。是这许多人迫使青年鲁迅离开绍兴。如前所述，鲁迅去南京求学的要因之一是贫穷。《琐记》写道：“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总之，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南京城的仪凤门与江南水师学堂的桅杆、烟筒给青年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鲁迅从绍兴去南京，是乘船至下关码头上岸进城。从仪凤门进入南京城之际，他大概会想起自己病故不久、名叫“凤仪”的父亲。

清末的南京城仪凤门

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不足半年，鲁迅即转考附设于陆师学堂的矿路学堂。弃学转考的原因，按照《琐记》的叙述有两个：一个是水师学堂等级森严，高年级学生横行无忌，另一个是迷信，淹死过学生的游泳池被填平，上面建了庙，鬼节有和尚来做法事、超度亡灵。鲁迅用“乌烟瘴气”四字概括之。不过，这并非鲁迅转考矿路学堂的全部原因。结合鲁迅其他作品来看，还有学校体制与专业、安全方面的原因。1925年5月13日，鲁迅在《随感录（八）》中写到自己“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与同学一起讥笑念“钊”为“钧”的新职员，发生冲突，两天之内与十多名同学被连记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被开除学籍。这个候补道做校长的“N的学堂”就是江南水师学堂。校方的专横正与《琐记》所写高年级学生的横行相表里。鲁迅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后被分在管轮班，他对自己的专业并不满意。1934年他在《自传》中说得明白：“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又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他在与杨霁云的谈话中也说过：“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由此可见，不愿今后“上不了舱面”，不愿做沉船时的牺牲品，也是鲁迅改考矿路学堂的重要原因。

在《琐记》中，矿路学堂的学习生活充满朝气。鲁迅的德语学习是在这里开始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更重要的是“看新书”，而且看到了《天演论》——鲁迅写道：“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这段记述可以与周作人日记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周作人辛丑年（1901）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是这样的：

晴，冷。上午看《今水经》。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道路泥泞，下足为难。同大哥谈少顷，即偕至鼓楼一游。同乡张君协和（邦华，矿生）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饭后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钟始睡。

查旧日历，辛丑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公元1902年2月2日，星期日。将周作人日记与鲁迅《琐记》的叙述结合起来，可以对鲁迅当天的活动有比较完整地了解。当天下午，鲁迅先与周作人闲谈，然后邀同学张邦华同至鼓楼喝茶，周作人返校之后，他到城南花五百文钱买了《天演论》，晚饭后至周作人处共读、讨论。当时，五百文对于穷学生鲁迅来说是一笔巨款。《琐记》写到，鲁迅考入水师学堂的时候，“学生所得的津贴，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最初三个月的试习期内是零用钱五百文。”就是说，鲁迅买《天演论》的钱相当于新生三个月的零用钱。身为穷学生，花巨款买《天演论》，买到之后当晚就去与下午刚见过面的弟弟共读、讨论，可见《天演论》对青年鲁迅的吸引力与冲击力。鲁迅在《琐记》中这样记述自己阅读《天演论》的感受:“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即使因为“看新书”被本家叔祖批评为“有点不对了”，他也“仍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对于整个思想体系深受进化论影响的鲁迅来说，1902年2月2日是个重要的日子。所以，二十四年（1902-1926）过去之后，他依然清楚地记得买书的时间和书款数额。《琐记》写于1926年10月8日，在1926年10月这个时间点上，鲁迅讲述当年购买、阅读《天演论》的体验，是对自己进化观念的确认。这种确认与此前的《狂人日记》（1918）、此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有关进化论的表述处于同一思想脉络之中。

江南陆师学堂的洋楼

新课程、“看新书的风气”使鲁迅茁壮成长，但矿路学堂一度面临停办的风险，临近毕业时出路也是个问题。《琐记》写道：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次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这里，鲁迅机智地从三个角度概括了自己两所学校四年间“上天入地”的学习生活，最后归结于“到外国去”。其概括是否定性的，出国留学也因此带有几分被动性——所谓“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在《琐记》中，这句“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与前文写及离开绍兴时的那句“好。那么，走罢！”发挥着同样的转折功能，而且前后呼应，形成一个结构，将鲁迅置于“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旅程中。——这也正是鲁迅希望获得的叙事效果。事实上，在当时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上，留学是一件光荣的事，矿路学堂选派学生赴日留学是计划内的正常工作，谈不上“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鲁迅启程东渡之际，同窗好友胡韵仙写送别诗三首相赠，诗序中有“兄有东瀛之行，壮哉大志，钦慕何如”之语，三首诗更是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热情。如第一首：“英雄大志总难侔，夸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鲁迅一行赴日留学是1902年4月4日在横滨上岸，驻日公使蔡钧在4月11日写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公函中说：“本大臣兹准南洋咨派矿务毕业学生六名来东研究矿学，该生等均系初到，为谙贵国语言文字，拟先入宏文学堂肄业，俟其通晓语言文字后再行送入别校。”可见，鲁迅用“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这种表述，再一次重构了自己的南京求学生活——悲剧性地重构。而且，他对于留学人数的记忆也有误。《琐记》说是五名，实际是六名。

鲁迅的矿路学堂毕业执照

《朝花夕拾》中，鲁迅回忆自己成年之后求学生活的散文有两篇，一篇是《琐记》，一篇是《藤野先生》。留日生活是南京求学生活的延续，因此《藤野先生》是《琐记》的延续。《朝花夕拾》中的文章前后衔接，有连贯性。《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三篇之间尤其如此。鲁迅1926年10月7日写了《父亲的病》，此文最后是写父亲弥留之际衍太太让“我”在父亲耳边大喊，于是，次日（10月8日）所作《琐记》便从衍太太的故事写起。《琐记》结尾是写自己与三名同学被派往日本留学，于是三天后（10月12日）所作《藤野先生》便叙述留日生活。因此，在《琐记》的延长线上阅读《藤野先生》，某些问题会看得更清楚。《藤野先生》开头的一句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句话中的“也”字是相对于南京而言的。所谓“这样”是“怎样”？接着这句话，鲁迅用厌恶、调侃的笔调叙述留学生的辫子、学跳舞，这也就是《琐记》写江南水师学堂时所谓的“乌烟瘴气”。和当年厌恶“乌烟瘴气”、改考矿路学堂一样，鲁迅因厌恶那些“清国留学生”，再次做出了离开的决定——《藤野先生》写道：“到别的地方看看，如何呢？”于是远走仙台，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句“到别的地方看看，如何呢？”，和《琐记》中的“好。那么，走罢！”“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两句一样，不仅发挥着相同的叙事功能，展现着鲁迅的相同心态，而且同样在塑造鲁迅的前行者形象。这样，在《琐记》和《藤野先生》中，绍兴、南京、东京、仙台这几座城市便同样成为鲁迅走过的“异路”上的坐标。

三《恒训》中的医学问题

如前所引，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叙述矿路学堂的学习生活时说：“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药方，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在《呐喊·自序》的叙述中，鲁迅对医学感兴趣、课外阅读医学书籍，是起因于父亲的病。但事实上这并非全部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是《恒训》的影响。

《恒训》是鲁迅祖父周福清1899年2月底至3月初写给子孙的训词，当时他正在杭州的监狱里服刑。同年年底，已经转入矿路学堂的鲁迅完整抄录了这份《恒训》。周福清手书原件已佚，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是鲁迅的抄件。抄件最后一行为“己亥十月上浣孙樟寿谨抄于江南陆师学堂”。这里，鲁迅强调自己“孙”的身份，用了家谱上的名字“樟寿”，并且用了“谨”字，可见其对《恒训》的恭敬、重视程度。《恒训》与鲁迅生存方式的复杂关系须专文探讨，这里仅讨论医学问题。

《恒训》第一节（相当于“序言”）曰：“有恒心，有恒业，有恒产。有恒心得见有恒善，圣之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持恒能久，视此训辞。”这是从总体上强调做人、生存的基本原则，即强调“恒”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周福清将“恒”与“巫医”联系在一起、作为“作巫医”的条件。这里的“巫医”尽管可以引申为“有专门技能的人”，但其本意毕竟是“医”，而且是起源意义上的“医”（“巫医”）。可见，整篇《恒训》是在“医”的比喻性、背景性框架之中阐述生存问题的。因此，正文部分写及医学问题是必然的。《恒训》依据训诫的内容分为九节，依次是：力戒昏聩；力戒烟酒；力戒损友；养生法；病弗延西医；家鉴（含三条“败家之鉴”即“纵容孩儿”“信妇言”“要好看”）；有良心；有恒业；有积蓄。一目了然，第五节“病弗延西医”是专论就医问题。本节节题已经表明周福清不信西医，正文部分则对此做了详细说明，曰：

中国南人北人，气体不同，服药亦异。北人时服大黄，川楚人好服附子，南人且不同矣。况远隔数万里之重洋乎？予在都，见病者延洋人医，无不速毙。用冰帽者，其死更速，不知体质不同之理也。［中略］唯跌打骨断诸伤，可用西医，然须慎择，盖洋人在中国者，多庸医也。洋人金鸡哪霜治疮毒，亦不可信。我眼见张姓友，购治项痈，初颇速效，月余复发更甚，仍用中国医，医痊。

周福清对西医的否定是经验主义式的，但“气体”（体质）之说不无科学依据。本节不仅告诫子孙“病弗延西医”，而且提供了若干中医药方，介绍了多种日常养生法。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手抄的《恒训》

青年鲁迅作为“孙”、作为“樟寿”“谨抄”了这份《恒训》，对于其中涉及医学的部分不会熟视无睹。因此可以说，他作为矿路学堂的学生，课余阅读《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生理学著作，甚至关心西医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远因是为父亲治病的痛苦记忆，近因则是祖父《恒训》中的教诲。不过，基于对给父亲治病的那些中医的了解，青年鲁迅对于中西医的态度与祖父相反。他否定中医，但其否定也是经验主义式的。显然是为了给自己的经验主义认识寻找科学依据，他才去阅读生理学著作。此时，所谓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也在医学认识方面通过与祖父的对立获得了具体内容。后来，无论是在《呐喊·自序》中还是在《琐记》中，鲁迅对于中医的批判都意味着对祖父《恒训》中的中西医观的否定。在此意义上，《呐喊·自序》与《琐记》都是《恒训》的对立性文本。鲁迅在《呐喊·自序》与《琐记》中,用沉默与省略处理了自己南京记忆中的《恒训》。

四 南京作为鲁迅“原点”的多重意义

十八岁的贫困青年周樟寿从绍兴沿着“异路”来到他的第一个“异地”南京，开始了多种维度的自我建构，南京因此成为其生命的原点。在多重意义上都是如此。鲁迅的知识、思想、感情、行为方式等等，均处于“南京”的延长线上。在南京被给予的“树人”的名字，无疑影响了其“立人”思想的形成。留日时期他在《文化偏至论》中阐述了“立人”思想，而且终生坚持，持续在不同的脉络中阐述。他在南京学的是开矿，到东京之后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与顾琅合著了《中国矿产志》。这是在继续自己的“矿学”本业，符合政府的要求。如前引清国驻日公使蔡钧给日本外务大臣的公函显示的，政府本来就是派他们去学矿学。他在南京阅读《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观念，赴日留学之后发扬光大之。在仙台医专读书时依然读《天演论》，甚至翻译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弃医从文、从仙台回到东京之后，他在《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更深入地探讨进化论。五四时期他将进化论转化为独特的“幼者本位”生命伦理观，终生坚持。他在南京开始对西医感兴趣，所以赴日留学、在语言学校（宏文学院）的日语学习结束之后，选择医学专业去了仙台医专。就性格、行为方式而言，鲁迅南京时期通过转考矿路学堂、批判中医等行为表现出的自主性与叛逆性，在留日生活中再次表现出来。从宏文学院毕业后选择医学，显然违背了留学派遣机构“研究矿学”的本意。入仙台医专就读仅一年半，就擅自退学（退学申请是别人代补的）。《呐喊·自序》中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琐记》中的“好。那么，走罢！”“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都是以1898-1902年间的南京为坐标，被1922、1926年的鲁迅表述出来。这种“走”的姿态成了鲁迅的基本生命形态，所以，他出国之后从东京走到仙台，从仙台走回东京。回国之后从绍兴走到南京，从南京走到北京。1926年从北京的“走”，则成为鲁迅生命史的巨大转折点。

对于鲁迅来说，南京求学生活如此重要。因此，以这段生活为坐标，鲁迅的人生与思想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前南京时期，南京时期，后南京时期。

如前所述，鲁迅比较完整地写及南京求学生活的文章仅有《呐喊·自序》与《琐记》两篇。南京求学生活的许多内容被他封存在记忆之中，我们只有从周作人、许寿裳、张邦华、许广平等人的回忆中，才能相对完整地看到他当年南京生活的面貌。例如贫困——贫困到缺冬衣、吃辣椒御寒，与旗人的冲突，等等。被封存的记忆更为沉重，与被表述的记忆一起，共同证明着鲁迅“南京记忆”的重要性。

《琐记》写于1926年10月8日，第二年即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同样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独揽政权、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社会的诸种因素，决定着鲁迅会持续关注南京。鲁迅一贯反专制，定居上海后积极倡导革命文学、成为左翼文坛领袖，与压制左翼文学、进行文化围剿、杀害进步作家的南京政府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因此，对于上海时期的鲁迅来说“南京”成为政治性的城市。鲁迅1928年4月10日所作杂文《太平歌诀》，从有关中山陵的三首民谣批评民众的蒙昧与某些“革命文学家”的自欺欺人；1931年12月发表的《南京民谣》视国民党大员为“强盗”，讽刺其装腔作势、各怀鬼胎；1933年1月26写给日本友人望月玉成的七绝《赠画师》，前两句为“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讽刺了南京政府的黑暗统治——“白下”即南京。

鲁迅晚年最后一次集中抒写南京与自己的南京记忆，是在1931年6月。6月14日，他给来访的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及其夫人白莲女士写了两首七绝（两幅字），分别是：

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

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

宫崎龙介是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大名鼎鼎的宫崎滔天（1871-1922）的侄子，其父宫崎弥藏也是中国革命的支持者。鲁迅面对宫崎龙介，显然是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时代——青春时代的南京与东京，于是写下了这两首诗。诗中，现实、记忆、政治、抒情四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长江、石头城、雨花台、莫愁湖等南京标志性景观得到全面呈现。这两首七绝，可以看作晚年鲁迅写给南京的告别诗。

2019年4月17日完稿。于寒蝉书房。

（图片来自徐昭武编著的《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一书，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广西师大学报》2019年第5期

本期编辑：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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