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 | 鲁迅与胡适“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阐释

李宗刚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终其始末是“和而不同”，其基调是“和”，具体表现在：鲁迅对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以及胡适的学术研究成就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胡适对鲁迅的白话文创作实绩、前期的杂文创作以及小说史研究等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鲁迅和胡适的“和”是统一在其现代文化理念上的“和”，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在“和”的前提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具体的文化方法和策略的差异上。鲁迅与胡适的“和而不同”恰好说明他们作为觉醒了的“真的人”，在确立了现代文化理念之后，其主体性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这确保了五四新文学在其后的继承与发展中并没有被定于一尊，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

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这两年里，鲁迅、周作人支持的《语丝》与胡适、陈源等人为重要撰稿人的《现代评论》发生了激烈的笔战，《晨报副刊》也成为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１９２６年２月，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刊发了其与李四光的通信，提出了要结束这一场笔战：“带住！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1]胡适为了调解这一笔战，给周家兄弟和陈源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2]但周家兄弟并不认同胡适的观点，此后，周家兄弟与胡适闹翻。周作人与胡适于１９２９年和好，胡适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周氏兄弟的深厚情感：“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3]但同为文坛巨擘的鲁迅与胡适则未能恢复当初的关系。那么，鲁迅与胡适由相互称许支持变为疏离陌路，学界是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学界同人多从对立的角度研究他们的特点与关系，对此，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崇胡派’，正体现了此思维，将胡适与鲁迅对立起来，形成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不仅简单化处理鲁迅，也减弱了胡适的复杂性。‘崇胡派’总将胡适塑造一位温情宽容的儒者，但胡适作为‘五四’前驱，他冲破传统禁锢，提倡白话文，主张全面西化，而这些激进与革命，却被‘崇胡派’所剥离。”[4]周质平认为“鲁迅并曾多次为文或明讽或暗刺胡适，胡适却始终不曾批评过鲁迅”[5]；而韩石山则认为胡适并没有显示出绅士风度，“把对手的攻击比作狗的狂叫，还有比这更蔑视，更厌恶的吗”[6]？

严格说来，这些论争较之陈漱渝在１９９１年的认知并没有太多的推进，“过去的鲁迅与胡适比较研究，多侧重双方的异，而在具体论述时，又多着重于双方的阶级分野。此文不仅论述了双方的异，也论述了双方的同，而在探讨造成双方的异的原因时，不仅着眼于阶级的分野，也注意到双方的身世、经历、文化熏陶、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因素。”[7]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陈漱渝的有些认识依然还重在发掘其“不同”的方面：“原来的新文化营垒逐步产生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了运动的右冀，而鲁迅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跟新兴的社会力量建立了日益深刻的联系。”[8]这种认知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变化，如有学者认识到：“周、胡两人，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水火不相容；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前驱战士，而且在学问上是彼此相推重的。”[9]这种较为辩证的认识在新世纪之初也有所推进，如，有学者认为：“不难看出，胡适先生在批评、规劝苏女士时，表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卓越风范……胡适的这个态度，其宽容、大度、雅量、明智，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绅士风度’。如果说鲁迅的光明磊落让人由衷敬佩，那么，胡适的这种‘绅士风度’也同样是让人高山仰止的。”[10]尽管其落足点在于褒扬胡适，但较之那种走向极端的认知还是相对辩证的。

以上这些分析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但将鲁迅与胡适置于“异同”的视阈来进行研究、或脱离语境对一些细节过度阐释，似乎都有可能偏离历史真相。在此，笔者尝试从整体观照的角度对此进行读解，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 鲁迅与胡适

的关系基调是“和”

鲁迅和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将，对推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第一代真正觉醒的现代中国人，他们具有独立的现代人格，显示出已经醒来的“真的人”的文化格局，他们对彼此的评说也具有鲜明的认同性特点。我们不妨以鲁迅对胡适的评说为切入点，探究他们之间的“同”：

其一，鲁迅对胡适的肯定性评说。学界关于鲁迅评说胡适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方面，而对鲁迅肯定胡适的评说不甚重视。其实，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在诸多方面是心意相通的[11]，关系的基调是“和”。

鲁迅对胡适在五四文学倡导方面的功绩，毫不吝啬地给予肯定。比如，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８日，鲁迅在香港的演讲中谈及文学革命时提到胡适的作用：“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12]即使是双方出现矛盾后，鲁迅依然肯定胡适的贡献，如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在谈文学革命时指出：“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13]１９３５年３月２日，鲁迅再次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14]可见鲁迅对胡适新文学历史功绩的肯定。

鲁迅

鲁迅高度评价胡适的文学研究及日记写作。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１日，鲁迅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曾经这样称赞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15]二人产生罅隙后，鲁迅依然赞赏胡适的日记写作。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０日，鲁迅在《莽原》发文：“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16]从总体上说，鲁迅所秉承的批评原则建立在对胡适中肯而公正的评价基础上，并没有因思想观念的不同而贬低其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

鲁迅不仅自己高度评价胡适，而且对一些“攻击”胡适的人也表现出愤慨并著文支持胡适。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８日，针对有人攻击胡适《尝试集》使用惊叹号这一现象，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发文声援道：“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17]

在鲁迅心目中，胡适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儒者”形象。如１９３４年鲁迅在撰写《忆刘半农君》一文时，将陈独秀、胡适与刘半农三人的异同作比较后，这样评论道：“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18]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写作该文时二人早已断绝往来，但文中仍称“佩服陈胡”，可见即使他在一些文章中三番五次地或“明嘲”或“暗讽”过胡适，但并没有将胡适视为“敌人”，鲁迅对胡适的认同恰是文学革命时期“战友”间惺惺相惜的真实写照。

其二，胡适对鲁迅的正面肯定性评说，突出表现为胡适对鲁迅的白话文创作实绩的认同乃至推崇。胡适注重新文学的理论倡导，尤其注重小说创作，曾翻译小说《决斗》发表在《新青年》上，并撰写《论短篇小说》指出中国传统小说存在的问题，有很多“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19]这样的俗套。胡适还对如何翻译西洋文学的路径进行了具体设计：一是“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二是“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20]。读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后，胡适是欣喜的，称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这一年多（１９２１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Ｑ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21]可见胡适对鲁迅的白话小说创作的高度肯定。

胡适也对鲁迅前期的杂文表现出极大的赞赏。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一》中提到“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等话语，胡适阅读了这段文字之后“心有戚戚然”，竟然被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22]，说明胡适与鲁迅在文化诉求的根本点上具有某种天然的一致性。据胡适日记记载，他对周氏兄弟都很欣赏，“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23]

胡适推崇鲁迅以小说史为代表的学术研究。胡适本人的学术研究深受杜威的学术思想影响，讲究“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路径，很早便有意重新修著一部《中国小说史》，但这一愿景始终未能实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胡适对此似觅到知音一般不吝溢美之词，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24]。胡适在学术研究上强调“整理国故”，“鲁迅与胡适在这一认知路径上的异曲同工之妙在于，他们用迥异于传统的价值体系重新评判中国小说。只不过，胡适注重对单部小说的解析，而鲁迅则更注重对中国小说史的整理。在本质上，二者殊途同归。”[25]胡适与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发掘、整理和阐释有着某种同构性。

二 “和而不同”之“不同”

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基调是“和”，但这种“和”却并非通常所说的“同”。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所说的“和”是有差异的、有区别的多样性的统一。因而其内在基调是统一，即“同”；但其外在呈现则常常为多样性形式，即“不同”。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鲁迅与胡适对怎样推动五四新文学向纵深发展等具体主张有所不同。因而，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在“和”的基调上呈现出的“不同”具有多样性特征。鲁迅与胡适“和而不同”之“不同”多体现在鲁迅的有关论述中，笔者在下文中尝试分析。

其一，鲁迅对胡适带有某些讥讽的批评。鲁迅与胡适在文学革命时尽管大的目标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的策略和路径选择上并不相同。１９１９年７月，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１２月提出“整理国故”[26]。１９２１年，鲁迅对胡适的实证主义方法表示不同看法，认为这是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表现：“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Ｑ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27]周作人曾撰文指出，《阿Ｑ正传》的第一章关于阿Ｑ其名的来源之繁琐交代，正是对胡适的讽刺。１９２３年胡适系统地阐述“整理国故”[28]的主张后，鲁迅于１９２４年明确表示：“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29]鲁迅在此强调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方向背道而驰。显然，在鲁迅看来，如果忘记了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忘却了对世界文明的镜鉴的话，那么，所谓的“整理国故”只能使人回到传统的老路。

１９２７年８月，鲁迅针对胡适等人给青年人开设的最低阅读书目进行了批评：“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30]处于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民生凋敝的时代，鲁迅更看重的是青年人的“入世”精神，而非“躲进研究室”读古书。由此可见，胡适所列的必读书目《中学国故丛书》系列与鲁迅对读书的认识并不相同，甚至相悖。

其二，鲁迅对胡适政治主张的批评。鲁迅对胡适依附于国民政府向来是轻蔑的，尽管胡适与国民政府在合作的过程中仍旧极力保持着所谓的独立性。１９２２年，胡适在他主持的《努力周报》第２期上提出“好政府”的主张，宣传由几个“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组成“好政府”，中国就可得救[31]。鲁迅对此很是不以为然。１９３３年，鲁迅针对胡适提出的“人权论”进行讽刺，认为“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32]鲁迅不仅对胡适所倡导的“好政府”进行讽刺，还刻意作诗以示众人：“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33]１９３２年，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则把胡适视为“文化班头”，称胡适对自己“好向侯门卖廉耻”的“文化班头”角色还“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34]。在鲁迅看来，胡适即便“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35]。所以，鲁迅把胡适比喻为绍兴戏班里的“二花脸”，“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却又“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36]。至此，鲁迅与胡适在政治立场、文化认同上的“对立”也愈加明显。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有理有据，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政治主张上的问题，但鲁迅对胡适的批评始终没有上升到对其品行与人格的否定，没有像批评梁实秋那样，使用更为严苛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样的贬义词。

胡适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早在民国初年，他还在美国留学时，就预见到处理对日关系将是中国的最大难题。他曾因此想到日本作深入的观察，只是他还想不清楚，是作为传道者去呢，还是作为一个学道者去。这种不确定的心态，他似乎始终不曾完全摆脱。”[37]但是，胡适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上。他认为：“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38]为了达到这一点，胡适甚至主张在中日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应该主动向日方让步：“中国不妨自动的主张东三省的解除军备，中国与日本俄国皆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39]而实际情况是，日本不仅要侵占东北，而且还要占领全中国，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从而把中华民族置于亡国奴的地步。因此，当鲁迅对胡适的主张进行批评时，胡适依然采取不回应的策略。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６日，鲁迅发文称：“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40]鲁迅对胡适在中日关系态度上的暧昧予以痛斥，指出胡适口中所谓秉持的“友好”是其向往的自由思想在作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41]“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42]１９３４年３月，鲁迅对胡适的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说法进行了进一步剖析：“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43]这说明鲁迅对胡适的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是持批判态度的。鲁迅在日本期间，所接触到的日本社会的底层对中国既有向往也有排斥，而更多的日本人则持有一定的蔑视和敌意。在这种充满仇视的日本环境中，鲁迅在接受现代文化教育的同时，民族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培养出来的精神自然更多了一种批判性。

胡适则注重文化改造中的改良主义策略，即认为社会改造要一步一步进行，具体到社会中的人来说，需要从一个人一个人的改良做起，尤其是注意规避传统文人的旧的恶习。这使他并不注重那种激烈的论战，反而更注重改良社会的温和方式。在胡适的内心深处，认为鲁迅是“自由主义者”，是同路人。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胡适曾经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44]同鲁迅的进步思想截然不同，胡适秉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志，希冀通过改良主义来完成改造历史使命。对此，胡适曾有过这样的解释：“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45]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中华书局 2010年

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胡适一般很少说出非常“绝情”的话，而是充满了“温情”。即便是面对批评异常激烈的人，也从不与其撕扯，更不会隔空“骂战”。胡适谈鲁迅的这句话“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我们一丝一毫？”[46]是引起研究者批评胡适对鲁迅不敬的重要一处。这里，我们还原语境稍作分析。当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的这句话出自写给苏雪林的回信，前句为“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这句话的后一句是：“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的信仰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胡适在作了这些中肯的分析之后，另起一段又写了一句话：“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似，想能蒙原谅。”因此，联系前后文的语气与中肯分析，笔者认为，胡适这样写更多的意图是为了安抚苏雪林，而不是意在蔑视与冒犯鲁迅。

胡适的这种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不仅体现在对鲁迅的相对宽容，而且还体现在对“革命家”陈独秀的“同情之理解”。胡适为了实现自我的改良主义目的，甚至想把“误入歧途”的陈独秀拉到自己的“阵营”中，以至于陈独秀落难时，胡适继续想方设法为其提供生活帮助。１９３５年，胡适在致汤尔和的信中对陈独秀走上革命道路进行反思：“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47]我们在此且不论胡适的这种反思是否有道理，单就胡适的这一出发点而言，显然是他所秉承的改良主义以及他所强调的从每个人的改良做起的真实体现。

当然，胡适尽管在性格上具有“温柔敦厚”的特点，但就其内里而言，既有对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吸收、融合，也有自身“彬彬君子”之道，即便不能做朋友，也不会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这便是胡适的为人处事之道。其实，胡适不仅对鲁迅的批评没有作出回应，对其他左翼作家的批评乃至诋毁，也基本不作回应。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自然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不至于深陷于作家互相攻讦的泥淖，而是着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共生的生态构建。

五四文化革命的发生离不开一大批已经觉醒的个人的参与和推动。鲁迅曾经说过：“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人之子醒了”[48]。既然“人之子醒了”，自然就再也不会像“睡着”时那样毫无个性，彼此之间在思想上的冲突乃至对抗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正是基于这一点，鲁迅与胡适的分歧便不能简单地看作普通人之间的争论，而应视为五四新文化精神获得真正确立的一种显现方式。

三 鲁迅与胡适“和而不同”

的文化功能

鲁迅与胡适之所以能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他们之间只有“矛盾”而没有“统一”，也就是说只有“不同”而没有“和”。鲁迅对胡适固然有认同，胡适对鲁迅也不乏崇敬。这是他们彼此“和”的一面；然而，他们的认同又异于常人的认同，而是既有认同也有批评，更多的是一种“和而不同”，尤其是文学革命之后，在如何建构新文学的见解方面更呈现出了某些“不同”的认知，但这并未影响两人在彼此心目中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的认同感。因此，我们只有跳出既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从“和而不同”的维度重新认识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地还原历史的真相。

其一，鲁迅与胡适的“和而不同”确保了两人的主体性得以真正意义上的确立。从“和”的一面讲，鲁迅和胡适所着力批判的旧文学／文化是同一对象，他们所皈依的现代文学／文化也是同一对象；从“不同”的一面讲，鲁迅与胡适由于秉性不同、所接触的地域文化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不同，尤其是在接受现代教育时所处的国度不同，这就使其在不同现代国家所体验到的现代文化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自然就有所不同。正是由于这些“不同”，鲁迅与胡适才分别建构起了具有自我鲜明特色的文化大厦，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无法绕开和无法彼此取代的历史性人物。

鲁迅在其人生实践中，毫无隐晦地把自我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表现了出来，为现代“真的人”的典范，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现代人际关系的典范。鲁迅对胡适的讽刺、挖苦还是警示，始终都将胡适放置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加以论述，这就使鲁迅的批评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性，也使鲁迅那些看似讽刺性极强的批评，并没有在胡适那里得到“回应”。实际上，鲁迅对胡适的批评并不像有些学者所渲染的那样，似乎到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地步。相反，他们是以各自独立的方式表明着自我的独立存在：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系统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时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因为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代表性人物。鲁迅说过：“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49]

胡适在其成长的关键期深受西方思想家的影响，这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向着西方文化推崇的所谓“绅士”风度看齐，这也使他在诸多论辩中依然保持所谓的“优雅”姿态，始终在文化改造中秉承这种现代文化的价值尺度和文化立场，“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50]。当然，胡适对鲁迅的批评接受起来并不见得都很舒畅，但从另一种维度来看，这又何尝不是胡适所倡导的现代文化及其外在表现形态呢？随着五四文学的深化和发展，鲁迅与胡适从文学革命的亲密战友逐渐变为革命道路上相对疏离的朋友，从“和而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恰是以“和”为主导的两位文化主将从“异中有同”到“同中有异”的转变过程。但是，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其核心点都没有离开“和”这一中心。一个力证就是：胡适在１９５８年５月台北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演讲时还特别重申了一个堪称在台湾有所禁忌的观点：“新青年”时代，鲁迅“是个健将，是个大将”！[51]

胡适

其二，鲁迅与胡适的“和而不同”确保文学发展获得良好的文化生态。生物界的良好生态保证了生物多样性和平衡性发展，文学界的良好文化生态同样保证了文学的多样性和平衡性发展。如果鲁迅与胡适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完全“合体”，那么，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便会大同小异，五四新文学便不会再呈现出风姿各异的盛况。正是因为在“和”的主导下，他们共同成为耀眼的新文化之星，而其“不同”的一面使他们成为新文化多元趋向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如果仅有“和”而没有“不同”，或者是仅有“不同”而没有“和”，那么，五四新文学会黯然失色，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将失去两位文化巨人。

面对文化界党同伐异现象的日益泛滥，以及把批评与诋毁、谩骂混淆的现实，胡适不无忧虑地说：“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52]抛开胡适所谈的政治内容，单就其所忧虑而言，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印证了胡适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从文化生态的维度加以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对鲁迅和胡适的客观公正评价不应简单地贬损或者褒扬其中的某个人，而是将两人放置于特定的历史场域，审视他们的长处或短处。也就是说，既不为鲁迅讳，也不为胡适讳；既不单纯地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也不单纯地以胡适之是非为是非；既不用胡适所认同和操持的价值标尺来衡量鲁迅，也不用鲁迅操持的价值标尺来衡量胡适。实际上，鲁迅与胡适的“和而不同”最终铸就了非凡的文学成就，由此扩而大之，五四新文学乃至嗣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而获得勃勃生机，恰是诸多作家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撰写出了具有显著自我文化烙印的文学作品，由此使得文学之花争奇斗艳，风姿绰约。

其三，鲁迅与胡适的“和而不同”确保了五四新文学在发生之后，循着多种可能性发展，从而为风格迥异的各类文学样式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从文化生态的维度加以审视，五四新文学在获得确立和发展之后，各种现代文体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鲁迅与胡适的“和”的一面，在促进中国现代的理论文体、小说、散文和杂文等发展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从理论来看，胡适在文学革命中首先发难使用的便是理论文体，其《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理论性文章，具有了现代理论文章所应有的独立思想之品格。鲁迅在文学革命中撰写的《致钱玄同》等理论性的文章，也以不拘一格的形式，使得理论性文章更加自由。当然，其他五四文学诸多闯将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一文体的建构，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性文体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至于现代小说、散文和杂文等文体，鲁迅与胡适不仅大力倡导，而且身体力行。作为五四文学创作实绩的体现者，鲁迅所创作的现代小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典范，其散文作品迥异于中国传统散文，为现代散文的创作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杂文创作则深深地打上了鲁迅独有的思想烙印。胡适尽管在小说创作方面不如鲁迅那样成绩显赫，但他同样也创作出了一些小说作品。胡适对鲁迅杂文创作的赞赏和肯定，对杂文这一文体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杂文作为一种新的文体的价值，即便是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依然受到部分作家的质疑。比如，沈从文在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教师时期还在演讲中表明了对杂文不甚认同的态度：“杂文虽有些似通非通，不三不四，也还是到处流行。”鲁迅和胡适则早在杂文文体孕育之际便为杂文文体的发展支撑起了一方蓝天，“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53]。

鲁迅与胡适在“和”的前提下的“不同”，更好地保障了上述诸多文体的多样化发展。如诗歌，鲁迅创作的现代诗并不多见，有些诗还属于七言诗，但他创作的《野草》独树一帜，使散文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百花园中的风姿绰约的文体。胡适则与鲁迅不同，他从理论上积极倡导现代诗创作并亲自实践，在现代话剧创作方面也大胆实践，由此推动了中国现代诗和话剧的发展。正是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学先驱勇于提倡和实践，才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长河。

注释

[1]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０页。 

[2] 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胡适全集》，第２３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２４－４２５页。 

[3] 胡适：《致周作人》，《胡适全集》，第２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１页。 

[4] 王小惠：《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胡鲁之争”中的“崇胡”》，《文艺争鸣》，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5] 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页。

[6] 韩石山：《胡适真的敬重鲁迅吗》，《中国图书商报》，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日。

[7] 陈漱渝：《同途殊归两巨人———鲁迅与胡适》，《河北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8] 陈漱渝：《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文学评论》，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9]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北京：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３页。

[10] 袁良骏：《胡适对鲁迅的“绅士风度”》，《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11] 有学者指出：“鲁迅跟胡适的学术交流，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鲁迅对旧伦理道德的批判跟胡适的见解相近、步调相同”，这些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将鲁迅与胡适的“相同”方面呈现出来，但最终指向却有不同。参见陈漱渝：《鲁迅与胡适：从同一个战阵到不同营垒》，《文学评论》，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12]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页。

[13] 鲁迅：《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鲁迅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６２页。

[1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５年版，第１ 页。

[15] 鲁迅：《２２０８２１致胡适》，《鲁迅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３１页。

[16] 鲁迅：《怎么写》，《鲁迅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４页。

[17] 鲁迅：《又是“古已有之”》，《鲁迅全集》，第７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９页。

[18]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４页。

[19] 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全集》，第１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４页。

[20]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１９１８年第４号。

[2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２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４２－３４３页。

[22]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７８页。 

[23] 《胡适的日记（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２４页。

[24]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自序》，《胡适全集》，第１１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１０页。

[25] 李宗刚：《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兼课及新文学传承》，《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26]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０５页。

[27] 鲁迅：《阿 Ｑ 正传》，《鲁迅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１５页。

[28] 胡适：《发刊宣言》，《国学季刊》，１９２３年创刊号。

[29]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５页。

[30] 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５８－４６２页。

[31] 胡适曾在他主持的《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５月第２期上提出“好政府”主张。 

[32][33] 鲁迅：《王道诗话》，《鲁迅全集》，第５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０、５１页。    

[34] 《鲁迅研究》，第２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１７页。

[35] 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第５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２页。

[36] 鲁迅：《二丑艺术》，《鲁迅全集》，第５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７页。

[37] 耿云志：《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38] 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胡适全集》，第２１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７９－４８０页。

[39] 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胡适全集》，第２１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６２页。

[40][41][42]  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鲁迅全集》，第５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２、８２－８３、８３页。

[43] 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９页。

[44] 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３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页。

[45]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５９页。

[46]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５４６页。

[47]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48] 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８页。

[49] 鲁迅：《死》，《鲁迅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３５页。 

[5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５６页。

[51]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５１页。

[52] 胡适：《致陈独秀》，《胡适文集》，社会卷，长春：长春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５页。

[53] 房向东：《鲁迅与他的论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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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 0 5 期

本期编辑：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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