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业智 | 吴玉章与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

侯业智 

引言

语言文字改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运动，其经历了复杂的改革历程和漫长的时间跨度。语言文字改革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主要历经世界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历史阶段，清末改良派、五四新文化先驱、共产党、国民党、自由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力量均参与到了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实践当中，尽管他们文字改革的历史背景、思想根源、改革主张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共产党是语言文字改革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它不但高度重视语言文字改革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改革理论与思想，而且将自己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落到实处，掀起了一次次语言文字改革和扫盲识字浪潮。在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改革事业中，吴玉章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从1928年就致力于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在其后的38年中，他身体力行、不畏艰辛地系身于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实践，为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吴玉章60寿辰的贺词中对吴玉章的语言文字工作做了充分肯定：“你是中国新文字的创始人之一，你对新文字的贡献及提倡新文字的热忱与成绩，已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道路上，放出了灿烂的光辉”。吴玉章也参与了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的各个阶段，所以梳理吴玉章语言文字改革历程与思想，对于理解和评价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事业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改革起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苏联。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到了苏联，受到2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拉丁化思潮的影响，开始了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参与这一改革的就有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王湘宝等中国共产党员。吴玉章在《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中谈到：“中国新文字的创造，虽然钱玄同、赵元任有些功绩，而实际上是开始于1928年。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员到莫斯科的很多，因此1928年就开始了根本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经过一年的研究，作了几次草案，结果由瞿秋白等同志作成一本小册子，叫做《中国拉丁化字母》，规定字母和几条简单的规则”。这一方案参考了国内语言文字改革成果，形成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成为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最早草案。

1930年，瞿秋白离开苏联回到了中国，新文字改革工作继续由留在苏联的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王湘宝等同志负责深入推进。1931年初，吴玉章到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授课，并受命编写《拉丁化中国字初学教本》，准备在苏联远东地区近十万中国工人中间进行教学试验。吴玉章记述道：“1931年时代，中国在苏联远东的中国工人，看见苏联扫除文盲的工作积极进行，而汉字又十分困难，不能利用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此迫切希望有一种新文字来适应他们的需要”。之后，吴玉章、林伯渠、王湘宝等同志开始积极筹备汉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9月26日，汉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远东和东西伯利亚边区的87个代表，会议期间先后有20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吴玉章作了关于正字法规则的报告，并被选为远东地区新文字委员会委员。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后通过了中国拉丁化拼音方案和各项决议。吴玉章等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拉丁化拼音方案》应用于苏联华侨工人，开展扫盲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扫盲效果。“仅海参崴一地一年中就有一千五百多名工人学会了新文字，据1933年统计，在苏联境内出版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课本、读物、文法、词典等书，印数已经达到10万册以上”。期间，吴玉章还撰写了《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等理论著作，对中国旧文字的源流、中国新文字的创造等进行系统研究。 

吴玉章

当然，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发轫期的到来，离不开中国文字改革的前期积淀，可以说是对中国清末以来的文字改革的又一次深化。从语言文字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无论是清末切音字运动的“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还是新世纪学人提出的“废除汉字，改用万国新语”，仰或是国语罗马字运动的“采用罗马字是采用拼音文字最自然的一个办法”，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改革开拓了改革视野、理清了理论思维、提供了改革路径。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改革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背景却与历次改革有着明显的差异，最为根本的差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源来建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这在吴玉章的语言文字理论著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吴玉章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在前言中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字的性质进行论述，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工具，它和其他艺术、宗教、文学等等都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国的汉字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在却变成了经济、文化发展的阻碍，而且“文字是文化的工具，自然也免不了当时社会阶级的反映，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的反映”。这一论断不仅仅是吴玉章的个人观点，而是代表着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思想。瞿秋白在《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中也提到汉字“是反动派和旧秩序的象征，而且越来越对所有革命者成为障碍”。阶级革命的政治理念为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在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中明确提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因此，“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在为什么选择拼音文字上，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同样是基于这一政治理念，要求语言文字能够实现其大众化、民主化的政治目的，“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而“只有拉丁化，才是国家革命的、政治的、科学的及技术的各种术语有机的灌输到中国言语中的一条容易的道路”。此外，汉字拉丁化道路，不单纯出于有利于民众扫盲和提升文化的目的，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国际主义精神的映射。吴玉章曾谈到：“打破中国的闭关自守，吸收世界进步的文化，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消灭中国的落后，使中国能很快的和世界一同前进发展到最高度的科学艺术及一切文化” 。

二

瞿秋白、吴玉章等中国共产党人创设的新文字传到了国内，得到了文化界人士的一致认可。鲁迅在他的《门外文谈》中强烈主张使用新文字。同时，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尽管之后，上海、北平、广州、香港、厦门等地还有很多人士支持和致力于新文字改革，但是因为新文字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当权的国民党有一部分也就认为新文字运动就是‘赤化’运动，看做洪水猛兽而深闭固拒；也就关起门来不许它侵入他的势力范围。一直到最近，国民党刊物还有‘推行新文字比亡国还要坏’的言论”，限制了新文字方案在国统区的广泛推行。

鲁迅与瞿秋白 

新文字运动传入中国以后，中央苏区也开展过新文字推广工作。但是受到当时特殊政治和战争环境的限制，实施范围和实施效果非常有限。新文字运动高潮的真正到来是陕甘宁边区时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成为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与抗日战争也成为边区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文字改革也就被提到了抗日救亡的高度来关注。“我们要用一种最易懂的文字，当做抗战动员的工具之一，来迅速的武装边区千千万万不识字的人民” 。

陕甘宁边区中央红军到来之前，除绥德、米脂等文化氛围较好的地方，其他地方教育极其落后，文盲率占到90%。有的地方如华池、盐池等，两百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人。1936年，教育家徐特立同志任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开始领导新文字运动，开始以目不识丁的红军残疾战士和红军大学学员为试点开展新文字教育，随后扩展到中央一级机关、单位、学校以及陕北、陕甘两个省，也开始在农民中进行新文字扫盲试点。同时，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新文字促进会，编写统一的新文字课本，出版了《毛主席的谈话》《今年的选举》《我们的东北》等一批新文字通俗读物，发表了一批关于推行新文字教育的研究文章。1937年9月，中央教育部下发《关于推行新文字的指示信》，要求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边区的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奔赴各解放区和抗战前线，新文字运动被迫于1938年春中断。

1938年，吴玉章来到延安，开始加入到了新文字运动行列，与林伯渠、徐特立等同志一起，成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并强调“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因此，开展新文字运动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抗日战争的需要，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吴玉章写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建议推行新文字，该提议也得到了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老同志的拥护，也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支持。1940年11月，由吴玉章、徐特立等人发起的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正式成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林伯渠、吴玉章等17人被推举为主席团，大会讨论通过了协会的简章，并推举毛泽东、朱德等为名誉理事，选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45人为理事。吴玉章在协会成立大会上明确了主要任务：“帮助政府用新文字开展冬学运动和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首先从延安市、延安县做起，逐渐推广到全边区和其他地方；出版新文字报和各种新文字课本、读物、字典、丛书等等；继续举办新文字培训班培养新文字干部；加强对于中国语文的研究，首先是研究边区方言、土语；和边区蒙回民族团体密切联系，研究和制定蒙回民族语言的拉丁化方案；和全国各地新文字团体、进步的语言学者密切联系，推进全国语文改革运动”。从协会的任务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的视野非常开阔，不仅仅局限于边区的文字改革，而是通过边区的文字改革实践旨在推动全国的语言文字改革，最终“创造真正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

叶籁士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的领导下，在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等同志的直接推动下，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火热地展开。

一是确立了新文字的法律地位。

1940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下发《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要求“为着普及文化、消灭文盲起见，边区政府，对于新文字有以下规定：（一）从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起，新文字跟汉字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凡是上下行公文、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跟用汉字写一样有效。（二）从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起，政府的一切布告、法令，汉字和新文字两种并用。（三）从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起，各县给边区政府的公文，用新文字写的，一样有效” 。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明确规定：“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 。这是新文字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

二是培养新文字师资队伍。

1940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延安市、延安县试办新文字冬学。为了解决新文字冬学的师资问题，吴玉章创办了新文字冬学教师培训班，学员为几所学校抽调来的70多名干部。他给培训班亲自授课，经常从自己住的北郊骑着毛驴到南郊授课，主讲中国旧文字的源流、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制定和历史发展、中国音韵学常识等课程。1941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新文字干部学校，由吴玉章担任校长。学校开设有高级班、初级班、速成班、讲习班等，新文字干部学校的学员学习后被抽调到边区的各区县开展新文字扫盲教育或冬学教育，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开展新文字冬学运动。

1940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推行新文字冬学运动。1940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县、市开展新文字冬学试点。“全区一共办56个新文字冬学，有1563人参加学习，平均上课50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780个文盲学会了拉丁化新文字，达到能看书、能写信的程度。冬学后平均每乡有六七个学会新文字的人，比识汉字的人多两倍”。吴玉章在写给延安县、市新文字冬学成绩展览会的信中谈到：“这是大众化、拉丁化开始的工作，虽然成绩很小，还很幼稚，但它的意义很大”。1941年冬，边区政府在全边区范围举办新文字冬学试验。“全区13个县，共办了215处冬学，学生5091人；其中女冬学23个，学生621人。毕业考试最好的是志丹县和延安县，毕业者占50%；最差的是延川县和庆阳县，毕业者占12-15%。比起汉字冬学来大有进步，1940年12个县的汉字冬学，在5926个学生中，只有12%的人毕业”。1942年，陕甘宁边区在前两年的新文字冬学运动的基础上，以延安县为中心继续举办新文字冬学，并用新文字作工具学汉字。该年度，“延安县办了14所新文字冬学，其中女冬学1所，计划招生580名（实际到校有650人）”。这一年，新文字冬学布点少而精，教员素质高、工作实，新文字教学取得了满意的成效，并且在新文字与汉字结合方面做了深入探索，为建国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吴玉章（中）与毛泽东（右）

四是编辑出版新文字报纸、刊物、课本和读物。

为了解决新文字运动中缺乏读物的问题，根据吴玉章指示，于1940年11月22日对外出版发行了油印的拉丁化《新文字报》。1941年5月15日该报从21期开始改为铅印，由延安新华书店发行，内容也较前更为丰富多彩，其中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抗战英雄和边区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刊登革命导师的小传略和抗日小故事、小歌谣，发表学习新文字的进展情况等等 。改版后，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给《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大家把适用的新文字努力推行到全国去”。该刊共出版110多期，1943年1月停刊。

此外，新文字报社还编辑出版了新文字看图识字画报《大家看》；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油印小刊物《新干通讯》；新文字委员会出版了《中国新文字自修课本》；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新文字课本》。仅1942年，中央出版局计划由“新文字报社”出版新文字读物36万字，该社已出版《老百姓的故事》《玛利亚的故事》《新文字的发言方法》，排印书籍有《自然常识》《列宁的故事》《夫妻拜年》《打屁股》《长征的故事》《不害病》《不作睁眼瞎》等；由吴玉章担任主任的“新文字丛书工作委员会”决定出版中级的和通俗的新文字文艺丛书，自然科学的、政治的、史地的、卫生的小册子，并决定编辑新文字的文法、课本、小词典等。“从1940-1943年，陕甘宁边区出版了新文字图书15种（内课本2种、概论1种、丛刊1种、读物10种），创刊刊物4种” 。

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客观原因和新文字自身的一些问题所致，延安时期的新文字运动到1943年被迫中断。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字改革将苏联远东地区提出的新文字改革理想切切实实地落到了实处。这次新文字改革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改革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尤其是为建国后的语言文字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林伯渠

三 

1949年，吴玉章到北平后，仍然心系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事业，先后拜访了黎锦熙等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并与他们座谈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相关问题。随后，吴玉章综合各方面意见，先后以书面形式向刘少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语言文字改革请示。中央领导人非常关注语言文字改革工作，但是当时仍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思考，所以对吴玉章的请示问题保留非常谨慎的态度。毛泽东将吴玉章的请示转批给郭沫若、茅盾、马叙伦，并将他们形成的意见转给吴玉章，批复到：“请于考虑，并请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 。

尽管这时中央领导人在语言文字改革方面还未形成体系化、成熟性的思考，但是对这项改革工作的支持态度是明显的。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会主任。这一时期，以吴玉章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基本上是沿袭了延安时期的改革理念，仍然认为“中国的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以至太过繁杂，难认难写难记，这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的障碍”，所以“以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为研究的主要目标”。此外，协会吸收刘少奇的意见，在原有改革思想中加入了“汉字的整理和简化”的研究任务。

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很快就将语言文字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国家设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吴玉章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语言文字改革不仅仅停留在研究层面，而是开始逐步地实施与开展。1954年，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语言改革委员会，吴玉章被任命为主任。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的实践意味也越来越凸显了出来。

黎锦熙

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也经过了曲折的形成过程。毛泽东尽管也赞成吴玉章的语言文字改革主张，但是还是强调“文字改革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并主张“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 。吴玉章这一时期也开始对自己原有的一些语言文字改革理论和主张进行了深刻反思

“我过去对文字改革的认识有两个方面的错误：

（一）认为文字是社会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是有阶级性的。……（二）没有估计到民族特点和习惯，而把它抛开了。认为文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于是，吴玉章主张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在目前应着重研究汉字的简化，并改进和推行注音字母” 。在吴玉章的主持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展汉字简化工作，数易其稿，于1954年形成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上报中央。经过多个层面的讨论修改后的《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于1955年10月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最终，修改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分为四批通过《人民日报》向社会公布和推行。

如果说，汉字简化仅仅是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走出的第一步的话，拼音文字改革就是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的核心工作。以吴玉章为代表的新文字工作者曾观点鲜明地提到“中国文字应改成拼音文字，并以改成罗马字的、也就是拉丁化的拼音为好” 。毛泽东建国后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 。这时候中央领导人的措辞上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变成了“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这一变化意味着拼音在文字改革中的作用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转变尤其体现文字方案名称的变化，方案名称由原来的“《拼音文字方案》”变为“《汉语拼音方案》”。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提交了6种拼音方案草案初稿，会上世界通行的拉丁化拼音字母获得大多数代表的赞同。最终，“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了《汉字拼音方案》。为了消除误解，吴玉章专门对汉字拼音方案进行解释说明：“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汉语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用途是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以帮助识字、统一读音和教学普通话，目的在于便利广大人民的学习和使用汉字，以及促进汉语的进一步统一，并非用来代替汉字” 。这一说明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文字改革思想的根本转变，也从政策层面上平息了多年来的拼音化文字改革的争论。

吴玉章

随着拼音化文字改革的深入推进，吴玉章开始考虑“在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逐步统一汉语的语音，或者更正确地说，使汉语语音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且逐步扩大这个统一的标准语音的使用范围”，并主张“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的共同语”。1956年2月，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掀起了全国推广普通话的热潮。此后，吴玉章身体力行地奔波于各地，指导和和观摩各地的普通话推广工作，先后四次参加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并根据全国推进情况做了讲话，深入指导普通话推广工作。

1958年1月，经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做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推广普通话，整理和简化汉字，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至此，这三项基本任务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语言文字改革的基本内涵，也为之后的30多年的语言文字工作构建起了基本框架和工作思路。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文字改革历程，从1928年的苏联远东地区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创立，到延安时期新文字运动，再到建国后的三大语言文字改革，以吴玉章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为孩子们着想，为广大人民着想，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着想”的理念为出发点，进行了艰难与曲折的探索和改革，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和改革理念，取得了卓越的语言文字改革实绩。1960年，全国文盲人口已由解放初期的 80%以上下降到了43%左右 ，简体字逐渐获得全球认同，《汉语拼音方案》在国内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大力推行。而作为全程参与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实践的吴玉章老先生，他对语言文字改革工作的矢志不渝的决心和信念以及语言文字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也集中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的思想和理念。吴玉章曾写过《悼林伯渠同志》的一首诗作：“革新文字为工农，消灭文盲大志同。拉丁方案齐心造，实际推行首著功”。这何尝不是吴玉章老先生的语言文字改革功绩的真实写照。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7辑

本期编辑：巧倩

往期推荐

欢迎关注

西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