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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姿 | 作为“民族魂”的鲁迅 ——根据1936—1949年祭文的观察

杨姿 西川风 2021-09-20

杨姿


作为“民族魂”,鲁迅生前的种种言论被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战事的宣传以及对敌的斗争。从抗战的爆发、相持,到攻坚,每个阶段中的国民精神的鼓舞与高扬,都有鲁迅符号的参与。从鲁迅逝世后的纪念性文章,揭示出鲁迅精神如何在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阶段性地重新得到解读,同时,也为接受群体的影响方式做出阐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从那个时候起,直到1949年中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大陆境内的基本解放,在长达十三年政治动荡、国土分裂的艰难岁月里,广大民众、进步青年和政治领袖对鲁迅进行了各种样式的纪念。这些悼念,一方面为统一战线的建立,持久战的开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增强了民族自信力;另一方面,试图总结并规范鲁迅的后世影响,力求将鲁迅的成就与历史发展道路结合,但由于个人立场以及思想认识的差异,其引用材料和论证方式并不一致,因而所怀念和塑造的鲁迅也在共同目标下呈现出内在的相悖之处。


事实上,在建国后近三十年内,这些各自不同的声音随着时代推进也逐渐变为整齐划一的论调。新时期以来,学界呼吁对真实鲁迅的还原,努力揭开覆在主体身上的层层面纱,对鲁迅本体的阐释已为丰富,而对接受群体,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种种分歧、争议的梳理分类,将为我们获得鲁迅在国民信仰中发生、成长状态的全面展示。



一、符号的分歧


鲁迅生前对自己死后的设想有两处重要记录,一是《忆韦素园君》中“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鲁迅借韦素园谈到生者对死者追悼的不轨,由此表现出关于追悼文字的警惕和戒除。二是《死》中类似遗嘱的七条训诫。前者可看作后者立论的基础。尽管鲁迅透彻祭奠有“骸骨的迷恋”之嫌与伤感的无效之用,但他却为刘和珍、柔石、白莽、瞿秋白……甚至内山书店的普通职员镰田诚一做过文章。鲁迅之所以激烈反对将自己作为悼念对象,是他力避个人思想中的积极面受到夸大、歪曲,或因消极面误导、有害于后世。


正如鲁迅的自我判断,其思想的复杂性在他无法阻挡的追悼过程中面临被肢解、被简化与被附会,即使偏离鲁迅初衷,这些对逝者或毁或誉的文学式追悼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仍产生了不可预期的影响力。无论是素未谋面的售票员、工人,还是围绕在鲁迅身边的木刻家、文艺工作者,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党外人士、国际友人,面对鲁迅的去世都不能遏制地提起笔来写下其朴素与敬重的悼念之情,这些祭文的传播又引发更多的忧思与追怀。


仅仅是一九三六年,全国悼念鲁迅特辑、专刊多达九十多种,《中流》杂志面向社会征求《哀悼鲁迅先生专号》稿件,半个月时间不到就收到了一千多篇投稿,在第一卷的五、六、七期里连续刊登了三十八篇,尽管大部分的稿子如今不能够再见,但从已有的和见诸其他刊物的文章可以推测出追悼者的情绪、立场和态度。从哀悼的主题和哀悼的角度,祭文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鲁迅人格的探讨,主要由正面的歌颂与侧面的辟谣构成。鹿地亘记录了与鲁迅短短的八个月相识,赞其“不屈的苦斗”与“不变的诚实”;王统照称其为“思深行坚的人物”“不避艰困的播种者”;吴克刚回忆了八道湾时期“大先生”对底层百姓的平等意识和无微不至的爱;陈子展说鲁迅“最令他感动的是正义”;宗珏以为鲁迅体现了“最严肃最公正”的人类精神;权华将鲁迅比作“扫除污秽垃圾的大扫帚”;以群感叹鲁迅一生一世都为民众着想,“刻苦奋斗,鞠躬尽瘁”。与此同时,针对鲁迅生前被人以讹传讹的一些污蔑,在悼文中也一一得到澄清。


傅东华


傅东华借鲁迅先生帮助救治自己儿子害伤寒病的事件,证明鲁迅不是“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也不是“唯恨哲学”“所憎的是他自己那个世代的人,乃至于在他以前的一切世代的人;他所爱的是在他以下的一个世代的人,乃至于未来的一切世代的人”“他的爱是有主义的”。欧阳凡海强调鲁迅不放松的攻击,并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辱,而是“为中华民族底公益而战斗”“坚信对旧社会的必胜的攻击”,即使是“猜疑”和“执拗”也具有多面性;洪基列举了三十年代的一系列鲁迅的“太热情”“是非观念太分明”以否定鲁迅的“孤僻”;郑振铎指出“故他不反对袁郎中,却反对提倡袁郎中或学习袁郎中者”,实质是对“有名无实”的反感,解释鲁迅并不“偏狭”。


虽然这些说法较多是印象式的、总括性的表述,即或是作为佐证的个别实例,也并未进行深刻的分析,得到的大抵是普适性结论,但正好是这样一些具备唤起性、感染性强、易于理解的质素,取得了更为广泛的舆论基础和民众信任,成为构筑“民族魂”的前提条件。


第二个方面就鲁迅影响的阶层、人群和精神波及范围与程度给予描述。如韦君宜回忆自己曾在北平图书馆读《为了忘却的纪念》,发现书页边有一个读者写下“光明,究竟要在什么时候才到来呵?”翻过那页就出现另一行字迹“你不知道么? 就是明天!” 通过两个陌生读者的问答,显示出鲁迅对国民自信心建立的引导与鼓励。李长之在追悼会上演说:“我们有许多思想,自己觉得仿佛是自己的,但却是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而得来的”,这是一种“青年气”,这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思想培养,证实了鲁迅对国民精神生活参与的充分与必要。萧乾关注到万国殡仪馆小吊客中的一个跛脚孩子,由此联想到自己做小孩时参加孙中山先生的悼念活动,“并没有摸清死的是什么,只是冥冥中一种超乎孩子胸膛容量的哀戚或尊敬感觉梗塞在我的喉咙间。”“这力量在茫然无识的孩子心灵上时常比成人更深刻更恒久”,售票员高淑英讲述了送葬那天所见的“花圈队”和“挽联队”都是不知名的群众自发组成,和六千多名凭吊者一同步行去万国公墓,进而呼唤“革命的,忠贞的,为勤劳大众而奋斗的战士们起来吧”。


蒋牧良更是直接地说到“(老太太们———引者加)不会以为参加一个文学家的丧仪是一个什么荣誉,也不是作伪,他们爱敬鲁迅先生的出发点,大概和我差不多”。从数以千计的祭文中,类似的文字比比皆是,他们透露出顿失一切的感觉,生活无底的空虚,没有了方向和支柱,用巴金的话讲,“国籍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的人却拥有“相同的悲戚的表情”。实质上,鲁迅的存在意义恰恰在肉身的陨灭之后空前凸显,他并非充满神秘色彩的偶像,也没有完备教义的召唤结构,就算有庞杂的思想体系,那个时候也欠缺系统解读,但他却获得了国民宗教式的膜拜,这是一种跨年龄、超阶级的信仰实践。在鲁迅称之为“沙”化时代的当口,国民却“聚沙成塔”地围拢到虽不确凿却异常坚固的鲁迅旗帜之下,这集合成“民族魂”的接受根基和推广阵营。


第三个方面涉及对鲁迅精神的梳理、概括以及定性。尝试这样做的人无疑有更深一层接触鲁迅的企图,但大体受到瞿秋白编鲁迅选集写序的思路,承认或否定鲁迅具有前后期思想演变。明确地提到鲁迅思想的“转变”有吴组缃(“在他一九二八年顷转变的时候”)和郭沫若(“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之交…意识方面…像小孩磨人似的打过嘴架”,成为“转换方向的契机”)。刘雪苇虽然没有使用“转变”,但他认为“有些人想将鲁迅先生的伟大意义局限在‘文化运动’或‘文艺运动’的范围里,而将他对整个革命斗争的思想指导作用忽视,抹杀或轻视他社会政治思想的宝贵内容,及这内容的社会意义,那是决定地错误的”,作者用了一个“迟缓”来形容“一九二八年的论争,并不表示鲁迅先生比不上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们知道有‘革命文学’的存在。鲁迅比她们知道得更早……”室伏高信首先评价了鲁迅所在的大时代,“在中国文坛上也是普罗文学登峰造极的时代。共产主义理论把中国青年的知识分子从头到脚地包裹起来,思想家必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作家必定是普罗作家”,由此评价鲁迅,“他是普罗作家或者不是普罗作家,对于他在文坛上或是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和名誉一点关系也没有”,意味着室伏高信认为鲁迅即使有“普罗作家的意识形态”,也并非“仅被它所拘囿,或者是对他倾以热情,我想他的为人毋宁是超越这些而崇高起来”。


王任叔


《中学生》杂志编者按指出鲁迅早先“反对儒家的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主张分别仇爱,认清是非”“民十六以来,他思想激变,实际参加‘反帝’组织,应用他的犀利的、深刻的、热烈的文笔,激起我们‘反帝’的情绪”,突出鲁迅“几年前他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口号尚加以嘲笑,然而不久他察觉不对,就亲自负起倡导的责任来”。与之相反,王任叔反驳了郭沫若和刘雪苇的意见,从字面意义解释“转变”的内涵,“有当于进化论上的‘突变’,是自量到质的变化,所为前后判若两人的意思,绝不是进化论上那种渐进的意思。日本把这种‘转变’叫做‘转向’到更来得明白确定些”,由此认定鲁迅“自从发表《狂人日记》起,一向就是以现实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的,而且他始终站在历史的现实主义舞台上,始终随着历史的进化的法则,走着他的路”,并通过对“现实主义”的层层剥离辨析,指出鲁迅的创作方法、艺术境界都在其思想指导下是一致的。


比较典型地持有“未变”观点的有许钦文,他是鲁迅的同乡,又是鲁迅的学生,与鲁迅过从甚密,在 1936 年内所写的悼文就有五篇,表达了他对鲁迅思想的观察:“时常有人说他‘转变’,其实他所转变的只是使用的手段;他的抗暴扶弱的精神是一贯的”(《在对鲁迅先生的哀悼中》);王仁济反对“许多人把这个时期(即:上海‘现实的战场’阶段———引者注)叫做‘鲁迅的转变时期’”“其实鲁迅何尝转变,鲁迅始终是一贯地作为‘青年叛徒的领袖’”,针对周作人在 1936年10月20日对《世界日报》记者所谈“鲁迅近年思想已渐转变,趋于救亡”,王仁济说“只要看看鲁迅在一九三一年答文艺新闻社,《×× 占领 ×× 省的意义》一文,便知道这不是转变,(最低是随着社会的转变,是指导着社会的)而是前进! 这不是狭义的‘趋’于救亡,而是领导所有‘不愿做奴隶的中国千百万群众’做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屠户宰割的弱小民族与无产阶级’的必须而迫切的战斗!”王仁济还列举了杂文、翻译、艺术等“各方面发展”,强调鲁迅所做始终是为“打破狭隘思想”,一直在“前进”;章乃器认为“五四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始终不出卖的”只有鲁迅先生,肯定鲁迅前后期思想的一脉相承,即对“五四”公义的秉承。


从这些字句铿锵、捍卫鲁迅的态度来看,争辩“变”与“不变”,都是为了衬托鲁迅精神的独特和伟大,但仔细斟酌这些文章会发现,无论是坚持前期的思想指导或是肯定后期的行动指导,其标准并不统一,比如对思想解放的程度、革命本身的内涵充满歧义,即使对鲁迅在前后期的具体思想的把握,也不贴切,仅仅是选择鲁迅作为某一主义的代言人,而不是基于对鲁迅的全面评判。


这样的逻辑使得文章中往往出现似是而非的表述,李蕤试图用鲁迅自己的文字来印证“从进取斗争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争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这中间是一个长远的蜕变的过程”“在晚年他是接受了一种思想,参加了积极的斗争,但我们却不能显明分出他‘转变’的界限,我们可以说他自始便是革命者,因为他自始便是攻击黑暗势力对人类的压迫”,足以见出,一方面无法回避“变”的历程,另一方面又力求“不变”的行动,从逻辑上来讲也是不可能的。根本看来,之所以引发这种内在矛盾,是因为对“民族魂”意义的认识偏差。如何才是承担一个民族脊梁的典范,究竟是颠覆几千年伦理纲常、冲破礼教束缚的思想斗士形象? 还是同情与援助最广大底层民众,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 这一分歧构成了1936年之后代表“民族魂”的两种精神导向。从鲁迅身后影响与国民信仰建构的关系而言,第三个方面的发生更有意义,更值得我们去研究。



二、 符号的赋魅


“民族魂”作为鲁迅的身后之誉与中国现代最关键的两次战争密切相关,其一是抗日战争,从抗战的爆发,到相持,到攻坚,每个阶段都有鲁迅精神的参与,鲁迅生前的种种言论被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于阵营的建立、战事的宣传以及对敌的斗争;其二是国内战争,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大的对立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制的不同,所以鲁迅对无产阶级天然的同情,成为民众接受的核心,对他生前的救亡主张、革命立场和革命态度的探讨与社会情势变化密切相关。


1936的公祭大会上,法电工人送了绣着黑字“民族魂”的白绫覆于灵柩,此后,这个称号在大小报刊杂志流布,尽管都指代鲁迅,但使用人所意欲表达的内涵却并非一致。随着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民族利益与尊严的保卫战背景下,鲁迅作为“民族魂”蕴含了更多被筛选的特征。1937 年在“陕公”鲁迅周年祭上,毛泽东重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任务,认为纪念鲁迅最重要的是将他看作“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并且将鲁迅“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归纳为“鲁迅精神”。


今天重新理解这篇讲稿,并没有像后来许多学者指出的鲁迅沦为了“政治的工具”,毛泽东较为客观地评价了鲁迅的身份、写作以及生活,目的是结合陕北公学“有真理”“讲自由”的环境要求学习鲁迅,创造“革命先锋队”。因为不涉及对鲁迅早年思想的评述,也无所谓抹杀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性,鲁迅作为祭奠对象承担的是革命行动派的意义,但这种“厚此薄彼”的印象造成了舆论和广大国民接受鲁迅的重要依据。沿着这一思路,祭文中对“民族魂”鲁迅的塑造从首肯后期而不否定前期,到为突出后期而诋毁前期。


艾思奇


二周年纪念的时候,艾思奇提出“鲁迅主义”,这是对毛泽东“鲁迅精神”的一个跟进,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很显然这个“主义”的提法受到马克思理论影响,“鲁迅主义的基本精神,简单地说,就是:为民族求解放的极热的赤诚,和对工作的细致而认真的努力。”“我们创造一个新名词———鲁迅主义”“一切就是为了要活”“努力做一个很好的鲁迅主义者”“学习鲁迅主义,并不在于做文章,并不在于俏皮和讽刺,而在于不论在什么工作当中,不论在文艺和一般文化当中,或在政治、军事以及一般抗战建国的工作当中,都能够贯注着这种坚决不妥协的,英勇牺牲的精神。”


应该说艾思奇“创造”的这个“鲁迅主义”,是单薄的、但又是极易执行的,没有思想者的复杂性,却有英雄模范的普适性,鲁迅精神成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药,但这味药的本性却显得模糊而暧昧,比如在文中作者提到“反对愚昧,反对黑暗,痛恨阿Q主义,这只是他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从他的积极的另一面出发”,按照鲁迅生平,写《阿Q正传》在前,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后,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逻辑,但艾思奇却说对阿Q的批判根源于无产阶级思想,为了证实“主义”的彻底性,对鲁迅的思想构成发生了第一次倒置。天佐以“虽然鲁迅先生自己没有说明他的战略,但是阐明他的战略却正是我们的任务”为宗旨,说明创作样式的多样化与“文艺游击战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一致的,进而强调“政治斗争”的功用,意味着鲁迅的文艺战略和“政治斗争”共享同一手段、同一目的,都是“一方面反映大众如何沿着政治斗争的轨道迈进,一方面指点大众如何走到政治斗争的轨道上来”。


从精神指南到战术分析,来自延安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将鲁迅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而且散发着浓厚的战时中国的气息。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一直低迷不振的国族是一次唤醒和集聚,从忍辱负重的命运转入为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时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激进。祭文作者在这一大前提下,自然而然把鲁迅作为凝聚广大民众积极献身革命、投身抗战的旗帜,因而在抗战初期,“民族魂”更多地呈现出政治优先的底色。进入相持阶段,战争的紧张气氛趋于缓和,一方面从战术上有了非正面冲突的各种迂回战,强调“持久战”,由此,以鲁迅的“韧战”精神作为遵奉与学习的对象;另一方面,从战略上对敌人高度戒备,体现为阶级阵营的严格区划,鲁迅被进一步归于正义同盟,甚至是正义准绳。


具体来看:第一方面,罗荪针对当时“牺牲救国”的主张,认为那本质上是“妥协主义”“奴隶主义”,借许广平在《救亡日报》上发表《鲁迅与抗日战争》一文中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散兵战”实质是“保存自我,不做无谓牺牲”,指出鲁迅“宁愿战死,莫做奴隶”的精神,“那犀利,猛鸷的攻击,那不妥协的,战到底的韧性战术,使敌人怯步,使小丑落胆”才能够体现“鲁迅风”;郭沫若再次强调鲁迅精神就是“不屈不饶,和恶势力斗争到底”;邵荃麟也坚持鲁迅思想有一个变化历程,“这个思想的转变完全是适应于历史现实的要求的”,并且由鲁迅个人的思想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中国要走欧美资本主义同样的道路,客观上是不可能的。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以真正人民为基础”,可以看到,鲁迅的个人道路已经被典型化为一种中国的道路,鲁迅早年“发掘出他们创痕中的毒素”,晚年“更清楚地看到人类生活的远景”,支撑这一道路的便是“对人类伟大的爱,对于中国民族生活深澈的认识,他那坚韧的战斗精神”。


总的说来,对鲁迅“韧性”精神的崇尚与高扬基于抗战局势的改变,即外部环境赋予了鲁迅之“韧”以指导性和实践性,其内在逻辑却不曾深入探讨,即“韧”的多种呈现方式,以及鲁迅的“韧”与反日侵略的“韧”相似和相异之处,为什么同其他理论相比,“韧”的理论更易于让国民接受? 但这些问题在全民抗敌热潮中,不是作为思考的重点,而直接用作对策。


第二方面,鲁迅被更直接地用于阶级划分。1939年1月,《鲁迅风》由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王任叔创办,金性尧承担编辑工作,第一期上许广平便指出,杂志的诞生是“志同”,而非“党同”,实质上表达了她对鲁迅精神继承群体的意向,即更广泛的,无界限的,低门槛的一个设想,作为鲁迅最亲密、最信任的伴侣,这个“志同”的认可应该是接近鲁迅本人的想法,只是许广平个人的声音不久就被淹没在民族性的有目的的御敌宣言中。


聂绀弩说“八一三”抗战开始,“现在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为全民族争生存的战争,是过去所没有的……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旧生活为新生活的另外一种样式的生存”,在这个前提下,对道德的标准就有了更新。借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你们违反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一句话,聂绀弩指明只要“反对抗日战争”就是“违反今日中国人为人的道德”,此文写于1939年10月19日,是一篇不太正规的祭文,但以鲁迅生前言论作为立论的格式已经逐渐普及,因此这篇文章所具有的号召性和战斗力是颇为强烈的,内中涉及的道德评判显然非常粗线条,这种评判简化的前提是对鲁迅本身的简化。无论鲁迅生前是否被骂做“汉奸”或“买办”,无论鲁迅自己是否有一贯统一的思想,都已经在民族战争的作用之下变得空前“革命”一体化。巴人也借鲁迅“谩骂固然冤枉了许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扑灭了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证明“纵容邪恶便是灭绝正义,放过坏人便是打击好人,对坏种的斗争,应该是每一个爱人类、爱民族,爱自己的青年必须负起的责任”。由此能够得知,简化道德观念,扩大阶级战线,一切都是为了战争服务,而鲁迅的“民族魂”形象也与这一场民族性的战争密不可分。


这两个方面,大多数时候都是作为结论使用,至于鲁迅对哪个进行韧战,鲁迅站在哪条战线并没得到仔细深究,原本在抗战起始阶段对前后期思想不同点的讨论,也慢慢变得模糊了。


刘雪苇以“个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分———“‘人’的‘个性’解放到一个‘人’的完成,曾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贡献之一。但资本主义却又把‘个性解放’的人拉到个人中心的‘个人主义’去了……‘个人主义’是反对集体,轻视集体,与集体主义是不能相容的”———证实鲁迅“从对封建思想的废墟上靠着自己敢于‘正视’一切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方法,沿着历史底最实际行径路线,脚踏实地地一步步通过了‘民主主义’思想而走上社会主义思想”。刘雪苇的论述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立场,高度肯定社会主义而否定资本主义,其划分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含混之处,仅仅以“个人主义”来分辨社会性质是不准确的,因为“个人主义”的内涵也是复杂多样的,但就是在这个不确切的基础上他得出了鲁迅由“个性解放”思想过渡到“集体主义”思想的结论,指出“他自己的憎与爱就是代表着社会上的憎与爱”。尽管在文中作者也意识到“启蒙运动的‘旧事重提’,在中国是必要的”,但“集体的革命斗争”更为迫切,所以后者更是“最革命思想的新领域”。可见,社会革命才是产生“民族魂”的战场,抗战的相持期加剧了国民生存处境的痛苦,物质的剥削较之更为实在精神的压迫,对鲁迅的借重必然着力于他的基本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面,并且以这样的思想来指导社会革命的各个方面。


《中国文化》杂志


例如对文艺理论的讨论,胡蛮在 1940 年《中国文化》的创刊号上专文谈“中国的革命的文化和艺术运动的问题”,他以为该问题中心在于“怎样接受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历史遗产,和怎样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的、革命的、大众的文化和艺术”,借鲁迅的演讲或书信来说明“理论和创作必须和政治联系起来打成一片才能够发展”,胡蛮说“‘五四’开发了民族的民主的文化,但是在形式上偏重于吸收‘欧化’的文化,在艺术上也是发展了欧化的技巧甚至形成了欧化的作风,那是为了打破封建主义饱受的传统主义,于是,或多或少的矫枉过正的轻视了民族文化历史遗产的一切优秀的成分,甚至忽视了脱离了大众生活的习惯和风尚”,因此“九一八”之后,“大众化”的口号对“五四”运动的缺点是长足的弥补。这篇文章将鲁迅推到文艺大众化先驱位置上,强调鲁迅身上具备的民族文化优秀遗产,根底上是肯定了鲁迅后期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鲁迅对战时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政治的奠基地位。借对文艺理论的讨论展开对鲁迅文化遗产的评价,更多的是将鲁迅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回应“民族魂”形象的构筑。


和整个崇尚“延安化”鲁迅的社会风气略有不同的声音也存在于抗战八年之中。《中学生》杂志作为教育方面的核心读物,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中谈到“从‘救救孩子’到‘关心青年’,始终不弃的是对‘人’的关注”,强调鲁迅的前期思想对教育心理的贡献;荆有麟回忆 1923 至 1924 年间的鲁迅,认为那个时候的思想以“自由”为特点,“认真”为底色,已经成为最广大青年接受和学习的源泉;鹿地亘倾向于对鲁迅的整体评价,指出鲁迅是“反映时代的巨镜……镜子绝不修改映像。那是刚直之魂的化身”“镜子不会说谎,它也不会妥协”,应该说,这种抽象化的“民族魂”表述,代表了日本学者对鲁迅的惯有印象和评判逻辑。


小田岳夫针对一部分人认为鲁迅参加左联是“转向甚至投降了”,他解释说并非由“非革命”转向了“革命”,“他自己丝毫没有转向的意思。虽然他有态度的发展,但却从来不曾转向过……他和革命文学者的斗争,是单单攻击着似是而非的革命文学,绝不是攻击革命文学的本身”,而认为鲁迅一直都是“革命”的。事实上,这是对“革命”内涵的界定问题,小田岳夫更为认同鲁迅前期的思想革命。这些接受了鲁迅尼采风格、进化论特征的思想影响的后学,在认清中国战局之后,依然坚持以精神革命为主旨的社会导向,尽管他们不一定是拥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也并非深谙鲁迅对中国性痼疾的诊断,却以思想式武器为推崇,形成了虽不成气候,但始终未间断的前期鲁迅支持群体。



三、符号的延宕


日本侵略战让鲁迅在国民心目中日益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共产主义战士,随着抗战走向尾声,这样的印象愈加明显,沦陷区人民对鲁迅的特殊感情尤能说明这一问题。鲁迅逝世九周年的时候,有人写道:“到一切笔都已经参加跪倒的行列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这之后,于是有些良心尚未死灭的人便想到鲁迅,他能挺身立在那里看,就在这样的满含愤怒的目光中,我们乃能看见一丝,但是能穿透一切的正义或公道之光。”作者借此问“鲁迅先生的值得信奉之点是什么或在哪里呢?”乃是“彻底的反磕头主义者”,可是转而又问到“信鲁迅,哎哟,这从此刻到现在之后也许不会再引来麻烦吧?”可见,当黑暗笼罩于国民生活,即使反动统治阻碍与封杀对鲁迅的宣传,鲁迅依然在国民心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七七炮火在卢沟桥燃烧起来了……我读着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一遍又一遍,它使我看见了前边的道路,他使我认清了不远的将来,他使我认清了广大的世界。”“鲁迅比耶稣还伟大,他不借助什么神灵,而且坚强地破除迷信”,这些发自肺腑的感言,这些紧紧依附着鲁迅的后亡人,让我们看见鲁迅如同民族的“驱魔人”一样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所谓的“魔”一方面来自民族外敌,一方面还是自身痼疾。虽然举国重心都在御外侮,但后者的存在也引起过祭文作者的注意,胡风就是从这一角度进行多次阐释。在逝世三周年纪念的时候,胡风以鲁迅介绍世界文化“同情弱小”和“同情进步”的态度说明鲁迅“彻底地反封建”思想立场,在逝世五周年纪念的时候,胡风说“我怀疑读者也许只把这一‘斗争’当做‘打仗’解释的”。为了进一步说明“斗争”的涵义,他以近代中国的发展为例,“在落后的东方,特别是这落后的中国,启蒙的思想斗争总是在一种‘赶路’的过程上面,刚刚负起先锋的任务,同时也就引出了进一步的新的道路。但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战士,得即于现实也针对现实,不能只是急于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底头奖。这样说,并不是看轻了思想发展底重要,而是为了加重地指出,思想底发展只能在基于现实也针对现实的斗争里面真正地达到,而且,只有在相应的程度上把握住了由现在通到未来的历史任务的思想战士,才能够真正地执行基于现实也针对现实的斗争”。


胡风


胡风认为,鲁迅之所以把握住变革的核心,在历史的多个阶段处于前锋位置,恰恰是在于对现实情况认识的深刻。由此表明思想斗争在反帝战争中的必要与迫切,“鲁迅的一生是为了祖国的解放,祖国人民的自由平等而战斗了过来的。但它无时无刻不在‘解放’这个目标旁边同时放着叫做‘进步’的目标。在他,没有为进步的努力,解放是不能达到的。在神圣的民族战争期的今天,鲁迅底信念是明白地证实了:他所攻击的黑暗和愚昧是怎样地浪费了民族的力量,怎样地阻碍着抗战怒潮地更广大的发展。为了胜利,我们有努力地向他学习的必要”,“四年的时光流过了,……不断的吃苦,受难,以及血的教训,一天又一天地使我们渐渐懂得了所谓解放所谓持久战地意义。”胡风所理解的“持久战”,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而是自查自省的逻辑,是对民族进化的认识,他重新提出“解放”的概念,做深度阐析———即解放不是向外的,对形式上约束的反抗,更应该是对内的,对精神自缚的反思;胡风曾借汪精卫的附逆证实“不要进步的人终于会背叛解放”,说明人类的“进步观”,心性解放的重要性,故而胡风说,如果鲁迅活着,“决不会高兴到乌托邦里去寻求‘胜利’,把斗争底新的开始当做斗争底终结。”


胡风相当正式和焦虑地说出了自己对鲁迅精神的发扬问题的思考,即要彻底改革,做国民性的改革,对于光明底下的阴影的曝露和抨击是必须的,不能被大局战争的胜负掩盖腐败的真相。即使在建国之初,胡风也保持了这种“胜利”面前的“清醒”:“战斗胜利了…鲁迅的方向…到此为止了呢?”———针对许多人认为“人民看不懂鲁迅的作品”,因为“那是政治性很小的文艺”,胡风却认为“思想性”是首要的———“当初从湿柴烂草里面把火种吹燃起来的那种经验”的宝贵,“思想矛盾还原到了物质矛盾底关系,物质改造的力量压迫着对敌思想后退到降服状态,就可能不会理解当物质关系应该改变而不能改变的关头,反映这个应该改变的要求,为了引起或促成这个改变到来的思想斗争所需要的努力和所负担的艰巨。”


1949年,“政治性”已被潜在地规定和认可文化的主流标准,尽管胡风所说的“物质关系”是一种无产阶级理论中的“生产关系”的变形说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的讨论,但他却对“五四”文化精神一以贯之,这种强调和坚持,源于对鲁迅的情感,一定是非官方的,不是强加派定的,是自觉的,甚至是下意识的。


这篇文章写于当年的10月14日,胡风指出“每年的十月十九日,是对于敌人的一个示威,是对于敌方思想阵线的一个突击,而对于人民和革命的文化战线说来,是一个再进军的号召,是一个‘要更清醒些!’的警告。到了后来的几年,反动统治越加残暴,人民底革命意志底反映愈加困难的时候,十月十九日的群众集会,不管因为敌人底压迫,它形式上的规模是怎样小,但几乎变成了直接的政治性的行动了…对于战斗者,特别是纯真的年轻战斗者,鲁迅是一个神圣的存在,一个代表了人民革命底庄严的性格的存在,不容许敌人污蔑他,也看不得有谁去轻佻地接近他的”。作为鲁迅精神最忠实的继承者、捍守者和实践者,胡风同其他的祭文作者相比,总是发出异声,他的鲁迅影响总是呈现出一种“源头感”,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胡风对“民族魂”的评价方式,即民族精神的健全与铸造是鲁迅对国民信仰最大的贡献。


但胡风的“民族魂”理解方式并不能成为四十年代主导性的祭文风格,经过“反卖国反独裁的人民自卫战争”,当战役不断告捷,鲁迅所担当的角色定位日渐明晰。默涵写于1948年10月19日的《怎样学习鲁迅先生》最接近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判断:“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而参加社会斗争的。他从单纯的‘富国强兵’的思想到相信‘进化论’,以至终于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这一方面是囿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所决定的,鲁迅先生所走过来的长远曲折的思想道路,也正反映了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鲁迅先生从反对袁世凯段祺瑞到蒋介石汪精卫,经过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个阶段”“他的思想所以能为中国广大青年所接受,成为我们的自我改造和对敌斗争的武器,就因为它所包含的丰富深刻的人民性:他主张文学就是宣传,革命的文艺就是人民的宣传武器,这是真正的人民的功利主义。”


 默涵的“人民性”富有中国革命特色,“是人民武装反对反动武装的斗争”,因为斗争的残酷和不可避免,所以立足在鲁迅对“斗争”紧要性和持久性的强调,鲁迅的思想武器,被直接简化为武力武器。将默涵思路更具体化、更详实的阐析的是冯雪峰,他以“独立的现实主义”归纳鲁迅的文艺创作和精神宗旨,现实主义体现为“爱国主义”和“对人民的爱”,前者“从思想上说,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远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已经更具有我们在‘五四’时期才能抱有的那种思想和见解……他的见解比当时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或思想界权威都来得彻底和深远……不让自己成为狭隘的爱国主义者,更没有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又近视又迂阔的那样的救国思想家”;后者“是对人民力的探索”———“这其实是鲁迅现实主义的实质和基础。”“可以说,他的现实主义是从他对于历史力,社会力和人民力的一种探索的、追求的努力所凝成的。鲁迅终生都可以说是在探索和追求中,要探索出究竟是一种什么的历史的根本力量在促进或阻碍历史的前进。”


一方面揭示鲁迅的爱国不是僵化的、机械的,区别于普通的民族主义侵略论,而是追根溯源地挖掘鲁迅的爱国思想成因,显然是受到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人民的爱并非局限于对战难的抚慰,而是既看到鲁迅最早对人民意识的探索,“压在国民身上,使国民成为变态和麻木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种种沉重的压力”,也正视因为革命形势变化,“鲁迅不得不把重心放在挖掘和改造社会上面”。进而解释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鲁迅所探索的也不能不是人民的群众的力量,而不是什么超人”“鲁迅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在客观上,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的反映,另一方面跟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现实发展又不能不成为解放人民群众的意思,就是:解放个性的任务在客观上不能不扩大为改革社会而解放人民大众的任务,只有在完成了解放人民大众的任务中才能一并完成了个性解放的任务,鲁迅自己就这样发展过来,从最早的个性解放而达到最后的工农大众的解放的结论的”。


冯雪峰


冯雪峰否定了“超人意识”,但从反面承认了鲁迅所受到的尼采影响,应该说冯雪峰的判断既维护了鲁迅精神中的民主主义色彩,也坚持了鲁迅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对“人民性”理论和鲁迅关系的梳理,打通了早期“国民性”问题研究以及后期“无产阶级”的思想认同,“鲁迅思想的冯雪峰中心价值,不在于一般人类问题有什么哲学性的思想上的贡献,而是在: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旧社会的空前深刻和精辟的解剖;把重重叠叠压在人民身上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黑暗反动势力加以揭发,返覆又反复地向人民和青年加以警告和忠告;在他一生的思想斗争中,积蓄了那么多的战斗经验和教训,形成了他特出的———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是那么重要和宝贵的———战略和战术;眼睛看住人民,发现和培养了人民的力量。他终生对历史的反动力量战斗着,把自己看做人民的一个先驱者,一个前哨的士卒或斥候,从不把自己看成一个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冯雪峰认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认识———作为依靠力量———与鲁迅“国民性”理论是合流的,只有本着鲁迅的这一逻辑,才能解决“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客观发展上的种种矛盾”。


客观地讲,鲁迅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的贡献是“笔”,而非“刀”,正如李芳兰说鲁迅“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队里,用一支笔戳穿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假慈悲,假道德,假面具”,因此,鲁迅的民族魂印象,始终应该是思想的深刻与品格的坚贞。但同时,鲁迅逝后对国民信仰的参与又不得不与中国30、40年代的社会政治命运连接,因为践行党派意志的需要,因为服从国家主权的需要,他的革命姿态被理解为单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


从广大社会群众的接受来看,这种分歧在宏大的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背景下,集约为“进步”或“落后”两个标签,战争的紧迫性不允许鲁迅精神复杂性在阐释中不断丰富,而是在先进性的追求中,依靠外部力量将主观意志的多层现象冻结起来。群众顺从权力导向的传统文化心理,一方面作为受体,另一方面也扮演了传播介体,让鲁迅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立足于当下的政治实践,而置精神的长远发展于政治革命利益之后。虽然 40 年代末期,祭文中出现了“人民性”特征,可也不能体现“民族魂”的全面风貌,毕竟对“人民”的概念只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思想理论上,不能概括早期鲁迅思想。尽管如此,各个阶段的祭文仍旧扩大了鲁迅在国民信仰中的影响,开拓了多种思想集聚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


本期编辑: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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