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佳宁 | 《子夜》对国民革命的“留别”

妥佳宁

    《子夜》中吴荪甫的政治立场不同于当时的南京国民党中央，而是支持国民党改组派也即国民党左派的实业政策。茅盾对这种实业政策的理解，源自他本人国民革命时期与国民党左派的两度共事。而历来被视作茅盾脱党 “自白书” 的诗歌《留别》 ，更多地是在告别茅盾以跨党分子身份亲历的国民革命。茅盾不但以《蚀》等早期革命文学创作，更以《子夜》这样的左翼文学经典，对工农与工商业者联盟的国民革命做出了文学“留别”，呈现了左翼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左派实业政策从一度期许到最终失望的复杂精神历程。

文学史经典一向认为《子夜》描绘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即1927—1937年国共内战期间的土地革命。然而茅盾谈论《子夜》写作时，却这样描绘1930年“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〇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既然“一九三〇年不是一九二七年”，那么1930年“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茅盾，如何运用1927年以前的实际革命经验来解答《子夜》面临的这些新“问题”？仅从“第二次国内革命”也即国共内战的维度，来理解吴荪甫等1930年“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吻合《子夜》的背景设定？“脱党”后却担任“左联”行政书记的茅盾，1930年开始撰写的《子夜》，又与1927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有什么关系？既往研究未充分讨论的这些问题，究竟昭示了茅盾本人怎样的革命记忆与精神历程？ 

这就需要超越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战胜买办的“意图谬见”，重新回到《子夜》小说文本，以大量细节材料呈现与此龃龉的文本原态。更需回到经济史、社会史、革命史的具体史实当中，发现茅盾精神演变历程的有效证据。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同时用于文学文本和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本，既避免退回到以论带史的“旧批评”，又在无数细节证据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对宏观理论问题的历史化认识。

一、实业家背后的国民党改组派

《子夜》写到吴荪甫与赵伯韬多次在公债投机市场上斗法。这里的公债投机与一般的股票交易不同，背后隐藏着尖锐的政治斗争。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蒋派同冯、阎、桂、张等各派新军阀争夺国民党中央统治权的战争。已经占据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蒋派，为筹集军费发行了巨额公债，即以政府债券的形式向民间借资。与大多数国家政府发行的“国库券”不同的是，一旦蒋派战败，国民党中央若为其他军阀占据，自然不会如期偿还蒋派向民间借资而发行的这些公债。故而蒋军胜则购买公债者增多，价格上涨，做“多头”者获利；蒋军败则购买者减少，价格下跌，做“空头”者获利。而当时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公债是逐月结算，每月的具体战争形势会对公债市场产生不同影响。
《子夜》所写的公债交易所斗争，第一次是1930年5月吴老太爷葬礼后吴赵联手做“多头”买涨获利。第二次则是6月初吴荪甫开始单独做“空头”买跌，赵伯韬则做“多头”买涨，故意与吴荪甫对立。6月4日张桂联军攻占长沙，但不久即撤退，公债涨跌几经波折，6月底吴荪甫终渡“险关”。第三次是7月吴荪甫坚持继续做“空头”，与做“多头”的赵伯韬在公债交易所决一死战，未到月底，即因杜竹斋的叛变而大败。

茅盾《子夜》上海开明书店 1933年

值得玩味的是，最初曾与赵伯韬做“多头”买涨而获利的吴荪甫，为何后来常常坚持冒险做“空头”，要看跌公债呢？除了与黄奋提供的战局内幕消息有关，恐怕还与吴荪甫的政治立场不无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时，冯阎等军阀联合当时国民党内最大的反蒋政治力量改组派，以标榜其政治“正统”。而1931年茅盾在小说《提要》中设定“吴荪甫为主要人物”的“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即汪精卫派）”，“银行资本家中，赵伯韬是蒋派”。在该《提要》手迹上，“即汪精卫派”这五个字是茅盾在原文旁边用另一支粗笔特别标注的茅盾对吴荪甫政治立场的特别标注，究竟在强调什么？改组派对1930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又有何种影响？

所谓改组派，正式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27年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因“清共”不力遭到排挤，当年12月被迫引退，再赴法国。而陈公博于1928年5月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6月顾孟余、王乐平创办《前进》杂志，都将海外的汪精卫奉为领袖，强调恢复“民国十三年的国民党改组精神”，标榜回归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正统，以此来反对占据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蒋派。1928年冬，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上海，1929年2月发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案。其时汪精卫尚在法国，陈公博也于1929年1月赴法，改组派实际就由王乐平负责。“继《革命评论》、《前进》之后，《夹攻》、《民意》、《检阅》、《急转》、《革命道路》等应运而生。”国民革命时期在武汉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这时也把《贡献》旬刊办成改组派阵地之一。陈公博、王乐平甚至在上海创办大陆大学，改组派在文艺界和青年学生中间一时风行。而王乐平被蒋刺杀，成为了1930年政治新闻的焦点。茅盾上述《提要》“总结构之发展”的第三条，就写“因而发生了暗杀及假借政治力量（赵勾通政治势力将以勾通改组派之罪通缉吴荪甫）等等丑剧。”而1930年刚从日本秘密回到上海的茅盾，初到表叔卢鉴泉家时，金融家卢鉴泉早已听闻是汪精卫叫茅盾回来，以图讨蒋而东山再起。尽管这一传闻立即遭到茅盾否定，但显然在《子夜》创作初期，茅盾就关注到了改组派的反蒋主张，并纳入创作视野中。

      改组派多次组织军事反蒋。直至此次“中原大战”与冯、阎、桂系联合反蒋；而汪派政客则在北平联合各派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正如前述《提要》所设定，《子夜》中吴荪甫“也和汪先生的朋友来往”，“盼望‘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而赵伯韬“他们希望此次战事的结果，中央能够胜利，能够真正统一全国。”故而吴荪甫才会在投机中屡屡看跌蒋派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偏要做“空头”，与常常看涨蒋派公债的“多头”大王赵伯韬，在交易所拼得你死我活。

      那茅盾为何会给实业家吴荪甫设定汪派政治立场，而给金融家赵伯韬设定蒋派立场？吴府葬礼上，陈君宜、朱吟秋、周仲伟等实业家交相诉苦，称工厂资金困难而借贷无门，金融界只管疯狂投机证券却不顾实业的资金周转需求。这被唐云山解读为蒋汪两派代表不同集团利益：“所以我时常说，这是政治没有上轨道的缘故。譬如政治上了轨道，发公债都是用在振兴工业，那么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关系就密切了。就不会像目前那样彼此不相关，专在利息上打算盘了。然而要政治上轨道，不是靠军人就能办到。办实业的人——工业资本家，应该发挥他们的力量，逼政治上轨道。”

 唐云山立刻利用机会来替他所服务的政派说话了。他一向对于实业界的大小老板都是很注意，很联络的；即使他的大议论早就被人听熟，一碰到有机会，他还是要发表。他还时常加着这样的结论：我们汪先生就是竭力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真心要开发中国的工业；中国不是没有钱办工业，就可惜所有的钱都花在军政费上了。也是在这一点上，唐云山和吴荪甫新近就成了莫逆之交。

作为实业家的吴荪甫，“他虽然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那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之所以会成为汪派的追随者，正是由于被称为“实业党”的改组派对工商业的支持。在吴荪甫热烈盼望的“北方扩大会议”上，汪精卫的《经济政策及财政政策草案》主张严格管控金融，而将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在实业上，与唐云山“发公债都是用在振兴工业”的理想高度一致，怎能不令吴府这些被金融界掣肘的实业家们为之倾心。此后实业家联合体益中公司的成立，就是在唐云山这种汪派理念下促成的。而梦想中的实业王国才是吴荪甫最终的大计划。故而小说手稿最初的一个英文副标题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即“中国实业化的故事”，才会化用改组派的“实业计划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与汪派发展实业的政策相反，蒋派在“四·一二”前后获取上海金融界及外国资本支持，不仅滥发公债，其与各派军阀的混战更导致《子夜》里益中八个小厂的产品销路受战事影响。难怪实业家吴荪甫政治上会反对国民党中央。

汪派拉拢工商业者建立革命同盟的做法由来已久，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接连发表汪精卫“切实领导工商业者进一步更密切的加入革命战线”的训令。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汉口《民国日报》配合汪精卫训令撰写社论的，正是作为尚未使用笔名“茅盾”创作革命文学的沈雁冰。若将这些社论与唐云山那段汪派言论对比，即可发现茅盾本人那时对汪派实业政策的认可：

但是事实上，国民党早就有发展工商业的计划，曾屡次宣言国民党是要“造产”，又发展商农协会，以谋商人团结起来，谋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过国民党对于那些不是真正工商业者的大地主和买办阶级是不帮助的，因为大地主和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代理人，他们就是剥削工商业者的人。

唐云山在吴府的议论几乎是茅盾当年社论的翻版。只不过1927年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代理人”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大地主和买办阶级”，成了《子夜》中1930年的蒋派中央军和“剥削工商业者的”金融家赵伯韬；而当年的武汉国民政府如今变成了“北平扩大会议”中的改组派。如此看来，《子夜》并不像文学史经典所述仅限于描绘“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与茅盾早期革命题材小说《蚀》三部曲和《虹》等相较，“《子夜》的问题是大革命时期的矛盾的延长”而《子夜》之所以对汪派从广州至武汉再到北平的一系列实业计划念念不忘，其实还与茅盾本人的革命经历有密切关系，更昭示了作者复杂的精神历程。

二、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交错

在茅盾的革命经历中，往往不被注意的是，茅盾也是见证了最初建党的中共早期党员。1920年陈独秀潜装赴沪，约见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和茅盾，商谈沪版《新青年》事宜。同年7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正式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后来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茅盾即由李达、李汉俊介绍入党。

茅盾 原名沈德鸿  (1896—1981）

另一方面，同早期小说中许多革命者相仿，茅盾本人也曾是国民党党员，并以跨党分子身份亲历了国民革命。1923年11月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开始国共合作，吸收中共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而日后改组派要回归的，正是国民党历史上的这次重要改组。茅盾作为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被选为代表，于1926年1月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由此开始了和汪派的最初接触。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陈公博亦当选中央执委。会后茅盾留在广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由汪精卫统辖，直接受毛泽东领导，并居住在毛泽东寓所，代毛泽东编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1926年2月16日毛泽东称病外出考察之际，茅盾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项事务，并赴汪精卫家宴，见证汪精卫调和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孙文主义学会”左右之争的努力。“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开始有限度地清共，汪府遭蒋派兵包围监控。茅盾回沪前再去汪府辞行，即将被迫出走海外的汪精卫对茅盾颇为感慨。4月茅盾回沪后仍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密机关——上海交通局主任，负责广州国民党中央与上海及北方的文件往来等事务，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并与汪精卫保持通信。而汪精卫在1928年5月18日给林柏生的回信中称，自“中山舰事件”后出国至1927年3月回国前“绝少与国内外同志通讯”，足见汪精卫“失意”之际对茅盾的在意。而两人再度共事革命，则是在1927年的武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国民政府于年底迁往武汉。1927年初茅盾被派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则是中共建党元老施存统。4月茅盾开始接替高语罕编辑汉口《民国日报》。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掌控，与国民党新任宣传部长顾孟馀控制的武汉《中央日报》，分别成为两党各自中宣部的喉舌。

与此同时，汪精卫于1927年4月初从法国经莫斯科见斯大林后回沪，与蒋介石就“容共”/“清共”问题谈判未果，遂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与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坚持国共合作，随即回到武汉主持国民政府。“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蒋派与上海的金融资本合作，对武汉实行金融封锁；汪派则颁布《集中现金条例》以应对武汉货币流通问题。茅盾作为“跨党分子”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的这段革命经历，无疑成为日后《子夜》中汪派政策的最初来源。赵伯韬对益中的金融封锁，以及吴荪甫试图集中家乡的现金甚至抵押房产以与赵伯韬决战的情节，无不笼罩着宁汉对立的影子。

而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在湖南等地农民运动“过火”的问题，令地主出身的许多北伐将领恼怒，例如唐生智的部下湖南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就曾被拉游街。汪精卫的及时归来与宁汉对立，“把本来已经尖锐化的工农运动‘过火’问题暂时压了下去。汉口《民国日报》整版整版地刊登讨伐蒋介石、号召东征的消息和文章。”而汪精卫在《民国日报》讨论怎样建设既“非资本主义”而又“不是和俄苏一样”的国家，暗含着与南京蒋派和中共中央都不完全相同的立场。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召开，决议继续农民运动，但要保护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并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农民革命是与国民革命不可分开的。对此，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名义发布三道训令，“一方面是整理已发展的工农运动，一方面是切实领导工商业者进一步更密切的加入革命战线”，将国民革命定性为工农与工商业者、小地主、革命军人的联合。汉口《民国日报》的“紧要新闻”版必须刊登国民党中央各种训令，并与之配合撰写社论。5月20日、21日、26日，茅盾分别就汪精卫的训令发表了三篇社论《巩固工农群众与工商业者的革命同盟》《工商业者工农群众的革命同盟与民主政权》《整理革命势力》：“中央执行委员会屡次宣言，国民革命的目的在建立工商业者与工农群众的民主政权”；“但是因为工农运动的突飞进展之故，使工商业者疑虑不安，因而自惑国民革命这伟大事业中，乃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形成工农阶级与工商业者中间的裂痕，影响及于工农阶级与工商业者在革命战线内的同盟，这也是事实，不容讳言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的三个关于整理革命势力的训令，就是实现民主政权的大路”。而联合左右并非易事，《子夜》中多次讨论危难之际资本家与工人谁更该多作牺牲的问题，呈现了协调工农与工商业者利益的难题，生动演绎了茅盾本人当年的社论。

汉口《民国日报》并无记者，新闻都由各地工会、农协供稿，刊登大量罢工与农民运动的新闻，涉及许多所谓 “过火” 问题，尤其是店员工会和商民协会的过激革命行为，与工商业者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茅盾不仅当时就以社论的方式表达了对汪精卫“同盟”说的认同，而且在随后的小说《动摇》中，也化用了这些“不能披露的新闻访稿”，“描写主人公方罗兰陷身武汉政府里左右翼分子的斗争里”，“不赞成店员对于店东的激进做法，更反对店东与反动派勾结，希望工商业者与工农一起成为革命的同盟。”。

茅盾《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

而这最后的同盟，却在夏斗寅叛变与长沙“马日事变”，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五月指示）的左右冲突中走向破灭。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后，曾经的容共领袖汪精卫终于走向分共。等待跨党分子的，是留在国民党内与礼送出境之间的抉择。

 三、“左翼经典”对国民革命的“留”与“别”

众所周知，1927年7月底茅盾奉命去南昌，中途却停滞庐山牯岭，未参加起义且从此“脱党”，成为其政治生命与文学生命的重要转折点。密谋的南昌起义在当时无疑是敏感话题，无论是通讯稿还是小说创作抑或作家笔谈，都只能隐晦地暗示；而滞留庐山的“脱党”事件，更使得茅盾在1949年以后的回忆录中不得不对某些实情有所回避。引得后世对种种扑朔迷离的表述做出不同揣测。

茅盾1927年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给汪精卫写信辞掉汉口《民国日报》的工作，同毛泽民、宋云彬、于树德一起隐蔽在武汉的法租界，并收到汪精卫的回信挽留。就在同一时间，1927年7月7日南京方面在上海中共机关查获“藤箱一只，内藏去年跨党分子提取款项支票存根簿四册、中央交通局各省通信留底全部、汪精卫致沈雁冰函三通、日记数册、其他共产党书籍不计其数”，于8月11日在《申报》刊登《清党委员会破获共产党秘密机关经过》，8月14 日、15日刊登《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披露中国共产党操纵上海本党干部之真凭实据——在沈雁冰日记中检出》，特别公布汪精卫之名，以显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一年前已经“通共”。

然而，被指责为“通共”的汪派这时也走向“分共”。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开始“分共”。7月23日，茅盾与宋云彬、宋敬卿一同乘日轮“襄阳丸”从武汉赴九江，轮上遇到两位革命女性。24日到九江，五人仍“同住一旅馆”。25日两位女性离去，茅盾与二宋上牯岭，写了九江见闻通讯稿《云少爷与草帽》，26日游庐山，又写了通讯稿《牯岭的臭虫》，都寄给武汉孙伏园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此后滞留牯岭。恰逢汪精卫、张发奎等7月底赴九江上庐山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手”的和平分共问题。8月1日中共即在南昌发动起义，“分手”成为决裂。

茅盾留在山中时，遇到汉口旧识革命女性范志超，还访过一位被他称为“云小姐”的患病女士。8月9日写了一首“情诗”《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八月中旬与范志超一同下山乘船回沪。其间8月12日写通讯《上牯岭去》，并做诗《留别》，分别发表在8月18日和19日的武汉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这是中共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开后茅盾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首次重新露面。以笔名“云儿”撰写的《上牯岭去》，婉转地向武汉方面透露出陈君（即茅盾）仍在牯岭并未下山的信息，却成为佚作，最近才被研究者发现。而《留别》 则是一首分手的“情诗”，因“脱党”事件而广为人知：

云妹：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

        五百枝的香烟已经吸完，

        四万字的小说已经译完，

        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哇度尔，考尔掰，班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已用完，

        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

        矮克发也都拍完，

        暑季亦已快完，

        游兴早已消完，

        路也都走完，

        话也都说完，

        钱快要用完，

        一切都完了，完了！

        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得，

        但只饮过半盏“琼浆”，

        看过几道飞瀑，

        走过几条乱山，

        但也深深地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地？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畔？

        在天津桥畔？

                                   一九二七，八，十二。

无论云妹是否实有其人，这首《留别》确已成为茅盾革命情结最奇妙的象征。当年阿英就将这首诗与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一同当作脱党声明来看待，而两篇恰于同月发表在武汉汪派《中央日报》副刊。难道茅盾真的像施存统一样，“留别”了共产革命，从中共建党元老变成了国民党改组派理论家？然而在探讨所谓“脱党”问题时，谁曾注意到曾经作为国民党党员的茅盾，如何参与并最终告别了国民革命，又如何脱离国民党。考虑到8月1日中共南昌起义与7月31日汪精卫庐山分共恰在同一时间，而茅盾此后始终与左翼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就不难明白他此刻分手的对象究竟是哪一边：已经书写“完”的未尝不是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值得留别的未始不可为国共已逝的蜜月期。此刻恰好同在庐山望云的汪精卫，不正是他真正留别的对象吗？

诗中情人感慨“一切都完了！完了！”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刚刚开始，无论南下抚州山区与否，都不预示着新的革命必定“完了”。究竟是什么完了？游兴已尽，路也都走完，话也都说完，一切缘分都到了尽头。情人分手，其实真正“完了”的是双方的盟誓。曾经的工农与工商业者联盟，曾经的国共合作，如今彻底走向“过火”与“反革命”的左右两极。“完了”的，要“别”的，是此前的国民革命，而非刚刚开始的“第二次国内革命”。

然而“分手”的情人之间仿佛仍有不舍，依然惦记着“后会何时”、“后会何地”。这个“后会”之约并未在革命中实现，却在茅盾日后的文学创作中不期而至。“我如何敢说！”正是文学创作，令这不可言说的隐秘情感得以流露。与古人“留诗作别”之意不同，茅盾这诗所谓“留别”，固然有“别”，却仍“留”着无限眷恋。无论怎样的回忆史料或自我辩白，作为“真实”的证据，都不及文学作品本身更为可信。比起《子夜》里空发议论的唐云山，倒是1927年5月茅盾为汪精卫训令专门撰写的社论《工商业者工农群众的革命同盟与民主政权》，更能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立场：“现在我们应该大家明白反革命派的诡计阴谋了，工商业者和工农群众都应该明白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他们才能得到共同的解放；他们尤其应该明白，工商业者要减轻自身的负担，单在店员工人身上占便宜是不行的，因为工商业者在店员工友身上只占得一分的便宜，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却要从工商业者身上剥削了十分去。”

实业剥削工人一分，帝国主义和军阀尤其是其金融代理人却又剥削实业十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茅盾为何要让工商业者吴荪甫同金融买办赵伯韬展开生死搏斗了。茅盾社论所认可的汪氏政治理念，在《子夜》中以一种最奇妙的文学方式得以展现：1927年工商业者与金融买办的对立关系，化为了赵伯韬“银团托辣斯”以金融资本侵吞实业的1930年中国故事（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不过，若贸然将《子夜》这样左翼经典视为茅盾对汪精卫或国民党改组派的简单赞扬，同样是十分片面的。且不谈因瞿秋白建议而修改的小说结局，单是小说对唐云山空谈总理遗著《建国方略》的挖苦，已显示出茅盾对改组派的极大失望。而小说中最富理想又最具实干精神的实业家吴荪甫，组建益中公司后一面疯狂地收购八个小厂并投入大量资金，一面又在公债市场投机，以致“场面刚刚拉开，马上就闹饥荒”。吴荪甫时而自我沉醉于不切实际的宏伟计划中，“他们将使他们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他们将给那些新从日本移植到上海来的同部门的小工厂都受到一个致命伤”；时而又陷入对前途的恐惧，尚未彻底失败便已经考虑益中公司“是干干脆脆的‘出顶’好呢，还是藕断丝连的抵押”。最终导致其失败的，不完全是扩张计划的不切实际，更是由于“部下倒戈”，如徐曼丽、刘玉英和韩孟翔等分别作了双面间谍，将吴荪甫的公债投机手段悉数报告赵伯韬。而压垮吴荪甫的最后一根稻草，竟是他姐夫杜竹斋在公债市场上选择弃吴联赵。色厉内荏的吴荪甫在愤怒与绝望中自杀未遂，选择避暑以逃避无法直面的失败。“工业界的巨头”吴荪甫和“红头火柴”周仲伟最后并无两样，不仅未能实现其“国货”论，而且都将变为抵押华资企业于外商的买办。“中国实业化的故事”终成悲剧。《子夜》以吴荪甫这个“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形象的树立，重温了汪派的实业理想。即便没有其最终败于赵伯韬的结局，这个实业伟人内心的凄徨和实业计划本身的虚妄，都将汪派实业政策的“空心汤圆”本质暴露无遗。而汪派屡次反蒋的“功败垂成”与避居海外，既与“部下倒戈”有关，更是其以争夺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纲领本身空洞无物使然。只有回归国民革命的具体历史情境，才能从《子夜》等左翼文学作品中看到茅盾对国民党改组派从期许到失望的复杂精神历程。

叶雄绘连环画《子夜》

1927年曾在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参与“过火”工人运动的阿英，对茅盾早期作品的批评，其实仍可延用于《子夜》：之所以茅盾与阿英对革命“现实”理解不同，正是因为茅盾梦寐不忘的是国共“分手”前的国民革命，而非阿英眼中一直延续到1927年7月以后各地起义的共产革命。倒是茅盾日后的不断自我辩解与立场再确认，以及后世层层叠叠的固化解读，让“经典”中隐含的歧义难于完全呈现其精微之处。

余论

尽管《子夜》 成书的1933年，国民党改组派早已风流云散，国民革命更成为昨日黄花，但《子夜》还是对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的“联盟”训令，以及1930年国民党“北方扩大会议”的汪氏报告不无期许。当然，汪精卫未必是出于对总理遗愿的尊重，恐怕只是又一次政治投机。在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也非只有茅盾一人追捧汪精卫，而是中共五大决议所倡，和许多中共党员共有的倾向。而当中共早就不再抬汪之际，茅盾却依然对这位已经“分手”了的领袖念念不忘。甚至当八七会议后与国民党分手的中共领袖瞿秋白，也已不再是领袖却依然用共产革命的视域来审视小说——不仅要茅盾改写罢工，更要求多描绘农村的暴动与土地革命时，茅盾却坚称“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茅盾虽未亲历红军时期的土地革命，但他在汉口《民国日报》天天触及农民运动“过火”的新闻材料，怎能说是不熟悉？恐怕他所经历并一再追忆的那种革命，不是单靠这些“过火”运动就能表现的。与其说是汪派政策成为了《子夜》的期许，不如说是茅盾在《子夜》中再次追忆了他心中的国民革命，以及那个一再获得他认可的联盟。也正是在《子夜》中，这一期许的彻底落空，才使得曾经作为国民党员的茅盾，最终完成了对国民革命的“留”与“别”。而这样的文学“留别”，或许还能为理解众多左翼文学经典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视野。只有回归到不同因素交错而成的革命史本身，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当年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起点并不是单纯的共产革命，而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研究者如不能还原这些复杂因素，就无法真正回归当初的社会历史情境，无法打开更为广阔的左翼理论视野，从而探寻左翼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历程，使左翼文学研究真正丰满起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本期编辑：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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