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 东北抗日文学文献整理的新收获——张中良谈《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张立群

采访者按：历经近三年的编辑，由张中良教授任总主编、章海宁先生任副总主编的《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由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大系》分短篇小说（３卷）、中篇小说（２卷）、长篇小说（５卷）、报告文学（３卷）、评论（１卷）、诗歌（３卷）、戏剧（２卷）、散文（１卷）共８种２０卷，各分卷主编依次为洪亮、段从学、逄增玉、赵伟、颜同林、李怡和李俊杰、黄万华、张立群。《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是东北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鉴于其许多内容是从原始期刊中查找并首次收录、与广大读者见面，是以，《大系》的出版必将在填补以往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工作中若干空白点的同时，推动东北现代文学特别是“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东北抗日”阶段的文学研究。

为了能够全面展现《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的文献资料的意义和价值，笔者采访了《大系》总主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中良老师，并期待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将编选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获得的经验一一呈现，从而对长期被忽视的东北现代文学尤其是“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东北抗日”阶段的文献和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提供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并期待由此推进东北现代文学研究。

       《1931年—1945年中国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张立群：和《大系》联系在一起的话题有很多，比如您在《大系》“总序”开篇就提到的长期存在于学界的带有普遍性的看法，即“东北抗日文学被等同于１９３７年前后的东北作家群创作。这种历史叙述缩短了东北抗日文学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历史跨度，简化了其创作主体的复杂构成，遮蔽了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审美建树，低估了东北抗日文学的历史贡献”。而本次访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在向广大读者介绍《大系》编选构思、原则和目的的同时，突出《大系》在文献史料搜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方面做出的贡献？

张中良：２０１５年适逢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历史教科书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知识渐由“八年”变更为“十四年”，但是，多年形成的“抗战八年”历史认识仍有不小的惯性，在不少人的认知中，似乎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东北便立刻全境沦陷，东北没有抗战。这显然是严重的误解，九一八事变当夜，沈阳北大营驻军与东北讲武堂即有应激性的武装反抗，长春等地也有规模不等的反抗。11月下旬，东北军装甲车部队在北宁线与日军激战。１２月，东北军三个旅与公安部１６１队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北平）宁（沈阳）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１０月起，黑龙江守军即有对日伪的抵抗，月有马占山等领导“江桥抗战”，苦战半个月、致敌伤亡千余人。１９３２年２月５日哈尔滨失陷，抵抗了４个月零１８天之后，东北全境才告沦陷。在此前后，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规模最大时至少有三十万人之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与后来统一编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坚持，即使１９４０年由于损失严重，主力不得不退到苏联境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进行休整训练，也不时派人回国执行作战与侦察任务，尤其是抗战最后一个月，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出多人在５７个战略要地空降，执行侦察、建立桥头堡与电台任务，为苏联红军的进军东北大获全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说东北抗日不仅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哨战，而且也承担了收官战的历史使命。东北抗战文学恰恰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悲壮惨烈的东北抗战。

但是，从既有文学史来看，言及东北抗曰文学只是提到东北作家群，似乎关注东北命运的只有来自黑土地上的几个作家，他们表现抗日的作品也只有《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有数可计的几部。然而，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引起了举国上下的舆论反响，《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大量表现九一八事变激起武装抵抗与爱国热情的作品，各种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都在创作中表达对东北命运的深切关注，左翼作家与《北斗》等刊物即使仍然坚持批判带有官方色彩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立场，但也创作与发表了不少抗日作品。创作者从东北到南国，从文坛到民间，可谓星罗棋布；创作时间从九一八当年直到八一五光复；文体不仅有新文学的新诗、话剧、小说与散文，也有旧体诗词、民间曲艺，跨越文学、音乐、美术与戏剧。编辑出版《大系》的目的就是要呈现丰富的东北抗日文学面貌，进而借此还原悲壮而艰难的东北抗日历史。

说到编选原则，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历史还原。据此，充分利用民国报刊数据库，也参照近年的出版与学术成果，尽量从原始报刊寻找第一手文献。这样，在作者方面远远突破了东北作家群乃至知名作家的范畴，反映出东北抗日文学创作主体的广泛性。许多东北作家因日伪高压统治而流亡入关后，不仅心心念念沦陷的故土，而且也书写内地的抗战。考虑到要呈现其一而贯之的抗战姿态与开阔的视野，《大系》也适量收入东北作家表现内地抗战的作品。

  萧军《八月的乡村》，上海容光书局1935年版

张立群：作为一个参与者，我在编选过程中曾遇到如下难题，许多篇目不仅前所未见，而且还闻所未闻。以我编选的“第八卷．散文”为例，记得最初接到编委会拟定的篇目时，我觉得工作会很简单，因为像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罗荪、马加、杨朔等都有相应的作品集，而像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更是在文献整理方面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由编委会拟定的很多篇目如舒群、罗烽、马加、杨朔等的作品不仅在《舒群文集》《罗烽文集》《马加文集》《杨朔文集》等已出版的相关作品集中无法找到，而且在已有的、较大规模的相关文献整理如由张毓茂先生主编于１９９６年在沈阳出版社出版的８种１４卷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１９１９一１９４９》，由王立民、丛坤先生主编于２０１１年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中也未曾找到。为此，我还曾亲自走访了马加之子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白长青研究员，翻阅从８０年代初到１９９８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７卷本《马加文集》。白老师告诉我编委会拟定编选的《登上了奴隶的国土》《我没有走开》两篇均只知道发表时间和刊物，但由于当时并未找到而未收入《马加文集》。按《马加文集.第７卷》的“附录：马加作品目录系年”记录，《登上了奴隶的国土》发表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６曰《天津中国新报》，《我没有走开》发表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号《文艺突击》三期。《登上了奴隶的国土》曾拜托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的同门师弟王士强博士查找，未果，最终也未能收入“散文卷”，令人回想起来感到遗憾。《我没有走开》是通过旧书网购买的方式，在当时出版的《文艺突击》上找到（具体出版情况为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６日《文艺突击》第一卷第三期，署名“白晓光”即马加的本名）。这种情况在罗烽的《苦刑》、舒群的《我们沉痛的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感言》（两篇均为王士强博士在国家图书馆复印而得）的查找过程中同样存在。此外，像孙陵的《兴安岭探胜》、舒群的《九月的夜记》和《故乡的消息》《时代最高的声音》《必须改造自己》以及罗荪的《送作家战地访问团出发》等，均是通过翻阅《光明》《中流》以及《解放日报》等原始期刊所得。

当时，包括我和协助我查找、编选的师友以及五位研究生都很“诧异”，不知编委会在确定散文卷拟定编选目录过程中是如何获得的这些以往并不常见的文献及其出处信息的？能否在回答这一问题的同时，谈谈“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东北抗日文学”文献搜集、整理中还存在哪些实际问题，以及应当秉持怎样的史料观、实践观以及相应的研究视野？

张中良：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十卷本“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积累，这次为使《大系》争取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前期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但篇目的补充与推敲、文本的落实，担任主编工作的学者则付出了无量的心血。如报告文学卷就加进了立川的《血战归来》。作者立川，文学史叙述中从未见提及。立川本名张永兴，又名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王立川、波波夫，１９２２年加人中国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曾受东北民众抗曰救国会派遣到辽西抗日武装高鹏振部、唐聚五部、义勇军第二军团工作，１９３２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中共派遣参加共产国际情报工作，１９３７年１月５日，与胞弟张克兴等在齐齐哈尔壮烈牺牲。立川以自身在辽西义勇军中的亲身经历与深人采访，满含激情写出报告文学《血战归来—关外义勇军抗日纪实》，为历史留下了高鹏振部义勇军浴血抗战的事迹。作品刊载于上海《新中华》１９３３年第１卷第９、１０、１１期，我们从《新中华》上辑来作品，提供了义勇军抗日的第一手文献。大系还收人朱铁雄《东北抗日联军》，张志渊《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女儿们》，松五等《东北抗曰联军游击实录》《全面抗战中的东北抗日联军—其发展、组织与活动区域》《抗曰英雄赵尚志》《李延禄军长会见记》《唐聚五将军与东北抗日文学》等，通过这些以往被文学史忽略的报告文学呈现东北抗日联军的悲壮历史与英雄形象。

有些作品当时稍做改动发表两次，因为《大系》不是个人全集，而是选收代表性较强的作品，所以，我们在最后统稿时，选择抗战期间作者自己的修订版。

抗战胜利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有些作家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后来又去了台湾，由于这个缘故，内地的文学史叙述中往往对这样的作家有所忽略，《大系》为反由于这个缘故，内地的文学史叙述中往往对这样的作家有所忽略，《大系》为反１６３映抗战时期文学生态，取其抗战时期表现抗日救亡意旨的作品，不为后来的政治倾向所左右。如孙陵，也选了他描写正面战场抗战的《突围记》。

张立群：在《大系》各卷前都有的“编辑说明”中，曾有“丛书所收作品的作者多出生于东北，或虽非东北籍，但在东北生活、学习、工作过，这些作者表现关内抗战的作品也适量收入；关内作者表现东北抗日的作品也在选编范畴之内，以此说明东北是中国之东北，呈现举国上下对东北命运的热切关注”。这一可作为编选原则的叙述在我看来，是对“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东北抗日文学”的文献搜集、整理采取了最为宽泛意义上的“范畴”确定，这种编辑方式是否会对多年来１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东北现代文学”（或曰“东北新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带来新的言说契机甚至是观念意义上的“挑战”？

张中良：之所以确定这一原则，是因为非东北籍但在东北生活、学习、工作过的作家对东北怀有深厚感情与切身体验，书写东北，如臧克家、杨朔等；将关内作者表现东北抗战的作品收入《大系》，正是说明东北是中国的东北，东北沦陷的屈辱与苦难是中华民族的屈辱与苦难，东北军民的抗战代表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选择范围如此确定，既是历史真实的反映，也是对当年日本侵略者炮制满蒙独立及近年分裂主义者所谓“中华七块论”的抨击。

东北作家群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最初诞生于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故土沦陷，东北作家流亡，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先后抵达作为出版中心、文化中心的上海，作品纷纷在上海问世。１９３６年９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东北作家近作集》，是东北作家较为集中的亮相，收罗烽、宇飞、穆木天、白朗、陈凝秋、舒群、李辉英、黑丁作品各一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八章“多样的小说”第五节题为“东北作家群”，奠定了东北作家群在学术研究与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体仅此一家。这一命名对后来文学史研究积极影响很大，但另一方面，后来的研究者也简单地把东北作家群等同于东北抗日文学，反倒忽略了东北抗日文学的丰富性。《大系》选材远远超出东北作家群的范畴，是历史的还原，希望借此还原汪洋恣肆的文学生态。

《东北作家近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张立群：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梳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大系》的出版特别是其对此前长期被忽视的部分作品的发掘、钩沉，使“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东北抗日文学”乃至整个“东北现代文学”都呈现了复杂的状态？！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东北作家由于环境所迫漂泊四方，着眼于１９４５年的时间下限，我们完全可以将流亡途中的东北作家总体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香港三个版块。三个版块由于区域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不同，造成了“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东北抗日文学”的各体文学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以及同一作家不同阶段的创作上都会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本身又会使“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东北抗曰文学”在整体上成为一个复杂的存在。正如研究东北作家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创作一直是“东北现代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时必须指出的是，许多以解放区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往往很少涉及“东北现代文学”和“东北作家群”这样的话题，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虽有共同之处，但却常常处于“分离”的状态，可作为一个期待整合意思的“客观存在”），正视、思考上述“复杂的存在”，显然可以在发现新的角度的同时推进、深化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以及“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东北抗日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能否就“复杂性”以及“地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角度，谈谈《大系》在具体应用方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张中良：东北文学在一般文学史中关注度不高，这与习以为常的中原文化中心观念有关，华夷之辨观念与心理妨碍了对东北文化的认识。把历史悠久的东北看作是化外的蛮野之地，认为东北文化只是关内流放者、逃荒者、流亡者与原住民文化的杂交，东北文化的“繁荣”只是１９世纪初清政府开放东北“禁地”之后的事情。那么，怎么解释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独标一帜的词作呢？怎么解释为什么《红楼梦》（曹雪芹）、《儿女英雄传》（文康）、《骆驼样子》（老舍）、《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生死场》《呼兰河传》（萧红）等经典小说都出自满族作家或东北作家呢？１９世纪初东北开禁、２０世纪五四新文化思潮的确给东北文化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文化自有其深厚的底蕴。

东北现代文学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大，首先是俄国文学，中俄近邻，近代以来随着中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俄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对东北尤其是哈尔滨影响明显，建筑、音乐、美术、文学，甚至语言，有些俄语词汇已经进人当地日常用语之中。其次是日本文化。俄、日对东北文化产生影响有两个典型性的场域：一是哈尔滨，二是大连。东北作家群最初集结于哈尔滨就是—个证明。

《大系》可以再次告诉读者，东北文学东北文化有其值得重新打量的必要与拓展认识的空间。

萧红

张立群：《大系》在收录作品体裁分编方面也很有特色。“这套丛书以体裁分编，以新文学为主，兼收旧体诗词和文言作品。”这一点，在李怡和李俊杰主编的３本“诗歌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旧体诗词的收入表面上似乎与“１９３１—１９４５东北抗曰文学”是“东北现代文学”或曰“东北新文学”有些出入，但在我看来，这一点恰恰反映了《大系》在丰富文献史料基础上的一种开放性视野。旧体诗词的收入首先与《大系》的“共同主题”一致，其次是扩大了东北抗日文学的领域。因为这一阶段的旧体诗词创作是在新诗创作已为写作者熟知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出现既可以反映作者的旨趣爱好同时也反映体裁形式本身可能存在的功用意识。旧体诗词形式入“新文学”且和新诗并列在一起，无论在文献资料搜集上还是文学的整体理解上都具有转变观念的意义，并以作品收录的形式体现了对现代诗歌的理解进而拓展了“问题域”。这一在我看来属于《大系》具有“横向迁移”的价值内容是否可以成立？

张中良：过去很长时间里强调新旧文学的对立，说五四文学革命势如破竹，很快就站住了脚跟，新文学稳坐文坛中军帐，旧文学销声匿迹了。其实，且不说新文学里含有传统文学的因子，就是传统文体本身也没有完全消逝。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开划时代风气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俞平伯等都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老舍、聂绀弩等几代新文学家都留下了出色的旧体诗，连殷夫翻译裴多菲的诗《格言》—“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比新体翻译更为朗朗上口、易于传诵。旧体诗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极大义愤，人们情不自禁地运用传统形式写下许许多多旧体诗，报刊发表与结集出版的只是沧海之一粟。《大系》选收了一些代表作，如古典文学教授刘永济的《满江红.东北大学抗日义勇军军歌》，冯玉祥的《塞北》《“九一八”七周年》，陈雷的《梧桐河起义》《赵尚志将军之歌》等，传统文学的根基可见一斑。《大系》也选收了一些歌词代表作，如张寒晖《松花江上》、李兆麟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露营之歌》，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四季游击歌》、赵尚志《战斗歌》、周保中《民族革命歌》；还有不少佚名歌词，如《游击队歌》《抗日歌》《青年义勇军歌》等。歌词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词自不待说，许多诗也有曲能唱。但由于现代文体观接受了西方四大文体分类的影响，一说文学就是诗歌（主要是新诗）、小说（主要是现代白话小说）、散文、戏剧（主要是话剧），反而遮蔽了歌词。事实上，歌词在现代具有巨大影响，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成为生命力恒久的经典作品。奇怪的是，文学史很少提及歌词。我们通过这套《大系》对歌词的选收，也希望增强研究者乃至读者对歌词的文学体认。

前面您提到编选原则，应该说超越纯文学观的大文学观也是《大系》的编选原则之一。在文体方面，突破了新文学的范围，雅俗、新旧兼收。若从审美标准来衡量，固然参差不齐，但是，各种文体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以象征诗的标准来衡量朗诵诗，不能以抒情散文的标准来要求战地报告文学，都市公园精心培育的奇花异草各有其美，而战地黄花自有野性的芬芳，“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露营之歌》质朴无华的歌词恰恰能够反映出东北抗联官兵冰天雪地无畏抗敌的实情。

               张寒晖《松花江上》词曲节选

张立群：《大系》大部分作品在文末标注了写作时间，若写作时间不详者则标注了报刊首次发表或结集出版时间，通过这种方式力争保留作品的“原始风貌”，而对于参照文集或资料选编而收录的则未标注出处（这点是我编辑“散文卷”和对照成书后“散文卷”的感受）。《大系》虽未编有“资料索引卷”或“史料索引卷”，但多卷后编有作品“存目”则适当弥补了不足，并最终使《大系》成为一个“点面结合”的立体存在。因为我目前正在做“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和“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的课题，自是对《大系》的史实性和史料性共存的特点十分感兴趣，当然，我也经常对在现当代文学范畴内谈论史料问题感到困惑。借此机会，想向您提出《大系》应当属于“文献”还是“史料”，或是二者叠加之后的“文献史料”？这涉及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文献”与“史料”及其相关命名的释义与区分，而对其回答在我看来不仅可以提升《大系》和本次访谈的“理论化”程度，而且还可以适度回应近年来“史料”研究热的现象。

张中良：“史料”比“文献”的范畴更广，文献是文字史料，此外，还有音乐、美术、建筑（军事工事、包括东北抗联的深山“密营”）、其他实物、特定痕迹（战斗遗迹）、口传讲述（也需要文字或录音）等多种史料。文献的钩沉与编纂是复杂的工程，无论怎样努力总会留下遗憾。尚未发现的文献还有多少，现在还不知道。文献发掘无止境，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发现。原来设想每一篇作品都要注明出处，有初刊或初版本的尽量用初刊或初版本，但实际编纂中困难重重，有的找不到初刊的刊物与初版本，有的即使找到了，作者后来有所修改，而且并非误排、错字的技术性修改与政治性的修改，而是审美表现方面的修订。编排的顺序，曾考虑以发表或创作时间为序，但一则时间的确定并非易事，二则完全以时间为序也不利于认识作家的创作个性。后来，还是选择了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文类的区分，有些作品既可归入散文，也可归入报告文学，这样的作品参照作家自己的看法及既有文集、选本的通例。                                 

最后还想说的一点是，《大系》不仅是目前东北抗战文学文献规模最大的一次钩沉与梳理，而且各卷的导言及总序也融入了作者的心血，表现出开阔的视野、深沉的史识与敏锐的审美感悟，具有不应忽略的学术价值。我不能因为自己要表现谦虚，就埋没各位主编的学术光彩，遂有此赘言。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3期

本期编辑：小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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