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能还记得历史上有名的“战国四君”——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善养食客的典故，还记得秦相吕不韦有“食客三千”的故事。《金瓶梅》中几个帮闲食客，与两千年前“战国四君”和吕不韦所豢养的数千食客有极大的不同，甚至连本质特征都不一样。这不仅由于这几个帮闲不是处于列国争霸、诸侯称雄的战乱时期，不是处于外闭内乱的封建社会前期，而且，更是由于他们已经处于商品经济已有较大发展的商业小社会之中，由于他们随着这个小社会向近代社会转移而出现的自身作用的转变。
大凡社会上一旦有了等级，有了差别，就少不了帮闲食客，正如只要有了大树，就会有寄生藤一样。
然而，在明代中叶出现的商业小社会里，帮闲食客的作用及其活动特征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里养尊处优的贵族门府中帮闲凑趣的清客，也不同于战国时期急功求名、争雄称霸的王公君子豢养的或有雄才大略之士，或为鸡鸣狗盗之徒，而是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特征，以我为他人、他人为我为手段，以求自我生存为目的，寄身在根植于封建专制社会土壤的商业小社会之树上艰难地生活的人。在《金瓶梅词话》第十回“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赏芙蓉亭”中，有段对西门庆的“十友会”或曰“十兄弟会”的“哥们”的简略介绍：
西门庆是个大哥。第二个姓应，双名伯爵，原是开绢铺的应员外儿子，没有本钱，跌落下来，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会一脚好气毬，双陆棋子，件件皆通。第三个姓谢，名希大，字子纯，亦是帮闲勤儿，会一手好琵琶，每日无营运，专在院中吃些风流茶饭。还有个祝日念、孙寡嘴、吴典恩、云里手（又写作“云离手”）、常时节、卜志道，白来抢，共十个朋友。卜志道故了，花子虚补了。这花子虚就是李瓶儿的第二个丈夫，是原广南镇守花太监的侄子。花太监死后，他接过产业，每日只是嫖妓狎娼，花天酒地。
紧接着，小说在第十一回“潘金莲激打孙雪娥，西门庆梳笼李桂姐”中又对此中九人（西门庆不算，卜志道已除外）再作介绍，这实际上是一个补充说明。
《金瓶梅》张竹坡评本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对“十兄弟”的介绍与此相差无几，这里不妨再摘抄一番，以便了解帮闲食客其人：那西门庆立了一伙，结识了十个人做朋友，每月会茶饮酒。头一个名唤应伯爵，是个破落户出身，一分儿家财都嫖没了，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在院中顽耍，诨名叫做应花子。第二个姓谢，名希大，乃清河卫千户官儿应袭子孙，自幼儿没了父母，游手好闲，善能踢的好气毬，又且赌博，把前程丢了，如今做帮闲的。第三名唤吴典恩，乃本县阴阳生，因事革退，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以此与西门庆来往。第四名孙天化，绰号孙寡嘴，年纪五十余岁，专在院中闯寡门，与小娘传书寄柬，勾引子弟，讨风流钱过日子。第五是云参将兄弟，名唤云离手。第六是花太监侄儿花子虚。第七姓祝，名唤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时节。第九个姓白，名唤白来创（即白来抢。上述人名，“词话”本与张评本还略有出入，但读音基本相近或相同）。连西门庆共十个。众人见西门庆有些钱钞，让西门庆做了大哥，每月轮流会茶摆酒。从上面两段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以贴食沾吃为目的的帮闲人物有如下特点：（一）本来都是有前程的，特别是几个与西门庆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像应伯爵，父辈本是高贾富豪；而谢希大、花子虚出身官宦名门，吴典恩本来就是有职有业者。（二）但现在发生了变异，或是自己不争气、不努力，本钱全无，家道败落；或是事出有因，弄得权势已去，地位卑降，或是厄运连连，一蹶难起。（三）有的还颇有点小聪明和“歪”本事，“会一脚好气毯”，这可是当时的“雅兴”，“双陆棋子，件件皆通”，犹如今日人们之玩扑克、摸麻将之类，又是“帮闲勤儿”，可见眼明、耳尖、嘴滑、手快；谢希大还“会一手好琵琶”。（四）各人都有各自的专长，也无一不是为了白吃白玩而帮闲于有钱有势的西门庆（花子虚也可算是有钱之人，他后来破产，又随即死去）。
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上面有关他们的活动的介绍中看出，而且他们的名字也以谐音双关点出了他们的各自特征：伯爵，谐音“白嚼”或“八嚼”，意即望天吹牛，胡说八道，至今江浙一带仍有此方言。有的论者以为应伯爵影射严嵩死党鄢懋卿，存疑。而他的诨号“应花子”中的“花子”则是“叫化子”的缩略谐音，为讨吃、白吃之意。典恩，将他人之恩情典当以换财利，他后来果然恩将仇报，以怨报德。白来抢，是“白天来抢”还是“无缘无故白白来抢”？二者都可以解通，意指贴食之勤，“帮闲”之忙。常时节，是十兄弟中最贫穷的“哥们”，无一日不为吃穿住行忧心忡忡，常时靠别人的借贷和周济过日子，常时节即“常时借”。
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我国在明代中叶，商业经济已经在东南沿海外贸较为发达的城镇和长江中下游、大运河两岸手工业、商业、交通较为发达的城镇发展起来。
其主要特征不仅表现在手工业作坊的增多扩大和行商坐贾队伍的日趋发展，更重要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已作为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出现在这些地区的经济生活之中，使这些地区形成了商业小社会。既然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影响了商业小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那么，生意竞争的现象势必会以连续性的特征出现。我们现在还难以拿出丰富而又确凿的实据来证明当时的人们已有了鲜明的市场竞争观念，但可以看到，竞争已经出现。也许，在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走川广贩卖药材和在县前开生药铺之时，应伯爵的父亲应员外的绸绢铺就算得上大的铺面，十分的富贵，而谢希大家的千户官职至少比西门庆千户官职的获得早一代人。然而，应伯爵终于“没有本钱”而跌落下来，绸绢铺已归他姓；谢希大也“把前程丢了”，另外还有几个也都是“破落户”。
无疑，这都是些竞争失败者。他们将来也许会东山再起，比如应伯爵在西门庆死后投靠张二官时就开始入股做生意了，但至少目前，他们都成了像西门庆这样的竞争胜利者的帮闲食客，为西门庆凑趣，为西门庆服务。
大概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商品经济在选拔一批优胜者时，造就了这么一批落伍失败者，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需要这批人。商业小社会并不排斥这帮虽然失败却多少又有点聪明才干并且还在挣扎着活下去的人。于是这批人物以他们的帮闲角色再度活跃在这个小社会之中，以自己的聪明与能力，在满足富商豪贾需要的同时，贴食以饱暖，帮嫖以娱欢，并且不断地找机会、寻靠山，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
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自然经济，如磐石高山般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如千百条枷锁绳索般的宗法制观念和乡族势力，这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封建主义的三大支柱。中国十六七世纪的商品经济相对快的发展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艰难地发展的，这些特征给当时的商品经济及商贾们至少带来这样两个现实：一个是在大范围内依然处于封闭状态的小农自然经济给商品经济带来极不利的影响，商业信息、产销情况得不到及时的通报。而乡族（宗族）势力，这个封建国家一统天下的坚实组织基础又把本来闭塞的小农自然经济分割成千千万万个小块，各个小块里的“土政策”与顽固守旧势力又往往给以超地区为特征的商品经济蒙上眼睛，塞上耳朵、钉上枷锁，直至排斥于外。
另一个则是权制性质的封建社会的任意性特征往往使已经富起来的商人不敢大胆地致力于更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大多数商人将大部分的利润用于自己个人的消费及其他非生产性开支，商人们大肆挥霍黄金白银，沉溺于酒色之中。商业小社会需要一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消息灵通人士和善于调节买与卖、借与贷以及经营者内部关系的人员，这种人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叫做“经纪人”。中国人又称之为“掮客”。行商坐贾当然会以不同方式给这些人一定的佣金，以便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润再生。同做生意一样，也同商业的需要一样，富商在尽情享受自己的利润时，也需要了解享乐的去向，需要有人联系，需要有人凑趣帮腔。这两种需要没有矛盾之处，而且往往有机地结为一体。酒席宴上、妓院歌楼可以谈天说地，纵色泄情，也可以谈生意、做买卖、听消息、拉关系。富商豪贾往往让“掮客”们免费享乐或同乐而作为一种报酬。
帮闲食客便正是这种“掮客”，正是这种“凑趣帮腔”同乐之人。在西门庆的10位“哥们”中，应伯爵又是最典型的代表。
那么《金瓶梅》中的帮闲食客们是如何充当这些角色的呢？这是小说描写得最多的内容。以应伯爵、谢希大为常“客”，三日两头拉着或跟着西门庆进勾栏玩妓院，“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专在院中吃些风流茶饭”。这些“食客”，由于破落下来，没有几个家中有余粮剩钱的，若不是吃了中餐愁晚饭，便是卖了冬装换夏服。吴典恩同来保进京为西门庆送生辰贺礼给蔡京，竟意外地得了个清河县驷丞小职。但是有了官职却无一文钱上任。不得已还要求应伯爵做中人向西门庆借钱，以供自己“参官贽见之礼，连摆酒并治衣类鞍马”之用。（第三十一回）常时节因无钱交房租，房主日日催逼，无可奈何，也只好来求西门庆，而西门庆随手给的十几两碎银便使他家起死回生，从困境中绥过气来，夫妻和睦，转怨愁为欢悦。（第五十五、五十六回）应伯爵日子也不好过，生了个儿子就觉得日子难熬，连给儿子做满月酒的钱也没有，只得到西门庆面前诉苦。（第六十七回）他得了贲四的三两赔礼道歉银子，首先想到，“且买几匹布勾孩子每冬衣了”。（第三十五回）白来创“头带着一顶出洗覆盔过的恰如太山游到岭的旧罗帽儿，身穿着一件坏领磨襟救火的硬浆白布衫，脚下趿着一双乍板唱曲儿前后弯绝户绽的、古铜木耳儿皂靴，里边插着一双一碌子绳子打不到底、黄丝转香马凳袜子”，强赖在西门庆家扯闲话，硬是直到吃饱了饭，喝了几钟酒才离去。（第三十五回）
以这样的经济状况作为前提，当西门庆要邀他们或愿意和他们一同去寻欢求乐时，他们当然会在自己食欲和性欲的驱使下，凑上前去。
他们的吃喝玩乐，名目很多。有时是他们“会”中轮流治席，摆宴置茶，一月一次；有时是品赏新肴老酒，随请随到，或临时凑集；更多的是以西门庆为首，由西门庆出资，帮闲们偶尔也凑上几钱银子，梳笼新妓，探看美娼，或是西门庆在节日假日、红白喜事之时，设宴请客，帮闲们都来贴食白吃凑热闹。而吃喝玩乐的时间，短则半日一夜，长则数日半月。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先是应伯爵、谢希大做伴，后再加上孙寡嘴、祝日念和常时节，帮闲们每人“出五分银子人情作贺，都来囋他，铺的盖的俱是西门庆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顽耍”了半月有余，各得其所。（第十一回）元宵佳节，西门庆“同应伯爵、谢希大两个，家中吃了饭，同往灯市里游玩”，路遇孙寡嘴、祝日念。西门庆原想同他们到大酒楼吃三杯，然后去赴李瓶儿之约。谁知祝日念提议去李桂姐家，于是被“这伙人死拖活拽”进了妓院，自然是西门庆出钱，众人享乐。“肴烹异品，果献时新，倚翠偎红，花浓酒艳”。接着是妓女唱曲，圆社踢球。后来西门庆溜走，众帮闲吃到二更才散。（第十五回）第四十二回又写了元宵节西门庆约应、谢在狮子街房饮酒听曲观赏灯火的情景，后来祝日念不知怎的竟寻到了这里来。这次“哥们”同乐，远比在桂姐家闹元宵的那一次盛大多了，不仅专请娼妓助兴、乐工陪乐，而且酒足饭饱之后，还有月娘送来的四个攒盒；“多是美口糖食，细巧果品”。
这次欢宴，西门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冲着韩道国的老婆王六儿来的。然而西门庆有“哥们”陪席，不仅热闹，也遮人耳目。应伯爵虽知其中奥妙，却乐得享受一次。
不过，西门庆与这伙帮闲的关系，往往没有主仆尊卑的界限，的确常常表现出“兄弟”般的亲密无间。西门庆无息借款给吴典恩，主动送钱给应伯爵生子无钱用时救急，周济贫穷不堪的常时节，都是典型的例子，在吃喝玩乐上也同样如此。西门庆好几次专请应伯爵、谢希大来家品尝时鲜菜肴果品。西门庆包占的妓女李桂姐、吴银儿等，应伯爵也可以和她们调笑玩乐，甚至可以在西门庆与李桂姐交欢行乐之时推门进去玩笑一番。（第五十二回）西门庆也以嬉笑待之。这便是“凑趣”，便是“同乐”。具有复杂性格和时代文化特征的商人西门庆对帮闲人物的这种需要，正是他挥霍金银、结交社会、收罗帮闲、以利商贾官场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以玩弄态度对待性行为的心理外化。当然，如果这伙帮闲的作用仅停留在这种吃喝玩乐的帮凑上，还是不够的，也许西门庆不会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食客”。不仅商人们对帮闲另有他求，帮闲自己的妻儿、自己的经济地位也要求他们不仅仅是满足他们自身的食欲、性欲。于是，利用自己对富商官僚的认识关系，为人说合，充当社会关系的联络人，以获得一定的酬金，是帮闲们帮闲的一个主要内容。封建社会贪官污吏有一极大特征就是见利忘法、贪赃枉法，特别在商业小社会中，在金钱已有万能作用的环境里，清官廉员少乎其少，贪官污吏无所不在。但是在赃利与权法之间并非经常以直接发生关系为特征，封建政治中的监察制和参劾制对众多官吏多少还是有镇“邪”作用的。更何况还有些官员肚子里垂涎金银，表面上还要显得廉洁公正，还有些官吏往往犹豫于公正与枉法之间。所以，从为“公”到为私，从公正到枉法往往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官吏们或再三深思，或讨价还价，整个过程的结束则往往由说情的联络人来完成。
帮闲人物充当的联络人最常见的便是这种。在握有鞭打逼供直至生死重刑大权的锦衣卫提刑所里，西门庆先是贴刑，掌刑的是夏龙溪，这两个人与应伯爵等人一是直接关系，一是间接关系，而夏龙溪虽然掌刑，却是个见钱就挝的穷武官，他由于羡慕西门庆的钱财而待人办事无不以西门庆意见为是。
所以，提刑所这个衙门，不管西门庆是当贴刑还是后来升为掌刑，都把握在他手中。无疑，这便给应伯爵等人替人说合，从中获利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小说第三十四回叙述应伯爵为韩道国说情颠倒官司之后又为另一方说情可见此类一斑：韩道国是西门庆绒线铺里的伙计，他的兄弟韩二趁兄长不在家，与嫂嫂王六儿勾搭成奸，被众街坊邻居几个小伙子冲进房门，当场抓住，要解往县衙门见官。韩道国得知，与西门庆的家人来保商量。来保要他去求应伯爵再找西门庆。韩道国好不容易找到应伯爵，将家丑如实告之。
道国央及道：“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里说说，讨个帖儿。只怕明早解县上去，转与李老爹案下，求青目一二，只不教你侄妇见官。事毕重谢二叔，磕头就是了。”说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来，说道：“贤契，这些事儿，我不替你处？你取张纸儿，写了个说帖儿，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里，对他说。把一切闲话多丢开，你只说我常不在家，被街坊这伙光棍，时常打砖掠瓦，欺负娘子。你兄弟韩二气忿不过，和他嚷乱。反被这伙人群住，揪采在地，乱行踢打，同拴在铺里。望大官府讨个帖儿，对李老爹说，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见个分上就是了。”那韩道国取笔砚，连忙写了说帖，安放袖中。应伯爵带着韩道国来到西门庆家，见到西门庆。三人茶果吃过，应伯爵说起此事。 伯爵就开言说道：“韩大哥，你有甚话，对你大官府说。”西门庆道：“你有甚话说来。”韩道国才待说“街坊有伙不知姓名棍徒……”被应伯爵拦住，便道：“贤侄，你不是这等说了。噙着骨秃露着肉，也不是事。对着你家大官府在这里，越发打开后门说了罢：韩大哥常在铺子里上宿，家下没人，止是他娘子儿一个，还有个孩儿。左右街坊，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见无人在家，时常打砖掠瓦鬼混。欺负的急了，他令弟韩二哥看不过，来家声骂了几句。被这起光棍，不由分说，群打了个臭死。如今都拴在铺里，明早解厢往本县正宅，往李大人那里去。见他哭哭啼啼，敬央烦我来对哥说，讨个帖儿差人对李大人说说，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说：“你把那说帖儿拿出来与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于是，韩道国跪在西门庆面前哀求，应伯爵站在旁边帮腔。西门庆不仅接了说帖，而且干脆“分付地方，改了报单，明日带来我衙门里来发落就是了”。于是派差役下去吩咐放了王六儿，改了报帖。次日，“西门庆与夏提刑两位官，到衙门里坐厅”，实际上是西门庆主审，一切便颠倒过来，韩二无事释出，那四个小伙吃夹棍、挨夹遭打，皮开肉绽，号哭动天。四人父兄拿人情央及夏提刑，夏提刑推到西门庆。有人点道明白，众人凑了40两银子来求应伯爵。应伯爵收下银两，打发了众人。后来他只用了20两银子，便把这胡乱的官司又抹平了。
不论韩道国“重谢”之礼，光是这一方人情，应伯爵乐得20两纹银。过了不久，韩道国送礼相谢西门庆，应伯爵自然又是一顿美餐。
商人黄四因岳父和小舅子涉及命案，求西门庆帮忙解脱，西门庆答应试试看。黄四磕头拜谢，“向袖中又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儿递与西门庆，腰里就解两封银来”。这所谓“一百石白米帖儿”就是100两白银礼帖，这是明代官场行贿的行话术语，西门庆不接。正在此时，应伯爵插了进来。黄四与应伯爵关系密切，黄四向西门庆借银子以及拖欠银子不还都由应伯爵做中人从中斡旋，应伯爵在黄四身上得了不少好处。田此，此时能否帮黄四一把，不仅关系到现在的利益，也必然影响今后的交往。眼下，西门庆只是答应试试，又拒不收这100两银子，而黄四丈人与小舅子命案重大，危在旦夕，西门庆的态度便是关键了。
促使西门庆下定决心帮忙到底，才是上策。不过，这回话要说得有技巧。应伯爵从角门首出来，说：“哥休替黄四哥说人情，他闲时不烧香，忙时走来抱佛腿。昨日哥这里念经，连茶儿也不送，也不来走儿。今日还来说人情！”那黄四便与伯爵唱喏，说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杀人哩！我因这件事整走了这半月，谁得闲来！昨日又去府里与老爹领这银子，今日李三哥起早打卯去了，我竟来老爹这里交银子，就央说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这礼物，还是不下顾小人。”伯爵看见是一百两雪花官银放在面前，因问：“哥，你替他去说不说？”西门庆道：“我与雷兵备不熟，如今又转央钞关钱主政替他说去，到明日我买份礼谢老钱就是了，又收他礼做甚么？”伯爵道：“哥，你这等就不是了，难说他来说人情，哥你赔出礼去谢人，也无此道理。你不收，恰是你嫌少的一般，倒难为他了。你依我收下他这个礼。虽你不稀罕，明日谢钱公，又是一个样儿。黄四哥在这里听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这一回求了书去，难得两个多没事出来，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钱，你在院里老实大大摆一席酒，请俺每耍一日就是了。”黄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费心。小人摆酒不消说，还教俺丈人买礼来磕头谢你老人家。不瞒你，我为他爷儿两个这一场事，昼夜上下替他走跳，还寻不出个门路来，老爹再不可怜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搂着他女儿，你不替他上紧谁上紧？”黄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俺丈人便躲了，家中连送饭人也没一个儿。”当下西门庆被伯爵说着，把礼帖收了，礼物还令他拿回去。黄四道：“你老人家没见，好大事，这般多计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过来，我和你说，你书几时要？”黄四道：“如今紧等着救命，老爹今日下顾，有了书，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儿同去走遭。”于是央了又央：“差那位大官儿去？我会他会。”西门庆道：“我就替你写书。”因叫过玳安来分付：“你明日就同黄大官一路去。”（第六十七回）从他立意要帮黄四的角度来说，他是先退后进，退一步进十步。表面上看是责备黄四，实际上是大帮一把；表面上看是为西门庆说话，实际上是将西门庆步步引入，最后不仅使西门庆决定帮黄四，而且立即就办了。黄四对应伯爵是应该感恩不尽啊。
帮闲人物为人说合，除了上述图恩图利之外，也有属凑趣性质的。当然，这种凑趣性质的说合，也能给帮闲带来利益，只不过不是直接获得金银而已。
比如西门庆大闹丽春院之后，赌誓不再踏李桂姐家门，这无疑是断了李家妓院一条主要的大财路。于是桂姐与鸨母“哭哭啼啼跪着”求应伯爵帮忙说情。如果西门庆从今后真的不再去李家妓院，当然也会给应伯爵等帮闲食客带来巨大损失。应伯爵自然动用三寸不烂之舌来“替花勾使”，把西门庆说动心肠，再续旧情，重归丽春院。（第二十一回）担任这一角色，在给买卖或借贷双方带来好处的同时，帮闲也能从中获得一定的报酬，另外，帮闲有时干脆从中自行折扣，获得不少的利金。第三十三回，说应伯爵认得湖州的一个商客何官儿，有500两银子的丝线急着打折发卖。西门庆压价到450两。这笔生意，对双方都有利。应伯爵的好处呢？“谁知伯爵背地与何官儿砸杀了，只四百二十两银子，打了三十两背工。对着来保，当面只拿出九两用银来，二人均分了”。应伯爵实际得银25两5钱。第三十八回，应伯爵给西门庆带来信息，说是“揽头李智、黄四，派了年例三万香蜡等料，钱粮下来该一万两银子，也有许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东平府见关银子”，问西门庆做不做。西门庆不愧为个精明的商人有头脑的官，他深知“揽头以假充真，买官让官。我衙门里搭了事件，还要动他”，决意不做。应伯爵见西门庆不做这笔生意，又为双方说合一项借贷，要西门庆借2000两银子给揽头，每月5分行利，关了银子就还。西门庆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银子与他罢。如今我庄子收拾，还没银子哩。”伯爵见西门庆吐了口儿，说道：“哥，若十分没银子，看怎么再拨五百两银子货物儿，凑个千五儿与他罢，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门庆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儿处。又一件，应二哥，银子便与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儿，在外边东诓西骗。我打听出来，只怕我衙监里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说的什么话，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若在外边打哥的旗儿，常没事罢了；若坏了事，要我做什么？哥，你只顾放心，但有差迟，我就来对哥说。说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写文书。”应伯爵不愧为“经纪人”，为了达到目的，赌誓发咒什么都可以。西门庆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同样是5分利的借贷，人们都来西门庆这儿借，是因为“不如这里借着衙门中势力儿，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这是黄四的话。
而应伯爵更是一语中的，“不图打鱼，只图混水，借着他这名声儿才好行事”。
后来，虽然没有坏事，可是债老拖着，总还不清，直到西门庆死时，西门庆还记住这笔债，把它交付给陈经济：“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他死后，吴大舅与月娘商量定，要应伯爵去追回这650两银子。应伯爵见西门庆已死，心不在此，与李、黄二人设计，用20两银子买通吴大舅，还上200两银子，再备一桌祭酒，便将此债不了了之。在这项借贷之中，应伯爵两次得报酬共15两。（第四十五、五十三回）在西门庆死之前不久，应伯爵带着李三来给西门庆通报一桩大买卖。这桩买卖“都看有一万两银子寻”，可见买卖之大。而独揽朝廷有关批文。有人竟出200两银子，可见机会之难得。最后是西门庆一人揽将下来，要发一笔大财。如果西门庆不死，批文到手，买卖干成，应伯爵功劳不小。后来，西门庆夭折了，应伯爵便与李三、黄四向徐内相借银5000两，由张二官出5000两，合股做成了这笔生意，结果是“逐日宝鞍大马，在院中摇摆”。应伯爵该是翻了个身了。（第七十八、八十回）如何看待像应伯爵及其他诸如谢希大、祝日念、白来创、常时节这样的帮闲食客？大概从古到今，人们都已有定评了，从这“帮闲”、“食客”两个词，还有同义的“清客”、“篾片”等词本身便可以看出，这帮人一直是受到批判和贬斥的，更不要说有人指“帮闲”为“帮凶”了。人们可能对战国时期的“食客”还会去“辩证”一下，会去称颂像冯谖那样的人。而对商业小社会中这帮围着西门庆这样的人物转的“帮闲”就没有“辩证”余地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近墨者黑”，这是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和“株连”法，我们的思维不一直如此么？更何况应伯爵凑趣时那般“淫邪”，帮腔时那般奸猾，这样的人物真令人厌恶。
是的，作品中表现了这伙帮闲人物不少缺德无义之举，图利害人之行，作品也多次对帮闲人物进行了批判和嘲弄。但我们不要忘记作者思想观念的局限性，“帮闲食客”也应该得到客观评价。我们评价人总希望“德才”兼备，而不是“才德”兼备，更不是弃德论才，而宁肯有德无才。“德”的内容之广，可以让人们无限地想象又无限地抽象。作为对应伯爵等帮闲人物的德行批判，“德”的内容大概有这些：修身立本，知足常乐，不吃嗟来之食，不图酒色淫乐等。若要再上升，便可以用孔子在他的《论语·学而》中规定的五德来作为德行的内容了，即温、良、恭、俭、让，可解释为温顺、善良、恭敬、勤俭、谦让。依此来衡量帮闲人物，帮闲人物不缺德才怪呢。像应伯爵这位最大的“帮闲食客”，不仅会一脚好气毬，双陆棋子，件件精通，而且知识相当广博。就在他‘溜须拍马”、帮嫖贴食、凑趣帮腔的同时，我们看到他能识别犀角带，善鉴螺钿屏风和官窑双箍邓浆盆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品，不愧为商贾后代；他还诌得出《祭头巾文》《哀头巾诗》这样的文章；懂得怎样把鲋鱼切成几份来分别享用，善于烹调出酒席给“哥们”品赏，令众人赞叹不已。
更重要的，应伯爵头脑清醒，见事深刻，很有经济观念。
西门庆三番五次赔钱为众官僚办酒设宴迎送宾客，众人不解，西门庆有时嘴头上也挂点牢骚，而应伯爵却能说出一番道理来：“虽然你这席酒替他赔几两银子，到明日休说朝廷一位钦差殿前大太尉来咱家坐一坐，自这山东一省官员，并巡抚、巡按、人马散级，也与咱门户添许多光辉，压好些仗气。”“哥就赔了几两银子，咱山东一省也响出名去了。”（第六十五回）应伯爵这几句话不多、分量不轻的话，极透彻地点明了眼前商人与官僚、经商与从政、商业与权势之间的利害关系，对西门庆是颇有作用的。不可否认，就在依红偎绿、醉酒酣歌、奉承阿谀、调情逗笑的时刻，帮闲人物成了商贾们极好的参谋和得力的助手。再加上前文已叙述的应伯爵等人具有的对经济信息的敏感和参与经济生活充当经纪人的才能，可以说，商业小社会中的帮闲人物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的。
我们有的人一定会这样认为：即使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你所说的商业小社会中，难道就不可以遵循传统的道德规范去行商坐贾吗？难道“德”与“才”一定是互相排斥而不能共存的吗？
我说，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存在价值规律，存在竞争现实，用“温良恭俭让”来指导商品经济，那是商品经济达到很高的水平之后的意境，在资本积累阶段是难以行得通的。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德”对“才”的要求，从来就带有极端的偏见，封建伦理中的“德”要求“才”必须是为封建所用之“才”。对商人的偏见，对商业的蔑视、对商品经济的扼制和打击，从来就是封建伦理的重要内容。封建伦理早已把“义”和“利”对立起来，求“利”之“才”又能同重“义”之“德”兼备吗？在“德”与“才”的关系上，我们对“帮闲食客”们的评价有这么两种；若不论及封建伦理之“德”，他们是商业小社会中活跃的能人；若论及封建伦理之“德”，那么他们便是无封建传统之“德”而有商业时代之“才”的活跃分子。
“义”实际上是德行的具体内容之一，它是儒家传统伦理的基本概念之一。义，就是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无论是儒家经典作家还是后来的儒家后贤，一向把“义”看得十分重要。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所谓“君子喻于义”。孟子也提出：“义，人之正路也”，并主张“舍生取义”。到了西汉董仲舒手上，他把“义”与“仁”区别，将“义”明确地规定为人们自我修养的道德范畴，所谓“以义治我”、“以义正我”，并把义作为五常之一，仁、义、礼、智、信，“义”是第二位。而在宋代理学家那里，由于认为伦理道德都属于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天理，“义”也被神化了。到了明代，则将这种神化推向极端。但是，问题在于“义”被不断抬高神化的同时，“利”则一步一步地被贬责、压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下面便是“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干脆将“义”“利”对立，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代理学家们在神化“义”的同时，把利贬斥为私欲，归属于“灭”之列。乃至后来官方、民间都充满了“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口号。“重义轻利”乃至“舍生取义”便是千百年来人们由被迫到习惯成自然的修身道德了。
那么应伯爵这伙帮闲食客是怎样做的呢？刚好相反，不仅“重利轻义”，而且常常做出“舍义求生”、“舍义求利”的行为来。
且不论西门庆在生时，应伯爵等人有时还要吃里扒外，脚踏两只船，西门庆一死，这伙帮闲就开始变了。应伯爵不仅帮着李三遮掩将那份有巨利可图的批文投靠张二官的事，而且还出主意帮助李三、黄四收买吴大舅，拖欠债款不还。西门庆尸骨未寒，应伯爵便转身也去投靠张二官，入股做那宗原属西门庆的大生意去了。更甚者，帮助张二官娶了李娇儿，又出主意要张二官伺机将潘金莲娶了。应伯爵真可谓是既无拜把兄弟之义，也无多年朋友之情，从封建伦理的“仁义”观来看，这帮闲是为利而弃义。商业小社会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商品经济发展潮流之中的人们，传统的“义”“利”关系已经差不多被颠倒过来了。金钱在这里已远比仁义具体、有用，如果“重义轻利”，白来创可能要饥寒交迫；常时节会被房主逐将出来，夫妻俩肯定会各奔东西；吴典恩好不容易得到的芝麻官职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丢掉；而应伯爵的孩子们过冬就没有衣服了。实际上，应伯爵等帮闲人物与西门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商业小社会中商贾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由商品经济生活所决定，主要是建立在“利”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即使他们在传统观念和周围大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有着“义”的因素，但是，一旦经过他们生活的冲刷，“义”在关系中的成分只会减少、磨损。不考虑他们的经济地位，不考虑他们的生活环境，不考虑他们与商贾之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的原因，偏用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合的伦理规范去批判他们“重利轻义”甚至“忘恩负义”，只是对牛弹琴一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伙帮闲人物还没有完全地跳出祖先和时代为他们编织的伦理道德框框，有些时候，他们依然表现得“重义轻利”。我们还拿应伯爵为例。
应伯爵为李三、黄四做“掮客”，追在他们后面拿报酬，要“佣金”。而吴典恩、常时节来求他做中人向西门庆借钱，他是二话不说，即刻就办，并且分文不要酬谢。李瓶儿死，应伯爵来到西门庆家，做了两件积德有“义”的事情：一是三言两语劝住了西门庆的悲哀痛哭，二是纠正了西门庆只凭感情冲动而不顾及妻妾关系给李瓶儿违礼铭旌。瓶儿死了，“西门庆只顾哭起来，把喉音也叫哑了，问他，与茶也不吃，只顾没好气”，妻妾们左劝右说，无一有效，反被西门庆左不是右不是一顿责骂。月娘没了主意，玳安出了个点子，请应伯爵来劝，包准有效。玳安说得好，这应二爹是“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儿，那遭少了他两个（另一个是谢希大）？爹三钱，他也是三钱；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随问怎的着了恼，只他到，略说两句话儿，爹就眉开眼笑的”。应伯爵请来了，三句两语，果然“说的西门庆心地透彻，茅塞顿开，也不哭了。须臾，拿上茶来吃了，便唤玳安：‘后边说去，看饭来，我和你应二爹、温师父、谢爹吃。’”（第六十二回）
西门庆十分悲痛瓶儿之死，决意将丧事办得轰轰烈烈，他请人来为瓶儿起孝帖儿，令写“荆妇奄逝”。伯爵及时止住，他告诉写帖人：“这个理上说不通。见有如今吴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这一个出去，不被人议论？就是吴大哥心内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与他讲，你且休要写着。”后来，西门庆又请人为瓶儿题名旌，要写“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11个字。又是应伯爵当即拦住，“再三不肯”，应伯爵郑重地说道：“见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后终于去了“恭”字，改为“室人”。（第六十三回）这两件事，应伯爵确是真心相帮。特别是两劝题字，是冒着与正在痛苦和烦恼火头上的西门庆直接对抗的危险做出来的。如果应伯爵一意奉承，此时也凑趣帮腔，那后来月娘有伤心的日子，潘金莲有嫉妒的把柄了。西门庆死，应伯爵约了六位“哥们”朋友来西门庆家再贴食白吃一次，自己吃还不够，每人还捞了桌面、孝绢回来，真可谓吃到“死”的“食客”。然而，也就在他得知西门庆死了，来西门庆家吊孝时，叮嘱陈经济的那段话可谓老练持重，出自肺腑。 伯爵道：“姐夫姐夫，烦恼。你爹没了，你娘儿们是死水儿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细。有事不可自家专，请问你二位老舅主张。不该我说，你年幼，事体上还不大十分历练。”吴大舅道：“二哥，你没的说。我也有公事，不得闲，见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虽故有嫂子，外边事怎么理的？还是老舅主张。自古没舅不生，没舅不长。一个亲娘舅，比不的别人。你老人家就是个都根主儿，再有谁大如你老人家的！”（第七十九回）应伯爵的这些作为，应该说是他和西门庆的友情所决定的。
其实，不论是这些帮闲人物也好，还是西门庆也好，他们既产生了与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相背离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又并未超脱于形成这种观念的大文化环境，他们依然不时地在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中表现出传统的观念来。
说他们“重利轻义”甚至“唯利是图”、“舍义求利”，既不合乎他们自身的真实，也是过于褒扬他们了。因为在封建大社会中的商业小社会里，不可能出现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经营者，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帮人物，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当时不会是当时的样子，现在也不会是现在的状态，一定会有一个更快的发展。那么，中国封建帝国大门就不会延缓到19世纪中叶由洋人的大炮来轰开，而是会在更早的某天，由中国的资产者自己砸开。建立在封建伦理道德基础上的“无我”人生观，“忘我”价值观，以及“义务”论、“责任”论、整体意识，把商业小社会中的“帮闲”人物永远放在忠臣孝子和本分百姓的对立面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混杂着新旧文化因素的“帮闲食客”们，同他们活动的那个商业小社会一样，在广袤的“王土”上，接受着王君、王臣的统治，缠缚着古老的文化绳索，艰难地生存，歪歪扭扭地前进。
文章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作者著作《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1990，花城出版社出版。近期收入2014年9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东有<金瓶梅>论稿》和2015年6月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陈东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