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刚 | 从国家主义到“新国家主义”——郭沫若早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何刚

国家主义是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它既是一种民族性较突出的国家价值观与伦理观，又是一种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体系。不同的时代、文化、流派和学者，对其理解不尽相同，因而具有庞杂多歧的形式和内涵。国家主义20世纪初涌入中国，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近代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需要，因此迅速发展成为一股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时人就观察到，“吾国比年国家主义之声，渐为一般人士所唱道，若官僚，若政客，若军人，既莫不揭此主义以为标榜，而各级社会，亦多有阐扬斯旨，相诏相勉者”。渐入中国的国家主义，因应着近代中国的特有情势，呈现出自己的发展理路和时代特征。

在郭沫若早期思想及其转变过程中，国家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在五卅前后，郭沫若参加了与国家主义者的那场论争，批判了国家主义派的反共、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等论调。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详细深入的研究。其实，将考察的时限稍微拉长一点，就可以发现：纵观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国家主义并不是一直都处在其对立面，在一段时期内它是郭沫若审视、思考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重要角度。他在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发生转变的过程中，既将国家主义者作为主要论辩对手，又不得不借用其话语工具和思想框架，并在此基础提出了“新国家主义”主张。这一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糅合体，既提示出当时思想纷乱驳杂的时代特色，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水平和对中国社会与革命问题的认知程度。

一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曾有如下一段记述：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

郭沫若《创造十年》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

正如郭沫若所说，决意跨出夔门，学实业技艺以助“富国强兵”的他如同当时中国其他青年士子一样，受到了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具体而言，郭沫若早期思想中的国家主义成分，主要源自国内“空气”的熏染和国外求学日本经历的“刺激”。

首先，甲午战败对于中国读书人刺激甚大，其中，梁启超在宣传变法维新的同时，在《新民丛报》、《清议报》等热情的介绍了伯伦知理( Bluntchli Johann Caspar,1808-1881)、“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等人的思想，对当时的青年学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乐山读书时，郭沫若对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就非常喜欢，表示“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盈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后来成为国家主义醒狮派翘楚的曾琦、王光祈等也受梁启超影响至深。例如，王光祈走出四川时，即“立志研究外交，俨然以昔日‘少年意大利党’中之加富尔自命”。曾琦则回忆说在1905年阅读梁启超《中国魂》时，自己爱不忍释，“国家思想，遂导源于是”。

郭沫若在成都求学时，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里的刘士志、王铭新、杨沧白、刘成荣诸师提倡新学，秘密在学生中鼓吹“排满兴汉”，倡导学生阅读提倡改革、宣传推翻满清的《新民丛刊》、《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以及严复的《天演论》等进步书刊。据郭沫若当时的同学、后来被称为“国家主义者之第一理论家”的李璜回忆，校长刘士志“其学本于颜习斋一派，重刻苦力行，常勉诸生以即知即行，献身国家社会之义”。周太玄则回忆道：“我们关于国学方面的教习都是一时之选。同时也含有人格感化的作用，内中尤以我们同学至今同声感念的校长兼历史教员刘士志（行道）先生为最好。他待我们如子弟，与他相处如家人；赏罚不拘形式，教导注重感化。他是一个怀抱民族思想的人，在他的庇护之下，当时学校中颇能读到许多海外寄来的革命刊物。”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熏染和教育引导下，郭沫若早期思想中的国家主义成分是比较重的，他急切的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落后孱弱的面貌，在世界列强面前拥有一席之地！此时，在一个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的头脑里，民族、“国家”的观念，自然容易膨胀、发酵，占据着重要位置。例如，辛亥前夕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郭沫若听闻十分高兴，给予高度期望，认为这是实现中国富国强兵的途径。在他看来，只要清王朝加速立宪，实行新政，富国强兵，中国就能迎来新的发展前途，屹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并曾作联称赞“预备立宪”和“新政”：

诏书颁下九重来，国会缩短三年，要与列强争优胜。

峨眉耸立青天外，山势蜿蜒万里，飞临当户作画屏。

吾年已近古稀，唯愿后生中人，鏣驰千里。

今日竞行新政，私祝圣朝前路，雄长万邦。

辛亥革命后，郭沫若回乡给乡亲编撰春联，因为这“革了命的一年”，“平添了无数的新的材料”，其中郭沫若最为得意的两副是：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语武陵人，于今可改秦衣服。

铁马金戈迴地轴；吟诗锦城客，此后休嗟蜀道难。

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砚池溟渤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澳，把地球员幅竟入版图。

正如后来他自己在联后总结说，“那时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国家主义者，他们有极浓重的民族感情，极葱茏的富国强兵的祈愿；而又有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他们以为只要把头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换，把非汉族的清政府一推到，中国便立地可以成为‘醒狮’，便把英、美、德、法、意、奥、日、俄等当时的所谓‘八大强’，当成几个汤团，一口吞下”。

其次，留学东瀛，在欣欣向荣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日本社会的见闻和观感，对于从中国西部偏僻乡土社会走出去的郭沫若来说，无疑给予了很多的刺激，甚至是刺痛。郭沫若时常以一种弱国子民的心态，“用着欣赏与索求的目光来审视这里的一切”，并自然的将自己每天生活在其中、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面貌的日本作为主要比较参考，来观照中国。郭沫若稍后曾感慨道：“最近半世纪的日本，从封建社会脱胎了出来的资本制度下的日本，其进步之速真真有点惊人。欧美演进了两三百年间的历程，她在五十年间便赶上了。要说是飞跃，的确是值得称之为飞跃。”“一切都落人后”的残酷现实，使郭沫若强烈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表现出浓烈的报国忧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对新时代的憧憬。

他一面是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的殷切期许，一面却总是听闻着国内兵戈不断、军阀混战的负面消息，心中常生怨叹和焦急之情。例如，1917年6月，张勋复辟，封川军首领刘存厚为四川巡抚。7月中旬，滇军唐继尧发动“靖国之役”，讨伐刘存厚，攻占成都。川南至成都沿线战事连连。8月14日，郭沫若在致父母的家书中就说：“近阅时报，载川滇两军在犍嘉两地交哄，桑梓之邦不知蹂躏到什么地步了。”再如，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复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郭沫若认为，中国经此复辟闹剧后应可走上正途，并对段氏寄予期望：“段氏功业甚伟，众望所归。如天佑中华，使段氏得安于位者十年，国家其庶几有起色乎。”

所以，在此情形下，这年4月因刘存厚不满川军被裁减，与滇黔势力交火，7月唐继尧以“护法”为名帅滇军再度深入四川而起的川滇军阀交战，自然让郭沫若十分不满：“近闻川内又起争端，不知又闹到什么田地了。”可以看出，对于此时的郭沫若而言，国家是否能停止割据混战、实现统一安定，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最终实现富国强兵以屹立于世界舞台，是他主要的考量。至于谁来主政、主政者是什么身份的人，乃至是属于什么阶级、阶层，都不是此时的郭沫若所注意的。

留学日本时期的郭沫若（右二）

同时，在日本的文化环境中，国家主义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这又直接影响着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当时留日青年学生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前，日本的国家主义就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陈独秀曾经说：“中国人除了少数的欧美日本留学生在那里做‘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梦，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自来没有中这种毒”；“日本底军阀、外交官，他们本来应该糊涂，不算稀奇，但是一般的日本人大半迷信‘国家主义’，好像是一种宗教，就是近年来热心‘社会运动’、‘劳动运动’的学者，也有许多还是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有学者也研究指出，郭沫若一度想急切加入而未果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日倾向，就是因为“除了日本的侵略外，主要是留日会员受日本的国家主义理论的影响，主张自卫的国家主义以反抗日本的军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于1915年5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郭沫若为此与几个同学回国抗争，虽未成功，却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热情。1919年5月中旬，郭沫若与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小团体——“夏社”，翻译日本仇华消息，或自己动手写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报馆投寄。他们在成立之时明确宣告：

中倭两国，势不两立,今为救国之计,必须牺牲小利，排斥国仇，此乃我学界新闻界诸先觉素所倡导，与我工商界诸同胞当前所实行者。民气未死,中国不亡,抵制日货之义声,普及全国，贯彻此举,毋须十载,彼蕞尔小邦，势必坐待疲弊。同人等顾念天倾,杞忧实深，但念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滴水亦可穿石,今后之事,端在更益坚持耳。因敢不揣愚顽,尽其微力,爰于民国八年七月十七日成立夏社,以期振发同胞,防万一之衰败。

由于夏社其他成员大都为不善写文章的理工科和医科同学，再加之另一位叫陈君哲的同学身体又不好，写过一篇文章就在暑假回国了，因此，翻译、撰述等事就主要由郭沫若一人独自完成。目前所知，郭沫若“夏社”时期的作品目前已知的至少有《抵制日货之究竟》（署名夏社）和《同文同种辩》（署名郭开贞）两篇，均发表在1919年10月于上海发行的综合月刊《黑潮》第1卷第2期上。其中，《同文同种辨》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假借“中日亲善论”，“每以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为前提”，而妄图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文章呼吁：“夫以仁道正义为国是，虽异文异种，无在而不可亲善。以霸道私利为国是，虽以黄帝子孙之袁洪宪，吾国人犹鸣鼓而攻之矣!”

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国内再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抵制日货之究竟》一文就是针对此而作。郭沫若在文中痛陈中国此前的几次抵制日货运动反使日货进口倍增，这正“奈我国人!淫奢苟且之病已深，故抵制复抵制，曾未能得有结果，长此年年岁岁,漏卮靡极,即使日人不包藏祸心,我国已自行破坏矣……”所以，他在最后怀着满腔激愤，鼓动国人励精而为：“读者诸君！谁为中华民国之主人翁？乃各放弃其责任，一任少数人之专制压迫，颠倒是非，动摇我国本，侮辱我群众。我学界同胞，既奔走呼号于前，我工商同志，速协力赞助于后。楚歌四面，家国飘摇。诸君！谁无人心，速起奋斗！”

二

1928年，郭沫若以“麦克昂”为名，发表《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采取的态度的考察》一文，号召青年们“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鼓励中国文艺工作者“当Marx-engels的留声机器”，其中也交代了自己“思想的线索”和“小有产者方向的转变过程”，他说：

他们在年青的时候都是“少年黑格尔”派的国家主义者，他们是唯心论的信徒。Marx在主持《Rheinirche zeitung》的笔政的时候还做过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他说这种思想传染到民间我们还可以用屠杀的手段了之，但一传染到我们精神上来，便成为精神的锁链，我们非把自己消灭是无法炮制的。——这等于在说。凡是Kommunismus的信徒不遭屠杀，便应该自杀的一样。那时候，你看，他的小有产者的意识发展到了甚么程度!

他们在初都是和几年前的我们一样。

郭沫若在此处承认“几年前的我们”与年青时候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包括国家主义在内的“小生产者的意识”很重，同时这也提示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郭沫若早期思想的驳杂与含混，以及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大致路径。

自1924年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到1925年参加北伐战争之间，郭沫若由文艺转向政治，开始接触学习，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郭沫若前期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其中，与孤军社的交往和论战，在郭沫若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占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郭沫若真正关注政治，关注中国社会，主要是从他与孤军社的接触时开始的。

《孤军》杂志

孤军社是民国早期一支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以《孤军》杂志为政论阵地，针对北洋军阀混战下的社会和政治乱象阐述“革命之道”。《孤军》由泰东书局出版发行，杂志社位于上海租界外的闸北宝通路顺泰里。1922年9月，《孤军》的创刊号发行，标志着孤军社的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陈承泽，然而，在杂志正式出版的前一月，陈承泽却因患丹毒逝世。杂志事务则主要由何公敢、萨孟武负责续办。“《孤军》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一些朋友的相应，尤其是当时留日的大高同学（‘大’是日本几个帝国大学的简称，‘高’是日本官立高等学校的简称）。他们中具有同感的人踊跃加入《孤军》杂志社附设的‘孤军经济研究会’，形成了《孤军》的基本队伍”。主要成员包括何公敢、阮湘、郭心崧、萨孟武、林植夫、梅思平等人，其中不乏政界学界名流。孤军社的政治诉求先以主张“护法”，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法统地位为主，后期在组织上与醒狮派逐渐合流，宣扬国家主义理论，实质上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把理论斗争的矛头直接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

郭沫若与成立前后的孤军社关系较为密切，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端：一是郭沫若积极参与孤军社成立及前期活动，为《孤军》投稿。《孤军》杂志本可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但是由于孤军同人大多谋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身在其间，激进自由的政治言论自然不能畅吐为快，只能另寻其他的出版商。郭沫若从中牵线搭桥，最终让与之关系甚好的泰东书局答应出版《孤军》。由于这个缘由，郭沫若被孤军社“视为了准同人之例”。《孤军》创刊时，封面上的“孤军”二字由郭沫若题写并沿用至终刊；在创刊号上有郭沫若专门创作的诗歌《孤军行》。在何公敢等人看来，这首诗“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态度”。此后郭沫若还相继在《孤军》上发表《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阳春别》、《我们在赤光中相见》、《国家资本主义的提倡》等文章。二是郭沫若前期思想的转化，即从文艺转向政治，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孤军社的往来密切相关。

1921年6月，郭沫若在福冈暂时住在后来成为孤军社健将之一，当时号称“中国马克思”的李闪亭的寓所里。李闪亭曾对“那时对于马克思学说还是门外汉”的郭沫若“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虽然郭沫若“没有立地接受”这个劝诱，但结果是郭沫若很快就零星地购读《社会问题研究》，并最后对河上肇编篆的总集（即《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进行翻译；1924年7月，孤军社邀请郭沫若前往江苏宜兴调查齐卢战祸。这次“宜兴之行”是郭沫若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开端。通过“宜兴之行”，他真正深入到社会中，观察体验了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开始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这对于推动其思想转变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郭沫若与孤军社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也一直贯穿于二者的交往始终。1922年11月12日，郭沫若写就《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刊登在《孤军》第一卷四五期合刊上。在文中，郭沫若以粗犷的声调歌唱革命，呼号民众“醒醒醒”，“自取直接行动”，而且还表露了对中国如俄罗斯实行“产业大革命”的希望：“已往的美与法——是十八世纪的两大革命，新兴的俄与中——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华人权大革命哟！快起！起起！”这显然与此时主张护法的孤军社相距甚远，所以，在文章后面有一段“同人附注”，称：“同人爱重这篇文字，以为是最近文学上杰作。”言外之意是，刊登此文的主要考量是文学性，作者的政治观点显然不能无法得到认同。“附注”进一步解释说：“文字里面虽有鼓吹革命的地方，然仔细考量起来。沫若先生所谓革命单指扑灭军阀而言，非调约法也可抛弃，读者切勿‘以辞害意’!”但是，到底是读者会“害意”，还是孤军同人在“害意”，其实已不言自明。

可以看出，在1924年后，郭沫若与孤军社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歧与对立。之所以如此，一是孤军社在组织上与“醒狮派”日益密切并逐渐合流，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以及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潮，大力宣传“全民政治”、“全民革命”，反对“社会革命”、“阶级革命”。二是郭沫若此时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运用它认识理解中国社会，跳出了此前笼统的国家、民族概念，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更为实际的是，此前说郭沫若早期思想中存在着国家主义，以及郭沫若在一些文字中也承认自己曾经受过国家主义的影响，这源于此处的国家主义主要是从广义而言，是一种基于近代中国民族救亡语境，激发国民爱国心，追求国富民强的社会思潮，它之所指和外延与时人及后来常言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有许多的交合。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许多声称宣扬“国家主义”的国家主义团体的纷纷成立，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者有了具体所指，而不再是一个泛化的思想概念名词。其中，“醒狮派”因其《醒狮周报》发行时间最长、撰稿人数最多，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最大，所以，时人一般都将“醒狮派”及其外围组织——孤军社等，径直称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就是曾琦、李璜、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常乃德等人，国家主义就是曾琦他们所宣扬的政治主张。

所以，在此种思想语境下，自此以后，郭沫若与国家主义的分歧和对立成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叙述者的基本基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在二者之间的论战也趋于激烈，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同林灵光的几个论争回合。郭沫若一方面批评孤军社等国家主义者为污蔑共产主义者要“消灭国家”，“实行共产”而散布的种种谬论，揭露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意图，一方面初步运用其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理解中国社会，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三

尽管在1920年代后半期，郭沫若已经登上“宝筏”，宣传自己已经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尽管国家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也已有了具体的指向和革命主张，“醒狮派”、孤军社、中国青年党等国家主义者已经和郭沫若成为了革命主张对立的论战对手，但是，国家主义依然是这一时期郭沫若思想转变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重要思想语境，影响着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思想框架和言说方式。

这一时期郭沫若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无抵抗主义者》、《文艺论集序》《社会革命的时机》、《马克斯进文庙》、《讨论<马克斯进文庙>》《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文章，“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的郭沫若开始将其运用到分析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之中，驳斥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各种思想论说。本文于此无意重复叙述郭沫若参与的这场思想论争，只就郭沫若在其中提出的“新国家主义”这一概念进行重点分析。因为郭沫若提出的“新国家主义”在一定程度既提示出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中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想纷乱驳杂的时代特色，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以及据此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认知水平。简单的说，郭沫若的“新国家主义”是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糅合体，是郭沫若进入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路径，因此其感性色彩和不完全性不可避免地占有相当的比例。

《洪水》杂志

首先，经由“新国家主义”，郭沫若是在以国家为中心，强调国家主权与统一的基础之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实际上与马克思的打碎国家权力，由“自由人联合体”式的社会主义取代国家主义的思想是不完全一致的。1925年11月17日，郭沫若写成《马克斯进文庙》一文，发表在《洪水》第8期上。发表仅两周之后，陶其情就将表示异议的信寄到创造社出版部，认为“孔马二人的思想，毕竟冰炭难容啦!”，所以“马克思到底不能进文庙”。再经过两周，正狂热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李芾甘(巴金)则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一文，反驳郭沫若的观点，认为他用“郭沫若主义”似是而非地假冒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郭沫若对巴金的责难予以辩驳，称作者“简直把他们所极端反对的马克斯当成他们所极端崇拜的克鲁伯特金去了”。而巴金又作了《答郭沫若的<卖淫妇的饶舌>》和《洗一洗不白之冤》，分别发表在《学灯》和《洪水》上。双方针锋相对，言辞激烈，将这场国家主义论战推向高潮。

针对陶其情认为的“孔子对于国家的主张，在政治上的策略，是以德治为标的，非若欧美人之尚强权与霸道”，郭沫若反驳称：“王道主义也就是大同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他并不是不分国界，在私有制度未完全消灭之前，私产的国家和公产的国家，其界限比现今地图上所画的还要鲜明的呢。孔子是王道的国家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大同主义者。”后来，郭沫若进一步针对有人认为的共产革命必导致帝国主义干涉的“共管”局面，提出中国已处于“经济的国际共管之下”，要想打破列强的经济侵略只有通过共产革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又针对国家主义者批评的共产党否认国家，指出“共产主义者正须以无产阶级为中心而组织新国家”，共产主义是“王道”式的“新国家主义”。至此，郭沫若创造性的将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王道连同起来，断言“纠合无产阶级以建设公有制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不消说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也可以称为新国家主义，这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来表明就是所谓‘王道’”。

可以看出，郭沫若的“新国家主义”当也是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为本位，实现国家民族的救亡和图强。当然，他于此之所以特别强调“国家”，也有论争现实的需要，那就是“国家主义者每爱说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国家的。他们连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没有分析得清楚”，所以，他“才作了《新国家的创造》来指摘这种纰缪，叙述马克思主义并非否认国家”。郭沫若将“国家”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旧式的国家，一种是新式的国家。”前者是“有产阶级所形成的，它是掠夺榨取的一种机器，它的本身就包含酝酿战争的毒素；”后者反对旧式的国家，“它要采取公产制度，它当然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它的目的是在实现永远平和。”国家形式有两种，“国家主义”自然也可以分成两种：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这是旧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则是共产主义所要实现的无产阶级建立以公产制度为基础的新国家，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

其次，具体内容上，郭沫若的“新国家主义”主要包括政治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他说：“我们真真是爱国的，我们真真是想救中国，想救我们中国人民的，我们是只有采取新国家主义的一条路，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厉行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知道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的始祖，但他说共产革命的经历便含有三个时期。第一个便是以国家的力量来集中资本，第二个便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努力发展可以共的产业，第三个是产业达到可以共的地步了，然后大家才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共产的理想生活……俄国是实行共产革命的国家，而它现在却是实实在在地在实行着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商场。我们假使不想永远做人奴，不能永远做世界的资本国家的附庸，我们中国人只剩着一条路好走——便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劳农俄国的道路。”

所以，除了论争现实的需要外，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极为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际生存环境，以及苏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取得成功的示范效应，同样是郭沫若开始选择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现实考虑和刺激因素。此外，郭沫若此时也认识到走自由发展的个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也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纺织业、面粉业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短暂繁荣，又因为战后列强经济掠夺的卷土重来而再次遭受重创的惨重现实，又给了郭沫若很大的提示：“但在我们中国所处的现状之下，个人资本主义究竟能不能在我们的国内发达？世界大战中所有一时如雨后春笋发的新兴纱厂都先后倒闭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教训，这是怎样的一个答案呢？我们中国发动得太迟。”所以，“我们只好赶着我们的力量收集最大的资本来和他们对抗了。但我们一国之内能够使资本集中到最大的地位的，不是只有以国家为单位，以国家的权力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吗？以国家为单位努力去提高产业，以防外国人的侵略吗？这样一来，共产党人就要说话了。”

第三，郭沫若以“新国家主义”为主要路径的马克思主义早期认知，又进而影响着郭沫若从社会经济制度、阶级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前途的分析和探索，这里面既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入的过程，也难免有宽泛和不确切之处。

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上，郭沫若明确指出，中国受英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而沦为“殖民地”、“次殖民地”的结果，“我们受外国人的共管……已经有了好多年辰了。”并且能用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驳斥了否认中国存在着阶级，反对进行阶级革命的言论：“最奇怪的是有许多睁眼瞎子的学者（？）竟忍心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没有地主和农奴的区分。这是怎样瞎说白道的混账话哟！”然而，此时的郭沫若对中国整体社会性质的把握尚不准确，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私有制——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几年后，侧身东洋进行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在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时，也将“最近百年”的社会性质认定为“资本制”。

二是在中国革命对象上，郭沫若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林灵光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如果成功，中国将会受到列强的“共管”。郭沫若在《双声叠韵》一文中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中国不用等共产党来革命，他早已被外国人共管了。此时的郭沫若深入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的关系，“执政的军阀实际上是外国人养的几只反毛狗”，正是这对主子和走狗的相互勾结统治蹂躏着中国。他在《国际阶级斗争之序幕》一文中明确地说：“‘五卅’以前的中国内乱，实在不是中国自乱。是各帝国主义者之争，英美助直系，日本助奉天，所谓中国军阀，适成了帝国主义者的傀儡”。

因此，郭沫若是把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一并提出来的。但是，源于将中国社会性质认定为“私有制——资本主义”，郭沫若在中国民主革命对象的认识上也曾出现过偏差，即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也作为革命对象之一。“资本家是社会的盲肠炎。他们对于社会是并没有甚么贡献的。社会呈出纷扰的状态，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这条社会的盲肠害了盲肠炎的结果啊！”“私人资本主义之在中国充其量只能制造写阻碍社会主义实现的小资本家。”

河上肇

三是关于“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的理解。林灵光根据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下篇第四章“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计画”的观点——“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是招致生产力之衰退，而终归于失败，即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纵可成功，而其成功亦不外限于政治革命而已”，认为“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是“危险”的，对于社会物质条件发展极其落后的中国来说。这一指责似乎很有道理。郭沫若在《社会革命的时机》一文中反驳道：既然我们已经通过唯物史观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又何以不能及早想个方法，使自己从‘盲目的物质的社会力’及早脱离，使我们早得幸福的生活呢？”所以，在私人资本主义未到破产之前，早早企图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革命，以“缩短”而且“缓和”大多数无产阶级的痛苦，“岂不是于理当然，而且事实上亦不见得是不可能的事吗？”“我是相信在产业未进步、物质条件未具足的国度中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之政治革命是愈早愈好的。”“总之，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只要企图得法，不见得便是定要失败的事情。”

此时的郭沫若对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和满腔热情，对国家主义派“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是“危险”的论断进行了有力地反驳。同样我们也要看到，郭沫若的言说大致上是感性的激情大于理性的冷静，虽然肯定地指出“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在中国是可以进行的，但是，结合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具体实际去分析“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找出在“产业未进步、物质条件未具足”的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具体道路与步骤等问题，此时郭沫若还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有待于他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继续探索实践。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4期

本期编辑：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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