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彦伟| “土改诗案”与吴宓晚年的诗友交谊

引言

1949年吴宓在重庆迎接了解放，面对“天翻地覆，一切都变”的外在环境，使他西行入蜀，儒佛并修，潜心著述，渐次为僧的预想最终落空。在渡过1949年的艰难后，1950年8月，吴宓便转入到西南师范学院初任外文系教授。与大多数旧知识分子一样，最初他惊惶失措，对新中国为了巩固政权，先后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以及此后的“三反”、“五反”，他既不理解，更难适应自己的角色，虽然他已感受到“山雨欲来”的巨大压力。现实政治裹挟革命的雷霆之力和社会风气的瞬时转变，刺激着他的心灵，但他却像以往一样，将一己之观感形诸诗篇，传诸友朋，并未过多地考虑到被发见后的严重后果，这终于酿成了1951年底的“土改诗案”。

虽然，党和政府此时在政策上对政治历史上清白、思想上有错误的旧知识分子主以宽大为怀，力主进行思想改造，并未因此酿成“诗祸”，但这却成为吴宓此后历次运动中洗脱不净的污点。“诗案”之后，吴宓便有了“诗亡”的论断，当他再与旧时所熟稔的友生交往时，便显出其谨小慎微的一面。因为他明白在一切都变的环境中，旧时友生的思想几乎全然转向了，这便注定了吴宓晚年精神的孤独。

一、1951年底“土改诗案”的始末

1951年底的“土改诗案”是建国后吴宓所遭遇的第一次冲击，虽然在他本人看来不啻为无妄之灾，但这却与他不通世故、坦诚无伪的性格有着内在的关联。此事初发于1951年12月，据《日记续编》：

（罗容）梓在（周邦）式室密告，宓等重阳社集诗 已为西南政委会搜得，油印分发，并在最近文教会议中提出讨论，且疑为反动之政治组织特务活动，方在密查云云。细聆之，方知其所搜得者，实为十一月一日宓邮寄胡蘋秋函中宓作《国庆》诗，《赠兰芳诗》四首。又梓、芬补社集各一首，故被斥为反对或“讥讽土改及镇压反革命”，谓此诗亦重大教授所作云云。惟何以搜得？检查邮信乎？抑蘋秋所呈报乎？宓惟深自悔责轻寄该诗函而已。此案祸发，宓将遭枪毙乎？五年徒刑乎？派入革大学习乎？勒令参加土改乎？均未可知。而日内必将搜查宓之书籍、函札、日记等，宓之罪将更重。偶一不慎，遂将杀身，真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者矣！ 

具引原文，旨在读者明瞭“诗案”的缘起，以及吴宓此时惊惶不定的心境，他几乎设想了所有可能处置他的方式。“诗案”所涉及的人物胡蘋秋，为吴宓1951年5月应邀参加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时新结识的诗友，其时胡在西南军区京剧团担任编剧、导演，擅长旧体诗词，在吴看来，胡实为一怀才不遇之人物。1951年，吴、胡二人交谊酬唱频繁，吴宓亦常谋有机会将胡蘋秋调入高校工作。

所涉及的人物邹兰芳，时为重庆大学法律系的一位女生。邹家本是四川万源的大地主，家中广有田产。邹兰芳的几位兄长中，大哥邹枬原为国民党川军副军长，四哥邹槐芳为四川省军管区司令王陵基的高级参谋。1950年，刚刚解放的西南地区掀起大规模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像邹兰芳这样的家庭势必无处遁形，父亲逃匿，兄长接连被镇压。 对于邹兰芳不寻常的遭遇，吴宓以诗人的非理性的心态、人道主义的立场寄寓了极大的同情，并长期资助邹兰芳，使之得以完成学业。因邹其时需按学校安排到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吴宓遂有《送重庆大学女生邹兰芳赴川西参加土改》的四首送行诗，这便是涉案之诗的创作背景。“诗案”所涉之诗，其中在当局看来极为敏感的两首包括： 

劳动节期万国同，今来况更贵农工。重描新式葫芦样，共庆中华解放功。挥击镰锤平宇宙，飞翔鸽鸟耀兵戎。谁怜禹域穷乡遍，易主田庐血染红。（《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会》）

荆榛豺虎遍蜀西，锦城重到杜鹃啼。覆巢地主除应尽，得意农民上有梯。僧诵佛名行杀戮，麟为仁兽共鸮携。初尝芋糙无盐豉，倦卧茅檐伍豕鸡。（《送重庆大学女生邹兰芳赴川西参加土改》其三）

两诗虽是吴宓对世事大变及个人心情境遇的感喟，但第一首的尾联、第二首的颈联，在当局看来无疑是对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意见表达。 “诗案”在西南地区影响很大，时“闻邓小平副主席曾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中，手持吴宓检发诗的石印本宣读云云” 。又1951年12月18日召开的西南文教扩大会议中，由时任西南师院的教务长方敬传述“邓小平所讲之一部而附述之。举重大、西师教授为例”等等。吴宓对此的直接感受是，“邓公对本校教授内情知之甚悉，我辈深愧昏聩云云”。 思想面临改造，人人必须过关“洗澡”，这终是无法逃避了。

年轻时的吴宓

“诗案”发生之后，吴宓身边的友生对他多有劝诫，诗友刘得天劝导他，要“随顺时世，并力陈共党之廉勇，土改及消灭地主阶级之必要，镇压反革命之非过”。同事吴则虞警诫他要“惩前毖后，自今勿更作诗”，“并谓他名高于平（按：邵祖平），且编辑《学衡》，为部聘教授；惹祸发，将十倍于平不止。”对于这些善意的劝告，吴宓又是如何自辩的呢？《日记》12月7日条有：

宓诗乃情感之发泄，并非全面以理智评论土改与镇压反革命二大政策。《国庆》诗前六句述事，庆人民政府之成功。七八句微惜其牺牲太大，土改各地死人不少，此乃事实之无可避免者。宓虽具惋痛之情，并非不明白政策，非不赞成土改。盖自希腊悲剧，《小雅•东山》以至杜甫《兵车行》，元稹《昔我梦游春》等诗，皆行动与感情相反而不相同。自己理智与意志决定如此做，而感情上却有过不去处，故必须发泄而吟成诗篇。感情之表现，既不阻碍行动，且助成此行动焉。此难与不知诗者言也。……细吟宓诗，则信以上并非强辩饰非。

吴宓以“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说”进行辩解，或是其心态的真实反映，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站队的时代中，他的辩解在当局及校方的解读中却毫无说服力。所幸的是，1951年11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其中要求，对旧知识分子政治上与思想上的问题必须分别对待，对政治中的反革命之行动，必须肃清严惩；对教育界中顽固的思想，苟无行动，则当进行思想改造。根据这一文件，吴宓当属于政治历史清白的旧知识分子，应在严加改造之列，他也得以暂时摆脱“诗案”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但问题是果如吴宓所言，他能从理智上正确看待“土改”和“镇反”两大事件吗？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作为一部具体而微的社会史，《日记续编》中保留了“土改”的不少实录。在吴宓的旧友中，刘永济、刘朴、李思纯、穆济波、黄稚荃等均有“减租退押”切身经历，而最令他愧疚痛苦的是，1950年曾慷慨赠助他返乡省父病的地主某人，在此次运动中也在劫难逃。吴宓其时已隐约地感到，“土改”以阶级为界，“对地主及一切有资产有文化之人，悉欲根绝之、铲除之而后快，以使工、农（兼无学）阶级滋生长养，则其所行亦固甚是”。 但一贯远离政治的他，此时并未读到毛泽东在1949年6月底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也无法理解民主是仅限与人民内部的，而地主作为人民对立面的反动阶级，理当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势必在消灭之列。

吴宓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使他不可能摆脱孟子仁心、仁政的观念，所以对于在“土改”与“镇反”中被清算斗争的人，他都抱有较多的同情心。这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对敌人“不行仁政”的立场，恰恰处于相反的位置。在1951年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他虽已循例参加政治学习，但他真实的心声却是，“今恐将不免于死，以视亭林、梅村两皆不及，徒自取污辱”，“此改造对宓特为艰难且痛苦，以宓年老濡染于旧者深且久，又生性善感而多感情之系恋”，这真谓是“洗髓刳肝难换骨，绝情弃智强陈词”（《感事》其四）了。既然吟诗是不遂己愿的“强陈词”，则在情感态度上自不免流于作伪，这便引出了他关于“诗亡”的具体论断。

二、吴宓的“诗亡”论断及其成因分析

对吴宓而言，建国之初“土改诗案”不啻为一叶惊秋，之后临深履薄便成为他的心理常态。而在他晚年为数不多的诗篇中，“诗亡”的反复指陈是一个再也显明不过的论断。我们不妨拣选数联：

名毁逢人休论学，诗亡对影且衔杯。（《再迭前韵酬月波见怀》） 

诗亡郁悒同谁语，道丧芊勤只自怜。（《癸巳中秋》）

摧志抑情尽丧诗，诗亡身在去嫌迟。（《依韵答稚荃并示恕斋志远》其二）

身劳意苦更无诗，已近诗人命尽时。（《无诗》）

诗法诗情今并灭，鲜卑汉语竟同伦。（《寄赠澄宇秀元夫妇》）

所引之诗，诗意显明。大凡对吴宓稍有了解的人便会知道，诗在他精神世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自幼起便酷爱读诗、写诗、讲诗、论诗，诗是他一生除日记之外另一部的“心史”，也是他“殉道殉情”的历史见证。以如此嗜诗之人，突然反复指陈“诗亡”时，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吴宓何以在“诗案”之后，会发出“诗亡”的叹息呢？

应该说，“诗亡”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孟子曾有“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赵歧注云：“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于衰世也。” 朱熹注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 对“诗亡”的理解，无论是赵歧的“颂声不作”，还是朱熹的“雅亡”，均指向的是天下大乱，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分离的社会现实。但吴宓所谓的“诗亡”，绝非因承上面的疏解，因为他对中共建国艰苦卓绝的精神是钦佩的，对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是肯定的。他也仅是捡起“诗亡”的话头 ，而自有一番演绎，如欲深入了解，便须对他的诗学思想作扼要之梳理。

《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 

吴宓的诗学思想独特而自足，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上世纪20年代之后，就开始在理论上系统思考、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旧体诗的生新创造问题。而对吴宓诗学思想的现代性评估，又必然将之置于近世以来中西诗学的脉络统绪中去论定。 其诗学思想，要而言之，包括：

（一）以诚为体，主于写情，亦须时有理性之节制。此情当至真至诚，基于人性之本真，因“世中万事皆可作伪，惟诗不能作伪。……不诚，不能为诗也”；

（二）因以诚为体，故作诗、论诗当重“诗如其人”的志节与襟怀；

（三）诗当随时势之变迁，故在诗法上强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 

（四）在学诗门径上主由摹仿进于创造；

（五）在诗的功能观上具有“以诗代宗教”的趋向，此是中国古典“诗教观”与英国安诺德以及其师白璧德诗论主张的会通调和。 

（六）在诗境创造上，主实境、幻境、真境的“三境”之说，须由实入幻，因幻显真。这既是他对中国古典诗歌诗法、境界等的悟得，也是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英国诗论家的安诺德到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哲学及诗论主张的一个侧面，他要孜孜追寻的是诗歌背后“天理人情，同而不异”的永恒价值。

上述六点诗论，又彼此交织，呈现出复杂的多面相。其在中西新旧的诗学脉络中，有承续、有发明、有主张、有实践，但其诗论的核心，则无疑是“至真至诚”之“情”。因“诗必主于情，情真则事自真而境亦真，真必自然佳美”。 为达到这一境界，吴宓以宗教般庄严的爱情入诗，不畏俗议，不避讥毁，亦不甚讲求辞章的雕琢，甚至在一诗成篇之后，便永不再修改，竭力保持诗“情”之本真。他的诗集卷帙厚重，却从未刊落过一诗一联，未成章的断句也收罗无遗，“云烟境过皆同幻，文锦织成便不磨”，诗歌固当是记录一时一地一剎那的思致与情感。职是之故，一旦“情”在特殊的语境中不得发抒，“志”亦无从言表，甚至不得不循例作伪的情况下，则吴宓以“情”为中心构建的诗境王国便会轰然倒塌，这便是他所谓的“诗亡”。若具体分疏，则包括：

一是诗人的个体隐私空间被消解，真实情感难以自由发抒。“土改诗案”之后的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已在全国高校掀起，西师作为西南地区思想改造的重点院校，这一时期，大会小会麇集，思想政治学习，坦白交代历史，人人须过关“洗澡”。在运动紧张的气氛中，非但个人所有的闲暇被剥夺，即便是个体内心的隐私也要以向组织交心的名义袒露无遗。因此，个体独特情感体验的诗思荡然无存，偶尔的闲暇情致也被贴上“封建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而改造的巨大精神压力，又迫使人的性情狃曲而循于作伪，在这境况下，如何还能有诗思诗情的心理空间呢？

对此，吴宓私下议论道，“诗以言志，在心为志，今就不许有个人之独特之思感，安能有诗？” 再看他诗中一再所写：“渐习覈词同伪语，独特深意对浮妍”（《四月二十九日为宓由武汉飞渝满三年之期感成一诗》），“鞭策无休暇，琢磨失性真”（《壬辰中秋》），“随人俯仰无涯际，与世推移失性真”（《堕落一首》），“长图大念学功尽，至德隆情性道荒”（《七月二十九日晨作》），“搏兔争看身手健，媚人学得语言能”（《感事》），“前年文字今当废，情感都无那有诗”（《偶成》），“层层剥茧难存志，日日责躬苦费辞”（《和金月波病中读欧游杂诗》）。改造鞭策的无休无止，随人俯仰的循例作伪，都使他痛感人性本真的斵伤，诗情诗意的丧失。以至于1961年春至1964年8月的三年多时间内，吴宓竟然未成一诗。 则诗情之美感，怀旧之伤离，也仅在衾枕中或独步时一现于脑际心中而已，他所常感到的是身在梦中，却又是“梦中说梦倍艰辛”的沧桑与无奈。

更进一层，在吴宓看来，这种人性本真的狃曲，非仅他个人，实是建国初期一时社会风气使然。试举一例，吴宓向来对于美善的事物，尤其是可爱可亲的女性抱之以欣赏的眼光，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他对女性自然的美感也不免有幻灭感。如1951年1月16日记，学习“发言者多女生，明眸皓齿，燕语莺声，而作出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宓久恋女子，后乃厌离，及今乃叹观止矣。” 这真可谓是“眼看婉娈成豺虎，晓夜纷纭互讦憎”（《学生参军评议会》），有了这一段经历，吴宓遂感慨道，“盖数月，或期年以来，中国人之一般习行，已变得残酷不仁，而不自觉知。甚矣，移风易尚之易，而收功见效之速也！” 因此，建国之初社会风气的迅速转变，在吴宓看来，知识分子既失其性情之正，则“发乎情”的旧体诗歌式微也自不待言。

二是在社会转型期的公共空间内，“诗可以群”的创作—传播生态被打破。诗中所言之情志，亦需在社会大群中求得声气相感之友。故从“诗言志”到“诗可以群”，是诗人思想情感的共鸣、诗友之间交谊的维系，而这必须建立在情感自由发抒、交谊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但在建国之后，吴宓以往所信赖的诸多诗友思想多已集体转向，有过“诗案”惨痛经历的吴宓不得不谨小慎微。他说：“盖自解放以来，雨骤风狂，天翻地覆，旧日一般朋友，虎鼠龙鱼，莫知其变态，而忧谗畏讦，深藏远引，亦莫不能窥其真假。是以宓与诸友，昔年号称同志同道者，皆未敢通信。宓所作诗，真切而明显，惩1951年冬之失，深惧祸危，只有秘不示人。而讽诵诸友之诗，恒有‘我所不解’之叹。” 所以，他才不止一次地说，“同心之好，今世晨星矣”，“国内通函者已无几人，互寄诗者更少”，最后居然有“荃蕙化茅难信友，书成临发尚迟回”（《依韵和答》）的矛盾反复。 吴宓的迟疑也绝非多虑，他很快就敏感地发现以往所信任的诸多诗友，在情志上与他已暌隔难通。这一心理发展到极致，吴宓竟然有焚诗稿的举动。据1959年4月3日记，“未晓，焚吴宓集外咏物诗稿，诗约共七十首，皆1949年底至1950一二月所作，中有三四首乃成于1950冬以前。诸诗藉咏物以寓情意，以艺术论，在宓所作实为精上，但恐见讥致谤，故悉焚毁不存，久久仍顾惜，今以身衰命促，乃决行之。” 因恐“见讥致谤”，才忍痛焚诗稿，足见诗友之间交游酬唱生态环境的陡然改变，对诗人创作产生的精神逼仄。

《吴宓诗话》

第三，从本质上看，吴宓对于“诗亡”的论断，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思想改造的失败。如果将吴宓建国后的近三十年（1949-1978）视为一个整体的话，他所坚信者仍是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包括孔孟、佛教乃至基督教等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新人文主义传统，他的“内心仍完全是《学衡》初刊时之思想”。联系吴宓的一生，他的不合时宜、顽固保守是一贯的，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言，“白话时兴的时候，他提倡文言；新诗走俏，他作旧诗。‘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传统打得七零八落，他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骕等创办《学衡》，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竭力回狂澜于既倒。……” 

吴宓思想改造的失败，使他在社会转型期的诗歌思想传达，话语系统转换方面是失语的。同时他对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尝试运用新思想、新口号、新词汇融入新时代，歌咏新生活的创作也是难以认同的，这尤其反映在他对于“应制诗”的态度上。如1959年10月29日，他写道，“盖鹰与建（按：潘伯鹰与许伯建）皆溺于‘世故’之人”，“故今行事极慎重，而作诗但主颂扬，而不望述事抒情。然而此类不明述吾志，不代伸民情之伪诗，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宓于即日简复建函，请不必以宓诗寄鹰，至陈寅恪诗函 亦望妥慎还宓云云。” 在他看来，诗中情感匮乏，语言口号化，思想教条化，情志不得畅发，这种伪诗既多，“真诗”亦复何存？与之相关的是，两天后的日记，也保留一条极有趣的记载：10月31日，吴宓接到缪钺的新作《苏联火箭到达月球喜赋二首》，他读后写道，“宓按此乃‘应制诗’之佳者。然‘应制诗’乃顾亭林所断不肯作，吴梅村不得已而偶作，反为彦威钺字与伯鹰、伯建以及济波等所欣喜作，且嬲宓又迫宓同作。呜呼，宓生平多能诗之友，又增宓之累矣。”这便是由诗中所表达情志的真实，到志节行事的立论了。

正如上述引文所言，此类“应制诗”，乃“吴梅村不得已而偶作”，建国之后的吴宓在历史纵深中是将自己想象为吴梅村的，他说自己“早同吴梅村之心情” 。因此“应制诗”于吴宓而言，亦是不得已而偶作。翻检吴宓建国后为数不多的“应制诗”，绝难说哪一首是成功的，他素来“欲改良吾国之诗”，“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 的诗论主张，在建国后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面前是失语的，也是无所表现的。因循吴宓诗论的内在逻辑，这当然亦是他“诗亡”的又一表现。

令人疑惑的是，1951年“诗案”发生后，吴宓既有“诗亡”之叹，何以又未能“戒吟”呢？依笔者之见，“诗亡”是对一种文体在特殊语境下的创作、传播与接受生态的总体观照，要为一时代立论，非纯为他个人而发。他也自辨说：“宓所作诗，皆出于自然，诗为生活与感情之副产物。宓不死而有情，即不能不作诗。但当勿再示人，知友亦不使诵读云云。” 那么，吴宓仍要写诗的目的何在呢？除了上述“诗为生活与感情之副产物”之外，吴宓还曾说过，诗为社会之小影 ，可以观一时代政教风俗之兴衰，那么吴宓建国后的若干篇什，欲为一时代留存文献与故实的意图是极明显的，这即是古典“诗教观”中“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的典型体现。带着这种心理，他对易代之际的诗篇别有一番感会，如论明末清初屈大均的诗歌，有“沧桑之痛，华夷之辨，情见乎词，不止阮公忧生而已，往往以史论见己意，……宓己丑以后始能深明其旨者也。” 至于他的自作诗，亦有夫子自道：“宓1951年为兰及雪所作诗，略有此二篇之意，盖所伤非一人一家也”，又“情深气壮，夫妇之情，与沧桑之痛，结合为一矣！” 其中提到的“兰及雪”，分别指西师同事的张宗芬、重庆大学法律系学生邹兰芳，诗即是因此而罹祸的《送重庆大学女生邹兰芳赴川西参加土改》四首、《记咏雪女士事》五首。从中可以见出吴宓的观风察俗、寄慨遥深之处，“还将情深一掬泪，幻作沧桑入梦深”，确是他此一时期心态的典型写照，这便是由“诗亡”到“诗史”的体现了。只是这一“诗史”更多地表现为沧桑巨变中的个体心灵史。

但吴宓的感喟也只能就此打住。“诗案”之后，他深感个体隐私空间的急遽压缩，人性本真的狃曲，知识分子思想的集体转向，旧时友生情志的暌违，甚至是诗歌话语词汇的转换等，使得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还是他中西统合之后的“诗教观”，均已失却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惟此一方面牵涉到吴宓建国后诗友的交谊，这就转入了下一个问题的论述。

三、吴宓晚年的诗友交谊

1949年吴宓56岁，近乎耳顺之年，因此称1949-1978年为他的晚年，相信是不会引起争议的。在吴宓的晚年诗友中，既有旧雨，又有新知。前者主要是以他主编《学衡》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和《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为中心形成的诗友圈，并在建国之后的顺时延续；后者在人数上相对少一些，且主要囿于重庆一地，多为西师同事。建国后吴宓长期鳏居的生活状态，使他终不能完全与诗友断绝往来，因为诗友间的往复酬唱是宣泄其情感、慰藉他孤独心境的重要方式。

根据《诗集》和《日记》，我们可将吴宓晚年的诗友大致分为三个群体：一个是上海的诗友群，包括潘伯鹰、徐英、凌宴池、瞿宣颖等，比较而言，潘伯鹰的诗函既多且佳。一个是武汉的诗友群，包括金月波、黄有敏、刘永济、何君超、金声等，其诗函联络的中心人物为金月波。一个是成都的诗友群，包括邵祖平、黄稚荃、刘朴、李思纯、穆济波、缪钺、庞俊等，除诗札的往复之外，吴宓赴成都参加四川省政协会议期间也时有小聚。此外，西师所在地的重庆尚有诗友刘得天、周邦式、凌道新等，西安陕西师院的高元白、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北京中科院的胡先骕等亦偶有诗函往复。那么，吴宓与诗友交往，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三条：

一是论诗主张的近似。由推重其诗到尚友其人，吴宓与海上凌宴池的交际即是如此。“予先读宴池之诗而后为友，彼此深喜其作诗主张方法之相合。然宴池诗‘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不特情境真切，且词藻典雅，每字每句皆有出处。其工力远非予所及。”又如推举蜀中的李思纯，认为他“描绘欧洲旅途风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而其诗作成又甚工美，风情婉约，辞采明丽，使人爱诵不忍释；友朋中，盖莫李思纯若也”，“始宓足迹未履欧洲，及久后游经巴黎、柏林等地，一一印证，方觉哲生（按：李思纯）诗宛如代我而作者”。吴宓论诗尊唐卑宋，“夙不喜江西诗派之宋诗” ，故对海上徐澄宇“诗尚唐音，大雅正宗”的诗风便青眼有加，又曾建议武汉的金月波“最好‘能宋意入唐格’，兼唐诗浩瀚空灵之美，庶几中道之至善” 。

反之，吴宓对“学衡”同人胡先骕的诗作，便颇有微词，这不仅是因他“始终崇奖江西诗友王易、王浩、邵祖平等人，拘囿于门户及乡里，今与四十余年前固无异”，更在于胡先骕的《忏盦诗稿》，“删削之诗太多。今存者，实不能表现出作者胡君之生活、经历、交游、事业等之全真”，“集中最大多数之篇章，苟移作异时异地之人所作，皆可适用无违逆”，“许多篇章直似中国海通以前旧诗人之所作”，可见“作者短于情趣，故其议论之诗，实毫无趣味”等等。 吴宓“宗唐卑宋”的诗歌批评，是否精洽姑且不论，但其论诗的倾向性则是十分明显的。

吴宓成都诗友——李思纯资料卷集 

二是彼此性情的投合。吴宓与潘伯鹰（号凫公）以诗人与文学家的气质相交，最能见出这一特点。1928年，吴宓因读潘伯鹰的小说《人海微澜》而始与潘订交，在此后近四十年的人世沧桑中，吴与潘的诗函书札往来不绝，潘伯鹰尤其是极少数能够分享、参与到吴宓与毛彦文爱情世界的重要人物。吴宓1938年1月7日的日记中，有“凫公赠宓诗二首，最能道出宓对彦之情事。宓甚爱之，尤喜其‘可堪生死摇魂梦死即熊公之殁，只与悲歌历春秋言宓之壮年、中年时期，如此过了，为伊葬送’此二句至深刻也。”1954年吴宓有《寄凫公四首》，其二有云：“莫道新欢好,长思故侣勤。忘形诗酒契，深洽道情心。”1959年潘给吴寄去全家合影，吴随即赠诗一首，“一家儿女团圞影，记绘微澜着隐刑（按：《人海微澜》、《隐刑》均为潘的小说）。述作难成劳莫息，几人海内惜惺惺。（《俚句四首》其四）”于兹数诗，便可见出吴宓与潘伯鹰两人历久弥笃的诗友情谊。

三是思想志节的相通。如若说论诗主张的近似，性情的投缘，更多地体现为建国前吴宓对诗友取舍标准的话，那么，经历过“诗案”的吴宓，已逐渐意识到友人思想的变化，“思想气节的相通”转成为他最重要的取友标准，也是与他共享诗意世界的心理保障。也正是基于这一标准，吴宓对他的诗友又一一进行了否定，最后只剩下陈寅恪和他自己，这既是他的无奈，也是他固守自我，拒绝思想改造所付出的代价。

先看吴宓与武汉诗友群体的交往。1959年12月间，吴宓在致金月波的信函中写道，“武汉大学之刘永济兄、何君超兄，均已不作诗词，且责宓之改造尚不足云云。” 1964年8月27日为吴宓生日，他有《七十一岁生日》一首，诗云：

生世忽经七十春，奇愁无限对嘉辰。归笼鸟感殊恩哺，伏枥马伤永废身。漫诩聪明腰脚健，难追时代物情新。楹书秘记凭谁付，料理行装远去人。

此诗是吴宓1961-1964年间的惟一诗作，诗句贴切真实，章法绵密，情感基调却不甚积极。他说，诗已“另纸片写出，只可示一二知友，即宏度、君超两兄亦不敢寄示，缘诸兄均爱宓，但只要宓作欣喜愉快之表现，而不愿宓有些许悲郁之情思也。” 考吴宓与刘永济（宏度）因《学衡》杂志关联，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已有深交，1946年8月至1949年4月，两人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曾有近三年的共事经历。吴宓素来服膺刘永济的古典文学修养和“金刚手腕，菩萨心肠”的治事手段和任事精神。但在建国后“思想改造”的巨大压力之下，两人的交谊却似密而实疏了，但吴宓所展现出的更多是含默忍止的相处之道。

又于武汉诗人金月波、金声二人。金声（蜜公）为吴宓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的投稿人，在汉口久任中学语文教员。从金声读《吴宓诗集》后的题诗，“人境犹嫌材料旧，蒹葭相许性情真。梅村近处香山到，变体年光又一新”（《拜读雨僧先生寄示印稿率题七律二首录请粲政》）来看，他对吴宓诗法和诗风的理解均甚准确。吴宓曾综括二人的交谊，“宓在武汉时，少年诗友，惟金蜜公与宓最契，诗函往还亦最密。辛卯（按：1951年）后，蜜公多作‘新诗’，并督促宓改造。自是遂疏，终绝。” 次论金月波，他是吴宓建国后联络最频繁的诗友之一，今《吴宓书信集》中尚保存的近40封信札可证。吴宓称他与月波两人，当情谊永保，“然其近诗‘武灵骑射能雄赵，变夏由来也未妨’。宓心疑之，武灵仅新其军事战术，非尽革文字、学术、教化也。”金月波既认为无妨“以夷变夏”，则在吴宓看来，固当疏远矣。以此种种，均可见出吴宓论诗取友见微知著、履霜坚冰至的审慎心态。

 潘伯鹰

次论吴宓与蜀中诗友群体的交游，这其中尤为典型者为成都的诗友穆济波。1920年代，吴宓初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时期，即与时在南京高师附中任教的穆济波有所交接，但并不密切。建国之后，两人因同处蜀中的关系，来往变得频繁起来。但在50年代中期前后，吴宓便对他有所保留了。1955年1月6日所记有：“济波又述其1954年六、七、八、九月出游所遇之人与事，与诗、影相表里，甚为欣快。惟对于新邦之颂祷，与旧文化之伤吊，则济波与宓所见不同，然不害其为朋友也。” 二人之不同实甚明显，穆济波多“输诚求用之心” ，“热心改造，宓虽刊文自责忏，内心仍完全是《学衡》初刊时之思想耳。” 因是，他对穆济波一些“思想有定程”的旧体诗，便直不欲闻之了。1955年吴宓“偶道及以梅村自拟（自责、自伤）之意，穆君乃大责难，曰：恶是何言也？宓憬然，不敢再以诗示穆君，亦不敢再提及梅村诗人矣。” 由此看来，穆之于吴，交心尚远；吴之于穆，表面上看是和光同尘的相处之道，其实内心自有泾渭分明的交谊尺度。

蜀中又有女诗人曰黄稚荃者。吴与黄相交甚晚，约略在1944年吴宓休假入蜀讲学燕京大学之时。建国之后，黄稚荃久居成都，吴宓50年代赴成都参加四川省政协会议常有过访。黄稚荃1931年曾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科学门，师从学者兼诗人黄节先生研习古典文学。因同尊黄节先生为师，这就在客观上拉近了吴、黄交游的心理距离。但据《日记》1953年11月28日记，吴宓“访黄稚荃，以宓《诗集》一部及黄师纪念册《国风》一册，又遯庵读书笔记二册留与稚荃读。为略讲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觉稚荃似缺乏high-seriousness亦即至情与笃信，不足付托传黄师之业也。”有过此次经历，吴宓在《依韵答稚荃并示恕斋志远三首》中，所抒写的“莲质泥污飘素瓣”，“百年花落但空枝”的文化隐痛，“一夫独智轻千圣，往史全非看此时”的现实议论，“世劫如轮随境转，守先待后愧吾师”的同道期待，终不免要失望了。 

再看吴宓与海上诸诗友的交谊。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吴宓与海上诗友徐英（澄宇）再证“同心”的记述，十分有趣。1954年9月4日，吴宓得读徐澄宇诸人之诗，读后的感觉是，“宓按诗以言志，澄宇此诗与兑之（按：瞿宣颖）1953年六十自寿诗，其情志宓皆不能明悉，未知其本心何爱何恨，何去何从”。吴、徐自20年代中后期便迭有酬唱问答，《空轩诗话》中即有称许徐澄宇、陈家庆伉俪诗词一文，但此时的吴宓却对徐诗无法“以意逆志”了。三个月后，吴宓的这一疑虑终得释怀，12月13日吴宓接读徐澄宇夫妇的诗函，“极为欣慰，誉宓为‘忠厚缠绵悱恻之情，……委委曲尽’。评宓所寄诗二律为‘言婉意深，词华心苦’，而重申知己之感。既证同心，今后可毋烦词说矣。” 徐所寄的“迭韵和作四首”其二、三云：

卅载交亲忆故人，不随云物逐时新。堂堂万古乾坤在，要见风标绝等伦。

十儒九丐旧定评，屠龙袖手漫相惊。通神自有鲜卑语，何事颜君意不平？

诗中“鲜卑语”一典，借用北齐的颜之推鄙视当时士人教其子鲜卑语，以伏事公卿，致取富贵的故事，赞誉吴宓能严华夷之辨，反对文字改革，处处不失故我的文化坚守，这便是吴宓所谓的“既证同心”之辞。

也正是因吴宓持“思想与志节相通”的标准，故能称其为诗友者，实三数人而已。1957年，吴宓曾有《依原韵和答一首并附注其人其事》一首，论及其敬佩之诗友兼知交数人。诗云： 

灵光枢斗海之南，不屈威尊信美谈。知己汉川存友一，无双江夏共君三。传经舜水身能洁，簪笔梅村仕岂甘。医可活人伶可隐，绿珠关盼胜庸男。

此诗为吴宓晚年极用心之作，“古典”与“今典”交织，而能见出作者的精神取向。首联是吴宓据传闻记叙陈寅恪答复中科院第二史语所长聘问，拒绝北上之事。颔联中的“汉川”指徐澄宇，湖北汉川人，吴诗注云：“宓当时有‘得一知己，可以无恨’之感；下句指武汉的诗友黄有敏（恽生），建国之后，吴宓对黄有敏可谓是念念不忘，诗中称许他的地方亦是不少，如“无双江夏吾私敬，愿祝平安酒一卮”（《和金月波病中读欧游杂诗》），“犹念存文黄叔度，平生志事共孓遗”（《寄金月波汉口》）等。吴宓晚岁甚至有向黄托付身后著述的打算，“遗稿今来艰付托，苍茫天地最思君”（《赋赠黄君有敏》）。1957年黄有敏被划为“右派”后，吴宓多次暗中救助黄的经济困窘，显出了诗友间的真挚情谊。颈联上句以明遗民朱舜水的去国离乡、海外传道的“古典”，关切知友杨宗翰“从容离京航海由沪至港”浮海远行的“今典”；下句自拟为清初诗人吴梅村，以“仕岂甘”来表达自己虽经“思想改造”，但仍“不赞成文字改革及简体字”的心迹。尾联中“医”、“伶”分别指“能诗善医”者唐玉虬和在剧院工作的胡蘋秋，其中胡为吴宓晚年所交最久、唱和最多的诗友。1951年冬的“土改诗案”即是因吴宓寄赠胡蘋秋的诗函被拆发所导致，这既是吴宓的不幸，也是胡蘋秋的悲剧。胡后因此事被下放劳改数年，故吴宓不仅有“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死。念君缧绁中，惭痛何能已”的愧疚，更有“生离死别无穷志，道尽胸中吾欲云”（《寄答胡蘋秋二首》其二）的情谊相通。

陈寅恪 

吴宓在诗尾有注：“《论语》云：‘作者七人矣’。此诗所列七人，不能遍举也。”考《论语》中《宪问》一章：“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吴宓上诗所列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的诸友，也恰好七人，可见他确有深意存焉。曾为吴宓旧友，1949年之后有“避地”香江的钱宾四先生，在其《论语新解》中对此章解说道：“避世，避之尤深者。避地以降，渐不欲避，志益平，心益苦。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固不以能决然避去者之为贤之尤高。”钱氏的论断，可谓深具“了解之同情”，其“志平心苦”之言却道尽了吴宓降志辱身的心灵焦虑，不知吴先生若见得此论，当作何感想。

建国之后，吴宓从思想与气节的角度立论，对众多诗友逐一进行了否定，即使上述七人之中，他随后又有所疏离，而真正的知友寥若晨星。他的情感是孤独的，却又常被周围的人视为顽固、保守和怪僻，所以他才说：“合于我、能相知者，碧柳、寅恪等三数死生朋友而已”，“惟寅恪与宓等，不幸而不同碧柳之早死，又弗克上追王静安先生之自沉，在今实难自处，痛苦万状”。 这便是不得已而“尚友”前贤的取向了。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第27辑

本期编辑：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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