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怀的龃龉 ——陈铨的文学追求及其历史命运

李怡

      对陈铨文学成就的评价，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两个阶段，但是，仅仅将陈铨归入自由主义作家群其实并不能准确说明他的思想特点。严格说来，陈铨及“战国策派”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不属于自由主义，而是以真诚的民族情怀为起点最终又 拥有了服膺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观念。如何改变国家 “落后”的现状，实现民族的复兴，陈铨和“战国策派”的知识分子发现了尼采学说与德意志经验，由此，启蒙、强力、民族、国家、政权、领袖崇拜就复杂地纠缠在了一起，成为陈铨“非知识”“非科学”“非理智”的情感包容的对象。当然，这样的倾向在事实上却助力于国民党的专制政体，从而使自身的思想与文学陷入到了难以自拔的矛盾尴尬之中。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一些在过去被文学史打入“另册”、贬为“支流”甚至“逆流”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越来越多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再讨论再探索的对象。不过，学术的推进归根到底不能被视作是一连串的“打捞”和“平反”行为，而是对时代“问题”的不断回答，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文学史的意义上，重要的并不是“平反”或“打捞”，而是我们一次一次尝试着与历史现象重新对话的企图，而对话则源于直面和解决时代问题的需要。我觉得，对陈铨及其“战国策派”的认识就应该是这样。

一

对陈铨文学成就的评价，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两个阶段，先是不加区别地将他以及“战国策派”归为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反动文化之流，将《野玫瑰》置于与郭沫若《屈原》的绝对对立面，最近十多年来又逐渐获得“平反”，得到了更多的肯定，陈铨、“战国策派”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外一面得以呈现：“其实，无论是在大陆、台湾，还是在海外，这种不甘沉沦的民族感情和抗战必胜的爱国情怀是经历过那段峥嵘岁月的师生所共有的心声，尤其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大，其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环境，几乎每个亲历者都念念不忘，而作为‘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的‘战国派’不过是其中一脉。”《野玫瑰》从左翼人士参与演出、宣传到后来遭受左翼阵营的系统批判，其演变转化的复杂真相也得到了更完整的还原。

《陈铨代表作：野玫瑰》 2009年华夏出版社

进一步清理，我们也不难发现，陈铨所投身的抗战时代“民族文学运动”的确与30年代国民党主导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存在相当的区别，后者是更清晰明确地体现了国民党政权对于文学的把控和利用，“民族”的定义首先被置放在了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逻辑之中：“新中国的创造，除了靠那真有三民主义训练的国民革命军以外，中国的文艺作家实在是第二重要的。”“我们应该毫不掩饰的说，我们要求中国的莫索利尼，要求中国的希特勒！要求中国的史大林；这一个唯一的领袖，是国民党的生命的重心，也是中国民族复兴的灵魂。”“现在的创作不自由，出版界受限制，完全是治病中应有的现象。” 这里显然更多政治家的目标和策略；而对陈铨而言，他的“民族文学运动”理想首先还是基于一位热爱文学事业的知识分子的认知，而支撑着这一认知的又是民族危亡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具有深厚而自然的民族情怀：

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才可以永远光荣生存在世界。他们有共同悠久的历史，他们骄傲他们的历史，他们对于将来的伟大创造，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对于祖国，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对于祖国的自由独立，他们有无穷的渴想。他们要为祖国生，要为祖国死，他们要为祖国展开一幅浪漫，丰富，精彩，壮烈的人生图画。

在这里，陈铨用文学的语言满怀激情地表达了他对“祖国”与“民族”共同意识的召唤，从中，我们能够读到的还是知识人的理想、文学家的真诚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深深的危机感，而不是执政者的肆意、当权者的威仪或者意识形态掌控者的傲慢。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对陈铨以及“战国策派”的研究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较多的共识，换句话说，一个文学家的、知识分子的陈铨日益凸显，而御用文人式的或者法西斯主义式的陈铨逐渐淡化，“民族文学”的理想更自然地被置放在“文学”的平台，脱离了“三民主义”的政党逻辑，这才是考察问题的有益的起点。

不过，一个有益的起点却并不等于就是问题的深入，在学术的追问上，从有益到有效还有相当的距离。

严格说来，仅仅从否定走向肯定还不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我们更大的目标是破解这些文学现象内在的秘密，包括挖掘和剖析其内在的结构、矛盾和精神的深层脉络。承认陈铨合理的“民族情怀”不过是某种道德层面的肯定，这并没有完成对其精神结构的有效探索，并没有深入说明其文学作品的特殊形态以及形成这一形态的独特原因。例如，从20年代末的《天问》，30年代的 《革命的前一幕》《彷徨中的冷静》《恋爱之冲突》《死灰》到抗战时期的 《金指环》《蓝蝴蝶》《无情女》《野玫瑰》《狂飙》《归鸿》，等等，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陈铨都不断走着一条近于公式化的浪漫传奇之路，借用当代小说史家的观察就是：其“构架上有两个轴心：爱情故事和社会哲理。在他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的小说创作中，多角恋爱的浪漫传奇故事不断地重复着，几乎成了公式；而社会人生哲理却发生了变动：由探索人类同情心转向宣扬权力意志论的政治哲学”。作为陈铨和“战国策派”的文学代表作，像《野玫瑰》这样的作品虽然不再被视为“汉奸文学”，然而，认真阅读，其模式化、传奇化的特点多少令人想起当今重新活跃的“抗日神剧”，这些新世纪的抗日谍战剧恰恰用几乎推向极致的传奇性代替了历史的严肃性，用模式化的“英雄 + 美人”的叙述代替了丰富复杂的艺术探索，这是它们逐渐为世人所诟病的重要原因。阳翰笙当年就断定《野玫瑰》式的创作“只是用传奇式的旧手法所造成的一 只抗战空壳子”。这个感受应当说是准确的。当年《无情女》的广告词大约可以成为陈铨抗日谍战文学的主题概括：“牺牲儿女私情，尽忠国家民族”。这个兼顾了浪漫传奇与政治正确的主题追求显然在后来演化成形，构成了从电影改编版《天字第一号》一直到新世纪今天形形色色的“抗日神剧”的潜在套路，其魅力、商业秘密，以及不容回避的根本缺陷都相互交织，难以分离。

电影天字第一号 海报

在文学阅读、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层面上，我们其实没有理由因为他们 “民族情怀”的正确性而放弃了对其思想和艺术的严格要求。问题就在于：这些反复出现、似曾相识的文学写作事实不禁令我们陷入了深思：即便因为民族情怀的道德高度而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从陈铨以来的抗日谍战剧为什么总是落入“英雄 + 美人”的模式化窠臼，在不断透支浪漫传奇之后暴 露出似曾相识的艺术干枯呢？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学史现象。

令陈铨脱去“反动”之名的基本思路是重述他作为“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在突出其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相区别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予以必要的肯定。这大体上符合陈铨的实际。“陈铨一生都不愿意做官，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曾推荐陈铨担任政府要职，但是被陈铨婉言谢绝”。“战国策派”推崇“列国阶段”的雄心勃勃的积极“攘外”的“大政治”，抨击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的“大一统”时代的 “小政治”，对中国政治官僚传统深恶痛绝，斥之为“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与“钱神毒”，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官场腐败无疑是有切肤之痛的。像陈铨这样的理想型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与政治权利场有距离的，对日益“官僚化”的“中上层”也持有尖锐的批评，一生绝缘于政界的“战国策派”理论家林同济的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陈铨的态度：“我们社会中现有的中上层分子，你看他们的面目头颅，他们的心肝五脏，究竟是合于哪一格的标准呢？他们钱是有的，而且愈来愈多。他们身份更是高的——只须头衔是官。却是他们中间，有多少个是眉目清秀？有多少个是双肩阔方？有多少是心肠中正？有多少是指头老实？”

不过，认真追究，个人身份上的“非政党性”其实未必都可以用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来一并概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是对个人自由的维护，但是在“战国策派”知识分子的“反思”当中，五四的个人主义传统却恰恰是问题之所在。林同济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并不在其谈个性解放，乃在其不能把这个解放放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来谈，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来鼓励提倡。”陈铨的批评则更加尖锐，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中，他认为五四运动的错误之一“就是把集体主义时代，认为个人主义时代”。“二十世纪的政治潮流，无疑的是集体主义。大家第一的要求是民族自由，不是个人自由，是全体解放，不是个人解放。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必须要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不然就同归于尽。五四运动的领袖们，没有看清楚这个时代，本末倒置，一切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个人”取向也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所要克服的：“一般的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都是个人问题；就是政治社会问题，也站在个人的立场来衡量一切。这一种思想文学，对于打破旧传统，贡献是很伟大的，但是对于建设新传统，它却是不切实的。”“新的社会新的国家，不能建筑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之上。”“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

众所周知，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现代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由的捍卫都可谓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这种捍卫并非是在一般意义上对“个人”的重视，它直接关涉其价值立场的根本，并且是置放在个人/集体、个体/国家两厢冲突层面上的一种鲜明的取舍态度。“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公民拥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权力都会成为非法权力”。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诺齐克的代表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开篇就亮出了自己的基本命题：“个人拥有权利”，他的政治哲学首先追问这个问题：任何国家是否应当存在。这些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中国，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从胡适、新月派、周作人、林语堂到罗隆基、张君励、储安平到殷海光，虽然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并不“纯正”，也相当孱弱，但在捍卫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取向上，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与“国家、民族”的本位立场大相径庭，与官方主流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还有左翼革命文化思潮都判然有别。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自由主义恰恰“强调个人自主，是超越国界的思想，民族主义却要强调国家富强，遂又与民族主义分道扬镳”。在民族问题上，自由主义显然有着迥然不同的立场。

陈铨关于国家民族的观念并不属于自由主义，然而，有意思的在于，这样一来，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几大分野——自由主义、左翼革命及国民党右翼主流之间，他和“战国策派”都难以归类了。这，究竟应当如何解释呢？

 二

如何看待陈铨的思想走向呢？我觉得这并非一个严格的思想系统的问题，从纯粹的学理逻辑的角度勘定陈铨以及“战国策派”知识分子的“知识来源”，并不足以展现事实的复杂性，“战国策派”知识分子同时拥有学院派学者的身份、国家民族的情怀、“大夫士”的传统理想、德意志的精神取向以及尼采式的生命追求———这原本都不在一个价值范畴之内，甚至在逻辑上也包含了多重龃龉与矛盾，当它们通通被置放在“战国时代”的民族想象之中，恐怕任何一种现存的思想划分都是难以定位的。

在“战国策派”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当中，林同济多历史探究的理性，雷海宗多文学评论2018年第 6 期哲学的思辨，而陈铨则更具有文学家式的飞腾想象与激越情绪，一如我们在《近代历史教育对人生的五害——〈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之一节》中所读到的那样，他对尼采反对人们全然依从历史的态度推崇备至，认为希腊人正是完全靠他们“不历史”的观念去创造一切。而今天教育的问题就在于“都花费在记忆过去的事情”，这些历史知识奴役了现代人的心灵，阉割了人们的创生能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抛弃那种对历史“冷静旁观”的态度，再不能以“研究”的姿态 “勉强去建设普遍的规律”。“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需要过去的知识，不管它是‘碑铭的’‘古代的’或者‘批评的’历史，这完全看他自己的力量和需要来决定。但是这一种需要，并不是少数学者求知识的需要，得着知识便心满意足，这一种需要常常都和人生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绝对要受人生的支配。这就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对于历史自然的关系。饥饿是它的源泉，需要是它的基础，内心的力量，给它相当的限制。过去的知识，是要来辅助现在和将来，不是拿来软化现在，推翻将来的生命”。这种超越历史“知识” 的自由追求其实就是文学的想象和情感。对于一位满怀文学想象的思想者，他的思想脉络内含着他的情感方式，需要我们从文学的情感领悟的角度加以把握。

体现着这种情感倾向的陈铨文学，不仅有小说和戏剧，还有诗歌。 

虽然诗歌并非陈铨的主要贡献，不过“诗为心声”，我们往往能够借此窥探一个写作者的思想与情感的底色。 

早在1925年，在绝大多数的中国诗人还沉溺于个人遭遇的时候，陈铨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抒怀：

     我为我的祖国，

     辛苦的寻遍天涯， 

     秋风是这般的萧瑟

     哪里有自由之花？

                  ——《祖国》

自由，这是中国新诗与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在白话新诗首创人胡适眼中，中国的五四新文化和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是个真正的大解放时代。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有必要“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康白情说：“新诗破除一切桎梏人性底陈套，只求其无悖诗底精神罢了。”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力主“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崇拜自由意志：“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自由”主要是指自我的确立，与个性的声张。“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与五四主流不同，青年陈铨诗歌中的“自由”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虎狼已逼近腹心，/杀声若千山摇震，/山河破碎不堪论，/数千年神明的子孙呵！前进。” 

朱自清先生曾经描述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可是我们跑得太快了，超越了国家，跨上了世界主义的路。诗人是领着大家走的，当然更是如此。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以此观察，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的确，在“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的氛围当中，闻一多的诗歌却很少有理直气壮的男女私情，相反，满目皆是对祖国、对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赞美与忧患，例如《我是一个流囚》《忆菊》《一个观念》《发现》《一句话》《长城下之哀歌》《七子之歌》《醒呀！》 《南海之神》 《死水》 《祈祷》，等等，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独树一帜。 

1925年，同样出身于清华学校的陈铨，书写着与闻一多类似的“祖国”情怀，从早年的《祖国》到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学运动”的倡导及创作，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同样真挚。在小说与戏剧作品中，陈铨还常常借助人物之口直接抒发他大义凛然的民族情怀和思想主张。长篇小说《狂飙》（正中书局1942年）中的抗日英雄李铁崖老先生道出了作家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中国现代最需要的就是团队精神，现代的新文化运动，刚好相反。”《野玫瑰》中的特工夏艳华怒斥汉奸王立民：“你最厉害的敌手，就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民族意识。它像一股怒潮，排山倒海的冲来，无论任何力量，任何机智，都不能抵挡它！”《金指环》中人物道白简直就是陈铨的理论表述：“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民族的生命是长久的。个人的荣誉是渺小的，国家的荣誉是伟大的。”《无情女》中的樊秀云对异性“无情”，只对自己的国家一往情深：“他是五千年历史的结晶体，他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化身！”“就是因为他穷他病，我更要加倍地爱他。我为他受尽了千辛万苦，食不饱，睡不安，常常遭别人的奚落，有好几次我为他，差一点把性命都送掉了！”

相反，有着极端个人主义说辞的角色（如汉奸王立民）则是作品中的反派：“国家是抽象的，个人才是具体的。假如国家压迫个人的自由，个人为什么不可以背叛国家？”这话出自一个大汉奸之口，显然就是对五四个人主义的刻意讽刺。关于汉奸王立民塑造的复杂性一度引起了相当的争议，左翼批评界曾经质疑过陈铨的立场，甚至将之视作“汉奸文学”。其实，平心而论，就陈铨的主导思想而言，极端个人主义肯定是他“民族文学”理想的对立面，当年王立民的扮演者汪雨就谈过这样的体会：“‘个人主义’无疑的即是那病症。王立民正是有着这个病的人，他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求满足个人的幻想，但是他遇着了一个打击，即是夏艳华，刘云樵等的‘民族主义’。结果是灭亡了，这个理论的发展不是很明显？王立民的结果不也很明显？”应当说，汪雨作为戏剧主演的艺术体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陈铨的主导思想倾向无疑是清晰可辨的，至于说 陈铨无意识层面的复杂与暧昧，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

朱自清、闻一多和陈铨等人所意识到的“国家民族问题”在事实上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想的流行创造了可能。

与立足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不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强调集体性的认同，以民族或国家的利益为优先，论证牺牲小我服从整体的必要，在民族危机的时刻，这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政治学说或文化思想，它主张拥有相同国籍的民族共同体为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努力促进民族共同利益的实现，凝聚族群认同感，推动族群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意识古已有之，又在近代民族独立潮流中被完整塑形。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除了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外，它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更为显著的影响还在价值观念的定位上，国家主义价值的归依是国家，倡导国家至上，抑制和放弃小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奋斗。这对于近代以后深陷国家民族危机，希望整体解决中国问题或者忧惧“一盘散沙”的社会现实，梦想通过发展国家力量提升民族实力，进而推动诸多问题解决的知识分子而言，显然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通常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比国家主义更能诱惑人和奴役人。因为在所有‘超个体’的价值中，人极易隶属于民族主义价值，极易把自己许配给民族这个整体。民族似乎是人奉献激情冲动的永在的青春偶像，甚至一切党派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民族主义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的极端形式则为“超国家主义”（ultra-nationalism，义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如果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具有深厚的民族主义基础，应对内外战争的需要则不断增强国家政权主导社会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主义在20世纪中国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思想资源，而且更是一种现实生存的格局，或者说，我们深厚的民族情感常常不得不依托在“国家政权”发展与运行的基础之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相当多的情形下都与国家主义交织在一起，并接受国家主义的调控和影响。总之，那是一个国家意识特别强盛的时代，在陈铨、“战国策派”遭遇的抗日救国、民族危亡之际，尤其如此。

研治现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学者都承认一个事实：受普遍性的民族危机的影响，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往往不够彻底，或者说颇为脆弱，它本身也愿意承担民族救亡的使命；同理，左翼共产主义思想也偏离了“原教旨”意义上的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同样扮演了重要的民族关怀的角色；而号称服膺“三民主义”的民国政府则从来没有放弃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巩固政权的套路。基于这样的整体氛围，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思潮“国家主义”虽然远不及其他几种思想那么追随者众多，但是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却具有潜在而广泛的影响。例如，新月派一般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不过闻一多又参与了大江社等国家主义的团体活动，一度成为“中华文化国家主义”的信奉者，国家的形象、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文化成为他诗歌创作念兹在兹的对象。 

      陈铨与“战国策派”的知识分子则在民族复兴之路的寻找中，发现了让一个“落后”民族、“后发达”国家强势崛起的精神资源，这就是尼采学说与德意志经验。

      中国，“远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生存问题”。遭遇了民族生存危机的中国常常被笼罩着“列强环伺”的巨大心理阴影，感受到来自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对于弱小、落后的农业文明无所不在的压迫和威胁，这样，如何通过塑造国家整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强大来对抗外来的压力就成了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思潮，而国家整体的强大往往又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国家权威的树立相互联系，用陈铨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没有大同，国际间没有制裁以前，国家民族是生存竞争唯一的团体；这一个团体，不能离开，不能破坏。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一个时代环境的玉律金科，‘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确是一针见血。”此情此景，与20世纪同样“后发达”的、同样渴望国家崛起的德意志民族多有相似。陈铨认为，德意志民族“明显地和其它的民族不同”即在于它“第一个观念，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在德国这一种思想，盘据一般人的心胸，他们的哲学家，如像费希忒、黑格尔、尼采，都把国家看得非常重要，到紧要的关头，都主张牺牲个人，来维持国家的生存，达到理想国家的境界”。“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镜之处的”。

德意志的统一

启蒙、强力、民族、国家、政权、领袖权威就这样复杂地纠缠在了一起，德意志如此，中国也如此，中国的历史进程具备了与德国的历史进程相互映衬、彼此认同的基础。尼采的超人哲学、强力意志成为了“落后民族”挣扎崛起的动力，而强化国家机器的德意志之路似乎也成了可资借鉴的榜样。在这条效法德意志的道路上，一个现代化的日本脱颖而出，是否也将推动古老中国的复兴呢？如前所述，陈铨更愿意以尼采式的激情而不是知识的理性来践行德意志的“狂飙突进”，这也就注定，他的民族关怀和国家理想都主要包裹着浓浓的文学意趣，具有相当多的情绪缠绕与思想纠葛。

三

陈铨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真诚的民族情怀，自然就在自己的思想系统中留下了许多的暧昧与矛盾。其最大问题可能在于：不愿“冷静旁观”的他并未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个人的权利、自由尚未在法制设计中获得独立空间之时，意志的强力最终还只能在国家机器那里得以实现，民族的情怀也将为国家机器所重新编辑。换句话说，在“抗战建国”这样一个国家意识浓郁的时代，国民党独裁体制有足够的力量消化个人的追求和情感。我们注意到，陈铨和其他“战国策派”知识分子都经由对国民党政权的肯定走向了对这一政权领袖的肯定（虽然他们推崇的“英雄”不限于政治领域）。如果说他们对于革命先驱孙中山的肯定还具有某些“革命”意味的话，那么对精英人物的想象式的推崇却隐含着危险。特别是为了发挥尼采这样的“超人”的价值，不惜以想象赋予他独裁的特权：“尼采最反对现代的国家，因为现代国家组织，不适宜于超人的发展，假如有一种新的国家组织，超人能够独裁，这一种国家，是力量意志的象征，尼采也没有理由不接受。”

如果说，对尼采的“超人独裁”的想象还终归是一种文化的猜想，那么由尼采的哲学转向对国民党政治领袖的“必须服从”、对独裁专制的理论肯定则变成了一种现实的政治态度。陈铨对德意志的观察是：知识分子“都把国家看得非常重要”，“至于领袖，是国家民族精神所寄托，群众必须要服从他们，崇拜他们，牺牲自己来帮助他们完成伟大的事业”，“没有民族，没有国家，个人根本就不能存在。国家不是人民组织成的，人民乃是靠国家存在的。而且国家是永久的，人民是暂时的，个别的人民，可以死亡，国家永远要继续存在。个人可以牺牲，国家不能牺牲。国家不是人民的契约，乃是人民的根本”。这种国家至上、领袖至上、人民渺小的判断论证的是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正当性。亦如另外一位“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雷海宗的结论：“凡不终日闭眼在理想世界度生活的人，都可看出今日的大势是趋向于外表民主而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至此，“战国策派”的“国家主义”立场似乎又继续向着“超国家主义”的方向倾斜了。

陈铨

从思想系统的整体格局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陈铨、“战国策派”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例如他们对人种优越论的警惕，对“武德的暴躁与残忍”的批判等，但是陈铨式的激情和想象则分明为一些法西斯主义的思维和态度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也许《战国策》主持人何永佶撰文推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不无偶然，也许“战国策派”期刊上飘然而过的希特勒语录也不必深究，不过，由民族情怀而国家权威而领袖崇拜最后到独裁合法的思想取向，的确有利于国民党政权的维护和巩固。这样一来，无论陈铨初衷如何，也无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怎样，他的思想倾向客观上与国民党政府的文艺政策高度合拍起来。于是，问题来了：他如何才能与自己痛恨的腐败官僚划清界限？又如何真正实践“列国阶段”的“大政治”呢？

      陈铨多次强调民族意识“不是肤浅的理智所能分析的，它是一种感情，一种意志，不是逻辑，不是科学，乃是有目共见，有心同感的”。恐怕正是这种非逻辑非科学的情感的含混性将陈铨紧紧地裹在了现实政权的躯体上。虽然不是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御用文人，但是陈铨却不自觉地排斥着在当时能够抗衡国民党独裁的左翼文化———至少是以自己的方式，助力于国民党集权的方向。 

      而在陈铨自己，也不得不陷入到一种始料未及的内在矛盾之中。 

      他表达的虽然是民族情怀，其实重心却是早就落在了维护国民党现实政权的这种国家观念之中，或者说在创作之中，“国家观念”掩盖甚至代替了“民族情怀”的独特体验，正如有学者所说：“他关于文学‘独特性’本质的看法，以及文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论断，不过是泛泛之谈，没有生发出任何新鲜的、有创造性的文艺观，文学要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意识，事实亦然，关键是如何去表现？换言之，如何具体去创作‘民族文学’？这一类文学的范本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他自己所创作的小说和戏剧有其独特的风格，表现出了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但也不是他自己说的那种典型的‘民族文学’文本。”

陈铨没有仔细推敲的是，他所要达成的牺牲个人、国家至上的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思想资源———强力的充满个人魅力的“超人”尼采其实不无矛盾。就现实政治而言，最能够包容、展示个性魅力的社会恰恰不是国家至上的国民党专制而是尊重民意的民主社会，就文学的兴味而言，国家至上的理念是抽象的、严肃的也可能是无趣的，真正有艺术魅力的还是丰富的个性，是那些容纳了不同“个人主义”的五彩世界。文学家的陈铨一方面不断强调感情，反对理智，一方面却又将急需理智来规训的国家主义奉为圭臬，其遭遇的尴尬可想而知。 

      例如，为了论证反对国家组织形式的“超人”也能够适应特殊的国家体制，如尼采如何也能与国家体制和谐相处，陈铨只能靠臆测。 

      再如，为了让生硬的代言式的观念说教也能生动活泼，他不得不矛盾地书写着笔下的文学人物，结果，囿于个人追求的汉奸王立民竟也被人们读出了“个性魅力”，一部原本打算反汉奸的《野玫瑰》被左翼批评家宣判为“汉奸文学”。陈铨的创作，用他自己的定位来说，真可谓是一出出“浪漫悲剧”。 

当然，并非每一位充满民族情怀与国家意识的信奉者都执著于自己的认识。陈铨的清华学长闻一多，因为“民族情怀”而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肯定，然而，自美国留学归来的他，却格外清醒地觉察到了这种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分歧，这种认同与反抗之间的矛盾。《死水》时期的闻一多极其痛苦地书写着这样的矛盾，最终，当他不愿自己的民族情怀被国民党专制独裁的的逻辑所吞噬时，他只能放弃诗歌创作。抗战胜利之后，在争取民主的抗争中，我们再一次看到闻一多的身影。这个时候的闻一多，已经用自我的反思和批判清算了国家观念对先前民族情怀的包裹：“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国家并不等于人民”。与前期 “国家”“民族”“领袖”等关键词不同，“民主”“人民”“五四”成为了此时此刻的他频频论述的主题。当然，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闻一多

与闻一多不同，陈铨较长时间地陷入到了这样的思想困境之中，迟迟未能体现出这样的警觉。抗战以后，陈铨开始有所转变，对曾经信奉的思想———斯宾格勒与尼采学说———都有所质疑，甚至更尖锐地批评时政，为民请命，倡导自由，留下了《金石盘》《美苏对症的良药》《要生活也要自由》等思考，闻一多殉难的消息传来，他写下《闻一多的惨死》，严厉谴责国民党“卑鄙下流的暗杀”。 

      不过，与他此前倾力打造的国家观念与文学比较，这些“新变”已难以产生必要的社会影响了。陈铨，最终还是被定格在了国家意识浓郁的“抗战建国”时代，并付出了自己的历史代价。 

      作为一位无党无派的独立知识分子，陈铨对抗战年代国家民族的关切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在一开始也并不怀疑这样的真诚性，彼此还有过多方面的合作，但是，来自现实体制的吞噬之力依然强大，同时，吞噬与反抗吞噬的力量总是相伴而生，吞噬的收编有多强大，反抗吞噬的误读也就有多强大，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野玫瑰》和陈铨被左翼批判的命运几乎就是必然的。更为严重的是，一旦陈铨无法如当年的闻一多那样有及时的、清醒的警觉，无法在种种的“国家”与“民族”以及“人民”之间建立起基本的区隔，那么他就难以避免被政治力量改造、扭曲的命运，最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无法切割民族情怀与国家意识的陈铨也就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本期编辑：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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