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杰 | “翻身”与“生产” ——细读1943年前后边区的妇女“翻身书”

黄锐杰

1943年中共的“四三决定”以单一的生产取向取代了此前妇女解放工作中的“多元性妇女解放运动”，甚至在妇女通过生产社会化之后进一步要求妇女回到家庭。社会化之后还要回到家庭，妇女还如何“翻身”？这是1943年前后的妇女“翻身书”面对的难题。在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折聚英通过“学习”走出了旧家庭的桎梏，变身为了“公家人”，但这一过于仓促的转变也给折聚英带来了种种不适。同样处理“翻身”问题，在《孟祥英翻身》中，赵树理将 “翻身”与“生产”联系了起来。与孔厥不同，赵树理通过开放式结尾强硬地将孟祥英拉回到了家庭之中，他期待的是“生产”带来的国家正义与家庭正义之间的贯通。

“妇女”这一概念早在明清之际便已出现，指称的是宗法社会中的女性亲属群体。在宗法社会，女人永远是亲属关系中的女人，如女儿、妻子、母亲等。只有根据这一角色定位行事，她们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1]政治主体意义上的“妇女”最终取代宗法社会意义上的“妇女”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密切相关。“五四”期间，用于指称女性群体的“女性”一词开始流行，这意味着走出宗法社会的女性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主体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女性”视为资产阶级用语，转而采用“妇女”一词，将妇女与社会联系起来。1920年，李汉俊、李达翻译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确立了“妇女”一词的新内涵。1921年，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女性刊物被定名为《妇女声》，宣布“妇女解放就是劳动者的解放”。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从此“妇女”正式进入中共的官方话语体系。“妇女”继承了“女性”这一说法的主体觉醒内涵，但更强调女性的社会性，并将这一社会性与社会生产联系起来。[2]

由“女性”到“妇女”，可以看出在中共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社会生产的重要性。然而，妇女能否通过参与社会生产达成自我解放？这是中共妇女解放运动中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的一个难题。1943年前后中共边区的妇女“翻身书”呈现的正是这一难题。这一时期，中共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关键文件“四三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刚刚出台，妇女“翻身书”要回应的正是这一“决定”揭示的种种问题。[3]

一 如何讲述“翻身”的故事

“翻身”是1930年代末中共边区出现的一个革命新词汇，1946年土改之后，这一词汇成了“土改”的代名词。[4]不过，即使在土改时期，“翻身”也不只与土改有关。李放春在研究解放前的土改运动时曾指出：“大量的土改史料显示，农民翻身斗地主的革命叙事并不能涵盖北方土改中‘反封建’的话语-历史实践。在话语-历史层面，‘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问题’。”[5]“翻身”之所以不只是“农民翻身斗地主”，是因为这一词汇在最初的时候指的是追求新世界意义上的“反封建”实践，指向的是一种新的生活伦理。

新的生活伦理召唤着新的文学形式。1930年代末开始，农村妇女翻身题材开始在边区作者笔下涌现，孔厥与赵树理便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大体上，这一时期妇女翻身被理解为一个经过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由传统宗法社会进入公共领域变身为“公家人”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以1942年的整风运动为节点，妇女翻身故事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以“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新的整合机制为目标，许多作家开始主动打破文类区隔。以孔厥和赵树理的妇女翻身故事为例，其惯常的文类边界已经开始移动——小说越来越像报告文学。这恐怕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诞生于战争期间有关，相比于小说等文类，报告文学能更好地起到宣传作用。在1946年晋冀鲁豫版的《人民日报》为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打出的广告语中，这类故事被径直称为“好看好懂的‘翻身书’”。[6]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 山东新华书店 1950年

在1934年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院的一次讲演中，本雅明曾谈到“作为生产者的作者”问题。在这篇演讲中，本雅明预言了文类的消失：“小说在过去并不总是存在，将来也不一定必须总是存在，悲剧、宏大史诗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文学形式剧烈融合的进程之中。”文类的消失，是因为“时代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个以报纸为代表的技术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时代，“科学与美文学、批评与生产、教育与政治毫无联系、毫无秩序地分裂开来。……（报纸）的内容‘材料’除了将读者的急躁强加于它的组织形式外，拒绝任何别的组织形式。这种急躁不只是期待信息的政治家的急躁，或期待指点的投机商的急躁，而且在这背后郁结着被排斥在外的人的急躁情绪，他认为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面对这一分裂的时代，打破文类的界线势在必行，“文学的深度”的消失召唤着作者转向“文学的广度”。“资产阶级报界以传统的方式所维持的作者与公众的区别，在苏维埃新闻界开始消失。在那里读者随时准备成为写作者，也就是描述者或是创造范例的写作者。”[7]面对新的时代，作者的“创作技术”必须彻底改革，文类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区隔必须消除，一切都将以将作者与公众重新连接起来为准绳。在这个意义上，孔厥、赵树理等的形式探索预示着一种重新连接公众的努力。

那么，孔厥和赵树理如何看待自己的形式探索？《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文末标出的写作时间是1943年的三八妇女节，最初刊载于1943年3月30日、31日的《解放日报》。在其后的各种编选集中，《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有时跟纪实类作品编在一起（如1947年哈尔滨东北书店出版的《中国新型女英雄》报告文学集），有时则跟小说编在一起（如1949年上海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的周扬主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8]孔厥对自己的文类选择没有做任何说明，但从他之后将《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收入1947年上海海燕书店的小说集《受苦人》的做法看，他自认为自己写的是小说。事实上，由形式入手，《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的写法确实更像小说，与一般讲究客观中立的报道比起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叙事视角贴近传主，语言多用方言土语，活泼生动，叙事中夹杂着大量抒情段落。

1944年11月，赵树理在太行区召开的第一届群英会和生产战绩展览会上采访了劳动英雄孟祥英，由访谈而写就的《孟祥英翻身》1945年3月由华北新华书店 出版。[9]与孔厥相比，赵树理有着清晰的文类意识，这从文前的“小序”可以看出来：

因为要写生产渡荒英雄孟祥英传，就得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后来人也找到了，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样生产渡荒，而是孟祥英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我想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也是大家愿意知道的，因此就写成这本小书，书名就叫《孟祥英翻身》。

至于她生产渡荒的英雄事迹，报上登载得很多，我就不详谈了。

虽然在之后的创作谈中，赵树理一般将《孟祥英翻身》称之为“传记”、“报道”，但是由“报上登载得很多，我就不详谈了”的说法不难看出，他要写的还是小说。[10]

晚年孟祥英曾在访谈录中谈起当年赵树理采访她的情形：“大会在黎城县南委泉举行。会上，老赵找我谈过两次话，象唠家常一样。我把自己怎样组织全村妇女和带动邻村妇女进行生产渡荒活动的情况谈得很细，他默默听着，似乎不太感兴趣。他反复打听的倒是我怎样受婆婆气，挨丈夫打，又怎样不屈服、闹翻身等方面的详情。我象个受屈的女娃，遇到了亲人，向他倾吐了全部苦水。”[11]与文前的“小序”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材料”恰恰是赵树理自己有意选择的结果。

赵树理1958年与工人座谈时曾谈到报道与小说的差别：“报道和小说不同。我认为对于一个先进生产者，事后去访问访问，只能写成报道。报道，一般只是记取生活中某一些事例加以主观的渲染。写小说就不是这样，不能只在访问上打主意。如果只根据访问所得，把一个先进生产者创造出来的事迹写成小说，是有困难的。”[12]就《孟祥英翻身》而言，赵树理显然没有仅仅“只根据访问所得”做文章。尽管孟祥英在受访期间已经明显有了要脱离家庭的趋势，但赵树理还是选择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岁，以后每年开劳动英雄会都要续写一回，谁变好谁变坏，你怕明年续写不上去吗？”[13]

《孟祥英翻身》华北新华书店 1947年

小说与报道相比的特异之处在哪里？赵树理在与工人座谈时指出，关键的是“观察、分析、研究人，熟悉和掌握他的性格”。按这一标准，显然生产渡荒活动不足以让赵树理写成一部小说。生产渡荒需要翻身故事作为“前史”，或者说，生产渡荒本身就是翻身故事的重要一环，这是赵树理提供的视野。

可以说，在文类偏移之后，孔厥和赵树理各自选择的“归属”还是“小说”。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视作“小说”，“小说”的内涵已经悄然转变。在孔厥，这种内涵的转变伴随着新主体的生成；在赵树理，“小说”一开始就不是西方现代小说意义上的小说。[14]

二 “学习”与“治病”

“生产渡荒”与翻身故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赵树理隐微地问出而孔厥涉及却匆匆放过的。在孔厥处，翻身的终点指向“公家人”，即他在副标题中特意标明的“女参议员”身份。“公家人”的阵线有两条，一是学习阵线，二是生产阵线。对于第二条阵线，孔厥点到为止，却对第一条阵线下了浓墨重笔。可以说，孔厥已经跨过翻身故事中的生产问题走向了政治觉醒意义上的新人形象。然而，这一过渡的流畅可能仅仅只是一种假象。

小说中，折聚英跟着红军女宣传池莲花逃离旧家庭之后，担心自己不会工作。池莲花教育她：“那不怕！只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呀！”在池莲花的教育中，“学习”是妇女解放的基本手段。“学习”意味着乡土社会中出现了新规矩。学习这些新规矩，才能进入新世界，变身为“公家人”，最终获得解放。可以说，学习是转化为“公家人”的资格考试。考延边党校的情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予以理解。然而，在孔厥这里，学习却没有伴随着一个真正理解的过程。在赵树理处一再出现的“说理”在孔厥这里是缺失的。

在党校学习时，折聚英生了一场大病。是什么病小说没有明说，或者说，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病由学习的不适而来。在折聚英1944年的自述《我学习文化的过程》中，这场病折聚英只用了一句话带过。[15]到1962年的自述《太阳从这里升起》，折聚英则完全不再提这场病。[16]在小说中，孔厥则对这场病作了非常戏剧化的描述。虽然讲述者试图将病根引向旧社会，但这一疾病的阴影明显越过了旧社会笼罩着“新中国妇女折聚英”：“她在夫家时候常挨打，也带头昏，常筋儿麻，常骨殖缝痛的，这些苦味儿，她都习惯了。……医生断定说：‘这女子，生理上心理上，一定都受过大打击，大摧残！’……从那回起，折聚英的病常常发，她就学习不成了。”折聚英的这场病，还可以由另一个细节予以佐证。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折聚英对其前夫始终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虽然他以前虐待过她，甚至打坏过她的身体”，可是为他“没有革命到底”，她“还是很难过的”。前夫是折聚英与其翻身前生活的最后羁绊，她做不到决绝，意味着她的翻身故事并未真正讲完。

与全文积极的语调相比——在这积极的语调下，前半段的苦难叙事被稀释了——这两处细节格外扎眼。是什么促使讲述者选择这么一种叙事？可以看出，讲述者努力试图走出疾病形成的阴影。在用折聚英的“病可害不倒我”为第九节作结后，紧接着就是第十节一长段的“歌颂”。这一结尾在形式上与前九节戏剧化的叙事割裂了开来，非常突兀。显然讲述者是在拔高伴随着疾病的下沉基调。联系整风的背景，甚至可以说，讲述者在为折聚英“治病”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治病”。形式从来不仅仅是形式，现代小说的诞生便伴随着新的现代主体的生成。[17]这个意义上的形式在“生产”着主体，制约着主体的转化。整风一开始就是一场主体的转换仪式，这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初露端倪。翻身背后是“翻心”，“翻心”召唤着一个新的主体。然而，这一新的主体还找不到新的形式。《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这一文本的表面“平滑”背后是各种待填补的缝隙，翻身背后的挣扎被巧妙地掩盖了同时又不断浮现。这在受访者，是不断要提到前夫和病，在孔厥，则是一种虚假的治疗——只因孔厥自身尚未痊愈。这一种“治病”的努力，不免让人想起丁玲的《在医院中》。在《在医院中》，陆萍手术场面的失控预示着叙事者叙述的失控，叙事者的最终应对策略，是将陆萍送去“学习”。[18]而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恰恰是学习过程伴随着种种不能克服的“病”。在《太阳从这里升起》中，折聚英不再谈到病，不再纠结前夫的“没有革命到底”，或许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真正成了“公家人”。

《母亲·在医院中》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

与孔厥不同，1947年被树立为解放区文艺创作方向的赵树理其创作与整风运动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基本创作风格的形成早在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之前。对比整风运动前后，孔厥的创作有明显的转型迹象。《凤仙花》、《受苦人》等整风前的小说同样讲述妇女翻身故事，但无论手法和旨趣，都与《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极为不同。[19]这些整风前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启蒙色彩，《凤仙花》的讲述者以俯视的姿态教育着凤仙花，《受苦人》转换视角以妇女独白的形式写就，但话语中夹杂着知识分子口吻——进一步，翻身背后的社会悲剧被置换为了命运的悲剧。[20]在赵树理，新形式的探索早就已经开始。更重要的是，这种探索对他来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有些时候，他甚至会与解放区文艺创作方向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孟祥英翻身》而言，同样由访谈而来，同样选择讲述翻身故事，但赵树理的选择背后紧紧扣着的是生产问题。换言之，生产是打开翻身故事的一把钥匙，生产刻画出了翻身故事的可能前景。在这里，赵树理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思考脱离了纪实性的报道，他是以一位小说家的方式进入问题的。在1959年的创作谈中，他径自将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这意味着他关心的从来不只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背后的问题及其走向，这是他找到的新的形式。[21]因此，他才会为孟祥英选择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这种意义上的形式不仅让赵树理脱离了孔厥的“政治不适症”（这一“政治不适症”产下了未长成的主体），使其能够细致刻画翻身背后的“理”及其趋向，更让赵树理与主流的政治话语之间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张力。

三 “老规矩”与“新条件”

孔厥与赵树理的妇女翻身故事中有不少关于“老规矩”的描述。孔厥直言旧社会人们私心重，“虽然公婆媳妇，婆姨汉，也倒究是驴子骡子，两张皮，不亲的啊！”。赵树理则上溯历史，指出“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象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这些关于“老规矩”的描述受到了不少当代研究者的质疑，如李振便直接质疑《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苦难叙事。针对讲述者关于旧社会私心重的说法，李振问道：“在家庭这样一种常常冠以温暖、庇护和依靠等字眼的社会细胞中，‘苦难’从何而来？……必须承认，夫妻、婆媳之间固然存在着种种不易处理的矛盾，即便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两张皮’不会像‘一张皮’那样亲密关爱，但从发自内心的亲密与关爱到虐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宽大的中间地带。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相关的文学叙述里，我们都能找到大量介于亲密与虐待之间的包容、和睦的例证。”[22]

这是一种常见的质疑，如果不怀疑折聚英讲述故事的真伪，则其矛盾主要在于这一个例是否具有普遍性。毋庸讳言，以礼教为圭臬的宗法社会即使不如李振理解的那么温暖，但确实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情的世界。赵园在其对明末士人夫妻生活的研究中曾指出妇女在宗法社会中的日常状态基本上是“居于斗室，噤若寒蝉”，但同时她也指出，这种宗法制下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伦理生活的社会宽容度”），如妇女虽然在家庭中受夫权制约，但许多时候却享有家产的经营权，正是这种实践的灵活性保证了礼教在各时代的延续。[23]当然，赵园讲的是士人，下降到农民，礼教则要粗野许多，孔厥和赵树理无一例外提到的骂媳妇、打老婆的习俗确实普遍存在，但宗法社会之所以能维持，正在于内部形成了一套制衡机制。与士人阶层相比，一哭二闹三上吊许多时候便是农村妇女寻求正义的最终手段，这一手段是为宗法社会默许的。因此本家叔父会出来批评孟祥英婆婆，头上被打个血窟窿时也会得到邻人的适当声援。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弹性空间依赖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正是制度的相对稳定保证了其有弹性而不至于断裂。真正的危机，其实是制度逻辑与生活世界逻辑的彻底断裂。在折聚英、孟祥英生活的民国，妇女的生活世界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部分妇女已经被彻底逐出了礼法的世界。换言之，旧社会的黑暗不在于“老规矩”，而恰恰在于“新条件”的不断出现。这些“新条件”里，第一条就是贫困。贫困对于嫁做人妇的折聚英和孟祥英而言，首先意味着没有娘家可以依靠。折聚英虽然有妈，但被两斗谷子“卖了”当童养媳，娘家再不可能为其撑腰。同样，孟祥英从小丧父丧母，娘家只剩下不可依靠的姐姐和小弟弟。没有父母，更意味着没有嫁妆，嫁人后其地位与半财产性质的童养媳类似。正是这些“新条件”在不断改造着“老规矩”，“老规矩”中围绕着爱、慈、孝形成的家庭正义在这个意义上不再存在。在口述史的意义上，则是当下的“新条件”在不断恶化着对过去“老规矩”的描述，这是苦难叙事形成的基本机制。[24]

赵树理

苦难叙事永远指向转变的时刻，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这一时刻是用民国纪年到公元纪年的转变予以表征的。“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这一时间点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作为“危”出现——马上，之前虐待折聚英的男人就要回来；第二次是作为“机”出现，正是这一非常时刻的到来促使折聚英逃到了红军女宣传身边。这种转变显然是仓促的，时间的断裂并未形成一个新的时间起点。面对这一转变的不彻底，折聚英选择了学习。然而学习形成的时间感毕竟不是身体时间，这才有生病和前夫两处不和谐的音符。与折聚英相比，孟祥英的转变更有迹可循。在讲述“新条件”时，叙述者便埋下了孟祥英“从小当过家，遇了事好说理”的伏笔。1942年工作员找孟祥英当妇救会主任，是孟祥英的转变时刻，其原因仍是“说话把得住理”。孟祥英虽然当上了“公家人”，有了新做派，开始放脚、外出劳动，但其实她还在按自己的“理”做事，或者说革命的“理”并未超出她的“理”。因此当了劳动英雄后，她作总结，仍然说：“遇事要讲明道理，亲自动手领着干，自己先来作模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孟祥英的“理”有一次转变时刻，那是斗争特务任二孩的时候，这次孟祥英害了怕，不想去，但工作员一问，她“说不出道理来”。为什么这次她没了“理”，因为这次革命的“理”是要讲政治斗争，这超过了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孟祥英的“理”。孟祥英的真正转变其实不在于当上公家人这一偶发事件，而在于围绕着家庭形成的“理”与国家政治性的“理”相遭遇的时刻。翻身故事与生产之间的难题，在这个角度上才真正突显了出来。

四 “生产”的难题

1943年2月26日，《解放日报》公布了“四三决定”。紧接着，在1943年3月8日，即孔厥写作《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的当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央妇委书记蔡畅题为《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的社论，这一社论对“四三决定”作了进一步阐释。接下来的各种妇女运动史无不强调“四三决定”在妇女解放中的转折性意义，即以回到家庭中的生产取代了蔡畅称之为“妇女主义”的“轻视生产，重责丈夫公婆，片面的妇女主义，对党的埋怨及向党闹独立性”等倾向。

关于这一路线转向，以《中国妇女》为中心，日本学者江上幸子作了细致研究。她指出，“四三决定”之前妇女解放运动的面相并非单一的“妇女主义”，其中既有主张多进行生产之外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也有主张由生产而求解放的；既有主张家庭内部的反封建斗争的，也有主张以家庭和睦为优先的。这一转向的问题在于以单一的生产取向取消了前期“多元性妇女解放运动”。她暗示，妇女运动的转向是整风运动的产物，背后是中共高层的路线斗争，其标志是1941年秋蔡畅接任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换言之，妇女运动转向是批判王明路线的副产品。[25]

《解放日报》1943年

由路线斗争出发，江上幸子不免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妇女》中的“多元性妇女解放运动”之“多元”，恰恰并非身居底层的农村妇女能够触摸到的“多元”，其间的距离是“空谈”到“实践”间的巨大落差。“多元性妇女解放运动”的许多路线在农村或者不具备实施条件，或者实施了不起作用，或者能起作用但却引起宗法社会的激烈反弹，最终往往沦为一种浮在农村上层的政策而脱离了农村的真正现实。在1943年2月24日审阅修改“四三决定”稿件的时候，在改写的一段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妇女工作者要亲身学习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直言“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强调的便是“务实”。[26]这种“务实”在“四三决定”中指向农村妇女的基本活动场域——家庭。

针对“四三决定”的单一生产取向，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这一做法确实能在避免乡土社会激烈反弹的基础上有效地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质疑主要集中在“家庭”上：如果说妇女的社会化是解决性别问题的基本手段，为什么又要强调不破坏原有的家庭关系？这样如何可能“挣脱封建的压迫”？贺桂梅便指出：“这种对男性利益的妥协，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妇女利益的让渡。通过从妇女解放后撤到保障妇女的工作、劳动权利，来达到既开发剩余劳动力，又能维护乡村稳定的目的。……把经济生产作为农村妇女工作的‘首要任务’，所不能解决的关键问题，来自乡村传统的家庭结构。事实上，‘四三决定’及其多种阐发、说明文件中，始终闭口不谈乡村伦理、宗族、家庭关系结构对于妇女的特殊压迫，尤其是农村女性在婆媳关系、夫妻性关系上面临的矛盾。”[27]

然而，“四三决定”强调生产不能破坏家庭这点不能仅仅视之为权宜之计。“四三决定”一再强调回到家庭的生产是为了“挣脱封建的压迫”，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诉求打发出去。在“四三决定”的逻辑上，回到家庭，恰恰是妇女解放必经的一步。虽然“妇女”的语词逻辑已然溢出了宗法社会的性别定义，但是家庭却始终是妇女活动的基本场域，是妇女解放可以利用的重要路径。董丽敏在考察“四三决定”时便指出：“在中国语境中，‘家庭’作为‘家-国’架构中的重要维度，实际上是包括妇女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可以进行协商的基本单元之一。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在实践的层面上又常常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运动息息相关，因此在资源、机制和路径上，它与体制（国家、家庭等）之间，往往是彼此依赖和利用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借用/置换体制的力量来呈现自己、壮大自己的。”[28]

对观《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折聚英最终借助“国家”的力量离了婚，但有时候却免不了要为前夫“难过”。在《孟祥英翻身》中，赵树理更是通过问题小说的形式强硬地将读者的思考再次带进了旧家庭中——离婚在他这里并非解决妇女问题的最终手段。如果进一步将《传家宝》纳入考察范围，则如董丽敏指出的，旧家庭中除了金桂还有李成娘，这一固守老规矩的妇女（同时也是老规矩的“受害者”）难道注定不能在革命的新秩序中存在吗？

不过，一旦回到家庭，折聚英和孟祥英马上又会遭遇到老问题。旧家庭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非源于差等秩序的“专制”，而在于这种严格的差等秩序背后有“理”，这是老规矩的“规矩”一词揭示的。这种家庭内部的差等秩序以“爱、慈、孝”等基本家庭伦理为家庭正义的核心，这一秩序一旦崩溃便将寻求新的秩序平衡。孟祥英为什么要哭，要自杀？因为她“从小当过家，遇了事好说理，不愿意马马虎虎吃婆婆的亏”。自杀对于她而言是一种寻求家庭正义的基本手段。这种手段基于“理”背后的“情”，孟祥英正是因为在家庭内讲理不成才要自杀，自杀这一极端手段将“理”背后的情感诉求彰显了出来——“满理的事，头上顶个血窟窿，也没人给说句公道话。”老规矩的真正变异在于“理”背后的“情”已经不再能发挥作用，“情”成了私情，不再是连接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这时候的“理”必须求变。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公家人”引入了政治意义上的“理”。这种“理”与孟祥英念念不忘的家庭内部的情理之间的贯通才是翻身的真正内涵。然而，外部的“公”（国家正义）能保证家庭的“公”（家庭正义）吗？在《孟祥英翻身》中，革命的“理”为了贯彻自己借助的基本手段是生产，即公共劳动。如果将赵树理建国后的作品纳入考量，则这一公共劳动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集体劳动。即使在建国后，赵树理仍然坚持要在集体劳动之外保留家庭：“人和人的关系，户是生产队的核心单位，分配是按户论的。生产上是队和大队，生活上，经济核算单位是户。”[29]他甚至要定立一种“对一个家的生产、生活诸种方面都作出规定”的“伦理性的法律”。[30]为什么要这样？赵树理没有提供理由。结合《孟祥英翻身》中悬置的问题不难看出，赵树理的思考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赵树理关心的始终是如何恢复家庭中的“理”。他诉诸的生产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为了重新恢复家庭内部的正义。然而，这一路径走得通吗？由“布衫襟擦得湿湿的”的以情动人的孟祥英到事事“讲明道理”的渡荒英雄孟祥英，赵树理究竟选择了哪一个？[31]

注释

[1] 参（美）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65-75页。

[2] 参储卉娟：《谁是“妇女”？——以及“妇女”作为话语的实践》，载《中国女性主义3》，荒林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第184-195页。

[3] 2016年中国的舆论场上曾经爆发过一场要不要将“三八”“妇女节”改为“女生节”的争论，彰显了不同脉络的性别理论之间的分歧。这一分歧核心矛盾在于女性的社会化能否真正解决性别问题。1943年前后的妇女“翻身书”可以说是这一矛盾的一个雏形。

[4]参袁光锋：《“解放”与“翻身”：政治话语的传播与观念的形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5期。

[5]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载《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黄宗智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第239页。

[6]参《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陈子善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412-416页。

[7]（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载（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王炳钧、陈永国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第9-11页。

[8]笔者采用的是解放日报版本。

[9]笔者采用的是2006年大众文艺全集版。见《赵树理全集（第2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375-392页。

[10]在1949年的《也算经验》中，赵树理将《孟祥英翻身》和《战斗与生产相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归为“报道”。见《赵树理全集（第3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350页。在1966年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则称之为“传记”。见《赵树理全集（第6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467页。

[11]李士德：《太行山麓忆华年——孟祥英同志采访录》，载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长春：长春出版社，1990，第107页。

[12]赵树理：《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载《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86-87页。

[13]“既然夫妻毫无感情，我就与梅妮离了婚。……1945年春节，我和牛兰生同志结了婚。”见《太行山麓忆华年——孟祥英同志采访录》，前揭书，第109-110页。

[14]参倪文尖：《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以<邪不压正>为例》，《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15]见折聚英：《我学习文化的过程》，《新华日报》，1944年12月17日。

[16]见折聚英：《太阳从这里升起》，《延河》，1962年第5期。

[17]参（美）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62-100页。

[18]参李国华：《文学生产性如何可能：丁玲<在医院中>释读》，《人文杂志》，2014年第6期。

[19]两篇小说均收入孔厥：《受苦人》，上海：海燕书店，1947。

[20]参周扬：《略谈孔厥的小说》，《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4日。

[21]见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载《赵树理全集（第5卷》，前揭，第303页。

[22]见李振：《妇女解放书写的新模式：1942年之后延安文学的性别话语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

[23]参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112页。

[24]参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3-78页。

[25]见（日）江上幸子：《从<中国妇女>杂志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及其方针转变——丁玲四十年代作品背景探讨》，载《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王风、（日）白井重范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95-214页。

[26]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逄先知主编，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第427页。

[27]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问题的历史思考》，载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6-107页。

[28]董丽敏：《“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29]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载《赵树理全集（第6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80页。

[30]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载《赵树理全集（第6卷）》，前揭，第38页。

[31] “孟祥英独自站在院里。邻家媳妇常贞来看她，姐姐也来看她，在院门外说了几句悄悄话，她也不敢开门。常贞和姐姐在门外低声哭，她在门里低声哭，后来她坐在屋檐下，哭着哭着就瞌睡了，一觉醒来，婆婆睡得呼啦啦的，丈夫睡得呼啦啦的，院里静静的，一天星斗明明的，衣服潮得湿湿的。”（赵树理：《孟祥英翻身》，前揭书，第381页。）钱理群认为这是赵树理小说中写得最“诗意”、“纯净”、“精致”的一段。见钱理群等：《对话与漫游 ：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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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本期编辑：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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