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地区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动态配置及路径选择——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摘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中地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坚持创新发展，促进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基于1990-2019年的统计数据，运用VAR模型，分析发展中地区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动态配置关系。结果显示，内蒙古自治区技术创新的滞后期，对自身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滞后2期对技术创新也呈现出正面效应。但技术创新滞后期和人力资本滞后期与人力资本不存在正向关系，说明内蒙古自治区有较强的技术创新意识，但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与之匹配。内蒙古自治区可以通过普遍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丰富人力资本类型，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配置水平。

关键词：发展中地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内蒙古自治区

作者：曹考  超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发展中地区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核心要素，创新驱动的内涵就是人力资本驱动。近年来，我国各省份对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然而，人力资本投资所引致的实际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却相对缓慢，从国内区域分布来看，呈现出的整体趋势是经济发展基础好的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对于经济后发地区而言，在探索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优化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配置结构，提高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配置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国西部的12个省市中，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内蒙古）的经济发展特点尤为突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内蒙古经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2002年开始，连续八年GDP增长速度全国第一，2000年到2009年的GDP年平均增速高达18.7%。此时，内蒙古的快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源、冶金和农畜等资源型产业，但长时期难以为继；从“十二五”开始，内蒙古开始不断探索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子，力求从经济发展的资源导向、投资导向逐步转变为创新导向。故本文以内蒙古为例，深入分析发展中后进地区在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创新的特点以及配置水平，探讨如何实现发展中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与升级，避免在资源导向为主的阶段陷入“荷兰病”与资源诅咒。

一、文献综述

（一）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

自索洛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力资本及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1]。罗默、卢卡斯、阿罗、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阿吉翁和霍伊特等经济学家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内生化，强调科学技术才是经济增长的永动力。

Aghion 和Howitt认为，人力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一是知识技术创新的卢卡斯作用机制，二是技术吸收与扩散的尼尔森-菲利普斯作用机制^[2]。卢卡斯作用机制把人力资本看作独立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作用；尼尔森-菲利普斯作用机制把人力资本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进步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Rosen在描述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的关系时，将人力资本看作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3]。邹薇等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影响技术创新能力，还影响技术追赶和技术扩散的速度^[4]。Monastiriotis V和Agiomirgianakis G等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引入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高等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对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5]。Park J.也提出分散教育投资能够实现人力资本结构的均等化，更易于促进经济增长^[6]。Benhabib和Spiegel基于多国数据，实证检验尼尔森-菲利普斯模型，发现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对技术创新、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促进作用^[7]。

（二）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创新产出的“索洛悖论”

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规模、结构与现有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物质资本等其他要素禀赋的匹配度过低，会限制人力资本向技术创新的转化，同质性人力资本的过度聚集还将对技术创新产生制约效应。张海峰提出人力资本的聚集为技术模仿提供了便利，但容易使地区行业发展集体缺失创新动力^[8]。张同斌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研发投入模型，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结果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积累并没有推动基础学科产生突破性进展，随着创新难度和风险的上升，技术进步的增速逐渐下降^[9]。李静通过扩大创新的研究范围，发现研发投入递增与TFP生产率递减同时并存，即研发投入的“索洛悖论”^[10]。Englander研究发现，适度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过度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11]。技术选择与人力资本之间缺乏动态匹配是导致技术无效率的主要原因。Caselli和Coleman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生产率的巨大差异来源于技术进步所需人力资本支持与技术引进方人力资本的错配程度^[12]。

（三）发展中地区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

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从区域分布看极其不均衡，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以中部地区比重最高，而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政府^[13]。根据明瑟收入方程，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增长率成正比例关系^[14]。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进而使投资者收入增加可以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异质性的扩大，将会促使更深层次的专业化分工。陈建军等通过对比东中西部三个代表性省份北京、湖北和内蒙古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技术进步路径，发现北京各项指标均优于湖北、内蒙古，湖北各项指标又略优于内蒙古。其中，北京人力资本水平远高于湖北和内蒙古，内蒙古研发经费比例以及应用研究经费比例远低于北京和湖北^[15]。胡宗义等发现，人力资本投入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地域化差异，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创新能力较大程度上受限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力度，而相对先进的地区，人力资本能够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16]。陈琦认为，研发人员对大国技术创新的推力更加显著，因此，大国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技术吸收能力的积极性更高^[17]。赖一飞等结合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了我国30个省份的技术创新效率，其中内蒙古2011-2018年间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为0.154，位于全国30个省份的最后一位^[18]。Elise S. Brezis等提出的“蛙跳”模型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路径^[19]。后进国在具备一定的技术创新基础和能力后，可以通过直接选择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技术，快速进入高起点，实施技术赶超；也可以通过直接进入新的技术领域，抢占制高点，实现跨越式发展。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给予了肯定，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了验证，但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后进地区与先进地区之间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转化效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大多是做对比分析。本文旨在对国内发展中地区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动态配置进行深入的分解，并依据发展中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实现其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动态高效配置，提供一条选择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笔者沿用尼尔森-菲尔普斯模式，来描述发展中地区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尼尔森-菲尔普斯把人力资本看作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原因；人力资本以技术进步为中介，间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或是技术模仿的源头促进技术创新，其作用机理用模型表示为^[20]：

通过尼尔森-菲尔普斯模型可以发现，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能够促进地区间技术进步的能力，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二）计量模型

Christopher Sims提出的VAR模型可以用来估计联合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而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用模型中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利用VAR模型来探究内蒙古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间的关系。

建立不含外生变量的VAR（P）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三）指标选取与实证检验

评价一国或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单一指标很多。比较常用的有在校学生人数、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受教育年限等。考虑到正规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主要途径，本文选取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反映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指标。内蒙古人均受教育年限（edu）如此获得：将6岁及以上人口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中职、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分别赋值，其中，文盲为0，小学6，初中9，普通高中和中职12，专科15，本科16，研究生19，数据求和除以人口总数得到edu。

学界对反映技术创新产出的指标还存在较大争议。Acs Z.J.等认为，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的可靠指标；而Beneito认为，专利保护也能更好地服务和促进技术创新。尽管国内外均用申请专利数来衡量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但是专利申请数指标也存在不足之处，如部分技术创新行为并未申请专利，直接投入市场创造价值；而部分专利仅仅停留在科研层面，并未在市场中有大规模的价值体现。综合考虑技术创新产出各项指标的可得性、有效性，本文选取专利申请受理数（inn）来衡量内蒙古的技术创新水平。为了避免出现异方差，将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得到linn。文中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内蒙古统计年鉴》。

以edu和linn构建VAR模型，数据情况如表1所示。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先用ADF法对模型内的两个edu和linn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2所示。

检验结果，两变量的时间序列在5%和10%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拒绝原假设，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对两变量做一阶差分后，得到dedu和dlinn，对dedu和dlinn再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为拒绝单位根检验，变量平稳，服从I（1）过程，dedu和dlinn解释变量联合，整体显著，可建立VAR（p）模型。

建立模型前，先要确定VAR滞后阶数，依据最大似然值、FPE准则和HQIC准则，滞后阶数为3；依据AIC准则，滞后阶数为4。通过反复模拟，选择滞后阶数p为4，建立VAR（4）模型。

三、数据统计与实证结果

（一）数据统计

1.内蒙古人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如图1、图2所示）。1990-2019年，内蒙古平均受教育年限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但长期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2001年、2003年、2013年和2014年甚至还略低。说明内蒙古在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速上，一直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01年和2010年，内蒙古人均受教育年限加速上涨，但随后的一年到两年，又回落到惯性增长。内蒙古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比例，在这两年的波动更加明显，特别是从2010年到2018年，起伏更加突出。可能解释是，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内蒙古作为西部的重要省区，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从2002年至2010年，内蒙古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全国的最前列，2010年开始，内蒙古开始布局经济结构升级，增长效率优先于增长速度，因此，在生产要素的投资和布局上，会更加倾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2.内蒙古专利申请数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内蒙古专利申请数在2010年以前，增长相当平缓，增长速度一直在2%以下；2001年到2010年，专利申请的增长速度在2-2.1%之间。2011年开始，增速明显加快，2019年达到2.28%。2001年时专利申请数之所以没能快速发力，可能的解释是内蒙古借由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资源主导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间短，起效快。依据资源诅咒理论，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结构会对经济增长中其他决定性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包括挤出教育、投资和创新挤出。内蒙古经济从2002年到2010年的快速增长期间，无论是人力资本积累还是技术创新水平同期并未出现明显的同比例的增长，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2010年，内蒙古实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发展战略，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快速提升，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二）实证结果

运用stata15统计软件对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见表3。

从中可以看到：内蒙古dlinn与其滞后3期正相关，与dedu滞后2期在10%的置信区间内正相关；dedu对dlinn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结果并不显著，dedu与dlinn的滞后3期在10%的置信区间内负相关，滞后4期负相关，且相关系数变大，与自身滞后1期、2期、3期都是负相关，负相关系数到滞后3期变小。说明内蒙古技术创新行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明显，并且对后续的技术创新也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内蒙古人力资本存量对后续的人力资本，特别是正规教育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甚至是严重滞后，对技术创新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作用。说明内蒙古技术创新的意识和意愿不断增强，而作为技术创新主要载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并没有随技术创新的新趋势和新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支撑。

在VAR模型分析基础之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内蒙古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动态关系。在stata中运用irf命令，首先给dlinn一个冲击，dedu在前三期影响为正，到第四期下降到负值后第五期开始高反弹至正值，随后趋于0。给dedu一个冲击，dlinn第一期略小于0，第二期高反弹至正值，随后上下波动趋向于0。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过程来看，内蒙古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冲击影响不大，特别是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也再一次说明了内蒙古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短期和长期匹配程度不高，人力资本的技术创新转换能力较弱。

（三）配置路径

发展中地区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配置过程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的供给应与需求相适应；教育发展水平应该与技术发展水平相匹配（如图4所示）。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生产和分配过程都是用技术来描述的。这些简单的技术通常运用于传统农业和村舍中，生产过程只涉及简单的工具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在不同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呈下降趋势，同样，农业就业在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也有所下降。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农业部门相比，工业部门在创造收入和就业方面所占的份额变得更大。农业劳动力不能满足其他部门的技能要求，无法转移或很难转移到其他新兴的、生产力更高的部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引进需要中等技能和技术工人。这些工人需要接受一些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以适应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为了维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竞争力以及进一步扩大其全球市场，各经济体必须利用引进的技术和当地自主创新的技术相结合，发展其中间投入的工业。在这一时期，工程师、技术员、技术人员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需要进一步利用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推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一旦其资源禀赋以及引进的技术耗尽了比较优势，其发展的下一阶段就是技术创新能力培养，或产生知识资本。此时，需要培养出科学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和高技能的专业人员，还需要高等教育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发机构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水平。

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内蒙古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配置水平还较低，无论是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人力资本类型还是人力资本结构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向人力资本市场释放的信息并没有很好的引导人力资本投资方向。说明以内蒙古当前人力资本水平，效率型技术和创新型技术是适宜选择。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一是内蒙古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配置效果不佳。内蒙古技术创新对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远优于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产生的效应，技术创新自我促进作用比较明显，技术创新对人力资本投资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人力资本的自我推进和正向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相当低下。

二是内蒙古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产出对政策的敏感度较高。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政策层面上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要素的投入。相对于人力资本，资源型生产要素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在快速经济增长期间，人力资本投入与技术创新产出的增长趋势并不明显。

三是内蒙古人力资本投资增长惯性难以突破。无论是在资源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还是在向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期，人力资本投资始终保持一种惯性，难以出现明显的结构性调整。即使应与之相匹配的技术创新水平有了明显的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在形成短期的政策响应后，又回到固有的发展惯性轨道。

（二）政策启示

发展中地区在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阻力。我国发展中地区在发展道路上，首先要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明确发展目的和全面发展观，坚持新发展理念。而创新发展就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党的十九大把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增长速度减缓，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而技术创新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

其次，发展中地区要努力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创新的配置水平。以内蒙古为例，当前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创新产出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除了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调整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配置以外，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技术和人才引进等方式和途径，增强两要素的匹配程度。例如，内蒙古结合自身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特点，新增了3个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将产业与贸易有机结合，借助外贸平台推动结构升级。还可以通过发展和健全网络信息流，降低人力资本流动成本，吸引外区域人才的流入。

最后，发展中地区由于人力资本市场和技术创新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完全依靠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力量来实现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高度配置，难度较大。从统计数据和实证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内蒙古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在国家政策和地区政策的双重带动下，当期市场发展速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应。发展中地区可以借助国家大的利好政策，如“一带一路”倡议等，共同助力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共同发展。在结构转型的关键期，持续性的利好政策对实现人力资本市场和技术创新市场的高匹配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1):65-94.

[2] 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8.

[3] ROSENZWEIG A.Technical Change and Human-Capital Returns and Investments:Evidence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4):931-953.

[4] 邹薇，代谦.技术模仿，人力资本积累与长期赶超.中国社会科学,2003(5):26-38.

[5] AGIOMIRGIANKIS G, ASTERIOU D,MONASTIRIOTIS V.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 A dynamic panal study[J].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 2002(8):177-187.

[6] PARK J. Dispers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06(28):520-539.

[7] BENHABIB J, SPIEGEL,MARK M.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country data[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4(34):143-173

[8] 张海峰. 人力资本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2):103-108.

[9] 张同斌. 研发投入的非对称效应、技术收敛与生产率增长悖论——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J]. 经济管理, 2014(1):131-141.

[10] 李静, 楠玉, 刘霞辉. 中国研发投入的“索洛悖论”——解释及人力资本匹配含义[J]. 经济学家, 2017(1):31-38.

[11] HANAZAKI E. R&D, Innovation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lowdown[J]. OECD Economic Studies, 1988(11):7-43.

[12] FRANCESCO, CASELLI, WILBUR, et al. Cross-Country Technology Diffusion: The Case of Comput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13] 李福柱、周立群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人力资本结构研究——以东、中、西部为例[J].科学管理研究2008(6):59-63.

[14] MINCER J.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4):281-302.

[15] 陈建军,杨飞.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产业升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149-160.

[16] 胡宗义, 刘春霞. 基于非线性STR模型的要素投入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对象[J]. 软科学, 2013(9):7-12.

[17] 陈琦. 技术溢出、人力资本与创新绩效——基于大国与小国的经验比较[J]. 软科学, 2013(7):33-36.

[18] 赖一飞，谢潘佳，叶丽婷，马昕睿. 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超效率SBM-Malmquist-Tobit模型[J]. 技术进步与对策，2021（13）：37-45.

[19] BREZIS E, P KRUGMAN, D TSIDDON.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Vol.83. 1211-1219.

[20]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 应用及实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49，144．

(责任编辑  田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