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现状、热点及展望

摘要：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路径，多年以来，学界围绕“迁得出、稳得住、能脱贫、能致富”的总体要求，开展了诸多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运用CiteSpace分析工具，梳理了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脉络与研究热点的演进特征。通过研究发现: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国家战略，近些年学术界呈现极大关注的态势，涌现出一批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高产作者大多数是知名院校农业经济领域的研究人员，即作者大都集中于农业经济领域，同时也有其他学科领域学者对于扶贫搬迁的研究，但研究机构之间联系较少，跨学科综合研究不多;同时发现，近些年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研究关注的热点主题包括“易地搬迁”“精准扶贫”和“农户”等。在此基础上，详尽阐释了热点主题的研究进展；最后，提出了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趋向，即易地扶贫搬迁的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社会治理研究等应该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现状；热点与展望

作者：李斌，李辉，重庆工商大学

一、研究背景

国家对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总体要求是：“迁得出、稳得住、能脱贫、能致富”。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出“须统筹考虑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几次明确指出，要着力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着力解决重搬迁、轻后续帮扶等问题。随着“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根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要借助乡村振兴、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攻坚成果。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已有成果的研究脉络分析，旨在探讨有关研究文献的特征和热点研究进展，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在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为防范化解易地扶贫搬迁脱贫农户 “致贫、返贫”风险，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决策的理论依据。

二、易地扶贫搬迁研究概况

1.文献分布。将中国知网作为研究数据来源，锁定搜索关键词为“扶贫搬迁”或“易地扶贫搬迁”，搜索的时间跨度设定为2000-2019年（该数据库中有关该文献检索，最早从2000年开始），检索范围为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依靠CNKI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对检索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计量分析。从文献时间分布来看，第一阶段从2000年到2011年，发文量变动保持在两篇左右；第二阶段从2011到2019年，年发文量持续增加，2019年达到峰值78篇，也是本次研究选择年限中的最大年发文量。从文献来源来看，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机构都为我国知名大学，分别为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贵州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其中西安交通大学以22篇的最高发文量位居榜首。通过分析，说明近些年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研究引起了学界的较大关注。

2. 文献高引用分析。2000-2019年国内扶贫搬迁研究领域排名前十的高被引文献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涉及易地搬迁经验、扶贫效绩评价、扶贫展望、扶贫执行效果调查以及搬迁创新等多方面问题。贵州财经大学的叶青教授发表的《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一文，被引127次，排名第一。文章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精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表1  文献高引用分布表（排名前十）

    3.文献热点分布。

本文设置的关键词是文献核心内容的提炼，在学科领域里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常被视为该学科的热点主题^[1]。运用CiteSpace5.7.R1对367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将时区分割设置为2000-2019年，跨度为20年，单个时间分区的长度设置为1年；主题词来源选择为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和增补关键词；节点类型为关键词，这里选择前50个高频关键词；剪裁方法为寻径网络。以此得到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字符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频率的高低，字符越大，出现的频率就越高，节点的中心性表示节点在网络中位置的重要性，中心性数值越大，该关键词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也就越大[2]。根据图1和表 2，可以发现频次较高的主要关键词是“易地搬迁”“精准扶贫”和“农户”，其中易地搬迁（98, 0.68）、精准扶贫（57, 0.42）、农户（19, 0.19）等的中心性很高，是近年来我国扶贫搬迁研究的热点主题。

    三、热点研究的进展

依托Citespace V软件，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的文献现状特征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精准扶贫”和“农户”成为热点研究主题。因此，本文对热点词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总结，从而为易地扶贫搬迁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依据。

1.易地搬迁研究。国内研究中，第一篇以“异地扶贫”为标题的论文发表于1994年，此后几年的文章也多集中于“异地扶贫开发”的主题，虽用词不同，但其内涵与现在所提的“易地扶贫搬迁”基本一致。到2002年，即全国范围内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的第二年，才出现以“易地扶贫搬迁”为题的论文。何得桂、党国英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效果是学术界和政府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评价主体应引入非利益相关、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参与评估工作，以保证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评价体系方面，当前少数定量研究的文献，只对易地扶贫搬迁效益的单一指标进行了测量分析，缺乏对易地扶贫搬迁综合绩效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3]。张世勇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脱贫是一个为期较长的过程、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应遵循多目标、应构建历时态的、系统的、多维度的、综合的指标^[4]。评价方法方面，许源源、熊瑛认为，当前研究主要以定性为主，少数定量研究多是以效益评估为主的经济指标测算，缺乏以科学的数学计量模型进行综合评价^[5]。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发展方面，学界主要从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视角探析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王红彦、成随强、宋才发等认为，社会资金、产业贴息贷款向搬迁户倾斜是保证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6-8]；徐龙顺、杨浩、周恩宇等认为，政府要解决好贫困群众民主参与的主体地位，加强村干部能力建设，提高安置社区邻里的和谐社会关系，提高社区居民互助互信等，强化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加以审视，注重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同步进行^[9-11]；许源源、何得桂等分析认为在政策实施方面各层级政策有对接落差，导致贫困治理的碎片化^[12-13]；李博、左停认为，国家在易地扶贫移民政策制定时应考虑区域差异，增强弹性^[14]。但方素梅强调，易地搬迁所造成的个人适应与整体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多民族聚居社区重组与治理创新，应该是未来需要关注的焦点^[15]；杨梦源等则认为，民族地区应在金融支持视角下构建“贫困－脱贫－返贫－脱贫－可持续脱贫”的新路径^[16]。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长期关注与反思，如田立强认为，开展民族地区移民社会管理创新、增加移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各类资产、减少移民生计脆弱性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当务之急^[17]。

2.精准扶贫研究。“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次年邓维杰就开始对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进行研究^[18]。关于易地扶贫搬迁与精准扶贫关系研究，魏文松、徐欣顺等提出，民族地区是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主战场，也是难度最大的地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巩固了民族山区农村精准扶贫的效果，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与进步，加速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19-20]；叶青、苏海提出，要将易地搬迁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起来，精准确定扶贫搬迁对象^[21]；何得桂、党国英等认为，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背景下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不仅受到土地承载力与环境保护的压力、移民资金成本、产业支撑与可持续生计这些结构性制约的影响，还受到恋乡情绪、搬迁型社区治理问题以及乡村人才管理不善等非结构性制约的影响^[3]。

精准扶贫评价研究方面，在易地搬迁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既有叶初升、邹欣关于精准扶贫投入产出效率的绩效研究^[22]，也有刘雪芳、陈涛从微观层面开展的关于贫困户满意度的主观评价研究^[23]。仲伟东、尹成远则认为，要在结合对搬迁前后政府精准扶贫的投入产出效率和农村贫困户满意度的综合绩效分析基础上，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完善加入驻村工作队制度等主体研究^[24]。评价体系方面，现有成果多从特定地区的移民效益评价方面进行研究，李朝晖、李博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的评估包含生产生活条件、帮扶工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卫生环境等方面^[25]；林妍、陈晨则认为，当前评价体系指标选择上偏重财务绩效，存在对于非财务绩效评价不准确的问题^[26]。易地搬迁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向德平、王维提出易地搬迁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27]；罗苏从金融扶贫角度提出加强政府扶持作用，加大金融机构创新力度，从制度、产品、服务上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金融扶贫方式，为搬迁移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可持续生计扶持^[28]。除此之外，还有更难解决的文化扶贫和法治扶贫的可持续问题。如罗俊梅、周明星通过分析透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易地搬迁地区文化精准扶贫的实践规律与内外逻辑，着眼于拔除文化病根，转变文化缺陷，补齐文化短板，传承文化精髓^[29]。

3.农户发展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的影响研究方面，辛丽平提出，易地扶贫搬迁重点要关注农户的生计方式、经济收入、精神需求、身份认同等方面^[30]；周慧洁认为，提高搬迁农户的科学文化水平，培育搬迁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是重中之重^[31]；叶青、苏海提出由政府兜底实施整体易地搬迁，因地制宜选择安置方式，解决好易地搬迁困难群体的生计问题，政策设计过程中注重分析不同搬迁对象家庭结构和经济能力的差异，重视民众选择权^[21]；段君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显著地改善了农户所处的社会公共空间，但却对搬迁后农户发展的能力产生了一定的冲击^[32]；从经济发展角度着眼，宋才发、夏艳玲认为，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资本，增加劳务输入，通过土地流转出租等手段增加的资产性收入可以提升脱贫成效^[33-34]。

搬迁农户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刘伟、黎洁认为，易地搬迁后农户生计能力的提高，才是农户发展的重要动力^[35]；段塔丽、高敏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外部环境因素、政策支持因素及家庭自身因素都是影响搬迁农户发展的主要因素^[36]；刘伟、黎洁提出政府也要着力提升移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知识，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帮助移民搭建有利于农户自身应对生计风险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35]；朱青提出贫困地区农户的行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贫困的治理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搬迁后切实从农业政策扶持、农户投资机制完善、健全扶贫体制入手^[37]。师连枝、李午认为，环境保护与生态工程建设是搬迁后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重点工作^[38-39]；黄国华也较早地提出需要在制度倾向、环境供给、意识导向上对贫困地区及搬迁安置地做出更多努力，使制度创建、环境重建、意识构建三方面节奏统一，实现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40]。在政策实施方面，刘伟、黎洁认为，政策制定者应改善农户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保障其进行传统农户生产和实现非农就业的基本需求[35]；邱君、宋燕平等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发展问题的重点和核心是农村治理和保护政策的制定、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41-42]；对于农户发展可持续问题，周娟认为，仅仅依靠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很难解决，落实也是关键^[43]。评价体系方面，齐文平、王艳慧等指出可基于可持续生计-社会排斥-脆弱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兼顾农户家庭经济收入、住房、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等多个维度来测度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44]。

四、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研究展望

基于CiteSpace V的文献计量分析，对文献的时间分布、文献来源、文献热点分布及其热点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目前的战略发展需求，依据已有文献研究的不足，笔者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易地扶贫搬迁的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核心任务是经济结构的重构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旨在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系统，需要涉及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支撑系统、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的综合研究。邹英、向德平亦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特定政策产生的“被动市民化”，需要从分类施策、政策配套和公共服务等层面做好相关综合研究^[45]。基于目前的文献来看，无论是研究的机构分布、作者分布还是期刊分布等，都表明有关异地扶贫搬迁的综合研究相对滞后。因此，未来应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学科交叉综合研究。

2.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研究。目前，我国已取得全面脱贫，工作重心转向乡村振兴，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主要抓手，应注重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研究。翟绍果等提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存在瞄准失焦、执行偏差、衔接缺乏、力度不足等方面的问题^[46]。目前有关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研究鲜有文献。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针对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按照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这五个方面，从组织、机制与保障方面加强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衔接研究。

3.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国家对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总体要求是：“迁得出、稳得住、能脱贫、能致富”。因此，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成为易地扶贫搬迁的核心问题。张建提出，易地扶贫搬迁具有典型的“运动型治理”属性，这种治理方式表现出对“搬得出”的短期目标的高度有效性，但是在“稳得住、能致富”的长期目标上存在着一定的限度，需要提高社会有效性^[47]。目前文献在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农户可持续生计的评价研究，缺乏对策、农户与新型农业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等典型案例的学理解释和剖析。

4.易地扶贫搬迁社会治理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可忽视，是事关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积极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研究构建政府统筹、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和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同时，要研究如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切实发挥基层群众自治作用。郑娜娜、肖锐等发现，应通过多维空间的形塑与协调，构建移民社区共同体，使移民真正融入新社区,鼓励搬迁群众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创造有利于贫困户搬迁的环境条件，增强他们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48-49]。冯应斌等关注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宅基地复垦利益诉求^[50]。

总之，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惠民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但易地扶贫搬迁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全面重构及其后续治理，这就需要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依据《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应强化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的接续研究，尤其是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参考文献:

[1] 赵蓉英,许丽敏.文献计量学发展演进与研究前沿的知识图谱探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5):60-68.

[2] 李杰.CiteSpace中文版指南[EB/OL].(2016-10-07)[2021-03-28].http://blog.sciencenet.cn/ blog-496649-886962.html.

[3] 何得桂,党国英.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移民搬迁精神[J].国家治理.2016(40):32-40.

[4] 张世勇.规划性社会变迁、执行压力与扶贫风险——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3):20-25.

[5] 许源源,熊瑛.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107-114.

[6] 王红彦.易地扶贫移民搬迁的国际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14(8):15-21+195.

[7] 成随强.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就业问题研究——以通渭县为例[J].社科纵横，2013(3): 30-33.

[8] 宋才发.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方略的实施及法治举措探讨[J].广西社会科学， 2018(7): 120-124.

[9] 徐龙顺.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分析与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16(8):15-21.

[10] 杨浩,等.气象灾害对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影响研究——基于全国592个贫困县53271户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6(3):103-112.

[11] 周恩宇,等.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69-77.

[12] 许源源.多举措防范脱贫攻坚战中的末梢腐败[J].国家治理，2018(30):18-22.

[13] 何得桂.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移民搬迁中的非结构性制约[J].西北人口，2016(6): 55-62.

[14] 李博,左停.精细社会视角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选择[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6(3): 124-129.

[15] 方素梅.易地搬迁与民族地区反贫困实践——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9): 8-15.

[16] 杨梦源.金融支持视角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路径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107-113.

[17] 田立强.黑龙江省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财务管理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2017(8): 5-6+125.

[18] 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19] 魏文松,宋才发.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方略的实施及法治举措探讨[J].广西社会科学， 2018(7):120-124.

[20] 徐欣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给予型政策与地方性秩序的张力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2):19-26.

[21] 叶青，苏海.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4-70.

[22] 叶初升,邹欣.扶贫瞄准的绩效评估与机制设计[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63-69.

[23] 刘雪芳,陈涛.基于贫困户满意度视角的精准扶贫落实效果评价——以四川省岳池县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11):147-149.

[24] 仲伟东,尹成远.扶贫攻坚期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研究[J].河北金融,2020(10): 17-23+32.

[25] 李朝晖,李博.从群众认可度看扶贫政策完善——基于湖北武陵山片区的调查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141-146.

[26] 林妍,陈晨.精准视角下河北省扶贫项目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7(10):264-265.

[27] 向德平,王维.从“嵌入”到“融入”: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机制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41-50.

[28] 罗苏.农村金融扶贫及其可持续性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2018.

[29] 罗俊梅,周明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振兴研究——基于“乡风、乡情、乡土、乡贤”视角的思考[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9(2):48-53.

[30] 辛丽平.贵州民族地区扶贫移民中的社会适应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9(3): 55-59.

[31] 周慧洁.异地扶贫搬迁进程中的农户发展能力评估[D].宁夏大学,2014.

[32] 段君.贫困地区能力贫困研究—多视角下的农户发展能力测算与政策评估[D].宁夏大学，2015.

[33] 宋才发.关于闲置土地依法处置的再探讨[J].河北法学,2018(6):18-29.

[34] 夏艳玲.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9):7-13.

[35] 刘伟,黎洁.提升或损伤?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210-218.

[36] 段塔丽,高敏.农户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构建——基于陕西省安康地区农户调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24-30.

[37] 朱青.贵州喀斯特地区贫困农户可持续发展分析[J].农业经济，2013(8):85-87.

[38] 师连枝.环境保护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J].许昌学院学报，2003(6):12-16.

[39] 李午.抓住两大生态工程建设机遇 促进山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J].世纪行，2004(6): 18-19.

[40] 黄国华.论农村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J].安徽农业科学，2004(3):586-588.

[41] 邱君.中国农业污染治理的政策分析[D].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127.

[42] 宋燕平,费玲玲.我国农业环境政策演变及脆弱性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10):9-14+110.

[43] 周娟.农业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现状及对策分析[J].热带农业工程，2014(1):32-35.

[44] 齐文平,王艳慧等.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 2020(6):1024-1036.

[45] 邹英,向德平.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市民化困境及其路径选择[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7(2):75-80.

[46] 翟绍果,张星,周清旭.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演进与创新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15-22.

[47] 张建.乡村振兴视角下烟台市F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烟台大学，2019.

[48] 郑娜娜,许佳君.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58-68,165.

[49] 肖锐,徐润.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践及其完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2):73-77.

[50] 冯应斌,郭元元,欧阳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利益诉求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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