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宁夏城市社区为例

摘  要：在民族地区，城市居民较低的社区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水平影响了“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构建，如何促进民族地区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成为提升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三种类型的社区参与的影响，探讨提高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参与的路径。结果显示，社会资本是造成社区间社区参与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它对三种类型的社区参与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推动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促进民族地区社区参与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发展的重要路径。社会资本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它的获得与积累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进行投资。

关键词：社会资本；城市社区;城市居民;社区治理;社区参与

作   者：王若溪  李俊清，宁夏大学

目前，国内有关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社会治理作用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我国的一般地区，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促进作用。那么，在一般地区被证实了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民族地区？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否可以促进社区参与，弥补文化、观念和教育水平差异带来的社区参与的差距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有意义:在民族地区这个特殊的场域中，如果社会资本依然可以促进社区参与意愿，提高人们的社区参与行为，那么促进社会资本就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重要方法。因而，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在民族地区城市，社会资本是否对社区参与有促进作用？如果有促进作用，那么作用机制是什么？

一、概念界定

本文涉及到社会资本、社区参与等核心概念，对于这些概念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从本研究的视角来考虑，需要对此作出界定。

1.社会资本。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其核心都肯定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属性，是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之间的、能为行动者或集体带来利益的一种资源或一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本表现为信任、规范、社会网络、社会组织等方面并且也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同。

本文关注的是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是从集体层面来研究社会资本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特征以及作用，而非微观层面的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因此，本文中采用了帕特南的观点，将社会资本看作是社会组织的特征，是对共同体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横向联系”，在此基础上，明确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因而，在本文中，社会资本是作为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且可以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资源，是社会组织的特征。

2.社区参与。社区参与包括居民、政府、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行为与过程。不同于广义上的社区参与，本文关注在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主体的意愿与行为，将社区参与界定为居民在社区治理的参与，包括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关注的重点是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的参与和维护。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有不同的分类，如黄荣贵等（2011）将其划分为体制型参与、权益型参与、公共型参与，杨敏(2007)将社区参与分为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彭大松等（2020）将其划分为公共型参与、福利型参与和权益型参与。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社区参与类型背后 逻辑及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笔者参照黄荣贵等学者的社区参与划分方式。

体制型参与是指居民被基层的街道-居委会体制动员出来、其具体的行动又被纳入到体制化的表达渠道中，即居民是被基层体制化的力量动员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具体表现形式为参与居委会的选举^[2]。公共型参与是一种自发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被体制力量所动员出来的，而是一种“基于平等关系的自愿主动参与”^[3]，具体表现为参与社区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参与社区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为社区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等。不同于公共型参与这种社区内部参与，权益型参与是社区外部公共参与，即发现社区存在管理或治理方面的问题或矛盾时，通过公共渠道寻求解决，比如通过党组织、街道、社会组织、外部媒体等解决社区公共事务，权益型参与旨在为社区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做贡献。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社会资本理论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居民参与，一些研究显示社会资本是多民族社区民族团结的粘合剂，它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多元参与格局的形成。本研究认为，尽管民族地区的城市社区与一般地区有所不同，但社会资本依然可以促进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的异质性是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的特征，协调和化解异质性带来的矛盾与问题是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关键，社会资本则是协调和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信任和互惠规范可以化解不同民族的矛盾与冲突，志愿主义、凝聚力等拉近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距离。这些因素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会有效推动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各民族居民之间打破了隔阂，产生了紧密的情感联结，将社区看作各民族居民共有的家园，由此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就成为共同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居民就会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发展与建设中，共同商讨与解决社区公共事务。

因而，本文假设：社会资本对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的居民参与有正向的影响。

H1: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愿；

H2: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居民参与行为。

按照对社区参与类型的划分，将上述两个假设扩展为：

1a.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体制型参与意愿；

1b.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体制型参与行为；

2a.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权益型参与意愿；

2b.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权益型参与行为；

3a.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公共型参与意愿；

3c.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公共型参与行为。

2.模型设计。实证研究将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来验证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参与的影响。回归模型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居民层面，研究以个人特征为控制变量的因素如何影响居民参与；第二层是社区层面，引入了社区特征——社会资本，探讨作为集体特征的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个人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设计的理念是基于数据分层的特点——个人是嵌套在社区中的，个人的个体特征会影响居民的参与，比如收入、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同时，个人的参与行为还会受到所在社区特征的影响，比如社区社会资本——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社会资本，而不同的社区社会资本会影响居民参与。

在个人层面，影响个人是否进行社区参与的因素很多，本文选取了收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以及在社区居住的时长等作为控制变量，分析个人特征如何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本文采取的是随机截距模型，来自相同社区的个人具有相同的随机截距，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社区社会资本解释。在社区层面，社区的特征会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社会资本作为社区重要的特征影响着居民参与。社会资本是多维度的，因而在模型中，社会资本有七个维度：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信任、互惠、一般信任、志愿主义、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这七个指标均来自每个社区居民问卷的汇总，即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是这个社区居民的汇总平均。此外，加入了社区社会组织、党小组、楼组长网络这三个指标作为垂直型的社会资本的内容，也是社区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它们来自社区调查问卷，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特征，也被纳入到社区层次的模型中。

根据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原理，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其中，CP1表示体制型参与行为，CP2表示权益型参与行为，CP3表示公共型参与行为，CPS1表示体制型参与意愿，CPS2表示权益型参与意愿，CPS3表示公共型参与意愿，这些是模型的因变量。在第一层模型中，X₁表示年龄，X₂表示性别，X₃表示收入，X₄表示教育程度，X₅表示居住年限；在第二层模型中，L为地方型支持，S为归属感，C为凝聚力，T为一般信任，R为互惠规范，CT是社区信任，NGO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PG为党小组的数量，BN为楼组长的数量。志愿主义并没有被纳入，志愿主义也涵盖了参与的意愿，因而志愿主义的问题和社区参与的问题有重合，在此模型中，将志愿主义这个维度进行了删除。

3.变量的选取与解释。本文对社会资本维度的划分是以桂勇、黄荣贵^[4]的研究为基础，并进行了调整，将其划分的“互惠与一般信任”这一维度拆分为“互惠规范”与“一般信任”，将其作为两个不同维度也与许多学者的划分相一致（Harpham，2007[5]；Grootaert & Van Bastelaer，2002[6]）。在研究社区社会资本这一社区的集体特征时，互惠规范与一般信任侧重不同，前者更强调非正式的规范，而后者是指社会的普遍信任。随着社会的发展，非正式的规范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将其各自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来分析其作用及作用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因此，本文将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划分为七个维度：社区社会网络、社区信任、一般信任、互惠规范、志愿主义、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并借鉴学界已有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对民族地区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

4.数据来源。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5个城市的40个社区的居民调查问卷以及社区居委会问卷。其中，每个社区发放75份居民调查问卷和1份社区居委会调查问卷，调查共发放了3000份居民问卷以及40份社区居委会问卷，共回收2508份居民有效问卷和36份社区居委会有效问卷，作为研究的样本。抽样方式是采取多阶段抽样，采用了判断抽样技术，抽样范围涉及到宁夏的5个城市，按照城市—区（县）—街道—社区的方式抽样，确保样本涵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社区。在社区中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进行入户调查，符合多层线性回归技术的要求。

5.模型的统计结果(见表1,表2)。

总体来看，每个模型中第二层的贡献率为50-70%之间，说明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的拟合效果是有统计学意义的，每个模型中第二层的变量即社会资本都对第一层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每个模型之间的AIC的值都在200-300之间，说明选择的社区对于研究模型在统计学上是有差异的，这种在第二层的差异也正好契合了本文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了社会资本对三种类型的社区参与意愿与行为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参与意愿，个人层次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年限对三种类型的参与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层次的变量中地方型支持、凝聚力、互惠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党小组的数量对三种类型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社区信任对公共型社区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对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参与行为，个人层次的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对三种类型的参与行为、居住年限对体制型参与和公共型参与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社区层次的变量中地方性支持、凝聚力、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党小组的数量对三种类型的参与行为，归属感对体制型参与行为，凝聚力对体制型参与和权益型参与，社区信任对公共型参与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三、实证结果的讨论

1.社会资本是城市社区间社区参与水平不同的重要原因。实证研究显示，在仅包括个人特征变量的第一层模型中，受教育程度和社区居住年限对社区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个人教育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居民对社区参与的意愿与参与行为，同时，在社区居住的时间越长，居民对社区的参与意愿越强，参与行为越多。这表明了教育水平与社区居住年限是影响社区参与水平的重要因素，这与现实调研的情况相一致：文化水平较高的居民对社区事务越关心，参与意识越强；在社区居住的时间越长，对社区事务越了解，对社区的感情越深厚，也就越愿意参与到社区建设中。

个人特征并不是影响社区参与水平的唯一因素，在引入社会资本的变量之后，在六个模型中第二层社会资本变量对社区间社会参与的方差的贡献率均在0.519-0.639之间，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水平有较强的解释力——社会资本是解释社区间社区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差异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不同会导致不同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不同——社区社会资本越丰富，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越强，参与行为越多，即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的社区参与。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中不同社区的社区参与水平不同：社区信任程度高、凝聚力强、社区社会网络密集、互惠规范强的社区往往拥有更高的社区参与水平。

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也再次验证了之前的假设，社区参与不仅仅受个人特征的影响，作为社区集体特征的社会资本也会对包括体制型参与、权益型参与、公共型参与在内的三种社区参与产生显著的影响，即社会资本是影响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可以改善民族地区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包括体制型参与、权益型参与和公共型参与三种类型在内的社区参与，验证了前文中关于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关系的六个假设，这也与社会资本理论和已有对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关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社区社会网络密度越高，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越强，社区参与水平越高。其中，社区地方性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楼组长网络的规模都对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社区地方性支持实际显示了社区居民的交往互动以及参与社区各种组织和团体的情况，社区居民越熟悉、加入的社区社会网络越多，居民之间的联系越紧密，那么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越强，社区参与水平越高，这一结论与现实中熟人社会程度高的社区参与水平越高的情况相符合。第二，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三种类型的社区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这说明社区社会组织越多，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越强，实际的参与行为也越多。第三，楼组长网络越密集对社区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强，楼组长网络搭建起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桥梁，是社区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楼组长网络越密集，居民与居委会、社区之间的联系越紧密，相互的了解越多，沟通越好，则越能促进居民参与到社区中。凝聚力越强，社区参与意愿越强，参与行为越多，凝聚力可以提高社区参与。

社区信任对公共型社区参与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公共型社区参与实际反映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社区信任是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社区信任对体制型参与和权益型参与的作用并不显著，对体制型参与而言，在民族地区，它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社区的动员和宣传。此外，样本的情况也会影响这一结果的显著性，抽样涉及到不同档次的社区，居委会的活动可能与弱势群体更相关，那么在高档社区，居民与居委会的联系相对的就会低于相对档次较低的社区，居民参与体制化社区活动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对权益型参与而言，社区信任对其作用并不明显，实际上如果居民对社区信任较强，那么在解决涉及自身利益或社区利益的问题时，他们更会选择通过合作在社区内部解决，而非通过新闻媒体等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解释了在模型中社区信任作用的不显著。因此，社区信任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对居民公共型参与这种类型中。

普遍信任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现实中人们的普遍信任水平较低有直接关系，人们更愿意相信和自己有关系的人，或是处于同一共同体中的人，而对陌生人的信任要明显低于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或是其他诸如工作关系等的人。对社区参与而言，会影响人们参与意愿参与行为的信任主要是来自对社区这一共同体内组织与个人的信任，而不是社会普遍的信任。因为信任社区的居民和组织，相信大家有共同建设社区的愿望与行动，所以激励自己参与到社区事务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区信任对社区参与水平有显著的影响。

互惠规范对社区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公共型参与行为中，互惠规范也对其有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略低于0.1%的显著性水平，互惠规范更明显地促进了公共型参与的意愿，但参与意愿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为还会受到其他因素比如居民个人情况的影响，有些居民实际有较强的参与意愿，但受工作和家庭等时间约束，其实际参与行为可能较少。在抽样中77.3%的居民年龄在21-60岁之间，意味着样本的绝大部分都有工作，互惠的规范使他们有较强的参与意愿，但时间的约束可能降低了互惠对实际参与行为的作用。

归属感除在体制型参与的参与行为中呈现出显著作用以外，在体制型参与的参与意愿、权益型参与的参与意愿与行为、公共型参与的参与意愿与行为中作用均不显著。造成归属感作用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是在城市社区中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普遍较低，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而归属感来源于对社区的认同感，对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就导致了归属感的缺失，这就导致在模型中归属感的作用并不显著。

五、提升民族地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路径

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社区的研究结果验证了社会资本对民族地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提升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是促进社区参与从而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因此，如何促进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问题的关键。社会资本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和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它的获得与积累需要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进行投资^[7]。

个人付出是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个人的付出是他人对其产生信任的基础，也是义务产生的来源。更多个人的付出，会促进社区信任的产生，从而积累社会资本。同时，参与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是个人投资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个人的付出也并不完全是自发的，“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创造的，这些人格体征主要是由家庭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形成的”^[8]，家庭的培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和成员未成年时期的教育为个人未来创造社会资本奠定了基础，在家庭内部形成的价值观、社会规范意识、社会角色的培养会引导他们创造社会资本。具有强烈的对公平的渴望意识、同情意识、规范意识以及正确价值观的个人一般更倾向于信任他人，而这种道德意识也会规范人们的行为。

源于社会的社会资本投资，包括社会组织的投资和社区的投资。政府应该引导和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支撑平台建设，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同时，鼓励群众成立各类社区文体团体，社区应为他们提供活动场地，鼓励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活动中。社区可以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宣传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观，帮助居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规范以及团结互助的互惠精神与志愿精神，培育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同时，社区可以通过构建社区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是推动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社区必须加强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发挥，通过社区党建网络将党员和居民紧密的联系起来，实现党的领导全面覆盖，让社区治理在党的“核心引领”下良性发展。基层党组织还可以将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等、志愿者队伍等社区治理力量整合起来构建了多元治理格局。一些社区构建的“社区党委+居民小区党支部+楼栋联合党小组”的城市社区三级党组织纵向链条，加强了社区的社会网络，在积累了社会资本的同时，推动了社区治理。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结构也是投资社会资本的方式，社区应该引导居民成立自治组织，如有些社区成立的楼委会组织、居民议事会、居民监事会等，号召群众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中，让居民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主导者”，扩充社区治理的社会网络。社区还可以引导和鼓励居民成立社区互助社等志愿服务队伍，动员群众积极加入，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水平。

源于国家的社会资本投资，采用的途径更多地体现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引导，目的是创造社会资本积累的良性环境。制定政策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志愿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其创立和开展活动提供政策和法律的支持。教育是国家和政府投资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通过传输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的形式培育社会资本。其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关键，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在民族地区，更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民族将正确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同时，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是政府投资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也是解决集体困境的重要基础，因而增加社会的普遍信任是提升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社会信用的构建是增强普遍信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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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何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