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家文化与区域共同体再造 ——以晋陕豫黄河流域为例

摘  要：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需要将国家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合起来，不断探索乡村社会“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晋陕豫三省地缘相近、文化相亲，家文化历史积淀深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外部力量冲击以及家族组织内部力量涣散、家文化传承载体缺失等问题，需要在运用“文化+”模式并重构家文化组织形态和传承载体的基础上再造区域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再造既是增强乡村文化认同、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家文化；乡村振兴；区域共同体再造；晋陕豫黄河流域

作者：郭永平  贾璐璐 山西大学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家风文化，他强调不论时代与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晋陕豫三省位于黄河中游，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丰富的家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中可以借用的重要资源。对于家文化的研究，王沪宁探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村落家族文化^[3]，麻国庆阐述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关系^[4]，李亦园进行了家族仪式、家系、财产传承及国人文化心理的讨论[5],等等。21世纪以来，家文化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例如有关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化变迁及路径^[6]、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家文化建设^[7]、家的复归与赋权^[8]、家风文化治理^[9]等等。而从区域视角出发，开展家文化与乡村治理提升的相关研究仍有可探讨的学术空间。本文强调的家文化，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替与传承，又是重塑区域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是社会转型推动的结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断落实背景下，以文化振兴带动乡村治理水平提高，实现区域共同体重塑与转型，是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循此思路，笔者于2021年7月和10月对晋陕豫三省15个村庄进行了调查。根据调研结果，指出传统村落家文化的传承困境，探讨家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路径及其在区域共同体重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传承困境

家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融为一体，呈现出巨大的兼容性特征。家也就成为探索中国文明特征,理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视角。以血缘、地缘为纽带，通过祠堂、族谱、族产世代联系在一起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是家文化在传统时期的表现形式。家族组织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密切关联，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家国同构型的社会形态。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生产方式的变革，传统家文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外部因素对家族组织的冲击

在社会相对封闭、资源较为匮乏的传统时期，家族组织从聚合型的血缘网络团体，逐渐演变为地域性的自治组织，在村庄形成、布局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家族社会与地域社会成为不可分割的文化统一体。家族与村庄之间的互动影响并形塑着乡村社会的治理逻辑:一方面，村落家族文化深深渗透进乡村社会治理之中；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结构的重构和转型也直接影响了家族文化的存续。

1.国家战略目标和现代化发展规划对家族组织功能的消解。这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通过一系列运动，如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统辖和垂直管理，造成了家族组织的衰落。虽然从80年代起，家族组织开始缓慢复兴，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家族势力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并非完全匹配相容。倘若农村家族势力不合理发展，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就会产生徒具形式的民主，成为控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武器，对乡村治理造成不利影响。

2.高流动性社会对以地缘为边界的家族组织造成冲击。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乡村空心化现象愈发突出的现状下，村落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是晋陕豫村落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表1可以看出，相较于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乡村人口比重都在50%以下，城镇人口则大幅提升。可见，伴随着土地征用、学校拆并、产业撤离等，晋陕豫乡村社会人口外流现象十分严重。

3.新型乡村治理主体对传统家族组织的冲击。传统中国社会中，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族权、绅权在此共同运作，相互牵制，从而达到乡村社会的相对自治，实现中央对基层的管理,正如秦晖所说：“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10]后乡土社会，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乡村政治由“无为政治”向“村官政治”^[11]转变，乡村领导者由传统士绅阶层转为“村庄精英”。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村干部为主体的“法理型权威”已然取代族长、乡绅等“传统型权威”，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在基层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在城市化持续推进之时，家族应当以何种形态存在，传统家族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传统家族文化资源如何妥善利用，依然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二）家族组织内部力量涣散

传统时期，家族组织与国家统治、社会形态相适应。清末民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外国资本的介入，传统的家文化受到冲击。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等的推动下，传统家族组织开始解体，家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速度加快。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再到城乡中国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族组织内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1.组织结构方面，宗法大家庭向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转变。传统时期，家族成员众多，多代同堂而居，呈树状结构分布。族长德高望重，位于树状结构顶端，管理和主持家族大小事务，是统辖、联系家族人员的枢纽。近现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家庭呈现出“小型化”特征。在家庭人口要素上，家户规模缩小，3-4人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家庭结构更加简单。在家庭模式要素上，各家户之间联系较为松散，年轻一代成为核心家庭，串联夫家与妻家，形成最紧密的“三角形”式的家庭模式。长者虽然不是户籍上的家长，却仍然受子女尊敬和爱护。这彰显出民间对家族文化的筛选与保留，即在结构上适应时代要求进行转化，而在思想上传承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2.权力结构方面，集权型权力结构向均衡型权力配置转变。传统时期，族长往往由族内辈分高、地位尊、名望重的人担任，借助祖先名义、族规家法行使族权。同时，作为乡村社会的代理人，族长背后往往有官府作为支撑。可以说，族长集族权、神权、王权于一身，是一家、一族、一地的至高权力者。而在新时期小家庭模式中，传统集权型的权力结构体系被解构，家长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实施“参与管理”而非“全局管理”，家庭权力在家庭成员间进行了分割，构成了全新的、协商民主的家庭运行方式。而在已经成家的“三角形”式的家庭结构中，年轻夫妻在家庭权力中占据更大的主动性，夫方父母和妻方父母同时做出让渡，共同扶植小家庭的成长。总而言之，相较于族长集权的家族组织，新时期家庭权力配置更加均衡。

3.关系结构方面，由封闭走向开放。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同时更加强调弱关系的力量^[12]，边燕杰则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围绕强关系运作^[13]。传统社会家族成员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具有典型的封闭性、聚合性特征，形成了紧密联系的强关系网络。费孝通指出，在熟人社会时期，亲属、地缘等社会关系，呈现出水波纹状的“差序”社会格局^[14]。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乡村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关系网络发生巨大变化，强关系的紧密程度也随之降低。在家庭内部，原先重集体轻个体、亲属关系庞杂、层级森严的纵向家族关系结构,向个体自由发展、亲属关系简单、层级疏松的横向家庭关系转变。家庭外部，陌生人社会的来临，推动了以血缘、地缘为边界的家庭关系网络的向外延伸，学缘、业缘等亲密关系成为家庭之外的强关系。同时，基于契约和信任形成的弱关系网络越来越庞大，对人的社会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见，面对外部环境的剧烈冲击，家族组织内部力量涣散，在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关系结构方面发生诸多改变，传统家族文化的存在基础面临困境，家文化亟待转型。

（三）家族文化传承载体萎缩

自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以来，一系列革命运动破坏了传统以祠堂和家谱为代表的家族文化传承载体。在晋陕豫，许多家文化传承载体消失，祠堂被毁、家谱失传、乡约中断。尤其是“阶级认同”对传统“家族认同”的取代，加速了家族文化的衰落。例如，蓝田四吕的故里——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乔村，族谱村志都在“文革”中被损毁；韩城市西庄镇解家村，解氏家族祠堂以及各种庙宇（东庙、三官庙、马王庙、千佛观音庙）均遭拆除；等等。

家文化是在乡村土地关系上形成的，作为家族组织的生成地，村落为传统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地理空间。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村落的萎缩。社会变革的持续、社会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造成了乡村社会“离土不回乡”和“原子化”现象的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家文化的地缘基础和群众基础。传统家文化传承主要依靠躬身垂范、文本训诫、仪式展演等，家规家训与乡规民约内化于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中，成为村落治理的重要手段，而这在日益“空心化”的乡村社会难以为继。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带来海量资源与信息，但它具有即时性、暂时性、碎片化特征，其功效远逊于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无法独立承担家文化传承重任。

总体而言，现代化过程中，家文化的传承载体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冲击。这既表现为家谱、祠堂等有形载体的毁坏，又表现为空间载体和记忆载体的无声解构。而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库，村落家族文化对于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家文化应与时代精神和文化氛围相结合，开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二、家文化现代转型的多元路径

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振兴中重要的精神动力。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粘合剂，家文化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将家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实现家文化的古为今用，塑造适合新时代的民间社会价值体系，是新时期家文化传承与实践的现实要求。

（一）新型组织形态的出现

现代化背景下，原先承担家文化传承、发展职能的家族组织解体，家文化的组织形态发生转变。小家庭成为最为普遍的社会单位，父母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成为家文化最为直接的传承方式。以“河东三大望族”之一的裴氏为例，裴氏宗亲后代以《裴氏家训》为指导，挖掘和弘扬其当代教育价值。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近千名裴氏后裔集体宣誓：“作为一名裴氏后裔，一定谨记家训，做到敬奉祖先、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协和宗族、敦睦邻里……”庄严祭拜祖先，传承裴氏家风。千千万万个小家庭，成为当今社会家文化传承延续的基层组织，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

此外，原先以父系关系为纽带的血缘组织，扩大为由同姓到同宗的新的文化实践团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性宗亲组织纷纷建立。晋陕豫三省的传统家族顺应社会发展，成立宗亲会、姓氏文化研究会，以适应海内外人士的寻根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宗族由乡村宗族向城市宗族转变^[15]，政治宗族、经济宗族向文化宗族转变的趋势。“中华宰相村”裴柏村以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裴氏宗亲会为阵地，依托裴氏墓冢、裴氏碑苑、裴晋公祠、中华裴氏文化城、裴氏名人纪念馆开展活动，吸引海内外的裴氏后裔前来寻根问祖，传承优秀家风文化。在此过程中，裴氏文化不仅作为新的传统加以延续，更作为一种体验性行动、文化濡养实践对裴氏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2018年12月8日成立的三门峡市虢国文化研究会，则以虢国墓地、虢国博物馆为依托，以会刊《虢国文化研究》为阵地，与国内外各学术团体、郭氏宗亲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联谊活动。2020年6月，研究会向市里提出创建“虢国文化园”的提案，得到市委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在宗祠消失、宗亲居住分散的条件下，在结构多元、流动性强的城市中，研究会通过宗族场景的再搭建，实现家族成员的重新聚合，并将成员力量进行再整合，实现了家文化的重塑和发展。

（二）传承载体的再造

在传统传承载体受到冲击的社会背景下，创新传承方式，打造家文化传承的多元载体，对于营造浓厚家风文化氛围、让家文化再次浸润人心具有重要作用。

1.以修家谱、编村志等群体活动为纽带，延续家风文化。家谱反映了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迁移、祖先的生卒年月与婚姻状况，以及家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迹，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修撰族谱村志等集体活动的开展，在增强村落社区居民粘合性的同时，也让家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宣传与弘扬。陕西省韩城市芝阳镇露沉村，以村委会建筑为界，分为东露沉和西露沉。西露沉以宁姓为主，始祖宁琪，距今已六百余年历史，传23世。2004年，宁森堂发出编纂村志的倡议，成立编纂小组，在村党支部的大力支持和广大村民的帮助下，2016年《西露沉村纪事》成书。东露沉村以孙姓为主，始祖孙璵，至今已传至27世，约近六百年历史。2018年10月12日，由孙自学主持、孙选民和孙卫东主笔的《东露沉村族谱》，受到孙氏族人的热心支持和无私捐助，于2019年10月付印。修谱明宗、纪念先祖、启迪后世，是促进家族认同、重构村落共同体的重要手段。这是现阶段家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一项非常具有意义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

2.打造家风家训馆，营造家文化景观。祠堂、家庙是家族的象征标志，但在多次运动中，传统祠堂遭到破坏，导致出现无祠可祭的状况。为实现文化绵延，晋陕豫一些村庄创建了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这些景观成为新时期村落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山西省万荣县以薛瑄故里平原村为依托，创建薛瑄廉政文化园，分为薛瑄纪念馆、薛瑄故居、薛瑄家庙、廉政戏台、清风巷道、聚秀广场六个区域。其中，薛瑄纪念馆分“心之初”“廉之途”“儒之宗”“文之风”“法之范”“家之道”六个篇章，采用了先进的全息投影、幻影成像等现代化声光电技术，以及皮影戏、面塑、泥塑、木版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讲述薛瑄故事，弘扬薛瑄精神。当代新型纪念馆等场馆的建设是对旧祠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以家文化精神为依托，再造村落公共空间，实现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3.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传统媒体对家文化的传播主要体现在纸质书籍、报纸、电视、广播方面。新时期，家风家训文化要适应时代发展，必须发挥数字网络等新媒体的优势。万荣薛氏后代薛吉生，退休后毅然回到故里，自觉承担传播薛瑄文化的义务，不计报酬为领导、学者、游客义务解说。他还开通了抖音号“聚秀山民”，基本保持日更的频率；并多次在公众号“故乡万荣”上撰文，介绍薛氏家文化。韩城党家村则在开辟线下旅游的同时，建立了“民居瑰宝——韩城党家村”的网络展示平台。随着新传播媒介的不断增加，家文化传承的路径也更加多元。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改善旧有村落面貌、延续村落文脉、提升村落文化内涵，是当今村建乡治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多元文化传承载体拓宽家文化的面向和边界，对于家文化的传播与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文化+”模式的广泛应用

推进优秀家文化资源的广泛传播，必须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

1.文政结合。历代乡规民约和传统家族文化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和先进文化培育提供了资源优势。吕大钧在《吕氏乡约》中提到“能则交游，能守廉洁”^[16]；吕坤在《乡甲约》中将廉洁作为善行加以表彰，首创“圣谕格叶”制度（个人事项登记制度）^[17]；张伯行在《申饬乡约保甲示》中专列“禁僭越奢侈之积习”一条，并对婚丧嫁娶、庆祝活动、修葺房屋等做了规定^[18]。以姚崇、薛瑄、于成龙、陈廷敬等为代表的清官廉吏，留下了大量的规诫训约警示后代。2015年5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栏目，100期传统家规中，山西、陕西各六个，河南四个。可见，晋陕豫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崇文重教之风盛行，不仅哺育了诸多历史名人和世家望族，更为当今的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2.文旅融合。文化旅游集物质消费与精神享受于一体，为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平台。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的韩城党家村，将家规家训刻于青砖、门楣之上，从治家、报国、修身、处世、诚信、清廉等方面训诫后人，成为中国道德文化教育基地、陕西省青少年教育基地、韩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基地、韩城市家训家规教育基地等。村中祠堂、文星阁、节孝碑、走马门楼、古井等18处古建筑罗列，123座古民居四合院保存至今，文化底蕴丰厚。党家村将建筑与文化完美融合，坚持开发与保护同步，实现了文旅融合。通过挖掘和优化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内涵，提升文化价值，实现了“保护—开发—再保护”的良性循环。

3.文教结合。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承者，是民族复兴伟业的肩负者。为让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浸润成为每个家庭的日常教育，让优良家规家训润物无声地转化为家庭道德，山西省闻喜县于2012年组织编撰了裴氏文化小学教育乡土教材《裴氏人物》《裴氏故事》《裴氏诗词》，下发至县域每个学校的孩子手中；在此基础上，将十二条《裴氏家训》和十条《裴氏家戒》编辑成《硬笔字帖》和《毛笔字帖》，让学生在练习书法过程中学习传统美德。裴柏小学则结合学校教育教学实际，从2012年开始，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裴氏文化进校园”活动，并把探究、挖掘和整理裴氏家族两千年兴盛不衰的家风文化，作为开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家文化资源是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具有绵延不息的生命力。对我国古代家文化资源进行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必须深刻了解古代家族的内涵、本质以及发展演变规律，从中提取思想智慧，结合时代发展主旋律，对其进行传承创新。

三、重塑区域共同体

从地域文化视角来看，晋陕豫地域相连、生计相似、文化相近、利益相关，是高度融合、多元汇聚之地。以家文化为载体搭建思想交流平台，“通过文化赋值实现黄河流域文化的资源化，并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区域营造”^[19]，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也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

（一）再造“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现实要求

村落是民众生存发展的基本地域单元和现代化过程中家园文化的精神寄托。李培林指出，城镇化的发展导致社会边界、文化边界、经济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的出现^[20]。边界具有一定的文化建构性质，在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再到城乡中国的转变过程中，传统的较为封闭型村庄向开放型村庄转变，村庄边界逐渐多元化。以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上村为例，作为郭（虢）姓的起源地和虢国墓地的发掘地，上村拥有丰厚的家文化积淀。2020年7月，基于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上村进行了整体拆迁，变成如今的“上村佳苑”，原本的村落格局、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以家族、村落文化情感为纽带的社会认同逐步弱化。杨华指出，与南方的“血缘共同体”不同，多姓交织的“关系共同体”是北方村落共同体的重要联结方式^[21]。要重塑区域的“关系共同体”，必须首先建立“文化共同体”，重构区域文化认同，发挥家文化在社会治理层面的推动作用。

家文化的转型涉及多个方面，即家族组织结构由等级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集权性弱化，个体独立性不断增强；法律契约等成文法逐渐取代乡规民约、家规族约等民间习惯法的纲领性地位；家族共同体观念向家国情怀转变，家族伦理向新时代社会伦理变迁。以上村为代表的城中村，体现了晋陕豫乡土社会村庄边界和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局面。整体而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文化的宗法性不断减弱，而家风、家训能够链接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对于新时期社会伦理和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家风文化建设，是包括区域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二）区域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区域共同体是基于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区域关系体。晋陕豫区域伴随朝代更迭、政权更替、统一分裂格局交替不断“铰合”^[22]变化，具有统合性和关联性的特征，在自然环境、地理空间、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等方面均具有耦合性。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晋陕豫黄河流域具有黄河根脉文化的典型特征，家文化积淀丰厚，三省交流频繁。这为区域共同体重建和边界地区铆合创造了条件，成为推动区域合作共赢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家文化资源与区域共同体建设具有关联性，共同体意识对区域民众具有重要感召力。村落共同体衰落，村落边界逐渐模糊，村庄治理面临两方面困境，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基层权力内卷。重塑共同体意识，可以以家文化为纽带，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和村官服务作用。在此基础上，以新型“熟人”关系增强村民的集体认同感以及集体活动的参与感。在基层权力建设方面，重塑区域共同体能够有效改善基层治理重“痕”轻“绩”的形式主义现象。家文化可以缓解村民的现代性焦虑，有助于乡村社会、区域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家文化的推广与创新，不仅有利于村落共同体的重塑和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缔造跨村落区域共同体，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充分利用家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治理向善治转型，实现单一治理模式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一体格局转型，是重塑区域共同体意识，并推进区域治理的内在要求。

（三）重塑区域共同体的路径

区域共同体重塑的内在逻辑在于激活社会主体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实现区域社会关系的再造。实现家文化与区域共同体的再造，有下述几个路径。

1.再造家文化的符号空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就要激发乡村社区活力,建立内生机制。村落社会可以依托地缘、血亲的天然纽带，借助传统家族文化的感召力和约束力，打造独特的家文化符号标识，增强共同体的文化关联。同时，要打造村落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吸引和推动乡土内生力量的持续生成、村落凝聚力与认同感不断强化。

2.挖掘整理村规家训，打造新的“文化圈”。重塑村落共同体过程中，应当发挥家规家训、乡规民约和乡贤文化在弘扬文明新风、提升乡风文明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家规家训治家，以村规民约治村，以好家风促进村规民约落地见效，以村规民约引领好家风，涵养好民风。通过“传承良好家风、淳朴村风、文明乡风”，形成“志智双扶”的家训微治理模式^[23]。将代代相传、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融汇于新时期“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格局中去，以“德治涵养自治”，实现乡村社会的“合作式振兴、动态式振兴、因地制宜式振兴”^[24]，建立乡村文明新风尚。

3.以数字乡村建设潮流助推家文化共享共建。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乡村社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信息网络的“虚拟在场”为家文化的传播以及区域共同体的重塑提供了资源和情感的整合平台。一方面，可以通过“群”的建设实现村落共享网络空间的建设。微信、QQ等通讯软件，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社交软件，将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村民聚合在同一网络空间内，各种群聊平台的搭建实现了群体信息的共享共赏。另一方面，官方可以借助网络实现信息发布和征集。政府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交互，极大地节省了上传下达的时间。同时，通过引导群内成员发言，激发村民参与村落公共事务的管理热情，有效地维系村落共同体的团结稳定和有序发展。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下，创新“家风+基层治理”的自治模式，既是重塑村落共同体的信缘载体、精神纽带和文化依托，又是实现乡村全能社区营造，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选择。

结语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25]，并将其与社会治理、党风廉政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结合起来。在新时代，家文化应当以革故鼎新之姿态参与乡村治理，发挥其内生性资源优势。通过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发挥传统家风文化的濡化作用，有助于凝聚村落价值认同，推进乡村社会的治理提升和现代化转型，推进区域共同体再造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塑造，实现以文化振兴带动乡村振兴。这就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文化传承主体与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一致性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区域共同体的重塑受到政府、市场、民众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家文化的传承主体与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趋势下，家文化的传承主体，由个体小家庭、当地文化精英和新乡贤，拓宽到行政力量、经济力量，实现了多元主体的接洽。

二是共同体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区域共同体的构建，意在通过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打造多类型、多层次的集党建、服务、权利、利益于一身的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治理共同体是区域共同体的具体实现形态，只有依靠共同体内部的群策群力和多元组合，才能推进乡村有效治理，共画区域发展“同心圆”。

三是家文化在乡村与城市同时具有驱动效用。在强调家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家文化在凝聚城市族群、推动城市族群融合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当下，居民公约、行规行约的生成，正逐步打破城乡文化区隔，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总体而言，家文化资源利用、区域共同体重建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价值关怀高度耦合，开展上述实践是实现乡村振兴、区域复兴的现实路径，也是助推晋陕豫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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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程  苹)