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从学|大地，或者说愚昧的意义——论《生死场》的“场”
段从学（左）、吴思敬（右）
引言
鲁迅《序》和胡风《读后记》，虽然都对《生死场》作了高度评价，但立论的根据和看待问题的视野，却全然不同，隐含着相互辩驳的对话。胡风一直在线性时间维度上，把“生”和“死”打断为两节，再经由历史进化论的重新组织，让两者构成性质不同的因果关系，划分出了三种性质不同的生存状态。第一种是“蚊子似”的自然生存，“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第二种是《生死场》下半部所展示的“历史过程性”生存。第三种，胡风语焉不详，用指事定义的方式，代替了具体解释。“为死而生”“为生而死”，胡风惊警而斩钉截铁的断言背后，是巨大的话语断裂。而且，是永远不可能被弥合的巨大断裂。由于胡风的立足点不是时间性的个体生命，作为“人工制品”的民族国家，并且把特定情境中的历史要求当作了最高价值原则，这就注定了个体生命在他《读后记》中的缺席。
《生死场》的上半部和下半部，以类群整体之“生”为最高价值目标，以对“死”的必然性的反抗为纽带，不着痕迹地联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重读 《生死场》，不仅是反思“启蒙— 进步”的现代性传统，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正视并承认大地的意义，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人类学性质。
萧红无疑是够幸运的，未能通过审查，被迫以奴隶社的名义自费印行的《生死场》，反而因鲁迅的 《序》和胡风的《读后记》，一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让作者“一跃成为著名的左翼作家”“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正如《老子》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幸运也就意味着“越轨”的《生死场》一开始就被纳入了“正常”的文学秩序，获得了“正确”的理解。鲁迅“序”于前，胡风“读”于后，共同锁定了进入作品的“正确”道路，以至于人们逐渐遗忘了萧红才情别样的“越轨”，甚至被迫反过来根据“正常”标准，承认了《生死场》的“断裂”“未完成”。
一
隐匿的对话
鲁迅《序》和胡风《读后记》，虽然都对《生死场》作了高度评价，但立论的根据和看待问题的视野，却全然不同，隐含着相互辩驳的对话。
鲁迅之《序》的核心，是第二自然段里的这段——实际上是一句——早已经成了文学史“定论”的文字：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 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这其中，除开“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明显有所辩护而外，按照鲁迅的解释，“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也是含蓄而委婉的批评，“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 。真正表达正面评价，实际上就只有两点：第一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第二是“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通俗地说，第一点是赞赏《生死场》的思想内容，第二点是评价小说的艺术成就。
《生死场》
而这两点，实际上也还可以再分析。“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因“女性作者”的限制，无形中变成了“有条件”的赞赏。这种限制，和胡风《读后记》中更为明显的男性中心偏见一起， 构成了1980年代以降戴锦华、孟悦、刘禾等女性主义批评家重读《生死场》的辩驳对象。只有“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一语，在不断的重复中，变成了鲁迅对萧红毫无保留的赞赏。我们看到，鲁迅接下来，又两次重复了“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第一次是在紧接着前文的第三自然段里：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了，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 之道的。
第二次，是《序》的最末，也就是全文的第六自然段：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 《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第一次的重复，以杂文笔法顺手“ 刺” 向“训政”之道的同时，也表明了“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之于民族生存的价值。第二次重复，则直接召唤读者，肯定了“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之于个体生存的意义。总计六个自然段、不到一千字的短《序》里，三次表达对“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赞赏，借鲁迅的话来说，毫无疑问“已经力透纸背”。
尽管意思很明确，“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主语是“北方人民”，但鲁迅还是不惜花费笔墨，向住在上海这个“不同的世界”里的读者，描述了遥远的“北方人民”，与眼前的“愚民”之间的关联。《生死场》下半部所写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哈尔滨附近“北方人民”的反抗。鲁迅由此引入手，回顾了自己当时也如一般“愚民” 一样，“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几经周折“才得进和平的英租界”的情形，对照着写《序》 时的现实发议论说：
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络绎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鉴赏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 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不仅“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的论断本身，更重要的，是作为鉴赏者的“黄白两色的 外人”和“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 的无情嘲讽，也“力透纸背”地表明：鲁迅毫无保留地激赏的，是《生死场》对“北方人民”，也就是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上海报馆的报纸口中的“庸人”或“愚民”们“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
与对促成自己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的描绘相比，鲁迅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根本性的“倒转”：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外人”取代当初“愚弱的国民” ，沦为了厌恶和复仇的对象；而“愚民”们，则从当年的“看客”，变成了生存的行动者、挣扎者。《我要骗人》 等晚年杂文里的相关内容， 也可以作为旁证，表明已经从“五四”时期的启蒙装置里挣脱出来，变成了“愚民”的赞美者。
鲁迅的《序》写于年1935年11月14日。一个星期之后，即11月22日，胡风写下了《读后记》。从情理上说，胡风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读过鲁迅的《序》。但事实上，他却撇开鲁迅的“倒转”，依然从“五四”时期的启蒙立场出发来读《生死场》，在“启蒙－进步”的现代性时间叙事中，把“愚夫愚妇”们最后的“觉醒”，当作了小说的高潮。
或许是因为小说始于，复又终于二里半的山羊的缘故，胡风的《读后记》也就借题发挥，将二里半对山羊的感情，和萧洛诃夫《被开垦的处女地》里农民把原本属于个人的牛马牲畜“送到集体农场去以前的留恋，惜别”之情相互对照， 点出了《生死场》里的中国农民触目惊心的悲惨境遇：
不用说，这里的农民底运命是不够和走向地上乐园的苏联的农民相比的：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 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作为“地上乐园的苏联”，一方面有力地衬托出了中国农民动物般“地狱”生存境遇的惨状， 另一方面又昭示了他们的未来之所在。
但更悲惨的是，胡风说，即便这样动物般“混混沌沌的生活”，也很快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得粉碎。他们最终选择了反抗。于是乎，
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蚊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
“五四”时期的鲁迅曾直截了当地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 “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两者构成的循环，号召青年们勇敢地站起来，“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胡风《读后记》里描绘的三种生存状态，显然暗通鲁迅这里所说的“三样时代”。《生死场》里愚夫愚妇们“巨人似地为生而死”的反抗，正是参与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创造“地上乐园”的伟大历史行动。
二
话语断裂与个人缺失
就是说， 胡风一直在线性时间维度上把“生”和“死”打断为两节，再经由历史进化论的重新组织，让两者构成性质不同的因果关系，划分出了三种性质不同的生存状态。第一种是“蚊子似”的自然生存，“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由于缺乏自觉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死”也就反过来统摄着“生”，构成了“生”在自然时间顺序上的必然归宿。第二种是《生死场》下半部所展示的“历史过程性”生存。“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的愚夫愚妇们，在侵略者的践踏之下，终于觉醒过来，获得了民族国家公民意识和明确的生存目标，走上了“神圣底民族革命战争底前线”。未来的“生”，反过来统摄起现在的“死”，把愚夫愚妇推进了“为生而死”的历史时间轨辙。第三种，胡风语焉不详，用指事定义的方式，代替了具体解释。我们也就暂时存而不论，只考虑“蚊子似”的自然生存，和“巨人似”的历史生存两种。
“为死而生”“为生而死”，胡风惊警而斩钉截铁的断言背后，是巨大的话语断裂。而且，是永远不可能被弥合的巨大断裂。
既然尚未进入历史，而只是“蚊子似”的自然生存，“生”和“死”，也就只能是个体生命意义上，即个体生存时间领域的事件。人类过去是， 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动物。
从“生”到“死”，是他必然的、一次性的生物过程。胡风发现的因果关系“为死而生”，表达的既不是所谓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更非个体生命自觉的生存意识，而是他对这种生存状态的恐惧和厌恶之情：它太可怕，以至于像是为了“死”，才有了生命的繁殖，有了“生”。这里的“生”和“死”，主语都是单独的个体生命，被统摄在自然时间顺序里。
胡风
“巨人似的为生而死”，则横跨个体生存时间和社会历史时间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空间。在这里，“死”的主语是个体生命，即那些注定只能生活在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生物过程里的愚夫愚妇们。而“生”的主语，则被胡风暗中置换成了社会领域的民族国家，一个向着未来无限开放的、摆脱了自然时间性的历史存在。两者的“ 生” 和“死”，字面相同，物理性质则完全不一样。彼此之间，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逻辑关联。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有了需要以个体生命的“死” 为必要代价，换取民族国家之“生”的冲突。而胡风，实际上也只是在民族国家的“生”遭到严重危机，不得不反过来要求以个体生命的“死” 为代价来挽救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情境中，来赞美《生死场》 里的“为生而死”。没有，也不可能把这种特定的要求，放大为非历史的普遍主义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读后记》 对 《生死场》 的评价，实际上是有保留的。凌厉气盛的胡风，当时更看重萧军 《八月的乡村》。今天看来充满了歧视意味的“女性作家”，很大程度上是胡风为了“原谅”《生死场》 的弱点，凸显小说的艺术价值而运用的修辞策略，不宜单纯归结为男性偏见。我们看到，尽管在“女性作家”名目下对 《生死场》作了高度评价，胡风还是带着“好事者底苛求”，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生死场》的三个“短处”。“我们是应该以作者底努力为满足的”这个不无勉强意味的结论， 也被加上“ 在目前” 的限定词。——那意思是：从长远来看，《 生死场》还不够。
由于胡风的立足点不是时间性的个体生命， 作为“人工制品”的民族国家，并且把特定情境中的历史要求当作了最高价值原则，这就注定了个体生命在他《读后记》中的缺席。只有在为民族国家之“生”而“死”的因果关联中，个体生命才有资格从“蚊子”变成人，获得“生”的资格。
正因为此，后来的女性主义读者，才顺理成章地在《生死场》中发现了女性身体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断裂。但很显然，这还远远不够。必须更进一步，深入自然时间里的个体生命，与历史时间里的民族国家两者之间的断裂。
三
人类学的“生”之痛苦
尤其是《生死场》第四章和第六章里，触目惊心地布满了女性身体被扭曲、被毁坏的恐怖经验。而这种被扭曲、被毁坏，又往往不可避免地与婚姻、与生殖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对男性的诅咒。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恐怖到令人窒息的死、五姑姑的姐姐在分娩时遭到酒鬼丈夫的打骂、“小金枝来到人间才够一月，就被爹爹摔死了”等情节，都一再“力透纸背”地表明：“男人是炎凉的人类！”
不过，问题没那么简单。五姑姑的姐姐难产、金枝因性行为引发早产、麻面婆顺产、李二婶子小产，第六章里的几种生殖经验，明显带有高度概括的类型意味。单独地看，尤其是五姑姑的姐姐在难产中不断遭到酒鬼丈夫打骂的经验，的确是对男人“力透纸背”的血泪控诉。但——顺产的麻面婆在分娩时对丈夫二里半的怨恨和责骂， 却又反过来用它的喜剧性，消解了前者的血光与痛苦。但我们显然不能就此反过来，根据麻面婆的生产经验，审判她对男性的“压迫”。
萧红
萧红的目光，并没有局限在“男人”身上。她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看待女性分娩经验，叙述她们在生产中遭遇的“刑罚”。《生死场》的眼光是混沌的、大地的。恐怖与庄严、卑贱与崇高、痛苦与欢悦……被萧红“越轨的笔致”强力组织在一起。“生”中有“死”“，死”里有“生”，拒绝着任何单向度的阅读和阐释。把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用蒙太奇的电影手法，将女性的分娩，和猪、狗，甚至鸟雀的繁殖并置在一起，是女性主义批评最难以忍受的场面。而如前所见，“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则是左翼批评家胡风最难以忍受的场面。两者实际上都站在人类“应该如何”，而不是“事实上如何”生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而也就不可 能真正理解 《生死场》。
胡风的思路，不能解释“蚊子”何以能够转变为“巨人”。即便有“领导作用”，“蚊子”们本身也得具有成为“巨人”的先在因素。更何况，小说并没有突出什么“领导作用”。女性批评的眼光，不能解释笼罩在村庄里的小猪、小狗身上的阳光，为何同时也笼罩在产妇身上。第六章结尾一段——“等王婆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小猪也正在生小猪”。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当作人类生产被萧红降低到了动物繁殖水平的证据。
但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不妨重新读一下第六章的开头部分：
房后的草堆上，温暖在那里蒸腾起了。全个农村跳跃着泛滥的阳光。小风开始荡漾田禾。夏天又来到人间，叶子上树了！假使树会开花，那么花也上树了！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颤，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
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这里的描写，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完整的生存结构：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繁殖－人类的生产。 如果不是将结尾孤零零地抽离出来的话，整个第六章的生殖隐喻系统，实际上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完整的环状结构：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繁殖－人类的生产－动物的繁殖……
“小风开始荡漾着田禾”“夏天又来到人间”等语言，尤其是这里的“又”字，和接下来的两个感叹号，充分表明作者不是在反讽和厌恶，而是带着由衷的喜悦，来迎接“泛滥的阳光”带来的勃勃生机。不能说萧红把人类降低到了植物的水平，也就不能说她把人类的生产降低到了猪狗之类的动物的水平。—事实上，人类的生产， 也正是动物的繁殖之一种。联系 《呼兰河传》对草木怒长的后花园勃勃生机的赞叹等类似情境来看， 更没有理由把这里的生殖隐喻系统理解为“蚊虫”们泛滥而毫无价的“生”和“死”。
相反地，只有从正面的角度，我们才能直视萧红对五姑姑的姐姐因为难产而在生与死之间辗转挣扎的描写，直面其痛苦、恐怖与庄严：
可是罪恶的孩子，总不能生产，闹着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痛苦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
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天渐渐亮了。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在家屋。
紧接着，也才能看见，并理解她最终从血泊中挣扎着站起来，战胜死亡之后，萧红浓墨重彩地打在她身上的那道亮丽无比、庄严无比，也阔大无比的阳光：
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时就死去！用人拖着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象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窗外，阳光洒满窗子，屋内妇人为了生产而疲乏着。
田庄上绿色世界里，人们洒着汗滴。
《生死场》插图
这里的“内”与“外”，与“等王婆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 的“内”与“外”，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说后者损毁了人类的尊严，岂不是等于说“田庄上绿色世界，人们在洒着汗滴”损毁了人类的尊严？
如果说这里有诅咒的话，那也只能是《创世纪》意义上“人之子”遭到的诅咒，绝非单独指向男人。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小说何以会一面诅咒着“被本能要求着”的男人给女性带来的痛苦，一面又不厌其烦地描述女人们“松树子”一样聚集在王婆的屋里，放肆、粗野地谈论着对性的幻想，“就连没出嫁的五姑姑都感着神秘而不安了”！才能理解萧红何以要在小金枝被残忍地摔死后，如是描写金枝和成业两人后来的举止：
年青的妈妈过了三天她到乱坟岗子去看孩子。但那能看到什么呢？被狗扯得什么也没有。
成业他看到一堆草染了血，他幻想是小
金枝的草吧！他俩背向着流过眼泪。
四
因“死”而“生”的庄严
作为现代人，胡风不知道“蚊子”似的糊糊涂涂的繁殖，恰好是人类之为人类的命运。终有一死，乃是个体生命在大地上的必然归宿。无论怎样的“生”，都无法改变终有一“死”的必然性。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并不因此而放弃“生”。恰恰相反，“死”的必然性，反过来迫使他向着未来展开自己的“生”，将个体生命绽现为不可重复的时间性存在。个体生命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就隐含在这种“生”与“死”的交织中。人类永远无法被“死”抹去的伟大，同样隐含在这种悲剧性的“生”里。
如果说五姑姑姐姐的生死挣扎，还不足以让我们领悟萧红“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赞美的话，对同样经历从“ 生” 到“ 死”，又“死”而复“生”的王婆的描绘，就不一样了。王婆 的存在表明：《生死场》 里的愚夫愚妇们，正是从“蚊子”似的“生”中，获得了“巨人”似的死！
人类的自然宿命压迫着他们，迫使他们只能把群体的类生存之“生”当作最高价值目标。他们必须从大地的自然节奏、从死亡、从不可预计的灾难中夺回自己的“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物”的价值，就反过来主宰了“人”的价值。
“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这种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却无可质疑地存在着的价值观，母亲才会因为金枝误摘了青柿子而暴怒不已，月英的丈夫才会对月英的“死” 不管不顾。一切都那样天经地义，平静而正常：
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
《生死场》插图
王婆也不例外。在照看孩子和抢收麦子之间，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为此失去了才三岁的小钟。当平儿偷偷穿着老赵三的大毡靴子到雪地上玩耍时，她会“好象山间的野兽要猎食小兽一般凶暴”地扑向平儿，剥下平儿脚上的毡靴提着回家，任由平儿赤脚走在冬天的雪地上。而且， 还一路理直气壮地叱责平儿：
“一双靴子要穿过三冬，踏破了那里有钱买？你爹进城去都没穿哩！”
作为终有一死的存在，人类注定只能循着时间的节奏，以个体生命的“死”为桥梁，从自然的手中夺取类群的整体性之“生”。人类整体的真实性和连续性，必得以个体生命的“生”为前提。但这里的个体生命，却一开始就被“死”包围着， 注定要以自己的“死”为类群的整体性之“生” 服务。时间性的、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不是为了他自身的“生”，而是被群体性的“生”推动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必须同时具有“ 生” 和“死”的双重属性，才能既作为不可重复的个体而存在，又超越他终有一死的有限性，作为类群整体性生存的一个环节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是“为死而生”：类群整体的“生”，注定了他必须自觉而坦然地承受自己的“死”。
决不会因为终有一“ 死” 而放弃自己的“生”，而是在“死”的必然性的压迫下，平静而惨烈地“生”，“蚊子”似的“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的人类学根据，实际上是类群整体的 “生”的绝对命令。在类群整体之“生”的链条上，个体生命只有通过“死”才能完成自己的“生”。胡风不愿，也不可能理解的是：“蚊子”似的“生”，正是“人”反抗他的自然宿命，从自然暴君的手里夺取并守护自身整体性生存的人类学行为。
正因为只有通过“ 死” 才能完成自己的“生”，王婆才会在当土匪的儿子被官府枪毙之后，毅然服毒自杀，放弃了她不计代价从自然手里夺取来的“生”。反过来，也正是女儿刚烈的性格， 和强烈的复仇意志，让她看到了反抗和复仇的希望，重新燃起了她“生”的意志。她“忽然停止酗酒”，每天晚上在树林中教训女儿“要报仇”。描写王婆在女儿复仇意志的鼓舞下“ 死” 而复“生”， 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第八章， 题目就叫《蚊虫繁忙着》。
就此而言，胡风完完全全误解了萧红。蚊虫们不顾一切的繁殖，在《生死场》里并不是愚夫愚妇们“糊糊涂涂地生殖”的隐喻。恰好相反， 它隐喻着王婆对“死”的反抗，隐喻着人类不管不顾地要从“死”的必然性里夺回自己“生”的生存意志。从自然的角度看，“死”是必然的，自然的威力是永恒而无处不在的。但从自由意志的角度看，“蚊子”似的渺小，恰好反过来彰显出了他与无处不在的自然殊死搏斗，夺取自己之“生” 的行动的伟大。
“蚊子”似的“生”，是无视“死”的必然性，要从自然手中夺取并守护人类之“生”。“巨人”似的“死”，同样是无视“死”的残酷，要从“死”中夺回更多的整体性之“生”。《生死场》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就这样以类群整体之“生”为最高价值目标，以对“死”的必然性的反抗为纽带，不着痕迹地联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五
“愚昧”的本体地位和历史意义
现代人颠倒了个体生存与类群整体生存之间的价值等级，自然也就遗忘了“蚊子”似的“生” 的人类学意义。因为这种颠倒和遗忘，胡风才会赞美《生死场》里的“觉醒”。同样因为这种颠倒和遗忘，女性主义者才会觉得个人——尤其“最美丽的女人”月英——身体的被毁灭，是那样地违反“人性”。而一般读者，也才会觉得 《生死场》有“断裂”，小说下半部的觉醒和反抗太过于突然，太过于概念化。
事实上，按照现代人的价值标准，《生死场》里的愚夫愚妇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觉醒，有反抗。理由很简单，个体生命的价值不仅高于类群整体的生存价值，而且因其有死性而变成了任何他者都无法替代的唯一者，生命的“自我保存”——而不是持续不断的赴“死”—就毫无疑问地被当作了最高价值。在这个最高价值面前，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个体生命为类群的整体生存赴“死”呢？
岂止是没有。对于发现了“个人”乃“宇宙的中心”这个据说被蒙蔽了数千年人类真理的现代人来说 ，扭曲的价值尺度还应该颠倒过来，让类群的整体性生存成为服从并服务于个体生存的“人工制品”。
问题很清楚：只有在把个体生命的自我保存奉为最高价值的现代人这里，为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而“死”，才成为了必需经过“启蒙”或“领导作用”才能发生的“爱国主义”—请注意，是“主义”—行为。但在 《生死场》里，在萧红笔下的普通男女那里，个人的“生”从来就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更不曾被奉为不可替代的最高目标。相反地，为类群的整体生存而赴“死”，才是他“生”的归宿和终极价值之所在。对他们来说，为类群的整体生存而“死”，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有之义，一种自然而然的“生”之本分。
因为没有被“启蒙”，意识不到个体生命本身就是“宇宙的中心”，就是不可替代的最高价值体现，所以王婆们才会“糊糊涂涂地生殖”，任由孩子、妻子，乃至自己“乱七八糟地死亡”而丝毫不以为意。但也正因为没有被“启蒙”，没有成为现代人，他们也才会毫不介意自己的“死”，随随便便地去做“红胡子”，去自杀……最后，又随随便便地掩埋了亲人，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为民族生存而“死”的道路。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经说过，世纪欧洲的启蒙“哲学家”们，通过自己发明的“一般人”形象，成功地欺骗了自己，把启蒙变成了一项很容易完成的目标。套用他的思路，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启蒙“知识人”，通过自己发明的“愚民”形象，成功地欺骗了自己，在把启蒙变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同时，也把自己塑造成了被“愚民”的汪洋大海包围着、迫害着的“启蒙烈士”。身为“知识人”，他们本能地知道，“愚民”之为“愚民”的根本性标志，就在于尚未具备个人应该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而去“死”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启蒙”，就是将“愚民”从愚昧中唤醒过来，让他们获得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事实却又如鲁迅所说， 真正的“愚民”，是不可能被“启蒙”的：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 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想干。
预先站在“觉醒者”位置上发明了“愚民” 的形象，最后又把“启蒙”的失败归罪于“愚民” 之“愚”的现代中国“知识人”，就这样在“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中，让自己更牢靠、更隐蔽地陷入了自己编织的“启蒙陷阱”。“愚民”越是愚昧，就越是需要“启蒙”。而越是需要，启蒙也就越是不可能。最终的结果，是成功地把启蒙变成了一场精致、空洞而又永远不会终结的自欺。
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丈夫对月英惨死前的呼号充耳不闻；才一个月大的小金枝，被暴怒的父亲摔死了；王婆的“红胡子”儿子被枪毙了；王婆服毒了……
早在“革命家”“洋学生”到来之前，李青山、老赵三、老王婆、二里半、平儿……还有村里无数的寡妇们，就在“愚昧”中前仆后继踏上了为民族之“生”而英勇赴“死”道路。
而且，和“知识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义无反顾的“死”，并不是为了走向“未来”，而是为了回到“过去”，回到“蚊子”一样“愚昧”的生存状态。因为衰老而丧失了“死”的资格，“只有悲愤而不能走险了”的老赵三，愤怒地鼓动着自己的儿子去“死”，同时又满怀伤感地怀念着从前的五月节。二里半犹豫再三，还是舍不得为民族生存而牺牲—真的是“牺牲”— 早已衰老得不成样子的山羊，流着泪把它交给了老赵三。
这个细节表明：尽管萧红可能和萧军一样，非常在意上海“文坛”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并且按照后者的要求，安排“非常进步”的老赵三“代表整个的村人在进步着”，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国家”，甚至让可怜的金枝也不可思议地开始了“恨小日本子”，但最终还是拒绝了上海“文坛”的诱惑，坚定地让自己的人物，扎根在了厚厚的东北大地上。他们从长满了高粱、玉米和大豆的大地上收获“生”，又在挤满了乱坟岗子的大地上完成自己的“死”。他们虽然汇入了为民族之“生”而“死”的历史洪流，但仍然是为了从侵略者手中夺回失去了的东北大地。被“文坛”转动了的历史“年盘”，先是慢下来，接着是停下来，消失在了大地的生死轮回中。
时间消失在空间里。“启蒙”消失在了“愚昧” 里。二里半们放肆而粗野的哄笑，压倒“洋学生” 理性的呐喊。
随后爆发的抗战见证了萧红的伟大洞见：不是“理性”或者“根据”，而是野蛮和愚昧，推动着二里半们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从根本上说，战争本身就植根于人类永远不可能消除的非理性本质。理性只能让人在事后反思战争，而永远不可能推导出我们必须去“死”的“正当性”。因为，理性是非时间性的存在，不会“生”，也不会“死”。只有大地上的人，才有“生”有“死”，才能把“生”和“死”包裹在他有限的自然过程里。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生死场》，显然就不仅是反思“启蒙－进步”的现代性传统，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正视并承认大地的意义，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人类学性质。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本期编辑：Jane
图片来自网络，感谢@龙扬志先生在博客上po出段老师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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