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自信: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体系与模式——基于武陵山地区 10 个区县的调查
摘要：根据创新驱动力、创新主客体、创新路径、创新目标、创新要素构建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体系。在此基础上，根据对武陵山区10个区县的深入调查，分析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的实践模式。结果表明，武陵山区初步形成了以土家织锦为代表的“政府引导+大众参与”传承创新模式、以苗族刺绣为代表的“生产性保护+精准扶贫”传承创新模式、以苗族银饰为代表的“工艺至上+业态驱动”传承创新模式。其主要经验有三：一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并驾齐驱；二是业界精英帮扶和乡民免费培训双管齐下；三是技术标准推动和科技融入推动齐头并进。由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将工匠精神融入到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的业态链中去；二是将生计扶持和文化振兴融入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中去；三是将开放包容理念融入民族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实践中去。
关键词：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体系；模式
作者：熊正贤，长江师范学院
一、问题缘起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族手工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1]。实践表明，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所带来的产业红利是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其蕴含的工匠自信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其凝聚的工匠精神是民族手工艺产业振兴的持续动力。
在国家扶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启的背景下，传承创新我国民族手工艺，繁荣民族手工业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第一，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是延续民族文化根脉的实践路径。民族手工艺既有实践生产力和产业操作性，同时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又具有文化传承性的特点，是展现我国多民族文化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瑰宝，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历史再现的活化石。第二，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是振兴中国传统工艺的试验田。2017年3月12日，国务院出台《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旨在振兴我国传统工艺。民族手工艺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振兴进程关系到我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实施，其发展模式为振兴中国传统工艺提供重要借鉴。第三，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是重塑中国工匠精神的催化剂。保护广大手工艺者个性、挖掘创造性手工的价值、激发因材施艺灵感和精心手作潜能、恢复和发展濒危或退化的优秀工艺元素，是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的基本原则。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民族手工艺的传承体系已发生改变，通过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对现代工匠精神的重塑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第四，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是繁荣乡村特色产业的先手棋。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和资源转化，不仅是繁荣乡村文化的手段，更是振兴乡村特色产业的“重头戏”。通过民族手工艺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可以带动一批贫困居民脱贫致富，帮助一些民族地区实现产业繁荣，并在文化富民和产业兴民两方面焕发出新的生机。
近年来，我国民族手工艺保护与传承已取得不菲的成绩，但仍然面临两大现实问题。一是传承与创新的边界问题。民族手工艺传承是回归传统、回归纯手工，还是顺应时代变化，融入现代科技去传承？二是传承的动力问题。国家层面从资金倾斜、制度供给、政策支持等多方面为民族手工艺的传承注入了巨大动能，但保护传承效果参差不齐、主客体不明、可持续性堪忧，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在构建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体系的基础上，以武陵地区为重点调查对象，对片区内的土家织锦、苗绣、苗族银饰、苗画等典型的民族手工艺进行了深入考察，以地方政府提供的资料为基础，以10个区县43位民族手工艺工匠大师、手艺传承人、手工艺品销售人员的访谈内容为主要素材，对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体系展开深入研究。
二、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体系构建
有关于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的认识主要有两种思维。一是认为传统手工技艺要回归传统，从传统文化价值中寻找创新的动力。李炎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民族民间手工技艺遭遇严重的挤压，不少民族手工艺产品逐渐衰落了[2]。肖振萍认为，现有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存在传统文脉断裂、传承体系破坏、创作能力消减、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能力萎缩等问题。电脑制图和建模及3D打印技术冲击了传统手工技艺。各种企业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打破了传统的师承规则[3]。二是认为传统手工技艺不能抱残守缺，应积极采用现代技术来改造传统手工技艺。Jacob Eyferth指出，手工技艺因其“社会性”而不易复制，技艺的自信与创新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4]。徐艺乙认为：民族手工艺的创新主要有三个节点，其一是材料的创新，其二是工艺本身的创新，其三是形态的创新。要振兴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不仅要从工艺精品着力，更应普及工艺文化知识，激发群众的创造力，保持与时代同步[5]。梁海涛认为，技艺大师工作室现代传承模式将现代教学理念与传统技艺方式相结合，能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员兴趣，既不放弃传统，更主动学习现代技术，让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6]。由此可见，学界对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体系的认识并未达成共识，见仁见智。
基于前人的研究，笔者认为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体系包括五大板块，分别是传承创新驱动力、传承创新主客体、传承创新路径、传承创新目标、传承创新要素，其相互逻辑和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一是传承创新驱动力。创新驱动力分为三大类型，即政策驱动力、生计驱动力、产业驱动力。民族手工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类型，国家通过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及资金支持等方式，对非遗手工技艺进行保护和传承，这是创新驱动力之一。我国民族手工艺工匠群体数量庞大，涉及的家庭人口数以千万计，很多家庭都以手工技艺为生，工匠群体的生计问题是最现实的问题，产品有没有市场，生计有没有保障，技艺创新很重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工匠们如果在技艺上不精益求精，在作品上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就很可能失去生计依托。民族手工艺是我国民族地区产业新亮点，如果能发展起来，对民族地区居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带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受此驱动，非常重视民族手工艺产业的发展，这是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另一重要驱动力。
二是传承创新主客体。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离不开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客体外在推动力的促进，企业、工匠群体、本地居民属于民族手工艺的第一创新主体，政府、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属于第二创新主体，产品消费群体和鉴赏群体等属于创新客体。企业和工匠群体是技艺的直接传承人，肩负着传承创新的使命。当地居民在非遗传承、传播和创新中起重要的支撑作用，多数学徒和继承人来自本地居民。政府作为民族手工艺发展的推动者和引导者，通过文化引领、资金支持和项目倾斜等方式支持非遗手工技艺的传承创新。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是手工技艺传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其中部分学者和爱好者甚至直接参与其创新与传播。消费群体和鉴赏群体是手工产品的体验者、见证者和反馈者，对工艺产品的品质和声誉进行直接和间接反馈，是技艺传承与创新的外在推动力。
三是传承创新路径。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路径通常有两种:其一是内部传承创新路径，涉及师徒机制、传承人匠作体系和职业培训等，以培养传承人为目的;其二是外部传承创新路径，主要以传统技艺入门、科普推广、培育产业工人、文化传播等为目的。目前，这两种创新路径都积累了一些好的实践探索经验。如“非遗”进校园模式可以激发师生保护非遗的热情，发挥高校文化传播优势。“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企业订单，采用工学交替方式在学校和企业进行学习实践，培养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相结合的应用型人才。现代教育技术介入培养模式，通过录制技艺理论与操作视频，上传到学习网络平台，以数字化的手段传承手工技艺，可防止技艺失传。归纳起来，上述两种创新路径延伸了四种类型：家族式传承创新和收徒亲授式传承创新，其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劳动实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言传身教；职业教育传承创新和社会培训式传承创新，其特点是重视课堂理论学习，并通过工厂化实践活动培养产业工人。
四是传承创新要素。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离不开生产要素的创新组合，除了创新工匠群体外，创新要素包括平台和工具两大类。平台类包括课堂教学、名家讲堂、大师工作室、技艺传习所、家庭式小作坊、校中厂、产品设计院、文创基地等。生产工具要素包括手工专用工具、电脑、手机、互联网、多媒体软件、其他机器等。这些要素通过各种方式的组合，支撑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发展。
五是传承创新目标。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有五大目标，分别是理论知识创新、生产工具创新、生产原料创新、技艺工艺创新、产品设计创新。理论知识创新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主要依靠课堂教学、名家讲堂、大师工作坊等创新要素的组合，从实践中发现新的科学规律，形成新的理论认识。生产工具创新主要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如通过电脑制图、3D打印以及机械化参与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操作的精准度。生产原料创新主要通过改进产品制作材料，如将传统的原材料改进为绿色环保材料，将化工化纤材料改进为纯棉、蚕丝等材料，以提高产品的品质，提高消费者的体验感。技艺工艺创新，指通过精简工序，提高工艺精准度，或者发现新的制作流程等方式，提高产品精美度。产品设计创新，指通过新型图案设计、包装设计、样式设计等方式提供多元化的产品，或通过文化融入方式，以文创产品形式将手工工艺嫁接在其他商品上，旨在提高产品附加值。
上述五个方面的创新构成了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的支撑体系，相互之间辩证统一，相互支撑。创新目标是整个传承创新体系的归宿，所有创新动力、主客体、实现路径、要素等都服务于目标体系；创新驱动力为传承创新输入动能；传承创新主客体对象构成创新体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创新要素服务于创新路径，并形成创新模式。实践表明，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模式多种多样，但核心要素基本上都遵循上述框架，下面将通过典型案例进行阐述。
三、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模式的实践比较：武陵地区案例
武陵山区民族手工艺类型中，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7项，其中土家族手工技艺10项，苗族手工技艺15项，侗族手工技艺1项，仡佬族手工技艺1项。技艺分布区域主要在湘西和渝东南地区，其他地区分布数量相对较少。
（一）武陵山区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模式
根据调查，武陵山区民族手工艺传承与保护参差不齐，但也涌现出不少创新模式和典型案例，如以龙山县土家织锦为代表的“政府引导+大众参与”传承创新模式、以花垣县苗族刺绣为代表的“生产性保护+精准扶贫”传承创新模式、以凤凰县苗族银饰为代表的“工艺至上+业态驱动”传承创新模式。
1.“政府引导+大众参与”的土家织锦传承创新模式。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打花”，流行于武陵山区土家族地区，传统织锦多作铺盖使用。学界普遍认为，土家织锦发源于龙山县苗儿滩镇一带，现扩散至周边的来凤、恩施、保靖、吉首、永顺等地区，重庆渝东南片区也有零星分布。据调查，截至2020年，龙山县土家织锦从业人员1000多人，占全国约70%，从业家庭400多户，占全国总数约80%，群众基础非常好；全县有土家织锦国家非遗传承人2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3人、中国织锦传承人14人。具体特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有效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早在2006年，龙山县就启动了民族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对全县的非遗进行系统普查。十多年来，陆续出台了《龙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龙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机制实施方案》《关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机制的通知》等制度性文件。截至2019年，全县形成了“国家—省级—州级—县级”四级非遗名录及传承人体系。此外，县政府成立了专项保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第二，业态繁荣发展，文化创意不断。目前，龙山县土家织锦产业已经达到年产值超7000万的规模，仅龙山县城从事土家织锦生产和销售的大小公司就有30多家。此外，苗儿滩镇、洗车河镇有不少零星的业态分布，吉首市区等周边市县也有来自龙山县的土家织锦专卖店。土家织锦手工产业已经形成了“公司+织娘”“传习所+织娘”“公司订单+散户”等生产模式。如龙山县黎承菊土家织锦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公司+织娘”模式，年生产织锦及文创产品10000余件，带动本地群众100多人就业。第三，制定地方标准，管理日趋完善。2014年，湖南湘西州启动了地方标准制定工程。2019年，《苗族服饰第1部分：凤凰式》《土家族服饰》《土家织锦织造工艺规程》正式发布。标准出来之后，龙山县部分职业学校积极跟进，土家织锦国家级传承人刘代娥大师被聘请为龙山县劳动技工学校培训班名誉班主任，现场为学员上课。目前，龙山县土家织锦已经形成了“传习所+公司”双轮驱动的传承保护机制，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和资金支持，对土家织锦的传承效果进行评估检查，并采取动态竞争机制进行调整。
2.“生产性保护+精准扶贫”的苗族刺绣传承创新模式。湘西花垣县是苗绣手工技艺传承较好的地区，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县从事苗绣手工技艺的绣娘超过2000人，县级以上非遗传承人60多人。政府通过苗绣培训班方式培养学徒1500多人，苗绣作品展示5000多件，录制视频资料2000多分钟，收集苗绣实物300多件。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花垣县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该村于2014年成立了苗绣合作社，最初入社的只有54名妇女，随着苗绣订单数量的增加，苗绣产业越做越大，成为该村脱贫攻坚的重要产业。目前，花垣县苗绣生产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并在农民增收和精准扶贫方面显现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全县形成了十八洞苗绣合作社、五新公司、金天苗绣公司等一批苗绣龙头企业，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带动本地就业人员2000多人；另一方面，已开发出一系列苗绣创新产品和衍生产品，如围巾、壁挂、丝巾、沙发套、风扇套、荷包、抱枕等。这些产品深受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喜爱。此外，重庆酉阳县子月苗族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彭水县荣玉苗家刺绣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等苗绣龙头企业在苗绣产业扶贫方面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既推动了苗绣的保护传承，更赋予了苗绣经济效能，助推了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拓展。
3.“工艺至上+业态驱动”的苗族银饰传承创新模式。湘西凤凰县的苗族银饰手工锻造技艺的传承创新特点鲜明，具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手工打造与机器制作方式并存。目前，凤凰县市场上的银饰有纯手工制作、半手工半机器制作和全机器制作三种方式。手工制作品售价约40元/克，机器制作品约20元/克。工艺有雕刻和拉丝两种方式，拉丝工艺目前机器还无法胜任，图案设计则需要工匠自己作画，或者别人来提供。目前，市场上手工作品更受欢迎，但是机器生产对手工工艺冲击很大。部分工匠大师在自己的工作室手工制作银饰作品，作品做好之后送往展示销售区供参观和选购，体现了“小作坊手工生产+大展区销售”的特点。此外，也有一些销售公司以定购回收的方式委托银饰工匠进行制作，工匠在自己家里或工作室从事手工制作，待完成之后，集中交给销售公司销售。第二，公司化生产与小作坊生产并存。市场上售卖的苗族银饰产品60%以上由苗族银饰工厂生产，然后通过分销和批发方式销往各地，家庭式小作坊生产方式在武陵山片区仅有零星分布。湘西凤凰县城现有50多家苗族银饰销售店，多数销售店的银饰产品是公司规模化制作而成，机器化和半机器化产品居多，各种吊坠、饰品、水杯、碗筷、厨具等一应俱全，品相精美，格式统一。第三，工匠大师授徒与职业技术教育传承并存。根据调研初步估算，武陵山区苗族聚居区拥有县级以上苗族银饰手工锻制艺术非遗传承人50人左右，这些工匠艺人工作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技艺为生，主要是省级以上非遗传承人群体，在传习所和传承基地从事手工银饰的锻制，公司发放报酬，月报酬在1万~2万之间，产品由公司销售。该群体是技艺传承的主力军，技艺得到业界广泛认可。第二种是半工半农型匠人。农忙时节从事农业生产，闲时从事银饰的手工制作，产品销售以客户定制或自己零售为主，该群体授徒数量很少，往往在家族内部授徒，而子女大多不愿意继续传承下去，如凤凰县麻××大师。第三种是技艺痴迷者。该群体痴迷于苗族文化特别是苗族银饰手工艺术，具备较好的知识文化素养，不以家庭生计为目的，工匠精神好，但人数很少，如彭水县的银匠大师庹××。
（二）武陵山区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的主要经验
1.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并驾齐驱。以龙山县为代表的土家织锦传承创新模式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的特征。政府在早期起到引导和主导作用，但没有大包大揽。龙山县的土家织锦传承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重在搭建平台、出台制度、提供启动资金。如政府借助展销会、艺术展等方式在上海、武汉、济南等地隆重推出土家织锦手工技艺，为土家织锦产品的销售搭建平台，提高知名度。在制度方面，龙山县现已形成了非常系统的非遗保护传承的制度体系，对应非遗级别和非遗传承人级别，支持政策都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如政府以年度为时间跨度对国家级、省部级和州县级非遗传承人安排支持资金，用于本人的技能提升、学徒的培训学习和传习所的建设。在此过程中，政府重在提供条件和资金，并进行年度考核验收，而不干预企业运行。龙山县运行的中小土家织锦公司和传习所数十家，其产品销售和创新主要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配置手段，政府干预性很少，老板自负盈亏，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界限比较分明。正是这种良好的运营模式，使得龙山县的土家织锦手工技艺传承创新经久不衰，蓬勃发展。民间形成了小作坊、行业协会、传承人等多种形态的传承创新主体；形成了苗儿滩镇捞车河村、洗车河镇等区域性的生产聚集中心；形成了以龙山县城众多中小型织锦销售公司、传习所等为主体，以吉首、保靖、来凤等周边地区零散分布的专卖店为补充的销售流通体系。最为重要的是，土家织锦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传承人主要集中在龙山县境内，相互之间学习交流，相互竞争，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竞合环境，促进手工技艺的不断创新发展。
2.业界精英帮扶和乡民免费培训双管齐下。武陵山区苗绣技艺的传承创新体现了精英帮扶和生产性保护的特点。政府把苗绣产业作为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提出了“专业化设计+工厂化生产+商品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运行过程中，政府从平台搭建、资金支持、政策供给等方面进行了大力扶持，尤其是对返乡精英创业方面给予重点扶持。2017年，花垣县政府先后派十余人到北京参加研修班，学习苗绣技艺。目前，花垣县地区十八洞苗绣合作社、县工艺厂、金田苗绣、五新公司等生产性保护基地和公司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已经带动3000多人就业，固定资产接近1亿元。重庆酉阳县子月苗族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公司＋扶贫工坊＋乡村绣娘”的生产帮扶模式，在酉阳及周边区县组织苗绣技艺培训、回购产品，到目前为止，已累计组织6920余名乡村贫困及留守妇女、残疾人学习苗绣技艺。建立以车田、浪坪两个深度贫困乡镇为重点、12个原区工委所在镇街为节点、25个一般乡镇为支撑的生产网络，采取回购方式进行订单生产，保证从业者稳定收入，解决了以家庭为生产户的乡村妇女就业。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不但促进了贫困乡镇的脱贫致富，也促进了苗绣文化的传承，提振了民族文化自信和生产自信。
3.技术标准推动和科技融入推动齐头并进。武陵山区是全国较早通过标准化和分工协作推动手工技艺传承创新的地区。2012年，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的《地理标志产品黔东南苗族银饰》通过专家论证，对苗族银饰的专业术语、生产要求、品种分类、保护范围、命名原则、产品质量、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等方面进行了标准固定，标准体现了开放性和统一性兼顾、实用性和前瞻性兼顾的特点，有效促进了苗族银饰产业化和规范化发展。该标准的制定，为苗族银饰手工艺品的识别、监管和仲裁工作提供了科学判定依据，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依据和技术依据，促进了苗族银饰手工锻造技艺的传承创新发展。此外，苗族银饰产业业态较好，从事该行业的各类人才也比较多。在大城市中有苗族银饰专卖店，在苗族地区的中小城市中有不少苗族银饰传习所和产销基地，在很多旅游景区、游乐场所中都有苗族银饰产品的销售。受2020年以来疫情冲击的影响，武陵山区苗族银饰实体工坊出现转型，转向个人工作室和独立工作室制作，以减少劳动成本和运行成本。在分工协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工艺流程和生产方式，如通过远程视频办公促进协作、运用大数据和5G技术推动原材料和供应链方面的衔接和资源共享。在理念上，工匠群体也出现了观念转变，过去将苗族银饰的传统手工工艺视为“金科玉律”，现在也开始逐步接受“智慧化”的手段。在行业业态的推动下，武陵地区苗族银饰开始呈现由“实用”向“个性”转变、由“实体店销售”向“体验式营销”转变的趋势。传承方式上，传统的现场口传心授也开始向“线上课程”转变，在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徒通过网络视频课学习工艺流程和制作步骤。网络课程观看具有可重复、透明化、完整性的特点，规避了“秘不示人”和“青黄不接”两大问题，促进了苗族银饰的传承创新发展。
四、建议
综上所述，武陵山区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呈现出不少新的模式和好的做法。从长远来讲，工艺匠人的工匠情怀是手工技艺传承创新的灵魂，工匠群体的生计保障是手工技艺传承创新的基础，与时俱进的开放思维是民族手工艺永葆生机的关键。只有做到三者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和业态繁荣。
一是将工匠精神融入到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的业态链中去。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的群体包括政府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工匠艺人群体、销售宣传群体等。只有整个传承创新链条的所有群体都怀有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勇于探索的“工匠精神”，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工作才能健康有序推进。首先，政府决策者要具有工匠精神。民族手工艺具有专业属性和文化普适性的特点，也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价值。领导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民族手工艺保护传承的系统性、长远性，尤其是支持政策要保持可持续性和科学性，这就要求决策者要深入民间，深入家庭和小作坊去多做调研，了解真实情况，方能作出科学的决策。其次，政策执行者是对接行业、工匠群体的一线“服务员”，需要具有爱岗敬业和不厌其烦的精神，才能真正了解工匠群体的困难和诉求，服务才能到位。向下，要了解工匠艺人的各种利益诉求、资格申请、行业规范、传习基地建设，等等；向上，要反馈工匠艺人现状、手工技艺传承创新的方式方法、业态行业发展趋势特征，等等。这些工作离不开长期而频繁的调研，需要脚踏实地的朴实精神和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再次，工匠艺人群体是手工技艺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直接主体，其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对技艺的精益求精、对传承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上。工匠艺人群体的精神面貌和工匠精神不是独立的系统，而是与国家政策、政策执行、行业业态等密切相关的，社会各界要给予更多关注，尤其要从家庭生计、社会尊重、情感沟通方面给予多方关心，才能确保工匠群体执着地坚守在民族手工艺传承创新的第一线。最后，宣传销售群体是民族手工艺传播的“扩音器”，其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对手工技艺文化的内心认同、精准解读、主动宣传，并积极钻研媒体传播的科学规律，借助微信、直播平台、APP等现代传播手段创新性传播民族手工艺的好故事。
二是将生计扶持和文化振兴融入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创新中去。民族手工艺文化具有市场经济和公益文化的双重属性，它的传承创新既是工匠群体的生计依托，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对武陵山区民族手工艺的深度调查，笔者认为，该地区民族手工艺的传承要破解两大问题：一方面是手艺人生计不稳定导致工匠流失，另一方面是政策支持不稳定导致手工艺的民众基础弱化。因此，有必要采取如下对策。首先，密切跟踪手工艺人的家庭生计问题，建立技艺类非遗传承人家庭生计数据库。对该群体家庭的生计状况、家庭收入、精神面貌等建立详实的信息资料库，针对生计困难、家庭变故、精神颓废的非遗传承人给予生活上的关怀、情感上的沟通、生计上的引导。帮助他们树立“工匠大师”的梦想，重塑工匠精神。其次，政策上对民族手工艺类创新企业给予帮助和支持。每一位手工艺传承人都是中小企业的潜在创业者，他们可以凭借精湛的技艺和作品打动消费者，但是他们不一定懂销售、宣传、管理和融资等知识，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专业培训、政策扶持等手段，帮助他们创业。实践表明，民族手工艺类企业对拉动本地就业、促进民族文化传承有着特殊的价值，既能帮助工匠群体稳定家庭生计，又能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最后，将民族手工艺类文化纳入政府公共文化体系中去。民族手工艺文化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往往是地域文化的标签，是地方文化品牌的缩影。将民族手工艺文化符号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美学功能和民族特色魅力，彰显多民族“共建共享”的价值导向和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理念；将民族手工艺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实践项目中去，以民族节庆、民俗活动等为载体，实施特色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激发本地居民保护民族手工艺文化传统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定期不定期开展“工匠大师进校园”“工匠大师进社区”“工匠大师进工厂”的公益活动，多种形式宣传民族手工艺文化，彰显其文化魅力。
三是将开放包容理念融入民族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实践中去。推陈出新是民族手工艺文化的基本特质。历史上有很多手工技艺文化已经消失了，也有很多古老的手工技艺文化保留至今，其原因在于，开放包容是民族手工艺文化保持持续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手工艺的开放包容包括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传承方式要开放包容。传统的民间技艺授徒存在“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留一手”等陋习，这种封闭短视的传授方式，往往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弟子而中断技艺的传承。其次是传播方式要开放包容。民族手工艺群体是专技人才，但通常不是宣传人才，他们的关注点是怎么把作品做好做精，但往往忽视怎么让外界知道，由此导致“酒香也怕巷子深”和“养在深闺人未识”现象。再次是技艺创新要开放包容。传统的手工技艺有其精华，但也有其弊端和不足，如电脑制图在精美程度和准确度方面要远远超过手抄制图，以此制作的织锦、苗绣等作品会更加精致，又不失手工的精妙。最后是跨行合作要开放包容，民族手工艺往往涉及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如一项苗族银饰作品就涉及工艺美术、焊接工艺、化学镀银等多个学科知识，如果不能开放包容和跨行合作，就难以做出精品。基于此，有必要采取如下对策。第一，多种传承方式并驾齐驱，壮大民族手工艺传习的群众基础。继续鼓励传统的拜师授徒、家族传授等方式推进民族手工艺的传承，着力培育“工匠大师”和精湛的手工工匠；大力推广职业教育和社会培训方式传习民族手工艺，夯实群众基础。第二，推动民族手工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地为工匠群体提供展示平台，将优秀的手工作品推到国内国际各种展览会、博览会上展示，提高知名度；对工匠艺人的奇闻趣事、手艺故事进行多方位的传播；政府增加购买民族手工艺产品的比重，增强民族手工艺群体的生产自信和文化自信。第三，鼓励现代科学技术为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创新服务。将民族手工艺的工序细分，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手工工序部分予以保留，对常规性的工序部分可以让机器和现代手段参与其中，如原料平整、电脑制图等。在宣传方面，积极主动地使用新媒体、新传播技术，不局限于传统的宣传方式，多借助微信、抖音等自媒体方式进行宣传传播。
参考文献:
[1] 柏贵喜.文化基因的类型及其识别原则——基于民族工艺文化的一种构说框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57-64.
[2] 李炎.再显与重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当下性[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3] 肖振萍.传统技艺传承的产业联动模式研究：以剑川木雕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56-62.
[4] JACOB EYFERTH.以竹为生[M].韩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5] 徐艺乙.传统手工艺的创新与创造[J].贵州社会科学，2018（11）：79-83.
[6] 梁海涛.技艺大师工作室传统技艺的现代传承模式初探[J].艺海，2020（6）：139-140.
(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