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霖~金学开讲：《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勃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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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
小说涉及世情，自可溯源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
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称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
于是，鲁迅称之为“最有名”的《金瓶梅》，就常常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之后，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第一节 《金瓶梅》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
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
成书的时代
作者之谜
《金瓶梅》的版本
《金瓶梅》的成书，与“四大奇书”中的另外三种不同，幷没有经过一个世代积累的过程。
第一次透露世上存在《金瓶梅》这样一部小说的信息，见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
袁宏道在信中问：“《金瓶梅》从何得来？”
袁宏道的弟弟中道也曾回忆董其昌对他说过：“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袁中道《游居柿录》）
沈德符听说后，一时间犹“恨未得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据当时这些广闻博识的文人的口气，可知这部小说刚刚成书不久。
在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的一些话本故事、时曲小调等，也只是作为“镶嵌”在作家独立构思的蓝图上的个别片段，它们不是《金瓶梅》的雏型作品，也不能证明此前曾经有过一部雏型作品。
事实上，至今也未见一个《金瓶梅》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曾经“世代”流传过。
至于小说中留有的说唱艺术的痕迹，有的是由于“镶嵌”所致，也有的是因为模仿所成。
这和书中行文时有粗疏、错乱等等，都难以作为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证据。
《金瓶梅》成于何时？
万历中后期开始传说它作于嘉靖年间，但从本世纪30年代起，人们陆续发现小说写到了万历年间的一些故实，故一般研究者认为它成于万历前中期，即在董其昌、袁宏道等人看到抄本前不久。
这个时代，官商结合，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正在崛起，人们在两极分化中，受到金钱和权势的猛烈冲击，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奢华淫逸之风也迅即弥漫了整个社会。
《金瓶梅》即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也只有这样的一个时代才能产生这样的一部小说。
《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所作的序称“兰陵笑笑生作”。
古称“兰陵”之地有二：
一为今山东峄县，另一为今江苏武进县，现在尚难考定何者为是。
同时代的《花营锦阵》之中，也有署名“笑笑生”的一首《鱼游春水》，但不知两个“笑笑生”是否为一人。
万历间人谈及该书的作者时，有的说是被“陆都督炳诬奏”者（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也有的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的说是“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柿录》），也有的说是“金吾戚里”门客（谢肇淛《金瓶梅跋》），都语焉不详。
后世学者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考，特别是近年来，有王世贞作、李开先作、贾三近作、屠隆作、汤显祖作、王稚登作等多种说法，但都缺乏确凿的左证。
《金瓶梅》成书后最初以抄本流传。今见最早的刊本是万历丁已（1617）年序刊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人称“词活本”或“万历本”。
崇祯年间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问世，人称“崇祯本”。
一般认为此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即将词话本的回目、正文稍作删改、修饰后再加评点和图像刊行。
清康熙年间，张竹坡以崇祯本为底本，将正文的个别文字修改后另作详细评点，以《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之名行世，人称“第一奇书本”或“张评本”。
民国十五年（1926）又有存宝斋排印的《真本金瓶梅》（后改称《古本金瓶梅》）出版。
此书将张评本中的秽笔全部删改，第一次以“洁本”的面貌问世而畅销一时。根据以上情况，最接近原作的应是词话本。
词话本中以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分别于1963年4月和1978年4月影印的本子为最佳，通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排印的删节本。
第二节 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画
由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
从暴露社会的矛盾走向剖视扭曲的人性
《金瓶梅》的悲剧性
关于性描写的问题
《金瓶梅》的书名，乃是由小说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合成。
故事开头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而演化开来，写潘金莲与西门庆皆未被武松杀死，潘氏遂嫁西门为妾。
第十回至第七十九回，主要写西门庆的暴发暴亡和以金、瓶为主的妻妾间的争宠妒恨。
最后21回，是写众妾流散，一片“树倒湖狲散”的衰败景象。
全书的背景安置在北宋末年，但它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
《金瓶梅》看来是写西门一家的日常琐事，但正如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说的那样：
显然，《金瓶梅》写世情不在于一般的描摹，而是着意在暴露。
它的暴露，不但有广度，而且能在普遍的联系中把矛头集中到封建的统治集团和新兴的商人势力，从而触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因而显得具有相当的深度。
小说的主人公西门庆，本是一个小商人，他凭着“近来发迹有钱”，靠勾结衙门，不法经商，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金钱来贿赂官场，打通关节，官越攀越高。
于是，他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世界里，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却又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
从这里可以看到，被金钱锈蚀了的封建官僚机器已经彻底腐烂了。
作者曾经用十分明确的语言指出，当时“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就是因为“奸臣当道”；
而奸臣之所以能当道，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皇上的“宠信”（第一回、第三十回）。
西门庆从蔡京手中买来的一纸“理刑副千户”的“告身札付”，就是由“朝廷钦赐”给蔡京的（第三十回）。
曾御史弹劾西门庆“贪肆不职”的罪状条条确凿，却由于西门庆“打点”了蔡京，结果一道圣旨下来，曾御史受到了处罚，西门庆则得到了嘉奖（第四十八回）。
于此可见，这个社会腐败势力的总后台就是皇帝，而这个皇帝本身就“朝欢暮乐”、“爱色贪杯”。他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营建艮岳，搞得“官吏倒悬，民不聊生”（第六十五回）。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将暴露社会黑暗的焦点集中到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身上，可谓抓住了腐朽的封建政治的要害。
更何况《金瓶梅》时代的明神宗，就是一个以终年不见朝臣，日处深宫荒淫，“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孟森《明清史讲义》）而出名的皇帝。
这就不难理解当时的读者读了这部小说之后，认为它就是在“指斥时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了。
假如说小说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的话，那么对于新兴的商人势力则抱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态度来加以暴露。
作者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支配下，总体上是将西门庆作为新兴商人的代表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把他写成一个罪恶累累、欲壑难填、不得好死的恶棍。
但与此同时，在新思潮的熏染下，又常常不自觉地把这个不顾传统道德、破坏封建秩序、蔑视朝廷法规、不信因果报应而一味疯狂地追求金钱和女人、尽情地享受人世快乐的商人，写得那样精明强干。
他不仅靠勾结官府，非法买卖而获利，而且也凭著有胆有识，善于经营而赚钱，就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从一丬生药铺起家，竟拥有了解当铺、绒线铺、缎子铺、绸绢铺等五家商号，
“外边江湖上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有数十。……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第六十九回），已成家资巨万的豪商。
他财大气粗，地方上的巡按、御史、内相、太监等等纷纷前来屈尊俯就；
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也还有一百亩田、三四处房子”的秀才不得不受雇于这个不通文墨的商人（第五十六回）；
饶有家财的孟玉楼改嫁时，不要“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举人，却认为西门庆“象个男子汉”（第七回）；
“走下坡车儿”的向皇亲只以三十两银子的低价，就向炙手可热的西门庆质当了一座大螺甸大理石屏风，外加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第四十五回）；
出身于“世代簪缨，先朝将相”之家的林太太，也心甘情愿去填补这个“轩昂出众”的大官人的欲壑（第六十九回）。
无情的现实已证明：
象征着农本的、封建的势力正在走向没落，而新兴的商人正凭着诱人的金钱，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
西门庆宣布：
显然，作者在写西门庆这个丑恶的强者时，半是诅咒，半是欣羡，以至写他的结局时，一会儿让他转世成孝哥，以示“西门豪横难存嗣”；一会儿又让他去东京“托生富户”，不离富贵（第一百回）。
这种情节上的明显错乱，生动地反映了生活在人生价值取向正在转变过程中的作者，最终还是在感情上游移不定，难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评判新兴的商人。
然而，西门庆这个中国16世纪的商人正当兴旺发达的时候，却因恣意纵欲，很快地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事业。
作者在这里把一把冰冷的解剖刀指向了人性的弱点。
“食、色，性也”，人生对于财的追求和色的冲动，本是一种自然的本能。
小说的第七回说：“世上钱财，乃是众生脑髓，最能动人。”
而两性间的“滋味”，更常常被形容为“美快不可言”。
作者对于财色，幷非一味加以否定。对于女性的压抑和苦闷，也表现了一定的同情。这与晚明“好货好色”的人性思潮是合拍的。
但与此同时，作者又以冷峻的笔触、客观的描写表明了假如仅仅以一种原始的动物本能，腐朽的感官享受，乃至无限膨胀的占有欲去向禁欲主义挑战，其结果只能是理性的淹没，人性的扭曲，乃至自身的毁灭。
西门庆的贪财好色就完全建筑在摧残他人人性和戕害自身生命的基础之上。
他对人欲的贪求已异化为人性的扭曲和人生的毁灭。
不但如此，小说中的金、瓶、梅等诸多女性，似乎也都被社会的规范、封闭的家庭、单调的生活挤压得只知道人生最低层次的追求。
扭曲了的人性，使她们将肉欲变成了生命的原动力。
她们以此去撞击吃人的封建礼教，但在撞击中自己也步入了邪恶。
她们在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漩涡中变得心狠手辣，乃至谋害人命，而最后一个个因这样或那样的贪“淫”而葬送了年轻的生命。
这就使《金瓶梅》幷不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劝惩层次上的戒贪、戒淫，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告诫人们：兽性毕竟不等于人性。
清人张潮说过：“《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幽梦影》）
它的悲剧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现了封建专制社会由于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贪赃枉法和资本势力的冲击而日暮途穷；也不仅仅在于写到了穷人们度日如年，卖儿鬻女，过着“把孩子卖了，只要四两银子”（第三十七回）的悲惨生活；
而且也在于揭示了中国16世纪商人的艰难崛起，及其在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不得不与腐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丑态；
也在于客观地表明了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
腐朽的当然在走向死亡，新兴的同样也前途渺茫。
整个《金瓶梅》世界一片漆黑，令人感到悲哀，感到窒息。
面对着这样一个悲剧世界，作者常常用色空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来进行解释。
但这部小说最受人诟病的是书中存在着大量的性行为的描写，以至长期被一些人视为“淫书”。
在晚明肯定人欲的思潮中，人们普遍不以谈房闱之事为耻，赤裸裸的性描写可见诸各类出版物中。
《金瓶梅》中有些性描写虽然与暴露社会黑暗，刻画人物性格，开展故事情节有一定关系，但毋庸讳言，其中有不少显得笔墨游离，文字粗鄙，情趣低级，有腐蚀读者心灵的作用，特别不宜青少年阅读。这也就影响了它的价值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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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